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宝六载（747年），一则朝廷发布的公告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这则公告是份求贤令，按照上面的说法，但凡是精通一门学问或有一技之长的人，便可以来到长安参加相应的专业考试，甚至有机会获得皇帝陛下的亲自面试。而考试结束后，朝廷会择优录取，量才授职。
这次考试没有什么明确的身份限制，且专业领域要求得比较宽泛，实乃改变人生的良机。于是，举国沸腾了，天下能人异士无不跃跃欲试，收拾好行李朝着京师奔去。
李林甫有点慌，如此众多的民间人士涌入长安，人多口杂，万一他们之中有人在笔试或面试时向皇帝揭发自己的罪行，那么情况会比较麻烦。但李林甫到底是经验丰富的斗争专家，眼珠一转，立马计上心来。
“此次应考的考生大多出身卑贱，言语粗鲁，恐怕届时他们粗俗的话会污染圣听。不如令各地方的长官先对应试者加以考察，选拔其中优秀的推荐到尚书省，再由御史中丞主持考试，择优录取其中的佼佼者。”
这个意见无论怎么看都没毛病，所以李隆基同意了。
于是考生们先在地方上通过了一轮初选，这才打点行装，前往长安参加复试。等到了长安，在考场上见到考题，大部分考生的第一感觉是一头雾水——我这是不是走错了考场。
这跟之前说好的不一样啊。
本来说的是只要精通一门学问就可以获得录用，结果考察的形式却是全才型——诗、赋、论，一个都不能少，且难度系数分明比科举还要高。
哥几个要真有那个水平，早就金榜题名了，何必来搞这个？
所以这场考试的结果就不难预料了：所有考生一并落榜。
这样的录取率公布出来势必会引起舆论的热议，而李隆基那边似乎也不会好交代。
文书送了上去，皇帝陛下看过之后，果然很不高兴：“我泱泱神州难道连一个有点才华的人都找不出来了吗？！”
李林甫对这样的质问早有准备，所以他只用了一句话，就让李隆基转怒为喜。
“此所谓野无遗贤，乃陛下圣明所致啊！”
看着玉阶下一本正经地向自己表示祝贺的李林甫，李隆基真的有些相信在自己的英明领导下，如今没有一个有才华的人被朝廷遗漏在民间，所有能人异士全部被网罗到朝廷帐下这样的鬼话了。
可悲啊！这位天资聪慧，英明果断的皇帝，脾气和个性被李林甫摸了个透，最终沦为了李林甫操纵下的木偶，被大臣随心蒙骗，任意糊弄。而更可悲的是，李林甫并不是唯一的聪明人，还有一个人也对李隆基的性情实现了全面解构，成功地将皇帝陛下变成了攫取利益的工具及捍卫个人私利的武器。这个具备了李林甫同等水平能力的人就是安禄山。
安禄山也曾经采取过类似的欲扬先抑的手法。那一次是安禄山入宫觐见，李隆基和杨玉环并排坐在一起一同接见。谁知，安禄山进来后，二话不说，先向着杨玉环跪拜了下去，而后才又拜见了李隆基。
对此，皇帝陛下稍微有些不满，便问是怎么回事。安禄山是这样回答的：
“我们胡人拜见长辈都是先母后父的。”
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安禄山说这句话时，至少已经芳龄四十，也就比李隆基小个十来岁，而杨玉环则不过二十四五岁。
所以，能说出这句话来脸皮势必要具备一定的厚度。这对于安禄山这样从小就不读孔孟之书的人来讲，并不存在什么心理负担，更何况，这已经不是安禄山第一次认干爹了。更重要的是，他在说这句话的时候，脸上表露出的神色和李林甫一样真诚不做作，很难让人觉得有刻意拍马屁之嫌。
于是皇帝陛下多云转晴，笑逐颜开，特别下令让杨銛以下的杨家兄妹们同安禄山结为干兄弟姐妹。
就这样，安禄山与杨家顺利地攀上了关系，并就此稳固了自己的地位。而对于这一切，李林甫不是不知道。令人感到奇怪的是，李林甫对皇帝跟前日益走红的安禄山从来没有过多的戒心，事实上，安禄山能受到李隆基的如此赏识，还得说是他屡次进言称赞的结果。
在唐代，想要进入政事堂做宰相一直以来都存在着两条路。第一条是靠文章政绩，一路衙门坐上来；第二条是靠沙场立功，一路拼杀到高层。前一条路径，知名的成功人士有宋璟、张九龄等，后一条路在李隆基时期前景则更光明，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已经有以郭元振、薛讷、李适之等为代表的近十人因在边疆立下战功而得到李隆基赏识，入朝拜相。
这第二条路，一直以来是李林甫想方设法要控制住的，可隔行如隔山，李林甫干政治是老手，干军事却是抓瞎，想来想去，始终不得要领，这让他一度十分头疼，直到他听说了安禄山的事迹。
有主意了。
经过个把月的推敲论证，李林甫在朝中抛出了一个新颖而大胆的命题：实现边将的胡人化。
李林甫是这样告诉李隆基的：陛下很雄才大略，国家很富强繁荣，现如今四夷之所以还没完全臣服，其原因就出在文人出身的边将身上。他们这些人不懂军事，眼高手低，还怕事儿，所以只一味关注防守，缺乏进攻意识。所以，陛下若要想平定四夷，就要重用真正的武将作为边帅，而武将中，胡人又是佼佼者。
照李林甫的说法，这些胡人生下来就威武雄壮，从小生活在马背上，长大后又经常在战场上摸爬滚打，战斗能力及战斗经验远远超出汉将，如果能重用他们，充分地调动其积极性，就一定能平定四夷，使万邦来朝。
而李林甫所举出的生动实例就是安禄山。
自打升任节度使以来，安禄山在帝国东北的边境线上干得有声有色，连年打仗连年赢，把契丹和奚人打得叫苦不迭。
应该承认一点：为保证年年有战绩，刷出存在感，安禄山的方法，是相当无耻的。契丹和奚人明明已被打服，宣布归顺了唐朝，甚至还从唐朝娶过来了两个公主（李隆基的一个外甥女和一个外孙女），达成了和亲。可安禄山偏偏要惹是生非，不断派兵侵扰契丹人和奚人。
在安禄山“人不犯我，我也犯人”的边防方针的影响下，契丹和奚人被惹火了，他们各自杀害了唐朝的公主，再度进攻唐朝边郡，但却被早有准备的安禄山一举击破，损失惨重。
从现有史料来看，安禄山的这些小伎俩，李林甫应该是知道的，但他并不介意。因为在李林甫看来，安禄山这样大字认不得一箩筐的胡将更加容易操控，且威胁性较小，而安禄山那种程度的阴谋诡计完全在自己的可控范围内，谅他也翻不出自己的掌心。
从事后的发展来看，李林甫依旧没有估错情况，终其一生，安禄山都不敢妄动，而是夹着尾巴老老实实地装孙子。然而李林甫死后的第二年，安禄山就迫不及待地扯旗反叛了。当然，这是后话了，我们稍后再详说。
君临万邦，威服四海，这是所有皇帝的终极人生追求之一。因而当李林甫把这个鱼饵抛出去后，即便是精明的李隆基也不能不心痒痒，终于，经过思考，李隆基决定在这个方向上进行下尝试，而就是这一决定，深刻地影响到了大唐的国运。
平心而论，使用蕃将充任边防军主帅并不是个纯粹的馊主意，后来大名鼎鼎的李光弼、高仙芝、哥舒翰都是蕃将出身，且为大唐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李林甫力捧以安禄山为首的蕃将，除了基于长远的考虑外，还有一个非常现实的原因，他想要跟安禄山合作。因为当时的唐军中有一个极为厉害的人物，此人不但位高权重，能力过人，且与皇帝、太子都有着非同寻常的关系，单凭李林甫很难搞定，因此他急需同安禄山联手，阻止此人入朝拜相。
安禄山对于这个让李林甫如临大敌的仁兄也颇为忌惮，他很清楚，唐军中只要有此人在一天，他便永无屹立于顶峰之日。因而面对共同的对手，李林甫、安禄山一拍即合，结成了暂时的政治同盟。
这位让李林甫和安禄山都无比紧张的猛人，叫做王忠嗣。
开元二年（714年），吐蕃进犯陇右地区，朝廷命当时的陇右防御使薛讷为帅，统领诸将应战。经过一番激战，唐军大胜，击退了来犯之敌，再次守护住了当地的安宁。然而在这次交战中，作为得胜的一方，唐军也蒙受了一些损失，其中之一就是骁勇善战的先锋官、丰安军使王海宾的阵亡。
当得知王海宾是与敌苦战多时，在予以吐蕃军极大杀伤后，因援军未到，寡不敌众而战死时，李隆基非常感动，所以他下令将王海宾年幼的儿子王忠嗣（当时还叫王训）接入宫中抚养，还让自己的儿子、后来的太子李亨跟他一道玩耍。
一般说来，在衣食无忧的富裕环境中长大的人很容易被物化成为一个无所事事的纨绔子弟，但王忠嗣却是一个例外，因为他一直都没有忘记当年受到皇帝接见后，李隆基对他做出的承诺：
“等你长大成人了，朕将拜你为将（须壮而将之）！”
王忠嗣立志要成为一名将军，要像自己牺牲在疆场上的父亲一样建功立业，保家卫国。所以这十余年间，王忠嗣始终没有放松对自己的要求，他花了大量的时间阅读各种兵书，研究各大经典战役，于是在不知不觉中，王忠嗣的兵法水平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程度。几次交谈下来，连老牌军事理论家李隆基都对王忠嗣的出色表现感到颇为惊讶，激动地预言王忠嗣日后必将成为一员良将。
有了大领导的肯定及鼓励，王忠嗣的学习更加努力了。不久后，他就得到了一份挂职工作——前往代州（今山西省忻州市代县）出任别驾。
所谓别驾，是州长官的副手，主要负责协助州长官处理政务，但王忠嗣这个别驾事情明显比较少。因为当地的豪门大户早就得到消息说皇帝陛下的养子要来这边下基层锻炼，因而一个个主动关门闭户，减少各类户外活动，生怕碍到这位大爷的眼，分分钟被收拾了。
地方上没人胆敢横行不法，王忠嗣的日常工作自然轻松了很多，于是他开始把越来越多的时间集中到了另一件事上——出塞。
当时的代州以北早已不是李世民时代的样子，突厥等游牧民族的骑兵经常出没，哪怕是带着十几名轻骑兵扈从，那也是一件极其冒险的事情。但王忠嗣去了，还不止去了一次。
在代北塞外，年轻的王忠嗣第一次看到了辽阔的草原和大漠，领略到了跟中原内地截然不同的风情，每每纵马由缰，驰骋在无边的旷野，王忠嗣总能感到自己血管中的血液在沸腾，他知道，这是英勇殉国的父亲和豪情万里的养父所给予自己的最大财富。
将军百战血透甲，扬鞭东指平天下。
在这里，在这一刻，王忠嗣再次确认了自己的人生理想和毕生的事业。
就在王忠嗣沉浸于深入敌境、探知敌情的侦察兵队长的生活中时，他突然接到了一个紧急通知，令他尽快返回长安。
王忠嗣以为朝中出了什么大事，简单收拾了一下衣物后，这就立刻上路。可当他火急火燎地赶回来了，才发现并没有什么大事发生，长安城、朝廷里和他走之前几乎一模一样，实在难以发现有哪些改变。直到后来他才得知，原来自己被紧急调回长安是李亨的主意。这位幼年的玩伴听到了王忠嗣轻骑出塞的事迹，十分担心，唯恐年轻气盛、好勇敢斗的王忠嗣长期留在代州会有一天与敌遭遇，丢掉了性命。于是在李亨的强烈要求下，出于安全考虑，王忠嗣被召还朝中，等待新的任命。
新的任命不久就下来了。这一次，王忠嗣得到恩准，以见习军官的身份，跟随信安王李祎参加对吐蕃的作战。
来到河东，王忠嗣终于如愿以偿，上到战场上见识了真刀真枪的战争。而在他人觉得无比凄苦的前线，王忠嗣却过得快乐并充实。因为在这里，他学习到了许多在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吐蕃人从哪里来，来干什么，他们的战略战术，他们的进攻特点，以及战胜他们的方法。
特别是在李祎这里，王忠嗣真正地领略到了所谓名将的风采，李祎的沉着冷静、严明机变给初入戎行的王忠嗣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遗憾的是，不久之后，由于唐蕃签订了停战盟约，而东北战火又起，李祎被委任为行军元帅（元帅是李亨），调往平叛，就此离开了这里。
虽然相处的时间很短，但那个人的举止教诲却牢牢地铭刻进在了王忠嗣的脑海里，一刻都不曾忘记。
李祎走后没几个月，王忠嗣和河西的驻军就迎来了他们的新上司萧嵩。我们前面说到过，这位仁兄虽说不怎么会打仗，但善于挖掘会打仗的将才，什么裴宽、张守珪都是他提拔上来的，所以一直朝向名将目标努力的王忠嗣自然逃不过他老人家的慧眼，被光荣地引荐升职，做了兵马使。
王忠嗣升了官，但他却无论如何都高兴不起来，因为虽是身为兵马使，他却既看不到兵也摸不着马。这是因为皇帝爸爸预先发了话，严禁年轻气盛的王忠嗣领兵外出。皇帝既然开了御口，王忠嗣的领兵权自然被无限期地剥夺了。
对此，王忠嗣没有抱怨，他很清楚，这是李隆基对自己的特殊保护，在此期间，他能够做的，且应该做的，不仅是等待，还有更深入的学习，只有这样自己才能够更加强大，强大到主帅、皇帝足够放心地将一支军队交付给自己的地步。
春去秋来，三年的光景很快便过去了。出镇边地的河西节度使萧嵩也接到了朝廷调令，让他返回长安，出任宰相。
得知了这一消息，王忠嗣马上赶到了萧嵩的营帐，他有话要讲。
“我跟随大人您已经有三年了，一直都没能立下半点功劳，如此大人回京实在不好交代（无以归报天子）。所以在此恳请大人给我调拨数百精兵，我要对吐蕃发动奇袭。”
萧嵩本以为王忠嗣此来是送别的，着实没想到他会提出这样的请求。但他想了一下，便答应了。是该给王忠嗣一个实践的机会，也该给吐蕃一点教训了。
由于此前吐蕃人不顾唐朝警告，执意向西方扩张其势力，且不断蚕食大唐在那里的两个属国大、小勃律国，因而双边关系出现了一些波动，虽然唐蕃间尚未爆发大规模的战争，但私下的小规模冲突却经常性发生。
要知道，唐军将士本来就和吐蕃军队作战多年，互有杀伤，其间恩怨积累颇深，要不是皇帝陛下下了命令，放下兵器本来就是件不可能的事，现在大伙儿又听说吐蕃人耍起两面派，欺负起远方的弱小友邦，气就更不打一处来。许多士兵纷纷表示，愿与骄横的吐蕃人一战，杀杀其锐气，顺便给大、小勃律国以声援。
基于这样的现实，王忠嗣提出了派出小股部队突袭的请求。
基于对现实的考虑，萧嵩批准了王忠嗣的行动。
王忠嗣终于争取到了领兵出战的机会，虽然能指挥的只有几百个人，但他并不丧气。
几百个人确实不多，但要看在谁的手里，王忠嗣坚信，只要谋划得好，就是这些兵也能打出大动静来。
王忠嗣早就为这场作战搜集好了相关的情报。他获知，近期内有吐蕃的高层会来到郁标川一带观看阅兵式，这郁标川距离唐军驻地不算太远，从小道走能秘密地过去，打对手一个措手不及，可以说是一个突击的良机。
于是，王忠嗣带着人马出发了。虽然出击前王忠嗣做了充分的准备，然而当这支小部队到达目的地郁标川的时候，意想不到的情况还是出现了，几乎所有人都表示拒绝继续执行王忠嗣的偷袭命令。大家抗命的原因很简单：敌人太多，杀进去很可能就杀不出来了。所以，大家的一致意见是，不打了，赶紧撤。
看来这个高层的级别的确很高，参与阅兵式的吐蕃军队人数确实有些超出了王忠嗣的预期。他也知道，属下的看法确有道理，这么个阵势下，还冲杀过去，很可能就是自杀。
但就这样算了吗？好不容易带兵出来，结果却是无功而返？
打还是不打，这是个问题。
时间在一分一秒地流逝，在这里待的时间越长，所承担的风险就越大，说不定下一秒就可能被敌人发现，遭到全歼。
最终，父亲遗传下来的血性帮助王忠嗣做出了抉择。
既来之，则击之！
冲！
随着简洁而坚定的低吼声响起，王忠嗣已然提刀冲入敌阵。
这可了不得了，这位愣头青到底是皇帝养大的，万一出了什么事情不是闹着玩的，王忠嗣带来的大兵们立刻紧跟上来，发起猛攻！
将有必死之心，士无贪生之念。
在王忠嗣无比生猛的带头冲锋下，唐军以下山猛虎之势跟着冲入敌阵，疯狂砍杀尚来不及作反应的吐蕃士兵。
吐蕃人真的是被打蒙了，他们万万想不到，在盛大的阅兵式这样的场合下竟会有人来砸场子。所以在突如其来的冲击下，吐蕃军队的阵型被完全冲垮，整个场面都完全失去了控制。
事实证明，王忠嗣或许是个冲动的将领，但绝不是个拿士兵性命不当回事的冷血将领。
他冲出前仔细选择了冲锋的方位，打的正是敌人队形的侧翼，且一冲得手后，就马上挥兵连续攻击同一薄弱点，经过两三次冲锋，对方基本上就被打得丧失了还手能力，处于混乱的状态。如见敌人大部队逼近，他便立马勒兵转移，就这么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唐军的损失很小，但斩获很多。据战后统计，这一仗下来，王忠嗣等人竟“斩数千人，获羊马万计”。
王忠嗣的可贵之处还集中体现在他懂得见好就收，见打闷棍的红利快消失了，人家就快醒过来了。王忠嗣当机立断，统领所部火速撤出了战斗，并亲自断后。
王忠嗣回来了，还是完整的。萧嵩很是高兴，更让他感到惊喜的是，王忠嗣带回了远远超出他预期的胜利以及战利品。
实在是可喜可贺。萧嵩立刻把王忠嗣的事迹整理了一下，上报给了朝廷。
看完战报，皇帝陛下欣喜异常，一来，这充分说明自己目光如炬，没看走眼，二来，国家又得到了一个不可多得的猛将。至此，伴随着爽朗的笑声，他对王忠嗣的限令就此完全解除。
王忠嗣以一场漂亮的奇袭证明了自己的能力，而李隆基也对他的能力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因此此战之后，王忠嗣开始了自己身为军人的真正职业生涯。
水平高兼具后台硬，王忠嗣的仕途自然是一路绿灯、一帆风顺。不到三十岁的年纪便做到了左威卫将军、代北都督的位置，还被封了男爵爵位（清源县男），可以说是少年得志。
年轻的将军、太子的玩伴、皇帝的养子，这一连串闪亮的标签照耀下，王忠嗣走到哪里都会成为众人艳羡追捧的焦点，于是二十七岁的他在一片赞赏声中开始渐渐迷失，认定自己可以毫无顾忌地去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而皇帝和太子也始终会支持自己的。于是他向上级打了同事王昱的小报告。于是王忠嗣受到了人生的第一次打击——被贬为东阳府左果毅（专职管理府兵的官员）。
王昱本人其实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但他却有一个有能耐的义兄。此人就是李亨的亲信、唐蕃和解的第一功臣皇甫惟明。
皇甫惟明是个比较护犊子的大哥，听说小弟被王忠嗣告了黑状，马上出面营救。他本人就是侍御史，御史台的事情自然好办，打个招呼下来，王昱便平安过了关。然后，皇甫惟明便雷厉风行地组织御史进行报复，狠狠地弹劾了王忠嗣一把。
皇甫惟明弹劾皇帝养子的行为看似很冒失，其实却是经过精心计划的，他早就摸透自诩公正无私的李隆基绝不会授人以柄，对自己的养子进行公开的维护，只能是比严肃处理更严肃处理。
不出皇甫惟明所料，李隆基为免袒护养子之嫌，直接省去了让王忠嗣自我辩解的过程，一纸诏令就将养子打发去了东阳府。
但像王忠嗣这样的好材料，注定不会被遗忘的。
开元二十六年（741年），河西节度使杜希望就从部下口中听到了王忠嗣的名字与事迹，并对他产生了极大的兴趣。
就在王忠嗣在地方部队操练自省的这段时间里，大唐的周边局势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在唐朝与大食帝国的联手打压下，不听话的中亚新霸主突骑施汗国（西突厥的一支）被挤兑得奄奄一息，突厥本部在李隆基恩威并施的调教下，平和了许多，不怎么闹事了，东北的契丹和奚虽然每隔一段时间还要打一回，但基本也处于张守珪、安禄山的掌控中。一切都向着更好的方向迈进，除了吐蕃。
开元二十五年（740年），吐蕃先后悍然攻击了大、小勃律国。作为唐朝的属国，两国使者接踵而至，向唐朝皇帝告急。李隆基立即命令吐蕃退兵，但吐蕃人对长安方面的抗议置若罔闻，直到击破了两国的最后抵抗部队才最终罢手。
这让唐廷集体震怒了，朝中的部分鹰派趁机怂恿李隆基出兵，而受命来到边境查探的内给事赵惠琮等人更是大胆地矫诏，强令河西节度使崔希逸发兵进入边境的双不设防区，掩袭吐蕃人。
为了不致背上抗旨不遵的罪名，人头落地，崔希逸向现实妥协了，他率军自凉州南行，突入吐蕃境内两千余里，一直挺进到了青海以西，直到这里，唐军才与反应过来的吐蕃军队正式交战。匆忙集结的吐蕃军自然不是有备而来的崔希逸部的对手，战斗很快结束了，吐蕃军队毫无悬念的大败，被斩首两千多人，吐蕃边帅乞力徐拼了老命才侥幸逃脱。
数年辛苦维持的和平，数万将士的流血牺牲，就此全部毁于一旦。
在接到消息之后，吐蕃赞普发表公开声明，严词指责了唐朝的背盟偷袭行径，并立刻着手展开了报复性的军事行动，大举进攻河西走廊。
吐蕃人的攻势被严阵以待的崔希逸击退了，然后吐蕃人撤走了，崔希逸也走了。
崔希逸升官了，因为在对吐蕃的战事中的优异表现，他调任河南尹（相当于东都大洛阳地区的一号首长），节度使的职务，由杜希望接替。
这里有必要多说两句。事实证明，崔希逸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好人。由于失信于吐蕃，自偷袭以来，他的内心一直饱受煎熬，所以离开前线不久就去世了。而由于某些未知的原因，无论是《旧唐书》还是《新唐书》都没有给这位一生政绩卓著，忠于职守的人立传，关于他的生平事迹只能零散地见诸他人的列传。
可以肯定的是，那一战被崔希逸引为自身生平的第一大憾事，并因此导致他郁郁而终，而从国家的层面上看，它还导致了大唐失信，贻人口实，唐蕃双方再起刀兵，其负面影响远远大于正面影响，称得上得不偿失。但我们也不必对此战完全否定，因为它带来了对后来的中国人影响更加深远的一件物事——一首诗。
在青海突袭告捷后，依照惯例，朝廷要派出使者赴前线慰问军中将士，察访军情。一般说来，这类的跑腿工作由于比较辛苦且油水不多，都会安排给朝中级别较低，但有发展潜质的新人去走一趟。
这一次被找来出塞的，是一个三十五岁的小谏官（正八品、右拾遗）。临行前，朝廷临时给他提升做了监察御史，与此同时，还给他附加了一个河西节度使判官的职务。这下这位本该高兴的小谏官高兴不起来了。因为这一任命意味着他不是出趟差后，回来就到御史台的新单位上班，而是寓示着他被排挤出了朝廷，之后很有可能就要留在战火纷飞的河西艰苦朴素了。
这对这位不再年轻的谏官可以说是一个不小的打击。但，他还是上路了。毕竟，皇命难违，毕竟，生活还要继续。
经历了一段风餐露宿的旅程后，他终于来到了凉州。
一路上所见的随风远飞的枯蓬、展翅飞过的雁群，都在不断地加剧着使者心中的悲凉感，直到他真正走入塞外，这种暗自神伤的孤寂才彻底消失。因为他亲眼目睹了生平未见的壮阔雄奇：边陲雄浑无际的大漠，矗立天地之间的狼烟，高悬远天之上的红日，久久奔流不息的黄河，这一切让他心中压抑多时的委屈不快瞬间净化了，升华了，最终化为一股慷慨悲壮之气，脱口而出：
单车欲问边，属国过居延。
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萧关逢候骑，都护在燕然。
千古壮观，千古绝唱。
新继任的杜希望可不像王维那样有一腔豪情壮气，现在他唯一的希望只是把眼前的这座城尽快拿下。
他已经在新城（今青海门源县）之下耗费了不少时间精力了，如果再打不下来，不但向上面跟皇帝不好交代，对下面苦战的大兵们也不好交代，当然，更重要的是，如果吐蕃人抢先赶到援救这一军事重镇，里应外合，两相夹击，大伙儿说不准就集体在这儿交代了。
所以杜希望很焦急，他除了再次鼓励部下奋勇作战外，还丝毫不怕丢脸，当众要求大家或进言献策，或推贤荐能，反正务必尽早攻下新城。
这个时候，有人提出此前在军中任职的王忠嗣鬼点子多，作战又很勇猛，若想要攻克新城，恐非此人不可。
军情紧急，杜希望也顾不上许多了，在对王忠嗣有了一定了解后，他马上上疏一封，派快马送抵长安，点名要王忠嗣来河西助战。
朝廷素来关注河西战事，有什么事情都是第一时间办妥，要个人嘛，当然不成问题。就这样，王忠嗣接到通知，要他急赴河西前线，协助破城。
开元二十六年三月，久攻不克的新城终于被攻克了。
战后论功行赏，出谋划策且参与实战的王忠嗣名列前茅，被升任为左威卫郎将，专职负责行军兵马。
接到新任命，王忠嗣立刻让手下兵马操练了起来，因为他在冥冥之中预感到，不久之后，吐蕃人就将卷土重来。
事实上，不是不久，是很快。
当年秋天吐蕃人就集结了三万人马，专门用来攻打新城，意图夺回此地。由于军队调度的原因，此时守在城内的唐军仅有一千人。敌太众，我太寡，大家都很害怕（众寡不敌，师人皆惧焉）。
这个情景下，仅靠言语鼓舞士气，让大家不要害怕，奋勇作战，无疑是苍白无力的。
是时候行动了。
在众人信念产生动摇的时刻，王忠嗣已然率领所部策马前驱，对来犯之敌发起了反突击。
一马当先的王忠嗣开始了他精彩绝伦的个人秀，按史书上的说法，是“单马进，左右驰突，独杀数百人”。
单枪匹马在万军之中，左冲右突，如入无人之境，然后，大家都振奋起来了。
于是，趁着敌人遭此突袭阵脚大乱的当口，剩余唐军跟着一齐掩杀过来，吐蕃军就此大败。
挺身而出的王忠嗣以一己之力扭转了一场看似注定的败局，也为自己赢得了无比光明的前程。
战后，王忠嗣即以功升任左金吾卫将军同正员，不久又兼任左羽林军上将军、河东节度副使、大同军使。
两年后，宰相牛仙客因职务调动，不再遥领河西节度使的职务，皇帝陛下便顺势将颇受好评的王忠嗣扶上了河西节度使的宝座（仅一年后，又代韦光乘调任朔方节度使）。
王忠嗣当上节度使的这一年，只有三十四岁，这在当时的唐军将领中属于非常年轻的了。所以消息最初传开的时候，许多军中宿将都露出了冷笑，在他们看来，王忠嗣勇则勇矣，但还是太年轻，尚不足以独当一面。毕竟不是每场战争都能够靠带头冲锋陷阵获取胜利，决定战争最终胜败的，更多的是过人的谋略、合理的战略以及优秀的指挥，王忠嗣显然还不能达到这样的程度，因而他们的结论是后台比水平好使，老皇帝在这件事上放了水。
王忠嗣很快就证明了这些人的结论是错误的——以一连串漂亮战役的方式。
天宝元年（742年），原本归附唐朝的酋长奚怒皆发动了叛乱，由于叛乱地域接近王忠嗣的防区，于是李隆基下令，以王忠嗣为指挥官，北伐平叛。
不久，北上的平叛部队与南下的叛乱部队在桑乾河（又作桑乾河）迎头撞上，著名的桑乾河之战随即打响。
唐代大诗人李白曾作有一首乐府诗《战城南》，描述了天宝年间唐王朝发动的几场大战的惨烈景象，而起首的头一句，说的就是这场“桑干源”之战。
个人以为，李白这诗里的描写依旧还是夸张了一点点，至少在桑乾河之战中，“惨烈的是他们，唐军什么事儿都没有”。
桑乾河上接连三战，唐军三战三捷，俘获其大量人马，最终“耀武漠北，高会而还”。
就在桑乾河的战斗结束的几个月后，突厥本部打起了内战，王忠嗣奉命进军碛口经略突厥余众。
面对唐朝大军陈兵碛口的局面，乌苏米施可汗很是识相，赶忙派出使者来到王忠嗣处请降。
王忠嗣答应了乌苏米施可汗的请求，收起了随时准备发起攻击的架势。
乌苏米施可汗松了一口气，说实在的，他真心不愿意归降唐朝。这位仁兄始终认定中原王朝的干预分化是突厥汗国不断走向分裂衰败的重要原因（这的确也是事实），因此他一上台就寄希望通过战争手段消灭所有的异己势力，再带领统一了的突厥本部彻底摆脱唐朝的羁縻，最终实现东西突厥的大一统，与唐朝分庭抗礼。
这种情况是李隆基无论如何都不能容忍出现的。而深知皇帝爸爸心思的王忠嗣当然不会怠慢。事实上，自从突厥人的使者走后，王忠嗣便一直注视着对方的动向，当他发现突厥可汗迟迟不作进一步的答复，也压根儿不提会面之事，他就敏锐地判断出，这是乌苏米施可汗因畏惧唐军而暂行的缓兵之计，对方绝非要真心归附。而王忠嗣之前派出的谍报人员的情报反馈也证实了王忠嗣的猜想。
此时此刻，王忠嗣突然意识到，这也许是一个一劳永逸地解决“后突厥汗国”这个边患的良机。
乌苏米施可汗派出的游骑发现，唐军在临近的木刺、兰山设置好了营帐，但除此以外，再无其他的行动。
对于这个汇报，乌苏米施可汗十分满意，在他看来，这是唐军中了他的计谋，还没醒过味儿来。
大唐的节度使，水平也不过尔尔。
乌苏米施可汗心中的这个念头还没来得及讲出来，就突然得到急报，自己的大营突然遭到了猛攻。
进攻的一方不是唐军，那还会是谁呢？
乌苏米施可汗彻底被打蒙了。
关于乌苏米施可汗的疑问，王忠嗣是可以解答的：就是你们自己人啊。
在将前方情况上报给朝廷的当天，王忠嗣就秘密邀请到了三个人相会于自己的营帐。这三人分别是来自于拔悉密、葛逻禄以及回纥的使者。
这三个部落都是九姓铁勒的分支，因突厥人强大而长期臣属于突厥。现在王忠嗣把这三个部落的人找来，目的很明确，只有一个，鼓励他们拿起武器，彻底推翻突厥人的统治！
当然了，一上来并不能这么说，否则还是会吓到某些人的，所以王忠嗣决定先讲个故事，故事是这样的：
十来年前，突骑施汗国派使者来到长安进贡，皇帝陛下亲自设宴丹凤楼予以款待，同时邀请了来自突厥的使者列席宴会。席间，两位使者因为座位问题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突厥使者认为，突骑施也就是个小破部落，且原本还是突厥的臣子，不可以让他坐在自己的上座。
突骑施使者则认为，突厥虽然曾经很牛，但现在也就是个空架子，特别是在东面的突厥本部情况更加不堪。更何况，突骑施使者觉得这宴会是为他所设，因此不可坐在下位。
故事不用讲完，结论已经呼之欲出：连当年突厥下面弱小的突骑施都可以不再把衰落的突厥本部放在眼里，你们三个部落这会儿还在怕什么？！
对，只要携手除去已成昨日黄花的突厥，将会得到更多也更大的利益。
于是突厥人的命运就此确定。
在财物（含唐朝许诺的赏钱）、人口、土地等巨大利益的诱惑下，三部纷纷动了起来，男女老少齐上阵，抄起家伙就奔着突厥人的营帐来了。
铁勒诸部的人本就能征善战，现在有了现实利益的刺激，更是精神焕发，战斗力持续增长，像打了鸡血一样。
突厥骑兵已经完全不是这帮眼冒金光的人的对手，交手没多久便被击溃，乌苏米施可汗见大势已去，只好率先跑路。王忠嗣也没闲着，他趁乱出兵攻取了突厥右厢（突厥人最大的军政组织单位），迫使突厥西叶护阿布思及西杀葛腊哆、默啜之孙勃德支等一众后突厥汗国的重要人物相继率领部众归附唐朝，后突厥汗国至此更为衰落。
可无论是突厥还是唐朝都低估了一点，那就是铁勒人的执着。
那场战斗结束了，但针对乌苏米施可汗的追杀还在继续。
天宝三年（744年），在拔悉密部的坚持追杀下，乌苏米施可汗的运气终于用尽了，战败后，他的首级随即被献给唐朝，换取赏金。
一年后，乌苏米施可汗的弟弟、后突厥最后一任可汗——白眉可汗被三部族中的回纥部杀死，同样也被传首长安。这意味着，困扰了唐帝国半个多世纪的后突厥汗国彻底灭亡，而统御东、西突厥汗国长达两百年之久的阿史那部族也跟着一起退出了中国的历史舞台。
百年家族霸业，就此烟消云散！
王忠嗣还在继续着属于他的战争，为了确保一盘散沙的突厥彻底一蹶不振，唐军在他的指挥下追歼残敌，击破了由奚怒皆和突厥人组成的联军，从此塞外安定，突厥不敢来犯。
在王忠嗣的坐镇下，帝国北部的边境线上已经再也没有敌手，究其原因，除了突厥被搞垮了外，还要说是王忠嗣他守得太好。刚到任不久，他就亲自去边境绕了一圈，回来后他就大力推广修建城堡。从朔方（今宁夏灵武）到云中（今山西大同）长达数千里的边境线上，所有险要的地方一应按照王忠嗣的要求或平地起城，或旧城改造，如此一来，就形成了稳固的防御体系，大大增加了游牧民族骑兵的进攻成本。
与此同时，王节度使还非常注重边境的情报搜集工作。塞外的各个部落，都有王忠嗣派出的细作的踪影，不开玩笑地讲，王忠嗣甚至比敌方的酋长们还要更了解他们的部落，什么部落里有多少匹骏马啊，哪几位部落青年最能打啊，一切情况全部在王节度使的掌握中。所以不打还好，一打起来，敌人百分之百是要遭到王忠嗣安排好的奇兵袭击，所以游牧民族的骑兵经常被打得落花流水。
而经过一段时间的军事切磋交流，周边部族还渐渐发现，这位仁兄不但不喜欢按套路出牌，还爱耍诈，各种诡计层出不穷，让人防不胜防。这么个折腾法，性格粗豪的游牧哥儿们实在受不了，长此以往，大家就都不来了。
其实敌人来不了也是很重要的一点原因，因为王忠嗣大幅度提高了边境市场上的马匹收购价，在他的这一新政策的刺激下，各地胡人纷至沓来，争相把马卖给唐朝，王忠嗣则来者不拒，越是好马越不嫌贵，甚至往往将马尽数买下。所以一来二去，胡商输送到唐朝的战马数量越来越多，品质也越来越好，而与唐朝为敌的那些部落的战马则一年不如一年，变得完全拿不出手。
仅动用经济杠杆的力量，便不战而屈人之兵，王忠嗣可谓有大将之智也。
事实上，此时此刻王忠嗣早已突破了猛将的界限，成长为了一员真正的大将，且还是有着自己独特而明显风格的大将。
后世在评价将领水平时，将领的练兵能力往往被放到与带兵能力差不多同等重要的位置，甚至有人认为练兵能力比带兵能力更能检验将领的综合素质，比如后来的岳飞、戚继光、曾国藩无一例外都是个中强手。王忠嗣在这方面搞得也是有声有色。比如他规定，每次出战前各部队分发武器给士兵时务必要在上面记上使用者的姓名，哪怕是一张弓、一支箭也不例外，而在战事结束后，这些武器便要进行回收，如非战损性质的遗失，当事人便要接受处罚。
在王忠嗣的严格要求下，人人用心，兵器充足，而士兵们也逐渐养成了良好的兵器使用习惯，并在注重细节的基础上形成了铁一般的战斗纪律。
当然，也有人发现，节度使大人也是有一套自属的弓箭的，可从来没有人见他用过，于是借着一次机会，有属下小心翼翼地表示出了大家的不解：为什么那张一百五十斤的漆弓总是挂在墙上，而不见将军使用呢？
对此，王忠嗣是这样回答的：
“我有你们在，当然就不需要用这张弓了！”
王忠嗣的这句话一经流传，整个大军区的大兵们集体振奋了：原来我们就是节度使心中的最强兵器啊！
于是全军士气持续高涨，将士们日夜思战，这样一来，王忠嗣管辖下的朔方和河东战区就步入了一个良性循环，部队屡战屡胜，屡胜屡战，而王忠嗣也由此被公认为继张仁亶（又名张仁愿）后，四十多年内第一个能达到北方零战事程度的边帅。
见王忠嗣做到这种程度，李隆基简直大喜过望。恰好赶上王忠嗣当年的死对头皇甫惟明被李林甫整了下去，皇帝陛下便一纸令下，改任朔方、河东节度使王忠嗣为河西、陇右节度使，不久又令其兼知朔方、河东节度使事。
这意味着王忠嗣一人同时担任了四个节度使的职务，比后来一人管三镇的安禄山还要多出一个。
如果你还不清楚这到底意味着什么，那么看看下面这组数据，相信你会有一个更直观的了解：
根据《资治通鉴》引用的唐朝史书《唐历》记载，唐朝在天宝初年（更确切地讲是742年）分布于各军镇的总兵力是48.69万，其中：安西节度使拥兵24000人；北庭节度使统兵20000，河西节度使兵73000，朔方节度使兵64700，河东节度使兵55000，范阳节度使兵91400，平卢节度使兵37500，陇右节度使领兵75000，剑南节度使领兵30900人，再有岭南五府经略使统兵15400，长乐经略使领兵1500人，东莱守捉使、东牟守捉使，各统领1000兵丁。合计镇兵约49万人，马8万余匹。
王忠嗣作为朔方、河东、河西、陇右这四镇的节度使，我们简单做个加法就知道了，理论上王忠嗣手中的兵力应该能达到二十六万七千七百人，占全国总兵力的一半还要多。
而即便是按照另一部唐朝史料《旧纪》所述：“是岁天下健儿、团结、彍骑等（以上都是唐军部队的称号，类似于今天的番号），总五十七万四千七百三十三。”王忠嗣所指挥的部队比例仍然高达46.6%！他还是掌握着帝国将近一半的部队！
要知道，九年后，安禄山发动那场改变大唐国运的叛乱时，手中人马也不过才十八万左右。
此时的王忠嗣毫无疑问地成为了天下间最有权势的人之一，就连见多识广的唐史（《旧唐书》）编撰者们也不由得感慨：“忠嗣佩四将印，控制万里，劲兵重镇，皆归掌握，自国初已来，未之有也！”
可这位军力充足，能力也过硬的四镇节度使王忠嗣偏偏是一位不慕荣利，完全对建功立业、加官晋爵不感冒的人。他曾经不止一次对外人表示说，国家升平之日，将领们的首要职责就是管理好军队，自己并不打算轻启战端，为换取个人的功名而耗损国力。
当然，不爱打仗和不爱去打仗完全是两个概念，当朝廷有需求时，王忠嗣还是第一时间听从祖国的召唤，哪里需要就出现在哪里，于是七年后，当年那个带头冲锋的小军官又回到了陇右，但他的称呼已经改成了王节度使。
王忠嗣回来了，他还带来了礼物——九千多匹战马。在从朔方、河东军队处带来的这九千多匹战马充实到陇右、河西的部队中后，西线唐军的战力得到了显著的加强，在接下来对吐蕃的青海、积石战役中，陇右、河西的军队均取得了大捷，不久之后，大伙儿又在墨离军（今甘肃省安西县一带）取得了讨伐吐谷浑的决定性胜利，将其全部俘虏，带回国内。
这三场仗打下来，吐蕃设在今青海、甘肃交界处的堡垒被摧毁殆尽，属国吐谷浑也被打得元气大伤，其对唐朝河西地带的威胁已基本解除。
墨离军之战后不久，王忠嗣突然接到朝廷通知，让他派兵协助平卢、范阳节度使安禄山兴修雄武城。
这个雄武城在今河北省兴隆县南，按照安禄山的说法，修筑此城的目的是扩展防御纵深，以更好地防备契丹和奚人的南侵。而为了最大地发挥其战略作用，在修筑此城时务必要遵循“高筑墙、广积粮”的原则，储备大量军需物资，这些也就意味着这个雄武新城项目的工程量巨大。所以，安禄山特意上书朝廷恳请让王忠嗣出人帮忙筑城。
朝廷里的人不懂业务，但王忠嗣是懂的。作为信息战的早期实践者，他很清楚地掌握着来自边境的各种情报，因此他知道奚和契丹早就被安禄山打得服服帖帖，无论如何都闹不出更大的动静，而安禄山向新城中运送的军械显然不是用于骑兵野战的，其中更多的是用于攻城拔寨的，所以，所谓的在范阳以北修筑雄武城，以防契丹和奚的说法明显不能成立。所以安禄山搞的这个雄武新城项目的意图并不在防御，而他要兵修城的目的也很明显，就是想以此为借口吞并这一部分军队。
王忠嗣没有猜错，此时安禄山已经窥见了盛唐繁荣下的虚弱，有了取李氏而代之的政治野心，他对王忠嗣麾下精锐的朔方、河东军早已垂涎三尺，意欲借筑城之名扣下王忠嗣的百战劲旅留为己用。
安禄山实在是小看了王忠嗣，王节度使到底是宫廷里长起来的，什么阴谋诡计就算没见过也早就听说过，十几年的耳濡目染下来，安禄山的这点心思当然瞒不过他老人家的眼睛。
王忠嗣决定将计就计。估计王忠嗣小时候是读过论语的，至少听到过孔子见阳虎的故事，因此他特地选了一个安禄山外出的空当，提前带着人马前往范阳，还在工程施工地点绕了一圈，当然，不等安禄山赶回来，王忠嗣就收兵走了。
王忠嗣回去的理由一点毛病也没有：
“我身为四镇节度使，日理万机，这千里迢迢地奉皇命提前来协助你，你却半天没露面，这就不太好了吧。”
这下安胖子也没辙了，王忠嗣的兵毕竟是来过了，且还是王忠嗣本人亲自带来的，而表面上负违约责任的的确是自己，再请求朝廷命王忠嗣派兵来似乎很不现实，这王忠嗣实在是狡猾狡猾的。
这边安禄山还在气得跺脚，那边回去的王忠嗣已然一纸奏疏向皇帝爸爸告了安禄山的状。
经过这一趟实地走访，细心的王忠嗣发现雄武城所处的地理位置对于契丹和奚人的南下并不能构成实际性的阻碍，且城中的所谓居民并不像是良善之辈，很多人一眼看上去就是亡命之徒，此外，守城的军队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投降过来的契丹人和奚人，这样的守军怎能保证他们能够不临战叛变？
因此，基于以上情况，王忠嗣断言安禄山此举绝非防御外敌，而是图谋不轨。
王忠嗣的奏疏送上去了，但却如泥牛入海一般就此失去了回音。不用说也猜得出来，李隆基并不相信自己养子的这一举报，在皇帝眼中，安禄山只是一个憨厚有趣的胡人胖子而已，无论是对于国家社稷还是对自己而言都是有利无害的。
在接连几次上书揭发安禄山的异志而无果后，王忠嗣决定转变斗争策略。
天宝六年（747年）四月，王忠嗣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突然上书朝廷请求辞去河东、朔方两镇节度使的职务。
由于王忠嗣请辞的态度很是坚决，李隆基批准了他的辞呈。
王忠嗣此举无疑是官场政治学中最常见的一招：韬光养晦。但事实上并不完全如此，王忠嗣辞去河东、朔方两镇节度使行为的背后还有更深层次的考虑。
首先，当然是为了和安禄山减少接触与摩擦，河东节度使的驻地在太原府，离安禄山所在的幽州（今北京）还是有些近，难保怀恨在心的安禄山不来找茬，所以索性躲得远远的，连灵州（朔方节度使治所，在今宁夏吴忠市）也不待了。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王忠嗣真的怕了安禄山，他辞去两镇节度使的职务，恰恰是为了更有效地遏制安禄山膨胀中的野心。当时范阳节度使兵力的标准配备是91400人，平卢节度使是37500人，河西是73000人，陇右是75000人，朔方、河东的军力标配则分别是64700人、55000千人。
所以即便王忠嗣辞去了朔方和河东，变成了两镇，他手中148000人的兵力依旧可以盖过安禄山的128900人，综合考虑下，抓大放小才是最合算的。
李隆基批准王忠嗣的辞呈，其实也有他的考虑，皇帝陛下是想让自己厉害的养子更加专注于河西、陇右节度使的职守，为自己解决一件难题。
这个难题的名字，叫做石堡城。
相信大家对石堡城的名字并不陌生，十七年前，不世出的宗室名将李祎长途奔袭，最终出其不意地顺利攻克了这座天险之城，完成了对吐蕃的决定性一击。可惜，后任的河西、陇右节度使盖嘉运不给力，让石堡城在吐蕃人的一次乘胜进攻下轻易地陷落了，此后唐军虽然多次采取行动试图夺回石堡城，但均以失败而告终，比如天宝四年陇右节度使皇甫惟明亲自组织策划的那次大举进攻，便被兼程来援的吐蕃大将莽布支打了个里应外合，直接导致了唐军的惨败及副将褚俐的战死。
教训是惨痛的，且刻骨铭心，因而自石堡城丢掉的这五年里，李隆基日夜思索的就是怎么再将石堡城收复。现在，他觉得自己看到了希望的曙光，那就是勇气与智慧兼备的王忠嗣。
然而当朝廷下诏向军中的高级将领们征询攻占石堡城的方法时，王忠嗣的回奏却让皇帝陛下深感失望。因为王忠嗣是这样回奏的：
“石堡城地势险要，城堡坚固，吐蕃人又倾举国之兵镇守。现在我们想要攻取此城，如果不付出数万人伤亡的代价恐怕很难成功。臣担心此举得不偿失，不如暂且厉兵秣马，伺机而动。”
实事求是地讲，王忠嗣的决断是正确的。想当年李祎之所以能拿下石堡城，敌人防备松懈，警惕性不足是极为重要的一点外因。现如今吐蕃国内上下都知道唐朝有意攻取石堡城，这个当年的优势已然转变为最大的阻力，即便唐军的强攻可以奏效，也必定是惨胜。
但并非所有的将领都会分析得这么多，且像王忠嗣那样珍视士兵的性命，至少将军董延光绝非其中之一。
皇帝陛下表态要不惜任何代价收复石堡城后，这位仁兄立即毛遂自荐，请旨率领所部拿下石堡城。
董延光如此配合，李隆基自然十分高兴，于是他下达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命令：
同意董延光出兵石堡城，同时点名让王忠嗣提供一部分兵马配合作战。
遇到了这样的人，这样的事，王忠嗣只有苦笑的份儿了。毕竟皇命难违，只得勉为其难地遵旨了。王忠嗣奉命派出了手下的部队。
但是董延光依旧十分不满，因为王忠嗣虽派出了数万兵马助战，但出征前却没有宣布赏格。
要知道，大家出来打仗，除了精忠报国的爱国主义精神鼓舞外，总还得有个物质方面的激励吧。通常状况下，都是按劳取酬或按功受封，比如开元二十六年（738年）皇帝陛下昭告天下的那道名为《讨吐蕃制》的诏书（今全文可见于《全唐文》）就说得很明白：节度将士以下，有能斩获吐蕃赞普者，封异姓王；斩获大将军者，授大将军；获次以下者，节级授将军中郎将。
你干掉了敌人什么级别的领导干部，这边就册封你为相应级别的爵位官衔，童叟无欺，且不限年龄、身份，一律酬赏。这样的话，出去打仗的大兵们才能有动力，军队的士气才能高涨，可王忠嗣这一次什么都没说，只是单纯地派兵出战，这就让董延光十分火大，认定王忠嗣是在有意拖自己的后腿。
王忠嗣的一个部将注意到了这一点，并特地找到王忠嗣，提醒他这样做可能会招致谗言，而且，一旦董延光那边作战失败，他便一定会推卸责任，把问题归咎于助战将士的作战不尽力，届时朝廷也一定会为此怪罪下来。所以，这位部将的建议是不妨拿出几万匹绸缎做为悬赏，以防不测。
听了这位部将的话，王忠嗣沉默了几秒，继而慷慨答道：
“李将军，忠嗣决心已定。我平生夙愿，岂在富贵？如今我军与敌人争夺的这座城，拿下了并不足以遏制敌人，拿不下对国家也没有什么害处，我岂能用数万将士的性命去为自己换取一个更高的官职！假如朝廷真的怪罪下来，大不了把我贬成个金吾羽林将军什么的，送回到朝中站岗罢了。最差也不过是将我再降几级，贬到黔中去当个地方小官，这样子的处分我都心甘情愿地领受。”
说完这几句话，王忠嗣看向这个关心着自己的部将，露出了释然的神情。
“尽管我对那些处分已经无所谓了，但你所说的那些话的的确确是真心实意地在为我着想啊！谢谢你，李将军！”
面对着甘愿为普通士兵舍弃自己官职前程的主帅，这位李将军不由得肃然起敬，他眼含着热泪，半天才说出话来。
“末将先前是担心此事会连累到大夫您（王忠嗣是金紫光禄大夫），这才不敢不向您提出忠告。大夫您能按照古圣贤人的标准行事，这种境界不是我能达到的啊。”
言罢，部将深鞠一躬，快步退了出去。
这次对话给这位李将军留下了终生难忘的深刻印象，他素来敬仰的主帅用自己的行动，给他上了最为重要的一课：
只有心中存有士卒百姓，他们的心中方能同样有你，方愿同赴生死！
十年后，北都太原。
户部尚书，兼太原尹、北京留守、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朝廷所倚重的唯二大帅李光弼（另一个大帅是郭子仪）站在城头眺望城外密密麻麻聚拢而来的叛军，时为唐肃宗至德二载（757年）正月。李光弼手下精兵尽赴朔方，此时的太原城中仅有不满万人的老弱残兵，不堪一用，而李光弼等人要面对的则是以史思明为首的四大贼帅所统领的十余万大军。
敌我兵力对比很是悬殊，而以太原城破烂不堪的程度，很难以长时间坚守，等到援兵。
在这个兵荒马乱的年代，即便是皇帝也要依靠有军队、有能力的大将，而所谓千军易得，一将难求，李光弼实在犯不着固守死磕，完全可以灵活地选择战略转移，但他还是拒绝了弃城转战的建议，因为他想起了自己的老首长，即便是将自己置于极端危险的境地，老首长也从来没考虑过牺牲任何人来保全自己。
我怎么可能有负老首长的教导。
李光弼最终还是选择了留下，并且为世界战争史呈现了一场精彩纷呈的太原保卫战。
李光弼的选择和未来的不朽功绩，足以让王忠嗣为之骄傲。
董延光在前线无功而返的消息不久即传来了，不出所料，他果真干净利落地把责任都推到了王忠嗣的身上，声称是由于王忠嗣从中作梗才导致战事不利，无法作为。
董延光告黑状本没有什么可顾忌的，以王忠嗣同皇帝以及太子的关系，别说是一个董延光，就算有一百个董延光一起上也告不倒王忠嗣，可是，有了李林甫的加入掺和，情况就变得大不相同了。
现如今，王忠嗣是李林甫眼中的头号威胁人物，所以他自然不会放过这个铲除隐患的良机。
发现皇帝为此事的确动了肝火，李林甫意识到，搞倒王忠嗣的时机已经完全成熟了。于是，在他的安排下，济阳別驾魏林出场了。
这位魏别驾本曾是朔州刺史，因任上犯了事被降级留用，正处于事业低迷期，所以当李林甫找到他，暗示只需要按要求说上两句话便可官复原职，甚至获得更高的任用时，魏林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现在，是说出那句试练过多次的台词的时候了。
“臣过去担任朔州刺史时，王忠嗣正担任河东节度使，他曾经对我们说过自己从小在宫中与忠王（李亨）一起长大，情如兄弟，他日无论出现何种状况，他都必然拥兵尊奉太子。”
就是这句话彻底刺激到了皇帝陛下。
军事上不作为，还可以容忍，政治上乱站队，可就饶你不得了。
在李林甫的特别帮助下，皇帝陛下迅速做出决断：召王忠嗣回长安。
接到命令后，王忠嗣立马赶回了长安，但他还没有见到皇帝的面，便被投入大牢。
鉴于王忠嗣级别很高，身份又比较特殊，皇帝陛下特地打好了招呼，命三司（即御史台、尚书省的刑部、大理寺）会审。
虽说是三个部门联手审案，但办案的效率却不低，三司会审的结论很快就出来了：罪应死。
三司会审的结论出来后，朝堂之上众人都很震惊，但没人敢吱声。毕竟这涉及的是皇帝最为敏感的问题，又恰是在皇帝陛下的气头上，出来替王忠嗣讲话除非是你不怕死。
不怕死的人还真有。
消息传出后，接替王忠嗣陇右节度使位子的人主动上书，为王忠嗣鸣冤，据说其在奏疏上说得非常恳切，甚至提议要以自己的官爵替王忠嗣赎罪。
见朝廷没有回应，他就趁着被征召入朝的机会，亲自面见李隆基，力陈王忠嗣的冤枉。
皇帝陛下不听，转身打算离开。他便跪倒在皇帝面前，膝行跟随，一边不住叩头，一边声泪俱下，哭着不住呼喊为王忠嗣求情，直到皇帝终于答应，饶过王忠嗣一死。
能把事情做到这种地步的这位新节度使并不是王忠嗣的儿子或任何亲信，他只是王忠嗣的老部下，名字叫做哥舒翰。
在哥舒翰的舍命恳求下，王忠嗣的性命被保住了。
天宝六年（747年）十一月，朝廷下令将王忠嗣贬为汉阳太守。
一年后，经过朝廷高层权衡，王忠嗣又被调任为汉东郡太守。
又一年后，名将王忠嗣暴卒（此二字为史籍原文）于任所，终年四十五岁。
王忠嗣死后不久，他的老部下哥舒翰统领唐军历经艰险，终于攻克了吐蕃人占据的石堡城，完成了皇帝的心愿。然而正如王忠嗣当年所预言的那样，唐军为这场胜利付出了相当沉重的代价，数万参战将士几乎全部埋骨城下，再难还乡。
王忠嗣的被贬和暴死在当时的李隆基看来已经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了，但这件所谓的小事却导致了两个极重大的后果。
后果一：安禄山终于失去了能够全面制衡他的武将，此后他的野心开始肆意膨胀，并肆无忌惮地准备叛乱。于是王忠嗣死后的第六年，震动天下的安史之乱终于爆发了，大唐天下自此完全由治向乱，唐朝国势也由此由盛转衰。
后果二：亲眼目睹了王忠嗣从坐拥四镇的节度使到待行死刑的阶下囚的全过程后，哥舒翰的命运彻底被改变了。可以说这件事情，最终影响了他的一生，并让他在九年之后，做出了那个关键性的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