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运用自己的皇帝之位，集中央大权，如此鼓吹自己的不凡，无非是想以此制造一种舆论，使得自己的打天下、做皇帝变得名正言顺，以便摆脱掉逆天而行的忤逆之徒的名声。不仅如此，朱元璋的神话除了“证明”自己是真龙天子之外，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给那些居心叵测、跃跃欲试者一个警告：我朱元璋是什么人，是神人，是真龙天子，而你们不过是一介草夫，跟我斗，也不掂量一下自己有几斤几两，与神作对的人肯定是没有好下场的，所以我在这里奉劝你们不要轻举妄动，否则休要怪我“龙颜大怒”，到时弄个粉身碎骨，满门抄斩。朱元璋一手制造了有关自己不凡出身的种种神话传说，使得人们对于他的身世有了新的理解。这种种传说与神话故事不仅有利于稳固朱家的江山社稷，更加有助于明朝的统治。那些家境贫寒、父母早亡、独自一人在外流浪的故事，对朱元璋是不利的，只能使朱元璋的威信全无，人们是不能容忍一个小叫花子当皇帝的。所以就应该避开那些不利的因素，把由此而引起的对自己的损害减小到最低的限度。作为封建时代的君主，这种做法无可厚非，可以说也只有这样，天下的百姓才会心安理得地俯首称臣。朱元璋借助神的威严和旨意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由于朱元璋成功地借助了舆论，使得自己的出身一下子高贵了许多，人们在接受了这个传说的同时，也接受了朱元璋这个皇帝。
洪武元年
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正月，朱元璋在北伐进军的一片欢呼中，称帝建国，定国号为“大明”，建元洪武。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朱元璋在铲除了陈友谅、张士诚的势力之后，乘胜追击，一举攻下了浙江、福建等地。同年十月，朱元璋又派遣汤和进攻割据浙东的方国珍，迫使他弃城投降。洪武元年(1368年)正月，朱元璋又马不停蹄地进军福州，地方军阀、元朝福建行省平章陈友定与其子共同被解送应天，后因不肯投降，被朱元璋一同斩首示众。四月，廖永忠率领大军南下进攻广东，大将杨景进攻广西，最后，二人合围靖江(今桂林)，并生擒了元平章也儿吉尼。同年七月，两广地区尽为朱元璋所得，江南地区基本全都揽入朱元璋手中。统一大业在即，朱元璋此时的声名早已威震全国了。在此之前，朱元璋按照儒士朱升提出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战略方针，卧薪尝胆，不断发展壮大自己的实力，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在经济上、军事上屡有建树，不断获得新的成绩。尽管如此，他还本着“缓称王”的策略来考虑问题，分析天下局事，他与宋政权的小明王韩林儿始终保持着形式上的君臣关系，以免树大招风，使自己成为众矢之的。论起朱元璋的封职，从枢密院同佥到江南等处行中书省平章，再到左丞相以及后来的吴国公等，皆来自小明王韩林儿册封。他也正是以此一步步地奠定起了自己雄厚的物质基础，具备了“称王”的条件。当前线的捷报不断地传到应天城时，以李善长为首的群臣们劝请朱元璋登基的活动也相应达到了高潮。现在，条件日渐成熟，朱元璋也在考虑自己称帝了。朱元璋曾经派兵去安丰救小明王，是因为小明王有可利用的价值。不过现在，小明王已经没有任何用处了，留着他，反倒成了朱元璋的一个包袱。为了能把小明王人不知鬼不觉地“拿”下，朱元璋还是颇费了些周折的。经过长时间地思考，缜密的安排，他派出手下大将廖永忠导演了一出“江中覆舟”的大戏。
从滁州到应天，必经长江，此时正是隆冬时节，寒风凛冽，浪涛汹涌，经常有人在这里翻船。朱元璋从平江前线调回了大将廖永忠，叫他去滁州把小明王接回应天，然后又私下嘱咐廖永忠：“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长江风大浪大，弄不好就会出事。你要好好体会我的一番苦心啊。”廖永忠是聪明人，当然明白朱元璋的意图。第二天，廖永忠便带领一行人马来到滁州，护卫着韩林儿及其文武官员回师应天。他们在长江的瓜步渡口处过江。廖永忠望着滔滔的江水，下令船舱下的士兵开始凿船，结果，韩林儿等一行人连人带船一齐沉入江中，淹死了。小明王一死，朱元璋了却了一桩大事，他终于可以名正言顺地登基做皇帝了。从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起，朱元璋便不用龙凤年号了。他下令恢复中原传统，将百官礼仪皆由原来尚右改为尚左，因此李善长也由过去的右丞相改为了左丞相，徐达也由左丞相改为了右丞相，其他官秩也都做了相应的改动。他还以李善长为律令总裁官，参知政事杨宪、傅王献、御史中丞刘基等人为议律官，制定法律。朱元璋认为，天下大局已定，但称帝为时过早，他对李善长等人说：“自古以来，帝王拥有天下，都是天命所归，人心所向，就是这样他还是礼让再三呢。这种大事不可仓促而行，如果真是天赐我皇权，我又何须张皇呢。”李善长心里自然明白，古代帝王都是群臣再三劝进后才登基的。于是，李善长也并没有再上劝表。不过，李善长嘴上不说，但是皇帝登基的准备工作并没有停止。在应天破土营建皇宫，他一面加紧督促，一面制定新的历法与政令。年底，新的历法和法律已经颁行实施，皇帝即位的朝服、后妃百官的朝贺礼服也都已定做完成，即位登基时的仪式经过反复演练，已经相当熟练。东风已至，万事俱备。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十二月十一日，李善长带领文武百官再上劝表，他说：“开基创业，既宏盛世之舆图。应天顺人，宜正大君之宝位。”朱元璋故作自谦地说：“我乃功德浅薄，还不足以担当造福天下万民的皇帝重任。”李善长率领群臣跪地叩头，朱元璋仍是不答应。第二天，李善长率领百官再次劝进，他说：“主上谦让的品德，上感神明，下感天下之百姓，名德早已传遍四方。愿主上为天下人着想，尽早登基做帝，救万民于水火之中，请主公答应群臣的请求吧。”说着又跪下来了，文武百官也一同跪了下来。朱元璋无奈，只好答应下来：“诸位爱卿，屡请不已，看来我只好勉从舆情了。但此事非同小可，切不可草率行事，望诸位斟酌仪礼而行啊。”群臣叩头谢恩领旨。至正二十八年(1368年)正月初四，风和日丽，万里无云，一派吉庆祥和的景象。从南郊一直到新盖的宫殿，早已打扫得干干净净，大道两旁插满了旌旗，就等着皇帝的到来了。正午时分，朱元璋在文武大臣的簇拥下来到南郊城下，先行部队是由身材高大、健壮魁伟的士兵组成仪仗队，甚是威风。登基仪式正式开始，祭祀活动分为以下三个步骤：第一个步骤，祭天神。礼仪官在祭坛上燔烧木柴，然后将玉和猪、牛、羊三种牲畜共同置于火上烧烤，迷漫于天空中的气味，让天神享用。第二个步骤，宣读祭文，然后，朱元璋率领百官饮祭酒，吃祭肉，此为饮福、受胙的象征。最后，再把祭坛上的大火烧得更旺，此为送天神。第三个步骤，祭地神，典礼司仪将玉帛埋于地下，然后由朱元璋带头，群臣紧跟其后跪在地上，拜敬地神。拜谢天地众神之后，朱元璋这才换上了绘有日、月、山、龙图案的衮服，头戴平顶冠冕，祭坛的正南面，正式登基即位了。
接着，丞相李善长率领文武百官们连呼万岁，向北跪拜行礼。这才结束了整个登基仪式。此时的朱元璋不禁遥想当年，儿时跟着一群小伙伴玩做皇帝游戏的情景了，如今梦想真的变成了现实。望着群臣的叩首拜贺，他感慨万千：想不到昔日的放牛娃，到处讨饭的穷和尚，竟然真的做了至高无上的皇上。唉，真是“王侯将相宁有种”啊。典礼完毕后，朱元璋率领文武百官到太庙追尊四代祖先。朱元璋手捧玉宝(印玺)、玉册(追封册文)，宣读追封高祖朱百六为德祖玄皇帝，妻胡氏为玄皇后；曾祖朱九四为懿祖恒皇帝，妻侯氏为恒皇后；祖父朱初一为熙祖裕皇帝，妻王氏为裕皇后；父朱五四为仁祖纯皇帝，妻陈氏为纯皇后。最后，朱元璋回到新建成的奉天殿，正式接受百官的朝拜。李善长又代表皇帝册封马氏为皇后，长子朱标为太子。朱元璋宣布定都应天，国号改为大明，改元洪武。定国号为大明，并不是随随便便的，而是有充分的理论依据的。“大明”一词出自《大阿弥陀经》中的一段经文：佛言：阿弥陀佛光明明丽快甚，绝殊无极，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而为诸佛光明之王，故号无量寿佛，亦号无量光佛……超日月光佛。其光明所照，无央数天下，幽冥之处皆常大明。“诸佛光明之王”指的就是阿弥陀佛，“弥陀出世”指的自然是白莲教徒韩山童所倡导的“明王出世”。朱元璋年轻时当过和尚，他从经文上就已撷取“大明”二字深刻的意义了。经历了元末大动荡后，一个新的王朝建立起来了。这意味着一个新的光明的世界即将到来，从朱元璋个人的角度来说，“大明”二字正是对他出身佛门的一个最好的纪念性标志。
乱用武、治用文
朱元璋建立明朝以后，为了实现从“马上打天下”到“下马治天下”的转变，他开始重用文人。朱元璋拒绝武夫们做官治天下的要求，他说：“世乱则用武，世治宜用文。”明朝建立之初，朱元璋十分注重汲取各个历史朝代的治国成功之道。他常常把汉、唐时期治国良策借来一用。汉朝时期，他最为欣赏的就是陆贾所提出的“马上打天下，下马治天下”这条治国真理。原淮西红巾军部队的一些武将认为大明的江山社稷是他们打下来的，理应由他们来充任各级官员，与皇帝分享天下，这本无可厚非。可是朱元璋想到这些人原本是小农或地主阶级出身，由于自身知识有限和局限性，往往就会导致他们一旦事有所成，就会贪图安逸，躺在功劳簿上追求功名利禄。所以说只凭这些人是治理不好国家的，正如“马上打天下，下马治天下”的道理，如果两军相战，只有武夫才能抵挡得住，儒生将一无是用；而要说到朝廷内政的治理，武夫们就派不上用场了，这时就需要儒生来治理了。看来朱元璋还是相当精明的，他能透彻地分析出文臣武将作用的条件性、阶段性。无论哪个朝代，治政之道都在于一个正确的治国方针、正确的指导方向。而这些方针、政策的提出又是来自于哪里呢？方针和政策都是由人来制定的，所以说关键还是在于人才的选拔与管理。小到一个国地区，大到一个民族，一批优秀杰出的人才，会使百姓安居乐业，国家强盛，经济发展，这对于明朝初期的朱元璋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西域还未收复，蒙古还未统一，辽东也未归附，这都是亟须解决的问题，然而没有一个良好稳定的基础，又怎能实现这些目标呢？所以说，朱元璋已经清楚地认识到，现在当务之急就是要招揽人才，壮大自身实力。朱元璋在吸收人才和重用人才方面，一直向汉高祖刘邦、唐太宗李世民学习。
首先，朱元璋对于那些前来投靠他的人才，从不求全责备，对他们采取用人不疑的方针，充分做到物尽其用，人尽其才，使他们的才能得以充分发挥。早在攻下应天城之时，朱元璋就曾表示：如果将来可以建国称帝的话，一定要选取一些有真才实学的人来做官。朱元璋是这么说的，同时也是这么做的。他非常注重到处搜罗能人，挖掘人才，对于那些非常有才能的学者志士、民间俊杰，朱元璋常常是亲自下诏或者亲自登门拜访。比如，谋士刘基就是在朱元璋的三番五次的求见之下才出山的。朱元璋曾感慨地说：“刘备不过三请诸葛亮，而我朱元璋竟然请了四次才得此贤才……”不过事实证明，朱元璋四请刘基并不是徒劳无益的。相反，要不是有刘基这样文武兼备的王佐之才，朱元璋是打不下大明的江山社稷的。称吴王后，朱元璋也曾对侍臣们说过，现在元朝的江山已经让我打下了三分之二，如果能够得到一批能真正帮助我治理内政的贤能之士，辅佐本王治理天下，让我有充沛的精力整治朝政，大家群策群力，尽心做事，改革政治体制上的弊端，安抚百姓，稳固发展，重视生产，那我一定能够统一天下。俗话说“国无仁贤，则国空虚”，朱元璋认为，不管是手下的败将，还是无名的小卒，只要是人才都一律重用。因此，他每打一仗，每攻一城，都要求将领们时时刻刻留意当地的名儒雅士，并且注意保护手下所俘的敌方将领。确有能力者，他非但不杀，而且还要为其开脱，加以任用。在建立明王朝，登基做帝之后，朱元璋的这种渴望就更加强烈了。一次在总结历代政治得失时，朱元璋对大臣们说，记得尧、舜曾向四周的部落征寻人才，当他得到这些人才，重用之后，他的国家立即就兴盛强大了；而与之相反的是，殷纣王昏庸无能，不重用良臣比干、箕子和微子，反而把他们一个个弄得家破人亡，正是由于他失去了贤才的辅佐，才使得国家灭亡。再看周朝，由于周武王重用了周公、姜尚等人，使得周朝历经几百年都不衰。可见一个良才，一批贤才对于一个国家的重要性。其次，为了更广泛地招揽人才，明朝建立以后，朱元璋曾恢复科举制度，开科取士。通过考试，从天下的读书人中选取优秀之才，授予官职，让他们为朝廷效力。对于那些散落在民间的名儒，朱元璋也非常重视。他认为，既然自己是天下人的君主，理当让天下所有的士子来扶持自己，为大明效力。再次，朱元璋非常重视选贤任能。朱元璋治理国家，讲究精勤于政。然而这种勤政的极端表现在于对权力的支配，朱元璋特别崇尚这种权力的绝对性，也许担心别人管理不好国家，也许怕身边的大臣滥用职权，总之是不可轻易放权。然而，一个人的精力毕竟有限，对于管理一个国家而言，不可能事必躬亲。所以对于勤政的渴求自然地就转化为对于选贤任能的一种渴望。朱元璋从元朝对文人的态度中吸取教训，重视选贤任能，鼓励儒生积极投靠。同多数的开国君王一样，朱元璋非常注重总结前朝的失败教训，并常常以此为鉴来教育臣下和后代。朱元璋认为，元朝初期的政治还是相对开明的，尽管他们对汉人抱有歧视心态，但并没有后期那样严重。虽然蒙族的官员们对于汉人做官竭力反对，但忽必烈及后代几位君王看重汉人忠心为国，尽心辅佐皇帝，所以力排众议，坚持任用汉族的官员。使得元朝初期，汉、蒙两族能和平共处，还没有发展到互不相容的地步。由于对汉人中贤能之才的任用，也使得元朝初期建设有比较大的成效。可是到了后来，由于蒙古贵族内部争权夺利，结党营私，对汉人尤其是儒生们都表现出强烈排斥的心理和行为，因而使得这些儒生们纷纷隐居起来。朱元璋为了巩固统治地位，急需儒生志士的辅佐。可是由于受到元朝长期轻儒的影响，这些儒生们都变得非常谨慎，淡泊名利也好，不愿为明朝出力也罢，总之，都不愿出来做官。对于急需人才的朱元璋来说，只得下了一道旨意，逼迫那些终日隐居的儒士出来做官，圣旨的大概意思是：既然你不愿接受明朝的官职，那你就有谋反的嫌疑，就要被处死。可见朱元璋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