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七九〇年耶稣受难日，当萨德重获自由，他可能希望着，他确实希望着一个新纪元对自己展开。他妻子要求分居，一个儿子正准备流亡，另一个是马耳他骑士团骑士，他们对于萨德是陌生人，他称为“肥胖农妇”的女儿也一样。从自己的家庭解脱出来，他这个被旧社会当做贱民的人，将试图融入这个刚刚还给他公民尊严的社会。人们公开演出他的剧作，《欧西田》甚至获得巨大成功。他在“长矛分区”[12]登记，被任命为主席，他满怀热情地起草着请愿书和抗议信。但是他与大革命的恋曲是短暂的。萨德五十岁了，他的过去使他令人生疑，他的贵族脾气是他对贵族阶级的憎恨无法克服的，于是他再次被割裂了。他是共和派，从理论上讲，他甚至要求一种全面的社会主义并废除私有财产，但是他坚持保留自己的城堡和土地；他尝试着去适应的这个世界仍然是一个过于真实的世界，它粗暴的抗拒让他受伤；这是一个由普遍法则操纵的世界，他认为这些普遍法则是抽象的、虚假的、不公正的；当社会以这些法则的名义来批准杀人的权利，萨德恐惧地引退了。那些太不理解他的人才会惊奇，他非但没有要求使他能够进行拷打和杀戮的外省人民委员的位子，反而由于他的人情味而失去信任；人们不是认为他“喜欢血腥”就像人们喜欢山脉和海洋吗？“让人流血”这种行为的意义在某些情况下对于他可能是激动人心的，但本质上讲，他从残忍中求取的是残忍揭示给他的作为意识与自由的东西，同时也是那些特殊个人的血肉之躯和他自己的生命；审判，判决，远远地看着无名者死去，他拒绝这样做。在旧社会中他所憎恨的莫过于它的自以为是，他就是这个社会裁断与惩戒的牺牲品：他无法谅解恐怖政策。当杀戮制度化，那它只不过是一些抽象原则的丑恶表述：它变得没有人性。这便是为何当他被任命为陪审员的时候，几乎总是对那些被告人投票免予起诉；他拒绝以法律的名义损害蒙特勒伊夫人及其家人，而他那时却是掌握着他们的命运的；他甚至被迫辞去了长矛分区主席的职务；他写信给戈弗里迪说道：我认为不得不将位子留给我的副主席；他们想让我叫人推行一项恐怖措施，一项不人道的事情：我绝不愿意。在一七九三年十二月，他被以“温和派”的罪名关进监狱；三百七十五天后被释放，他沮丧地写道：国家对我拘押，断头台就在眼前，这对我的折磨比巴士底狱所有能想象到的痛苦难过百倍。因为，通过这些粗鲁的屠杀，政治异常明白地说明它将人们看做一种简单的物的集合；而萨德却要求在他周围是一个由一些特殊的存在者居住的世界；当罪行是由德行所要求的时候，他当做庇护所的“恶”就消散无形了；“恐怖”被堂而皇之地实施，这构成对萨德的恶魔世界的最彻底的否定。
“过分的恐怖将罪行变得麻木不仁，”圣茹斯特写道。并不仅仅是因为萨德上了岁数，精力衰竭，他的性行为才沉寂的；断头台杀死了情色的黑暗诗篇；要想从羞辱肉体，从颂扬肉体中获得乐趣，必须要看重它；如果可以悠然自得地将人当做物件来对待，肉体便不再有任何意义和价值；萨德仍可以在他的书里复活他过去的经验和重现他旧有的世界，但是他从性情上，从情绪里，都不再相信这些。他仍与他称为桑西布勒[13]的那个女人保持着关系，但这种关系中已经没有任何肉体的成分。他仅有的情爱快乐，是从欣赏以朱斯蒂娜为灵感的淫秽图画来获得的，他让人用这些画装饰了一间密室：他回忆着，但是不再能起任何冲动，活下去是他唯一的事情，这件事已让他筋疲力尽；他从让他窒息的社会与家族的框架中解脱出来，但是它们的坚固铠甲的保护仍是他必需的，他在穷苦和疾病中苟延残喘；拉科斯特的财产被亏本出售，他很快就挥霍一空；他避到一个农户家里，随后沦落到与桑西布勒的儿子住在谷仓，在凡尔赛的演出中打杂，每天挣四十个苏，一七九九年六月二十八日法令禁止将他从他曾经以贵族身份登记过的流亡者名单中删除，这使他说出了下面这些绝望的话：死亡与贫困，这便是我对共和国的永恒依恋所得到的报偿。他还是拿到了一份住址与公民权证明，一七九九年十二月，他在《欧西田》中扮演法布里斯这个角色，但是在一八〇〇年初，他在凡尔赛医院“冻饿将死”，受着因债务入狱的威胁。在与他作对的所谓自由人的世界中，他是如此不幸，以至于人们可能会想是否他选择了让人再次把自己送进监牢的孤独与安全中去：至少可以说，做出发行《朱斯蒂娜》的不慎行为，做出出版《佐洛埃》的疯狂事情，在书中攻击皇后约瑟芬、塔利安夫人、塔利安、巴拉斯、波拿巴，他肯定并不十分讨厌重新被监禁的想法。不论这是秘密的还是公开的愿望，他的愿望达成了：一八〇一年四月五日他在圣佩拉吉被戴上镣铐，先是关在那里，随后关在沙朗东——魁奈夫人[14]跟随他到了那里，冒充他的女儿得到了他隔壁的房间——在那里过完了最后的日子。
当然，刚刚被关押时，在数年之中，萨德抗议着并躁动不安，但是至少他能够重新投入那种替代享乐的激情，即写作。他从未停下来过。在离开巴士底狱的时候，他的手稿大多丢失，他以为毁掉了《索多玛一百二十天》的手稿——他小心藏起来的一张十二米的长卷，被人救下来，但他却不知道。继一七九五年写作的《闺房哲学》之后，他创作了一部新的大全式作品：《朱斯蒂娜》的一个完全修改和展开的版本，其后是《朱丽叶》，在一七九七年出版，他否认是自己所作；他公开出版了《情罪》。在圣佩拉吉，他投入一部十卷巨著的写作：《弗洛拉贝尔的日子或被揭露的自然》；虽然没有以他的名义出版，但还应该把那两卷《恒河侯爵夫人》归于他名下。
无疑是由于他此后的生活意义完全存在于写作活动，所以萨德在日常生活中所希望的唯有平静。他与桑西布勒在精神病院的花园里散步，为病人们写作并排演喜剧：他同意为巴黎大主教来访创作一出即兴剧；复活节那天，他为所在教区的教堂分发圣饼并募集捐款。他的遗嘱证明他丝毫不曾背弃信念，但是他却懒得去斗争了。“他礼貌到了阿谀奉承的地步，”诺迪埃说，“他和善到了过于温和的程度……他满怀敬意地谈论一切众人崇敬的事物。”根据昂热·皮图的说法，想到衰老和死亡让他感到恐惧。“这个人想到死亡便面无人色，看到自己的白头发便昏厥过去。”但他却是安然离世的，一八一四年十二月二日死于“哮喘型的肺部阻塞”。
他一生的痛苦经验中，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他的人生没有向他揭示过任何自己和其他人之间的同心同德。没有任何共同事业将没落贵族的这些遗老遗少联系起来；对于从降生就注定的孤独，他用一些如此极端的情色游戏来打发，以至他的同辈转而对付他；当一个新的世界来到眼前，他身后却拖曳着过于沉重的过去：他在自我上是分裂的，在他人看来是可疑人物，这位被专制君主制的梦想纠缠的贵族不可能真诚地归附地位上升的资产阶级；虽然他愤慨于资产阶级对民众继续压迫，但民众对他来说却是陌生的；他不属于任何阶级，他宣布它们是自己的敌人；除了自己他没有任何同类。也许，如果他的情感成长有所不同的话，他或许能够反抗这种宿命，但是终其一生，他看起来像是一个狂热的自我中心论者；他对于外界事件的冷漠，他对金钱挥之不去的忧虑，他用来包裹自己放纵行为的那些怪癖的细致，他在万森讷城堡开始的神秘奥义的胡说，他的梦境中精神分裂症的侧面，这些都揭示了一种极度内向的性格。这种与自我的热烈重合，虽然也给他划定了局限，但也赋予他的人生这种能让我们如今对他发出疑问的典范特征。
萨德将其情色行为变成他整个存在的意义和表述，所以我们努力去明确其属性并非是闲人的好奇心。如果认同莫里斯·埃纳[15]的说法，说他尝试了一切，爱过一切，这是在回避问题；淫虐这个词也不会让我们对萨德有更多认识；他显然有着非常明确的性态上的特别体质，但要把握这一点并不那么容易；他的同谋者和牺牲者们对此缄默；两桩爆发的丑闻只是在短暂瞬间里略微掀起平常掩盖放纵行为的帘幕；他的日记，他的回忆录都遗失了，他的书信是谨慎的；在书中他为自己编造的要多于他自我揭露的成分。我设想出一切对于此类事情所能想到的东西，但我肯定没有做过我所想到的全部，肯定以后也做不到，他这样写道；拿他的作品与克拉夫特-埃宾[16]的《性心理病理学》相比是不无道理的，没有人会设想将后者列举的所有性变态行为归在他头上；同样萨德是按照一种拼合艺术的技巧，有系统地建立起一份人类所有可能的性行为的清单：肯定他没有通过自己的肉体去全部经历过，甚至也不曾梦想过这样。他不仅讲述得过多，而且多数情况下讲述得很糟。他的讲述就如同一七九七年版《朱斯蒂娜》和《朱丽叶》中的插图版画：人物的解剖图和姿势都以细密的写实手法画出，但人物面孔的笨拙单调的宁静却使他们可怕的放纵行为变得完全不真实起来；通过萨德所调配在一起的这些冰冷的放纵，很难从中看出一种有力的自我承认。然而，在他的小说中有一些他特别乐于刻画的情境，对某些人物他表现出特别的好感；对努瓦瑟伊、布朗吉、热尔南德，尤其是对多尔芒塞，他寄予了很多他自己的兴趣和想法。有时也会在某一封信里，在一则小插叙中，围绕着某一则对话，迸出一个不经意的生动句子，反映他本人的心声。我们应该考察的正是这些绝佳的场景、人物和文字。
通俗意义上，性虐待狂意味着残忍；鞭打、放血、拷打、杀戮：萨德作品中最突出的特色的确是传统将他的名字与之联系在一起的特点。罗斯·凯勒那段故事告诉我们他用一根掸衣鞭和一段打结的绳子抽打他的受害者，大概[17]还用小刀乱划，在划伤上浇蜡；在马赛，他从口袋里拽出一条小羊皮编的掸衣鞭，上面饰有顶端带钩的别针，他让人拿来一些欧石南木的笞鞭；在他对待妻子的所有举动中表现出一种明显的精神上的残酷。而他也长篇大论地谈到从让人受苦中所体验到的快乐；但他仅满足于对动物灵性的古典理论的重新翻版，他没有为我们说明什么：这仅仅是通过尽可能强烈的冲击来震撼我们的神经丛；然而，无疑痛苦比快乐更能强烈地感染人，加诸他人身上的这种感受对我们造成的震撼本质上属于一种更有力度的震动。让一次震撼的强力变成快感的意识，萨德也没有破除这种故弄玄虚。幸好，他进行了一些更加真诚的解释。事实是这样的，萨德的全部性活动以之为基础的、作为他的全部伦理的出发点的原始直觉，就是将交媾与残暴完全等同。如果人类之母[18]的意图并非对交配和发怒同等对待，快感的爆发会是一种狂怒吗？有哪个健全人……不渴望……对自己的快感施以暴力呢？在萨德提供给我们的对正在享受快感的布朗吉公爵的描写中，应当看出作者本人的性风化伦理类型的一种移换：骇人的喊叫、可怕的亵渎神灵的话语从他膨胀的胸腔里发出，火焰似乎正从他的眼睛里冒出，他满口白沫，嘶叫着……他甚至要将人勒死。根据罗斯·凯勒的证言，萨德自己“开始发出一些很响、很吓人的叫喊”，然后割开捆住受害者的绳子。“香草与镣铐”那封信证实了他体验的性高潮就像与癫痫病发作相似的一种发作，同狂犬病一样具有进攻性并能致人死地。
这种特殊的暴力如何来解释？我们疑惑是否萨德实际上是性衰弱的；他的许多主角——比如他所珍爱的热尔南德——都很虚弱，难以勃起和射精；萨德肯定经历过这些折磨；但似乎是过度的放纵导致了他的这种半阳痿状况，这同样也是他描写的许多浪荡子的情况。但在这些人中间，许多是很有“禀赋”的，萨德经常暗示他自己性情的猛烈。相反，热切的性渴求与极端的情感上的“孤立主义”的结合，我觉得这是解释萨德情爱生活的关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