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子》批判了儒、墨、法诸家的学说，但也吸收了儒、墨的广义之道和法家的术、势之说。书中肯定和发挥了道家的思想和阴阳五行说，但常常自相矛盾，难以自圆其说，且基本上限于简单重复，没有太多的新见解。从这个角度讲，《淮南子》堪称名副其实的杂家之言。
《淮南子》吸取了《老子》《庄子》，特别是《黄老帛书》的思想精华，集黄老学说之大成。它不仅对“道”“天人”“形神”等问题提出了独特的见解，同时又在继承春秋时的“气”说与战国中期稷下黄老之学的“精气”说的基础上，提出了“元气论”的概念和系统的宇宙生成论，对以后的唯物主义和自然科学有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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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大杂烩”
《淮南子》中，拼凑了“无是非标准”的相对主义认识论、“无为而治”的政治主张、“死生一化”的人生哲学、“循性保真”的人性论，以及“衰世生仁义”的道德观。主要表现在“孰是孰非，无所定论”“人反其初，面民性善”“死生一化，万物一方”“欲性相害，不可两立”“凡人之性，莫贵于仁”等方面。
《淮南子》既讲自然之道，也讲治世之道，要求从政者“体道”“得道之水”，提出了“漠然无为而无不为”“漠然无治而无不治”的政治理想。书中认为，“无为”并不是无所事事，无所作为，而是“私志不得入公道，嗜欲不得枉正术，循理而举事，因资而立权”，遵循客观规律。还主张施政之要，在于去掉浮华，达到虚静，从而符合“道”。
贯穿《淮南子》的主线是老庄思想。这是作者企图以老庄思想为主导来综合百家的反映。不过，刘安由于政治上的失意，情绪低落，加上作者群体的复杂性，使他们没有能力把各派的思想综合起来，从而造成了一系列自相矛盾的地方。当然，《淮南子》收集的大量思想资料，对于学术文化研究是有着重要价值的，对它做出科学剖析，具有很大的历史与现实意义。
作为西汉时期一部影响巨大的社会百科全书，《淮南子》所蕴涵的史学研究价值和丰富的精神智慧，仍有待于我们进一步挖掘。
■ 德主法辅——融合“德治”与“法治” ■
先秦时期，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主张“德治”，以韩非为代表的法家则提倡“法治”。并且，儒、法两家把德治与法治二者绝对地对立起来。管仲和荀子都曾试图融合儒、法，但都没能作出充分的讨论。杂家沿着管仲和荀子的这一思路，从两者相互补充、相互促进的角度进行了具体的讨论。
杂家对“德政””德治”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认为以“德”和“义”，而不是以“赏”和“罚”来治理国家、天下，是神农、黄帝之政。这样的国政“四海之大，江河之水不能抗矣；太华之高，会稽之险不能障矣；阉庐之教，孙吴之兵不能当矣”。
另外，儒家的“德治”思想，认为圣王、君主必须“养其神，修其德”和“处平静，任德化”，杂家对这一主张也极为赞赏。但是，他们并不因为“德治”拥有很多优点，就将“法治”一棒子打死。例如，《察今》篇中就明确地指出：“治国无法则乱，守法而弗变则悖，悖乱不可以持国。”即认为法家提倡的变法思想，犹如治国的良医和良药，“世易时移，变法宜矣。譬之若良医，病万变，药亦万变；病变而药不变，向之寿民，今为殇子矣！”因此，杂家认为：“因时变法者，贤主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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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
《淮南子·览冥训》中，有“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的传说，讲的是共工与颛顼争夺帝位将不周山撞倒，天地裂了一条大缝，女娲在高山上架起神火，炼五彩石把天的裂缝补了起来，砍大鳌腿来支撑天，从此天地就永久牢固了。
杂家虽然对儒家的“德政”与法家的“法治”都持肯定的态度，但在对待二者的态度上，却还是有主次、轻重之分的，杂家始终把“德政”放在首位。杂家认为，德政以善于教育而不是以赏罚治国，要比“法治”把“严罚厚赏”作为唯一的治国手段更好。因此，他们提出：“凡刚民，太上以义，其次以赏罚。”
同时，赏罚必须得当，否则将会成为天下大乱的因素。总之，杂家统一儒、法的德政与法治。是以德政为主，以赏罚为辅的，赏罚必须得当，必须符合德政的“德”和“义”的标准才行。
《淮南子》还从治乱兴亡的高度，继承并发扬了儒家的重民思想，认为“为治之本务，在于安民”，并反复强调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的道理。此外，它还告诫统治者：“君子之居民上，若以腐索御奔马，若蹍薄冰蛟在其下，若入林而遇乳虎。”因此，牧民之术不可不讲求，更不可不慎重。
基于上述认识，《淮南子》比《吕氏春秋》更加强调对百姓的安抚与教化，甚至认为“民不知礼义，法弗能正也”，视“德教”为“法治”的保证，因此明确主张“立大学而教诲之”。《淮南子》一书的问世，使“德治”大有突破道家窠臼之势，预示着“独尊儒术”时代的到来。
■ 多欲多用——综合墨、儒的“义利观” ■
杂家在义与利的关系上，结合了墨家的“重利贵义”思想和儒家“理义”的思想，提出了“多欲多用”的义利观，进而推出“群利”的主张。
儒家对义、利的关系总的看法是重义轻利，持见利思义、义先利后的观点，而墨家对义、利关系的总的看法是贵义重利，持“兼相爱，交相利”的观点。杂家继承了墨家的义利观，提出了以理义为行为准则，在从事生产管理、人事处理、政治管理中，要以“义”这个“万利之本”去获得“天下之长利”。
对此，杂家有具体的论述。首先，杂家认为，“顺应民心”就是大义：“先王先顺民心，故功名成。夫以德得民心，以立大功名者，上世多有之矣。失民心而立功名者，未之曾有也。得民必有道。”因此，顺民与否是能够“得道”的前提。那么怎样才是叫“顺民之心”呢？杂家认为，必须做到“因民之欲”。如“怜人之团”“哀人之穷”“则名号显矣，国士得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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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多欲多用”
杂家认为，“用民之术”在于“欲多”“用多”。先秦的思想家们一般都把人们的“多欲”看成是有害甚至可怕的。杂家学派则认为：人多欲不仅不可怕，反而可以多用，关键在于善不善于利用。这就是在以承认人们的各方面需要的合理性为前提的基础上，让人们“得欲无穷”，从而“得用无穷”。
杂家在论证阐释了“义利统一”“多欲多用”的基础上，推出了符合封建“大一统”制度的“安必待大”“利小于群”，以及儒家“节欲”的主张。杂家认为：“群之可聚也，相与利之也，利之出于群也。”还指出：“故曰天下大乱，无有安国；一国尽乱，无有安家；一家尽乱，无有安身。此之谓也。故细之安必待大，大之安也必待小，细大贱贵，交相为赞，然皆得其所乐。”
杂家以人群相聚是人性和人的共同利益所致，由此提出了“利出之于群”的观点；又进一步从小利与大利的关系中，强调了天下安定才有国家安定；国安才有家安，家安才有身安，从而得出了“细大贱贵，交相为赞”的结论。当然，这个结论是打上了阶级调和论的烙印的。
杂家也发展了儒家“节欲”的思想。杂家认为，人的欲求即使是合理的，也不能毫无节制地顺欲而行，也要保持“适度”与“适欲”。因为人事是“事随心，心随欲。欲无度者，其心无度；心无度者，则其所为不可知矣。”
所以，“夫乐有适，心亦有适。人之情，欲寿而恶天，欲安而恶危，欲荣而恶辱，欲逸而恶劳，四欲得，四恶除，则心适矣”。
那么，如何使“欲多用多”达到适应呢？杂家认为通过道德教育的途径可以收到“顺应民心”“教变改欲”“学业彰明”的效果。
■ 重温经典——《吕氏春秋》里的小寓言 ■
疑人偷斧
【原文】人有亡铁者，意其邻之子。视其行步窃铁也，颜色窃铁也，言语窃铁也，动作态度，无为而不窃铁也。俄而，鈇其谷而得其铁。他日，复见其邻之子，动作态度，无似窃铁者。
【译文】从前，有个人丢了一把斧子。他怀疑是邻居家的孩子偷的，就暗暗地注意那个孩子。他看那个孩子走路的姿势，像是偷了斧子的样子；他观察那个孩子的神色，也像是偷了斧子的样子；他听那个孩子说话的语气，更像是偷了斧子的样子。总之，在他的眼睛里，那个孩子的一举一动都像是偷斧子的。过了几天，他在刨土坑的时候，找到了那把斧子。原来是他自己遗忘在土坑里了。从此以后，他再看邻居家那个孩子，一举一动丝毫也不像偷过斧子的样子了。
【启示】遇到问题要先调查研究再作出判断，绝对不能毫无根据地瞎猜疑。疑神疑鬼地瞎猜疑，往往会产生错觉。判断一个人也是如此，切忌以自己的主观想象作为衡量别人的标准，主观意识太强，经常会造成识人的错误与偏差。
掩耳盗铃
【原文】范氏之亡也，百姓有得钟者。欲负而走，则钟大不可负；以锥毁之，钟况然有音。恐人闻之而夺己也，遽掩其耳。恶人闻之，可也；恶己自闻之，悖矣。
【译文】晋国的大夫范氏灭亡的时候，有个老百姓得到一只钟，想要把它背走。只是钟太大，没法背。于是就用锤去把它打碎，这样钟又轰轰地响起来，那个老百姓怕别人听到响声来抢这只钟，赶忙把自己的耳朵堵起来，以为自己听不见，别人也就听不见了。
【启示】害怕别人听到钟的声音，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捂住自己的耳朵，就以为别人也听不到，这就太糊涂了。
穿井得人
【原文】宋之丁氏，家无井而出溉汲，常一人居外。及其家穿井，告人曰：“吾穿井得一人。”有闻而传之者，曰：“丁氏穿井得一人。”国人道之，闻之于宋君。宋君令人问之于丁氏。丁氏对曰：“得一人之使，非得一人于井中也。”求闻之若此，不若无闻也。
【译文】宋国有一家姓丁的，家中没有井，须到外面打水浇地，因此经常有一个人住在外面。等到他家打了一眼井之后，便对别人说：“我家打井得到一个人。”有人听到这话，传播说：“丁家打井打出了一个人。”都城的人都谈论这件事，一直传到宋国国君那里。宋国国君派人去问姓丁的人家。丁家的人回答说：“得到一个人的劳力，并不是从井中挖出一个人来呀。”像这样听信传闻，不如不听。
【启示】要注意思维及其语言表达的确定性，因为言辞有很多似是而非，似非而是的。是非的界线，不可不分辨清楚，这是需要特别慎重对待的问题。
刻舟求剑
【原文】楚人有涉江者，其剑自舟中坠于水，遽契其舟，曰：“是吾剑之所从坠。”舟止，从其所契者入水求之。舟已行矣，而剑不行，求剑若此，不亦惑乎？
【译文】有一个渡江的楚国人，他的剑从船上掉进了水里。他急忙用刀在船沿上刻了一个记号，说：“这里是我的剑掉下去的地方。”船停止以后，这个人顺着船沿上刻的记号下水去找剑。船已经向前行驶了很远，而剑不会随船前进，像这样去找剑，不也是太糊涂了吗？
【启示】世界上的事物，总是在不断地发展变化，人们想问题、办事情，都应当考虑到这种变化，适合于这种变化的需要。办事刻板，拘泥而不知变通是不行的。
■ 学点科学——《淮南子》中的天文地理 ■
《淮南子》在中国古代科技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构思宏伟，内容丰富，涉及天文历法、地理学、化学、物理学等众多学科，保存了大量中国古代的科技知识。
首先，书中不仅详细记载了太阳系五大行星木、火、土、金、水的运行状况，还有哈雷彗星最早在中国出现的记载：“武王伐纣，东面而迎岁，至汜而水，至共头而坠。彗星出，而授殷人其柄。时有彗星，柄在东方，可以扫西人也！”
该书还首次明确使用物质性的“气”来说明天体的演化，并否定了传统的“天圆地方”思想，指出“天之圆不中规，地之方不中矩”。书中还记载了月亮每月运行的平均值，“月日行十三度七十六分之二十八”，并定出了二十八宿中各宿的距星之间的赤径差数。
该书还第一次完整地记录了二十四节气的名称，与现行的完全相同，只是排序是以“冬至”开始的。书中还存有关于太阳黑子的最早记录，提供材料证明当时人们已使用干支纪年法，记录了通过布帛飘动观测风向，利用琴弦声音和羽毛重量的变化测定大气湿度的方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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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中踆乌
《淮南子·精神》中说：“日中有踆乌，而月中有蟾蜍。”因称太阳为金乌，月亮为银蟾。这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关于太阳黑子的记录，太阳中的“踆乌”，就是古人最早看到的太阳黑子。太阳黑子多呈现椭圆形，有的直径几乎相当于十来个并排着的地球，肉眼能够直接看到。
其次，《淮南子》明确指出，要根据不同的地理环境，因地制宜地安排生产，以满足人们的物质生活的需要。书中记述了研究土壤侵蚀的情况，指出由于中国地势西北高、东南低，东南地区成为河流所挟泥沙的主要流向和归宿，还提供了营造林木以防治土壤侵蚀的经验。
书中还介绍了不同地域农作物、矿物和珍奇物产的分布情况，并强调了这些物产与地形、土壤和气候的关系。此外，书中还指出，人作为自然的产物，必然要受到自然环境的影响。不同的气候、水文、土质，会造成人的体貌差异：东方人体形尖细，小头，高鼻大口，鹰肩，早慧，但寿命不长；南方炎热潮湿，那里的人身体较为修长，大嘴、大眼，成熟早，但寿命短；西方多高山、高原，那里的人脊背弯曲，脖子长，总是扬着头走路，人们勇敢但缺乏爱心；北方寒冷，人的身形萎缩，脖子短，肩宽，愚笨却长寿；中原地区四通八达，人的脸盘宽大，腮帮短，聪慧通达，善于理财。
再次，相当难能可贵的是，《淮南子》还对生命的起源和生物的进化进行了推测，并隐约认识到生物是由低级向高级进化的。书中首先把生物区分为动物和植物两类，又将动物分为胎生和卵生，人与兽属于前者，鸟、鱼、龟属于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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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镜取火
《淮南万毕术》中载有用冰制作透镜及用其取火的方法：“削冰令圆，举以向日，以艾向其影，则生火。”这不仅记载了一项大胆的科学实验，而且在短短16字中，既写出了冰镜的制法，又写出了用什么材料做火媒和如何取火。
另外，《淮南子》中还有一些炼丹的知识，如炼丹常用的汞、铅、丹砂、曾青、砷、雄黄等物品的性状和变化：汞是由丹砂冶炼得来；曾青溶液与铁发生作用后，其中所含的铜就被置换出来；雄黄燃烧后产生的气体可以杀虫；含砷矿物对人有毒，但可治蚕病等。这些知识的积累，为中国古代化学的发展打下了基础。特别是“曾青得铁则化为铜”的认识，是中国最早的关于金属置换知识的记录，直接导致了古代中国重要的炼铜方法——胆铜法的发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