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亚·彼·波隆斯基[105]（1888年1月18日，莫斯科）
敬爱的亚科夫·彼得罗维奇，我一连想了好几天，想着怎样才能更好地答复您的来信，但是我始终没有想出任何聪明的和有价值的东西，我只是得出了一个结论：我还不善于回答像您的信这样美好而珍贵的信件。您的信对我来说是一件意外的新年礼物。如果您还能想起过去，当您还是一个新手时的心情，那么您就会明白，这封信对我具有何等的价值。
我感到羞愧，不是我先给您写信。老实说，我早就想写了，但是我总觉得不好意思和胆怯。我感到，不管我们的交谈如何使我同您接近起来，但它尚未给我权利去享有同您通信的荣誉。请您原谅我胆怯和拘泥细节。
您的书和相片我已经收到。您的肖像已经悬挂在我书桌的上方，而您的小说我们全家都在阅读。您为什么说您的小说长了青苔和盖上了白霜呢？如果只是因为当代观众除了报纸以外什么都不读，那么凭这一点也不足以作出这样冷漠和凄切的评论。我是怀着坚定的信念读您的小说的，或者说是带着固有的看法来读的，这样说更正确一些，因为还在我学习文学史的时候，我就已经知道了一种现象，而且我把它上升为差不多是一种规律：所有的俄国大诗人都能出色地驾驭散文。这个固有的看法您就是用刀子剜，也不能从我的头脑中把它剜走。当我在晚间读您的小说时，我一直没有放弃过这种看法。也许，我说的并不一定对，但莱蒙托夫的《达曼》和普希金的《上尉的女儿》，且不说其他许多诗人的散文，都直截了当地证明，富有表现力的俄国诗歌同优雅的散文有着十分亲密的关系。
您打算把您的诗篇献给我，对此我只能报之以叩首和恳求，恳求您同意我将来把我倾注了满腔的爱写成的中篇小说[106]献给您。您的宠爱使我深受感动，我永远也不会忘记。除了这种宠爱的温暖和作者献词所含有的内在魅力以外，您的诗篇《在门旁》对我来说还有一种特殊的价值，那就是它顶得上一篇由权威人士执笔的充满溢美之词的评论文章[107]，因为由于您的诗篇我将深受公众和同行们的器重。
关于为报纸和画报撰稿的问题，我完全同意您的看法。夜莺是在大树上还是在灌木丛中歌唱，这岂非反正一样？要那些有才华的人一概只给大杂志撰稿，这种要求是小器的，它如同一切偏见一样，有一点儿官气，而且是有害的。这种先入为主是愚蠢和可笑的。这种看法在过去是有意思的，那时主持刊物的是一些具有清楚面貌的人，如别林斯基和赫尔岑等这样的人，他们不只是支付稿酬，而且还吸引人，教导和培养人，在那时只给大型杂志撰稿的看法是有意思的，可是现在呢，现在许多刊物没有文学面貌，而占据这些刊物首席的又是一些灰不溜秋的人物和狗皮领子[108]，在这种时候偏爱大刊物是经不起批评的，再说最厚的杂志和廉价的小报之间的区别也不过是量上的差别而已，就是说从艺术家的角度来看是一种不值得重视的差别。为大杂志撰稿有一点无可否定的方便：长作品可以一次全部发表，不必分散。我以后写了大作品，我就把它寄给大型刊物，至于小作品，我将听从微风和我的自由来摆布，随便在哪个地方发表都行。
顺便说一句，我正在写一部大作品，它大概将发表在《北方通报》上。在这部篇幅不长的中篇小说里我描绘了草原、草原上的人们、飞鸟、黑夜和雷雨等等。我写得很欢畅，但我在担心，由于我不习惯写长东西，我不时走调，我有点疲倦，说话吞吞吐吐，也不够严肃。作品中有一些地方无论是批评界，还是公众，都会理解不了的，他们会觉得这都是一些不值一顾的枝节。不过，我倒已经先高兴起来了，因为终归会有两三个文学“美食家”能理解和欣赏这些地方的，而这对我来说也就足够了。总的说来，我不满意我这个中篇小说。我觉得它累赘、枯燥、太专门化。对现代的读者来说，诸如草原以及草原上的风光和人们这类题材是过于专门了，意义不大。
3月初我一定到彼得堡来，同好友们告别后上库班河去。4月和5月我将生活在库班河上和黑海附近，夏天我将在斯拉维扬斯克或伏尔加河地区度过。夏天我不能老是呆在一个地方。
请允许我再次向您致谢，谢谢您的来信和献词。您的信也好，献词也好，我都是不配领受的。祝您健康、幸福！请您相信，我是诚挚地爱戴和尊重您的。
您的 安·契诃夫
又：前几天我已从农村回来。冬天在农村也很好。如果您能见到那阳光照耀、洁白得令人目眩的大地和森林，那该有多好！瞧着这景致会感到眼痛。在农村期间解剖了一头猝死的母牛。虽说我不是兽医，而是一名医生，但由于农村里没有专家，我有时也只好当兽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