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汉代以来在苏州两千多年的历史上，有很多名垂青史的太守和知府，但多数是因为他们或诗词或歌赋有建树，真正以治理苏州成绩斐然而留名的，在我看到的资料中只有况钟一人。他任苏州知府期间除奸革弊、勤政廉政，堪称一代廉臣。数百年来，他的流风余韵在让人们长久景仰的同时，也给人们留下了不尽的思索。
后来我知道这位廉臣是我们靖安高湖人，知道了他在苏州三次离任三次被留任的故事。他在苏州为官十三年，替当地老百姓办了不少好事实事，最后积劳成疾病逝在任上。再后来我又看到了以况钟为主人公的昆曲《十五贯》。剧中那委婉动人的唱腔，引人入胜的表演，使得我们这位乡贤严惩贪吏、扶助良善的形象在心目中愈发鲜活起来。时至今日，依然被它的艺术魅力所感染。
昆曲是一门古老剧种，代表了我国古典戏曲艺术曾经达到的最高艺术成就和品位。它那细腻的音乐线条，悠远的精美乐章，让人有一种穿越时空隧道，走近古老文明的深切感受。后来兴起的任何一个戏曲剧种，包括被称为国粹的京剧无不以它为宗。文学史介绍说，我们中华民族在艺术文化充分成熟之后曾经有过几种群体性的痴迷现象：一是诗歌，二是书法，再就是昆曲了。诗歌和书法的群体痴迷现象虽然兴盛，但不会出现万人空巷的场面，而昆曲却做到了，因为它优雅、从容与高贵。它圆润柔媚的唱腔，悠扬徐缓的笛声，给人们留下一种淡定从容和清雅婉丽的美，是当之无愧的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就像希腊人有悲剧，意大利人有歌剧，俄国人有芭蕾一样，中国诞生并成熟了昆曲。为了纪念况钟这位声誉卓著，将毕生精力、智慧和汗水播撒在苏州大地上的知府，苏州人在用传统形式祭祀的同时，还用这种代表着最高艺术成就的昆曲来颂扬他。剧本被译成了多国文字，这位品德高尚、操守稳健、智慧不凡的清官廉吏伴随着沉稳、浑厚而又悠扬的长笛余韵留在了人们心中，走向了世界。
《十五贯》的剧情并不复杂，说的是赌棍娄阿鼠因偷盗十五贯钱而杀死肉店主人尤葫芦，无锡知县主观臆断尤的继女和同路人是凶手。时任苏州知府的况钟在复查这起案件时发觉罪证不足，决意微服私访，为民请命，伸张正义，最终案情大白。全剧紧凑有趣，雅俗共赏。在剧中，艺术家们通过对人物性格塑造，将广大观众的思考和人物命运紧紧地交织在一起，传递出一种对济世安邦的政治理想的追求，对民本意识的坚守以及对腐败政治和无序社会痛恨的传统人文精神。
我们现在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而当时的苏州却被认为是明朝最难治理的一个地方，豪强污吏相互勾结，百姓赋税繁重，生活困苦，流离失所。况钟刚到苏州知府任上的时候，当地经济极度萧条，百废待兴。当时他面临着三种抉择：一是以保官为先，吟诗把酒逛花楼，做一个圆滑世故的官员；二是辞官归家，安守田园，免得“为五斗米折腰”；再就是身在朝堂，君子本色不改，殚精竭虑为苍生谋福利。他选择了后者。是植根于儒家文化的忧患意识和社会责任浸透了他的心灵，还是踌躇满志的况钟一时冲动，答案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已经不重要了，因为况钟已经把他的音容笑貌和身影深深地印在了苏州大地上。
出身贫寒的况钟，自幼就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信念内化于心，建功立业的价值观念更被他视为人生最大的追求。到任后他从整肃吏治、端正风气着手，清理冤狱，惩恶扬善。资料显示，况钟到苏州后，当地的官吏态度傲慢，巧言惑众，很看不起他。况钟佯装不懂，暗中访贤士、查隐情，把豪绅滑吏相互勾结之事摸清楚后即对不法官吏予以坚决打击，民众拍手称快。他上任伊始就排了一个工作日程表，每天勘问一个县的案情，周而复始，从不间断。几个月下来，经他审理过的案子无论大小，据说能基本做到百姓不叫冤枉，土豪不敢再为非作歹。他在任苏州知府期间敢于担当，开展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改革，其中他积极推行的赋役制度改革，在抑制豪强兼并和均平民众赋役、扩大货币流通领域、削弱人身依附关系、促进商品经济发展等方面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在一定程度上催化了资本主义经济萌芽。他这项行之有效的改革，为后来张居正实施著名的“一条鞭法”提供了样板。晚于况钟一百多年的张居正是明朝内阁首辅，针对明朝积弊，张居正在朝廷上下极力推行“一条鞭法”，从一定意义上总结推广了况钟当年治理苏州时的经验。今天，我们以一种历史的视野来看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改革，毋庸置疑，它在我国赋税制度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里程碑意义，而作为此项改革的先驱，况钟当之无愧。怪不得许多国外汉学家都把况钟列入改革家的行列，评价他是“干练的行政官和财政专家”。显然，这样的评价比仅仅从他个人的品德来评价更能体现况钟治苏的历史功绩。况钟在苏州还做过一件有影响的事，就是清理漕运。所谓“漕运”，是通过京杭大运河把江南生产的粮食运到京城，除食用外，当时朝廷官员薪俸和士兵供给也主要是靠这些粮食，因而又叫漕粮，这是历史上一项非常重要的经济制度。当时京杭大运河是朝廷的交通命脉，而恰恰那时漕运管理状况十分混乱，民众负担十分沉重，漕运能否及时畅通事关朝廷大局。经过认真考察，况钟提出的应对方案使整个漕运很快进入了规范管理，由乱变治。此外，他还做了兴修水利、兴办学校、推荐贤才等造福一方的好事，况钟以其精敏干练的作风革除了当地时弊，促进了苏州社会经济向好发展。
况钟所处的时代，东西方文化开始交流和融合。出现在意大利的文艺复兴使欧洲社会呈现出空前繁荣的景象，而此时明朝的传统工商业经济也得到了发展，包括资本主义在内的新的经济因素已开始萌芽。况钟因势利导，顺势而为。苏州府在他的治理下井井有条，不仅粮食丰收，丝、棉等手工业也日益兴旺，进而带动了周边一些小城镇的逐步形成，促成了江南地区经济的繁荣发达。当时苏州所创造的财富总量远远超过了周边州府的规模，成为明朝经济最活跃、商业最繁华的经济文化大都会。在此期间，有一种最能体现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和富庶程度的私家园林建筑悄然兴起，遍布苏州古城内外。当今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苏州园林中，即有那个年代建造的。这些园林设计精巧别致且文化内涵丰富，曲径通幽，给人一种温婉与宁静的感觉，成为今天苏州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靓丽名片。
况钟在众多文艺作品中的艺术形象，代表着一种清廉正直的道德力量，体现了我国古代社会中清官惩恶扬善的人格智慧和精神品质，具有不朽的艺术魅力。在明朝官场上先后有两位赣人很有名，一位是况钟，另一位是严嵩。况钟出身贫寒，虽然做官多年却没有添置过田产，死后财产也仅是书籍薄产而已。严嵩同样出生于寒士家庭，幼时聪慧，为官权倾一时，在被朝廷抄家时仅黄金就抄出3万多两。况钟、严嵩两人虽然都在朝为官，而形象却截然相反，一个清廉一生，流芳百世；一个享尽富贵，却令人不齿。两人一清一浊，一正一反。古往今来，历史上许多有作为的官员都是以关心百姓疾苦为己任，从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到郑板桥的“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从杜甫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到于谦的“但愿苍生皆饱暖，不辞辛苦出山林”，都充分体现出一种强烈的民本思想和务实精神。他们或恪尽职守，廉俭自律；或敢于直谏，不计名利。虽然政绩各有不同，但他们的胸襟抱负、济世情怀和积极的人生态度都得到了老百姓的认可与褒奖。作为一个正直清廉的封建官吏，况钟力图兴利除弊，力求百姓安居乐业，被老百姓称颂为“清官”。所以每当他任满离开苏州时，百姓都自发地攀辕卧辙。况钟病重期间，当地百姓为他祈祷，去世之日郡民罢市如哭私亲，灵柩归葬时苏州城里万人空巷，长歌当哭，百里相送。况钟身后，苏州的府县都先后建祠祭祀。
况钟不仅勤政爱民，而且生活俭朴，廉洁无私，不敛财、不聚财。那个时代的地方官进京朝见势宦权贵，都要带上当地的珍宝和特产，而况钟却是两袖清风。他的下属念及他一贯清廉，主动替他准备好土特产进京，况钟知道以后赋诗相拒，“检点行囊一担轻，长安望去几多程”，“两袖清风去朝天，不带江南一寸绵”。这里所说的“绵”是“丝绵”，苏州是丝绸之乡，绫罗绸缎和各色绢纱在当时的市场上随处可见。这里还有一种叫“云锦”的纺织品，绚丽多姿，灿若云霞，用于制作衣物极其高贵，是京城皇亲贵族喜欢的奢侈品。然而贵为知府的况钟却是一担行李，两袖清风进京城，这是一种何等的清廉与正气啊！寥寥数语，一股渗透于况钟性情、弥漫于他眉宇的凛然正气跃然纸上，令人肃然起敬。
况钟的后人全部在老家耕读为生。他坚守“非财不可取，勤俭用不竭”的信念，身后没有给儿孙留下什么物质财富，这些在今天一些人看来似乎都蕴含着一缕凄怆。他曾以一首《勉子侄诗》来表明心迹：“存心立品贵无差，子孝臣忠两尽嘉，惟有一经堪裕后，任贻多宝总虚花”。这首诗通俗易懂，言辞恳切，引起不少人的共鸣。晚清民族英雄林则徐也有一句类似的名言：“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则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增其过”。给子孙留什么，的确是一门学问。“播下龙种，收获的却是跳蚤”。那种对一餐饭、一杯茶的美感陶醉，对一炉香、一块玉的摩挲把玩，对内心欲念不屑于节制的逸乐，以及对自己弱点与缺陷的宽容等等，值得天下为父母者深思。爱子之心人皆有之，殊不知，把简朴、简单、简洁乃至简陋当作一种生活方式与生活态度，让儿孙拥有一种自立自强的精神和能力最重要，“造财不如造才”、“留钱莫若留贤”。人们常说性格决定命运，这是因为一个人的性格会决定他对事物的不同态度，从一定意义上说，遇到问题时谦虚的人会选择谨慎，冲动的人会选择感情，聪明的人会选择长远，不同性格的人处理问题往往会得出不同的结果，从而产生出不同的人生境遇，或精彩，或浪漫，或沮丧……
生活中，人们往往会用浩如烟海来形容史料的繁杂，用往事如烟来感叹岁月的流逝，然而并非所有历史往事都会如此轻易地如烟消散。大音希声，大象无形。一代廉臣况钟的流风余韵就像昆曲中的胡笳长笛，既轻又柔且余音绕梁，不绝于耳，那似远似近的悠扬笛声伴随着时光的流淌，久久温暖和滋润着人们的心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