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走了53年的回家路
口述/陈镇 文/何书彬（非虚构写作者）
内战时期，金门青年陈镇被征派到大陆作战，厌战的他当了逃兵，并滞留在福建沿海。等他再度回到家乡，已经82岁高龄。
别人偷渡，是为了做工、赚钱；我偷渡，是为了回家。从厦门到金门，两公里宽的一条海峡，我走了53年。
1946年，我在金门加入自卫队，由于念过一段时间私塾，当了中士班长。第二年的元宵节，福建省保安团从金门抽调了两个中士班长，一个是我，一个是金门后浦的汪丁赐。那时我刚结婚，还没有孩子。
出发后，我才知道是要参加突击队，“围剿”闽西、闽北的游击队。一开始，打了几场胜仗。带我们的队长孙谅宽是个山东人，那时我们看他很了不得，因为他有和陈诚、白崇禧等人的合影。
1949年8月，解放军攻下了福州。福建绥靖公署主任朱绍良去了台湾，他临走前让我们进军安溪，但我们走到永泰就让解放军包围了。从早上五点打到第二天凌晨一点，部队整个被打散了。
我和十多个人一起，走了十几个小时，走到一个只有三十多户人家的小山村。我身上还有两元钱，就买了饭大家一起吃。吃完了刚躺下，解放军就到了，我们全当了俘虏。
解放军把我编到28军警卫营。那时天天打仗，不要说今天不知道明天怎么样，就是在这一秒，也不知道下一秒怎么样。看到这边倒下一个，那边又倒下一个，心里当然害怕啊。
过了两个月，我就想着逃跑。
正好有一天，我在去军部开会的路上，跌倒摔伤了，第二天我就向上面请假，离开了部队。我当了逃兵，而且没有被抓到。那时解放军对逃兵抓得不紧，不像国民党的部队。
八月十五那天，我跑到惠安，这里已经是闽南了。后来我又跑到晋江的衙口村，在这里把名字改为“蔡龙镇”，留下来帮人打零工、做农活。
我留在衙口是为了回金门。
当时我是这么想的，衙口就在海边，离金门很近，以后不管是金门解放了也好，还是蒋介石反攻大陆也好，我要回金门比较方便。
没过多久，我就做了“运动员”，要学习，要写坦白书。我心里怕，但是没办法。我考虑来考虑去，考虑完了写坦白书，交代打死过27个解放军，就这样写吧。
写了以后，两三天吃不下，睡不着。我害怕啊，心想人家会不会把我枪毙掉呢？
批斗会开始了，我实话实说：“那时各为其主，当兵只是为了生活。我在金门时，金门还没有解放军，我不知道伟大的解放军，也没办法知道。我只知道蒋经国，不认识解放军啊。”
以前28军俘虏我时，我也是这么说的。那时解放军比较明理，还问我有没有可能写错，如果写错了就改正。
在批斗会上，我是陪斗，没有被挂牌子。
1958年，就是“八二三炮战”那一年，因为回不了金门，我在衙口有了新家庭。
那个女人是衙口本村人，原来有个老公，是个渔民，在海上捕鱼时淹死了。她带着两个小孩，和她的公公。后来我们又生了两个孩子，一男一女，这样一家子就有了七口人。吃不饱饭，我就去人家的菜地里捡包菜叶、花菜叶。吃了以后，天天拉肚子，屁股像水龙头一样。
看到小孩子挨饿，我心里过不去，去海边买一些鱼来卖。没有想到，那个女人不懂事啊，居然去大队告状，说我不种田，要去做生意。我种田，一天的工分是两毛五。那时一斤地瓜干多少钱？能卖到十几元。我要是不做生意，哪里来的饭吃呢？
这个女人整天吵，说我是靠她才在村里活下来，说我占了她的门户。
离婚吧。
离婚时，我女儿一岁多，儿子还不满周岁。离婚前，我向人家借钱买粮食吃，欠了180元。离婚后，人家怕我跑掉，天天过来要债。
我没办法，只好把儿子送给人家，得了400元。那时一百斤花生450元。一个小孩，还比不上一百斤花生。还了180元，还剩220元，那个女人又到大队去闹，说孩子是她生的，要我分她100元，不然就不让我迁户口。没办法，给她100元，还剩120元。没过几天，那个女人的亲戚说要嫁女儿，又借走50元。
我和儿子从来没有说过话，人家带他去了菲律宾。他那时小，不会说话，也不懂我是他的父亲，他是我的儿子。后来把女儿也送人了，女儿埋怨我，说我不爱她。我是没办法啊，我天天要出工，没人在家里带她，就把她送给别人家了。
我又成了一个人住在衙口，全村17个生产队，加起来一万多人，别人都是本村人，我是一个外地人，容易受欺负。
1979年，我和人家打架。当时是争一张电影票，人家要欺负我，我坏脾气上来，差点把人杀死，被判刑15年，在监狱里待了13年。入狱的时候，我快60岁。出狱的时候，我已经70多岁了。
没有地方可去，我自己寻找活路，到政和县开了一家饼铺过日子，但是不能落户口，我成了一个黑户。后来，饼铺生意做不下去了。我回到晋江，在罗山镇卖包子、油条，还是落不了户，当黑户。
2002年，我82岁，孤单单一个人，活到了这个年纪。那时我攒了几千块钱，一辈子就攒了这些钱，没有家，没有户口。
我心里想，去上海、苏州走走吧，人家不是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嘛。我出去看看，把钱花光，就可以结束这坎坷的一生了。
这时有朋友对我说，你可以想办法回金门啊。当时从厦门到金门，已经有直航，但是我没有户口，不能走正常手续去金门。再早一些，也有福建人为了赚钱偷渡去台湾。我是一个没有身份的人，只能偷渡回金门。
那一年5月1日，我来到了金门对岸的大嶝岛。在解放前，大嶝是金门的一部分，解放后，这里属于厦门。渔船从大嶝出发，20多分钟就能到金门。
说起来，我还是个厦门人。我出生在厦门，就是现在第八市场那个地方。
我小时候，家里条件还不错，祖父放贷给别人，月息两厘。抗战爆发后，这些债都收不回来了，家里剩的钱贬值也很快，一家人吃不上饭。实在没办法的时候，听说日本人在金门修机场，我就到金门做工，留在了金门，又在金门何厝成了家。
厦门解放的时候，我在厦门已经没有亲人了。他们要么去了印尼，要么去了香港。我们断了联系。
在大嶝，我上了一条要去金门卖菜的渔船。政治上虽然划分了边界，但在民间，边界是模糊的。当地人和金门有很多这样的贸易往来，他们早就习惯了，但他们见我这么大年纪的一个人跳上船，而且是他们不认识的人，还是吓了一大跳。
我对人家说，我要去金门海边拾螺，人家才答应我留在船上。到了金门海边，我趁人家忙着系船，在船缝里塞了两千元就离开了。
这一年，82岁的我为了回家，当了一个“偷渡客”。
上了岸，我看到中兰路还有路边的牌坊，发现几十年过去，金门变化并不大，还是以前的样子。但是，我什么都没有了，老婆死了，房子塌了，我连一粒沙子都没有。
找不到亲人，我在金门主动向警察投案，给他们找了一个大麻烦。他们没见过我这样的“偷渡客”。金门各个单位都查不到我的资料，而且我在大陆也是一个没户口的人。他们既不能让我在金门合法居留，也不能比照一般的偷渡客把我遣返对岸。
终于回到了金门，我却差点成了一个“两岸人球”。中国这么大，可我在两岸都是没有身份的人。
还好，我嫁到金门官澳的一个妹妹听到消息，赶过来认了我，又在金沙镇公所发黄的户籍资料中，找到我的名字，备注栏里有“出征”两个大字。这证明我是一个金门人。
另外，我从大陆监狱里带出来的“释放证明书”上，也写着我是“金门人”。没有想到，二十多年前的一场伤人案，却成了我作为金门人的一个佐证。
不久后，我在金门拿到了身份证，不再是一个“黑户”。在“非法”了几十年后，我终于成了一个“合法”的人，一个“合法”的金门人。
办了荣民证后，我住进了大同之家。在这里，每个月可以领新台币13000元，相当于人民币两千多元吧，逢年过节还有一些礼品，看病有医保。
我现在生活还不错，身体也好，什么都想得开。
等了17年的一场雪
文/张火麟（赌场荷官）
2000年圣诞前夕，24岁的健明焦灼地考虑究竟要送什么礼物给阿芬。那个年代，中国还不大流行过圣诞，更别提他们所在的这个福建二线城市了。可健明坚持要送。
他花了好几个月工资，在金店买了只镶刻着龙凤图案的金镯子。陪他去的哥们笑话他：“人家都要去美国享福了，还会记得你吗？把钱往水里扔！再说了，谁圣诞节送金镯子？这是该结婚时才买的，得买一对。”
健明把镯子收好，说，结婚的时候再买一只，凑一对。
健明和阿芬来自福建一座小县城，关系要好，从小一起长大，健明高中毕业后就跟随叔叔到漳州做水果生意，阿芬读了几年大专也来到漳州，在一家私企做出纳。
他俩同岁，原本准备过了龙年，本命年就结婚，可在本命年里，阿芬爸妈决定带一家人去美国投奔她姨妈，定好了日子，过不了多久全家就飞往美国。关于移民的细节，阿芬没有正面回答我，我也很识趣地没有问。
阿芬在漳州的最后一个夜晚，健明带她去了两家小店吃卤面和蚵仔煎，说：“到了美国以后，漳州小吃应该就吃不到了吧？”
阿芬的眼红红的，嘴里吃不出滋味。两人沿着河道没有目的地朝前走，天黑蒙蒙的，冷风呼呼刮在脸上。
健明把礼物递给她，阿芬措手不及，接过来打开看，一阵恍神，盖上盒子，硬要把礼物塞还给他。
“这很贵吧？快退了去。金镯子这么土，我到美国也戴不上。”
健明拉住她，把脸凑近前去：“镯子是买给我媳妇的，要退也得由媳妇去退。”
两人紧紧拥抱在一起，不知过了多久，健明才说：“听说美国那边冬天下大雪，零下二三十摄氏度呢，你可要多穿点。”
阿芬说自己从来没见过雪。健明把她抱得更紧了，说来年和你一块儿去美国看雪。
一个多星期后，阿芬一家五口落地洛杉矶，一点儿都不冷。零下二三十摄氏度的那是纽约，洛杉矶从来不下雪。
阿芬一家被前来迎接的姨妈接到家里，她松了一口气。来之前，她读了《北京人在纽约》这本书，很怕一下飞机就像书里那样，被亲戚拉到阴暗残破的地下室去。
姨妈开的是一辆旧旧的六人座本田商务车，在中国一般很少有她这个年纪的女人开这样的车。姨妈说，在美国开大车方便，接送人、托运货物都能用得上。能自己搬运的东西就自己运，能自己干的活就自己干，租车请人都贵得吓死人，来久了你们就明白了，处处都需要省钱的。
姨妈一家移民到美国快十年了，每逢她回福建小县城探亲，亲朋好友都围拢来问她，是不是在美国发财了？是不是开小车住大洋房了？姨妈大多笑而不语。
她们家住的是独栋平房，外观看上去很老旧，内部没有装修，屋里只有普通实用的必备家具。姨妈和姨父住一间主卧，他们的大儿子住一间小卧室，小儿子刚结婚搬出去住了。姨妈把阿芬爸妈安排在以前小儿子住的那间卧室，阿芬和弟弟妹妹们睡在客厅。弟弟睡沙发，阿芬和妹妹一人一张折叠单人床。
第二天，姨妈带他们一家去感受圣诞节气氛。大商场热闹温馨，拉着彩旗，挂着彩灯，聒噪的圣诞乐循环往复地提醒着人们给亲友们购买礼物。商场中央划出一块区域，一位扮成圣诞老人的大叔坐在长椅上，和排队的孩子们合影留念，脚下堆满用泡沫塑料制成的假雪。
在姨妈家客厅里一翻身就会咯吱作响的简陋小床上，阿芬还没有调整好时差。圣诞夜里，她辗转反侧，就像商场里没有真正的圣诞老人一样，在美国也没有一张舒适温暖的床。礼物，更是没有的。
时差还没倒好，家人们已把谈论的话题集中在了找工作这件生死攸关的头等大事上，就像《北京人在纽约》的作者曹桂林说的“美国不养人”。
姨妈带他们全家去找中介帮忙。中介所位于丁胖子广场附近一栋低矮破旧的写字楼底层，很小的一间办公室，里外都是人。八九个人坐在靠墙的一溜椅子上，五六个人坐在门口台阶上，还有几个人蹲在门边。
阿芬看看那些人，他们大多四五十岁，灰头土脸，眼神空泛，不像受过高等教育的模样。中介所里就一个工作人员，看着像老板娘，拿着一部手机和一部座机疯狂地接打电话，语速快得像机关枪。
“杂工对吗？有没有年龄限制？什么时候要？”那女人把话筒从嘴边移开，朝等待的人群大喊，“中餐馆，杂工，1200，包吃包住，45岁以下的有没有？”
人群中有三四个人举起手来，起身快步朝那女人围过去。
跟这些人比起来，阿芬的条件绰绰有余。她趁那女人接打电话的空隙，主动起身自荐：“我24岁，大学本科毕业，学工商管理的，做过……”
老板娘用余光扫了她一眼，让她找个地方等着。
等了整整一天，那女人始终在竭力喊叫着：“保姆有没有？月嫂有没有？厨师三年经验的有吗？司机呢……”
阿芬在美国的第一份工作是保姆，这只是临时的，没有一家女主人愿意请一个24岁的女人来家里当住家保姆。当老板娘喊出“每周工作3天，一天50块，5~6个小时，要女的有没有”时，一个响应都没有。
阿芬举手走上前去。她说，举手的那一瞬间，自己内心的某种坚持垮塌了，默认自己和在这儿找工作的人们没什么区别。
为了做这份工，她交给老板娘50美元作为中介费。姨妈接送她上下班，也得付10美元。
她的雇主周姐比她大十岁，她家房子比姨妈家的宽敞气派多了。第一次到周姐家时，打扮得美美的周姐客气地安抚她说，知道工资不高，但工作很轻松，只需要在没大人在家的时候，照看下九岁的孩子和两个“小宝贝儿”—两条上蹿下跳的雪纳瑞。
去了没几次，周姐叫阿芬连时间都开始不固定了。说好的每周哪几天去，周姐却会临时通知她不用来了，或是火急火燎地催着她去。
“有次周姐催得急，没好气地说：‘知道洛杉矶工作不好找吗？’”时至今日，阿芬对我说起来还有些恼火。
很久后，她才明白，周姐要急着出门就必须把她叫来，因为在美国不允许把这么小的孩子单独留在家里，这样的话，她就得全天待命了。
渐渐地，周姐精明算计的一面也暴露出来。除了让阿芬打扫家里卫生和清理院子，还让她干其他活。超市里手工水饺卖得贵，就买了饺子皮和肉馅让阿芬包，包完把大双开冰箱的冰冻层塞得满满当当。给两只雪纳瑞洗澡、吹毛、剪指甲的活，也落在阿芬身上。
当时，在阿芬的一家人里，阿芬妈妈的收入最高，她当住家保姆，一个月有1500美元。她爸爸在餐厅做杂工，平均一个月被辞退一到两次，老板总是在找比他更合适的人来代替他，加上不懂维权，语言不通，阿芬的爸爸精神抑郁了一段时间，一度很后悔带家人来到美国。阿芬的妹妹和她一样，也在打零工，弟弟则被安排进了高中。
姨妈家也不是白住的，阿芬一家每个月要交大几百美元的房租、水电费和耗材公摊费。说起这些，阿芬没有抱怨，反而很感谢姨妈一家：“我们一家五口，这个收费标准真不算高了。”
第一年在海外过春节，阿芬一家就随便吃了顿饭，没有惊天动地的鞭炮声，没有小长假，也没有亲友来回串门。只有华人超市里播放的新年喜乐，提醒着春节到了。
一次晚饭，阿芬不自觉地谈起美国的种种不好以及洛杉矶的破烂，还不如福州，好想回国。性子耿直的姨妈不以为然地提高了音量：“谁刚来美国不是这样的，人人都坚持得下来，怎么你就不行？”
一切都会好起来的。那段日子，阿芬常常用这句话宽慰自己。
健明当初的圣诞礼物被她藏在一只装满衣服的旅行箱深处，在姨妈家的那段日子里，她一次也没有拿出来过，渐渐地，给健明打电话的次数也不那么频繁了。
阿芬走后几个月里，健明的哥们儿劝他死心：“早跟你说了，人家在洛杉矶，你在漳州，该断的心思就断了吧。”
健明只是埋头干活，把一箱箱水果搬起，然后整齐地码放进货车厢里。
初来美国，阿芬睡不好觉，精神日渐萎靡。姨妈的大儿子，也就是阿芬的表哥，时常对她说边打零工边上学，还有些奔头，光打零工是永无出头之日的。
阿芬向他寻求建议，表哥说，只有去上学才能从社会最底层往上爬，至少得先学会英文，否则在美国相当于瞎子和哑巴。
姨妈也表示支持，带着她和妹妹去社区学校报了免费ESL课程。社区学校的老师试图说服她俩学完英文课后继续学习正规课程。可哪怕只是社区学校，每年也要一万多美元的学费。这让阿芬望而却步了。
最终，她决定寻求爸妈的支持，共同资助妹妹读书。“我那时都25岁了，学什么都晚了，阿妹才21岁，不能像我这个没用的姐姐一样干一辈子体力活。”
出国后从没掉过眼泪的阿妹抱着姐姐痛哭了一场，她们的爸妈也含泪默许了。
在姨妈家的客厅里睡了半年多，阿芬终于告别了那张吱吱呀呀的弹簧单人床，告别了夜里摸黑去上厕所的日子，和家人搬进了新家。搬家时，姨妈的那辆旧本田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新家不大，阿芬只能和妹妹睡一个房间，三个卧室的房子的租金对于一家五口来说已是一笔不小的开销。
阿芬早已不做零工，而是在餐馆打工，从杂工、油锅、帮炒到企台都做过，梦想着将来开一家自己的店。
第二年的圣诞很快到来。阿芬给健明寄去了一双漂亮的球鞋，在一张卡片上写着：“下一个圣诞节，穿着它来美国和我结婚吧。”
健明收到球鞋后，却没有对哥儿们炫耀，而是把鞋盒盖上塞到床底下，直到盖子上积满一层灰。
2003年底，健明以阿芬未婚夫的身份，穿着两年前的新鞋第一次踏上美国国土。他们在教堂举办了简单的婚礼。健明提起要买个金镯子凑一对，阿芬告诉他：“不用了，你来了我们就是一对了。”
阿妹则从社区学校结业后，转到大学读书，毕业后留在华盛顿州，嫁给了一名药剂师。
健明来美国后也在餐馆打工，先后打了十多年工。
2005年，他们迎来大女儿Lisa，2009年，又有了小儿子Jacky。
儿女的出生，在为幸福生活添砖加瓦的同时，也增大了家庭的经济压力。父母有他们的生活，不能常来帮忙看孩子，阿芬也有了当年周姐的难题—孩子离不了大人。
阿芬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孩子身上，有那么几年里，一家几口就靠健明一个人的收入维持生计。从2000年来美国直到2015年，阿芬和健明才盘下一家中式快餐店，实现了梦想。
开店后，阿芬成了全职太太。她听说我是熟人介绍、来采访她时，先是一口拒绝了：“我没时间。早上6点就要起床弄早餐，送两个孩子去上学。回来买买菜收拾收拾，就要做午饭了。把小孩接回来，吃完午饭，再送去after school。做完晚饭又把他们接回来吃。有时带他们去上跆拳道课，还要盯着他们写作业，帮小的那个洗澡，你说我怎么会有时间？”
我问周末呢。她说：“周末更不行了。店离家远，我老公平时住员工宿舍的，周五晚上我要带两个孩子去找他，星期天晚上才回来。一个星期，我们家就团聚这么一次。”
我努力了很久才采访完这个故事。她几次向我哭诉，钱难挣。半年前，离店几个街口外新开了家同类型的餐厅，和他们一样，也主打陈皮鸡、蒙古牛肉等菜色，因此她店里生意每况愈下。
他们的快餐店在洛杉矶棕榈泉附近的“老墨区”，在那片区域居住的墨西哥人和黑人比较多，治安状况也不好。夫妻俩选择这里的原因无非是这家店转让费最低，租金也低。
三个星期前，他们的店被人砸了。那天，快餐店的落地玻璃窗被人砸开了一个大洞，店里的收银机、部分电脑连同墙上的摄像头，都被人搬走了。
阿芬站在一旁直掉眼泪。健明伸出手轻轻地帮她擦去脸上的泪痕：“别着急，我会叫人修好的，很快。”
阿芬的落泪一半也是因为前晚受的委屈。前晚，两个墨西哥人快打烊时才进店里，两人要了三份餐。各吃完一份后，大个子把阿芬叫过去，要求把第三份退了。小个子却说，不退，他可以吃完。
不料，等小个子把餐盘吃得一干二净后，又把阿芬叫去退钱。阿芬没忍住，和他们吵了起来。健明怕阿芬受欺负，赶忙同意退钱。
望着一片狼藉的店铺，阿芬止不住啜泣：“也不知道这两件事之间有没有关联，都是我不好，太冲动了。”
健明温柔地安抚她：“别想太多，该来的总会来。”
上周五，临近圣诞，我再去阿芬家的店里，她正在和丈夫商量，今年是不是该往墙上贴圣诞老人了，再把去年那棵圣诞树拖出来摆在柜台旁边。
她对我解释说，这么多年，家里从没买过圣诞树呢。Lisa大了，懂事，从没提过。Jacky从前年就抱怨说同学家里都有圣诞树，就我们家没有。
一旁的健明不置可否：“今年买一个也行，不过圣诞树华而不实，不如把钱花在更有意义的事上。”
夫妻双双把头转向正在店里的小餐桌上做作业的儿女，阿芬当场做了决定，对健明说：“要不我们全家人去看雪吧，大熊湖，大熊湖那边下雪！这辈子我们谁都没见过下雪！”
健明看看孩子们，又看看阿芬。提到雪，她脸庞上挂着孩子般的稚气。
“好，圣诞节我们全家去看雪！”
几天后，她给我传来了几张大熊湖的街景和雪地的照片，很美。
在菲律宾放一场火
文/阿浪（在菲华人）
20世纪90年代，敢下海的人还不多。我老家在福建石狮，当时村里已经有个别人“下南洋”谋生，带回来的都是些不一样的精致玩意儿。二十出头的父亲在国内坐不住了，和母亲两个人拎着几套换洗衣服就上了去菲律宾的船，母亲在那边有个开大巴公司的老姨。
三个月后，父亲才知道什么叫“穷山恶水”。菲律宾一年只有两季，旱季的时候平均三四十摄氏度，那种不透气的热，活活要把人晒成人干；雨季则恨不能把人涝死，用父亲的话说，下场雨就能在外头养鱼。最严重的一次赶上了台风，连下五天，最后两个人爬上车顶盖着雨布熬了一宿，母亲肚里当时还怀着我。
除了气候之外，最让父亲窝火的便是上了老姨的当，说好了当合伙人帮忙管理，谁知道过来就是当个打工的苦力。当时菲律宾还没有统一的身份证，待了一个多月，父亲对老姨父开口说想办个车证，这样还能找点别的活路。老姨父是个老狐狸，怕父亲有了车证就留不住了，于是便一再推托。
但父亲从来就不是省油的灯。他一咬牙买了几本菲语书，一个词一个词地指给其他番工们看（福建人叫菲律宾为番），让他们读再指手画脚地理解意思。因为本身有些英语基础，不出两个月他就掌握了基本的日常用语。
父亲就让番工带他去办车证。结果到了地方，发现该有的证明和资料一样也没有，全身上下还不足二百比索（人民币二十块左右）。
但父亲还真就铆足劲儿了。一路找到了局长办公室，操起他那蹩脚的菲语就对局长说：“我叫Atong，交个朋友吧，我需要办车证。”天知道为什么局长没有把他当作可疑人员拘留起来，还真的把车证给了父亲。
父亲直接奔向银行开了个空头账户，又花了一百比索买了支票本，接下来他就要开始赚钱了。当时“下南洋”赚钱的路子有两条，一条是像老姨这样在当地自立门户，另一条就是卖中国货，比如说鞋。
父亲直奔华人商场，在看中一家店铺里的鞋样后，他拿家里所有的积蓄用批发价换了二三十双运动鞋。仅仅下了两层楼，他便在商场门口摆起了地摊。父亲加价不多，过往的路人没进商场细逛的，在门口就顺手买了。
鞋卖得不错，父亲立马打起自起门户的念头。仅靠批发进货太慢，于是他又火急火燎地奔向了中国来的货仓。
货很快就找到称心的了，但钱没到位。父亲也不心虚，一挥手就开了一张两个月后的支票给对方。可人家货主也不傻，一个生人怎么能随便收支票？一转念，父亲报上了那家批发店铺老板的电话。货主一问，正好认识，便欣然收了支票。
只花了一个多星期父亲便将盈利的钱存进了账户，他靠着空头支票居然也有了自己的鞋铺，从老姨的平房宿舍搬到了附近的一栋居民楼里。
父亲以为挣脱了老姨和老姨父的摆布便能大展拳脚了，但在别人的地盘就得低头。
虽然当时下海华人已经足够低调，连房子都不敢盖高，但相比于用塑料板和木板隔房子住的大部分番仔来说，这已经暴露了中国人的富有。而且中国人基本不会说菲语，做生意的时候就一边“ito！ito！（这个）”一边用手指着货物，再用计算器按出价格给顾客看。
偶尔听闻一两个同胞的货被警察扣了去，华人们也只当认栽，毕竟是卖假鞋在先，并没有意识到这是噩梦的开始。后来尝到甜头的警察们更加肆意妄为，有时连人也一并抓了去，美其名曰“身份不明”，华人们这才慢慢意识到，警察开始抢货了。
警察们知道华人为了赚几个钱不愿惹事，也不敢惹事。于是他们灵敏地嗅到了新收入的来源，用福建话说就是“含劳餐”，即“索贿”。
每次被抢动辄是几百千的比索（折合人民币几万元）才能赎人，遇上不愿交钱或者交不起的，警察便威胁要将此人划入“黑名单”。一旦被列入“黑名单”，轻则无法再合法踏入这个国家，重则需要以美元为单位的花销来“洗黑”。所以哪怕再不愿意，华人被抢了货要么就当作慈善不要了，要么就塞个几十千比索（约合人民币几千块）来换货换人。从仓库到店铺的那几千米路程，往往能让华人烧香念佛大半天。
父亲自然也没能幸免，一次店员押货途中就遇上了抢货，好在店员机灵，说几步路就到了，不如他们自己同老板说。一问，又是个中国老板，七八个警察喜滋滋地跟到了店里。
父亲看一眼就知道出了什么事，没等警察吱声，先开口索要搜查令和逮捕令。这正好难倒了他们，分明就是不正当的勾当，哪里拿得出什么证明和指令？一旦被反咬一口也许还会惹祸上身。那帮警察让人哭笑不得之处也正是这个，欺负不懂法律不会说话的中国人，实则个个都是纸老虎。
领头的警察知道遇到一个“不一样”的中国人了，转口便搂着父亲说要到一边“pakiusap”（商量商量），几个手下也心领神会地推着货要走。父亲知道他们要押货了，让店员叫来了保安头。好在平时有一块儿吃喝聊天，保安头很给力地领来了十几个佩枪的兄弟，一转眼就把警察困在中间。
随着围观群众越聚越多，领头的警察有些怵了：“这样我们不好交代的。”父亲自然也明白点到为止的道理，如果再往大弄了动静，他势必也会吃亏。官官相护，华人在菲律宾就像是待宰的羔羊一样。于是父亲咬咬牙对领头的警察说：“我跟你们走，货留着。”又对保安头说：“把他们的证件都抄下来，我出了事，你就去抓他们。”虽然不情愿，但这好歹是折中的办法，七八个警察不痛快地押着父亲走了。
看起来是父亲占了上风，但实则只要到了局里，警察们相互包庇，他还不知道会受什么罪。莫须有的罪名在当时从来是屡见不鲜的，那时候黑警的渗透几乎已经到了骇人的地步。
再过一条街就到警局了，情急之下父亲对领头的警察扯谎道：“我和你们局长很熟，到了那里，我们会一块儿喝茶的。”也许是还没从刚才的闹剧中平复回来，领头的警察慌了神。这下父亲的底气足有七八分了，接着瞎掰：“Rina是我的老朋友了，就算要拘留，你们也关不了我。”这下，一群人都住了步子。其实父亲只和局长Rina的妹妹有过一面之交，因为她来店里买过鞋，爱唠嗑的天性让她没心没肺地说出了自己的姐姐在附近的局子里当官，想讨个折扣，不承想这反而救了父亲。
估摸着到火候了，父亲摸出千把块比索塞进领头的警察口袋里说：“这样吧，我也不用去了，结果也一样的，这点钱你们拿着去喝个茶，辛苦一天了。”几个人这才会意地笑了，番仔贪心，但也知道见好就收。父亲就这么差一点进了局里，一层楼的其他店老板纷纷跑来打探消息，因为他是第一个既留住了货，人又很快安然无恙回来的中国人。
这次之后，警察们消停了很长一段时间，大概是去别的区域骚扰其他中国人了。父亲也明白哪怕再安分，“地头蛇”还是会不断地想法子整治华人，因此他特意拎了一堆东西，当然还有面额不多但足够打发的红包，亲自去了警局。
看到父亲后，一众警察傻了眼，头一次见主动送上门的中国人。搞清来意后，一众警察喜笑颜开地成了父亲的“朋友”，直呼有需要的话尽管找他们。
以为搞定了戴官帽的便能安静做几天生意了，但是父亲忘了“穷山恶水”还有半句是“出刁民”。
因为急需人手，他便招了个自称是从山上来的番仔。没几天，这个番仔的劣性便暴露无遗：好吃懒做，一有空就偷闲，而且自从他来后，钱屉里的钱总对不上数。
本想好言辞了他，但他好像知道了老板的心思，在一次取货的过程中押了两箱货便消失了。父亲下决心要治治他，找来之前那七八个警察，调了沿路的监控：嗬！正在附近的饭馆里吃喝着呢！
父亲只想把他送进去关几天，但那几个警察下的招更恶毒。一撞门进去便把番仔连同几个狐朋狗友铐上，领头的警察往桌上一拍，便拍出了事先藏在警帽里的一小包“白面儿”，说道：“在场的所有人都能做证，这白面是从你们身上搜出来的！”似乎是不怕乱，边上的一个警察还指了指自己头上的警帽，意思是他也有准备。
几个番仔一看直接腿软了，跪在地上痛哭求饶。菲律宾地处群岛，政府腐败，毒品问题十分猖獗。在这里最可怕的罪名不是杀人，而是沾毒。一条人命在那里闹不出太大的动静，但是只要一小包毒品，自己怕要把牢底都给蹲穿了。
父亲也给吓到了，说：“差不多也就得了吧，我拿回货就行了。”货自然是拿不回来的，这几个番仔早低价转手给了路边的货仔，而换来的钱都在这一桌的酒菜上了，还有结余的在路边已经随手赌掉了。
几个人便被押了起来，几天后家里人东拼西凑交了钱才得以走人。父亲那些钱一分没拿，直接请那些警察吃喝了一顿以示感谢。领头的那个警察半开玩笑地解释道那是吓唬人的手段，父亲心里还是蒙上了阴影，原来黑白可以这么颠倒。更让他不忍的是黑警们为非作歹，不惜对自己的同胞如此心狠手辣。
往后的几年里父亲又经历了大大小小的各类事情，也许是厌恶了在别人的控制下苟活，他把店盘了出去。
没多久，商场发生了一场连续一天两夜的大型火灾，整栋商场被烧了个精光。现场只有两三辆消防车懒洋洋地停靠着，几百个华人店主在一旁呼天喊地。最让他们绝望的不是眼睁睁看着整个商场被火焰吞噬，而是明明有机会再抢救一下，可番仔们却因价格谈不拢，迟迟不肯救火。
据说，商场的老板提早买了巨额保险，让人在半夜放火烧了商场，因为没有正式的合约，上千家铺子拿不到赔偿，多年的生计毁于一旦。就算是去控告，商场的老板也只需要拿出一部分的赔偿金打通官员，就能把这场计划许久的阴谋变成一次再平常不过的意外。
地区的新闻报道不痛不痒地用几句话带过，菲律宾每天都有无数的火灾在上演，一座商场算得了什么，何况绝大多数的店主都是华人，而且并无人死亡。没人去关心这场烧了近48小时的大火背后是否有不为人知的秘密，所有人都默认了它，唯独父亲，一个和这座商场并没有太多关联了的人。
他先找到了商场的高层人员，好话说尽威逼利诱也没能见到大老板一面，反而是一个多次接待他的员工私底下跟他说：“就这样吧，没办法的，不要给自己惹事了。”他需要更多的华人站出来反抗，但联系了十几个往日交好的店主后，父亲失望了。哪怕已经有人出头想平反，但多虑又怕事的天性使他们连喊冤的勇气都没有。
他退了一步，写了一份“联名状”，上面声讨了商场老板的黑心和各种不是，又尽他所能联系到了几十个店主，让他们一同在上面签字。后来，也许是一传十、十传百，联名状上面有了近二百个店主的签名。也有几个看不下去的主动站出来和父亲一起东奔西走找关系。
最后，他们找上了菲华商人总会，二百个华人店主的呼声让会长不得不亲自出面动用各种关系来声讨商场老板，前后聘请了二十多个律师，上百张的出庭通知单让商场老板不得不低了头。由商会负责，按店铺面积算赔偿，把赔偿金如数给了联名状上几百个华人店主。
而剩下的，更多的店主，因为没有在联名状上签字，所以没有得到赔偿金。父亲把拿到手的赔偿金的三分之二都给了那些店铺的租客。按理说，如果父亲拿走所有赔偿金也是理所应当的，他是店铺的拥有者，而且租客和他并没有签署任何租约。但很有生意头脑的他，在这次事件中，自愿选择做了一笔吃亏的买卖。
这些都已经过去了二十年，父亲的经历已经算是幸运的了。在父亲来菲律宾之前，华人更像是这片土地上的流窜犯和灾民，处处受歧视。在费迪南德·马科斯执政期间，宣布了合法居留的华侨可以申请加入菲籍之后，华人的地位才有了改善，不过这个改善是缓慢的。
今年父亲已经快五十岁，从穷得为人打工到已经有了自己的工厂。后来下海华人越来越多，大家不再闷头做生意，像父亲这样的刺头也有了自己的组织。华人的地位慢慢有了提升，2010年还出现了首位有华人血统的总统。
不愿回到母亲身边的香港青年
文/雷军（真实故事计划编辑）
Tips：一件事出现漏洞，就再也填不起来了。
Sayings：我离开你太久，回家的路都已模糊。
过年的时候，我就会想起阿杰。他以前总问我，你们家真的没有通公路吗？有山？还有小溪？一整片竹林长什么样？一个家族一起过年？
他似乎对一切都很新奇。也难怪，在香港长大的孩子，国际大都市以外的东西都是陌生的。
那时，我刚到香港读研究生，还没有认识本地朋友。他有一天忽然搬到了我们的出租屋，成为继任“厅长”—就是承租客厅里隔出来的床位。在香港，这样一个床位月租也需要3000元。
到香港后很长一段时间，我的情绪都很低落。大家以为我事业有成，赚到了足够的钱可以奔赴新世界留学，其实我是四处碰壁。辞去了工作，来到一个陌生的地方，面对繁重的课业压力，以及渺不可知的未来。
人生第一次，我独自过了一个春节。大年三十，我赶在街市歇业前买好了菜，芋头炖肉和红烧鲫鱼，一次性做好，分两顿吃。夜里，我在电话中哄爸妈说，我好得很呢，和几个香港朋友在一起吃大餐跨年。然后把免费报纸铺在地板上，看窗外城市灯火璀璨，只喝了两罐啤酒就醉了。
来了个本地人，是我融入新生活的好机会。我装作很酷地主动和阿杰聊天，还请他在大排档吃夜宵。我说阿杰你可以啊，得有180斤吧，一看就是成功人士。你做什么工作？转口货运？你干爹愿意给你投资？听起来就很厉害。等我毕业，咱们一起搞个公司啊，挣大钱。你还会弹吉他？真是太帅了，我超喜欢Beyond，可惜黄家驹去世太早。
阿杰唯唯诺诺，很高兴的样子。我们逐渐熟起来。有一天我抱怨每天要看大量的阅读材料，眼睛很难受。他立马把手上的Kindle给我：“这个光线不那么亮，保护眼睛。”
我没有接受，心里觉得阿杰是个不错的人。于是对他提议，晚上一起去体育场跑步。我不爱运动，图书馆坐久了难免腰酸背痛。他说好，太胖了，得减肥。
每天晚上10点，我们出去跑五圈。我总是跑得很快，第三圈的时候就可以超他一圈了。我说阿杰跑快点啊，你这速度跟走路也没什么区别。他开始还嘿嘿一笑，后来就不再理我，戴着耳机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
我只好坐在草地上等他，看他在灰暗的灯光下越跑越慢，肥大的肚子上下抖动。从身边路过的时候，阿杰的喘息声总是很大，似乎跑起来特别吃力。后来他告诉我，他右膝盖受过伤，不能剧烈运动。
有一晚从体育场回家，天桥楼梯上坐着个邋里邋遢的中年男人。我多看了几眼，被吓了一跳，居然是个乞丐。“香港也有乞丐？”我惊疑地问阿杰。他不置可否，眼神中满是嘲弄，虽然政府每个月给这些人发3500元的综援（香港的综合社会保障援助计划），但也就够基本生活的。“房租那么高，住哪儿去？”
那天夜里，他破例陪我喝了回酒。
醉意上来，阿杰告诉了我一些事情。搬过来之前，他曾经流落街头，直到被一家慈善组织收留，才有了容身之地。最低谷的时候，他数次想要自杀，是同在收留所的一位中年人陪伴他，劝慰他，鼓励他重新开始工作。后来他认对方为干爹。
我这才想到，阿杰搬家的时候行李很少，除了随身衣物，就是那把吉他。
听着故事，我第一次认真打量了这位室友：175厘米的身高，脸色光滑，发型飘逸，戴着近视眼镜斯斯文文。除了胖一点，一切正常。
“你才28岁啊，为什么会流落街头呢？”我疑惑不解。
他说，自己膝盖莫名受伤，看了多次骨科都不管用，走路都很痛。更可怕的是，他得了严重的干眼症，每天眼睛会疼很多次，每次都要闭着眼睛休息很久。怕空调风，怕光，怕电脑屏幕，但是香港的办公室一定会开空调，他的工作也离不开电脑，有时候工位偏偏又对着阳光。于是，他只能不断地换工作，希望找到合适的工作环境，“至少换了50家。”工作之余，四处求医无效，花光了积蓄。一切都糟糕透了。
香港的专科医生很贵，医疗费用动辄数万。这我是知道的，但为什么一定要不断换工作呢？不能跟领导申请换工位或者调岗吗？阿杰很无奈，“不能让老板知道，不然他肯定炒我鱿鱼。”他说，自己考过了安保从业资格，打算去做停车场保安。走到安保公司门口还是退了回来，他想再拼一下。
“那你可以回家啊。”我脱口而出。
阿杰沉默了很久，把吉他抱起来，弹出《加州旅馆》的前奏，曲调哀伤。他突然笑了，说，你知道吗，我以前很帅的。身材很棒，眼睛不近视，出门会跟周润发一样抹好发胶，弹得一手好吉他，换过好几个女朋友。
到了中学成绩不好，没有考上大学。阿杰说，他那个时候脾气暴，总是跟妈妈吵架，妈妈骂他没出息，他抱着吉他就离家出走了。
我想起自己高考之后，也和妈妈吵了一架。我考得不理想，心里堵得慌，对一切都不满意，借口妈妈的唠叨，便把气都撒在她身上。她伤心的泪水至今仍深藏在我的心里。
我安慰阿杰，青春期嘛，谁都有个叛逆的时候。
“但是我走了10年。”他一句话把我镇住了。
阿杰没有继续说下去，自顾自地把曲子弹完。
那段时间我总是琢磨阿杰的事。从18岁到28岁，我逐渐还原出他这10年的经历。最初年少气盛，找一份不错的工作养活自己，租房住，玩音乐，潇洒而刺激。身体出问题后，一切都急转直下，失去工作，女朋友也离开了。眼睛最难受的时候，把自己连续半年关在黑屋子里，终至精神崩溃。
我第一次认真地思考母子关系。我能感受到阿杰对于妈妈的愧疚和思念，就像我事隔多年，仍对母亲怀有歉意。但是我们都没有勇气表达。
我发现自己有一个救赎的契机。我说阿杰，我陪你回家去好不好？结果他毫不犹豫地拒绝了，理由是，已经习惯一个人生活。
我开始想方设法地探听阿杰的家庭信息。他说自己还有两个弟弟，也没有联系了。他爸爸是在“文革”时从深圳游到了香港，而妈妈为了香港永久居民的身份才嫁给他。由于没有感情基础，父母早早就离婚。我还试图知道他的家庭住址，但没有成功。
直到有一天，我帮女友搜索某个品牌皮靴专卖店的地址。阿杰无意间说，以前他妈妈上班的旺角商厦有一家，不知道现在还开没开。我当即决定请他带我去找。
一切进展都很顺利。挑靴子的时候我有意无意地问，你妈妈在几楼啊，做什么的？阿杰说他也不太清楚，只知道是做美容护肤之类，而且过了10年，谁知道呢。
“阿杰，我们去找你妈妈好不好？”
他被我吓了一跳，睁大眼睛看我，拒绝了。
我并不放弃，央求他说，如果她还在这儿上班，咱们就远远地看一眼，看一眼就走。不等他反对，我就拖着他上了电梯。根据事先做的功课，这栋楼三层全部都是卖美容产品的。
阿杰似乎被我说动。他认真地看了三楼的店家地图，并且朝着某个方向走过去。我心中狂喜，不断地问他，你记起来是哪个品牌吗？在哪个位置？我甚至做好准备，如果遇见了他妈妈，我会偷偷把她的照片拍下来。
但是什么都没有发生，阿杰才走出几步，便掉头下楼。他说，根本就不是这里。
从此，我们没有再提过回家或者找妈妈的事。
后来，我陪他在深圳看过几次医生，干眼症依然严重。目前全世界都还没有理想的治疗方法。好在他的膝伤减轻，体重也降下来，也找到一家不太苛刻的公司，工作了半年的时间。
冬天的时候，我结束学业，准备回老家过年。有一天我收到阿杰的信息，问能否跟我一起回家。我说好。可票买好，过年之前他却说要加班，来不了了。
我才想起阿杰曾经跟我讲过，爸爸以前带他回大陆的老家。那也是在山里，有稻田和森林。但那时候他还太小，记忆模糊不清。
你什么时候回家呢？我再次鼓起勇气问他这个问题。
阿杰说，等成功的时候。妈妈说我没出息，现在这个样子肯定不行。
什么时候成功呢？他不知道，我也不知道。
过年时家里很热闹。我没有跟父母提在香港两年的窘迫，也没有跟妈妈表达心底的歉意。
我在北京做推拿
文/田田（医生）
我对北京有一种莫名的好感，也许因为是首都，也许因为北京有很多好玩的，好吃的，遍地的高楼大厦，也许是从小就唱着“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上太阳升”……
我出生在河北的农村，患有先天性的视力残疾，眼睛发育不良，白内障，玻璃体浑浊，一只眼睛角膜白斑，影响外观。小时候不懂，只记得爸爸经常带我去北京，我还以为是去玩呢。长大之后，看到了自己以前的病历，有两个月、三个月、六个月、八个月、一周岁、一周岁半、两周岁……才知道自己在不停地往北京跑。
我九岁的时候才上小学，上课的时候，老师让同学们朗诵，抄写。别的同学都能跟上，我却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不知道他们在读什么、写什么。原来我是看不见黑板，看不见书上的字，甚至看不到老师到底在哪个位置。这时才知道原来自己的眼睛这么不好。放学前，老师布置了作业，我回家之后，也像别的同学一样做作业，但是根本看不见书上写的是什么，我就问父亲，父亲给我讲，但我还是看不到，也听不懂，我急哭了，抢过书本，仍去上学。
后来我总是趴在书本上面努力看，可能是眼睛锻炼后慢慢恢复了一些，慢慢地可以看到书上的字了，因此我也能跟上老师的节奏，竟然有种如鱼得水的感觉。在之后的考试中，我的成绩一直名列前茅，老师和父母都感到诧异。从此同学不再欺负我，老师也照顾我了，老师还经常以我为典型，来激励别的同学。
转眼到了2000年，似乎人类步入了一个新时代，医学也应该有了新的进展，不死心的父亲，又带我去北京了。这次联系了一个在首都机场上班的叔叔，据说叔叔认识同仁医院的眼科专家，能让专家给好好看看。这次来到北京，我们仍然是住在大大家，我去看病的时候，大大也陪着，机场的叔叔帮我们联系了专家。父亲用专家不一定能听懂的家乡话，叙述着我从小到大的看病经过，越说越伤心，最后哽咽得说不出话来。专家看了我从小到大的病历，又让我去做了一些检查，最后说了一句：“要是能早点遇到我，也许还能提高些视力，现在太晚了！”父亲很沮丧，大大不停地安慰父亲。一个人面对命运的摆布，竟是这样无能为力。为了让我们放松心情，叔叔带我们去了首都机场，登上了一架小型飞机，新鲜了一下，也算不虚此行。
上初中的时候，听姥爷说过，我很小的时候，他和父亲带我去北京看眼睛，为了能挂到号，半夜就要在医院门口排队。也听别的长辈说，母亲在怀我的时候吃药了，导致我眼睛有缺陷。母亲后来也跟我提起过，哭着对我说：“不要怪你娘……”我从来没有怪母亲，因为这已是既成事实，也不是她的意愿。虽然母亲没有给我一个完美的身体，但却给了我一次生命的机会。虽然生命的路程有些坎坷，但生命不正是一个酸甜苦辣的过程吗？如果不是母亲，我都不能来到这个世界。在痛苦的时候，我会安慰自己：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我会用司马迁、海伦·凯勒来激励自己。
高三办下了残疾证，县残联给我推荐了几所特殊教育大学，也就是招收残疾人的大学。一张纸上只写了几所学校的名字，但学校怎么样，有什么专业，我都一无所知，我觉得应该用电脑查一下。在当时的农村还很少有电脑，因为我视力不好，我从来没有上过计算机课，不会用电脑。为了了解情况，我找我们村的一个大学生，陪我去县城的网吧上网，终于查到一些内容，心里才有底了。
高三的下学期，我决定考这类大学。其中北京联合大学特殊教育学院和长春大学特殊教育学院的针灸推拿专业适合我。此时报考时间挺紧迫的，真有点儿像1977年恢复高考的感觉了，我催促着父亲给我报名。报名还需要往学校寄一些材料，有健康体检单、身份证复印件、教育局开的证明之类的。为了弄这些材料，父亲放下家里的活，陪我在县城跑了几天，最后按时寄出了材料。
后面问题又来了，我同时报考了两所学校。两所学校都是单考单招，考的是理科，而我高中学的是文科。我找回了理科的书，重新学习，老师在上面讲政史地，我却在下面看理化生。老师布置的一堆作业，我又不得不完成。时间只有两个月了，这样下去效率低下也不是办法。我跟老师说，想回家学习，老师不反对。又给父亲打电话说，父亲不同意，我说：“明天我就坐车回家。”第二天我下了公交车，背着书包走在回家的路上，半路遇到了骑摩托车来接我的父亲。弟弟问我：“你要是考不上怎么办？”我斩钉截铁地说：“考不上也要考上。”家里人对我没有信心，而我已经做好了破釜沉舟的准备。
五月，考试结果出来了，我被两所学校同时录取。家人、老师和同学都为我高兴。父亲问我上哪一所学校，这次又该为选择学校动脑筋了。两所学校各有各的好，北京联合大学在首都，有区位优势，也可以享受到北京的优惠政策，但成立时间短，特殊教育学院是独立的一个学院，规模小；长春大学是综合性的，建院时间长，规模也大。后来北京联合大学还特意打来电话说给我减学费，但是最后我还是选择了长春大学，就这样开始了我的大学生活。
我家是农村的，家里条件也不算好。见到有学长假期出来打工挣钱，我也萌生了这种念头。一个学长给我介绍了北京管庄一家按摩店，放假之前就联系了一下，决定大二寒假过去，说好了是保底600元，虽然并不多，但自己是新手，要求也就不高。第一次只身在外漂泊，心里还是有些紧张的，害怕迷路，无依无靠，受人欺负。但是作为一个男人，应该勇敢地面对生命中的一切。我安排好行程，记好了路线，坚定地迈出了这一步。来到店里，一个女老板和一个女员工，都比我年长，我都喊姐，我初来乍到，也缺少生活阅历，没有工作经验，好在两个姐心肠好，对我也照顾，让我适应了在外漂泊的生活。在一个月打工期间，学到了不少东西。店里的生意并不好，可能因为这里是北京郊区，这里住的人，都是外地来北京打拼的，也没有那么强的消费能力。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一个内蒙古的大哥，经常带着母亲来店里做按摩，他自己从来不做，听老太太说话也是内蒙古口音，但我听不太懂。
虽然老板人挺好的，但是一个月下来给我算工资的时候，只给我200元。我当时心里很崩溃，老板说：“你什么都不会，来这里我们还教你东西，干的活也不多，不能给你保底600元。”我和她讨价还价，最后给了300元。感觉很丢人，同时也懂得了生活的不易。
之后无意中听同学说，北京有一家老的按摩店，老板很厉害，原来是医院的医生，后来辞职开店，生意不错。他做一次推拿600元，他一般是给大领导按摩。我顿时感觉很厉害，想着大二暑假，我就去这家按摩店打工，也能学到些知识技能。
刚一放假，我又坐上了去北京的火车，因为视力不好，我先在网上查清了路线，做到心中有数。其实现实中还是要一边走一边问，最后找到了人大附近的那家按摩店。当时老板不在，店长不能做主留下我，让我第二天中午再来找老板。当时我的心里很着急，身上没带多少钱，也舍不得住宾馆，我问：“我这一晚上去哪里过呢？”店长说：“你可以去网吧。”
我决定去网吧过一夜。于是拿着沉重的行李箱，走在陌生的路上，五颜六色的霓虹灯发出刺眼的光，大小车辆川流不息，北京的繁华与我的落魄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走到一家小饭店，吃了一碗西红柿鸡蛋打卤面，面的量不少，吃得饱饱的。吃完饭我问老板：“附近有网吧吗？”“那边的紫金大厦有网吧！”我又拿起行李箱，一边走一边问，这时天已经黑下来，我走路已经很不方便了，此刻天气又那么闷热。
我是上了大学才开始接触电脑的，对网络和电脑很感兴趣。视力不好玩电脑又那么吃力，要把身体往前倾，脸几乎要贴在屏幕上，距离屏幕也就五厘米到十厘米的距离。玩到11点多，可能是前一天晚上坐火车，比较困倦，到这时，上眼皮就已经抵抗不住地球引力了。我就退了电脑，离开网吧。走在楼道里又不知道去哪里，找了一个角落，安静地坐下来，半睡半醒待了一夜。不时还有过路的人把我惊醒，似乎还在议论我。
第二天早上醒来，去了人民大学，在餐厅里吃了早餐，在校园里面逛来逛去，看到报告厅里有学术报告，就想进去听一下，门卫把我拦下，不让进去，我就找了一个阴凉的地方，一直坐着到中午。顶着火辣的太阳，又去按摩店应聘，一边走一边冒汗，来到店里顿时感到清爽无比，这次终于见到了老板，老板试了我的手法，决定留下我，当时心里终于松了一口气，心想终于不用再睡楼道里了。
这家店里有店长和四个员工。分别是陈哥、刘哥、段姐、玲玲。从谈话中得知，陈哥和小段与我是老乡，刘哥家是山东的，和我家离得也很近。玲玲是陕西的。陈哥在这里七八年了，刘哥也两三年了。大家都比较熟络了，性格都好，相处融洽，对我也挺客气，不欺负我新来的。
来店里的很多人都是老顾客，有的已经搬离了这个小区，还是来这里做按摩。而且都是挺有素质的人，说话都比较客气。印象比较深刻的有一个东北的大姐，每次来了都找我。有一次她说头疼，眼睛胀。我问她视力有下降吗？她说没有。我说：“那也应该去检查一下眼压，有可能是青光眼，青光眼的症状，就是这个症状。”后来她再来时，说去检查了，眼压确实高，已经开了眼药水。
大学期间其他同学都买电脑了，玩得很溜，自己也挺喜欢电脑，心想不会用电脑，以后就要被淘汰了。于是跟家里商量了下，他们也同意，说需要多少钱都给我。我从小就在父母的庇护下长大，不想再依靠父母，所以才会出来打工。自己打算用挣来的钱买电脑，还不够，就找家里给贴补了一部分。我叫上一个同样在北京打工的同学，陪我到中关村，买了一台笔记本电脑。
一个月结束了，我回家和父母团聚，顺便带上笔记本电脑也让他们看一下。以前在地铁上，见到过有卖艺乞讨的人，在北京西站，又见到伸出不完整的上肢向我乞讨的人，我心想，其实我也很惨。于是暗下决心，今后一定要努力，靠双手来养活自己。
大三的暑假，我又来北京打工了，还是那家老店。这次和同学结伴，好几个人都没有买到坐票，站了十几个小时过来的。大约是凌晨两点到了北京，出了北京站之后，没有别的去处，就在出站口的广场，一直等到天亮。不时有人过来推销旅馆，倒也不算贵，一百元左右的样子，但我们都是穷学生，也没有理会，仍然继续坚守到天亮。等到地铁通车之后，我们各自奔向了自己要去的方向，于是就这样分别了。
这年夏天，北京下了很大的雨，听说北京城市内涝，有人淹死了，真是世事难测。当时就感觉，生命是这么的脆弱，活着比什么都好。
大四的寒假，我又一次来到北京，之前在网上查到了一家高级宾馆，也是一家地方政府招待处，招聘按摩师。于是我就电话应聘了一下，对方说：“你过来试一下吧。”过完年我就坐上了北上的火车，傍晚才到了北京，好不容易找到地方，见到了面试的大哥，大哥说话也很中肯，说我的形象不好，不适合在他们这里工作。应该还是我的角膜白斑影响形象吧！这样一个高档的宾馆，我确实不适合。
好在我还有第二手的准备，这个地方留不住，那就换个地方吧！我拉起行李箱离开了。之前存了几个按摩店的电话，但是没有真正联系，现在只能临时抱佛脚，就开始一一给他们打电话，看哪里需要招聘按摩师。打了一个电话工资太低，打了一个不招人，这时天已经黑了，我在外面行动已经不方便了。最后打通了一个，说让我过去试试，我也只能勉强接受了。到了晚上10点多我还没有吃饭，一直在路上奔波，下了地铁，又在黑暗中摸索前行。
最后终于找到这家按摩店应聘，店里各方面还可以，老板也没有试手法，就说让我留下，虽然是个女老板，但感觉人很爽快。这时已经11点多了，他们店里有很多人在玩，玩得特别起劲，我在一边一直坐着，直到困倦得不行了，看他们也没有收场的意思，于是继续等着。终于等到该休息的时候，店里的七八个员工睡在一间大屋子里，不时有人发出声响，还有人打呼噜，我实在累得不行了，也顾不上这些便呼呼大睡起来。
第二天开始上班，感觉店里的员工彼此之间有一种隔阂，氛围有点压抑。他们都是老员工，都有自己的顾客，我只能闲着没事在一边待着。下午有人过来拔火罐，老板把这个活让我做了，这个顾客应该是个老北京人，说话很不和谐，总是指责我的不对。店里的一个老员工，是个山东人，个子不高，四十来岁，也在一边指责我这里不对那里也不对，很明显不是指导我，而是给我小鞋穿，有一种鸡蛋里面挑骨头的感觉。我初来乍到，也不敢得罪人，而且本身有残疾，如果闹僵了，还会吃更多亏，只能闷声不语老老实实地干完活。这家店里的员工本来就多，我又来抢他们的活，他们排挤我也是正常的。
第三天，店里来了一个年长的个子高高的大哥，说是店里最有资历的员工，之前有事回家了，现在他回来了。这个人对我倒是很客气，明显就是一个正直善良的人，别的员工也都敬畏他，他主动给我讲了店里的一些东西。我从心底里感激他，但现在已经忘记他叫什么名字。这一天也没有接待一个顾客，我也不想在这里待了，晚上我跟大哥提出来，大哥说：“你跟老板说一声就行，但你之前干的活，肯定是不给你钱的。”我说：“没事，我知道。”
我想，再去一个新的地方也不一定合适，不如还回原来的老店。我就给之前的老板打了电话，老板说：“你过来吧，店里也缺人手。”跟这边老板告别，就像回老家一样奔向了之前那家店。
进门见到了熟悉的陈哥、玲玲，熟人相见，分外高兴。还多了新人小薛、小贝，却少了一个刘哥。之前和刘哥最熟悉，刘哥不在了，感觉有点别扭。店长说：“刘哥和他老婆回山东老家自己干了。”几天后店长说：“小刘要回来了。”第二天中午，刘哥背着一个大麻袋走进门来，像一个犯错的孩子似的腼腆，说：“老婆刚生了孩子，在老家挣不到钱，过不下去了！”这就是想逃离北京，又不得不逃回北京吧。
我毕业后进入一家医院，工作了四年多。虽然上了五年大学，但工作中还是有很多不懂的东西。每当不能很好地给病人解释病情，治疗没有明显的效果，内心都很愧疚。但医生不是神仙，医学也不是万能的，很多疾病是无法治愈的，就像我的眼睛，也是无法治愈的。健康才是1，其他的都是0，希望每个人都珍惜健康，不要等到失去了才追悔。
我是个在性格上很执拗的人，对病人全心全意，努力做到最好，有的病人看我年轻，还是不信任我，我心里很失落。有朋友说：“你这个职业是越老越吃香的。”也有病人说：“当医生好，一辈子都在做好事。”听到这些，也就想开了。当一名医生，知识要不断地更新，活到老学到老，还要有孜孜不倦、精益求精的精神。
从我降生的那一刻起，就注定生命中充满了坎坷。每个人都是自己生命的设计者和实施者，命由天定，运靠自己。虽然路不好走，无非是比别人多付出些，辛苦些。这就像我和命运在比赛，我处于劣势，也不会气馁。面对强大的对手，更要奋力一搏，绝不认输。
高中老师给我的临别赠言“永不放弃”，同学给我的临别赠言“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将是我生命的写照。我的一生永远在前进的路上，永不止步！
城市摆渡人
文/张妍文（媒体人）
上班如同一场迁徙。
首都北京有16个区，面积1.641万平方公里，以紫禁城为中心，已经修完了六环路。
2000多万人口中，京城候鸟族的生活是这样的：早上五六点起床，坐公交、地铁或私家车奔波几十公里，从郊外赶到市内上班，晚上七八点下班，一脸疲惫地赶回去，十点以后到家，倒头就睡，睡眠时间不到六小时。有些人甚至主动要求加班，这样就能睡公司的沙发了。
每天，由南向北，自西向东，候鸟族清晨穿越市区，黄昏返回郊区，一天穿越差不多十环，只为了在北京扎根的那种感觉。候鸟族几乎没见过小区白天的样子，每天都在经历一场小规模的春运。
来北京的两年后，我也成了候鸟族大军里的一员。
2015年，爸妈给我买了套商住两用的小公寓（没有购买住宅的资格），30多平方米，在东北六环机场附近的位置。小区藏在几个物流基地和货运仓库中，方圆几公里没有超市也没有其他小区，像一座孤岛。只有2公里外的地铁站勉强提醒着我，这里还属于北京。
即便如此，也比市内合租幸福很多。坐地铁45分钟直达我北五环的公司，是可以接受的通勤时间。更重要的是，我再也不用和不讲卫生的奇葩室友共享洗手间了。
这样的幸福感没有持续多久。三天两头的加班、职业瓶颈期的到来，让我每天焦头烂额。一次和项目主管发生争执后，我递交了辞职申请，跳槽到一家雄心勃勃的创业公司。新公司在东五环外，离我至少30公里，去那里要换乘两次地铁，加上步行，单程需要1.5个小时。
七点半，我准时起床，胡乱吃一口，步行去地铁站，懒得走路就坐10块钱黑摩的。八点到地铁站，排队上车，准确来说是被推搡上车，把自己结结实实地嵌进罐头一样的车厢内。如果排到队尾，连上车都很困难。
这趟地铁连着五六站很少有人下车，只有潮水一般涌上来的上班族。刚开始几天，一米六多的我在人墙的缝隙里感到窒息，被挤得受不了就大叫一声，这招也有助于吓退变态男们的咸猪手。车上气味混杂，陌生男人的鼻息就在耳侧，几天就根治了我多年的肢体接触恐惧症。
地铁站的换乘更让人崩溃，人流像在泥潭里行军，很快又投入新的战场。1小时20分钟后，我到了公司，体力消耗掉大半，带上张颓丧的脸，像刚从前线下来的士兵。而且，我还是迟到了，被公司行政罚了50块钱。
晚高峰也好不了多少。工作一天后，身心疲惫，到家已是九点半，床上一躺，有时，开着灯，穿着外套就睡着了。
通勤时间长，三餐时间也不确定，胃经常会疼，不得不带着零食，可这又加重了背包的负荷，站得久，脊椎会有些隐痛。
每天都是新的地狱。今天被挤得大叫，明天下不去车，后天眼镜被挤掉，抽不出身弯腰去捡，从家到公司，成了一条花样百出的炼狱之路。
父母听我心情不好，来了趟北京，目睹我每天的生活后，劝我回家工作。此前，这个提议常常引发我们的争吵，可这一回，我号啕大哭，两个多月的辛苦和难受一股脑发泄了出来。
很多人安慰我说，这是北漂的常态。2017年2月腾讯上的一组大数据显示，北上广深四城超过1小时通勤时间成为常态，最远的工作日出行半径可达40公里以上，往返则超过100公里。
我受不了这种生活了。
“你可以试试顺风车啊，比你坐地铁摩的贵不了多少。”一次聊天时，住在通州的同事小可对我说，他住的地方离地铁太远，常常坐顺风车上班。
我将信将疑，在滴滴顺风车上选定了起点和终点，价格预估是50元，拼到座的话，只要30多元。
从我家到公司上五环几乎是条直线，五环又很少堵车，速度自然快，而坐地铁从五环外到四环又到五环，相当于去市里兜了一大圈子。
“早上叫车会不会很难？万一没人接单怎么办？”我有点犹豫。
“可以提前一天预约。”
那天我刚下班，在顺风车上发布了次日8点30分的行程，不到10分钟，就有车主接单。车主信息显示是个80后小伙，信任值89分，北京人，爱古典乐，喜欢欧洲。他出发的地点就在我附近。
几分钟后，我的手机响了，是顺风车车主。
第二天8点25分，我在小区门口见到了车主，一个89年出生的小哥，平头，笑嘻嘻的，一口京片子。刚接上我就和我聊起来了，问我做什么工作，家在哪儿。
他说，自己是北京土著，身份证110开头的那种。从前住在宣武区的胡同里，如今拆迁安置到了常营的一个回迁小区。
“传说中的南城土豪啊。”听他说话直爽，我也不再拘谨。
“不算吧，房子小，两套，我住的是60多平方米的一居室。”
那会儿，“在北京，2000万人在假装生活”的文章刷爆了很多人的朋友圈。文章里说的“北京没有人情味”“约饭就是生死之交”也戳中了我的痛点。从前我接触最多的北京人是出租车司机，他们大多能说会道，有的直言对外地人的不满。
我很好奇眼前这个北京车主怎么看这些争论。
小哥说，现在的北京对他来说有些陌生，因为小时候生活的痕迹消失了。和很多外地人一起长大，也很快习惯了不同方言。开了顺风车后，和五湖四海的人聊聊天，竟然找到了从前住胡同大院的感觉。
“有时挺羡慕你们有家可回的，尤其是空气不好的时候。”
这是我头一次和北京土著像朋友一样聊天。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社交媒体上从来都不缺观点和意见，缺少的是面对面坦诚的交流。顺风车提供了这样的机会。
我有点被这个北京小哥的真诚感染到，想起自己刚来北京时逛胡同的兴奋，情不自禁说了句：“我发现我还挺喜欢你们北京的。”小哥也哈哈笑了。
9点05分，车到了公司楼下。我给了小哥五星好评，一点也没感觉到路途漫长。
那天是我几个月来第一次这么早到公司。更让我开心的是，我只花了37块钱。
晚上我到家算了一笔账，地铁票价7元，黑摩的10元，来回加起来是34元，用时3个小时。按20个工作日算，一个月通勤带来的直接开销是680元（地铁票价打折几乎可以忽略），通勤时长共计60个小时。每月无可避免地会有几次迟到，按三次算，交150元罚款，加起来每月通勤产生的费用是830元。
而坐顺风车，拼座30元，拼不到50元，耗时40分钟左右，来回最多100元，一个月的开销2000元，通勤时长共计27个小时。意味着我用1100块钱节省下了33个小时，而我上班的时薪大约是70元，如果我把节省下来的33个小时用于加班，会得到至少2100元的加班收入……
这笔账还只是显性的经济成本，真正被改变的是我的生活。
当初，我为了有舒适的居住环境才买了房，可长距离通勤带来的疲惫却扩散到了生活的方方面面。业余时间被挤压，一个月都开不了几次电视，享受生活无从谈起；为了挤地铁，早餐和晚餐常常无法按时，胃越来越差，在地铁上看手机和看书，眼镜度数增高，久站对脊椎也造成损害；偶尔的地铁故障或者起床困难，又会导致无法逆转的迟到；工作日的疲劳导致情绪的暴躁和抑郁，周末也只想休息，参与社交的兴趣就越来越低，反过来过得愈加封闭……
滴滴顺风车的出现几乎解决了这所有问题。至少，舒适的乘车环境让我再也不用担心健康问题。
通勤时间和生活质量是几乎所有北漂都在做的平衡，顺风车提供的不仅是代步，而且是一种更经济理性的生活方式，治愈了都市通勤病，更让同行上班的人们有了一种心照不宣的默契。钻进顺风车内的几十分钟，让我前所未有地心安下来。
就这样，我患上了“顺风车依赖症”。每天晚上7点，我预约第二天早上的顺风车，下午2点，我预约晚上下班的顺风车，工作状态也比之前好了很多。
芝加哥大学心理学家 Nicholas Epley 有个科学发现，说在通勤路上，跟陌生人聊天，会让人更加享受这一天的通勤时光。
顺风车简直就是为此而生的。
萍水相逢的人们，因为是顺路发车，而不是服务和被服务，关系更为平等，很容易成为聊得来的朋友。顺风车的环境让人很放松，有时和家人朋友都没有那么多话说，遇到一个很能侃的车主，却会倾诉很多。父母、朋友和同事面前，我们难免戴着面具，面对一个没有交集的陌生人，反而会展示出更真实的一面。
这就像是一个移动版的社交派对，永远不缺故事。车主省油费，乘客省路费，在共享互助的理念感召下，彼此分享一段人生，然后又回到人群中。
有位车主放了一路崔健的歌，说年轻时的梦想是做摇滚歌手，为此还离了一次婚，后来觉得天赋不够才踏踏实实过起日子；有位车主从前在部队服役过几年，如今给一个有钱人家做专职司机，奔驰和路虎换着开，每天从通州去太阳宫接送雇主上重点中学的儿子，大骂纨绔子弟如何如何没有教养；还有位女车主一路在吐槽老公不顾家，为我分析当代女青年择偶几大误区。
一年时间，我见了上百位顺风车车主，和他们中的大多数交谈甚欢。每次结束行程后，我都会给他们认真地做评价，我也向他们介绍我家乡的特色小吃，倾吐北漂生活里的开心和烦恼，收到了“天生丽质”“气质优雅”“笑如春风”的评价。
所有车主里，老刘让我印象颇深。
老刘开着一辆沃尔沃，当时是我下班的路上，下雨，有点堵车，我们聊了起来，我问他沃尔沃啥时候买的，不便宜吧。他说也不贵，沃尔沃车不错，牌子低调，也是他为人的风格。
“你能猜出我以前是做啥的吗？”没等我继续讨论车，他狡黠地看了我一眼，问道。
我想起他在顺风车页面上的信息，说：“不是服务业吗？”
“那是现在。以前，我在北京收了很多年的废品。”
“啊？收废品这么赚钱？”我有点吃惊，脱口而出。
老刘对我说了他的故事。他是河北人，老家穷得叮当响，眼看实在过不下去了，他跟着老乡到北京打工，在三环边的工地当上了小装卸工。虽然年龄小，但老刘在工地上从早干到晚，一天下来能挣三块五。
有次和老乡吃饭，席间有人提起，一个老乡在北京收废品一天能挣10块钱，“北京到处都是宝，垃圾堆里都能刨出宝贝来”。
老刘便也干起了收废品的生意。夏天太阳火辣辣的，冬天冷风吹得骨头疼，他都忍了下来。走街串巷时听到胡同里的门“吱呀”一声开，有人抱着东西出来卖，是他最开心的时刻。
头一年，老刘就挣了3000多块钱，当时相当于三名普通建筑工人一年的工资。他激动得不得了，春节回老家过完年，把媳妇也带进北京，两口子一起干起了废品回收生意。
后来挣了不少钱，老刘年轻气盛，决定创业开店，为了照顾父母，回了河北老家。没想到，回去后不适应小地方的潜规则，生意屡屡碰壁，他于是又来到北京打拼，如今当上了大老板。北京改变了他的人生，他一直对这座城市抱持着爱意。
“北京机会多，会让你的人生有很多种可能性。年轻人，房子车子总会有的，哪代人在年轻时都不容易。要有耐心，想想当初为什么来闯。”
我心里咯噔一下。老刘的这句话像是对我说的，那段时间，我正对未来的生活感到迷茫。相比于在家乡的安逸舒适，来北京就是受苦，梦想渺茫，看不到漂泊什么时候是个头，可真要回家考公务员，又不甘心，不愿在小地方庸庸碌碌。
老刘像一个摆渡人，用自己的故事点醒了正在打退堂鼓的我。
2017年，我还在北京，查看一年来的行程和车主们的头像，还能想起当时的聊天。顺风车其实顺的是心，分享的不仅仅是车，更是机缘。那些车主，是出现在我生命中的有缘人和度化者，陪我度过了一段段温暖又百感交集的旅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