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宜春，向初次来访的客人介绍这座城市的文化底蕴时，一定会说去看鼓楼。这是因为，鼓楼自它建成的那天起，就一直是这座千年古城的象征。
鼓楼又叫谯楼，是五代十国时期留下来的国宝级建筑，过去是袁州府署的一部分，也是古城西大门的门楼。城门矗立在古城内外交通的必经之地，威严高耸，蔚为壮观。在大多数人的脑海里，谯楼的形象是战争，是防御，是保境安民和生死存亡的一种苦挣。但是当我见到它时，历史已经翻开了新的一页，眼前只有这座高高的谯楼。谯楼外观雄伟、大方、古朴，楼基高耸，城墙的厚度大于高度，稳固如山，南北两端均有观天台，用于观天象、报时辰、察火患，人们无论是站在原地仰视，抑或是前后相望，都会有一种由小到大，由近及远的透视效果。
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对谯楼并不陌生，以至于就像对待一件穿旧了的衣服一样习以为常，许多人甚至忘记了它的存在。据说在旧时每逢节日庆典，地方官员们都会敲响楼上的大鼓，以祈求地域风调雨顺、祈祷百姓幸福安康。然而每当我陪同客人走过时，这熟悉的谯楼都会让我猛然心颤，且这种感觉随着岁月的推移和我对它的熟悉了解愈发强烈。千百年来，这座谯楼栉风沐雨，就像一位阅尽沧桑的历史老人，身上镌刻着那远古年代挥之不去的记忆。而从这些记忆中所折射出来的人文精神，就像这座高高的谯楼在城中矗立千年。
公元944年，时任袁州刺史的刘仁瞻动议修建了谯楼。他治军严明，将士听命，后因治袁有功，被朝廷调任安徽寿州节度使。至今人们还流传着他在寿州尽忠守节的故事。当年周世宗征讨南唐，寿州久攻不克，城内军粮已尽，各路援军受阻，城里的守军已是强弩之末，不少人生出了降敌之心。守将刘仁瞻的儿子刘崇也在其中，他偷跑出城被抓回来后，刘仁瞻立即宣布就地正法，并将首级巡视全军，将士们无不痛哭流涕，纷纷表示愿同心死义。后来寿州城破，许多将士自刭殉国，刘仁瞻誓死不降，大骂周军。其死后被追赠为彭城郡王，数万后周将士、城内居民肃立于他的灵柩前，整个寿州默然无声，为这位忠贞刚烈的英雄送行。
这位袁州谯楼的建造者明知无力战胜敌人，却视死如归，大义灭亲，誓与守城共存亡，其行其义，实在是忠烈可嘉。刘仁瞻虽然不敌身死，但他却用他的壮举践行着谯楼的人文精神，用他的忠贞传承着中华民族的美德，用他的忠魂向世人昭示着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前不久我看到一个资料介绍说，在清朝鸦片战争时期英军所攻占的城池中，所有的县令都无一例外为国捐躯，与守城共存亡，看到这里，我的眼前又浮现出了刘仁瞻坚守生命信念、尽忠守节的忠烈形象。
到了南宋嘉定年间，时任袁州知府的滕强恕，是名门之后，浙江金华人。有关的资料介绍说，滕家在当地可是一个了不起的望族，父子十代连举九榜同登进士，连续十几代人都先后在朝廷为官，流传着许多勤政清廉、爱民如子的佳话。据说这个家族世代兴旺的奥秘，就在于他们族中始终传承着一种上进和谐的精神。
说滕强恕，可能知道他的人不会太多，然而说到宋代大文豪范仲淹的《岳阳楼记》，知道的就大有人在了。《岳阳楼记》里的主人公滕子京就是滕强恕的祖上。滕子京是范仲淹的老朋友，两人同年中进士。滕子京到岳阳后，不计个人荣辱得失，以国事为重，勤政为民，他在岳阳三年，承前制，重修岳阳楼；崇教化，兴建岳州学宫；治水患，拟筑偃虹堤。三年治政，成就了三件大事。因为有滕子京重修岳阳楼，修书求记范仲淹，我们今天才读到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千古名句。从这个意义上说，滕强恕是这种精神的忠实践行者。宜春县志介绍滕强恕在位期间“节用爱民，修桥梁，立储仓，无一毫取过于民”，他“稍新谯楼”并置铜壶、夜天池、日天池、平壶、万水壶、水海、影表、定南针、添水桶、更筹、铁板、鼓角，设阴阳生轮值，候筹报时，建成集测时、守时、授时三大功能为一体的天文台，其规模、规格、功能在当时中华大地的地方天文台中最具代表性，安放在台上的天文设备组成了一整套全天候完整的天文钟系统，其科技水平在当时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以至于在后来漫长的历史中，从朝廷到地方的时间工作台，都一直沿用着袁州古天文台的测时、守时、授时模式。上世纪90年代初，我们江西省政府还邀请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南京大学天文系、北京天文馆、南京紫金山天文台、清华大学建筑系等单位的二十多位中国天文学界和建筑学界的知名专家、教授一起将此作为一个重点课题进行研究。大家一致认为，袁州谯楼是中国现存最早的集测时、守时、授时于一体的专门从事时间工作的地方天文台。它比现存于乌兹别克斯坦境内的贴木儿帝国时期建造的天文台要早两个世纪，比位于河南登封的观象台还要早五十多年。
到了明朝的嘉靖年间，一场大火几乎将袁州天文台烧毁殆尽。当时的袁州知府，也就是后来宁波著名藏书楼天一阁的主人范钦，在和同知张泽、通判林日昭商议重修这座谯楼时，充分吸取谯楼失火的惨痛教训，非常注重防火体系建造。可以说，袁州谯楼的这场大火，为他后来在老家建造天一阁提供了警醒和借鉴。前些年范钦后人及其研究者曾专程从宁波来我们宜春访问，他们实地考察后说袁州谯楼与天一阁在防火体系上有许多相似之处。
据说范钦在多地为官，每到一处他都广搜典籍，刻意收集当地公私刻本、经史百家之书，对一些无法购置的书籍就不惜雇人抄录。当他在得罪了当朝的严嵩父子，仕途受阻后更是爱书如命，他把从各地搜集到的书籍全部寄回宁波老家并专门修建了藏学楼。为了给新建的书楼取个寓意“永久保存古籍”的好名字，他受袁州谯楼火灾的警示，并借《易经》“天一生水，地六成之”的话，把藏书楼定名为“天一阁”，取以水制火之义。如今在我们秀江路上还有叫“天一宾馆”、“天一餐厅”的，每次看到这些招牌时我就会想，店主人取这个名字可能也有范钦这层意思，以水制火。
说到誉满全国的天一阁，范钦为了保护自己一生苦心搜集的藏书，采取了非常严格的措施，为后辈制订了如“书不出阁、代不分书”等许多严格的阁禁。当代著名学者余秋雨在他的《风雨天一阁》中讲述了一个令人读后酸楚的故事。嘉庆年间，宁波知府丘铁卿内侄女钱绣芸，酷爱诗书，听到宁波天一阁有数万卷藏书，欣喜之余，为求得有登阁读书的机会，请人为媒嫁与范氏后裔为妻。婚后，钱绣芸对丈夫提出要上天一阁看书时，竟被他以“书不出阁、女不上楼”的家规拒之楼下，钱绣芸由此郁郁不乐，含恨而终。有一年我去天一阁考察时再次听到了这个凄美动人的故事，在抬头仰望那栋藏书楼时，与我对接的仿佛就是钱绣芸那忧郁哀怨的目光。
作为一位藏书家，范钦毫无疑问是成功的。他把仕途受阻后对官场建功的热情转移到藏书事业中，他希望以藏书来建树自己的功名，成就自己的事业。在我国蔚为大观的传统文化中，以天一阁为代表的藏书文化犹如一颗明珠，璀璨耀眼。
走近这座高高的谯楼，往事不觉托举心头，这个千年古城的象征，总是带给我们以思考。自公元944年刘仁瞻主持修建谯楼至今的一千多年间，谯楼几经兴废，数次修缮，其间虽也曾或毁于火灾，或被战争所破坏，但却一直作为袁州古城的地标在城中矗立。它在向人们诉说着那些美丽、动听故事的同时，还在自觉不自觉地传承着积极进取的传统文化和价值取向，促进中华民族人文精神的形成。刘仁瞻的“尽忠守节”、滕强恕的“节用爱民”和范钦的“代不分书”，就体现出这样一种人文精神。传统文化推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价值取向，倡导以天下为己任，以修齐治平的人生理想来自我约束、自我激励和自我塑造。而当这种积极的人生理想与价值目标受到挫折而无法实现时，他们继而转向另一种思想去寻找寄托，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范钦仕途受阻，转而藏书并取得了巨大成功就是这个精神内核的成功案例。我们的传统文化主张强烈的责任意识，一方面以天下为己任，另一方面强调内在修养，即人格和道德的自我完善。这种思想认识上的互补和进退自如的人生哲学，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维持人们的身心平衡，体现了人生进展的有张有弛、张弛相融。“君子以自强不息”，这样一种主张积极进取、奋发向上的人生态度和价值观念既是历史上许多仁人志士的精神支柱，也是我们现在和将来所需要的精神力量。每次到鼓楼广场，看到的不仅仅是这座高高的谯楼，在我的眼中，它的一砖一瓦还充满了传统文化的人生哲学和价值取向。正因为有了这座谯楼的存在，千年古城才积淀起了一份厚重的文化底蕴。
在文化沟通便捷的今天，这座谯楼的主要意义已不再是击鼓授时、祈求安康了，而其作为传统文化博大精深的一种象征还有待于进一步整理与保护。由此我想到了我们对古建筑的保护，如果只是仅仅局限于这些砖头瓦片的保护，而没有很好地挖掘与阐发其赋予的内涵，则很难发挥其传承、研究等历史价值，激发人们思考奋进，激励人们积极面对人生、面对社会，也很难使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成为新时代鼓舞人民前行的精神力量。据说在二战时，英国首相丘吉尔曾说过“宁愿失去一个印度，也不愿失去一个莎士比亚”的话。我想他之所以说这样的话是因为他清醒地看到了文化化人的重要意义，因为在英国成为帝国的过程中，莎士比亚的作品极大地提升了整个民族的人文精神。当然，对当时的英国来说同等重要的还应包括牛顿的力学定律和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前者拉开了英国工业革命的序幕，后者确立了它的经济新秩序。前些年我在随团访问巴黎时根据接待方的安排参观安葬了几十位思想家、作家、艺术家和科学家的法国先贤祠，正门上镌刻着“献给伟人，祖国感谢他们”一行字，开始时我们一行人对此都不是十分在意，听过介绍后我们懂了。这是因为，在法国人的心目中这座先贤祠是他们思想与精神的圣地，他们认为是长眠在这里的这些伟人成就了法国精神和文化。丘吉尔说他愿意用一个印度换莎士比亚，实际上就是在强调文化的重要性。
走过这座高高的谯楼，蓦然回首，使人深切地感受到我们那历经千年发展的传统文化，感受到传统文化被整个民族认同所具有的穿透力和生命力，感受到从中所体现出来的一种人文精神。这种精神，实际上就是一种人格的完善，美学的纯粹，是一种我们可望又可即的精神境界。人们一旦进入了这种境界，当自强不息，奋发有为，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人间因此英雄辈出，历史因此篇章辉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