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宋应星的著作中，最著名的莫过于《天工开物》了。19世纪30年代法国有个叫儒莲的学者，将中国的蚕桑技术翻译介绍后在整个欧洲引起了轰动。这部译著所引用的核心资料，就源自被著名生物学家达尔文称为权威性著作的《天工开物》，儒莲也由此奠定了他本人在西方汉学界的权威地位。
宋应星是明朝末年奉新牌楼村人。其曾祖宋景通过科举考试成为明代中期的重要阁臣，死后被朝廷追赠为太子少保、吏部尚书、诰封资政大夫。宋景的父亲与祖父也一并被追封为尚书。于是，村头矗立起了一座巍峨的“三代尚书第”牌坊，据说牌楼村由此而名，极尽哀荣。这里地势较为平坦，清澈透底的潦河水经此往东北方向汇至鄱阳湖再注入长江，是个典型的江南鱼米之乡。因为奉新盛产毛竹，当地许多农民都有一手从祖上传下来的造纸技术。早些年我到宋应星的故居考察时，还看到村庄周围有许多废弃的纸坊、酒坊和榨油坊，工艺流程和生产工具与《天工开物》所记载的几乎一样。
宋家到了宋应星这一辈已是家道中落。曾祖宋景的成功范例，对宋应星一直是一种巨大的鼓励。父亲让他发愤读书，希望他今后像宋景那样得科联第，身居显宦。他自己也立下鸿鹄大志，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希望通过科举入仕实现其抱负，为国家效力，亦使家道中兴。科举是隋朝之后的封建王朝通过考试选拔官吏的一种制度，到了明朝这种制度日臻完备，考试等级更为严格，院试、乡试、会试与殿试，必须按部就班，不允许越级。而在这些一级一级的考试中，会试最为紧要，凡中举的人一般都会参加，以求得最高的科举功名。宋应星亦不例外，求取科举功名，走宋景的路，就是他这一代人希望实现的人生价值和最高追求目标。那时的宋应星意气风发，踌躇满志，就像爬上一架伸向云端的阶梯，义无反顾地在科举路上坚韧前行，奋发向上。
我看到一个资料介绍说，宋应星第一次告别家人，踏上前往京师会试的万里征程时已经年近三十了。他头年秋天即上路进京赶考，今天我们搭航班只需要两个小时的路程在他那个年代却走了五个多月，待他到京已是次年二月的会试之期，连春节都是在赶考途中度过的。宋应星进京走的是水路，从家乡奉新出发，路径南昌乘船入鄱阳湖至九江的湖口，转船沿长江顺流东行至金陵、扬州，沿运河北上京城，这在当时来说是一条花费少、省时间的路线，之后的几次赶考，他走的基本也是这条路线。且沿途许多州府又是当时工农业生产最发达的地方，这为后来他的著述客观地提供了一次次实地考察的机会。但水路船行颠簸，尤其是鄱阳湖及长江水面上的风浪反复无常，旅途劳顿不说，还有不少危险。我们今天在宋应星《天工开物》的相关章节中读到的他对航运技术生动而精彩的描述，我想大概就是当年作者在历次乘船进京时，看到的船上水手运用娴熟技术搏击风浪时的情景。自幼爱好游历的宋应星，沿长江顺流而下，结交朋友，欣赏风光，大开眼界。过去在舆图上看到的古都南京、富甲天下的扬州，波光潋滟的瘦西湖以及那“二十四桥明月夜”，令他流连忘返，身临其境的欣喜之情溢于言表。沿大运河北上，古老的河面上千帆竞发，百舸争流。到了齐鲁大地，展现在宋应星眼前的则又是一番风景了，观泰山日出壮丽，看黄河巨浪滔天。之后，体会燕赵雄风，感受津门沧桑……北方的粗犷与豪放，让正在走往京师考场的他热血沸腾。如今我们都还能想象得到当年他身背行囊，头顶葛巾站在赶考船头回望家乡，憧憬衣锦还乡的那一刻，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仿佛已是身披大红花，打马御街前，胸中该是何等的豪情万丈！
但此时的学政腐败不堪，弊端丛生，科场作弊已经成为普遍的社会现象。宋应星初次会试，就遇到主考官串通下属及考生舞弊，当然他无法及第。更令人遗憾的是，像他这样饱读诗书、博学多才且又胸怀大志的人竟然是六次进京会试而不第。这是让宋应星始料不及，扼腕长叹的。残酷的现实使他最后没有再参加会试了，但做大事的志向并没有磨灭，他坚信只有经受得起挫折和磨炼的人才能做出一番事业来。今天我们当然很难想象他当时的心境了，落第之后的宋应星也许想起了古代圣贤发愤而作的事例，想起了“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的古训，想起了那屈原被流放后创作出《离骚》、左丘明失明后写出《国语》、孙膑膝盖骨被砍后编著出《孙膑兵法》……当然那时的宋应星也许除了十二万分的沮丧外，什么也没有想。但北上会试的长途跋涉，水陆兼程，使他见闻大增。虽然每次会试宋应星都是落第而返，行囊里的科学考察笔记却使他满载而归；他一次次失去求取功名的机会，却又一次次增加了对工农业生产技术知识的了解。明朝是中国古代科技文化发展的又一个巅峰时期，我国古代科技文化的许多优秀成果，就是由当时的一大批巨匠铸就的，像中医药学家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戏剧大师汤显祖的《牡丹亭》，还有那记载中国各地名山大川、岩溶地貌的地学杰作《徐霞客游记》，研究中国古代农业生产的《农政全书》，汇聚中外科技成果的《物理小识》等。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无功而返的宋应星将带有消极颓废色彩的“感愤伤激”情绪，生化出了一种积极向上、富有创造活力的生命激情，决心以他的才情与见识对明代中叶以前中国传统工农业生产技术作一次系统的总结。
历史是以往社会的一切现象。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我们可以看到波澜壮阔、跌宕起伏的军事斗争，可以看到斗智斗勇、王朝变幻的政治较量，可以看到纷繁复杂、包罗万象的社会经济，却很少看到为工农业生产技术作总结的著述篇章。宋应星对工农业生产技术作系统总结的美好愿望，终于在他任县学教谕时通过《天工开物》实现了。教谕是明代九品以下未入流的文职教官，没有品阶，且俸禄很低。当时的官立学校在地方依据行政区划分别设有府学、州学和县学。县学教谕主持学校，因为掌握了学生的学习及考核，再加上他个人的人格魅力，宋应星出任这个职位在当地还是很受人尊敬的。他任县学教谕时五十岁左右，年富力强，正是一个人从事著述活动的最佳年龄，事实上这个时候也是他一生中最忙碌、最辛苦的时期。
我们今天看到的《天工开物》，共三卷十八章，包括了明代中叶以前我国工农业生产领域中的近三十种主要技术。这是宋应星当年北上会试行万里路、会四方友的知识结晶。在书中他不但逐一阐述了这些工农业生产技术的具体知识，而且还将这些技术系统地纳入到了他所构筑的体系之中，涉猎之广，阐述之翔实为明代所仅有，在中国科技史上也开了先河。如果说这本书所介绍的知识还有什么遗漏的话，那就是建筑、水利工程和印刷方面的技术了。但宋应星并没忘记讨论建筑技术中使用的砖瓦及金属工具刀、斧、锯、凿，农田水利灌溉技术中使用的各种水车以及印刷业中纸张和墨的制造。怪不得人们说这是世界上第一部关于农业和手工业生产的综合性著作，外国学者将它称为“中国17世纪的工艺百科全书”。据说宋应星同时还写出了《观象》与《乐律》两章，前者与天文学有关，后者是讨论音乐理论的作品（宋应星业余爱好音乐，喜欢吹拉弹唱）。只是在出版的时候感觉放这两章在里面与其余各章内容不协调，体例不一致，临时把这两章撤下来。令人遗憾的是，被撤下来的这两章后来便散佚了。要不，今天我们看到的就是包括了《观象》《乐律》内容在内的二十章的《天工开物》了。
三百多年前宋应星走访城乡街巷、农田作坊，考察各种生产技术，记录并描绘所见所闻，翻山涉水，日晒雨淋。据说为了观察生产竹纸的全过程，他在纸坊内至少要停留两三天。今天我们在读这本书的时候，完全可以体会到当年作者在南北各地收集资料过程的艰辛。这里还要特别说到的是，宋应星在书中对工农业生产领域的许多技术作了真实而细致的写照，除文字叙述外，还有许多用素描写实的方式，真实反映当时人们生产操作和使用设备的插图。细心人做过统计，插图中仅人物就有两百多个。这些人物有的出现在汹涌澎湃的波涛中，有的劳动在烈焰熊熊的洪炉旁，有的在井下，有的在水底，但更多的人是在田野或露天作坊里劳动，他们姿态不同，神情各异，生动传神，让我们真切地看到了三百多年前，人们在田间或作坊里从事不同行业劳动的形象及其操作实态。在人物最多的一幅画当中，共有十几个人在不同岗位上共同劳动。古往今来，我们的美术作品何止万千，但真正用图画从技术层面上反映这么多人劳动的画面，还只能在《天工开物》这本书中看到。
我一直以为，《天工开物》中那些记录当时技术操作的插图是很宝贵的。这是宋应星技术美学思想的具体体现，是技术与文艺的完美结合。文学语言的特点是夸张、形象和含蓄，而科技语言的特点是真实、概括和直白。人们在读它的文字时，可以在形象、具体的文字氛围里真切地感受历史的苍凉与凄美；读图画，则又可以在历史抽象的王国中体会出一种科技的严谨与深沉。在这里，宋应星对文学和科技两者的结合作了一次有益尝试，使之在中国科学史和文学史上相得益彰，独树一帜。今天我们读宋应星的《天工开物》，不但可以了解到古代工农业的生产技术，还可以获得一种艺术上的享受，这种精神上的感受与欣赏传统的山水、花鸟和人物画不无相似之处。由此我想到，作为美术作品，古代科技插图到目前为止还鲜有被收入美术著作的，反之，一些反映其他方面的画却被抬到了很高的地位，这是有失公允的。
技术是推动经济发展的根本，是经济发展的发动机。像我们引以为自豪的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四大发明，传到西方后，对西方的文明发展起到了一个特殊的推动作用。印刷技术的传入，被欧洲人借鉴造出了活字印刷机，大大推动了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促进了欧洲的思想解放和社会进步；在我们的造纸技术传入欧洲前，西方人都是在兽皮上书写文字，经过阿拉伯人将造纸技术传入欧洲以后，价廉物美的纸张很快便取代了昂贵的羊皮和小牛皮，大大促进了欧洲文化的复兴与发展；还有那威猛无比的火药，传入欧洲后更是立竿见影，很快便推动了欧洲火药武器的迅猛发展，使封建城堡不堪一击，骑士阶层日益衰弱；指南针的传入，使得西方的那些探险家、航海家如获至宝，如虎添翼，极大地促进了欧洲航海技术，迎来了人类历史上地理大发现的新时代……后来的儒莲也是如此，他将宋应星《天工开物》介绍中国蚕桑技术的篇章翻译到欧洲，对有效防治当时蔓延在整个欧洲的蚕桑病虫害，扭转重要工业原材料生丝减产的大趋势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其实宋应星还是一位多产的著作家。他在研究生产技术时，还注重将生产技术与政治学、经济学、哲学及艺术密切结合起来，使它们在头脑中相互交织与相互渗透，从而形成一系列具有特色的思想观点。在他的著作中，除了综合性的科技著作《天工开物》外，还有关于天文学、物理学和自然哲学的《谈天》《论气》《观象》，关于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的政论《野议》和反映人生哲学的文艺作品《思怜诗》《美利笺》。他的史学专著有《春秋戎狄解》，在音韵和乐律方面著有《画音归正》《乐律》。他还写下了多卷本丛书《卮言十种》，以及介于政论与科技之间的杂文集《杂色文》《原耗》等。明末国势急剧衰退，社会处于政治、经济及军事的全面危机之中，面对国家危难，宋应星像其他仁人志士一样从切身经历中认识到，要化解社会危机必须革新政治，在体制上作出调整，在政策上作出变通，在吏治上作出改革。在动荡不安的社会环境下，宋应星不顾教学工作的繁重，挑灯具草，夜以继日，写出了一系列希望朝廷变法图强的政论性文章，十分难能可贵。
《野议》是宋应星在心情十分激动的情况下写就的一部重要的政论集，集中讨论了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法制和社会风俗等各方面的问题，是作者想要上奏给皇帝的变法奏议，旨在化解明末的社会危机。他认识到，要改变民穷财尽的经济恶化状况，不能只靠向百姓无限度的搜刮，必须从根本上大力发展农工商业，扩大生产以增加财源。宋应星认为财富不是钱币，而是工农业百货，是由劳动者具体创造出来的。宋应星的这个财富观，比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奠基人亚当·斯密提出关于财富的类似概念早一百多年，比我国古代管仲和同时代徐光启的观点更为周全，更为科学。这是宋应星对经济学原理的一项重大贡献。
明朝科场舞弊，使得皇榜上少了一个宋应星，历史舞台上却多了一位科学家兼思想家。宋应星在官场上虽是一位未入流的县学教谕，却在中国科学史和思想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历史地位。宋应星科举受阻后转向实学并取得了巨大成功，有社会原因，历史原因，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自我心态得到了及时有效的调整。这就给了我们一个启示，在人生道路上，我们每个人都可以选择自己的理想，可以选择自己的发展方向，但处境、际遇乃至挫折却是难以预料，难以选择的。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会听到一些人发出生不逢时的慨叹，看到一些人常常抱怨自己没有发展机会的同时，又不善于审时度势，创造条件，把握机会。其实每个人的路都在自己的脚下，更在心中。就像我们平时所说的那样，心随路转，心路常宽。
比起他的前辈来，宋应星可以说是生不逢时。他出生时，正值明王朝社会政治及经济全面衰败的晚期。多年来他想走宋景的路，结果走的正好与宋景相反。宋景以阁臣高位名垂族史，宋应星虽未进士及第，但他的一部《天工开物》却远远超过了殿试的一甲登科水平，数百年来在海内外为人们所称道。
如今，为宋景在老家所立的“三代尚书第”牌坊早已荡然无存，但当地政府在县城却建起了一座气势恢弘的宋应星纪念馆。从宋应星的故里归来，除了对这位伟大科学家、思想家的景仰外，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有那残存在故居石门楣上“瑞吸长庚”四个遒劲有力的大字。长庚是太空中金星的别名，是太阳月亮之外最明亮的星。每当夜幕降临，它就像一颗晶莹剔透的钻石挂在天际。宋应星，字长庚。尽管人们告诉我此长庚非彼长庚，但我依然愿意相信“瑞吸长庚”指的就是宋应星。这是因为，三百多年来，《天工开物》连同作者本人就像挂在那高高天空上的长庚星，耀眼璀璨，美丽无比，名垂青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