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周的芳华
文/张毅（事业单位工作人员）
老周那时并不老，二十七八岁。战友们称呼他为“老周”，让人觉得亲热，或许还有一些尊重。
老周是农村兵，家中长子，颇得父母重视，念到了高中。但他并没有考取大学，于是参军入伍，希望走出农村。
入伍后，老周计划在部队考军校，成为军官。可考了两次都没考上，无奈之下去读了士官学校。那时士官学校毕业后叫志愿兵。志愿兵是兵，不是官。能力强，表现出色的志愿兵才有机会提干成为军官。
老周算得上是“能力强，表现出色的志愿兵”，在士官学校读书期间，就颇得教员们器重，当上了区队长。从士官学校毕业后，原本分配回老连队，因为写写画画的能力超群，被选调进了机关大院。在机关，老周的能力似乎并不逊色于那些干事参谋，但身份是有区别的，人家是军官。那些干事参谋对老周倒真是没有一点官对兵的居高临下感，毕竟，老周的能力水平摆在那里。
进了机关没几年，老周作为提干对象，档案材料被送到了上级机关。老周成为军官指日可待。可是，审核档案时却发现老周的档案有涂改的痕迹。按照规定，档案材料如有涂改痕迹，是绝对没有提干资格的。
原来是老周参军入伍时，乡武装部的民兵填错了涂改的。处里的领导让老周回老家武装部去开个证明材料。老周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将那份盖了鲜红公章的证明材料带回了部队，可是，却已过了当年的提干时间。处里领导对老周是真不错，第二年，又将老周作为提干人选报了上去。可是，在审核档案时，发现对于那一年的提干政策来说，老周，超龄了。
提干大门，从此对老周关上了。
战友们在心里替老周唏嘘，可老周从来没说过什么，工作也依旧兢兢业业。
处里的同事对老周依旧尊重，领导对他也是没话说。老周是一个志愿兵，而且还没成家，按理说，只能住集体宿舍，但考虑到老周的年龄与兵龄，还有为了方便他的工作，处领导破例为他安排了一间单身宿舍。
老周的单身宿舍常常成为战友们聚会的场所，大家一起做饭聚餐，打打扑克。老周和我丈夫是同乡，比我丈夫大几岁，还是我丈夫的班长，对他照顾不少。考取士官学校后，老周经常写信鼓励我丈夫考军校。
后来我丈夫考取了军官学校，毕业后分回老连队担任连长，从士官学校毕业的老周当时也在老连队。后来，他俩又先后被调到机关。
一个周末，一大帮战友照例在老周的宿舍吃饭、打牌。大家纷纷道别时，已经夜幕降临。我和丈夫最后离开，老周说要送送我俩。我们三人走在夜幕中的机关大院。说是送我俩，可是，老周却孤独的一人走在我们前面。夜色中，他突然举起双臂，似乎要大声呐喊，发出的却是压抑的声音：“老天爷，你待我不公！”
老周年龄不小了，却还没有成家，甚至没有对象。老周家里人急得很，战友们也纷纷为老周出谋划策。他是心高气傲有才气的人，不愿意按照家里人的安排回村里娶“小芳”，通过军队里那些热心的嫂子牵线搭桥认识的姑娘也没有看对眼的。
老周业余时间经常写作投稿，认识了情感杂志的一位编辑，就想着也登个征婚启事。把启事发过去，才知道等着上杂志的征婚启事已经排到了半年以后。后来，在那位编辑的协调之下，帮老周的征婚启事插了个队。
老周的征婚启事在杂志封三刊登了，来自祖国各地的应征信件如雪花般向老周飞来。
起初，每一封信老周都亲自回复，后来信件越来越多，实在没办法一一回复，老周只能选择回复那些在信件中夹了照片的，并且退回那些觉得没看上的照片。后来，单凭老周一己之力，连这种回复都难以完成了，因为，在一两个月的时间里，老周收到了一万五千多封来信。老周在征婚启事上曾许诺：“来信必阅，有照必复”，老周不愿失信于人，于是，战友们纷纷领到了看信回信的任务。
丈夫工作比较忙，他的看信回信任务就只能由我代劳。那段时间，阅读信件给我的生活增添了许多欢乐。有一位四十来岁的中年姐姐，说自己拥有高超的按摩技艺，如若与老周结缘，一定能将老周按得舒舒服服，延年益寿。我代高大魁梧、血气方刚的老周神往了一番那迷人的景象，忍不住笑得趴在桌子上。
还有一封信让我印象比较深刻。写信的人是一个读初三的小姑娘，似乎生活在偏远的小县城，她说她崇拜军人，但小城的军人并不多，有一个消防中队，那里的人穿着军装，也不知道他们是不是真正的军人。小姑娘觉得海军很神秘，从未见过，问能不能给她寄一个军帽上的帽徽。我将这事告诉老周，老周专程为那个小姑娘寄去了一枚帽徽。
说真心话，来信和照片虽多，但高质量的并不多见，不论是文字水平还是照片上的形象，能与老周匹配的还真不好找到。后来我发现了一个不错的姑娘，是个小学老师，字迹娟秀，文笔清新，随信所附的照片，看上去也还清爽。我将这个叫黄玉娟的姑娘推荐给老周，那个时候，他正跟两个女孩保持着比较稳定的通信联系。老周比较倾向的是一个叫王芳的姑娘。
照片上，王芳看上去很漂亮，长长的头发，高挑的个子。王芳在一所艺校读书，但不是全日制的学生，是半工半读。在通信中，王芳似乎讲到家里条件不是特别好，因为这个原因，老周给王芳寄去了好几百块钱。当年的那好几百块不是一个小数目。老周是认真的。但是通信了一段时间以后，老周感觉到，王芳性格脾气似乎不是很好，比较急躁而且爱抱怨。
后来因为工作忙，老周有一段时间没有给王芳写信。不久之后收到了王芳的一封信，扑面而来的是怒气兼怨气，王芳说很久没收到老周的信，很想念老周，但也很生气，将老周以前的信拿出来看，看着看着，忍不住将那些信揉成一团扔一边。老周寄过去的照片在桌上对着她笑，她也生气地将照片扔到了地上。王芳如此描述自己的心情：“我都快烦死了，你是出车祸了，还是掉海里淹死了？再不回信，我就跑到部队来找你了。”
老周接到这封信，心情很不好，感觉这个叫王芳的姑娘，不仅脾气急躁，估计修养也不是特别好。老周就想把这件事，暂时放一放。
另外一个姑娘，是江苏的，头几次的通信觉得还行，照片上的人看上去也清秀可人。后来在信中又附了几次照片，却感觉照片上的姑娘虽然漂亮，但眉目神情却似乎显出几分俗气。所以，老周对这次征婚，开始有些心灰意冷了。在我将黄玉娟推荐给他的时候，他并不是特别感兴趣，更没有抱多大的希望。
跟黄玉娟通信两个来月，老周的休假报告批下来了，他计划利用假期去跟通信的姑娘见个面，看能不能确定恋爱关系。
当时老周想去见面的姑娘，除了黄玉娟，还有那位江苏姑娘。至于是先去见江苏姑娘还是先去湖南见黄玉娟，老周有些举棋不定。从照片上来看，似乎那位江苏姑娘更漂亮一些，所以战友们意见统一，毫无异议地认为要先去江苏。
我一直倾向于湖南的黄玉娟，觉得她文笔不错，字也写得挺好，有一定的文化素养，而且是个小学老师，职业稳定。而那位江苏姑娘呢，好像文化水平不高，字写得一塌糊涂，还好多错别字。
军中热血男儿们与我的意见不大一致。他们觉得字写得好不好有什么打紧？而且据说女孩子的长相与她的书法恰恰成反比。
大家争执不下，我丈夫喊一声：“拿扑克牌来。”
用J、Q各代表一个姑娘，反面朝上，让老周摸三次牌。结果三次有两次摸到了J，而J是代表湖南的黄玉娟。
命中率如此之高，自然引起众位兵哥哥的关注。大家拿着黄玉娟的照片和来信反复细看后，都觉得我说的有些道理，黄玉娟的文化水平确实比江苏姑娘高一些，也显得有修养一些。但是，看照片，她也确实没江苏姑娘漂亮。我一针见血地指出：“江苏那个女孩的是艺术照，修过的，肯定好看一些咯。人家黄玉娟的是生活照，真实一些。”
兵哥哥们还是割舍不下那打了柔光又似乎披上了一层朦胧面纱的艺术照上的不知真假的美人儿。这让我对于“男人都是视觉动物”有了更深刻的印象和更深层次的理解。
一位战友提议：“要不再问问老天爷的意思？”
这次不用扑克牌，而是取硬币一枚，朝空中高高抛起，币值朝上，去江苏；反之，去湖南。三局两胜，又是湖南，又是黄玉娟。
老周接受命运的安排，高高兴兴，整装启程，奔赴湖南。
老周在湖南见到了黄玉娟，相处了一段时间，就完全打消了“如果不行，就去江苏”的计划。从湖南回到部队，他在战友们面前对黄玉娟的评价是：“文静秀气，知书达理，而且还漂亮，比照片漂亮一百倍。”
俗话说：“老男人恋爱，如同老房子着了火，势不可当。”
年近三十的老周自然是算不得老男人，但血气方刚，又常年生活在雄性生物扎堆的地方，不曾亲近过异性。突然遇到了那娇俏迷人，无比对自己心思的姑娘，爱起来，那势不可当的劲头，跟那老男人也是有得一拼的。
从湖南回来之后，老周经常性地处于坐立不安、抓耳挠腮的状态。一天一个电话，一天好几封信，这还不够，后来发展到一个一个电话，一封一封信地催玉娟来部队。
玉娟虽然也处于热恋之中，但明显淡定多了。再说也确实走不开，作为教师的玉娟哪能说来就来呢。
后来，老周实在熬不过内心的思念，给黄玉娟拍了一封电报：“再不过来，你就等着来收尸吧。”玉娟收到电报，芳心大乱，陷入甜蜜的痛苦之中。急急慌慌找校长请了一周的假，来到相思病晚期患者老周身边。
两人相处的时光很甜蜜，也很短暂，转眼间，玉娟该返程了。
火车票已经买好，下午三点的。中午，二人在老周的单身宿舍依依话别。说着说着，老周突然又舍不得放玉娟走了。一本正经地说要去换票，并将玉娟的行李藏起来。玉娟不干了，说学校那边不好交代，哄孩子似的哄了老周半天。老周却仍不答应。
玉娟佯装生气：“你不让我走，我就从阳台跳下去。”说着，人已到了阳台上。
老周的单身宿舍在二楼。从二楼的阳台跳下去，那只是黄玉娟的一句玩笑话，也是恋爱中女子的娇嗔。自取灭亡的事谁会干啊？可是，玉娟趴在阳台上往下看，却发现一楼的住户临着阳台的那间房间的门大大地敞开着，真的是大大地敞开着，因为木门的一角都露在阳台外面了。
玉娟腿长个高，估计跨过阳台，就能轻轻松松地踩在那扇木门上面。从一楼的木门上面跳到楼下的水泥地上，那就更是轻而易举了。黄玉娟跨过阳台，踩到了那扇木门上面，打算从木门上跳到楼下的水泥地上。
她不知道，一楼的那扇木门的门闩其实坏掉了。住户将那扇门搁在阳台上，等着管理科派人来修呢。即使玉娟苗条清秀，坏掉的木门也支撑不住。一切发生在转瞬之间，老周一个箭步跨到阳台上准备阻止玉娟时，只是轻轻地触碰到了玉娟丝绸般光滑的头发。
老周狂吼着冲下楼去，抱起玉娟发疯般地冲向部队医院。
黄玉娟高位截瘫，估计一辈子都得在轮椅上了。军医跟老周的战友们嘀咕：“像这种摔伤的病人不能用这种方式送医院，如果用担架，情况可能会好一点。”没有人敢把这话说给老周听。
玉娟出院后，老周向单位打了结婚申请报告，同黄玉娟领取了结婚证。那年年底，老周退伍了，去了湖南黄玉娟的家乡。
夫妇俩回到湖南后，日子非常艰难，老周除了拼命打工挣钱之外就是一心一意地照顾玉娟，听说她的情况渐渐在好转。有一次他寄来一张照片，他妻子能扶着轮椅站一会儿了。又过了一两年，老周夫妇生了个健康的男孩。我们为老周夫妇高兴，也感叹天无绝人之路。
可后来有一次，老周打电话给我丈夫，说想把他儿子过继出去，让我丈夫给他儿子找个好人家。我们当时感觉，他其实是想让我们收养孩子。丈夫劝了他，也感叹以前那么刚性子的一个人，怎么会这么灰心。老周在电话里沉默了很久，后来说，孩子太调皮磨人，常常惹得玉娟哭。
在那个电话之后，我丈夫又主动联系过老周几次，老周没再提这件事。
后来，大家忙着各自的工作、各自的生计，再加上“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当年的那些老战友退伍的退伍、转业的转业，除了丈夫仍然在部队，其他的几乎全部离开了，所以有几年我们与老周夫妇俩几乎失去了联系。
有一年，我丈夫却意外地接到老周的妻子黄玉娟的一个电话。没说几句，玉娟就哭了起来，说实在是心力交瘁，顶不住压力了才打这个电话。
老周身体强壮，当年在部队时，能喝白酒也是出了名的，一次一斤多没问题。退伍回到湖南后，打工之余仍然爱喝点酒，虽然因为喝酒豪爽结交了一些朋友，但身体似乎也因此受到了影响，前段时间体检，医生说他血压很高，告诫他酒是一定不能喝了，而且要吃降血压的药。对医生说的这两点，老周都置若罔闻，尤其是觉得“是药三分毒”，坚决拒绝吃药。
这天老周正在上班，突然感觉非常不舒服，他硬撑着给玉娟打了个电话。玉娟打电话让自己的娘家哥哥赶到老周上班的地点时，老周已经快不行了。医院诊断是心脏动脉夹层破裂，这是一种非常凶险严重的疾病，随时有死亡的危险，手术的成功率也很低。而这种病多发生于高血压患者。
当地医院对老周进行了紧急抢救，后来又转送至省城长沙的医院。老周捡回了一条命，但是人也基本废了。在医院躺了二十多天，已经花费了二十来万元的医疗费。虽然老周从昏迷中醒过来，但不能说话也不能动弹。医生说应该不可能完全康复，偏瘫的可能性很大。对于以后，玉娟没有心情也没有能力去考虑。眼前的困境已经让她崩溃。
丈夫接到电话后，立刻请假专程去了一趟长沙，代表我们这个小家庭慰问了老周夫妇三万元。我们的能力有限，当时能做到的也就是那么多。回来后他告诉我，看着病床上一动不能动的老周和轮椅上流着泪的玉娟，心里真不好受。
由于老周的病痛，很久没有联系的老战友们倒是恢复了联系，大家建了个群，为解决老周夫妇的困境想办法。战友们凑齐了老周的手术费，并且发动关系找政府有关部门，让老周得到最基本的保障。
后来，我丈夫和几个战友又一次专程去长沙探望老周，那一次我也去了。躺在床上的老周的那一头白发让我触目惊心，没能忍住眼泪。同行的男士们没有像我这样感情外露。我丈夫笑着摸摸老周的头发，说：“头毛白了哈。”老周仍然不能动弹也不能说话，看着我们，眼泪流了出来。
后来，玉娟给我们发过几次老周的视频。在视频里，老周能坐起来了，玉娟在一旁教他拿笔写字，教他说话，曾经那么高大魁梧的老周像个牙牙学语的孩子。他面前的本子上，写着战友们的名字，在玉娟的引导下，他一字一字地念着。
追风少年
文/陈白早（报纸编辑）
Tips：曾在梦想里生活过的人，会懂得失去意味着什么。
Sayings：一个厨子、二手车贩子，得了癌症之后，最大的夙愿居然是去意大利小镇买把手工小提琴。
大舅得了癌症。
听到这个消息，我心里说不出的难过。五一的时候，我还和他一起爬山。大舅走在前面，不时停下来给我照相，夸我的大花风帽漂亮。
大舅高挑清瘦，迎风而立，就像独自长在山顶的一棵树。年过花甲，他依然穿得时髦得体，红色冲锋衣配军绿色登山裤，还戴着雷朋太阳镜。当时我想，他内心应该还是个追风少年吧。
我找了个周末回老家，直奔医院。意外的是，一见面，这位追风少年居然问我，知不知道克雷莫纳。我愣在当场。
大舅艰难地笑笑，说那是意大利一个手工制造小提琴的小镇。等身体好点，他想去看看。
刚做完手术，大舅非常疲惫，说话断断续续。我感到惭愧。大舅肯定以为我这个全家学历最高的外甥女学识渊博，满怀期待跟我谈谈克雷莫纳，可惜我对此一无所知。
大舅的表现让我诧异。他确实会拉拉二胡、弹弹吉他什么的，但退休之前，他的正经职业是厨子，业余时间是二手车交易市场的车贩子。一个厨子、二手车贩子，得了癌症之后，最大的夙愿居然是去意大利小镇买把手工小提琴，实在有些违和。
我推测大舅喜欢拨弦弄管可能跟外公有关。大舅生于1955年，属羊，是兄妹五人中的长子，受到父母的宠爱。小时候，外公经常带他去当时还没拆掉的老戏园子听戏。
我妈常说，外公虽然出身底层，却有一颗超级文艺的心。一首新曲只消听一遍，回家就能模仿出一二。1963年，“四清”运动拉开大幕。外公基本不再出门，一下班就钻进房间拉胡琴，有时也教教大舅。二胡曲中多有悲切之音，跟全社会斗志昂扬的主旋律很不和谐，更兼门外常有倚门偷听者，以致外婆每次听外公拉琴都怒不可遏，嫌他不懂形势严峻，恨不能将二胡劈了当柴烧。
为了贴补家用，外公外婆还做点小生意—把口粮烙成饼，再偷偷拿到集市叫卖。当时政策还允许自由市场存在，只是他们尚有公职，只能偷偷摸摸。“四清”一来，他们就被人告发了，引来无休无止的审查。有一次，外公被审问了整整一夜，直到天亮才回家。
我妈说，外公回家之后一言不发，关起门来拉了一曲《汉宫秋月》。外婆在屋外一句话都问不出来，又急又气，骂他大清早就在家号丧，饭没吃就出门上班了。晚上回来，却见外公吊死在门梁上，身子骨早就凉透了。
那一年，失去父亲的大舅刚九岁，读小学三年级。顶梁柱塌了，大舅开始帮外婆挑起部分家庭负担，捡煤核、挖蛤蜊、钓鱼，从不敢怠慢。我妈说大舅喜安静，干完家务就闷在小屋里拉二胡，估摸外婆快下班了，才将胡琴收起来。“文革”的时候，大家都批斗老师，他从不去凑热闹。别人拉他进宣传队，他也完全没兴趣。
大舅和音乐老师关系一直交好。据说音乐老师的妻子被斗得精神失常，老师被拉出去批斗的时候，大舅还给师母和三个幼子做过饭。他当时不过十三四岁，还是个孩子。
“文革”后，这位老师重新开始授课，应者如云，市价曾一度炒到一堂课25块钱，相当于许多人半个月的工资。大舅去请教问题，老师却从来不收钱，还慷慨地把自己的小提琴、吉他借给大舅。
80年代，别人学琴大都是为了考文艺团体，或者进音乐学院。大舅学琴却只是个兴趣，他早已过了升学、进剧院的黄金年龄，属于结结实实被耽误的一代。也有人问过他，琴弹得这么好，为啥不去学校当个老师？大舅轻描淡写地说：“搞艺术得有文化，我就小学生水平，干不来的。”那个问他的人，正是年少无知的我。
大舅的职业最终成了厨子。
1971年，初中毕业之后，他开始在当时区里最大的国营饭店洗菜、炸油条、收拾猪下水。在那个供应紧缺的时代，粮店、饭店、菜店，可都是人人羡慕的好单位。
参加工作以后，大舅终于有了些积蓄，买了吉他和小提琴。人长得帅，加上特殊的艺术气质，大舅在一众青年工人里显出独特的魅力。围在外婆家的姑娘，简直要把门槛都踩破了。她们嘴上说找我妈学打毛衣，或者借两头蒜、一根葱，其实都是想趁机和大舅说几句话。
大舅喜欢上了沧口街最漂亮的女护士雅琳。和电影《青红》里那些80年代的青年一样，大舅爱时髦，经常穿着海魂衫、喇叭裤，跟朋友们在公园里野餐、弹琴、唱歌。在工人文化宫跳舞时，他认识了雅琳。
大舅第一次把女护士领回家时，整条胡同骚动起来。人们端着饭盆、放下尿盆，挤挨在门前张望。有人跟我妈说，如果能找到雅琳这样的媳妇，就是摆在家里供起来，啥活儿都不干，也愿意。
可外婆对这个漂亮的女护士非常不满意，不仅因为她不会做家务，更因为她平时的爱好居然是买漂亮衣服和跳舞。这在勤俭了一辈子的外婆眼里，简直伤风败俗，大有有她没我，有我没她的架势。大舅当然不肯放弃，绝食、不睡觉、离家出走，公然违拗寡母的心意。
僵持不下，外婆问大舅，她不会做饭你吃什么？大舅说，我做！外婆又问，这可是天长日久的事，你做烦了怎么办？大舅说，下馆子！那不给你洗衣裳呢？大舅痛快地说，我洗，我不会让我媳妇跟我吃苦受罪！最后一句调门抬高了八度。这是一个在我们家族里人人都知道的事。
外婆到底心疼儿子，当掉全家最后一个金元宝，给大舅办了婚礼。大舅刚结婚时，家里唯一值钱的东西就是一架巨大的雅马哈电子琴，在那间四处漏风的新房里显得很不协调。下雨的时候，还要先给电子琴盖上油布。我妈看了挖苦他说，你干吗不给电子琴打把伞？
我从小听惯了外婆和我妈对雅琳的指责，说她好吃懒做，花钱如流水。在她们眼里，女人就该在家里系着围裙带孩子，吃饭不上桌，老公吃肉自个儿喝汤。
雅琳舅妈从不介意这些风言风语，依然出入跳舞场、大商场。她是那个年代难得懂时尚的女人，永远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化着精致的妆容，顶着一头自然蓬松的卷发。我顶喜欢她。
大舅为了兑现承诺，让雅琳舅妈过上好日子，开始背着外婆，起早贪黑地倒卖摩托车。
遗憾的是，大舅历尽千辛万苦争取来的婚姻并不美满。婚后，降生不久的大表妹不慎从炕上滚落，变得有些呆傻。雅琳舅妈开始烦躁易怒，动不动就跟大舅吵架，吵崩了就去跳舞。现在想来，她那样一个心高气傲又事事要求完美的人，可能始终无法面对一个痴傻的孩子，只好借跳舞来麻痹自己。
她越来越不负责任，甚至不爱看那孩子一眼，并逐渐有了绯闻。终有一次，大舅半夜把雅琳舅妈从舞场拉回来，还打了她。她回娘家哭诉，找邻居抱怨，四处求神问卜，成了一个爱唠叨的妇人。
他们在一起生活了10年，最终吵架变得比在一起吃饭还要频繁。1992年的冬至，她非要去朋友家抱只狗回家养。大舅说连人都养不好，还养狗，两人又大吵一架。她也是饭没吃就出门，迎面开来一辆大货车，当场将雅琳舅妈撞死了。
外婆迷信了一辈子，总说生死有命。“人太漂亮，终究不是什么好事。”这是雅琳舅妈死后，外婆反复念叨的一句话。
雅琳舅妈下葬的时候，大舅在火葬场哭到没力气起身。晚上回家，一家人聚在灯底下吃饭，商量过三七、烧衣服之类的事情。外婆还叮咛大舅，仔细记下哪位亲戚给了多少礼金，这是人情，日后都要还的。大舅一边吃饭一边应着，平静到令我吃惊。
大舅独自带着女儿过活。可是表妹十六岁之后，经常失踪，家里人一时看不住，就找不到她了。
表妹长得像雅琳舅妈一样美。大大的清水眼、希腊人一样的高鼻子，皮肤白皙。笑起来，两颊绯红，真像个天使。可一个痴傻的天使，无疑是一个不幸的悲剧源头。寻找，失踪，再寻找，再失踪……连云港、沈阳、徐州、苏州……我爸陪着大舅一路找过去，足迹踏遍大半个中国。两个人舍不得住好一点的地方，经常挤在50块钱一晚的小地下室里。
有时候找回来，表妹浑身都是臭的，头发凝在一起结成块，身上被人打得青一块紫一块。还有时候，被黑社会的人弄去，要带着警察一起去解救，找到人拉上警车就跑，头都不敢回。
直到最后，他彻底不再寻找了。大舅跟我们说，茫茫人海，找到找不到，都是她的造化。家门在这儿，她只要心里还有这个家，脑子清醒的时候，还是能回来。好在长得好看，无论走到哪儿都不会缺她一口饭吃。
我实在也不知道，那些年大舅经历过多少惨痛的事情，但这似乎没影响他坚强、体面地活着。邻居姑姑婶婶们，凑在一起就讲，她们当年的时尚观是怎样被大舅启蒙的。即使再穷苦，生活再失意，大舅的衣服永远是平整、熨帖的，年轻的时候爱穿毛布，现在穿牛仔裤、冲锋衣。甚至，他还换了一款更大的电子琴，比他新婚时房间里那架琴还要大还要气派，盖在酒红色的天鹅绒套子里。
女人们展开了新一轮对大舅的争夺战，有未婚的姑娘，有离异的少妇，还有办公室里的大姐，非要离婚跟大舅一起过。
最后取得胜利的，是又黑又胖的小秋。
严格说来，小秋是雅琳舅妈的远房侄女。当我大舅第一次跟雅琳回家的时候，那个倚在门口看风景的女孩，内心就开始错乱了。“你大舅那时候开着摩托车，要多威风有多威风，太阳就在他脑勺后面。”小秋舅妈不止一次跟我描述过这个场景。
“说实话，我从来没想到会和你大舅凑一块儿过日子。他是多标致的人啊，我只不过是城中村里一个黑丫头，还带着一个拖油瓶，不是你外婆喜欢我，我俩也凑不到一起。”小秋舅妈的絮叨让我很意外，在婚恋问题上，这次大舅居然听了外婆的话。
这些年里，大舅常年浑身酸痛，经常疼得整宿睡不着觉。不知道在那些失眠的夜晚，他会想些什么？想他早逝的前妻，想他痴傻的女儿，还是那些边弹琴边唱歌的岁月？再婚后，小秋舅妈把他照顾得不错，眼看着精神一天比一天好，据说夜里失眠也没有那么厉害了。
退休以后，大舅跟小秋舅妈一起四处旅行，海南、西藏、台湾……看着大舅拍回来的各地风景，我经常会没来由地想，在他们去过的某个地方，表妹会不会就在哪条不知名的巷子深处呢。
我满以为，历尽劫波，大舅的苦难该结束了，没想到他突然被查出了甲状腺癌。我妈说起来就是泪水涟涟，感叹大舅命苦。
我很想给他一些安慰，可盯着他用“六线谱和吉他”组成的微信头像，又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他就像是遗世独立的隐士，我这个连克雷莫纳都不知道的外甥女，如何深入他的内心？
我生平听过最好的二胡曲子，一首是大舅拉的《二泉映月》，一首是济南齐鲁医院门前一位瞎子拉的《好人一生平安》。瞎子在人潮人海中，如老树根一般静默枯坐，琴弦一响，周围的空气就凝固了。
每次从齐鲁医院门前走过，我总希望看到他的身影，听他如泣如诉的琴音。不知他又是谁家的亲娘舅，流落在这异乡的街头。
爱化妆的老师
文/张猛（博士在读）
Sayings：老妖精是6班的英语老师兼班主任，50岁了仍涂脂抹粉、万种风情。一个课间，我们合力把她剿灭了。
高一时我们班在三楼，一下课，门前的栏杆上就趴满了人。课堂氛围紧张枯燥，大家都抓紧课间十分钟溜出来撒个欢儿，聊聊天，打望几眼来来往往的老师学生。
楼底下走动的人大体固定，除了匆匆忙忙赶去实验楼旁边上厕所的，就是几个在院子里打闹的“后进生”。这话是我们物理老师说的，因为好学生只会在教室门口站站，舒缓一下眼睛，又接着回去上课。
这种情势下，几个老油条特别惹眼。一个面容姣好的马尾辫女生，几乎每个课间都要和一个胖女孩去小卖部买吃的。马尾辫女生穿着时尚，是我见过的第一个穿宽筒九分裤、红色高跟皮鞋的女生，十分晃眼。和她相比，胖女生就朴素多了，永远是格子衬衫T恤配蓝色牛仔裤。
4班有个女生因为长得像《还珠格格》里的“晴儿”，每回从楼下走过时，都会引起男生的尖叫。楼下7班有个男生也很拉风。他个子瘦高，像一根电线杆，前额的头发染成黄色。有一回叫校长撞上了，踮起脚一把揪住他的黄毛，批评了很久。我们因此在楼上看了场好戏。
除了这些特点鲜明的学生，还有一个人也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确切地说，是一种疙疙瘩瘩的印象。每当她出现在人群里，同学们就互相提醒：快看，“老妖精”出来了！
“老妖精”是6班的英语老师兼班主任。50岁的妇女了，她打扮得却像个刚30岁的姑娘：头发烫成了波浪不说，还描了眉毛，涂着口红，戴项链、耳环。更大的问题是，她还穿着各种颜色鲜艳的裙子！她永远是穿高跟鞋，踮着脚，走猫步，英语教材夹在手臂和腰肢中间，另一条胳膊万种风情地摆啊摆。我只在电视里见过模特这样走路。
“你看老妖精那张脸，抹那么多粉，也盖不住皱纹啊！”我们班的一个女生眯着眼睛朝楼下看。另一个女生跟着迎合她：“是啊，再打扮不还是个老女人，可浪死你吧！”
我没想到这两个平时文文静静的女生，说话如此刻薄。“浪”在我们方言里，是对举止轻浮、不自重的女人最恶毒的评价。我曾经听四大娘这么评价隔壁的五婶。五婶因为乳腺癌切了一边乳房，她不甘心，跑到镇上的内衣店买了海绵胸罩，外表一点看不出缺陷。“不就是块肉嘛！一大把年纪浪成这样，还想勾引哪家的男人？”四大娘说这话时一脸的恶心，仿佛天上的鸟雀把屎拉到她嘴里，就差呕吐了。
我虽不至于过分反感，但心里总觉得很别扭。如果是马尾辫或“晴儿”打扮成那样，我会觉得很美，但老妖精已经50多岁了啊！那个时候，25岁在我们心里就已经算不上“年轻人”了。我的女老师、我妈以及学校对面法院上班的阿姨，一个个都穿得朴素大方，一看就是50岁的样子。真的，就连同班同学韩连瑞的妈妈，县剧团的演员，也没像她这么招摇啊！
一天下午，语文老师因事提前下课，大家一窝蜂涌到了走廊里。韩连瑞挑头，和马杰几个人抬起前排的吴越，玩起了“开飞机”。吴越被架在上头，连连求饶。马杰他们根本不理会，笑嘻嘻地扯开吴越的两条腿朝女生身上推。我侧着身子望了两眼，淡淡笑了一下。这些县城的孩子身上自带一种优越感，我没想过要去靠近他们。
突然马杰叫了一声：“快看哪！老妖精来了！”所有人都停下嬉戏，朝楼下望去。只见她穿着鹅黄色开衫，下面是水绿色长裙，手里提了个小包，正要穿过花坛。我仿佛提前闻到了一股香水的气味。
韩连瑞先骂出了声：“简直就是葫芦娃里的蛇精，是不是？”几个人都随声附和。杨洋赶忙跑到教室的窗台边，招呼班级里的女生们看“西洋景”。
马杰向来喜欢出风头，除了学习上没有夸耀的资本，其他方面他一直是班里的“带头大哥”。看到那么多女生都在场，他咽了口吐沫，愤愤地说：“还有没有王法！被这样的老师毒害，我们学校以后就成盘丝洞了！”
“马杰，你必须得治治这个老女人，杀一杀妖风！”
“是啊，杀杀妖风吧马哥！”
周围的人七嘴八舌，有的真是给他鼓劲，另外一些人大概只是凑热闹。马杰激动了，吸了口气说：“这样，我带头，大家一起喊‘老妖精’怎么样？叫她丢一回人！吴越，去拿粉笔！”大家都叫好。
这时老妖精已经绕过了花坛，离得越来越近。马杰赶紧大喊了一声：“老妖精！”所有人齐刷刷跟着喊了起来：“老妖精！老妖精！”有几个男生接过吴越递来的粉笔头，朝楼下的老妖精掷去。
校园里一下子静了。将近十几秒的时间，所有的杂音都消失了，楼下的人停止了走路和打闹，只有这充满讨伐意味的“老妖精”三个字反复回荡着。
那个被称作“老妖精”的女人终于抬起了头，望了过来。有一粒粉笔砸到她的头上，她没有躲闪，还是朝这边望着。面对其他同学以及“老妖精”的目光，这帮义愤填膺的学生立刻偃旗息鼓，声音弱了下来。这时有人喊了一句：“老妖精上来了！”他们赶紧转过身，朝教室里跑去。我也跟着跑，虽然嘴上没喊，但我自觉心里已经跟着他们喊了，顿时惶恐不安。我抬手看了一眼电子表，还有两分钟上课。
窗户边有个人影飘过。我慌忙扭过头，是化学老师，我喘了口气。过了一会儿，上课铃刚响，鹅黄的身影飘了过来，那速度似乎比铃声的节奏还快。我看到，马杰他们几个坐在自己的座位上，一个个不自然地低着头，盯着自己裤子的中缝发呆。
“老妖精”低声和化学老师说了几句话，脸上没有一点表情，像僵尸一样惨白。她扫视了班级一圈，把目光停留在马杰身上。我以为她要跳上去扇马杰一个耳光—大概马杰也是这样的想法，他涨红的脸已经在朝衣领里缩—然而她并没有那么冲动，只是缓缓地在教室里走着，说：“我这个年龄，应该和你们的母亲差不多吧。你们对自己的母亲也是这样的态度吗？”
突然，她没控制住自己的情绪，眼泪溢了出来，把脸上扑的粉都冲花了。
我偷偷瞥了她一眼。她眼泪流过的地方现出坑坑洼洼的皱纹，让人觉得挺不好受。整个事件仿佛出现了180度的逆转，她完全处在了弱势地位。她又声嘶力竭地讲了很多话，关于尊重他人、追求美丽无罪之类的言辞，我都记不太清楚了。只记得她临走时，走到马杰面前停了下来。但她却没有看马杰，而是对着全班同学幽幽地说：“你们这么年轻，老师真羡慕你们，真的。”说完就转身离开了。
她边走边用手背擦着眼睛，原来的婀娜多姿不见了，她略微缩着背，后脑勺的发髻也有些蓬乱。我扭头看着她从目光里消失，脑海里闪出个很不厚道的比喻：她真的像被照妖镜照过一样，现出原形了。
后来很长一段时间，我在栏杆处趴着，都没再看见“老妖精”的身影。大家乱猜一通，最可信的说法是：她大概调到其他年级上课了。有一回又说起这事，吴越插话说：“是被我们的粉笔炮弹轰走了吧？”这次却没人接他的话，他尴尬地走了。
没有了“老妖精”的课间，少了很多观赏的内容。后来，“黄毛”把头发染回了黑色，马尾辫和胖女孩组合也告解散，只看到马尾辫偶尔和一个男生出现在人群里。“晴儿”身边也多了个帅帅的男生，楼上再没人尖叫了。走在学生堆里的老师们就更为普通，女老师还算端庄大方，男老师们西装、套袖、运动鞋的搭配毫无新意。
有一次课间，我和同桌下楼去实验楼搬书，半路上同桌突然低声叫住我：“那不是老妖精吗？”我赶紧扭头，一位中年女性正从6班教室朝外走。我愣住了：她穿藏蓝色上衣，黑色裤子，平底鞋，波浪卷已经成了齐耳短发，脸上也没有化妆。
原来她一直都在这栋楼上课，只是她穿得这样普通，大家都没有留心，以为她消失了。一路上我和同桌都有些不自在，谁也没有吭声。不打扮的“老妖精”和我妈一样朴素，可是她那种朴素真叫人觉得揪心。
恍然间这件事已经过去13年。硕士毕业后，我也成了一名教师。工作了几年，学生对我的称呼由“哥哥”变成了“大叔”。有时自己也不得不感慨时间的残酷，以前觉得20岁都是很遥远的事情，没想到自己转眼就已经29岁了。
前两天逛街时，朋友建议我买一件卡通图案的短袖T恤，我也特别喜欢T恤上搞怪、夸张的图案。没想到，当我兴奋地把这件衣服穿到了课堂上，教室里一片哗然。坐在前排一个爱开玩笑的姑娘笑嘻嘻地望着我，说：“老师你今天真是老黄瓜刷绿漆，装嫩啊！”其他同学哄然大笑。
我的脸涨得通红。这时，我突然就想起了“老妖精”，想起她曾经说过的那些话。我喉咙里像扎了根鱼刺，止不住地尴尬，更多的是失落。
永不下岗的男人
文/白康（博士在读）
那年春晚，小品演员黄宏喊了一句“咱工人要替国家想，我不下岗谁下岗”。真正承受时代痛苦的人，往往没机会说些什么。
我小学四年级的时候，父亲下岗了。
母亲是残疾人，少了一只脚，靠假肢行走，一直没找到过工作。父亲下岗，家里便没了经济来源。靠着几个朋友找了找关系，一个国营工厂收下了他。领导看他年近五十，又只是初中学历，叫他去给工厂的澡堂烧锅炉，顺便看守后门。这工作挣得不多，倒也算稳定。父亲年轻做工人时落下的腰伤一直没大好，不能指望好的岗位。
在那之前两年，我家住的地方拆迁。我家不是拆迁户，分不到新房。父母只好东拼西凑借了一笔钱，在市郊买了一套。家里的家具并不多，两张床，两个立柜，一台缝纫机和零零碎碎几张桌椅。然而母亲还是为着搬家发愁。新家很远，雇不起汽车搬运。
母亲想找几个朋友帮忙搬家，父亲不同意。朋友们来了，肯定会出钱把车雇了。因为买房，已经向他们借过不少，父亲不想再让他们白给我们掏钱。他说：“我一个人能行，多跑几趟。”
周末搬家时，父亲借了一个板车，把大件的家具摞上去，用麻绳捆好。母亲和姐姐背着衣被，准备提着各种零碎物件乘电车过去。父亲让我和母亲一起坐电车，帮她提点东西。母亲则要我帮父亲扶着家具，以免掉下来砸伤人。我听了母亲的，但就算我举起手来，也够不到摞在板车最上面的椅子。说是扶着，其实只是跟在后面走。
父亲心情不错，说：“这车大，拉得多，咱们两趟就完事了。”
我之前见人用板车，通常是推着。但这次车上的东西太重，推不动，得拉。车头钉着一个铁环，专门用来拴皮带。板车的两个把手只能用来保持平衡，真正吃力的是斜勒在胸前的皮带。父亲在肩膀上搭了条毛巾，免得被皮带勒破，这是他在工程队时得来的经验。他把身子前倾得像是要趴到地上，右腿使劲一蹬，再从喉咙里低沉地哼一声，板车就开动了。我在姐姐的语文课本上看过一张图，叫“伏尔加河的纤夫”，里面的人就是父亲此时的样子。
一路上，每隔几分钟，父亲就问一句：“你累不累？”我答一句：“不累。”其他时间，父亲就给我讲沿途的地名，伴随着时不时的咳嗽。皮带肯定勒得他不好喘气，因为他粗重的呼吸声里夹杂着砂轮互相摩擦的声音。我一直紧张地盯着车顶上摇摇欲坠的椅子，根本没听进去他说的话。
走了将近一个小时的时候，父亲把板车停在路边，自己坐在旁边休息。他点了根烟，又递给我五毛钱，命令我去坐电车。我拒绝了，因为我总是害怕最上面那把椅子掉下来砸到他，我得帮他盯着。父亲催了几遍，见我态度坚决，也就作罢。
一个骑自行车的男人凑上来问：“你这家具是不是要卖？”
父亲看着他笑，说：“看你出多少，出得多就卖。”
那人也就没再问。等父亲抽完了烟，我们重新上路。
我问：“还有多远？”
他答：“不远，已经走完一半了。”
剩下的路上，他还是几分钟问一句累不累，我也还是那么答。不过到下午他坚决不许我和他同行了。
新家离我和姐姐的学校太远，我们只好转学。姐姐的学校很快联系下来，我的却一直悬而未决，于是我还在之前的小学上学。拆迁后我们临时租的房子还没到期，除周末外，我还在那里住，便于上学。
母亲住在新房，照顾姐姐。她每天起早贪黑，在新家附近的路边摆摊卖菜，补贴家用。平时只有父亲晚上来陪我过夜。不过等他帮母亲收了摊，再骑车回来时，我通常已经睡熟。等我早上起床，父亲已经去了批发市场，走之前他会把我的一日三餐都做好。
那段时间我很自由，放学后便和同学出去玩，没人逼我在家里写作业。然而等小伙伴们一个一个被父母叫回家后，我也只得回家了。回家自己热饭吃，再写作业。如果写完作业还不想睡觉，闲极无聊就拿出父亲给我的《唐诗三百首》，在纸上抄。等困了，就把纸揉成一团扔掉。
有一天，父亲从垃圾桶里翻出来我抄的诗，自己照着抄了一遍，又把我揉成一团的纸抹平，并排放在他抄的纸旁边。我写的字很潦草，他的字很漂亮，或许他是想借此督促我练字。
从那天起，我抄完诗以后就不扔掉了，而是平平整整地放在桌上。每天早上，也总能看到他抄的诗，平平整整地放在旁边。后来，他不知从哪里捡来一本儿童简笔画册，破破烂烂的，放在家里。从此我每晚便改画画去了，而他同样会每天把我画过的图案再画一份，放在旁边。
四年级结束时，我的转学手续终于办妥。我可以每天住在新家，一日三餐也终于能吃上刚出锅的热饭。饭桌上，父亲总喜欢问我：“以后想考哪所大学？”
我总是回答：“清华。”
并非我多喜欢这所学校，只是我再不知道其他大学的名字了。况且，这么回答总是能让父亲哈哈大笑。
“行，你考上了大学，我贷款也要把你供出来。”
几年之前，他说的是“借钱也要供出来”。但那时买房的外债没还清，可能他也知道再难借来钱了。
父亲的值班室有一台小电视，他每天能看看新闻。有段时间新闻上可能没有太多好消息，父亲忧心忡忡地跟母亲说：“国家又要让人下岗了。”过几天，又说：“前几天火车站抓了个人，说是举牌子骂国家。”
我看不了新闻，但也能从院子里的小伙伴那里听到类似的消息。孩子们并不知道下岗意味着什么，只是流传着不知道从哪里听来的顺口溜：“一个人的活，三个人干。一个干，一个看，还有一个瞎捣乱。”我虽然年幼，却也知道这是嫌工人太多的意思。不久后，我家附近的马路被堵了，一帮机械厂的工人把厂里的机器搬出来拦在路上，堵死了一条路。
母亲得知后，说：“闹吧，闹一闹说不定好点。”
父亲的岗位上除了他还有另一个员工，他们两人轮流上夜班。我忍不住想：“这算不算一个人的活，两个人干？”
那个员工比父亲年轻十岁上下，有一个和我年纪相当的儿子。我时常和他儿子在一起玩，对他也不陌生。他长得面善，给他的儿子买零食的时候也会偶尔给我一份。然而无论他留给我的印象多好，我总是希望他先下岗，这样起码父亲的工作会更安全。
连我都能发现的危险，父母当然早就在考虑。母亲时常督促父亲去找领导问问，到底要不要裁人，从哪里裁人。父亲起初并不愿去，只无奈地说：“要是真的下岗，肯定从后勤的先来。”
看门房和烧锅炉当然属于后勤。父亲本就不是厂里的老员工，和领导都生分。母亲让父亲提前想办法，又谈何容易。好在赶上单位分房，不少领导都领了新房。由于地处北方，装暖气是新房的第一件大事。父亲靠着在工程队学来的手艺，便去给领导们帮忙装暖气片。那段时间，只要父亲早上跟我说“中午放学以后，来某某小区几号楼等我”，我就知道他又去给别人装暖气了。领导们虽不给钱，但中午总会请父亲吃一顿好的，我也能跟着蹭饭。
晚上，父亲会带着一身尘土和油漆味回家，累得一句话都不想说。装暖气片本应该是两个人一起干的活儿，可领导们并不知道，父亲也从不提起。况且，厂子里也没有第二个人能来帮忙。
一天，父亲跟母亲商量：“咱们稍微匀点钱出来，我改天请后勤部的领导喝顿酒。”
母亲担心光请喝酒不够，总觉得应该送点什么。父亲说他都问过了，大家都是请酒席，没听说有送礼的。
“这顿酒必须得请，领导亲口跟我说的，就剩我一个没请过。”
那时父亲一月的工资是六百，母亲给了他二百去请客。请过之后，父亲似乎放心了些。然而母亲还是不停催促他，让他打听打听别人又做了什么，也让他多和领导拉拉关系。
一天晚上放学回家后，姐姐把我拉到一边，小声跟我说：“你知不知道，爸爸的单位丢东西啦。”
我的心“忽悠”一下飘了起来。然而姐姐知道的也不多，她是在父亲跟母亲说的时候听到的。母亲显然不想让我们知道这些事情，她把卧室门关起来，和父亲在里面小声地说些什么。
姐姐苦着脸说：“爸爸说领导怨他了。”
我心里发慌，想知道得更清楚点，但那天晚上父亲和母亲的脸色一直很难看，我没敢问。直到临睡前，看见父亲坐在我床边的书桌前抽烟，桌上放着一叠信纸和一支笔。我偷眼看父亲，觉得他脸色不喜也不怒，就问他：“爸，你们单位丢了啥东西？”
“几台报废的机器。”
“啥时候丢的？”
“不知道，今天早上发现没了的。”
“是你值班的时候丢的吗？是不是从前门丢的？”
“都一样。”
我没听懂，不知道为什么都一样，只是盯着父亲。
他说：“你睡吧，明天还得上学。”他关了屋里的顶灯，顺手打开台灯。
年幼的我并不懂烦恼，至少也不会烦恼到不能睡觉。我躺下后，很快就睡熟了。第二天早晨起床时，父亲不在屋里，桌上依旧放着信纸和笔，地上撒满了烟头和烟灰。我爬起来看那叠信纸，最上面一页没有字，但第一行的中间有印下的痕迹，是“辞职”两个字。
父亲又下岗了。按照单位的说法，叫内部退休。
那天下午，父亲带着一块三合板回来，一个人闷头把板子锯成规则的矩形。他向邻居借了毛笔和墨水，在板子上写着：木工，瓦工，装修。
我知道这板子是干什么用的。离我家不远有条街，每天都有一大帮人蹲在街边，每人面前摆一个牌子，上面写着他们会做什么。有的写“木工”，有的写“瓦工”，但没有像父亲这样写这么多的。附近的人谁家有活儿了，都知道去那条街上找人。
从此父亲每天一早就出门，天黑了才回来。如果他回来时像装过暖气片一样筋疲力尽，那么脸色就好看些。这么过了几个月，一天晚上父亲喜气洋洋地对母亲说：“我找着活儿干啦。”原来是一个包工头看中他有一身力气，叫他跟着去北京的工地干活。
父亲显得很得意，说：“北京的工地，给得多。”
临走那天，他摸着我和姐姐的头，说：“爸爸出差去了，你们在家听妈的话。”我那时还不知道什么叫出差，只是母亲让我跟父亲说再见的时候，听话地说了一声“爸爸再见”。姐姐则说“爸爸，你慢点”。
“好嘞。”父亲扛起体积比他还大的铺盖卷便走。
等我一个星期都没见着父亲时，才觉得奇怪。我去问母亲：“爸爸啥时候回来？”她说“过几天”。过了几天我又去问，她还是说“过几天”。然而过了半年，我不知问了多少次，父亲还是没回来。
一个周末，姐姐趁母亲不在家的时候，问我想不想和父亲说话。
我喜出望外，反问：“爸爸回来了？”
父亲没回来，还在北京，但姐姐找到了父亲留给母亲的电话号码，她拿着说是捡来的五毛钱，带着我去公用电话亭。她拨通那个八位的号码，拿着听筒一直等。等了不知多久，我问“爸爸说啥了”。姐姐放下听筒，告诉我没人接。
后来明白，其实那是因为她不知道要在号码前面加拨区号。也多亏如此，因为父亲留下的是包工头办公室的电话。如果真的打通了，等包工头把父亲叫来，就会超过一分钟，话费也就超过了五毛。
回家后我见姐姐把五毛钱放进母亲的外套口袋里，才知道那钱不是她捡的。
或许是父亲感觉到我们想他，没过多久，他就真的回来了，还给我和姐姐一人带了两根北京麻花。然而他只在家住了不到一周就又要走，母亲把拆洗了一遍的被褥又给他包裹起来。我吃完饭时看到那个铺盖卷，就问：“爸，你又要出差？”
“嗯，你在家听你妈的话。好好学习，等你考上北京的大学，就能来北京找我。”
等他又扛起那个包裹时，我一直不肯说再见。母亲在我背上推了一把，说：“你去送送你爸。”
父亲一只手扶着肩上的包裹，另一只手拉着我往外走。院子里没灯，只有几家住户家里隔着窗帘照出来的一点亮光。父亲说：“你回去吧，外面黑。”我不说话，他就继续拉着我往外走。他又叮嘱我在家听话，叮嘱我好好吃饭不要挑食。一直走到院子大门口，他松开我的手，说：“你回去吧，爸爸走了。”
我听话地站住，看着父亲的背影越走越远，快要融入夜色时，我冲他喊：“你哪天回来？”
“过几天就回。”他回头对我说。
爱种向日葵的毒贩
文/刘星辰（刑警）
和其他犯人垂头丧气的表情不同，老五是一脸如释重负的样子。被押解下火车的时候，他还主动和我笑呵呵地说了句：“同志辛苦，大晚上的耽误你们休息了。”
“等会儿到了地方，自己的事能讲清楚吧。”我搂着老五的肩膀问。“能，能，不就是这个箱子的事吗？我什么都说。”老五憨笑了一下，抱着箱子往火车站外面走，他个子不高，加上戴着手铐，只能勉强用两只手从下面把箱子托起来。
他不像是一个犯人，更像一个捧着一箱海鲜前来探亲的游客。但其实他手里捧着的箱子里，除了三公斤茶叶，还装着两公斤毒品。
在回公安局的车上，老五说他这辈子最大的期望不过是娶妻生子，儿孙满堂，老了之后每天坐在摇椅上晒太阳，怎么都不会想到自己老的时候会成为一名毒贩。“我的人生有很多转变的机会，但我从来没选对过一次，哪怕只选对一次，我都不会走到今天这步。”老五说。
他踏踏实实了一辈子，进取了一辈子，但也输了一辈子。
老五家世世代代都是农民，所以他爹妈从来没想过除了种地之外的事情。他的四个哥哥一被生下来就在等，等着哪天自己胳膊结实了，把老父亲种过的田再种一遍。
老五运气好，七八岁那会儿，刚好赶上了普及文化那几年。他读上了小学，成绩不错还考上了初中。当时村里和他一起读书的还有另一个男孩叫申子，他早就辍学了。老五不一样，他知道读书这把梯子能爬出村，爬出县，说不定还能爬出省。
可当老五念书正需要钱的时候，哥哥们也到了要成家的年纪。在农村如果到了年纪还娶不到媳妇儿，整个家族都是会被笑话的。结婚是个赔本买卖，光是彩礼就顶上一户人家半年收入，爹娘自然就拨不出多余的钱给小儿子上学。
看着爹娘坚定的眼神，老五知道自己说什么都没用，就只能辍学回到家里帮忙种地弄田。
他们那片的人懒惰成性，即使是农忙季节，干活的人也不多。但老五没因为读不成书就赌气犯懒，拦地瓜、垒地垄、砍秸秆、抽藤条，他比任何一个人都能干。
这样辛勤地干了五年之后，国家恢复高考，可把老五高兴坏了。那么多年书没白读，就着初中的底子，他还能复习一下参加考试。但他突然意识到，这五年里挣的粮食和钱全都用来给他的哥哥们结婚了，老大之后是老二，老二之后是老三。等到老三结完婚之后，老五家就算是破产了，除了平日里吃饭生活外，再也抠不出一毛钱。
拿起书就要饿肚子，在家人的阻拦下，老五盯着家里见底的米缸，彻底断了读书的念想，开始没日没夜地在地里干活。村里人都说老五看着哥哥们结婚着急了，才拼命干活挣钱娶媳妇。其实他知道自己是在发泄，发泄明明可以读书但无能为力的遗憾。
从那之后，老五完全成了一位朴实的农民。他结婚了，对象是邻村一个老实的女人。白天老五去地里干活，女人就在家侍弄院子，还养了几口猪。家里渐渐开始添置物件，过年的时候老五也有件像样的衣服了。又过几年，女人给老五家添了个儿子，老五干活更起劲，好像有了比年轻时更多的力气。
那时候的他不知道，这会是他日后走上毒贩之路的第一步。
日子过得好了一些，读书的事情老五就不再去记得。但他渐渐发现种地打麦，每年累死累活都是那些钱。望着村外一望无际的麦田，老五开始合计种点别的东西。
为这事老五找过自己的老父亲，父亲只说了一句话：“咱家不会种别的。”老五那股劲头又上来了，他重新开始翻书，念过书的老五知道，在村里只有书中才能找到自己要的答案。
就在琢磨这件事的时候，老五迎来了他人生里又一个重大的转折点—村里的政策变了，以前每家每户田亩固定，现在可以划地承包。
这时候村里有些人打算把地兑出去闯一闯，申子去了一趟南方，不光带回来一皮包的票子，还带回来一个媳妇，家里泥房变瓦房。老五终于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媳妇，媳妇没念过几天书，但是她坚定地支持老五。
第二年开春，老五没再撒种，而是换种向日葵。这在村里可是个大新闻，很多人白天没事跑来看热闹，小孩也时不时地摘一朵，老五没办法只好搭个草屋在田里守着。
年底老五把葵花子打下来，雇了一个驴车，装满瓜子去了省城。虽然没有申子带回来的多，但老五也带回了票子，比平时没日没夜干一年的钱多多了。第二年老五家也换了瓦房，还继续种了更多的花。
看到老五种花吃香了，村里人都来打听，老五一五一十把种向日葵的技术全说了。晚上女人埋怨老五，怕这东西遍地都是就不值钱了。老五从没想过一个人赚钱，就只是憨笑。
村里的田变成了花海，家家户户都换了向日葵，到了年底大家把瓜子运到省城去卖，村民的收入翻了好几番。因为这件事省城专门来记者采访，村主任隆重地介绍老五，后来还上了电视。
这时候省城又来人了，他们说要办个瓜子厂，让老五作为村代表参加。以后村里产的瓜子就不用再往省城送了，人家开大卡车来上门收。老五挺高兴，错过了高考的他终于赶上了这趟机遇的大车，两只脚一迈直接从村里跨到了省城。
可是老五家女人不同意了。老五作为村代表参加就要去厂里上班，厂子在省城，一去一回就得两天，老五肯定不能在家住。女人软磨硬泡，死活不让老五去厂里干活。老五心一横，继续留在村里种地，村代表换成了村主任。谁知道没过几年，村主任就在省城落户了，还把媳妇和儿子都接了过去，此后老五再也没看到过村主任。
明明老五可以熬过几年，就把女人和儿子都接到省城去的，但煮熟的鸭子老五没敢要。
老五学乖了，之前的人生他一直在退守，之后他要大胆些往前进攻。
因为吃了辍学的苦，所以老五对儿子的学习抓得严，只要儿子学的东西自己能看懂，就不让他有一点糊弄的机会。可老五的儿子在学习这方面不像老五，没有那股韧劲，初中念下来就已经是极限了。老五花尽心思把儿子送到中专，可学校在省城，离家二十公里远。孩子没人管之后更加放纵，老五有一次去学校才知道，儿子已经好几天没来上学了。
那次老五在省城等了好久都没等到儿子，独自喝了一顿酒。平时老五的酒量不错，那天一盘花生米配上一瓶牛栏山，老五醉了一夜。从此之后老五再也没管过儿子学习，任凭他自生自灭。
儿子最后还是毕业了，不过却没找到工作，宁可留在市里打工也不回老家。老五不希望儿子回到村里，但也不希望儿子以打工的方式留在市里。
正犯愁的时候，市里要进行城乡改造。老五所在的村子一下子变成了市里的一个区，全村的人都变成了城市户口，家家户户都搬进了楼房。除了田里那片花海之外，村里的其他地方都变了模样，高楼平地而起，土路变成柏油马路。
只用了几年的光景，老五的早饭就从稀饭豆包变成了面包牛奶。其实老五还是喜欢喝稀饭，只不过楼下开了好几家面包店，媳妇不愿意做早饭，天天去买面包，早上用微波炉热一碗奶，方便省事。
这是老五离自己理想的生活最近的一段时光，但也是他成为毒贩之前，最后的安稳日子。
这时候，老五的儿子回来了，说要开一间网吧。自己当年有机会没把握住，现在可不能让儿子和自己一样，老五摸了摸这些年的一点儿存款，点点头同意了。
儿子说开网吧要和别人合作，到时候赚了钱再一起分。老五问：“要是赔了呢？”儿子没答话，一个劲嘲笑老五：“现在网吧正是火的时候，周末整个城里网吧找不到空机器，就这个情景怎么会赔钱？”
没多久，儿子的网吧就开业了。老五去看了几次，是一个新建封闭住宅小区的二层店铺，开业的时候风风火火，光是拱门就摆了三个。老五一次也没进去过，隔着茶色玻璃往里看只能看到一个个发亮的屏幕。有时候他在网吧对面的道口站着数，一上午能进去十几个人，老五也不知道这算是生意好还是不好。
网吧开了大约半年，忽然有一天，二十四小时营业的网吧关门了。当天儿子没回家，打电话也不接。几天后儿子回来，带给老五一个让他震惊到呆住的消息，赔了五十万。
原来开这间网吧是几个人合伙，有人负责出房子，有人负责运营和管理。老五的儿子是和别人插伙做生意，人家就让他负责购置电脑，老五的儿子没多想，找人担保加借款买了一百五十台电脑。网吧停业后资产清算，电脑更新换代快，一年一个价，老五儿子买的电脑只能贱价处理，除去收盈分成和电脑处理货款，坐地赔了五十万。
儿子消失那几天就是跑出去躲债了。听说网吧关门，第二天就有担保公司找他要钱，老五儿子被逼得没办法，这才回家找老五。
老五把自己的积蓄拿出来替儿子还了一部分钱，然后开始到处向亲戚朋友借钱。老五平时够意思，讲义气，既然张了口别人都愿意帮忙，一来二去把儿子欠的钱都还上了。可是一想起自己一把年纪还欠了别人三十万，每个月就那么点儿退休金，老五再也没睡过好觉。
忽然间，老五想起了一个人，曾经揣了一大笔钞票回老家的申子。
申子已经很多年没回来了，有人说他坐牢了，有人说他出国了，还有人说他发财了。总之形形色色各种说法，但是有一点相同的就是，申子这人有赚钱的路子。
听说有人在申子的帮助下赚了钱，但那人赚了钱后就消失不见了。老五觉得有些蹊跷，但还是拨通了申子的电话。申子说，如果有事就到南方找他。
老五在广州的一个县城找到了申子。申子开一个店铺，挂的牌子是烟草批发。老五和申子说想赚点钱。申子笑着问老五想赚多少，老五怕申子认生，没好意思说三十万，打了个对折，告诉申子赚十五万就行。
结果申子很爽快答应了，当天晚上还请老五吃饭。吃饭时还叫了一个人，和老五岁数差不多，申子喊他房哥，告诉老五以后跟着房哥赚钱就行。
大约过了一个星期，房哥来找老五，让他带一箱茶叶回老家。申子告诉老五，这些茶叶都是他在老家的朋友要的，钱直接给老五，然后老五再转给他。老五觉得事情更不对劲了，现在快递这么发达，为什么要人背着一箱茶叶回老家，而且还要自己帮着收钱，直接手机或者支付宝转账不就行了吗？
“这里面到底是什么东西？”老五问。申子笑了笑，也不避讳老五，告诉他是毒品。
申子说这话的时候一直盯着老五看，其实老五早料到了，只不过没想到申子说得这么直接。自己回家是要去当毒贩子的，这是犯法的事情，老五有些犹豫。申子告诉老五，这买卖一趟下来就能赚五六万，走三趟的钱就够十五万了，一个月走一趟，三个月就可以洗手不干了。
老五脑海中不断浮现那些借给自己钱的亲戚朋友，觉得怎么都不能辜负了他们的信任。最后咬了咬牙，把这箱茶叶抱了起来，坐着大客车回了东北老家。
到东北后，老五按照申子给的电话号码一个个打过去，只用了一天的工夫毒品就被人拿光了。按理来说，老五就算是加价申子也不会知道，但他的良心不允许。老五的毒品都只卖给固定的人，价格也不贵，道上的人觉得他讲究。老五拿着一叠叠钞票数了数，整整二十万。老五给申子汇过去十五万，剩下的老五按照借钱的关系远近，赶紧还了回去。
一个月老五去了三趟广州，赚了十五万。第三次坐上回家的大客车时，申子对老五说他下次来的时候带一些家里烙的烧饼，想吃这口了。申子哪是想吃烧饼，只是希望老五在赚够了十五万之后还能回来。
是啊，自己肯定还得回来，老五有些忧伤，因为他还欠十五万。
老五又回南方了。
和往常一样，老五拿着一箱茶叶坐大客车往回走。不过这次申子没再来送他，连拿茶叶的箱子也是在马路边而不是在申子的店里，房哥骑着摩托送过来的。第二个月老五也送了三次货。在第三次的时候，老五拿着装茶叶的箱子从大客车上刚下来，就被埋伏在附近的警察抓住了。
“你的意思是说，你一共帮忙运送了五次毒品？这次被抓是第六次？”我在审讯室里问老五。
“对。”
“那你欠的钱这不是还没还清吗？”
“差不多吧。”老五说这话的时候很轻松。审讯结束之后，我们调出来他的支付宝和微信记录，光流水就二百多万。他之所以瞒报金额，不是因为什么别的，都是因为他儿子。
自己之前的钱全给网吧填窟窿了，好不容易又有了一些钱，老五立马给儿子买了一套房。他今年已经六十岁了，被警察抓获的时候箱子里有两公斤的毒品，这辈子不一定还能走出牢房。但儿子还没成家立业，又没有文凭，家里女人在赚钱养家上帮不了什么忙。他就算进去，也得留点什么下来。老五怎么都不说具体的金额，他是害怕后来法院追索毒资的时候，儿子又会一无所有。
“我命薄，不应该瞎折腾，可我认识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已经六十岁了。”老五一边说，一边把脸埋在了满是皱纹的手里。
一个老实本分的庄稼人，用尽了力气活着，最后只能白发苍苍地在监狱里数日子。
不抛弃，不放弃
文/林秋（自由职业者）
2010年7月，我生下了一个男孩，取名叫洋洋。
洋洋刚出生时没有哭声。我被推入病房后很久未见到洋洋，心里被揪得紧紧的，不明白为什么还没把他送到我身边。后来才知道，洋洋由于大量缺氧导致窒息，医护人员紧急抢救了半小时。护士把洋洋抱给母亲的时候，他的呼吸还是很微弱，当时护士只说了“小心照顾”四个字，其余的危险性一概不提。
当我们给洋洋喂第一汤匙牛奶的时候，他被呛到了，整张脸呈现发黑的状态。洋洋再次被护士抱去抢救，他一旦脱离氧气瓶，又陷入缺氧窒息的痛苦状态。在这期间，儿子被来回折腾，脸色发黑了一次又一次。情况糟糕时，整个身体瞬间黑掉，有时被抢救后身体还不断地抽搐。
后来才知道，洋洋每窒息发黑一次，对他的大脑就多一次伤害。可怜的儿子艰难地靠着氧气机呼吸，挺过了一次又一次的痛苦。
当我在病房惴惴不安地等待儿子时，还不知道他出现了这么严重的事情。家人极力隐瞒着我，怕我伤心。洋洋已经两天没有吃任何东西了，我时刻担心着，心里总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那时，我对医院的医护人员和落后的医疗设备很不满。临产前，我被诊断为宫内缺氧，医生并没有建议我剖腹产。要知道，缺氧的孩子在顺产的过程中由于挤压会大量缺氧，大量缺氧直接对洋洋大脑产生伤害。如果当时剖腹产，洋洋受到的伤害会小很多。在孩子出生后生命垂危的时候，医生也没有对我们提出转院或者是转进重症病房的建议。
在医院的第5天，我的情绪差到极点，坚持要求出院。每当我看到旁边病床的妈妈在抚慰着摇篮车里的孩子，很是羡慕和伤感。也许家人早已知道情况，可是谁也不愿对我说。母亲说，父亲去找人算命了。我的心头一紧，就知道事情不妙。一般情况下，只有人遇到困境了才会想要去算命求解脱，而平顺的一个人怎么会想去算命呢？
清晨5点，父亲赶来，在医院里看到这种情况后决定转院。随后，儿子随着救护车被转入另外一家医院，住进了24小时看护的重症病房。
洋洋出生后的第7天，糟糕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医生观察48小时后，我们拿到了儿子的诊断报告。检验报告显示，由于大量缺氧窒息导致脑出血，会产生后遗症。
我们托熟人让主治医生把真实情况告诉我们，他遗憾地说：“脑出血很难愈合，孩子之后会脑瘫，要么将来不会走路，要么痴呆，情况不容乐观，你们要做好心理准备。”
当孩子被贴上“脑瘫”标签的时候，我整个人都崩溃了，仿佛天瞬间就塌下来了。我完全失控，无法相信这个事实。眼前浮现的，是我的孩子在成年后仍然无法理解人类的语言，不了解这个世界，不能走路，被这个世界完全遗弃。一想到他永远都要被异样的眼神来审判他的一生的时候，我丝毫没有活下去的勇气。
孩子还在抢救，医护人员24小时细心地看护着。家属只能通过看录像来了解孩子的最新情况。当时，我还在坐月子，父母不让我直接去看洋洋，我只能通过他们用手机拍下的照片来了解儿子的状况。当看到瘦小的儿子满头被插满了针头艰难地与疾病对抗时，我的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我的情绪差到极点，整夜地失眠。我躺在床上，一边流泪，一边拿着手机搜索着关于孩子的病症。但是看到的都是负面信息。我越来越恐惧，陷入黑暗中无法自拔。
我看不到任何希望，脑子似乎被堵塞了。我每天吃不下饭，母亲红着眼睛安慰我，说先把自己的身体养好，才能想办法帮助孩子。我茫然地点点头，她一勺一勺地喂我吃饭，扶着我进出洗手间，帮我擦洗身子。每天夜里，我都心如死灰地等待着天亮。
很多人劝我放弃，觉得我还年轻可以再生。他们总是说孩子活着是一件痛苦的事情，是注定没有未来的。
一天夜里，我梦见熊熊大火燃烧着我的屋子，同时燃烧着我的身躯。我被这噩梦惊醒，全身哆嗦得直冒冷汗。我顿时想起了引火自焚，却不明白这个梦究竟意味着什么。我把自己困在黑暗的小屋里，看不见光。
煎熬的日子里，母亲一直陪伴在我身边温暖着快要丧失求生意志的我。痛苦在不断地侵蚀着我，内心里顽强的力量不断地滋生。
有一天，我躺在病床上快要睡着的时候，忽然听到母亲的电话响了。母亲接到电话后小声呜咽着说：“他是个无辜的孩子，无论如何，我们是不会抛下他不管的，你们以后也不要在我女儿面前再劝她放弃。”说完便挂了电话。我听完后心头一颤，原来母亲从心底里一直都支持我。
我彻底想明白了，我要从心里接纳这个有缺陷的孩子。
我们转了一家又一家医院，医生的态度都很冷漠，也同样透露出一种坏的信息：脑受损导致后遗症。有个医生说，有些孩子体温会比正常人高一些，不必恐慌。
但我们都知道，持续发烧会产生很可怕的后遗症。
一个月的洋洋刚被抱回家的时候还不会吃任何东西。我的身体不好，不能用母乳喂养，只能以牛奶代替。他的吞咽功能没有发育好，喝奶很容易呛到，我们要特别细心地照顾他。刚开始，我们用棉签蘸着牛奶喂他，但他只吃一点点。后来，我们尝试着用奶瓶给他吸，他吸得不多，很容易被呛到。或许是他的身体不舒服，每次把他放在床上的时候，他就哇哇大哭，只有把他抱起来时，他才会安静地不闹腾。
孩子发烧时，我们采取的是物理治疗。家里买了很多退热贴，孩子的体温一旦超过37.5摄氏度，我们就贴退热片。体温如果在37与37.5摄氏度之间，我们就每隔几个小时给孩子擦一次身子，这样体温就得到了控制。
我每天翻阅着各种关于治疗脑瘫孩子的信息，记得之前看书上说，音乐可以刺激他的感官和身体里的每一个细胞，激活他已经死去的脑细胞。于是，每天早上洋洋一睁开眼，我便放音乐给他听，果然，他的乐感越来越强了。我拿给他手摇铃玩具的时候，他也会摇晃几下了。
有天清晨，我像往常一样把手摇铃放在他的手中，他下意识地摇一下就扔掉了，我捡起来给他，他摇了一下还是扔了。就这样，他不断地扔，我不断地捡起再放到他的手中。经过反复练习，他开始会用力握住摇铃了，摇的时间也更长了。他第一个标志性运动开始了，我觉得希望就在眼前。
我从书中了解到，发育正常的孩子出生不到一个月就有吃手指的动作了，可是他五个月了还没有啃手指的动作。
洋洋七个月了，但每次喝奶从来不超过六十毫升，体温经常忽高忽低，夜里每隔一两个小时就会哭着醒来。每当这时，我心里总会很难受，有时候会呆呆地望着窗外，但很快又回过神来暗自在心里为自己加油打气。
与疾病作战的七个月，希望一直种在心里。
有一天，我接到好友莹莹的电话，得知她的一个好朋友杏子开了一家儿童康复中心，专门帮助运动发育迟缓的孩子做运动康复治疗。我告诉她，洋洋七个月了，不会翻身，不会坐，也不会爬。她建议我带着儿子到杏子的康复中心看看。
那天，我和丈夫一起带着儿子去了康复中心。杏子给洋洋测试运动发育情况，除了头会随着音乐左右晃动，其他运动都不会。杏子说，你的孩子运动很明显落后了，脚踝的肌张力比正常孩子高很多，要坚持锻炼才行。我忍着眼泪问她：“我的孩子将来能走路吗？”她说：“目前我也无法跟你保证，但如果不参加运动康复，走路的可能性更小。”
如果不接受高强度的训练，洋洋以后的人生可能会更加痛苦，一辈子都无法走路，甚至无法独自生活。时间对我来说很重要，之前他持续发烧导致身体虚弱已经错失了宝贵的七个月，不能再耽误时间了。我和家人商量后，最终决定去康复中心锻炼。
我和洋洋开始了在康复中心持久的作战。很长一段时间，他极不配合，由于脚踝的肌张力很高，需要用手用力地向膝盖处推进，运动过程中他因为疼痛经常哭闹。可是，如果不锻炼，他的脚踝会慢慢萎缩掉。无论他怎么哭闹，每天还是坚持上四节课，除了严重发烧时留在家里休养，其余时间都是在康复中心做训练。
在康复中心，我遇见很多家庭带着有缺陷的孩子来进行训练。每个人都在跟时间赛跑，我的孩子已经七个月了，我的心情越来越紧张。
那时，我最畏惧的是别人问：“你儿子多大啦？”而儿子看起来很瘦小，七个月大的他看起来像正常孩子的两个月。
除了在康复中心训练，家庭训练也很重要。
我住在母亲家，每天我都让母亲帮忙给儿子做训练，父亲每当看到这种情形总是骂我太狠心，看到洋洋哭的时候就一直反对，有时直接对我说，如果要这么练就不要住这里了。当然，那是他的气话。我完全不理会他，常常把房间门关住，打开动听的音乐，坚持让母亲帮助我给孩子做运动训练。
我时常觉得内疚，我都快三十岁了，每天都还要令母亲担心。
我重新开始了阅读。洋洋进步的同时，作为母亲的我也要进步。每天他睡着的时候，我开始阅读大量的管理类和心灵类书籍。阅读管理类书籍是因为生洋洋前我在面包店收获了两年的管理经验，希望通过阅读收获更多的知识。阅读心灵书籍是因为洋洋出生后，内心受到了极大的创伤，如果不通过学习修炼自己的内心，我害怕自己无法坚持下去。
洋洋的双足外翻比较严重，杏子建议我给孩子做矫正鞋。我们拍了洋洋双足的视频和照片发到网上定做鞋子。儿子的第一双鞋子花了1800元，外形并不好看。洋洋每天穿着一双特殊的鞋子，碰到多事的阿姨就会问，你怎么给孩子穿这么硬的鞋子，小孩子还是不要穿这样的鞋子好。洋洋每天除了睡觉，一直穿着这种矫正鞋。
夏天的时候很麻烦，洋洋很容易尿湿裤子，裤子脱下来前要先脱掉厚重的鞋子。儿子或许觉得不舒服，经常鞋子还没脱就开始抗拒。每次我都会抱着他轻轻地拍着他的背安慰他，等他情绪稳定些才会慢慢地把鞋子脱下来给他换衣服。有时候，他很听话也很配合，每到这时，我都笑着夸他：“你真棒！”
洋洋在持续康复的训练下，运动方面朝着良好的方向发展。从练习翻身开始，我们练习了三个多月。但到了一岁多的时候，他的双足踝肌张力仍然很高，足踝却始终是僵硬的，没有正常孩子的灵活，我们每天都持续努力地推压控制张力，可是效果都不好。如果双足踝的肌张力降不下来，僵硬的双踝都无法落地，他什么时候能走路呢？
看到儿子一岁多了仍然不会走路，我的心里很难受，丈夫安慰我说，虽然洋洋现在不会走路，但是情况已经在朝着好的方向发展了。
洋洋两岁的时候，有一天，我们像往常一样，拿了一个新的小熊毛绒玩具逗他，刚开始他慢慢走了两步，我见状，赶紧后退几步，他也一步一步地走过来，我激动地喊道：“儿子会走路了！”
洋洋四岁那年，我第一次听到他叫我“妈妈”。
也是在这一年，他学会了自己吃饭。一开始，我慢慢地教他用正确的姿势拿着勺子，他极力反抗，总是把饭撒得到处都是。我有些心软，心想着，要不直接喂他吃好了，可是转念一想，绝不能因为怕他受太多罪就过分地照顾他。
有一天，我路过一家幼儿园的时候看到里面的孩子在愉快地玩耍，觉得很不是滋味。洋洋已经五岁了，虽然会走路了，但是还不能像正常孩子那样去上学。之前去过好多家幼儿园，他们知道儿子的情况后都不接收。
经过和家人的商议，我和丈夫决定再去拜访几家幼儿园的园长，最终，有一家幼儿园同意接收洋洋。当我们沉浸在孩子能上幼儿园的喜悦中时，园长突然通知我们把洋洋带回家，原因是儿子在幼儿园有时候会抓小朋友的头发，幼儿园的家长们不知道从哪里听说了洋洋是脑瘫儿童后，极力反对学校接收洋洋，如果洋洋继续待在幼儿园，所有家长都会不让自己的孩子继续在这家幼儿园上学。我们带着孩子走出幼儿园大门的时候，我听到园长用抱歉的语气说：“对不起。”
母亲对我说：“即使不能在幼儿园上学，也不能停止对他的教育。”
这些年，我们一直坚持帮助洋洋在康复中心做训练。当别人花费很少的时间学会数数的时候，我的儿子从1数到5却要花费半年的时间。我买了很多书给他，他很喜欢，有时候翻着书舍不得睡觉。我坚持每天晚上睡觉前让他看书，给他讲书上的故事。慢慢地，他也开始理解了这个世界的语言。
洋洋今年七岁了。有时候我们带他出去玩，他很开心。每一次总能看到他的成长，我也意识到，或许我该多带他看看外面的世界。
有一次，我带着洋洋跟妹妹一家三口去七彩蓝田，在玩的过程中只有累的时候他才让我抱一抱，没有随意地哭闹。他很认真地看海狮表演，很开心，他主动要求靠近海狮和它一起留影。看猴子骑单车表演的时候，嘴里也念叨着“猴子骑单车”。
这个时期是他单独会说简单句子的里程碑。他看到黑熊出场表演的时候非常激动地念起了熊大的名字“熊大骑单车”。我看着他激动地跳着，举起双手的大拇指为黑熊点赞。猴子走钢索表演，狗转圈圈表演，野猪跳水表演。这些节目都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换作以前，划船的时候他会弯腰后挺跟我抗争，拒绝穿厚厚的救生衣。可是这次，洋洋穿着救生衣安静地坐在我身边，吃着肉松饼静静地欣赏湖边美景，享受着划船的乐趣。
前几天去逛超市，洋洋看中一个玩具，我说：“如果你以后乖乖听妈妈的话去大小便，妈妈就买给你。”他开心地说好。是的，七岁了，他还控制不好大小便的事情。我说，男子汉说话要算数的噢。他点点头。看到玩具，他兴奋地一直叫，像是第一次收到礼物时的那种快乐。
后来逛着逛着，他又看中一个玩具要我买，以闹脾气的方式要挟我，我坚决不同意。于是对他说：“我们一次只能买一个。”他还是闹，我态度坚定，慢慢地转移话题，他慢慢地不闹了。我说，你想再逛逛可以，但我们不可以再买了，一次只能买一个噢。他点了点头，又愉悦地去逛了逛，没有吵闹着要任何玩具。
这是他长这么大以来，第一次理解了我说的话。
我在保密的核工业基地“404”长大
文/闫真（编剧）
Sayings：404位于玉门关以西，是保密的核工业生产基地。1958年，为造出原子弹，全国各地的科技专家聚集一起，在戈壁荒漠上生生造出了一座小城。
我就在这座小城长大。
小时候，我卧室挂着一幅覆着亮膜的中国地图，我一度以为那是我们404厂区地图。地图上有陕西，有东北三省，而我爸爸就来自陕西，妈妈是东北人，同一楼的邻居祖籍有山东也有上海。
三岁的我用手指贴在地图上滑动，试着找404街心公园和职工俱乐部。可是我什么也找不到，想当然地说蓝色的一大块是我家，另一块绿色的部分是楼上发小家。
其实，地图上压根没有404厂。过了几年，在我妈单位上网时，屏幕弹出的“404，网页找不到”曾令我十分诧异——它怎么知道404找不到？
404位于玉门关以西，是保密的核工业生产基地。1958年，为举全国之力造出原子弹，国家从各地招人，在戈壁荒漠上生生造出了这座小城。方圆二三十里无人烟，正是放射性工业所需要的。
爷爷一辈的人回忆，404初创年代条件艰苦，风沙肆虐。人们为躲避风沙，在地上挖坑铺上茅草，睡在地窝里，我们的火车站名现在还是“低窝铺”。
戈壁滩的年降水量只有50多毫米，钻井打到基岩都见不到水。最初施工生活用水都要靠火车、汽车拉来，一吨水的成本相当于一吨汽油。厂区连一棵树都没有，只有稀稀拉拉的骆驼草。工地孩子没见过树，工人便开车把他们拉到玉门镇。孩子们见到大树就喊起来，好大的骆驼草！
直到厂区建成很多年，风沙依然很大，小石子被风卷起，打在脸上生疼。天有时会因为沙尘变成橘红色。平静后，地上也是一层土，一踩就“噗噗”冒烟。
第一批进厂的人大多是来自全国各地的精英：厂里配钥匙的大爷只看一眼就能配出一模一样的钥匙，车工闭眼一听就能判断是车床哪个齿轮出现问题。还有顶级的厨师和糕点师，我现在还记得小时候吃过的点心味道。那时没有精密的数控机床，而原子弹核心部件的精确度要求极高，最后加工由上海汽车底盘厂的车工原公浦亲手完成。他4月在上海结婚，8月就到了大西北。
三年困难时期，厂区一度只剩几天的口粮，工人们陆续出现水肿。西北腹地交通不便，厂区人干脆辟出农场，自己生产粮油和蔬菜，又引来祁连山的冰雪融水，还组织打猎队进祁连山打猎。厂区渐渐自给自足，再往后404有了百货商店、电影院，还有自己的醋厂、冰棍厂。我出生时，一个不足三万人的厂区已经有了自己的动物园。
最初404建厂时提出的口号是“献完青春献终身，献完终身献子孙”。我是厂区第三代人。我出生的1991年，苏联解体，中国的原子弹已经爆炸了近三十年。
404地处偏远，政治地位却很高。甘肃电视台播天气预报时，第一个报省会兰州，第二个就是“甘肃矿区”—404厂对外的名称。加之老一辈人是精英，小城又叫核城，我总觉得自己生活在某个中心。
404厂里的车牌是“甘A”打头，与兰州无异，我和伙伴聊天的时候说起：嘉峪关车牌是“甘B”，酒泉更不行，才是“甘F”。说完我们哈哈大笑：“还是我们牛×。”
核工业厂牵涉放射性物质，404的生活区与工厂是分开的。工厂在西北边，需要坐近一个小时的火车。放射性最强的工作是“下大坑”，每人下坑工作半小时就必须离开。厂里的工人每天下班要洗澡，填埋防化服。我们这代人多数从没去过工厂，家长提起来只说很“脏”。
偶尔大人们也会谈起一些事故，有人“吃”了剂量，受到辐射，头发迅速掉光。
我有个同学时常过敏，去医院检查，共查出三百多项过敏原。还有一个同学一只眼近视，一只眼远视，两眼度数差了一千三百度。医生很惊讶，说一般这种情况是看不见东西的。这两个同学的父母都在厂里上班。
404的生活区以工人俱乐部和百货商店为中心，分成南北两个区，各建了一个市场、小学和幼儿园。生活区两头是公园，北边是养鱼池，南边是动物园。
我家住在北面，附近有厂里最高的建筑—通信大楼。大楼高七层，楼顶有四面大钟。在厂区任何位置都能看到楼顶的大钟，也能听见报时的钟声。
生活区很小，从头走到尾也没有两公里。我父母都在生活区工作，从我家往南，经过通信楼就到银行，银行向东六十多米就是幼儿园。
三岁半那年，妈妈去北京学习，带上了我。离开厂区第一次出远门，我在火车车厢里又蹦又跳。看到天安门广场时，我惊喜到不知所措，擎着红色充气榔头疯狂奔跑。我成了广场上一道奇异的景象，被一群席地而坐的外国人拉去合影。
从北京回到404，我和邻居家的小男孩一起被送到了幼儿园。
幼儿园是个小洋房，我们在教室里，猪在外面，隔着窗户可以看到它们在院子里拱来拱去。我们吃猪，猪吃我们的剩饭。我总吃不下肥肉，就把肉攥在手里，趁老师不注意装进裤兜。我妈洗裤子时发现了。没几天串门的时候遇见了幼儿园老师，她是我妈之前的同事。我藏在我妈后面说我不喜欢吃猪肉，老师笑了笑。第二天幼儿园就吃了一顿萝卜粉条包子。
幼儿园里有个很壮的女老师，她喜欢的人不喜欢她，她转不过劲，就疯了。小朋友也不怕她，她拿长竹竿敲打地面让大家安静时，还有小朋友嘻嘻哈哈顺着竹竿爬上去。厂区闭塞，人也认死理，厂里因为失恋患上精神问题的人不止她一个。后来女老师头发白了一半，胖得夸张，每天在街上游荡，幼儿园仍然给她发工资。
小时候爸爸忙着打麻将，妈妈一直准备大专自考。我幼儿园时期最大的梦想就是当哥哥，和弟弟妹妹一起玩玩具。可因为计划生育，我妈再生会丢掉工作，只好依着纪律，把已经怀上的孩子打掉，我想当哥哥的愿望无从满足。
碰到不开心的事情，我会走上幼儿园二楼的露台，撩起衣服，把肚皮贴在冰凉的石墙上，自言自语说：哥哥想回家。等到肚皮变得冰凉时，我把衣服放下来，肚皮再次被焐热，我想要当哥哥的念头就会稍微平复一些。这样一来，我的肠胃开始变得很差，身形也从小胖墩缩减成了小竹竿。
我和发小楼上楼下住了13年，她上幼儿园大班时我在中班，吃完饭看见她在对面教室，我就嚷嚷着也要上大班。妈妈找到以前同事，我跳级进了大班，和发小睡对床。我见到她就一直咯咯地笑，她也是咯咯地笑，午休时间我俩拿着小糖纸笑个不停。爸妈来接我们的时候，老师批评我俩不守纪律，我们还是藏在爸妈后面咯咯地笑。
我们楼隔壁单元还有一个男生，我们三个常在楼前的槐树下玩耍。四五岁时，我被一个问题深深困扰——到底我们谁会和发小结婚呢？
后院的猪被吃完，我幼儿园毕业，升入小学。我的小学紧挨着幼儿园，学校门前凸起的方形水泥墩是防空地道入口。在我们厂里，学校、住宅楼、医院门口都有这样的入口。为了躲避空袭以及核打击，404厂地下是连通起来的防空地道。听父母说，1968年中苏冲突的时候，苏联曾经威胁要攻击中国的核基地。那时厂里经常做防空演习，警报一响，老师同学就往地道里跑。
我上小学时，地道早已废弃，成了小孩子玩耍的地方。我曾撑了一把伞从水泥墩子上跳下来，把脚崴了。
那会儿有住户在楼前晾晒白菜，小学同学在一旁玩剪刀石头布，规定谁输一次就搬一棵白菜扔进地道。他们玩了一下午，楼前的白菜一棵都不剩了。
小学八点半上课，我每天六点半就会去学校，孤零零的。有一次看错表，凌晨五点我就到了学校，却碰到隔壁班的小女孩，她比我到得还早。我们俩站在校门口无所事事，她就开始给我讲鬼故事，说滑梯旁边有一个常年锁住的房间，有人从窗户外往里看，看到一双血淋淋的眼睛。她压着脖子，用凌厉的眼神盯着我，几乎使我哭了出来。
404厂区福利很好，各单位经常给职工分东西，鸡鸭鱼、米面油几乎不用买，西瓜、哈密瓜一分就是一麻袋。舅舅家分到鱼就给我家拿几条，等我家分到鸡再送回。街坊邻居、楼上楼下也以人情作保，互通有无。厂里基本的衣食住行不太用得到钱，厂区职工之间贫富差距很小。
厂区生活没什么隐忧，我家的钱大部分用来买“玩具”。1992年，父母工资总共500元，而买录像机花去3500元，1997年买带“画中画”功能的电视则花费7400元。整个厂区最有钱的人是捡破烂的，90年代已经身家十几万。他懂得做生意，靠收破烂起家挣了大钱，被大家称为“破烂王”。
后来看到政治课本对共产主义的描述，我觉得404差不多就是。
厂区人好吃，经常下馆子。因为大家互相请客，在小学门前火锅店刚开张的一个月里，我去吃了17次。我爸单位附近有一家小小的锅贴店，叫百顺鸡。店里剁馅的木墩有20厘米厚，因为终日剁馅，刀落得密，案板中间陷出10厘米深的坑。
百顺鸡最早是一家火锅店，位于自由市场中间，生意异常红火。大冬天店里热浪袭人，大家穿着短袖吃火锅。尤其在过年期间，人比往常多好几倍，乌泱乌泱都往店里挤。也就在某个新年的傍晚，火锅店门前塌陷，有人跌进两米深的大坑，摔成重伤。这件事登上厂区报纸，妈妈啧啧称奇，说404人太能吃，把地都踩塌了。百顺鸡门前搭起架子，围上绿色的网。再次开业遥遥无期，店里的阿姨就出来开了这家同名的锅贴店。
厂区小，日子也闲，最热闹的就是各单位组织的体育活动。印象中运动会就没有停过，从年头办到年尾，大家似乎随时都在准备体育比赛。因此，父母那代人大多是运动好手。灯光球场夜里灯火辉煌，父母在场中比赛，小孩子就凑到主席台交换水浒卡片。
我恍惚记得，灯光球场还演过马戏。场子里高高架起秋千，演员拴上红绸表演空中飞人。舞蛇的人把很小的蛇放进嘴里，蛇会从他们的鼻孔里爬出来。
除了体育比赛，厂里人主要的休闲就是饭后遛大街。大家都在一条街上消食，碰到熟人就站在马路上聊天。我实在不喜欢和父母一起逛街，满大街都是他们认识的人，几百米的路常常要走上半个小时。
每晚工人俱乐部门前热闹非凡，大人三五成群，聚在毛主席像下聊天。小孩子爬到雕像底座上，沿着窄窄的边绕着毛主席像走。
后来，我在各地见过很多座毛主席像，就数404那座使用率最高。
工人俱乐部的斜对面是新华书店，这里早年曾订阅过八国文字的图书。书店二楼是理发店，地上堆起的头发有半人多高。里面的阿姨和医生一样，也穿着白大褂。店里面养了不少鹦鹉，都关在笼子里，放在地上，要绕过头发堆才能看到。
有次楼下的姐姐找我去她家玩，给我看她剪下的辫子。头发用丝带系起，放在精致的盒子里。我见了觉得十分奇异，回家便拿来“大大卷”盒对着镜子剪头发。我头发没多长，只剪出半盒碎渣，根本没法用上丝带。我妈回家发现，把我拉进了理发店。阿姨指着我哈哈大笑，说我头发跟狗啃了似的。
我无法解释这件事，头发又很丑，就憋着气哭。我现在留着长发，依然痛恨多嘴的理发师。
404有一套完整的行政机关，包括财政局、土地局、电视台、报社甚至高招办。厂区还有自己的公检法系统，除了两三间房子的看守所，还有公安局和中级人民法院。
我的小学后面是山上平房，再往后走是后山，404的刑场就在那里。
厂里有个小孩欠台球室大爷桌钱，被大爷堵在学校，说不给钱让你念不成学。若是大爷告诉老师，这件事全厂都能知道。小孩找到大爷家，用斧子劈死了他。
小孩被抓住，庭审时法官喊着“死刑，立即执行”。很快，他脖子上插着牌子，被押到后山枪毙。用来遮盖血腥味的高粱酒洒在他脚下，酒味在戈壁滩上飘出很远。
去姥姥家的路上有一个大型变压器，上面挂着牌子，“高压危险，请勿攀爬”。可当年还是有人爬上去了。
厂里经常有人打架，有次一个人把对方打到不省人事，警察以为人死了，抓住了他。在厂里闹出人命必死无疑，扭送的途中他猛然挣脱，一着急爬上变压器，手触到电流，两条胳膊被击穿，做了截肢手术。等被“打死”的人从昏厥中醒来，警察才知道是误判。
这件事政府机关有失职，打人的事不再追究，并且许诺帮他找老婆。政府张罗着从周边农村找来一个女人，说答应亲事可以给她城市户口。女人答应下来，进厂后开了个小酒吧，兼卖冰激凌。她把几个子女带大，给他们买了房子。
酒吧一直开到现在，名字是“大世界”。
初中时，我们几个玩得好的同学一起报了奥数。说是学习，主要为了能聚在一起，上完课就去自由市场的大坑牛肉面吃饭、抄作业，然后买一个“大世界”冰激凌带去动物园。不知老板娘从哪儿得的配方，冰激凌松松软软，棕色、白色两个球配在一起，味道极好。我们每次吃都要拍着大腿，大加赞赏一番。
离开厂区久了，我对很多事、很多认知都不再确信，可我始终确信，大世界冰激凌是世界上最好吃的冰激凌。
“大世界”再往南就是核城动物园。
动物园最初有青海的牦牛、东北的梅花鹿，以及孔雀、鸿雁等各种鸟类。最大的笼子里关着广西运来的猴子，猴笼里挂着索道，猴子在上面攀爬，发出哗啦啦的声响。动物园里还有花房、哈哈镜馆、游艺机，但都常年关闭，专门调配员工负责这些项目并不上算。
后来各种鸟渐渐消失，孔雀也没了，原本的孔雀笼里养起珍珠鸡和乌鸡，最后干脆变成几只家养的鸡，和我姥姥家后院养的一模一样。梅花鹿变成一只羊，羊吃了几年干草后也下落不明。
我小时候动物园还有一只黑狗熊，终日在笼子里打转。后来它舔到一个小女孩的腿，女孩腿筋断掉，坐在轮椅上再也没站起来，熊被人杀死。
狗熊为什么会被杀，它不是动物吗？我不太明白这件事。听妈妈说起后，我心里想象出一幕场景：狗熊被捆绑着，低头从动物园走过俱乐部，绕过小学和姥姥家，再被推到后山。押送的人把它颈后牌子一摘，开枪打死了它。像那个欠钱的孩子一样。
我上初中时，动物园的猴笼空了。很多年没有新猴子引入，猴子近亲繁殖，悉数疯掉。我见过最后一只老猴子，它嘴里吐着沫子，眼睛血红。
动物园荒废后，由于防空地道的原因，厂区地面出现部分塌陷。先是自由市场，接着是附近的田径场。
也大概在那时，上级决定“生产与生活要分开”，于是厂区整体搬迁。由职工家属投票去酒泉还是嘉峪关。矿区卫视播报这条新闻时，我站在电视旁边，对父母说，搬就搬吧，不去酒泉就好，我不喜欢酒泉。
2008年，八十辆军用卡车开始行动，每天三趟。半年时间，我们陆续搬进嘉峪关，还赶上了看北京奥运会。那是保密的404头一次登上中央台《新闻联播》，一个大妈对着镜头说，“我从没住过这么大的房子”，接着捂嘴笑起来。我和几个朋友说她太丢人，404平房哪个没有上百平方米。
搬进嘉峪关第一年，物业还没跟上，全厂只有上《新闻联播》的那位大妈一人交了暖气费。身边人说她傻，她就去讨要。未果，大妈因此好几天没出门。随着404搬迁完成，嘉峪关房价在几个月内翻了一倍，许多濒临倒闭的餐馆也起死回生。
相比404，嘉峪关已算是繁华的大城市。厂里一批孩子撒开了收敛多年的性子，把头发烫得根根直立，逃学，出入网吧和各种娱乐场所。
姥姥家对面的小孩加入帮派，跟着混混一连十几天不上学也不回家。父母抓住他，用铁链把他锁在家里。后来他还是借口参加作文比赛逃跑。他妈妈心情低落，终日闷在家里。有人劝她去打打麻将，散散心。她去了，身边人就指指点点，说她儿子都那样了还有心思打麻将。
到了一个新地方，404的大人小孩都有些无所适从。我大部分要好的同学进了酒钢三中，我和另一个同学进了市一中。晚上我俩趿着拖鞋在校园里走。他说：“要在厂里，穿成这样肯定被人看不起。”
“在这里，穿成这样还可以看不起别人。”他又接了一句。
我们完全不适应新的生活，很快，我的成绩一落千丈，仅存的骄傲成了妄想症。加之寄人篱下，高一那年我险些抑郁。高中毕业，我选择到外地上大学，毕业之后来到北京工作。
去年10月，我和爸爸回了一次404。厂区的入口有几个身穿迷彩服的武警站岗，他们端着枪，审查每一个人的身份证件。我的身份证没换，还算404人。
进厂后，我们从南向北走去。时隔八年，动物园被大片野草占领，动物笼边上立着塌陷警示牌。动物园门外有几栋居民楼，窗户玻璃覆着泥土，很多玻璃都破了。我和爸爸捡起路边的石块向窗户扔去，玻璃被砸出洞，发出闷响。我爸兴奋地喊叫，我们砸了很久，直到胳膊酸软才停。
自由市场已被封死。厂区里我走过无数遍的主街道被刷上白线，看上去像是一条公路。红楼、俱乐部和创业场也被重新粉刷，二十几年过去，它们看上去比我最初见到时还要新。
我路过曾经气派的厂区医院，那是当年苏联专家主持修建的。医院后面有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大门时常紧闭。小学组织爱国主义教育时我进去过一次，里面介绍了404建厂的历程，有不少资料和老物件。我当时并不明白为什么要看这些，只记得黑白照片里人的神情像老电影里的英雄。
后来，有位老大爷不知缘何进了教育基地，看见了自己当年建厂时的照片。“这是我啊，这人是我啊！”他含着眼泪喊出来。七十岁了，他头一次看到自己这张照片。
不像那位老人，我似乎没有在厂里留下任何印记。我曾爬到毛主席雕像的底座上绕了一圈又一圈，在动物园拱桥坡上跑上又跑下。而现在，我对这些行为感到不可思议，甚至怀疑我是否真的这样做过。
走过医院和通信楼，我站在小时玩耍的槐树下，看到我家窗户的玻璃破了，单元门被砖头砌死。
我的404真的找不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