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守仁，明朝大儒。他做事智敏，用兵神速，以镇压农民起义和平定“宸濠之乱”拜南京兵部尚书。后功高遭忌，辞官回乡，在绍兴、余姚一带创建书院，宣讲“王学”。他提出了著名的哲学命题“心外无物”，认为人心是一切事物的本原，没有人的意念活动，就没有客观事物。他说，“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所在便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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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士掌兵
王守仁考取进士后，授兵部主事。王守仁以文士领兵，提督军务的太监张忠对他很是轻视。一次，张忠竟强令王守仁当众射箭，想令其出丑。不料王守仁三发三中，全军欢呼。王守仁上马治军，下马治民，文官掌兵符，集文武谋略于一身。
王夫之，明末清初的唯物主义思想家。明朝灭亡后，他在衡阳起兵抗清，失败后投奔南明政权。后来，南明大势渐去，王夫之便隐居船山，专心著书40年，人称船山先生。他上通天文、下通地理、博通经史，反对“理在气先”，认为“理在气中”。他认为世界是物质的，“静即含动，动不含静”，运动是绝对的，而静止是相对的。
黄宗羲，明清之际伟大的启蒙主义思想家。他曾积极参加抗清运动，表现出卓越的军事才能。抗清失败后，他对国家兴亡、历史变革进行了一系列深刻的反思，主张改革土地、赋税制度，批判传统的重农轻商政策，提出“工商皆本”的先进思想。
黄宗羲反对空疏无用的“迂儒之学”，主张“经世应务”。他发扬了先秦以来儒家倡导的民本思想，对封建君主专制和“君为臣纲”的传统观念进行了猛烈抨击。他在《明夷待访录》中说“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闪耀着民主主义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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锥刺阉党
黄宗羲生于书香门第，其父黄尊素为明朝万历年间的进士，后因弹劾阉党魏忠贤被害。时年仅19岁的黄宗羲袖藏铁锥，孤身赴京为父申冤。崇祯即位后，阉党失势，黄宗羲在刑部大堂当场锥刺魏忠贤同党许显纯等人，轰动朝野。
顾炎武，清朝“开国儒师”、清学“开山始祖”。他苦习“经世致用”之学，14岁起就与众名士议论国事。他辑录有关各地山川、农田、水利、兵防、物产、赋税、交通的众多资料，撰写了著名的《天下郡国利病书》和《肇域志》。
清兵占据南京后，他积极投身抗清斗争。抗清失败后，他用随行的骡马驮着书籍，逃亡于各地，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在此期间，他还联络各地的抗清志士，以图发动新的抗清运动。而且，他在广泛接触社会现实后，写出了传世之作《日知录》。
顾炎武学识渊博，在经、史、音韵、考古、舆地、诗文等方面，都有精深造诣。他做学问以经世致用的鲜明旨趣，朴实归纳的考据方法，创辟路径的探索精神，以及他在众多学术领域的成就，宣告了晚明空疏学风的终结，开启了朴实学风的一代先河。
在儒学漫长的发展历程中，除了以上谈到的几位代表人物之外，宋代的周敦颐、张载等也对儒学的发展有着较大的贡献。这些不同时期的儒家代表人物，在继承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加上自己的发挥，促使儒学不断发展、成熟、完善。
■ 流传千年的儒教经典 ■
儒教经典主要指十三经：《易》《诗》《书》《礼》《春秋》谓之“经”，《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属于《春秋》之“传”，《礼记》《孝经》《论语》《孟子》均为“记”，《尔雅》是训诂之作。南宋大儒朱熹编定的《四书五经》，则成为后世儒生的必读之书。
⊙《周易》——儒教至高无上经典
《周易》，儒家群经之首，约成书于商末周初。孔子对它推崇备至：“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它包含着朴素的辩证思想，堪称中国古代哲学圣典。据《史记》载，伏羲制八卦，周文王作卦辞演六十四卦，周公作爻辞，孔子作大传。
《周易》含六十四卦，每卦配以卦辞；每卦又分六爻，每爻配以爻辞。卦辞与爻辞是经文，称为《易经》。后人对卦辞和爻辞的说明、解释、发挥，则为《易传》。《周易》以阴、阳两种符号为基本元素，以自然中的八种事物天、地、雷、风、水、火、山、泽作为产生世界万物的根本，分别对应乾、坤、震、巽、坎、离、艮、兑八个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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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易
变易、简易、不易，是为三易。对儒家来说，宇宙的千变万化都受一个简单法则支配，有定规可循，就是“简易”；社会上的一切制度、仪礼、文物，都会因时而变，就是“变易”；同时，人与人之间的尊卑之序、长幼之伦却永不会变，则是“不易”。
阴阳是宇宙存在、发展的基础。《周易》认为，“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人是自然的产物，人必分阴阳，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是统一的。“天地氤氲，万物化醇；男女媾精，万物化生。”就是说，男女交合而生人，阴阳交合而生宇宙。
宇宙变化不息，洋溢着勃勃生机。正所谓“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时变化而能久成”，凡是运动变化的事物都是“吉无不利”的。从自然界的天地、日月、四时、昼夜、寒暑，到人类社会男女、吉凶、祸福、存亡、生死及事物存在形式的大小、内外、进退、泰否等，无不表现为矛盾的对立和统一。对立的双方不断相互作用，引起事物的变化发展，其规律为物极必反、循环往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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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进制
当古希腊的芝诺提出那个关于连续性问题的千古悖论的时候，中国古人已经跨过了连续性事件，用二进制表达了量子化的自然和社会规律。阴、阳两种符号的组合，就是二进制，代表“＋”和“－”，或“＋1”和“－1”。据说，冯·诺依曼当年就是从《易经》中得到启发，以二进制代替十进制，从而大大改进了计算机的性能。马克思盛赞《周易》可同“宇宙的统计学家毕达哥拉斯并列”。
两千多年以来，《周易》在人类文化史上的影响超越了时空。老子在《道德经》中，对《周易》没有展开阐述的“道”进行了进一步的发挥，使《道德经》和《周易》一起构成了中国古代乃至世界古代辩证法的经典之作。
后来，刘安、邵雍、张载等文化大家，都是研究《周易》的专家。研究《周易》逐渐成了一门专门的学科——易学。现在，中、日、韩、美等国都有易学研究机构，《周易》研究进入了历史新时期。20世纪末，全世界曾一度掀起过“易学热”。
专家们把《周易》所阐述的思想，同现代哲学、预测学、医学、管理学等联系起来加以研究，产生出各种新的见解和思想。正如《周易》所说：“仁者见之谓之仁，智者见之谓之智。”可以说，《周易》是人类历史上一个最古老又最现代的文化之源。
⊙《尚书》——古代官府公文总集
《尚书》，上古历史文献集。《左传》等引《尚书》文字，分别称《虞书》《夏书》《商书》《周书》，战国时总称为《书》，汉代改称《尚书》，意即“上古帝王之书”。
《尚书》向来被视为我国最早的散文总集，但以今天的标准来看，其中绝大部分应是当时官府处理国家大事的公务文书，准确地讲它是一部体例较为完备的公文总集。
《尚书》的真伪、聚散，极其复杂曲折。相传它由孔子编撰而成，但有些篇是后来儒家补充进去的。但不管怎样，它都是我国第一部上古历史文件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迹著作的汇编，保存了商周时期的一些重要史料。
《尚书》所录，为虞、夏、商、周各代的典、谟、训、诰、誓、命等文献。其中“典”是重要史实或专题史实的记载；“谟”是记君臣谋略的；“训”是臣子开导君主的话；“诰”是勉励的文告；“誓”是君主训诫士众的誓词；“命”是君主的命令。
书中还有以人名为标题的，如《盘庚》《微子》；有以事为标题的，如《高宗肜日》《西伯戡黎》；有以内容为标题的，如《洪范》《无逸》。这些都属于记言散文。也有叙事较多的，如《顾命》《尧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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盘庚动员臣民迁殷
《尚书》中的《盘庚》诸篇，是盘庚动员臣民迁殷的训词，语气坚定、果断，显示了盘庚目光的远大。其中用“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向迩”比喻煽动群众的“浮言”，用“若乘舟，汝弗济，臭厥载”比喻群臣坐观国家的衰败，都比较形象。
书中虞、夏、商的部分文献是据传闻写成的，不甚可靠。如《禹贡》，托言夏禹治水的记录，实为古地理志，与全书体例不一，当为后人的著述。
据古书记载，在《尚书》之前，有《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但都没能传世。所以，说起先秦散文，还得从《尚书》开始。书中文章，结构渐趋完整，有一定的层次，已注意在命意谋篇上用功夫。后来春秋战国时期散文的勃兴，是对它的继承和发展。秦汉以后，各个朝代的制诰、诏令、章奏等文章，都明显受其影响。
刘勰的《文心雕龙》在论述“诏策”“檄移”“章表”“奏启”“议对”“书记”等文体时，也都溯源到《尚书》。《尚书》中部分篇章有一定的文采，带有某些情态，而《尧典》《皋陶谟》等篇，则带有一些神话色彩，或篇末缀以诗歌。
总之，《尚书》在语言方面虽大都古奥难读，但实际上也有少数文字比较形象、朗畅，历代散文家颇多借鉴。历来注释和研究《尚书》的著作很多，有唐孔颖达的《尚书正义》、宋蔡沈的《书集传》、清孙星衍的《尚书今古文注疏》等。
自汉以来，《尚书》一直被视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哲学经典，既是帝王的教科书，又是贵族子弟及士大夫必遵的“大经大法”，在历史上很有影响。
⊙ 《诗经》——中国首部诗歌总集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收入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500多年的诗歌305篇。先秦称为《诗》，或取其整数称《诗三百》。西汉时被尊为儒家经典，始称《诗经》，并沿用至今。这些诗当初都是配乐而歌的歌词，保留着古代诗歌、音乐、舞蹈相结合的形式，但在长期的流传中，乐谱和舞蹈失传，就只剩下诗歌了。
《诗经》分为风、雅、颂三部分。其中“风”是土风、风谣，包括了15个地方的民歌，叫“十五国风”。“风”是《诗经》中的核心内容，其中除《周南》《召南》产生于江、汉、汝水一带外，其他均产生于黄河流域。雅是“王畿”之乐，是正声雅乐，分“大雅”、“小雅”，其音乐特点和应用场合都有些区别。“颂”是专门用于宗庙祭祀的乐歌，分“周颂”“鲁颂”“商颂”。
这些诗篇，本是歌曲的歌词。《墨子》中说：“颂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史记》中说：“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可见，《诗》三百篇均可诵咏、用乐器演奏、歌唱、伴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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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的作者
一说为孔子删诗。司马迁认为，古代诗三千余篇，孔子删为三百。一说为王者采诗。刘歆《与扬雄书》说：“诏问三代、周、秦轩车使者……以岁八月巡路，求代语、童谣、歌戏。”还有一说，认为周王朝的乐工和太师们是编撰《诗经》的功臣。
《诗经》中的乐歌，原来只是作为各种典礼礼仪的一部分，或是娱乐，或是表达对于社会和政治问题的看法，但到后来，《诗经》成了贵族教育中普遍使用的文化教材，学习《诗经》成了贵族人士必需的文化素养。
在外交场合，常常需要“赋《诗》言志”，曲折地表达自己的意思。孔子曾说：“不学《诗》，无以言。”“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可见学习《诗经》对于上层人士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此外，《诗经》的教育也具有政治、道德意义。孔子曾表示，经过“诗教”，可以使人“温柔敦厚”，学《诗》可以“远之事君，迩之事父”。孔子还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意思是说，《诗经》中的作品，总体上是符合当时社会的道德原则的。《诗经》是中国从“春秋”到“清代”的主要教课书之一。
⊙ 《礼记》——先秦礼乐制度大全
《礼记》是秦汉以前儒家学者关于礼乐制度论著的选本，是儒家思想的资料汇编，也是研究中国古代社会情况、典章制度的重要著作。其中《大学》《中庸》等篇具有较丰富的哲学思想，被列入四书，成为读书人求取功名的必读篇目。
《礼记》内容广博，门类杂多，涉及政治、法律、道德、哲学、历史、祭祀、文艺、日常生活、历法、地理等诸多方面，几乎包罗万象，不仅记载和论述先秦的礼制、礼仪，还解释仪礼，记录孔子和弟子等的问答，并记述修身做人的准则，集中体现了先秦儒家的政治、哲学和伦理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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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记》的思想成就
教育三目的：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
学习五步骤：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修养八步骤：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教学五原则：教学相长、长善救失、启发诱导、藏息相辅、因材施教
教学三方法：讲解、问答、练习
学者有四失：或失则多，或失则寡，或失则易，或失则止
《礼记》全书用记叙文的形式写成，一些篇章具有相当的文学价值。它们有的用短小生动的故事阐明道理；有的气势磅礴、结构谨严；有的言简意赅、意味隽永；有的擅长心理描写和刻画；还有大量富有哲理、精辟深刻的格言、警句。
《礼记》的作者不止一人，写作时间也有先有后，其中多数篇章可能是孔子的七十二弟子及其学生们的作品，还兼收先秦的其他古籍遗说，内容极为庞杂，编排也较零乱，后人多采用归类法来进行研究。
东汉郑玄将其分为通论、制度、祭祀、丧服、吉事等八类。近代梁启超则将其分为五类，包括：通论礼仪和学术，如《礼运》《乐记》《儒行》等；解释《仪礼》，如《冠义》《射义》《聘义》等；记载孔子言行或孔门弟子及时人的杂事，如《孔子闲居》《檀弓》《曾子问》等；记古代制度礼节，并加考辨，如《王制》《曲礼》《月令》等；阅读《曲礼》《少仪》《儒行》等篇的格言、名句。
汉代把孔子定的典籍称为“经”，弟子对“经”的解说是“传”或“记”，《礼记》因此得名，即对“礼”的解释。到西汉前期《礼记》共有131篇。相传戴德选编其中85篇，称为《大戴礼记》；戴圣选编其中49篇，称为《小戴礼记》。
东汉后期，《大戴礼记》不流行，以《小戴礼记》专称《礼记》。《礼记》又与《周礼》《仪礼》合称“三礼”。郑玄为其作注后，它的地位上升为经。《礼记》中还有广泛论说礼意、阐释制度、宣扬儒家理想的内容，对中国文化影响深远。
⊙ 《春秋》——五千年来谁著史
《春秋》，儒家五经之一，相传是孔子根据鲁国的史书修订而成的，借由记载各诸侯国的重大历史事件，宣扬王道思想。由此，春秋一词又指我国历史上的一个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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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笔法
中国传统学问中“经”、“史”不分家，史书记事的目的也是为了说明道理，规范人的行为，所以王阳明说：“以事言曰史，以道言曰经。事即道，道即事。”《春秋》寓褒贬于记事之中，“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这就是“春秋笔法”。
《春秋》为中国较早的编年体史书。以鲁国十二公为次序，起于鲁隐公元年（前722），迄于鲁哀公十四年（前481）。文虽简约如大事记，而242年间诸侯攻伐、盟会、篡弑及祭祀、灾异、礼俗等，都有记载。
该书略有残缺，尚保留16000多字。书中的内容包括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天文气象、物质生产、社会生活等方面，是当时有准确时间、地点、人物的原始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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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霸西戎
秦穆公在晋文公死后，谋求向东方发展，但被晋所阻。崤之战、彭衙之战，秦军都是大败。秦穆公果断地调整国策，转而向西，吞并了一些戎狄部族，称霸西戎。
《春秋》经文极为简略，但却记载了准确的时间、地点、人物，具有信史价值，显示了史学发展上的巨大进步。然因文字过于简质，后人不易理解，所以诠释之作相继出现，对书中的记载进行解释和说明，称之为“传”。其中《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合称《春秋三传》，列入儒家经典。
现存的《春秋》分别载于《左传》《公羊传》《谷梁传》中，三传经文大同小异。其中，《公羊传》和《谷梁传》成书于西汉初年，用当时通行的隶书所写，称为今文。《左传》有两种，一种出于孔子旧居的墙壁之中，使用秦朝以前的古代字体写的，称为古文；一种是战国时期的荀卿传下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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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鼎中原
楚庄王改革内政，平息暴乱，兴修水利，国力更加强盛，势力南到今云南，北达黄河。他竟向周定王的使者询问祭天地的鼎的大小轻重，意在灭周自立，这就是“问鼎”一词的来历。后来，楚国大胜晋国，中原各小国纷纷归附，楚人称霸中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