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次摆开场伙，刘天宝都用十足的投入，来完成他的演唱。他的内心世界，聆听的人们恐怕没几人知晓。许福如用生命路上的许多时间，陪伴在牛群周围。在他看来，农民和牛在一起，生活里才有耕耘的喘息，才有与土地的对语。】
两个书写者
小康路，都昌县城新兴的一条街道。
装饰华丽的店铺，熙来攘往的人群，还有川流不息的车辆，合奏出这里自早到晚的喧嚣。
对居住在这条街道106号门牌里的主人来说，喧嚣似乎总构不成威胁，尽管它是繁华的又一个称谓。
76岁的余星初对此早已习以为常，在这里居住10余年来，他把生命里的时间，几乎全用在都昌历史名人研究上。
余星初是多宝乡花门楼村人，1996年从县政协秘书长的职务上退下来后，就挑起了都昌历史名人研究的担子。
余星初：在县政协工作期间，我就对都昌历史名人很感兴趣，研究他们，书写他们，感到自己有一份责任。
在居室，他把自己置身于故纸堆里，那些泛黄的纸页，总能让他着迷。有时，典籍中一句不被常人注目的文字，很有可能成为他研究都昌历史某个名人的引线，他也由此一次次地走进历史深处，梳理先贤的脉络，然后将名人的身影勾勒出来。
在电脑代笔的当下，他依然秉承着纸笔的书写；在网络联通天下的今天，他仍然迷醉于书信的传递。每天下午5点钟，他总是习惯性地走出楼道，打开大门旁边的信报箱，取出来自远方的邮件。
在发起、组织和参与研究都昌历史名人的日子里，余星初不仅在县内掀起了一阵阵波澜，而且引起了海内外众多学者、文人对都昌历史名人的关注。时至今日，他还与60多位海内外华人、学者保持着密切的书信往来。他们提供的只言片语，或一篇研究性的文章，都对都昌历史某个名人起着佐证的作用，它们的价值，让都昌历史名人撩开面纱、拨开迷雾，一个个散发着穿越时空的光芒。
《江万里研究》《陶侃研究》《余应桂余濂研究》……今天的人们，在这些著述中，感受着本土历史人文无穷的力量。
与余星初相比，陈玉龙操持的是另类文本的书写。
在多宝乡政府工作的陈玉龙，把业余时间倾注在文学创作上。
年近50岁的他，很少离开陈香村，很少离开多宝乡，就是因公出差也是偶尔为之。从一个高中毕业生回乡当农民，再到乡政府供职，陈玉龙把人生的脚步稳稳地踏在这片乡土上。他虽然拿着国家的俸禄，在乡政府机关抛头露面，可人们从他朴实的生活细节里，看到的依然是一个酷似农民的身影。
别看陈玉龙长期生活在乡村，他却用手中的笔，点开了通向外界的大门。他以当职员、当农民之外的一份劳动，酿造着心路历程的精神意义。在他看来，这样的意义，将是他生命追寻的全部。陈玉龙的文学作品不断地发表在全国各地的文学报刊上，他因此成为省内外具有影响力的作家之一。
陈玉龙身处底层，身边人对苦难的逃避和对幸福的追求，往往成为他书写的情节；底层人的喜怒哀乐，常常在他的小说中悄然地打动人心。
以令人料想不到的创作实力，新世纪之初，陈玉龙站在了江西省第二届滕王阁文学院特聘作家的行列里。兴许，这是他在文坛新的书写的开端。
沙山种树人
书写岂止在纸页。夏少春将生活的意义书写在沙山上。
沙山赋予他呵护绿色生命的直接感受。
对夏少春来说，没有什么比看到自己在沙山栽种的树苗在一片片地成长起来更欢心。他在光秃秃的沙地徒步行走的时候，眼前总是幻化出神奇的绿洲来。
在沙山栽种树苗，并培育出成片的绿洲，在常人眼里简直是个神话。可夏少春领着一群种树人，硬是把这神话变成了活生生的事实。
多宝乡有沙山3万多亩，它所带来的危害令人震惊。据《都昌县志》记载：明、清、民国年间，因风沙侵袭，这一带有5个村庄被迫搬迁，200多人移居他乡。
“大风狂作苦叫天，万亩荒沙无人烟。西边岸崩塞河道，东边流沙吞良田。”这是当地流传已久的一首民谣。
往近里说，仅1991年5月19日的一场大风暴，就导致21栋房屋被流沙冲倒，8000多亩农作物被流沙淹埋。
锁住风沙成为民生必要。乡政府始终没有停止沙山造林的步伐，一番番调遣人力物力，开展植树造林活动。它的功效显而易见，成长起来的树林排列在那里，总能让部分沙流望而却步。
从1989年夏少春走进多宝乡林场算起，他已在这里植树护林20多年，20多年的执着，让一片片沙山荒地披上了绿装。
50岁的他，把青壮年献给了这片广袤的林地。
每年春季，夏少春和一群种树人都要在沙山栽种湿地松数千亩，多的一年栽种上万亩。沙地种树成活率非常低，即使是存活的树苗，其生长速度也是异乎寻常的缓慢。夏少春他们年复一年地插花补种，巩固成活率，扩大覆盖面。更多的日子，夏少春则要徒步巡山，看护在风沙中飘摇的小树林。
夏少春：主要是防火，外带察看林情，哪片林地补种多少棵，新栽多少棵，心里要有个数，隔年好向乡政府报计划，拿方案。
人手不够的时候，他的妻子便自愿来到林场，为场员烧茶煮饭。她的忙碌，让身为场长的丈夫和场员们在沙山林地，总能望见林场砖房的上空有一缕炊烟在升腾。
蒋公岭与千眼桥
这是沙砾堆积的一座山岭，夏少春他们就是在与它相连的山山峁峁间，一年四季实施着植树护林的工程。如今，包括这道山岭在内，它的四周大都被绿色覆盖。
一条弯曲的沙路穿过东南面的田园村舍，爬上山岭，然后又顺着岭势，消失在西北面的沙丘之中，沙丘的下边就是辽阔的鄱阳湖。
岭上曾经有座蒋公庙，人们因此把这里称作蒋公岭。
这段普通的山岭，却有着特殊的用途。
历史上，这里曾是一条民间驿道，当地人要到星子或九江出行，只要沿着这条驿道翻过蒋公岭，再乘船横渡鄱阳湖，即可到达目的地。它的便捷，省去了那时人们陆路跋涉的劳顿。
黄登山老屋村距离蒋公岭1里，算是最近的一个村落。村民们的生活和命运，或多或少地都与蒋公岭有着直接的联系。与那些脚步匆匆的过客不同，他们见证了蒋公岭的喧闹与沉静。
84岁的黄世福是村里年龄最大的老人之一，说起蒋公岭来滔滔不绝。
黄世福：这是一条要道，过往人多。抗战时期，我家里驻了一个连的国军，抗日，把守蒋公岭。日本飞机来炸，想打开这个关口，没有成功。
在这条山道繁忙的那些年月，蒋公庙充当了驿站的角色，庙里有马房、客房、厨房，是路人打尖的的庇护所。庙旁边的高处，耸着一座四五米高的砖塔，它作为一个标记，在鄱阳湖上行船的人，老远就能看见。每天晚上，庙主人都要在塔里点上一盏油灯，微弱的光亮，那是对过往夜客长久的相望。
与当年选择蒋公岭作为通途的人们不一样，今天的人们选择的是现代交通，宽阔笔直的公路，飞速旋转的车轮，什么时候都能将乘客迅速地运送到要去的地方。蒋公岭开始冷落下来。
黄世福：近几年，过往蒋公岭的人很少了，大家都是坐车，快哟。
与蒋公岭同样遭到冷遇的还有千眼桥。
翻过蒋公岭，再走一段沙路，迎面就是鄱阳湖，千眼桥就在这片湖上。
每年冬月，随着湖水的消退，千眼桥就露出水面，横卧在湖床上；3月，雨水充沛，湖水上涨，千眼桥则又被湖水淹没。
千眼桥跨过宽阔的湖滩，一直延伸到对岸星子渡头东侧，过客可以脚不沾泥水，很轻爽地完成这段湖路的行走。
它的诞生，要追溯到370多年前。
明崇祯五年，都昌县令钱启忠捐银在此建桥。前后历经5年，千眼桥从此出现在这段湖上。它长约3千米，宽1.2米，桥柱是松木桩，桥面由长条麻石相接延伸而成。因桥身太长，其穿水孔近千个，故名“千眼桥”，也有人称作“钱公桥”。
它在施工时，大约需要经过这样几套程序，勘察地形、探测土质、船运石材、泥中打桩、架设桥石。桥工们在传统理念下，凭着简易的工具来实施这项复杂的交通工程。今天看去，横亘在湖床上的千眼桥，仍然显现出等待脚步踩踏的实力。
如此形态又如此之长的人工石桥，在鄱阳湖上，千眼桥算是唯一。
“鄱湖一家人”
2010年9月18日，一个晴朗的日子，在都昌县人民会堂的前厅，“鄱湖一家人”国画展拉开帷幕。
这“一家人”便是多宝乡西高村的农民画家高峰和他的儿子高杨、女儿高洁。百余幅国画作品布满了整个厅堂，吸引着省市县慕名而来的参观者。人们在画廊移动，细细品味三个画家的金石之劲、意象之情、柔和之美。
人们怀着新奇感而来，在钦佩的赞美声中离去。这些出于一家三个画手的作品，到了令人激赏的地步。
无论是熟识者，还是陌生人，画作表达的情调、蕴藏的意趣、彰显的精气，都在你面前浓淡相宜的笔墨里，也在你的遐思中。为什么一个农家，会出现三个画手？人们在感受绘画艺术神奇的同时，也在思考着这个看似有结论实则又无解的课题。从高峰、高杨、高洁三人的神态里，细心的人们还是觉察出了其中的端倪，这就是执着和灵性。
毫无疑问，高杨、高洁的绘画成就，首先得益于父亲高峰几十年来对艺术的求索和似乎难以穷尽的精神空间。
1973年冬的一天，一个自幼喜爱画画的农民工，翻越村头的蒋公岭，走过千眼桥，登上了庐山。他在庐山画院的工棚里停下脚步，他带来了谋生的大锯，也怀揣当个画家的念想。作为谋生者，庐山的奇险、秀丽以及幽深和空寂，或许正是他实现愿望的理想之地。
画院之于他人的魅力，就是它既是名画诞生地，也是名画的展藏处。除了那些深奥的理论和一般人难以弄通的窍门，这门古老艺术给予人们最为现实和想象的审美空间。这足以让众人叩拜在艺术的殿堂。千百年来，它美化了人们的生活细节，也锻造了一批画手。
和许多艺人得到名师指点一样，高峰在庐山画院，得到了著名山水画家杨豹的赐教。高峰的一幅幅画作陆续地飞离庐山，登上大雅之堂。
熏陶只有在与你的灵犀相接的时候，才产生神奇的妙用。回到家里的高峰，自然对高杨、高洁起着不可磨灭的辐射效应。走进了这样的氛围，选择与坚守，就充满了象征神圣的动力。
高杨走进军旅12年之久，高洁当过打工妹也有数年之长，在这些成长的岁月里，他们都以绘画相伴，孜孜以求。“鄱湖一家人”绘画种类和创作风格各有所专，高峰以山水、花鸟为主，擅长松、梅，以工笔写意见长；高杨主攻花鸟、人物，擅长牡丹；高洁主攻工笔，擅长仕女、花鸟。
一家三个画手，皆为中国国画家协会会员，这难道仅仅是上苍的恩赐吗？
今昔团子口
在多宝乡新长冲湾刘村的一处山坡下，有一眼荒废多年的窑洞，它的身旁便是团子口湖。这里，曾经因为有过众多的窑洞，而被十里八乡叫得很响。
260年前，长冲湾刘村祖先来到了这里，他们除了在团子口的鄱阳湖上从事鱼虾捕捞外，还掌握了一门改变生活和命运的手艺，这就是手工烧造砖瓦。对祖先而言，多一个求生的门道，儿孙们就多一份安生的保障。
刘杰三（长冲湾刘村退休教师）：用湖泥做砖瓦，不用干土做，湖泥粘性好，不变形，烧出的砖瓦一色的青灰。
长冲湾刘村人摇身一变，成了窑夫。冬腊月天，他们将湖泥挑到岸边的高处，堆积起来，这是过了春节后要经营一年的窑货资源。从长冲湾刘村到团子口有1公里远，村民为图便利，干脆在团子口西侧的山坡上安营扎寨。天长地久，这里便有了一个新长冲湾刘村。
砖瓦的青灰色，一直是当地传统建筑的主色，直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这样的色料才被深沉的红色取代。
团子口鼎盛时期，有12座砖瓦窑一齐登场，窑火长年不息。长冲湾刘村几乎家家是窑户，人人做窑工。装运船只的停泊与离去，为团子口刷新鄱阳湖码头的纪录，提供了可能。
今天，烧制砖瓦因为科技元素的融合，土砖瓦窑要想与之匹配，已是举步维艰了。团子口的窑工们只有调整自己的步调，谋求新的生财门道，来延续庸常的生活。
“船一来，砧板都剁破；船一走，抱着肚皮饿。”这句老话所涵盖的情状成为一张泛黄的景片，向团子口窑工的岁月深处飘去。
鳌鱼眨眼雷电闪，铁船翻身震天响。半边金街沉水底，万千生灵葬汪洋。沉鄡阳，浮都昌，万家灯火鄱湖亮。
……
每次摆开场伙，刘天宝都用十足的投入，来完成他的演唱。他的内心世界，聆听的人们恐怕没几人知晓。许福如用生命路上的许多时间，陪伴在牛群周围。在他看来，农民和牛在一起，生活里才有耕耘的喘息，才有与土地的对语。
他们的命运，或许诠释了人生哲学的命题。
2011年3月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