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克莱尔·博伊兰[1]
这是一部关于法国革命的小说。小说中几乎所有人物都是真实的，小说与历史事实接近一致——就那些历史事实得到认可而言，这真的并不非常遥远。这部小说既不是法国革命的概览，也不是法国革命的完整叙述。故事围绕巴黎展开；省里发生的事不在这部小说的范围之内，而且，大体说来，省里发生的都是些武装斗争事件。
我的主要人物在法国革命之前并不出名，直至革命发生才使他们为人所知，而且，有关他们的早年生活，人们知道的并不多。我利用了现有的材料，对于其他不熟悉的情况，做了一些基于经验或者基于学理的推断。
这也不是一部不偏不倚的故事讲述。我力图按照我的人物看待世界的方式来看待这个世界，他们有他们自己的偏见和看法。在我能够做到的地方，我就使用他们的真实语言——他们的语言源于有记载的演讲或者源于存留的作品——然后，把它们织入我自己创作的对话之中。我一直受一个信念指引：进入书面记载的话语常常在更早时候已经被人讲过，只是没被记录罢了。
有一个人物或许会令读者感到疑惑，因为他在本书中扮演了一个间接但却独特的角色。关于让-保罗·马拉，大家都熟悉这样的情况：他被一个漂亮的姑娘刺死在浴室中。他的死，我们可以确定，但是在他的一生当中，几乎每一件事都有不同的解释。马拉医生比我的主要人物大二十岁，有过漫长而又有意思的革命前的职业生涯。我不认为我既能处理好这个角色，又不破坏本书的平衡，因此，我干脆让他当一个客串明星，出场虽然不多，但富有挑逗意味。希望日后创作一些关于马拉医生的作品。任何这样的小说都会颠覆我在这儿提供的历史观。在创作本书的过程当中，关于何为真正的历史的问题，我跟我自己进行过无数次的辩论。不过，我觉得，在你能够反驳你的论点之前，你必须首先陈述论点。
书中的事件纷繁复杂，因此，戏剧化的需要和解释的需要必须互为衬托。创作这类小说的人容易成为学究抱怨的对象。三个小点将会阐明我是如何未加证伪地使生活更加轻松释然的。
我在描写革命前的巴黎时，谈到了“警察”。这是简单化的写法。执法由不少机构负责。但是，每次出现暴乱的时候就把这个故事抬出来，告诉读者哪一个机构在场，这未免会让人感到枯燥乏味。
为什么我又一次把威尔宾馆叫作“市政大厅”（City Hall）呢？在英国，“市政大厅”（Town Hall）这个术语会唤起一幅舒适自在的、议员一边拍拍口袋一边谈论圣诞装饰和垃圾箱的情景。我想要传达一个更富有生机活力的美国思想；权力在市政大厅。
还有更小的一点，那就是，我的人物在不同的时间吃正餐和晚饭。时尚的巴黎人在下午三到五点之间就餐，在夜里十点或者一点吃晚饭。但是如果后面的这顿饭带有一定程度的正式性质，我就把它叫作“正餐”。整体而言，本书中的人物作息时间迟。假如他们在三点钟做什么事情，这通常指的是凌晨三点。
我非常清楚，小说是互相合作的努力，是读者和作者之间的合作项目。虽然我审视过我本人关于不同事件的版本，但是，事实却根据你的观点在变化。当然，我的人物没有获得事后洞见这种运气；他们只是一天一天地尽他们的本分在过日子。我不想劝说我的读者用一种特定的方式来看待不同的事件，也不想劝说我的读者从不同的事件中吸取特定的教训。我努力创作一部给予读者改变看法、改变同情心的空间的小说：一部一个人可以在其中思考和生活的作品。读者也许会问，该如何区分虚构和事实。一个粗略的指南便是：好像特别不可能的事情可能就是真真切切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