特务
大将华高、胡大海之妻虔诚信佛，常常去一些寺院礼佛敬神，曾与外籍僧人有过往来，向他们学习西天教法。锦衣卫把这个情况报上去，朱元璋勃然大怒，将两家的妇女和僧人一起投入水中溺死。从这个事件中可以看出，明朝时，朱元璋用特务的手段控制大臣，达到了无孔不入的地步。随着和平时代的到来，马上夺天下的历史任务已经基本完成，马下治天下的日子已经开始。但是跟随朱元璋打仗多年的一些淮西将领中普遍滋生出一种居功自傲的态度。为了控制功臣，朱元璋运用了特务监控的手段。朱元璋并不想与自己的大臣作对，他常常从和平共处的角度出发，尽量和他们保持一种和善的君臣关系。在明朝建立的初期，朱元璋常常念及这些追随自己多年的旧臣曾在战争中立下汗马功劳，把他们一个个封官晋爵，享受富贵荣华。朱元璋还用一条既简单又有效的维护统治的传统方式，那便是与老臣们在政治上联姻，以姻缘关系来笼络政治势力、巩固统治。朱元璋的儿女很多，为了能够拉拢这些出生入死的将领，他很自然地用到了联姻这一招。他把那些大将们的女儿许配给自己的儿子，又把自己的女儿嫁给那些将领们的儿子。通过这样一个庞大的姻亲网，使得这些将领和自己结成了一个政治同盟的共同体。而对于那些战功赫赫的将领们来说，能够与皇帝攀上了亲戚自然也是好事，开国的元勋摇身一变又成了皇亲国戚，心里怎能不美。浑然不觉中，大大维护了朱元璋的统治。如果仅仅是这样，大明朝也就该风平浪静了。可是偏偏出现了一些事，不得不让朱元璋改变自己以往的看法。朱元璋在江南称吴王的时候，就曾发生过大将平章邵荣与参政赵继祖、元帅宋国兴谋反的事，虽然后来宋国兴害怕事情败露而自首，使得朱元璋从这场阴谋中侥幸逃脱出来，但是他由此对这些将领们产生了戒心。当初，邵荣、赵继祖都是跟随自己渡江的淮西老臣，在自己最危难的时刻前来投奔，竟说反就反了，叫朱元璋难以承受。虽说邵荣、赵继祖的谋反事出有因，但是毕竟人心隔肚皮，谁也不知道谁到底在想些什么。战争期间，大将经常手握重兵，且离自己很远，不易控制；现在不一样了，这些人都在自己身边，说不定哪一天又反了。朱元璋每想到这些就后背直冒冷汗，真是叫人防不胜防啊。朱元璋越是对臣下和民众不放心，就越是想知道他们的动向。于是，在他的控制下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情报网。其实这个情报网的雏形在与陈友谅争战时期就已经有了，当时的朱元璋就曾派自己的卫士去搞侦察活动，现在要用这一招来对付自己的人了。在获取情报的途径上，有时朱元璋甚至亲自出马。其中一个重要的手段就是事先不打招呼，进行突击检查。为了显示自己的高明，同时也为了告诫大臣一定要对他忠心耿耿、说老实话，朱元璋有时候特意向臣僚们提出一些质询，看他们究竟是否做到了实话实说，如果能直言无隐，便当面褒奖，如果是撒谎的话，则会面临种种不测。
曾经有一个弘文馆老学士，姓罗，名复仁，为人一向质朴节俭。朱元璋见到他常常开玩笑地叫他“老实罗”，从不直呼其名。多疑的朱元璋就是连这样一个老实巴交的人也不放过。有一天，他突然造访罗家。罗学士家住在城外的一条小巷子里，两间茅草房破旧不堪。当朱元璋走进屋子里时，罗复仁还正在梯子上粉刷墙壁呢。朱元璋这才相信原来自己身边的大臣还真有这么清贫的，随即奖励罗复仁一套大宅邸。还有一次，他杀了徐达的妻子张氏，徐达因忧惧而一病不起。朱元璋听说徐达不上早朝，是因为病倒了，他对此产生了怀疑，是不是这徐达在搞什么阴谋？他这样想。他想看个究竟，又担心别人的探察可能会愚弄欺骗，因此决定微服简从亲自走一遭。他来到徐府后，不准家丁通报，并让家丁领路，直奔徐达卧室。面对皇上的突然驾到，实在出乎徐达的意料。徐达见到皇上后，立即慌慌张张地从病床上起来准备下跪行大礼。朱元璋见徐达确实病得不轻，这才打消了心中的疑惑。仅仅靠自己一个人收集情报是远不够的，朱元璋还动用了大量的常规方法和秘密手段。监察机关原来是御史台，洪武十五年(1382年)改为都察院，长官是左右都御史，下有监察御史百十人，分掌十二道。其职权就是纠劾百司，辨明冤情，凡大臣奸邪，小人构党，作威乱政，百官贪污舞弊，学术不正和变乱祖宗制度的，都可随时举发弹劾。而都察院的官吏们无疑就成了皇上的耳目，该不该听的，该不该看的，统统收集整理，只要是对皇权不利的，就随时向皇帝报告。皇帝把他们看做是自己的鹰犬，帮助皇帝监视一切不忠的官民，是替皇帝监视官僚的衙门。监察御史可以说是最威风的一个差使了，监视各个不同的官僚机构，派到地方的有巡按、提督学校、巡监、茶马、监军等职务，大事奏裁，小事立断。都察院不仅仅针对官吏，对老百姓也同等重要。建国后，朱元璋制定了路引制度，相当于现在的护照，有了它，老百姓就可以到处走到处转；而没有它，老百姓就只能被圈在出生地动不了。要钳制百姓，仅仅这样是不够的，还要靠里甲制度。洪武十九年(1386年)，朱元璋要百姓互相“知丁”，也就是监视。一人犯法，邻里连坐；出差在外，旅馆检查。路引和里甲制度，使得每个人都得接受官府的调查、监视、密访。与此同时，一个庞大的特务机构正在建立。这个机构就是锦衣卫，它负责侦察和刑讯工作。特务组织无孔不入，对官员和百姓起到了极大的牵制作用，令人感到窒息。文官武将的所作所为，都逃不过他们的鹰眼犬鼻。对京城一些大臣的监视程度，甚至细微到了他们的家庭琐事。有一次，学士宋濂上朝，朱元璋问他在家喝酒没有，客人是谁，吃的什么菜。宋濂照实说了，朱元璋才满意地说：“对，你没有欺骗我。”说毕，拿出一张锦衣卫在监视中绘制的宴席座次图给宋濂看，结果把宋濂吓出了一身冷汗。浙江绍兴70余岁的老儒生钱宰被征到京城编书。由于年老力衰，长期精神疲倦，一天突然感慨道：“四鼓咚咚起着衣，午门朝见尚嫌迟。何时得遂田园乐，睡到人间饭熟时。”第二天，文华殿赐宴，朱元璋对钱宰说：“昨天作的好诗。可是，我何尝嫌你，‘嫌’字何不换成‘忧’字呢？”钱宰吓黄了脸，忙跪下谢罪。在一般人心目中，僧道、方士是已经忘却俗尘，万物皆空的人，是绝不可能干特务这一肮脏勾当的，朱元璋恰好利用了人们这种心理定势，利用僧道、方士的有利身份，以图达到刺探情报而又使人难以察觉的目的。山西按察副使张孟兼与朱元璋派去的钟山僧人吴印共事，张孟兼一不小心顶撞了吴印，朱元璋为此大怒，他认为顶撞了吴印就是顶撞了他，不尊敬他。所以朱元璋将张孟兼活活的打死了。
朱元璋还建立了“奴军”。“奴军”别名“铁册军”，按公侯等级赐予十多人至百十人不等，名义上是服侍、护卫各个公侯将领的，实际上就是监视这些长期不在皇帝身边的大臣。大臣的一举一动，随时随地向他报告。如此多种的特务勾当应该让朱元璋放心了吧？不，仅仅这些还不够，他还要调动一切的因素，帮他收集情报、监视臣下。在战争中，为了彼此提防，广布耳目，朱元璋收了许多义子。这些为他出生入死的义子们现在又可以为养父效力了。朱元璋把他们派到全国各地与那些将领们同坐江山，并且随时把各将领的情况报告给他。朱元璋儿时的朋友汤和应该是他的亲信了。汤和在守常州的时候，曾为一点儿小事向朱元璋请示。可是话不投机半句多，他的请示被朱元璋无情地驳回了，回到家里，汤和闷闷不乐，借酒消愁。酒醉后的他说道：“我汤某镇守在这里，就像坐在自家屋脊上，想往东倒就往东倒，想往西倒就往西倒，你能奈我何！”这酒后的胡言竟也被义子们报到了朱元璋那里。俗话讲“酒后吐真言”，可是朱元璋当时急需用人，再说汤和也没把他怎么样，所以朱元璋并没有治他的罪，不过经此一事，朱元璋开始对汤和另眼相看了。朱元璋还曾想到了“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的一招。他在朝中众臣中物色耳目，让他们互相监视，以便于自己的控制。杨宪是在朱元璋攻克南京时投奔而来的，朱元璋见他聪明机智，就让他做监视将帅的“检校”。杨宪后来与张昶结为好友，经常在一起谈诗论画。而张昶是元朝的户部尚书，后来投降朱元璋，现任参政一职。由于张昶博学多识，能力过人，经常使杨宪醋意大发，后来杨宪竟悄悄地派人跟踪他。有一次，张昶向杨宪倾诉道：“我如能回到元朝的天下，仍不失富贵。”又说：“我是元朝的旧臣，虽说人是留在这里，可是我实在思念我的故乡亲人啊。”这些话不久便传到了朱元璋的耳朵里，最后张昶被“扣了一顶帽子”杀了。通过强有力的监控手段，朱元璋基本上控制了功勋大臣们的言行举止。当朝中大臣们得知自己身边竟有如此之多的皇上耳目，没有一个不心惊胆战，如履薄冰的。杀、杀、杀
一天，朱元璋把太子朱标叫来，指着地上一条长满刺的荆棘，叫朱标拣起来。朱标看着长满刺的荆棘，不知该从何下手。朱元璋说：“这根荆条有刺，你不能拿，我削光了再给你，难道不好吗？”朱元璋用这个比喻，说出了自己实行残酷的高压政策，不仅是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也是为了他的继承者将来能稳坐皇帝的宝座。明朝建立后，一批跟随朱元璋打天下的起义将领成为公卿将相。这些权力暴发户一旦手握权柄，就权欲膨胀，希望无限的自由和绝对的特权。朱元璋大杀功臣，确实残忍，但如果不这样，大局就很难在他手中控制了。朱元璋在建国以后非常注重对权力的把握，他煞费苦心地设计了一套制度，就是将军队分交多个机构进行管理，各机构间互相牵制，任何部门都不能单独使用军队。这样便从制度上防止了个人、部门对军队的控制，使军权集中于皇帝一人手上。然后便废“三司”、废除丞相制度等等，仅仅这些他还嫌不够，他还要把身边这些大臣手中的权力重新夺回来。环境变了，形势也要相应改变，统治者的治国宁人的政策也要发生变化了。那些曾经追随朱元璋打天下的开国功臣仅有几个得以善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