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慈在信丰
艾历人
《大宋提刑官》在央视播出后，刚正不阿、断案神奇的宋慈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然而鲜为人知的是，朝廷下派他的第一个官职，就是任江西信丰县主簿。这一年是南宋理宗宝庆二年（1226年），岁在丙戌。四十岁的宋慈在信丰开始他的仕官生涯。
宋慈其人
宋慈，字惠父，我国古代杰出的法医学家，福建建阳人，生于南宋孝宗淳熙十三年（1186年），是著名理学家朱熹的同乡、后学。宋慈出生于一个朝廷官吏家庭，父宋巩，曾任广州节度推事（掌勘问刑狱）。少年宋慈受业于朱熹弟子、同邑吴稚门下，二十岁入太学，受著名理学家、主持太学的真德秀教诲。
宋慈在宁宗嘉定十年（1217年）中进士乙科，朝廷委派他去浙江鄞县任尉官（掌一县治安），因父丧而未赴任。
宋理宗宝庆二年（1226年），宋慈出任江西信丰县主簿（典颁文书、办理事务），正式进入仕途，时年四十岁。
绍定一至三年（1228-1230年），宋在郑性之幕下参与军事，协助陈炜、李华平定莲城七十二寨寇。
绍定五年（1232年），陈炜奏其政绩，举为福建长汀知县。
嘉熙元年（1237年）任邵武军通判（州府长官的行政助理）。
此后历任南剑州通判、提点广东刑狱（主管司法刑狱和监察）、江西提点刑狱兼赣州知县。
淳祐七年（1247年），任湖南提点刑狱。次年，奉使四路（宋分天下为路，相当于现在的省），皆司臬事（司法）。九年（1249年）任广州、广东经略安抚史（正二品），掌管一路之军事行政。
淳祐十一年（1251年）卒于任内，享年六十四岁。宋理宗亲自为其书写墓门。
宋慈早岁习儒，自信丰入仕任主簿起，前后经历十余任地方官，多负刑狱之责，办案无数。在山河破碎、锦绣成灰的南宋乱世，宋慈以勘验断狱的奇才和以民命为重的笃信，洗冤缉凶，破案如神。他对当时传世的尸伤检验著作加以综合、核定和提炼，并结合自己丰富的实践经验，于逝世前二年（1247年）撰成并刊刻《洗冤集录》五卷。
精炼平实的《洗冤集录》，化腐朽为神奇，演化出很多不可思议的古代刑侦手段。该书如同美轮美奂的宋代青花瓷器，折射出我国古代法律文明的辉煌历史，不仅是中国，也是世界第一部法医专著，比外国同类著作早了整整350年。该书先后被翻译成荷、法、德、日、朝、英、俄等国文字。根据宋慈的破案故事，我国先后摄制了四部电视剧，《大宋提刑官》仅为其一。根据《洗冤集录》改编的长篇小说《宋公案》，史料翔实，奇案迭出，情节生动。现将其中宋慈在信丰任主簿时的破案数例，整理如下，以飨读者。
信丰赴任
信丰坐落在赣南，桃水江畔，宋慈与随行童宫抵达信丰，时值春日。知县单梓林热情接待，逐一介绍县丞周安平、押司黄进泰、孔目吕贵尔、都头曹汝腾，甚至不忘将站在厅门口的一个差役叫进来介绍：“此乃本县仵作，姓袁名恭，临场验尸，向来不避秽臭，替本县释解过不少疑难。”
赣南天气，清明过去，逐渐燥热起来。宋慈到信丰，不觉一月有余，无所事事，几乎感到奉职的无聊了。
这一日，有人擂动衙外堂鼓。报案人是个伐樵老汉：城外南山苦竹坪发现两具尸体。
当日头斜过中天之时，单知县与宋慈一行也到达山上。现场是一个放置草灰兼歇夜的小茅屋，两个死者，一个死在茅屋前，尸旁有一把柴刀；另一个死在茅屋内。
仵作袁恭和另两个差役验尸完毕，搜遍四周，未发现任何他人遗下之物，接下来便是据验尸结果判断死因。
单知县边看《正背人形检验格目》，示意大家各抒己见。大家左一言右一言后，宋慈转向站在圈外的袁恭：“你以为呢？”袁恭受宠若惊，迟疑了一下，小心说道：“小人以为，此二人当是互相斗杀而死。”并列出三点理由。县丞和押司对袁恭的推想，一时也说不出反驳见解。知县想，既然检验如此，先遵此推想作一决断。当他走到被拦在远处的众人面前，将此决断告知死者亲属时，众人顿觉意外。一个年轻妇女忽然爆发痛哭之声，冲到知县面前双膝跪下，悲泣道：“青天大老爷，我丈夫与他无仇无怨，他两人断断不会互相斗杀，不会的。”妇人姓邱，那个被定为自刎而死在茅屋外的，是她的丈夫。
一时间，空气凝重，众人失语。宋慈进入沉思，与一干人打道回府。
一夜之间
翌日晨，都头曹汝腾匆匆奔入县衙后院，向单知县禀报：昨之大哭者邱氏，在昨晚神鬼莫知地死去。单知县闻报大惊，急令一干人迅速集合，立赴现场。
死者住在南门城外十里的一个叫黄泥村的小村落，约莫二三十户人家，村前村后都是碎石荒滩，十分贫瘠，房院的围墙都是清一色的黄泥墙，墙头都用苇草遮护。因死者是个妇人，这次验尸，还带来一个坐婆，由仵作袁恭和坐婆一同验尸。验尸过程，由袁恭一一唱报，宋慈一一记录。
袁恭取出一枚银钗，置入邱氏口中，又从地上拾起一只尚存少许酒液的破碗，进行检验，银钗一端皆呈青黑色。袁恭说：“大人，这妇人是服了砒毒。”
宋慈对仵作的马虎感到可疑，亲自验尸。然后下结论：“这妇人并非服毒而死！”其理由是：（一）服毒临死前必致翻肠倒胃，吐出污物。而这妇人榻前并无呕吐之物；（二）脖颈周围有服毒状，而其他部位没有，说明是死后砒霜入口，假作服毒；（三）死者面部黯紫，口鼻内有血荫，门牙断裂，乃被人以他物压塞口鼻，出气不得而命绝身亡。童宫还找到带牙齿咬破之痕和血迹的枕头。宋慈说完回身一指袁恭，对知县说：“凶手是谁，可以问他。”
宋慈认为，袁恭作为仵作，故作假报，误导县官，这三条命案应该都与袁恭有关。
窗外飞来的银子
审讯袁恭出人意料地顺利。他承认受了贿买，却不知凶手是谁。袁恭还招出了一件发生在两年前的事。
两年前，袁恭还住在城东一条小巷内，独自一户人家。一天夜里，他和妻子尤氏在房中酣睡，只听得“啪”的一声响，有一包袱从外面丢进院内，解开一看，内中竟是一包银子和一柄亮闪闪的短刀！受此惊吓，夫妻俩再也无法入睡，不知会发生什么意想不到的事。
天终于大亮。不久，果然有衙役匆匆来叫验尸，乃本城巨富冯老爷的夫人杨氏死了。袁恭验尸后，已晓得是死后被投砒霜入口，假装服毒的，当即联想到昨夜那包银子，还有那把雪亮短刀，用意十分明白，于是向单知县报验服毒自尽，了结此案。
此类案事，后来又发生过几起，乃知一有人往他家扔银钱，次日便要验尸了。单知县万万没有想到，这两年，信丰境内，那几起所谓失火被焚，落井而死，跌崖而亡的自死事件却原来是这么回事。
被买通作弊的袁恭，却从未见过凶手。“此案怎么破？”单知县望着宋慈问道。宋慈说：“如今只有广布耳目，多方察访。我可带上童宫，今日便去黄泥村查访。”
黄泥村探访
这个离信丰县城南去十里，用清一色黄泥墙围院的荒凉小村，也不知从哪个年代开始，不分贵贱，不分男女，不分老少，人多好赌。
宋慈来到黄泥村，找到伐樵老头及其他老乡了解情况，一个外号叫“葫芦”的赌客引起了宋慈的注意。葫芦曾在邱氏家开的赌房挨了打，原因是葫芦乘赌兴调戏邱氏。邱氏丈夫怒不可遏，痛打葫芦。葫芦有重大嫌疑。
葫芦是信丰北路一个姓胡的大富人家的子弟。他好赌成性，家财输尽，做过收尸、守灵、替尸首更衣洗沐，乃至敲丧锣，挖墓穴之类的事。宋慈广布眼线，多方探访，终于在东门一家小酒肆中将正在会赌的葫芦抓获。
审讯在县衙大堂连夜进行。当枕头、柴刀，以及当年扔进袁恭家的短刀等物一并放在葫芦面前，葫芦难以抵赖，一一招供。所供贿赂之事，与袁恭之供相合，其在荒外山上连杀二人，以及闷杀邱氏之事，也在宋慈的推断之中。信丰境内近两年来的那几件自死案也一并水落石出。一时间全县轰动，人们惊叹宋慈的神断。
假案真凶
转日，赣南的天气已大热，单知县和宋慈在衙内清叙，门吏匆匆禀报：衙外有个乡民，遍体鳞伤，被家人抬来告状。
抬人的两个汉子是伤者的儿子，代为诉状：“昨夜有人爬进小民家偷窃，家父听见响声，起来拿那贼，不想被一阵棒棍打成这般模样。”并呈上一块布条，说：“这是家父从贼人身上撕下的一块袖布。”
宋慈没说什么，走到伤者身旁，蹲下身，捏了捏伤者身上的伤痕，那人立即嗷嗷叫起来，宋慈便对他说：“你不必叫。”
“痛啊！”
“你不痛。”宋慈说着，已经站起。“单大人，”宋慈说，“此乃用榉树罨敷而成之假痕。”
以榉树枝叶涂抹皮肤，可致青赤，如同打殴之痕。伤者经宋慈这么一说，连忙跪下，并说出实情。
原来，这人家中曾进了贼人是真，并非昨夜，而是半月前。这人遭贼人的打也是真，被打得鼻青脸肿，左眼出血。时隔多日，突然想到要来告状，乃慕新来的主簿大人断案如神，准能拿住盗贼。但被揍之痕已愈，只得造假，演出一宗可笑的案事来。
晚上，单知县试着问宋慈：“惠父兄，你看，这盗贼能否逮住？”
“我试试。”宋慈说。
第二天，征得知县同意，宋慈带上童官数人出衙而去。约莫午时，押回一汉子。这汉子就是窃贼，不用审，什么都招了。宋慈则对大家讲了破案经过。
线索自然是那窃贼身上扯下的袖布。那袖布满是油垢，投入水中，浮起一层油花，由此推想，窃贼当是屠户。经查问，告状人住房附近共有三个屠户，两人好用右手，一人好用左手。好用左手可排除之。用右手二人中有一个是单身汉，亦可暂排除之。为什么呢，因为袖口落有一块补丁，细察线脚匀秀，表明穿衣人家中有善用针线的妇人。搜捕之，果然从这一屠户家中得到那件青衣，虽然缝处已为其妻重新缝好，但拆开，旧痕与袖布仍能吻合。证据确凿，窃贼只能伏罪。
一干人听后茅塞顿开，对宋慈自是越发钦佩不已。
真假田契
一日，一冯姓乡民状告本县大富，也即是他的同族长辈冯老爷谋了他家的田产。
田产属于谁，不能凭口空说，当以田契为证。宋慈要双方出示田契。告状人拿不出田契，说是失火被烧。曾经失火，这是事实。然而被告冯老爷却能拿出田契。
“那是假造的！”告状人指着冯老爷的那张田契说。
宋慈拿着这张田契前后左右细细看辨一番，未见破绽；随即将田契撕开一角，只这一撕，宋慈对知县说：“这是假契。”
宋慈对惊呆的众人说：“田契纵使年代久远，十分陈旧，但这旧，只在外表，内里则不然。你看这契，”宋慈掰开撕口，“表里都一样颜色，可见是假的。”单知县一惊，问：“那，这契……？”
“是以茶水浸染的，故而表里同色。”
冯老爷吓得几乎倒地，只好认罪。
由于各种原因，旧县志宋、元资料奇缺。宋慈任信丰主簿，县志有载，但破案一说，未见一字。以上故事所述人名如知县单梓林等，应该是真实准确的，但县志缺。
甘士价（甘紫亭）其人其事
赖竞林
甘士价（jie，读音“阶”），信丰人，字维藩，号紫亭。信丰百姓多以号行，称甘紫亭。经推算，他应该生于明代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农历乙巳，蛇年），卒于明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出生地是龙舌甘家垇，后迁居信丰县城郊水东坊。
甘士价是晚明政绩卓著的重臣，勤勉清廉的高官，也是在信丰广有影响的乡贤，为家乡人民所崇敬。清代康乾年间的三本县志，对甘士价都有介绍，评价很高。甘士价的逸闻轶事，至今仍在信丰城乡广为传播。
（一）甘士价一家简介
旧县志对甘士价本人有专题记载，但对其家人却述之甚少，综合其他史料，也只能是一个大概。甘士价祖父是“塘湖隐君甘公，元配吴氏”，父亲甘文炳，以子士价获封赠“中宪大夫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母吴氏获封赠“恭人”。封建社会的封赠，仅为虚衔，并无实职。这里要特别提到甘士价的元配夫人吴氏，吴氏出生在本县古陂镇一个耕读家庭。据吴氏族谱《延陵堂疏竹吴氏八修谱》记载，“其父吴唐，字有学，号泷山，赋性雅淡，志略高尚，好善乐施，捐资营造凤凰方丈”（古庙在新田白石）其母李氏，“生一启豪，生三女，长適宦族甘士价万历丁丑进士巡抚凤阳都察院右佥都御史”。这是吴氏族谱中关于甘士价的记载。甘士价的岳父吴唐只活了46岁，但岳母李氏却高龄高寿活了84岁。吴氏族谱说，李氏做寿时，“婿士价旌以寿匾曰淑令衍庆”。在外地做官的甘士价送了一块寿匾给他岳母，匾上四个大字：淑令衍庆。
清乾隆十六年《信丰县志》，有甘夫人吴氏的小传。吴氏十五岁嫁给甘士价，因甘家贫穷，外氏家人认为是下嫁，多有微词，但吴氏“志甚”，意志很坚定，经常鼓励丈夫刻苦求学，后来甘士价学成登第入仕，“多吴之助焉”。甘士价母亲去世时，甘从江苏丹阳知县任上守制丁忧回到信丰（按古制，父母逝世，需离任在家守孝三年，称为丁忧），协助地方建嘉定桥。一天深夜，一伙盗贼“夜劫其家”，在这紧急关头，吴氏掩护丈夫破窗逃走，自己独自仗剑与盗贼格斗，“身中五剑，断其一指，夺盗炬反掷之”。好一个烈女子，大气凛然，视死如归。后来，吴氏获朝廷封赠“恭人”，其制诰语中说：“临难而挺身以全夫，格盗而断指以全节。”作为封建社会官宦人家的女性，吴氏性格中也有贤孝的一面，“三从四德”思想根深蒂固。甘士价夫妇原有一子，后夭折，吴氏多次劝夫以嗣续为念，纳妾传后，曾一度离开甘士价任所回归故里。旧志中说：“后中丞（甘士价）卒，卒无子。”吴氏则以其贤惠气节列入旧县志“贤孝”篇。
前些年，在大桥镇莲花山麓出土了一方墓碑，正面是《明甘母吴儒人墓志铭》，碑面光洁，但经几百年来风雨侵蚀，人为搓踏，碑文已模糊不清，只有小部分文字依稀可辨，其中有“兹维塘湖隐君甘公之配，勅封文林郞雨栢之母丹阳尹紫亭进士□祖母也”（有一空白，字迹难辨），这应该是甘士价祖母的墓志铭。正是在这一碑铭中，有“文炳娶推府吴公魁孙女，封儒人，生士价即紫亭，娶吴氏，封儒人，侧室曾氏，生宜荐”，说明甘士价有后嗣，碑的背面是《□□□荆亭先生墓志铭》（有几处空白，字迹难辨）。碑面粗糙，尚留有界格，这是甘士价胞弟甘士佺的墓碑。甘士佺，字维岳，号荆亭，人称荆亭先生。弥足珍贵的是，碑文为甘士价亲撰。从这方墓碑透露出来的信息，甘士价大家族“士”字辈中，尚有士作、士杰、士佺、士仰等人，下一辈中，有宜兴、宜举、宜升、宜学、宜荐等人。墓由（龙舌）小坑迁葬于东乡莲花山，立碑时间为乙巳（1605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这时甘士价刚好60岁，且在浙江巡抚任上。乾隆十六年《信丰县志》封赠篇目中有“甘士杰，以子宜兴赠工部营膳所丞，配许氏赠恭人”。
甘士杰是甘士价的堂兄。
（二）仕途顺畅的甘士价
甘士价自幼好学上进，进入私塾读书时，他孜孜不倦、勤奋攻读，为人所称道，旧县志上说他“家贫力学，具文武资，弱冠即通籍政事”（康熙五十八年《信丰县志》）。
明朝万历元年（1573年），甘士价参加乡试中举，成为举人，万历五年（1577年），赴京会试，中进士，是年甘32岁，随即被任命为安徽省黟县知县，不久，以廉能调任江苏丹阳知县，数年后，以政绩卓异提升为山东道御史，官居五品。山东道御史是一个什么官职呢？相当于现今的山东省检察院检察长，负责监督执法，是可以向皇帝谏言的官。当时朝廷上下，政风颓废，大臣们不管国计民生这些大事，热衷于争权夺利，互相攻讦。甘士价认为，长此以往，将导致政权不稳，东汉甘陵唐白马的悲剧将重演。为此，甘士价上疏“和表”，强调要以社稷大局为重，加强团结。他的这一观点，博得朝野赞同和皇上嘉许。
此后，甘士价奉命巡视山海关、居庸关、紫金关等边关重地。他推行讲武励兵、修筑墩台、补植树林、编发抽垛、招募兵勇、购买战马、贮备粮草、整肃贪腐。又到蓟密（今天津蓟县、北京密云）、永昌（今属甘肃）、保定（今属河北）一带巡阅边防，整饬军务。他一一亲历其地险阻，增设兵马，添补器械，修举蕃马，厘正钱粮。这些措施，对加强边关、安定社会、防止外敌入侵和骚扰起了一定的作用。
明万历十七年（1589年）秋，甘士价出任湖北按察史。按察史这一官职，掌管省一级的司法、监察、驿传等事务。任内，湖北发生大饥荒，甘士价奋力参与赈灾，为百姓做了一些好事。两年后，即万历十九年（1591年），甘士价调任江苏按察史，任内以不畏豪强、为民除害而名震一时。不久，又掌河南道印，这是破格任用。甘士价在河南，清理积案，整顿司法，受到好评。
这时候，京城大理寺右丞正缺一个御史，有好几个人在活动，争这个位置。大理寺不是一座寺庙，而是一个政府部门，具有现今的最高人民法院的一些职能，这个部门的重要性可想而知。这时，皇上看重甘士价，提拔甘为大理寺左少卿，相当于现今的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
到了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甘士价以右佥都御史的身份巡抚安徽凤阳。所谓巡抚，以“巡行天下，抚军安民”而得名，代天子巡行安抚地方。明朝的巡抚，可以由都察院派出，出巡某个地方，并节制三司；也可以是省一级的地方行政官员。由巡行变为常设，而且权力越来越大。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甘士价任两浙（浙东、浙西）巡抚，也就是浙江巡抚。明朝的省一级巡抚，是该省的军事行政长官，为省一级的行政首长，同时也有军权。浙江夙称富庶之乡，经济发达，文风鼎盛，出任该地巡抚，是对甘士价的重用。
在浙江巡抚任内，甘士价政绩最为突出。官大了，权利就大，可以为地方为百姓做更多的实事。《（雍正）浙江通志》记载了甘到任后做的几件事：“甫下车，首选材官，训标兵，裁部差，汰冗役，禁宴会，省靡费，躬行俭约”。也就是说，他一到任，下车伊始，首先选拔有才能的官员，训练标兵（军队），裁减部差，淘汰冗员，严禁宴请，力禁奢靡之风，并且躬行亲历，倡导节俭。这些让人耳目一新的甘氏新政，使政风日清，民心大快，展示了甘士价整顿吏治的政治抱负和推行改革的坚定志向。他以除奸兴利为己任，管束官吏有章程，教化民众有乡约，严禁赌博、屠牛、溺女、迎神赛会等恶俗，清宿饷以增军费，开行商以通有无。他尤其重视农业和农业生产，增加耕地，大兴水利，其中组织民众疏浚南湖，灌田万亩，是他的一大德政。
甘士价一直以科举仕途为理想追求，希望通过做官来实现匡世济民的理想。甘士价抚浙期间，重视教育，广育人才，大力提倡办学。他说，浙江乃“阳明先生诸君子之乡，风范未远，遗脉可寻，天真问难之语，恍如耳提”。他仿照白鹿书院之制，亲自创办了杭州虎林书院。下面这张照片，是现在的杭州市太平坊巷，长159米，宽2.5米，这条巷从南宋到民国，可谓藏龙卧虎之地，是历代的官署衙门、书院、银行所在地。甘士价的浙江巡抚抚院，也坐落在这条街上。明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甘士价将抚院改建成虎林书院，“以待诸生肄业及四方来学者”。
甘士价创办的虎林书院有两个特点，第一是规模宏大。
“门以内有明贤堂，进为凝道堂，又进为友仁堂，重门洞天，可坐数百人，以便会讲；堂之左右为门，曰左绳，曰右准，各建三馆，馆各有堂，有室，绕以周垣。”
———《钱塘志·虎林书院始末记》（聂心汤著）
第二个特点是书院建有藏书楼，贮经、史、语录诸书，可以说开后代学校图书馆之先声。可惜的是，到了明朝末年，屋宇废圮，书院停办。
在明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也就是甘士价去世的这一年，四五月间，浙江省发生二百年来未有的大水灾，史书称“稽天之浸”。甘士价给皇上的奏疏中是这样描述的：
“不意今四五月来，暴雨异常，洪潦滔天，田中无麦无秧，四望皆白；小民无居无食，万井为墟。强者抢夺成风，弱者死亡相枕，饥啼在路，惨目伤心。”
———甘士价《请发帑金赈济并宽织造疏》
面对如此重大的灾情，作为浙江巡抚的甘士价，举全省之力，抗洪救灾，他采取了五项重大措施赈灾救民。
一、“请留漕粮数十万石”。甘士价紧急上报朝廷，请求截留正常年份必须上交的漕粮（官粮）数十万石用以救济灾民。石，古代容量单位，十斗为一石，一石约合现在120斤。
二、“伫发常平武林所存”。开仓放粮，打开常平武林粮仓，发粮给灾民度日。
三、发动乡绅富户“自赈其乡”。有钱出钱，有物出物，策动官绅豪户就近赈灾。
四、“请发帑金（十万两）赈济”。请求朝廷发放国库资金十万两用以赈灾。
五、“乞缓织造（数年）以舒民困”。当时朝廷规定，江浙一带，每年都要上交相当数量的丝纱绸缎，以供皇家使用，称为织造，这笔沉重的负担虽然可以抵扣一部分税负，但最终都落在老百姓身上。面对大灾大难，甘士价上疏，请求缓征织造税负二到三年。这一勇敢举措，直接触犯到皇亲国戚、王公贵妃的切身利益，显然要冒极大风险，但也可见灾情之严重。甘士价为民请命，仗义执言，冒死上疏，救灾民于水火，这种胆识和气魄为史家和人民所称道。正如他在奏折中所言：“天下臣民幸甚，臣虽碎首玉阶，万死有余荣矣。”
几个月来的抗洪救灾，操劳奔波，“巡行郡县而形神劳悴”，甘士价终于一病不起。这年十月，皇帝下令，甘士价加官晋爵升任京城大理卿，也就是全国最高审判机关的长官，相当于现今的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但这时，甘士价已身患重疾，沉疴在床，无法赴任了。不久，因治疗无效，甘士价病故于浙江杭州，一生勤勉、清廉的甘士价（甘紫亭），就这样走完了他六十三年的人生历程。
《浙江通志》对甘士价评价极高，说他积劳成疾，鞠躬尽瘁。甘士价去世时，“筐箧无存，敛以浣衣”，也就是说，甘的柳条行李箱里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只有少量换洗的衣物。面对这样的好官，百姓更是悲痛：“士民号恸之声，连街达陌”，“老稚奔走悲号，若丧考妣”。（《浙江通志》卷一百四十八）
甘士价去世后，他的继任沈学思根据浙江吏民官绅的要求，并经朝廷批准，在杭州府芝松里建立甘公寺，以纪念他的功绩，岁时祭祀，供人瞻仰。前不久，笔者委托信丰中学93届校友、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副教授肖如平博士寻访，并经“杭州市名人纪念馆”查证，甘公寺已损毁，不存在了。
故土难离，落叶归根，甘士价归葬故里。墓葬于信丰县城水东九子岭（狗崽岭）。甘士价去世后七年，也就是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明神宗朱翊钧没有忘记甘士价这位忠廉之臣，特派江西布政司赣南岭北道叶其蕃前来信丰祭祀，并御赐祭文一篇。信丰人民对甘士价这位乡贤一直怀有崇敬之情。由于岁月久远，风雨冲毁，至少在民国时，甘士价墓地已圮废。仅存石人，石马，石牛，石柱等，有的仍然直立，有的则躺倒在地，这些石雕也在以后的岁月中荡然无存。
（三）甘士价的经世理念及其社会意义
甘士价自万历五年中进士出任知县，到万历三十六年浙江巡抚任上病逝，为官三十一年，可谓顺风顺水，仕途顺畅，而且都在显要部门任职。这一现象值得深思。甘出身寒微，来自苦读，自然知道这顶乌纱帽来之不易。他也深知宦海凶险，稍有不慎，便会覆舟。因此，无论为官处事，他都秉持中庸，为政清廉，处事低调，小心为官，不参与晚明激烈的文官“党争”，也不依附朝廷权贵，这从他上“和表”一事便可看出。
甘士价是明末一位正直、睿智的政府官员，忠君爱国恤民，是他最高政治准则，也实践得堪称完美。他来自草根，善于体察民情，深知最底层劳动人民的疾苦，无论主政地方，还是在朝廷任职，既有政绩，也有廉名。他提出了一系列或发人深省，或切中时弊，或颇具远见，或理应实施的政见主张，而且身体力行，呈请减轻地方和百姓的负担，兴办水利工程，安抚百姓，稳定地方，做了大量工作，功不可没。《浙江通志》说他清除宿弊，兴利为民，“功在三吴”，并不过分。然而，甘士价与历史上许多封建官吏一样，尽管忧国忧民，也只能以一己之能，微薄之力，缓和日趋尖锐的社会矛盾，难以挽大厦之将倾。甘士价当官都在万历年间，史学家尝言“明实亡于万历”。这时的明王朝已走到末途，内忧外患，风雨飘摇，国势衰微。甘士价老先生自然没有料到，在他去世后仅36年，随着李自成农民军攻入北京的炮火硝烟，随着呼啸而来的清兵入关铁蹄马嘶声，立国近三百年的大明王朝，终于轰然倒地，寿终正寝。
从甘士价的从政实践及仅存的几篇文章看，他心仪的、奉行的还是王阳明的“心学”理论。《虎林书院记》中说：
“虔南，阳明先生过化地也。中丞紫亭甘公自少慕道，闻良知之说而悦之”
———《虎林书院记》
赣南，是王阳明先生教化过的地方，这自然是指王阳明在赣南当过巡抚，而甘士价从少仰慕王的学说，特别是对王阳明的“良知”之说尤为欣赏推崇。事实也是如此，“自少慕道”的甘士价，如今在王阳明的家乡做官，当的也是巡抚，甘在《抚浙勉在会诸生文》中，教育“文会”诸生：
“吾辈既生而为人，便当思尽人道，凡六经四书之言，皆圣贤示人以做人之方也。”
他要求“文会”的学生经常反躬实践，是不是做到了“近则福家乡，远则福邦国”。他说：“每日十二时中，将自己身心着实检点，无一念一刻不循乎天理，无一言一动不远乎邪僻。在庠序则为良士，为齐民示轨；登科目则为良臣，为天下造福；退而不仕，则与人共勉于善，以维四风。”
这些论述表明，甘士价虽然不是王阳明“心学”理论的代表人物，但至少是这一学说的拥戴者和实践者，强调本心和天理对行为实践的指导作用，与王阳明的“良知”、“知行合一”、“随处体认天理”的宗旨、追求完美人格的观点高度一致。应该说，甘士价这些正民心，固国基，着眼于长远的政治观点，至今仍有参考价值。
应该指出的是，甘士价与东林学派提倡的“有用之学”、“道以朱周为宗”的主张也有心灵契合之处。以顾宪成、高攀龙、钱一本为首的晚明东林人士，对王阳明的心学及王学末流在道德修养和认识论方面宣扬的虚、空、玄的主张和说教进行了批评，倡导“实学”、“有用之学”，主张求真务实，实学实用。甘士价“缄示虎林书院会约，独立白鹿洞规，而自为之阐发厥旨，复推而广之，共为八条。会讲之日，首以谈玄说妙为戒，要在切近精实，上下皆通”。甘士价本打算在虎林书院与东林人士印正认识，却倏然逝去，成为憾事。
（四）甘紫亭（甘士价）的民间传说
在讲甘士价民间传说的时候，依照信丰百姓的习惯，称呼为甘紫亭。
甘紫亭是信丰人，在明朝做过大官，民间关于他的传说故事众多，版本不一，但主要情节大同小异。三四百年来，无论城乡，老百姓津津乐道，口口相传，不断演绎甘紫亭的故事。传到我们这一辈耳朵时，自然更加神乎其神、离奇动人，完全脱离了甘士价的本来面目。现细加整理，坊间关于甘紫亭的传说主要有以下几则：
甘紫亭杀打屠佬
居住在信丰城郊水东的甘紫亭自幼丧父（笔者注：其实并非史实），由母亲一手拉扯大。母子俩靠在虎形、狗崽岭（九子岭）捡松子卖过日子，生活很是清苦。
有一年到了大年三十，甘家没钱买猪肉，这个年怎么过？甘母坐在灶前唉声叹气。甘紫亭安慰母亲说：“娘，我去赊二斤猪肉来过年。”甘紫亭进城，在东门口一家猪肉摊赊肉。当时打屠佬不在家，老板娘见小孩可怜，便割了二斤猪肉给甘紫亭。甘紫亭高高兴兴回到家里，把肉放在小沙锅里煮。
傍晚，打屠佬回家知道了此事，大发脾气，说甘家是穷鬼，永远翻不过身，这猪肉钱猴年马月才能还？还坏了打屠的运气。于是，打屠佬马上赶到甘家，要把猪肉拿回去。甘母求情说：“肉已经煮熟了，以后会还你钱的。”屠夫气势汹汹：“你家还不起，猪肉熟了，我也要拿回去！”说完就把猪肉从锅里捞起带走。这时，甘母大哭，甘紫亭安慰母亲说：“娘，别哭，没有猪肉还有点猪肉汤在锅里。”刚走出门的打屠佬听到了，又转回身说：“猪肉汤也是我的，你们别想吃。”说着就抓起一把灶脚灰丢进锅里。这下，甘家母子只有抱头痛哭了。
后来甘紫亭中了进士，当了朝廷大官，回到家乡，要报这“取肉毁汤”之辱，派人把曾经欺凌过他的打屠佬赶尽杀绝，从东门杀到西门。当时，城内屠夫惊恐万状，纷纷把肉摊搬到南门躲避。另一种说法是，甘紫亭在妻子吴氏的极力规劝下，怒气方消，剩下的屠夫才免遭血光之灾。
相传，从明末到清初，信丰县城从东门到西门这条街上，没有一个做手艺的，就是因为被甘紫亭杀绝了。
这则传说绘声绘色，流传甚广，其中不乏老百姓对打屠佬的调侃、藐视、怨恨情结。民间传说固然虚妄，但它能从某一角度反映人们的心理走向。甘紫亭是打屠佬的受害者，后来却变成令人生畏的杀人屠夫，角色的转换富有戏剧性。
甘家得风水
这年元宵，一位老道人来到甘家门口请求借宿。甘母见老道人衣衫褴褛，却清风道骨，不同凡响，便问道：“师傅是去做什么的？”老道说：“刚过年就打扰你家，真不好意思。本来是去给虎形曹家做风水的，因没过正月十五，不敢动土，所以在外借宿一晚，请大嫂谅解。”甘母听说是风水先生，便答应留宿，可是家贫如洗，实在拿不出什么东西招待客人，无奈之下，甘母狠心把家里唯一的一只生蛋老母鸡杀了，接待风水先生。
席间，甘母也请风水先生为甘家看一块风水宝地。风水先生为感谢甘家杀鸡款待之恩，便悄悄地说：“此处风水宝地只有虎形一处，那是曹家的。这样吧，你家烧一把桃木灰给我，曹家做风水时，我做点手脚。”
到了做风水那天，自是良辰吉时，风水先生乘曹家家人不备，取出甘家的桃木灰在坟墓里撒了个人形，写了个“甘”字。从此以后，甘家事事遂意，加上甘紫亭聪明好学，参加京城科考，中了进士，当了大官。在以风水学为主的封建社会里，人们对风水的依附和崇拜到了神化的地步，反映了一部分先民希望获得指点秘授，便能依宝地而横发的心理。
甘紫亭之死
甘紫亭生于乙巳年（公元1545年），属蛇，是蛇精，到了晚上洗澡时会显形，因此他的澡盆就要求结构特殊。但为他做澡盆的木匠不明就里，按常规做，结果不合甘紫亭的意，一怒之下，把木匠杀了。杀的木匠多了，信丰县城上空血腥味太重，惊动了张天师。
张天师变成一个木匠，来到甘家做澡盆。他做的澡盆自然与众不同，澡盆中间立一根圆柱子，正好让蛇缠着柱子洗澡。甘紫亭一看大喜，重赏木匠，并带木匠到街上酒家小酌。
二人在酒店推杯换盏，很快，甘紫亭有点醉了。分手时，张天师告诫甘紫亭：“你先走，但千万不要回头看。”张天师知道甘是蛇精，而自己是蛤蟆精，自然非常害怕被蛇吃掉。出了酒店门，甘紫亭觉得奇怪，为什么此人提醒他不能回头看？于是情不自禁地回头看了一下。张天师大惊，马上施展法术，用珠笔在甘背上点了一笔，然后扬长而去。
第二天，甘紫亭就卧床不起，背上被点的地方开始溃烂，乃疽背之疾，以后几天，病情恶化，疼痛难忍的甘紫亭跳河自尽。众人在打捞甘尸体时，只捞到一只鞋子。
在信丰广为流传的甘紫亭三则传说，自然有趣好笑。这种民间编造的神奇故事，不入正史，也无需考证其真伪，只是信丰百姓茶余饭后的消遣而已，就像《聊斋》中的鬼灵故事一样。只是因为这种民间传说，会与某些历史人物，社会习俗相附会，往往给人以它是真实历史的错觉，其实两者有本质的区别。真实的历史人物甘士价与民间传说中的甘紫亭，其实不是一回事。
（五）甘士价家族之谜
信丰水东甘氏，德行乡邑，当时也算望族。令人费解的是，在传承有序的《丹阳堂信丰水东甘氏族谱》中，却无甘士价家族的记载。2006年水东甘氏四修谱，主持修谱的理事会，也感到此事百思不得其解。
笔者根据现有史料，妄作以下推测：
其一，根据甘氏族谱记载，在甘氏“崇、廷、文、士”这四辈中，有13人葬于县城水东塘湖坝（现东郊加油站附近）。这一事实似乎表明，塘湖坝很可能是水东甘氏的祖地。前面提到的大桥镇莲花山出土的《明甘母吴孺人墓志铭》，开头即书：“兹维塘湖隐君甘公之配，勅奉文林郎雨柏之母，丹阳尹紫亭进士□祖母也”（有一处空白，字无法辨认），这表明甘士价的祖父为“塘湖隐君甘公”，未示名及字号，这在墓志铭这一形制中极为罕见。“塘湖隐君”与塘湖坝是否有某种联系？还是偶然巧合？“隐君”，既有归隐之义，也有难以言状之意，故隐去名及字号？
甘士价父甘文炳，弟甘士佺，其他“士”字辈中，尚有士作、士杰等，下辈有宜兴、宜举、宜陞等，这都符合水东甘氏族谱字辈派行。甘士价家族一脉，应该是水东甘氏后裔无疑。
其二，从信丰水东甘氏族谱的谱系可看出，该谱创谱于明弘治十一年（即公元1498年），一修谱为清嘉庆七年（公元1802年），中间相隔304年。甘士价从出生到入仕到病故，皆在其间。一种极大的可能性是，甘士价在外地任职31年，把一大家人都带出去了，这在有关史料中可觅得一二。如清乾隆版《信丰县志》“贤孝篇”甘士价夫人吴氏小传中有云“奉姑就养京邸”。大桥镇莲花山出土的《□□□荆亭先生墓志铭》，系甘士价亲撰，里面也提到“二亲就养黟邑、丹阳，弟皆随侍”，“抚凤阳甫出，春明，弟别太宜人于天津驰归里舍”。因此，甘士价家族有可能播迁他乡，繁衍生息。明清以降，政局动荡，甘士价后人与家乡联系中断，从此杳无音讯，到一修谱时自然该宗支未见一字。当然，以上推断，仅为一家之言，有待以后史料佐证或修改。
对于甘士价家族一支未入族谱，甘姓人氏有一种猜想，认为甘士价是明末大官，而清朝大兴文字狱，故在甘氏族谱中不敢载入甘士价家族信息。这种猜测应该不成立。清初的康熙三年、康熙五十八年及乾隆十六年的《信丰县志》，甘士价都列入“乡贤”篇，且评价极高，《（雍正）浙江通志》中也在“秩官”中列有甘士价条目。“志”尚有载，“谱”何以惧？
（六）1986年版《信丰县志》（以下称“新志”）“甘士价”条目若干内容之考辨。
先看一篇文章摘录：
虎林书院记
虔南，阳明先生过化地也。中丞紫亭甘公自少慕道，闻良知之说而悦之。岁丙午，持节来抚浙，喜曰：生平寝寐于斯，慰矣。
……
公（甘士价）往阅之信，遂改为虎林书院，而属钱塘令聂侯经纪其事，始于戊申（1608年）之十二月，至己酉（1609年）之二月中落成。
俄而公病作，且剧。侯（聂心汤）入问，以竣事告。公欢日：“竟不得与诸君共印正，如之何？”寻卒。闻者无不流涕，十一郡、一州、七十五邑之民咸为罢市。
侯承公志，凡一切未卒业者，皆次第成之，规制大备。谓是举也，以维世道，以淑民风，以绍往而觉来，宜有记。特书见以勖，并述垂革之言，丁宁假切。
……
———《（明）顾宪成，高攀龙“东林学派”教育思想与教育文论选读》卷十一
以上这段文字中，公即甘士价，侯即钱塘县令聂心汤。聂心汤，新淦人（今江西省新干县），明甲辰进士，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任浙江钱塘县令。
对照以上文句，我们可以看出，信丰“新志”关于甘士价的条目，有较多缺谬，笔者不揣冒昧，提出来讨论，就教于高明。具体来讲有如下几点。
1.甘士价在杭州创建的是虎林书院，而不是武林书院。
“新志”中说“他（甘士价）还在杭州创立武林书院，经常讲学其中”，显然与史料不符。清康乾年间的三版旧志，以及《（雍正）浙江通志》都称甘将浙江巡抚旧院改建成“虎林书院”，“新志”中怎么成了“武林书院”？笔者以为，应以诸多旧志为准。
受甘士价之托经纪旧抚院改虎林书院之事的钱塘县令聂心汤，“以竣事告”时，甘已“病作，且剧”，很明显，这时甘士价不可能到虎林书院去讲学，更遑论“经常”二字。“新志”的说法源于清康熙五十八年《信丰县志》，显然是当时撰志者臆断。
2.甘士价的生卒时间。
旧志中“乡贤”篇目都有甘士价简介，但具未提及生卒时间。“新志”说甘“生于明嘉靖年间（约1545年）”。民间盛传甘士价是蛇精，属蛇，而明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农历乙巳，蛇年。应该说，“新志”的这一表述是慎重的。在未见确有依据的新史料之前，笔者认同这一推断。
但说到甘士价的去世时间，则有商榷的余地。
“新志”说，甘于明万历三十六年，即1608年去世。其依据是，旧志载，该年十月“（甘）已召入为大理卿，方候，代而奄逝”。
但从以上摘引的《虎林书院记》中可看出，甘士价批准钱塘县议请，将旧抚院改建为虎林书院，此事“始于戊申之十二月（1608年12月），至己酉之二月中落成（到1609年2月中旬落成）”，钱塘县令聂心汤还“以竣事告”，这说明甘士价逝世的时间应在1609年二月之后，或不久。
据此，笔者以为，甘士价卒时应在1609年，即明万历三十七年春。
应该说，史料（包括不同版本的县志）中也经常出现年份时间及地点载错、自相矛盾或语焉不详的例子。《虎林书院记》这篇文章所记载的时间如此确凿，且为个人亲历所记，应是相应准确的。（详见《万历钱塘县志》载《虎林书院始末》）
3.上述引文所说“寻卒”，这个“寻”字，透露了信息。旧志中说甘“代而奄逝”，这个“奄”字，有忽然、突然的意思，“奄逝”即忽然逝世，此事很突然。这似乎表明，甘士价在病剧难忍之时，作了无奈的选择。因此这一噩讯，让浙江人、信丰人都感到突然。需要指出的是，这一说法，与信丰广为流传的民间传说不谋而合。
4.甘士价在信丰的墓地。
明清时期，官宦在外的人去世，一般都葬归故里，这既有故土难离之情，朝廷也鼓励这样做。甘士价墓地在信丰县城东郊九子岭（狗崽岭），地点在现水东东郊饭店马路对面山坡，山脚下现建有一排民宅。
对甘士价墓地的情况，笔者曾走访信丰中学李玉老师（今年94岁）和梅敏乔老师（今年86岁）。梅老师回忆：“小时我家住在水东虎形老虎坑，大约在读小学二三年级时（1940年左右），课余时间常和一些小伙伴到野外掏蜜蜂窝。蜂窝中有甜味，好吃，而蜜蜂窝常常会在墓穴中找到。因此，我们这些小孩就找墓穴，从虎形一直找到九子岭，其中就到甘士价墓地。当时我们并不知道这是甘紫亭墓，后来才知道，但可以肯定的是，甘紫亭墓地没有墓穴，一块很大的碑倒在地上，石碑长约一米，厚约20厘米，其他一些石柱东倒西歪，还有一些石柱，石块堆在一起。”
李玉山老师说：“我年轻的时候去过甘紫亭墓地，一条小路蜿蜒而上，路两旁有石柱直立，但墓地破损不堪，一些石马、石牛立的立，倒的倒。”笔者也曾走访一些水东老人，都说没见过甘墓的墓穴和墓丘，只有一些笨重的石柱尚存，“文革”期间，也未听说什么人去毁甘紫亭墓。
以上事实表明：
（1）甘士价墓茔并无墓穴，只有墓丘，很可能是甘的衣冠冢。
（2）甘士价家人及后代并不在信丰（甘氏族谱无记载），自然谈不上维修墓地。三四百年的风雨侵蚀，同时也不排除盗墓的可能性，甘墓倾圮在所难免，至少在民国时（甚至更早），甘墓已毁。那些凌乱的石人、石马、石牛，也在以后的岁月中被毁。但“新志”说“新中国成立后（1949年后），九子岭甘士价墓尚保存完好，惜于‘文化大革命’中被毁”，显然不是事实。
（七）甘士价在信丰的业绩
从七品知县到封疆大吏，甘士价入仕逾三十年，根据回避制度，甘都在外地任职，在家乡信丰的活动不多。有历史记载的有：
《赣州府志》卷十六称：“（甘）立求仁仓，岁贮谷数百石，用济宗族朋侪之匮乏及死无所归者。修嘉定桥以便往来，开义塚以掩胔骼，刻居家四誓以示清白。所谓以圣贤之操持，撝豪杰之作用，亶其然乎。”
乾隆版《信丰县志》“嘉定桥”条目中提到：“明弘治令倪俊因故址作浮梁其上，万历庚寅甘中丞士价倡议鼎建石桥，未已圮，仍改浮桥。”甘倡议置田租五百石作护桥之用。这是甘士价协助地方建嘉定桥的记载。
时间如奔腾不息的桃江，一去不返，一代廉吏甘士价辞世已406年，然风范仍存，传颂至今。今天，当我们依据存世不多的史料，讲述甘士价其人其事的时候，无非是想还原一个真实的甘士价。可以告慰先贤的是，在这说长不长，说短不短的四百年历史岁月中，家乡信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一个海晏风清、美丽富足的新信丰正呈现在我们面前。
（2014年7月于信丰中学）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不少朋友的关心和支持，特别感谢：
信丰中学93届校友、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副教授肖如平博士在杭州查阅相关资料。
水东磨下的甘夏生先生提供《甘氏族谱》。
古陂镇阳光村吴起登先生提供《吴氏族谱》。
信丰中学90届校友、厦门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副教授饶伟新博士提供康熙三年、五十八年、乾隆十六年《信丰县志》。
附录：
明甘母吴儒人墓志铭
兹维塘湖隐公甘公之配
敕封文林郎雨柏公之母丹阳尹紫亭进士□祖母也。儒人姓吴氏，厥父邦彦也，世居竹桥与水东，吴、甘俱为望族。儒人初适洪，洪卒，继适塘湖。时塘湖公母儒人郭尚无恙，儒人旦夕承事，执妇道惟勤，甚得其欢心。塘湖公性卓荤雅，喜游江湖，历阅今古形势。儒人恒独居理家政井井有绪。先是塘湖公娶张氏，遗一子文重暨二女，俱在褓襁中，儒人抚之不啻已出。后文重暨子士杰同雨柏公廪于郡邑庠，咸有时名，儒人辄沾沾喜，意不在雨柏，而喜张之有文重与士杰也。奈何，文重父子相继物故。雨柏公又以数奇，绝意仕进，惟紫亭君头角崭然。塘湖公因指以目儒人曰：“甘氏傥不及颠，坠名吾家者在是儿乎！”儒人曰：“吾固奇之矣。”以故君于诸孙中最所钟爱，抚摩备至。然而，督责之者，从不少事故息。万历癸酉，紫亭君领乡荐，丁丑成进士。儒人叹曰：“吾儿素有远志，今果然矣！恨不令尔大父见之！”君初试黟阳，雨柏公奉儒人就养官舍，则时戒曰：“处家宜谦，处官勤慎，毋忘夙夕也。”间以绮服进，则勉强收置，然不一再御也。紫亭君奉儒人训，但競競不敢暇逸，而政声遂辉，然称异矣。万历乙酉，君以雨柏公之丧守制于家，儒人时年八十有一，诸内外姻戚，咸称觞为寿，儒人欣然，康宁如常。未几，以微疾殁于正寝，盖十一月十四亥时也。男二，长文重，甫贡而卒；次文炳，即封君雨柏公。女二，长适李滔，次适佥宪黄思贤。孙舒与文重俱张氏出。文重娶谢氏，生士杰，娶袁氏，继黄氏。宜兴娶张氏，生履谦。士仰娶张氏，生宜都、宜朝。士作娶叶氏，继吴氏，生宜举、宜□、宜□、宜学。士伊蚤卒。文炳娶推府吴公魁孙女，封儒人，生士价即紫亭，娶吴氏，封儒人，侧室曾氏，生宜荐。士伦蚤卒。士佺娶江氏，□□□□士彦女□曾孙女，□□□□□□□许聘曹光荣。玄孙女一，尚幼。卜是月七日合葬□□□之阡。紫亭君以余前同□京口，有通家之雅，乃驰状征铭于余。闻甘氏之世德与母之贤，惟夙夕敬辞铭曰：
□兆之合，式固而臧。瑞庆之钟，弥炽而昌。万斯年闻无疆，于赫其光。
万历乙酉年二月朔
中宪大夫前守镇江黎干通生王事圣撰文
乡进士年家晚生黄大节书
孝孙士仰士作 曾孙宜兴宜学宜荐 玄孙 履谦 立
士佺 宜举宜朝宜舆
注：该碑出土于大桥莲花山麓，字已难辨。现存县博物馆。
封君雨柏公墓志铭
雨柏甘公邑父母紫亭君之父，以君奏三年最新受为君者也，先是君由丁丑进士徐授徽州府黟县令，卜优调我丹阳，君来时亦闻公来，我士人知公贤者，愿一见，深居为客之避也，固我士人无由得而见也。今年之九月，公来而予通往云间，举师相存□先生奠比，迈则闻公初恙，忽奄然长逝矣，君哭之哀，若不欲生，存者既而缄致，邑博刘君所为状寓山中，请予文翼以铭墓石于来日，予惟君吾贤文母之贤文公铭其可安辞，于是姑停绶赴吊期，即为之撰，次如左方：按状公讳文炳，字实卿，雨柏其别号也，其先本我丹阳人，宋嘉定间讳仲铭者始徙居江右虔州之信丰，遂世为信丰著姓，以传而至和鼎公，和鼎生荣，生瑞珍，瑞珍生宫。瑞珍公大父宫公考也。宫娶张氏生文重，继娶吴氏生公，公自幼以神童称，书过目即诵。初业易，既又改业诗，剖析疑义，经生愧不如，既又淹贯百家子史，年十五与兄文重，文重子士杰并为邑学生，有时名。既而兄父子相继物故，独公在先，公属意惟公众所称许，亦维公乃屡戈文□竟不偶而以先公谢养。紫亭君能继其志，于早年取科第也，遂弃去举子业不从事而日惟……
（以下文字没落不清，无法抄录）
注：该碑也在大桥莲花山麓与前碑同时出土，字迹全无，已废。现存大桥某居民家。以上两墓志铭文字，皆为32年前即1982年9月7日县文物普查时抄录，由于碑文侵蚀严重，抄录时可能有误。
信丰县小甲背东吴墓清理简报
赣州市通天岩管理所 夏金瑞信丰县文化馆 施昌康
一九七四年信丰县古陂公社电影队反映，该公社所属的天光大队小甲背生产队社员挖土建房时，挖出了许多坛坛罐罐。嗣后，我们会同县文化馆前往了解。经实地调查，被社员挖掘的古墓共有三座，其中两座已大部分被夷为平地，器物全被打碎。另一座保存较好，仅取出了十余件器物。现将清理的情况简述于下：
该墓全用花纹砖砌成，平面呈长形。墓长5.2米，宽1.6米，残高1.2米。墓向330度。墓壁用长25厘米、宽20.5厘米、厚6厘米的方格网线纹砖平砌，墓顶用长18.5厘米、上端8厘米、下端6厘米、厚23厘米的楔形砖砌成，楔形砖饰蕉叶乳钉同心圆纹。
墓中出土遗物有：铜器、青瓷器、陶器、铁器、银器和漆器残片等。
铜镜一件。直径10.5厘米。属四乳四神镜。圆钮座，内区铸四乳相间四神。外区以S连锁纹绕边一周。
铜鼎二件。均残破，可分二式。Ⅰ式，通高15.2厘米，口径28厘米，腹深7.2厘米。大口，直壁，浅腹，长兽足。外下腹部饰凹弦纹五道。Ⅱ式，通高12.8厘米，口径26.4厘米，腹深9.6厘米。大口，直壁，深腹，矮兽足。外壁下腹部饰凹弦纹五道。
青瓷器共十二件，均置于墓室前部。
双系罐一件。通高12厘米，口径11.2厘米，腹径18.6厘米，底径7.4厘米。敞口，广肩，圆腹往下收，底稍上凸，肩设二系作横穿，二系之间各设铺首衔环和一圈斜方格纹带饰，环带上方设弦纹二周，内外皆施青黄釉，外壁釉不及底，釉薄皆剥落。
盘口壶二件。一件残损。另一件，通高11.2厘米，口径8.8厘米，腹径13.2厘米，底径7.2厘米。浅盘口，矮颈，广肩圆腹，平底，肩设二系作直穿。盘口外壁和肩系部各饰弦纹二周，器身内外施米黄釉，釉厚处呈冰裂，外壁釉不及底。
四系罐二件。分二式。Ⅰ式，通高13.4厘米，口径10厘米，腹径18.4，底径10.4厘米。口微敞，广肩圆腹稍往下收，平底，肩对称设四系作直穿。通体施青黄釉，呈冰裂。II式，通高20厘米，口径22厘米，腹径30厘米，底径14厘米。敞口，鼓腹，平底。肩部称设双系作横穿，系中心设弦纹二周。通体施青黄釉，釉呈冰裂状。
青瓷罐一件。通高10.8厘米，口径13.4厘米，腹径20厘米，底径11.2厘米。矮直唇，鼓腹，平底。肩部饰水波纹带饰。通体内外施青黄釉，外壁釉不及底，厚釉处呈冰裂。
青瓷器盖一件。高4厘米，直径20.6厘米。剖面略呈梯形，穿形纽，平顶。内扣子母口，通体施青黄釉。
青瓷水井一件。高20厘米，口径10.6厘米，底径10.6厘米。直口平唇，束颈，简腹，平底，通体施青黄釉。
青瓷碗三件。分三式。Ⅰ式，直口圆唇，圆并实足，腹部浑圆。外壁口沿下设兰纹二周，通体施青黄釉。通高11.6厘米，口径21.2厘米，底径12厘米。Ⅱ式，口微敞，腹稍下收，圆并实足。口沿外设篮纹二周，内底边设弦纹一周。通体施表釉。通高5.6厘米，口径15厘米，底径8厘米。Ⅲ式，直口，圆唇，腹稍下收，平底，底心微凸。口沿外壁设篮纹三周，通体施青黄釉。高8厘米，口径18.6厘米，底径12.4厘米。
青瓷缽二件。分二式。Ⅰ式，直口，斜腹，平底。底心稍凸。高3厘米，口径8.8厘米，底径5厘米。通体施青黄釉。Ⅱ式，直口，斜腹，平底。口沿外壁和内底边各设弦纹一周。高3厘米，口径9.2厘米，底径3.6厘米。
灰陶盘口缸一件。浅盘口，束颈，圆腹，平底。肩设四系作横穿，腹部设细方格纹。通高31厘米，盘口径13.2厘米，底径18.6厘米。
铁器共五件，均置死者左侧。器物腐蚀严重。器形有铁剑、铁刀、铁戈，铁戟、铁剪刀等。
银钗一件，钗头呈扁平，长21厘米。
该墓所用蕉叶四乳同心圆砖和网线方格纹砖，均可见于我省东汉墓。而大量的青瓷器物出现则又为汉墓中所少见。其中，青瓷水井与南昌市南郊汉、六朝墓所出相一致（见《考古》一九六六年第三期）。从器形以及所装饰的水波纹和方格纹带饰和铺首衔环来看，都具有东吴作风。因此，我们将这座墓的时代，大致可定在东吴晚期。
（绘图：张嗣介）
信丰玉带桥发现宋银铤
李海根
1990年8月，江西赣州市博物馆从来自信丰的一位退休工人手中，收藏了一件银铤。经赣州地区人民银行鉴定，成色在95%以上。银铤保存完整，银色光亮温润，砝码形，背部略收缩，遍布蜂窝状气孔（两端少而束腰部较多），四周边部也布满气孔。表面略凹，全长8.8厘米，两端最宽5.7厘米，束腰宽3.5厘米，厚1.3厘米，背部全长8.3厘米，两端最宽5.2厘米，束腰宽3厘米，重443.40克。无凿印碰撞痕。表面有两行六组錾印，四角排列相对有“真花铤银”（下面二组为倒立款式），束腰部有“刘一郎”、“壹拾贰两半”铭记，均为宋体字，排列紧凑美观，字体清晰悦目。其品相与所见刻画零乱潦草，凿痕累累不成形状者，有天壤之别。
银铤是1969年秋从信丰县虎山乡玉带桥下深水处所得。
“铤”是唐宋对铸银的称谓。
其“刘一郎”、“壹拾贰两半”和“真花铤银”铭记，皆合宋代通用法。
湖北黄石市西塞山出土292件宋代银铤中已发现“蒲四郎”、“韩五郎”、“朱二郎”、“张二郎”、“俞七郎”、“吴二郎”、“王家大郎”、“江三郎”、“陈念二郎”、“卢四郎”等铸造工匠的名字①。内蒙古巴林左旗出土的“虔州瑞金县”“政和四年”银铤有“田六、田五”②，洛阳发现的南宋出门税银铤有“赵十一郎”、“李六”③。这些都是铸造银两兼行销之人，宋代谓之“行人”。铸造人在宝银上錾刻店铺名字或姓名，有流布名号、保证成色的意义，所以宋代进奉银、税银或流通的银铤大都有行人的落款印记。宋人多以辈行，冠以姓氏为名，不仅银货行业如此，制瓷和造砖行业也如此。“刘一郎”是宋代行人的印记当无疑义。
宋人胡三省《通鉴释文辨谈》有一段话：“今人冶银，大铤五十两，中铤半之，小铤又半之，世谓之铤银。”迄今所见，多发现大铤，小铤较少，也较珍贵。玉带桥银铤重“壹拾贰两半”，属宋银之小铤无疑。
“真花销银”铭文则表宋代银铤成色高低，西塞山出土的宋代银铤139号，重418克，铭记“元字号真花银江三郎记”，与玉带桥银铤品位相同①。属于这种品位的还有江苏溧阳平桥出土的8号银铤、5号银铤，其四角均有“真花银”、“真花铤银”铭记，中部有“谢铺记”印记②。
所以根据上述比较，信丰玉带桥银铤应属于宋代民间流通银铤。
（原载《出土简报》）
一村五进士，游州三诗家———曾经辉煌却鲜为人知的游州黄氏
赖竞林
一、游州黄氏脉源
信丰古志中说：“邑以望族称者，黄氏为最”，“黄氏著者三望，曰游州，曰新田，曰黄田，游州为之最。”在我们信丰，黄氏可谓显赫姓氏，名贤迭出，科甲繁兴，无论科举入仕，还是文章大义，都不乏佼佼者。清代新田“黄氏三世”，已为邑人耳熟能详，传为佳话。游州黄氏，则是另一脉系。
被尊为游州黄氏开基祖的黄傲，字高世，江夏寨门下石桥人，在后唐庄宗时任节度判官驻虔州（赣州），“傲公长子骈公，于后汉乾祐时立户”，黄傲和黄骈生活在战乱频仍的五代十国时期。查《中国历史纪年表》，在不到八十年的时间里，五代十国像走马灯一样兴亡更替，最短命的政权仅存三年，这自然是残酷战争的结果。在这种战火连绵、民不聊生的情势下，从湖北来到赣州做官的黄傲，厌于战乱，淡于功名，举家弃官隐居于当年万分荒野茅塞的信丰小河堡石潭陂。据游州黄氏《笃庆堂》族谱记载，至少在北宋（仁宗）嘉祐年间（约1060年），黄氏第四世照公、第五世韶公，就已生、殁于游州、车上。因此，黄氏一族定居于游州的历史，有近千年之久。
到元朝时，黄氏已传至十三世黄弼。黄弼，字辅良，号忠齐，博通五经史书及天文地理，并有诗集传世。弼生三子：君佐、君友、君祥。正是这三兄弟，使游州黄氏一脉发生了重大变化，开始派宗分流。“君佐立南祠，君友未立祠，君祥立北祠”，其后裔分别另修谱系。君祥一系的北祠，谱称《笃庆堂》，君佐一系的南祠，谱称《清华堂》，这南、北祠及君友一系的后代，繁衍生息，衣缨光大，虽不断播迁县内外，但至今仍有后裔生活在游州。
二、游州黄氏三诗家
古人评价游州黄氏尝言“德温考功、大节副使以气节重；而闰、注以诗文显”，意思是说，黄德温、黄大节以气节名重，而黄闰、黄注以诗文显赫。清康熙年间，兴国知县张尚瑗曾来过信丰，留有游历信丰山水的诗篇。张尚瑗，字石里，江苏吴江人，进士出身，才华横溢，曾任翰林院庶吉士。他与新田名士黄文澍（字雨田）及游州黄洪生（黄戴玄裔孙）在赣州熟识，并应邀为信丰游州三诗家（黄闰、黄注、黄戴玄）的诗集作序，即《信丰黄氏三家诗序》。
张尚瑗在序中说：“信丰游州黄氏三诗家，曰前庶吉士仪陇令（黄）闰，期余氏，竹居呤稿；稽勋司主事（黄）注，汝霖氏，小峰集；太学（黄）戴玄，九洛氏，醉石稿。……黄氏裔孙洪生乃手持二帙并醉石稿凡三家托付雨田持示予。”“乃一姓而有三诗家，先后接踵于有明之代，而各与其时之魁杰者，伍其所树立何如乎！”
张尚瑗是远在千里之外的吴江人，且不在信丰为官，他怎么知道这“三黄”是游州人？想必是黄洪生相告。游州山清水秀，人文荟萃，历史悠久，一村中出了三个诗人，其中二人还是进士，似乎引起了张知县的兴趣，于是欣然命笔作序。
这黄氏三诗家的史料不多，散见于旧志不同卷目，以及游州黄氏族谱。特别是黄戴玄，文才颇佳，却无功名，尤知之甚少，只能从片言只语中理出个大概。笔者冒昧对游州三诗家的其人、为文作一简介，以飨读者。
黄闰，字期余（族谱为基余），君友四世孙。生于明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卒于明宣德元年（1426年），“幼颖敏不群，十六岁领乡荐（中举），逾冠（二十岁）登进士”。此等进阶，堪称信丰古今才子第一人。他以才名授翰林院庶吉士，声动馆阁。然而，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洁身自好、性格刚直的他，遭同门忌妒，竟被迁任四川省仪陇县知县。
仪陇县是开国元帅朱德的故乡。黄闰在仪陇任职只有二年，却广有政声廉名。他“兴利除弊，民甚德之”，《四川通志·名宦》中说他“政尚严明，人不敢干以私，号为铁知县”。可惜好人命不长，黄闰病逝于任上，年仅31岁。著有《居竹吟》。
黄闰诗二首：
新龙山（时十二岁）
闻道新龙景致佳，乘骑一览兴犹赊。
云笼宝殿天垂盖，日朗金容地布花。
清磬玲珑声递远，浮屠突兀影无涯。
此行定去朝金阙，何日重来听法华。
习静轩
闻君幽隐爱名山，野鹤孤云意独闲。
萝径草深人少到，林扉春静鸟知还。
窗前仙录焚香诵，箧里阴符①闲户看。
我欲相从结芳社，朝簪未掷复何颜。
黄注，字汝霖，少工诗，明嘉靖十七年（1538年）进士。初任浙江长兴县令，在任时，广交郡贤士大夫，“多乐从之游，日吟诗千”。长兴诸生中，有一个叫徐中行的，引起了黄注的注意。黄慧眼识珠，认为徐为可造之材，“以国士目之，授以诗法。时李攀龙、王世贞以力追开元、大历为名号，而（黄）注诗法与之符契，中行学成通籍，遂与李、王等齐名，称五子”，后来徐中行成为明朝文学家。黄注升任吏部稽勋司主事后，遭同门忌才，被谤罢官归故里，忧愤成疾，数年后病逝。黄注生平著作甚丰，可是他临终前，却命人“焚其稿”，幸亏黄的两个儿子黄芝、黄苕在余烬中抢出一部分，“仅存数百”。后由黄注的门人俞琳与徐中行编辑成册，在其子黄苕任会稽县丞时付梓，并由俞琳作序，号《小峰集》。
黄注诗四首：
九日金文寺登高
节序逢重九，来游历上方。
梵传天乐近，台荐雨花香。
绕日乘秋霁，清岗送晚凉。
祥光兴佳气，相并礼空王。
是日与客移饮野老巷有怀吴兴诸友
寒变层台冷，风生月殿秋。
囊因萸佩馥，酒为菊花浮。
眺逈欣留日，乘高洽命筹。
吴山千里别，应向曲中求。
七里滩声
一派流环郭外山，迂廻沙石水潺湲。
三春急音雷轰阙，五两高悬彩鹢闲。
摘桂灵槎云外幽，採菱归棹日边还。
无端萧瑟因风至，疑对松涛万壑闻。
春日登公署高楼
晴春飞色入雕栏，水郭山城镜里看。
桑梓喜逢郊外偏，豺狼谁出袖中弹。
日笼官客腾朝霭，露滴花丛落晓寒。
淑景年年原不异，樽前呼取醉何难。
黄戴玄，字九洛（雒），是黄闰的八世孙，生卒不详，推算应是晚明人。黄承家学，与其兄承基并以才名见著乡里。但他考运不畅，屡试不中，最后只好以“应例”、“入南太学”。
“应例”即“例贡”，是指以捐款、物（粟或马）给“官家”取得贡生资格，进入太学（国子监）读书。凡在太学（国子监）读书的人，俗称太学生或太学。“南太学”又是怎么回事呢？朱元璋明朝立国定都南京，但到了永乐十九年（1421年），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南京则称留都，同时保留一整套与北京相仿的中央机构（六部一院等，也包括太学），因此，这时南京的太学称“南太学”。黄戴玄就是进入南京的太学读书（入贡）。
虽然南京各部衙门俱全，实际上毫无权利，形同虚设，都是闲职。但这些官员都是科举考来的，都有真才实学，一时间，南京文人荟萃，名家汇集。闲人自然有闲人的活法，他们吟咏唱和，结社雅聚，蔚然留都。在这样的环境里，“入南太学”的黄戴玄本来就聪慧过人，文采出众，常与谭友夏、谢耳伯、汤显祖诸士辈过从甚密。邹匡明在《黄九洛醉石诗序》中说：“九洛，人中龙也”、“予交九洛于（南京）雨花社”、“其稿曰醉石，其山房曰龙湫”、“山房枕危峦，襟长江，怪石森森”，黄戴玄著有《醉石吟》。
黄戴玄（九洛）诗四首：
宿香山寺
云山留我宿，枯淡亦逍遥。
焰细灯明灭，寒深月寂寥。
游无选屡日，话不禁通宵。
何计常来此，随缘乞一瓢。
登来星阁
江畔高楼聚客星，层楹山绕恰如屏。
花开花落堤常在，春来春去雨不停。
海底鱼穷犹可赋，林间雀燥预为灵。
倚栏正自残双鬓，忍对浮烟一缕青。
（注：来星阁是信丰名阁之一，在武龙山下，河对面是山塘王家寨，后阁毁）
寄怀林茂之
电光火石暗推迁，一隔秦淮十六年。
白日几能销肮髅，青山容易老迍邅。
道安放棹心常恋，元节投门事岂然。
地僻滩高鳞不到，欲将肝胆与谁传。
上巳日招看渠诸君及太若诸上人结社小胜园
幸值客星聚，重追禊事风。
罇垒先后异，物候古今同。
花草春春丽，才情辈辈雄。
欲穷生灭理，跌坐讯支公。
三、游州黄氏五进士
清雍正三年（1725年）仲夏，陶成存（赐进士出身，翰林院检讨）在为游州黄氏族谱撰写的谱序中，列举了黄氏在明朝的科第之盛：“信丰黄氏名贤辈出，科第之盛，甲于一邑。于永乐间则有翰林庶常公（黄）闰；正统间则有考功公（黄）德温；嘉靖间则有稽勋公（黄）注；万历间则有宪副公（黄）大节。德业事功，文章节义，炳炳昭垂于郡国，盖其盛哉。”
陶成存说的四人黄闰、黄德温、黄注、黄大节都是明朝进士。在古信丰县城，曾有过“四朝进士坊”，就是为这四进士立的。除此之外，游州还有一个进士出现在清朝，叫黄占鳌。因此我们说，游州黄氏五进士。
前面已就黄闰、黄注作了简介，下面就其他三位作一略述。
黄德温，字伯里，君佐六世孙，生卒年不详。明正统六年（1441年）参加乡试中举，正统十三年（1448年）中进士，出任兵部武召司主事。正统年间，英宗朱祁镇年少骄纵，荒嬉无度，政权遂被内侍党王振把持。黄德温不受时风影响，始终为官清明廉洁，刚正不阿。他在朝廷任职的第二年，专横跋扈的王振乘英宗外出之际，肆意诽谤朝廷言官，黄德温忍无可忍，当着受命监国的太子和满朝文武大臣的面，如实揭发王振诬陷朝臣，危害百姓的种种罪行，并果敢将其批杀，血溅朝衣，人心大快，被誉为“一代豪杰”。英宗还朝，迫于舆论，也只好不了了之，并选任黄德温为吏部考功司主事。后被人诬陷，降职到镇江府（今江苏镇江）掌马政。在镇江任内，他查出镇江府的土豪劣绅鲸吞数百亩牧地之事。土豪劣绅拿出百镒巨金向黄行贿，黄德温断然拒绝，坚决将被鲸吞的牧地收回镇江府所有。黄德温勤政爱民，终积劳成疾。病危时，他召集家人到床前，嘱咐儿子黄震丧事从简，说：“以此治吾丧，毋从佛事，以坏家法。”卒时，家中有遗著《慎庵集》。
黄大节，字斯立，号庭翠。少颖悟，落笔惊人，明万历元年（1573年）中举人，万历十四年（1586年）进士，授太常寺博士。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明神宗储嗣久不定，大节上疏请册立东宫太子，并弹劾首辅王钖爵。后迁任礼部仪制司主事，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转任湖广按察使佥事，未上任，因丁忧归故里。服满后重新启用，任浙江按察使副使。黄大节请辞不赴任，在家穷治经史，闭门著书，拒绝酬答，直到逝世，享年71岁。
黄占鳌，字心矩，号阅齐，由附生中式乾隆元年（1736年）丙辰恩科（中举），乾隆七年（1742年）壬戌科进士，授广东博罗县知县，性嗜诗文，改抚州府儒学教授。黄生于康熙己丑（1709年）十二月初二日，殁于乾隆辛丑（1781年）九月二十二日，葬莲花形虎形向南（载游州黄氏《笃庆堂》族谱）。道光四年《信丰县志》是这样评价黄占鳌的：“家贫力学，文品高洁，饮酒赋诗，不鹜纷华，任广东博罗县知县，以清净为治，改授抚州教授，乐与高士论文。致仕归，官槖肃然，家徒壁立，一介不取。”可见不但文品高洁，官品也高洁，是个清官、好官。
游州黄氏在历史上声名远播，但在民间，至少是现在，其人和事却鲜为人知。原因是多方面的。旧县志记载，只知有其人，却不知是何处人；囿于篇幅，人物介绍极其简略。而族谱，一般都秘不示人，即便是同族，也很少浏览；所记人物，主要是生、殁时间、婚葬等。笔者也是在旧志的一篇极不起眼的“艺文”中，得知“游州三诗家”一说，于是寻访游州黄氏族谱，才豁然开朗，获得更多相关资讯。
方志（地方志）记述的是一个地区的信息，反映一个面，既有人文资料，也有自然资料。族谱记载的是一个家族的信息，反映一条线，能清晰家族排序之义，祖考之源。两者相互辉映、互相渗透，不可替代。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游州黄成华先生（信丰中学教师）热忱提供游州黄氏族谱，在此诚表感谢。没有他的大力相助，没有县志和族谱的互相补充，本文无法撰写。难怪有学者说：“国史、方志、族谱”是中国历史的三大支柱，信焉！
（2014年8月）
江西信丰小河镇明代客家民居遗址发掘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江西省赣州市博物馆
2002年9月至10月，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会同赣州市博物馆等单位联合对位于赣粤高速公路信丰县小河镇光荣村卢富芫村的一处明代客家民居围岽高遗址进行了一次抢救性考古发掘。
围岽高遗址位于信丰县小河镇光荣村卢富芫组，在卢富芫的西北面，属台地类型古文化遗址。它高出周围农田约120米，面积达1500平方米。地势平坦，比较适合人类居住。赣定高速公路由遗址中心经过，对其造成完全破坏。
考古发掘自9月27日进场时起，至10月底结束田野工作时止，历时一个月。共布探方7个，实际发掘面积1000平方米。发掘区地层最薄0.30米，最厚0.60米。地层堆积可划分三层，第①层为近现代耕作层；第②层、第③层均为明代晚期文化层。共清理文化遗址22处，获得明代晚期各类文物200多件，其中复原十余件。现将此次发掘的收获简报如下。
（一）遗 址
围岽高遗址为一组大型建筑物基址，面积达500平方米。
该组大型建筑遗迹由房基、灶台、围墙、门楼基址、水沟、灰坑及活动场所等组成。房基可分三组，南面一组为正房，由F1～F5组成，F1为正厅，厅内正中偏南地面有灰烬遗存，F2、F4为右厢房，F3、F5为左厢房。北面一组六间为后厢房，编号为F6～F11。第三组为附属建筑，由F12～F14组成。其中F12为厨房，内有灶台、排水暗沟、水缸等配套遗址。（图二）
1.房基F1
位于T2方的西南部，大部分延伸到T5，部分伸入T4的东北角。开口①层下，编号为02XLF1，为一处近长方形的基址。东、西、北三面封闭，南面敞开。房基建在填平的地基上，北墙基依山势建在山脊的岩石上，墙长3.7米，宽0.2米，除拐角有砖外，无砖遗存。东墙基长6米，宽0.2米。在墙基的南端仅遗存平铺二层三块半砖。砖长35厘米，宽17.5厘米，厚6.5厘米。第②层为房内填土堆积，黄褐色土，内含大量瓦砾，厚15～20厘米，土质较板结。可分A、B两小层。其中②A瓦砾层为建筑废弃时堆积；②B层为建筑使用时堆积，出土物有青花碗、杯及釉陶擂钵等；第③层为灰褐色，厚约0.25米。内含大量乱石及砂石，为因地势低洼填实平整而成，无出土物。在F1正厅的中南部有一灰烬遗存，呈近圆形，直径50～60厘米，堆积厚3～5厘米。
图二 围岽高遗址遗迹平面图
2.房基F4
位于T1东南部，部分伸入T4的东北部。开口①层下，编号为02XLF4。形状为梯形。西墙基长3.75米，宽0.2米，由单砖平铺两层而成。南墙基长4.5米，宽0.2米，由砖石垒砌而成。东墙基长3米，无砖石遗存。仅见墙基痕迹。北墙基长5米，无砖石遗存，仅在墙基的中段有一圆形柱洞，其直径为0.2米，深0.28米。第②层为房内填土堆积，分为两层。第②A层黄褐色土，厚约0.2米，内含大量瓦砾，土质较板结，为人类居住活动遗存及房屋倒塌堆积。②B层为使用时期遗址，出土器物有青白釉碗、青花碗、笔洗及釉陶盏、钵等。第③层为灰褐色土，厚约0.25米，内含大量乱石及砂石，无包含物，应为地势低洼填土平整而成，为正房组合有机物之一部分。
3.房基F7
位于T2的西北部。开口①层下，编号为02XLF7。形状为长方形。西墙基长3.25米，宽0.2米，仅在墙基的西端砌有两块砖。北墙基长3.2米，宽0.2米，在墙基的两端各砌有两块砖。房内填土厚约0.15米，土色为黄褐色，内含大量瓦砾，土质较板结。可分为A、B两小层。分别为人类居住活动遗存及房屋倒塌堆积。出土器物有青花瓷片及釉陶钵等残片，其中可复原碗2件，笔洗1件，杯1件。F7为后厢房有机组合之一部分。
4.灶台Z1
位于T1的中南部。开口①层下，编号为02XLZ1。形状为长方形。长2.18米，宽0.38米。由两段砖墙组成，前墙长2.18米，宽0.18米，由六块砖平铺三层组成，后墙借用F4的西墙，南墙中间用砂土填平成台面。灶台建于F2的东北角，在灶台的右下角有一排水暗沟，编号为02XLG1。直通建筑群外，均为第三组合F12厨房内之配套设施。
5.围墙及后门楼
位于遗址的东北角T6内，开口①层下。围墙墙基近10米，由长35厘米、宽17.5厘米、厚6.5厘米的砖块环绕山顶砌成。现残存七块砖，局部墙基残长2.5米。其中有一块砖上刻有“邱乙”两字，字面下方有两大拇指按印痕。门楼位于围墙的西北端，为一处门道遗存。门道外长1.25米，宽1.2米，内空0.8米。无出土遗物。
排水暗沟编号为02XLG1，长约5.5米，宽约0.2米，位于灶台右侧。经地下弯曲向北流出。暗沟壁两边用单砖竖砌，上用砖、石平铺盖顶。无铺底砖。沟内填土为黑色淤泥，厚约0.02米，无出土物。
（二）遗 物
出土遗物主要有青花瓷器、青白釉瓷器、陶器等200多件。
（三）结 语
1.围岽高遗址是我省第一次对客家民居遗址的考古发掘。这次发掘对于了解客家民居的建筑结构、风俗习惯有重要意义。
2.建筑遗址内发现200多件生活陶瓷器，有青花碗、盘、碟、杯、笔洗等瓷器和执壶、水滴、水缸、钵、镭钵等陶器。从出土的青花瓷器的纹饰、烧造工艺、胎质、钻料、画风及铭款来看，这些青花瓷器具明代晚期所流行风格，因而围岽高遗址也相应的为明代晚期遗址，距今约400年。
3.信丰县98%的人口为客家人，赣南客家素以“书同文、语同音、习同俗、行同伦”的历史及其传统而著称于世，围岽高明代客家民居清理遗迹，与赣南当代民居的建筑风格几乎一致，这也从另一侧面说明客家风俗数百年不变的历史事实，反映了客家文化基因顽强的生命力及世代相袭的传承性。此次考古发掘，对于研究我国客家人的历史沿革、民俗、民风等都具有重要价值。
（参加发掘者：余江安、严振洪、徐长青、刘征宇、陈之勉、傅雪如、钟四如、陈秋芽等 绘图：傅雪如、陈之勉、钟四如 执笔：徐长青、严振洪、余江安）
历史小知识
一、你知道这些信丰名人葬于何处吗？
康熙五十八年《信丰县志》，修增“丘墓”篇目，其论曰：“按信邑南山吕公一墓，虽奉君命归葬，至今相传不朽。他如元明诸公，或挺身骂贼而身殉孤城，或怜念逋亡而奏蠲减赋，或格逆斗于庙堂之上，或靖封疆于江浙之间，或文章品行可以仪型，或仁孝精纯足为风世。即不封不树藏之中野而声名赫赫，又何尝不在人耳目间哉。第旧志廖本、张本皆不载丘墓，诚为缺典，故修增之，非重其墓重其人也。”
现辑合旧志及遗补，将信丰名人葬处列于后，以供世人了解或补阙。
1.宋丞相吕大防墓，在南山金文寺右。
2.元知县李廉墓。
3.元知县李敬墓。
4.明县丞李子昭墓，在水东坊祖教庙左。
5.明知县王学古墓，在水东坊中山塘。
6.明仪陇知县黄闰墓，在车头村，今名车上。
7.明山东按察使佥事黄思贤墓，在车头村，即今之车上。
8.明吏部主事黄德温墓，在车高。
9.明处士马驎墓。
10.明长兴知县黄注墓，在十里堡钟馗山。
11.明乐清知县刘时省墓。
12.明湖广、浙江按察使副使黄大节墓，在小江早禾田。
13.明巡抚浙江都御使甘士价墓，御葬水东坊九子岭。
14.明衢州通判曹明基墓，在水东坊祖教寺右。
15.明泾府审理俞溥墓，在黄陂半迳。
16.明德府审理江潮墓，在西乡禾锹陂。
17.孝子黄学墓。
18.旌德令张渊墓。
19.鲁府教授俞琳墓，在桐木堡小溪渡口。
20.孝子李元祺墓，在杨坊堡福舩岗。
21.清礼部主客清吏司主事黄世成墓，在谷口坝松山下松树岭。
22.明处士谢元宿墓，在南乡东坑上军寮。
23.清孝子谢应奇墓，在小江堡大岭下。
24.清顺宁府太守杨廷为墓，在上西门外眭坑庙背。
25.清泽州府太守俞世治墓，在花园坊晒谷岭。
26.清博罗知县黄占鳌墓，在车头村，今车上。
27.清廷津知县江大仪墓，在游洲堡山塘坑。
二、什么是状元、举人、贡生、秀才？
1.古代科举分为院试、乡试、会试、殿试。
明清的科举制度，凡是习举业的读书人，不管年龄大小，未考取生员（秀才）之前，都称为童生，或儒童。
院试是各地考生参加县府的考试，由省提督学政莅临主持，及格者称生员，俗称秀才。秀才，原指才之秀者。唐宋间凡应举者皆称秀才，明清则称入府、州、县学的生员为秀才。
乡试是省一级的考试，每三年举行一次，逢子、午、卯、酉年举行，称为“大比”。如赶上皇上喜庆，也会下诏加开，称为“恩科”。乡试考期一般在秋季八月，所以又称“秋闱”。主考副主考均由朝廷临时选派。乡试考中的考生称为“举人”，第一名叫“解元”。
会试在乡试的次年举行，是中央一级的考试，由阁部大臣主持，每逢辰、戌、申、未年的春季举行，又称“春闱”。会试取中者称为“贡士”，第一名叫“会元”。
殿试则是由皇帝亲自主持，分三甲出榜：
一甲三名，分别称状元（第一名）、榜眼、探花，赐进士及第；
二甲若干名（一般为三四十名），赐进士出身；
三甲若干名（一般为二百多名），赐同进士出身。
因此一科进士约三百名左右（也有例外）。
殿试只用来定出名次，能参加的贡士通常都能成为进士，不会再有落第的情况，并从此官服加身，荣耀无比。
连续考中乡试、会试、殿试的第一名（即解元、会元、状元），被称为“连中三元”。
2.太学及贡生
国子监（太学）是我国古代教育行政机构和最高学府。魏晋至明清，或设太学，或设国子监，或两者同时设立。明清时太学即国子监的俗称。
监生（太学生），是在国子监（太学）读书的生员，亦是最高级的生员。
贡生，科举时代，挑选府、州、县生员（秀才）中成绩或资格优异者，升入京师的国子监读书，称为贡生。意谓以人才贡献给皇帝。明代有岁贡、选贡、恩贡和细贡，清代有恩贡、拔贡、岁贡、优贡和例贡。贡生相当于举人副榜，也有保送生的味道。贡生不同于贡士，差不多要低二级。以清朝为例，贡生的种类有：
（1）岁贡。每一年或两三年由地方选送年资长久的生员入国子监读书的，称为岁贡。由于大都挨次升贡，固有“挨贡”俗语。
（2）恩贡。凡迂皇家或国家庆典如皇帝登基，据府、州、县岁贡常例，除岁贡外，加选一次作为恩贡。清朝特许“先贤”（如孔子）后裔入监者，亦称恩贡。
（3）优贡。每三年各省学政三年任期满时，就该省生员择优报送国子监，称为优贡。优贡每省不过数名。
（4）拔贡。每十二年各省学政考选本省生员择优报送中央参加朝考合格的，称为拔贡。清初六年选拔一次，乾隆时改十二年一次。名额是每个府学二名，州、县各一名。
（5）副贡。乡试也就是秀才考举人的考试中，没有考中举人，但成绩尚可，取入副榜直接送往国子监的贡生。
（6）例贡。是指捐款于“官家”取得贡生资格，分附贡、增贡、廪贡。这种贡生，系非正常途径入贡，一般会受人歧视。
做了贡生以后，理论上可以当官了，但多数贡生都是做不了什么官的。以国子监生身份入仕，多被用做县丞，或教谕、训导等学官，秩低而俸薄，权轻而利小。
“贡元”是对贡生的尊称。“贡元”匾额一般会恭请某显官大臣为某贡生题写，它和“贡元”的功名柱一样，由某贡生私立，用于彰显声誉，光耀门庭，非官府颁发。挂“贡元”匾额或立“贡元”功名柱，是一种形式上的荣誉，并非做了官。事实上，多数贡生无官可做。
3.例授
所谓“例授”，即循例授官。授给本身者为例授，因推恩而授给本人的曾祖父母、祖父母、父母及妻之存者为例封，其殁者为例赠。例封和例赠，皆为虚衔，并无实职。
“例授太学生”、“例授贡元”就是按照规矩赠给他一个太学生、贡生的名义，但这人并不是太学生（贡生）。花钱买个名义而已。
以上这些知识，可用于解读族谱、县志或功名柱上的称谓。
（编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