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称帝没多久，
就掀翻了传统政治的桌子，
通过一系列组合拳，
重建了帝国的制度，
改变了中华的航向。
杀意因何而起
朱元璋称帝二十三年后，李善长被杀。
李善长可不是等闲之辈。早在朱元璋参军一年，还只是起义军中一名小将时，两人就结为生死之交。据《明史》的记载，他们在闲时甚至还聊到了未来的规划。
朱元璋问：四方战斗不已，何时能够安定？
李善长说：秦末天下大乱，汉高祖以一介布衣而奋起于草莽之中，豁达大度，知人善任，不嗜杀人，只用五年就成就了帝业。如今国家土崩瓦解有如秦末，明公起义之地又近于汉高祖的沛县，山川王气，受之无愧啊！
这就是最早的建国纲领了，尽管记载未必可靠。但要说李善长是朱元璋的亲密战友，大明朝的开国元勋，则半点问题都没有。新政权就是他和朱元璋一起建立的。
然而却被杀了。
罪名也很严重，是伙同左丞相胡惟庸谋反。所以，不但李善长被赐死，他的家人七十余口也都问斩，只有长子李祺由于是朱元璋的女婿而幸免于难。不过，嫁过来的临安公主却跟着倒霉的驸马爷一起，被撵出了京城。[1]
这就非常可疑。
可疑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上，胡惟庸的“谋反案”发生在洪武十三年（1380）正月，李善长被杀则在洪武二十三年（1390）五月，两件事相距十年之久。如果李善长是胡惟庸的同谋，请问为什么这么长时间才被揪出来？[2]
何况逻辑也不通。
我们知道，作案是要有动机的。像谋反篡位这样的惊天大案，更是非有利益驱动和精心谋划不可。可惜这两个前提李善长都没有。想想就知道，如果要做皇帝，当年群雄并起时就可以自立山头，何必等到天下已定再来动手？
说他帮胡惟庸篡位，就更是大谬不然。他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且不说谋反不容易，即便侥幸成功，也不过成为开国元勋，生封公，死封王，儿子成为驸马爷而已。这些好处他现在就有，犯得着为了胡惟庸铤而走险吗？
这可是用脚指头就能算清楚的账。所以在李善长被杀第二年，就有一位小官据此上书鸣不平。照理说，以朱元璋的蛮不讲理和刚愎自用，看了这封奏折应该龙颜大怒。然而怎么样呢？不置可否，那位小官也安然无恙。[3]
由此可见，朱元璋也知道，李善长谋反是冤枉。
同时他又清楚，这件事讨论不得，只能装糊涂。
那么，朱元璋为什么要杀李善长？
是兔死狗烹，鸟尽弓藏吗？
也不尽然。
没错，朱元璋是杀了不少功臣，而且杀起人来甚至不需要理由。比如功臣中排名第四的宋国公冯胜，便在李善长被杀五年多以后赐死，没有罪名。据《明史》的说法，其原因竟是由于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惹得皇帝不高兴。[4]
如此这般，岂非滥杀无辜？
恐怕是的。原因之一，是朱元璋出身卑微，比当过亭长的汉高祖刘邦还不如，当然不可能有唐太宗和宋太祖的气度和雅量。相反，作为政治暴发户，他严重缺乏自信，总怀疑别人看不起他，结果“稍有触犯”便“刀锯随之”，某个御用文人甚至只因为马屁拍得没有创意，也被砍头。[5]
于是，在朱元璋手下做官便成了高危职业。当时，文武百官上朝之前都要与家人诀别，安排后事。晚上回家则喜出望外地欢聚一堂，庆幸自己又多活了一天。[6]
伴君如伴虎啊！
跟朱元璋说话，当然也很难。
某次，这位嗜杀皇帝拿了一份死刑犯名单，给一个名叫袁凯的监察官员看。名单是朱元璋拟的，却被奉旨复审的皇太子朱标删去多人，因此他问：朕与太子，谁是谁非？
袁凯答：陛下执法如山，东宫心存恻隐。
这个说法虽然未免圆滑，但还算得体，也没有恶毒攻击或者挑拨离间的嫌疑。朱元璋却勃然大怒。他指着袁凯咬牙切齿地痛骂说：你这个老奸巨猾的两面派！
袁凯吓得魂飞魄散，回家以后立即装疯，趴在篱笆旁边吃狗屎，这才躲过一劫。当然，朱元璋和他派去监视袁凯的特务并不知道，那“狗屎”其实是用砂糖拌炒面做的。[7]
此类事件层出不穷，可谓史不绝书。
显然，这种“法外加刑，以杀立威”的统治手段，是适用于所有人的，并非特别地针对功臣。事实上，朱元璋杀得更多的，还是贪官污吏、地方豪强和桀骜不驯的将领，以及多嘴多舌的读书人。何况并非所有的功臣都被杀。某些功臣过早离世，也未必就是朱元璋下的毒手。[8]
比如魏国公徐达。
徐达和李善长最早册封公爵，都是特等功臣。封公在后的冯胜等人是一等，封侯的是二等。大明建国后，一文一武两位特等功臣同时成为帝国最早的宰相。李善长任左丞相，位居第一；徐达任右丞相，位居第二，都相当于国务总理。由于功勋卓著地位崇高，徐达的死就特别引人注目。
按照《明史》的记载，由于带兵出征而离开相位的徐达是在朱元璋建国十八年后，李善长被杀五年前去世的，享年五十四岁，死因是背上长了毒疮不治身亡。但据野史，徐达死前朱元璋曾经送去蒸鹅。君有赐，臣不敢不受。因此尽管按照医嘱他不能吃这东西，徐达还是当着使者的面把那蒸鹅吃得一干二净，结果很快就病情加重撒手人寰。[9]
照这么说，徐达竟是被朱元璋谋杀。
但是抱歉，此说可疑。
前面说过，作案是要有动机的。吕后杀韩信，宋高宗杀岳飞，都事出有因：韩信功高震主，岳飞则弄出个姓岳不姓赵的军队来，所以杀岳飞的同时还要夺其他人的兵权。然而徐达虽然功高，却并未震主也不跋扈。每年冬天，手握重兵的他一定从前方回到京城，交还将印，春来再听差遣。[10]
徐达不是韩信，更不是岳飞。
朱元璋对徐达也十分满意，不但称兄道弟，还扬言要把自己当年做吴王时的旧邸赐给他住。这当然是假惺惺，同时也是试探，徐达自然坚辞不就。于是，朱元璋便将徐达拉进府邸灌醉，让他在寝宫睡了一觉。结果徐达醒来以后，魂飞魄散地滚下台阶，跪地磕头不已，连称死罪死罪。
太祖皇帝又很满意。[11]
显然，朱元璋对徐达，猜忌是有的，防范是有的，杀意则未必有。何况吃蒸鹅会致死，也没有科学依据。如果真有依据，那就更加可疑。因为这等于是给被害人送砒霜，岂非向全天下公开宣布“我是凶手”？
朱元璋还没有那么蠢。
因此，按照“无罪推定，疑罪从无”的原则，我们应该将此案中的朱元璋当庭释放，其他血债另案处理。
现在再看李善长。
李善长肯定不是死于朱元璋的心理变态。没错，那家伙是疑神疑鬼，喜怒无常，心狠手辣，但也老谋深算，处理重大问题其实都经过深思熟虑。李善长那么重要的人，岂能一时兴起就杀了？功高震主也说不通。此人洪武四年（1371）正月便已退休，难道还能十九年如一日地继续震主，一直震到洪武二十三年（1390）五月被杀？不可能吧？
很显然，这里面必有玄机。
我们的故事也得从头说起。
中书省内讧
朱元璋早就对李善长不满。
证据，是他在洪武二年的十月秘密召见了刘基。[12]
刘基就是刘伯温，在正史和民间传说中都是一肚子锦囊妙计的诸葛亮式人物。朱元璋跟他密谈的内容，则是要改组帝国的中央政府。因此这事非同寻常，必须注意。
当然，先得简单介绍当时的政治体制。
明代初年，帝国仍然延续元代的制度，也就是以中书省为最高行政机关，以左右丞相为国务总理。只不过将左右的地位由元人的尚右改为尚左，即左丞相排名第一，右丞相排名第二。地位次于左右丞相的平章政事在制度上也有，但是形同虚设。相当于副总理的，实为左丞和右丞。[13]
朱元璋要讨论的，便是这四个职位的安排。
这当然是大事，刘伯温也吓了一跳。因为右丞相徐达就职以后便在北方打仗，政府首脑其实只有李善长一人。中央政府调整人事，岂非就是要动李善长？
于是刘伯温说：善长开国元勋，首相非他莫属。
朱元璋却呵呵一笑：这人多次要加害于你，你倒帮他说好话。如此高风亮节，这丞相你来当吧！
刘伯温当然不能接受。他很清楚，疑神疑鬼的皇帝陛下连李善长都信不过，又岂能当真信任自己？共患难易，同富贵难，韩信可是前车之鉴。于是马上跪下来磕头说：丞相乃国之栋梁，非参天大树不堪重任，刘基只是小树枝。
朱元璋便问：杨宪如何？
杨宪是刘伯温的好朋友，伯温却不肯趁机谋私。他实事求是地回答：杨宪有宰相的才能，没有宰相的器量。当宰相要心平气和宁静如水，以公义公理为原则，杨宪做不到。
朱元璋又问：汪广洋如何？
刘伯温回答：比杨宪还要偏狭肤浅。
朱元璋再问：胡惟庸如何？
刘伯温回答：初生牛犊罢了，会弄坏车辕和木犁的。
朱元璋笑了：看来朕的丞相，只能是先生。
刘伯温再次磕头：谢主隆恩！可惜臣身患重病，又不耐烦事务性工作，恐怕会辜负陛下的厚望。以天下之大，何愁没有栋梁之才？只要圣上用心访求就是。若是起用前面说的这几个人，臣愚昧，真心以为万万不可！
朱元璋多少有些失望。
的确，刘伯温是很聪明，可惜这次却完全没猜透朱元璋的心思。实际上进宫之后他首先就该想想，改组中央政府这么大的事情，皇上为什么不找别人，偏偏要跟他商量？难道仅仅因为他足智多谋又忠心耿耿吗？
当然不是。
根本原因在于他是功臣，又不是大功臣。一年后朱元璋论功行赏，刘伯温只封了伯爵，排名三等。但，如果把徐达和李善长看作特等，他就只能算四等了。
抓住了这个关键，一切便都豁然开朗。此前我们一直弄不明白，朱元璋对李善长究竟有什么不满。居功自傲？恃宠弄权？专横跋扈？恐怕似是而非。《明史·李善长传》也只是说他容不得属下侵权，以及对刘伯温出言不逊，逼得刘伯温申请退休，等等。但刘伯温退休是在李善长下台两个多月后的洪武四年三月，陛下怎么在洪武二年十月就不满？整治侵权的属下则在朱元璋称帝之前，又岂能算是冒犯皇帝？[14]
看来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权力欲和控制欲都极强的朱元璋，完全无法容忍功劳大、威望高、能力强的宰相，这才选择杨宪、汪广洋、胡惟庸那样没有政治资本的。当然皇帝陛下十分清楚，这些人难以服众，因此希望刘伯温能够帮忙过渡一下。说实话，他恐怕也没打算让这位才思敏捷聪明绝顶的功臣干多久。宰相的位置，迟早要交给便于控制的人。
但，刘伯温坚辞不就，朱元璋只好另做打算。
李善长当然继续留任，还在第二年得到加封。汪广洋和杨宪也进入了中央政府，只不过杨宪虽然先后担任了第二副总理右丞和第一副总理左丞，却在任命为左丞的当月，也就是李善长加封韩国公的四个月前被杀。这个可怜的家伙甚至连在《明史》立传的资格都没有，只在《太祖本纪二》留下冷冰冰的一句话：中书左丞杨宪有罪诛。[15]
刘伯温不幸言中。
李善长也好景不长。洪武三年十一月大封功臣，四年正月他就退休。这就说明，朱元璋早就想让他离开相位，否则不会只有两个月的时间差。当然，皇帝也不想把事情弄得太难看，这才特意安排在功臣们的授勋仪式之后。
过了一年，徐达也不再挂名右丞相。[16]
接替李善长主持中书省工作的是汪广洋，不过职位是右丞相，也就是第二总理，第一总理左丞相职位空缺，胡惟庸则被任命为左丞，即第一副总理。两个人都是朱元璋看中而刘伯温反对的，却并不精诚团结。而且很奇怪，竟是级别低的胡惟庸，不断欺负职位高的汪广洋。[17]
说起来汪广洋也是老牌的受气包。洪武三年，汪广洋与杨宪在中书省同事，就受尽杨宪挤对。因为杨宪虽然是职位低半级的右丞，却是洪武二年九月任命的。汪广洋从地方上调进中央，还后来居上，杨宪的忌恨便有如山洪暴发，唆使监察官员告了汪广洋的刁状。汪广洋被赶出了中书省，直到杨宪被杀之后才重返中枢，还被封为伯爵。[18]
照理说，咸鱼翻身的汪广洋应该大有作为。因为到洪武四年正月，他不但升级成为右丞相，而且此时中书省的丞相还只有他一个人。朱元璋恩宠之重，可见一斑。[19]
然而怎么样呢？
两年以后就被贬到广东去了。[20]
罪名，是无所建树。
据说，这是胡惟庸搞的鬼，幕后黑手则是李善长。因为汪广洋在洪武三年六月被免职以后，胡惟庸就接替了他左丞的职位。没想到杨宪被杀，汪广洋卷土重来，还变成了他的顶头上司，这让胡惟庸情何以堪，自然处处为难。汪广洋则是连杨宪都对付不了的，又岂能镇得住李善长的同乡和亲戚胡惟庸？只好事事忍让，当然无所建树了。
朱元璋也很生气。他这样安排，原本就是要让汪广洋和胡惟庸相互牵制，建立一个既能取代李善长处理政务，又能让他放心的班子。汪广洋如此不中用，又要他做什么？[21]
那就滚吧！滚得远远的。
汪广洋下台以后，中书省半年没有首脑。七月，朱元璋任命胡惟庸为右丞相，接替了汪广洋。刘伯温闻讯，不由得喟然长叹：但愿我预言有误，苍生免祸得福。[22]
可惜刘伯温没错，胡惟庸果然不是善类。他先是想陷害徐达，后来又诬告刘伯温有谋反嫌疑，只是均未得逞。不过刘伯温还是被夺去了俸禄，并接到朱元璋的严重警告：明哲保身，觊觎作孽，今念卿功，仅夺卿禄，伯爵如故。[23]
刘伯温只好从归隐之地回到京城，向皇帝请罪。朱元璋没有再说什么，刘伯温却不敢离开。洪武八年四月，忧郁成疾的刘伯温与世长辞，享年六十五岁。后来有人说，他是因为吃了胡惟庸送的药，才病情加重不治身亡的。
奇怪！以刘伯温的聪明睿智和忧患在心，怎么会傻乎乎地吃那药？何况胡惟庸带着医生前往探望是在正月，刘伯温去世却在四月，难道慢性中毒不成？[24]
因此也有人说，真凶其实是朱元璋。[25]
这就更是查无实据了。事实上，由于明代史料已经多次被窜改，此案恐怕难有定论。唯一可以肯定的是，陷害徐达和刘伯温的胡惟庸也不得善终。
胡惟庸谋反案
胡惟庸死于非命之前，先被杀掉的是汪广洋。
汪广洋是在洪武十年九月重新担任右丞相的，胡惟庸则在同月升任左丞相。此时，距离胡惟庸担任右丞相已经四年两个月，时间可是够长的。更何况在此期间，一把手左丞相的职位一直空缺，胡惟庸可以说是独掌相权。[26]
因此，朱元璋在这时配齐班子，就意味深长。
似乎可以肯定，皇帝对胡惟庸的工作基本满意，否则他就不会将李善长退休以后空缺了六年多的职位给他。但与此同时，朱元璋恐怕也开始疑神疑鬼，否则他就不会把汪广洋调回来做二把手。在他看来，汪广洋既然是被胡惟庸排挤出京的，那就肯定会牵制胡惟庸，至少也能充当耳目。
汪广洋却让朱元璋大失所望。
其实想想也知道，汪广洋原本不是好斗分子，在中书省的政治斗争中又总是失败者。所以这次官复原职，他就只想明哲保身，不想惹是生非，竟然每天都泡在酒里。胡惟庸再飞扬跋扈，他也不闻不问，自顾自地夜夜笙歌。
没想到，这就惹出事来了。
洪武十二年十二月，监察部门向皇帝举报：刘伯温是被胡惟庸毒死的。朱元璋闻讯大为震怒，同时也暗自庆幸总算没有丧失警惕。事实上，权力欲和控制欲都极强的皇帝早就发现，六年半以来，胡惟庸越来越野心膨胀，自己则越来越大权旁落。官员的升迁，案件的处理，胡惟庸都不经请示就擅自做主，甚至对皇帝封锁消息，以至于那些趋炎附势之徒云集于他的旗下，胡惟庸的相府竟门庭若市。[27]
是可忍，孰不可忍！
于是，皇帝约谈汪广洋。在他看来，这位同在中书省又饱受欺负和挤对的右丞相，多少总能够提供一些胡惟庸贪赃枉法滥用职权的材料。如能坐实谋杀案，就更好。
没想到，汪广洋竟是一问三不知。
朱元璋勃然大怒。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养条狗也不至于如此不中用，这可真是看走了眼。不过朱元璋是一贯正确也永远正确的，因此用人不当的责任，就必须由汪广洋自己来负，谁让他将皇帝陛下的如意算盘毁于一旦呢！
盛怒之下，朱元璋以朋比为奸欺君罔上的罪名，将汪广洋贬到了地老天荒的海南。事后，皇帝越想越气，又派出专使十万火急地追赶那犯官，追到哪里就在哪里赐死。
结果，汪广洋死在了路上。[28]
胡惟庸也很快大祸临头。汪广洋上个月被杀，下个月就轮到他，罪名却不是谋反。据考证，当时朱元璋发表的各种言论，都只说胡惟庸不守人臣之分，擅权结党。当然，按照皇权政治的逻辑，这已经足够让他粉身碎骨。[29]
谋杀刘伯温的事，同样只字未提。
李善长则安然无恙。据说，面对群情激愤的臣下，朱元璋说了一段语重心长的话：朕刚刚起兵，李善长就投奔到朕的门下，声称苍生终于能够重见天日。那时，朕才只有二十七岁，善长却四十一了。追究他的责任，于心不忍啊！[30]
这话半真半假，值得琢磨。
实际上，朱元璋并没说李善长无罪，只说不忍。这固然可以理解为袒护，同样可以理解为搁置。毕竟，李善长确实曾经是朱元璋的亲密战友。此刻旧话重提，不能说一点真情实意都没有。何况，朱元璋曾经以铁券与李善长约定，只要不是谋反便可免于死罪，本人两次，儿子一次。现在他仅仅对胡惟庸擅权结党负连带责任，当然罪不至死。[31]
但，如果谋反呢？
那就另当别论。
不幸的是，胡惟庸的案子不断发酵，并且终于正式升级为谋反案。随着知情人的不断检举揭发和出庭作证，胡惟庸的阴谋诡计逐渐浮出水面，而且堪称丧心病狂。
按照朱元璋钦定的结论，胡惟庸发动政变是在洪武十三年正月戊戌日。这天他向皇帝报告，自家井里涌出了酒一般甜美的甘泉。朱元璋欣然前往观看，走出西华门时却被名叫云奇的宦官死死拦住。这个宦官情绪激动，气急败坏地半天说不出话来。如此冲撞圣驾，当然只能招来痛打。然而云奇快被打死时，右手仍然指着胡府。朱元璋恍然大悟，急忙登上城楼，立即发现那宅中刀枪林立，埋伏了重兵。
于是，皇帝马上命令御林军将一伙反贼拿下。[32]
这可真是天方夜谭。照这个说法，胡惟庸谋反岂非皇帝亲自发现而且人赃俱获的？既然如此，他在洪武十三年正月处理此案时，为什么只字不提“谋反”二字？
何况谋反必有同谋，行刺皇帝更非同小可。那么，朱元璋为什么不将胡惟庸下狱严加审问，反倒匆匆忙忙在当天就把他杀了？天底下有这样杀人灭口的吗？
所以，故事都是后来编的。[33]
李善长的案子也一样。按照供词，为两个“反贼”牵线搭桥的是李善长的弟弟、胡惟庸的亲家李存义，后来胡惟庸也亲自出面与之密谈。开出的条件，则是事成之后封李善长为淮西王，但都被李善长拒绝。最后，李善长耐不住他们的纠缠，才叹了口气说：我老了。我死以后，悉听尊便。[34]
这段供词诸书记载不一，也漏洞百出。其实李善长只要安分守己不惹是非，死后封王根本没有问题，他要胡惟庸那张空头支票干什么？但这已经足够朱元璋治罪了。于是皇帝降下圣旨：李善长开国元勋，皇亲国戚，居然对胡惟庸谋反之事知情不报，狐疑观望，暗怀二心，实属大逆不道！[35]
给出的处分是：赐死。[36]
李善长只好自缢，时间是洪武二十三年五月乙卯。[37]
此案同样可疑。据正史记载，早在洪武十八年，也就是胡惟庸被杀五年后，李善长被杀五年前，就有人举报李存义父子是胡惟庸党羽。如果胡惟庸谋反是实，照理说就该顺藤摸瓜严加追查。然而朱元璋的处分，却只是将李存义打发到崇明岛居住，丝毫没有把事情弄大的迹象。
如此这般的根本原因，恐怕就在朱元璋心知肚明，其实胡惟庸并未谋反，李善长更是毫无关系。但是按照皇权政治的逻辑，李善长应该上表感谢皇恩浩荡。毕竟，朱元璋硬要借题发挥大肆株连，也不是不可以，更没人拦得住。
李善长却一句服软谢恩的话都不肯说。
朱元璋很不满意。[38]
胡惟庸案也仍在发酵。洪武十九年和二十一年，胡惟庸里通外国，勾结日本人和蒙古人谋反的证人和证据，被找到或者说制造出来了。而且，那个据说是蒙古间谍的家伙被捕后还被李善长隐匿，洪武二十三年才重新捉拿归案。[39]
这时，再迟钝的人也该知道，法网正在张开。
李善长却感觉良好毫无警觉。为了扩建住宅，他竟然向信国公汤和要了三百名士兵来打工。这当然是他对以权谋私习以为常，此刻却未免有顶风作案之嫌。碰巧汤和又是个胆小怕事的，于是一面照办，一面密报朱元璋。结果，李善长的谋反嫌疑又加重了：退休的宰相，要兵干什么呢？[40]
如此不知检点，落入陷阱就不足为奇。
然而这也反过来证明，李善长绝非胡惟庸同谋，对胡案更是问心无愧。如果有，从洪武十八年起，他就该夹起尾巴做人。同样，朱元璋杀李善长也绝非因为鸡毛蒜皮，而是有着更为长远的打算和极其深刻的原因。
那么，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改制，集权。
废除宰相
胡惟庸被杀五天以后，中书省被废。[41]
废除是永久性的。
也是不容置疑的。
为此，朱元璋下了一道严令：
以后子孙做皇帝时，并不许立丞相。臣下若有敢奏请设立者，文武群臣即时劾奏，将犯人凌迟，全家处死！[42]
这是很严重的话。众所周知，凌迟又叫千刀万剐，堪称最残酷的处死方式，一般只用于谋反叛乱者。奏请设立丞相竟然要凌迟，岂非视宰相制度为皇权之大敌？
正是如此。
实际上，作为真正的一代枭雄，朱元璋很早就在思考和琢磨：强大的元王朝为什么会分崩离析？未来的新帝国又该怎样治理？这两个问题他一定想得很透，因此在他刚刚自称吴王时，便胸有成竹地向李善长等人说出了结论：
元氏昏乱，纲纪不立。主荒臣专，威福下移。由是法度不行，人心涣散，遂至天下骚乱。
也就是说，大元王朝灭亡的根本原因，是忘记了“君为臣纲”的立国之本，导致皇帝荒于政务大权旁落，朝臣操弄权柄作威作福，天下失去凝聚力和约束力而至大乱。
因此朱元璋说：
建国之初，当先正纪纲。[43]
换句话说，宰相们必须摆正位置。
如果总也摆不正，就只好废了那制度。
也许，朱元璋是慢慢发现这一点的，但时间不长，最多十三年。十三年来，他用过李善长，用过汪广洋，还重用过胡惟庸。然而怎样呢？要么专横跋扈，要么尸位素餐。在他看来，这就不是用人不当，而是制度有问题了。
好吧，那就改制。
于是，中书省便成了胡惟庸的殉葬品。
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李善长、汪广洋和胡惟庸，都成了宰相制度的殉葬品。这里面的逻辑关系是：为了废除中书省并彻底改制，就必须杀胡惟庸。为了杀胡惟庸，又必须先杀汪广洋。杀汪广洋是黑云压城，山雨欲来。然后，就是霹雳闪电，风卷残云，纱帽和人头滚滚落地。
而且，从汪广洋到胡惟庸，只有一个月的时间差。
如此迅雷不及掩耳，说明这些动作都蓄谋已久。李善长之死则可能是计划内的，也可能是计划外的。也许，朱元璋最初的想法是能不杀就不杀，但也要未雨绸缪。所以，此人的罪证便一直在收集或者制造，以备不时之需。
达摩克利斯之剑，悄悄悬在了李善长的头顶。
什么时候掉下来，则全在朱元璋的一念之间。
事实上，直到李善长被赐死的五个月前，也就是洪武二十三年正月，朱元璋摆出胡惟庸案已经了结的姿态，以“肃清逆党，榜列勋臣”为名重新颁布功臣榜，李善长也仍然榜上有名。这是要保全李善长，还是要麻痹他，不知。[44]
但是李善长不该忘记，朱元璋并非没有给过警告，而且话说得非常严重：卿谋欺诳，法当斩首。然行赏有誓，尔当三免极刑。今无患矣，止削禄一千四百石。[45]
因此，李善长如果识趣，就应该向汤和学习，而不是向汤和借兵，甚至应该比汤和还要谦恭、克制和低调。比方说谢绝与朝中大臣的任何交往，过简朴的生活等等。朱元璋是痛恨官员贪腐奢靡的，更忌讳他们来来往往窃窃私语。
可惜他没有，还继续呼风唤雨。
这就让朱元璋认为，李善长树大根深。有这样一棵大树立在那里，旧制度就随时都有复辟的可能。毕竟，李善长是首相也是名相，看见他就会想起中书省。所以，只有杀了他和他的党羽，才能将宰相制度斩草除根。
问题是，李善长当真非杀不可吗？
恐怕如此。要知道，朱元璋的祖训在他身后，并非百分之百地得到了实行。比方说，宦官不得干预政事和读书识字的规定，就被破坏得一塌糊涂，以至于明代是东汉和晚唐之后宦官势力最大的时期。严禁设立丞相却被严格遵守。原因之一，恐怕是提到宰相就会想起李善长的遭遇吧？不要忘记据官方统计，大清洗中被害人数竟多达三万以上。[46]
不过，这也只是原因之一。
根本原因是皇帝尝到了甜头。废相以后，权力就集中到皇帝这里了。至尊天子真正君临天下，独享了最高决策权和指挥权，以及对所有人生杀予夺的权力，而不必担心有什么宰相之类的人掣肘，也不必担心有什么权臣来篡位。
这可是许多皇帝梦寐以求却未能实现的事。汉武帝杀了那么多丞相都没能解决问题，他发明出来对抗和架空宰相的大将军反倒成为王朝的掘墓人，岂非讽刺？同样，曹操通过恢复丞相职位为子孙挣下的家当，后来却被权臣依样画葫芦地篡夺了去，又岂非讽刺？
皇权与相权，几乎天生是冤家。
那么，不要宰相，不行吗？
恐怕不行，至少很难。宰相制度毕竟由来已久，而且很有道理。因为一个正常的国家，应该是既有国家元首，又有政府首脑的，就像公司要有董事长和总经理。政府首脑或者总经理既然不能没有，宰相制度又岂能废除？
也只能削弱和限制其权力。
为此，历朝历代挖山不止。
唐的办法是制衡，用三省六部制把相权分为决策、审核和执行三块，同时改宰相府为政事堂，也就是变国务机关为国务会议，国务总理为国务委员。宋则分流，将军权和财权分给枢密院和三司，又将宰相分为正副。至于元，虽然只有中书一省，长官中书令却由皇太子担任，可谓监督。
然而怎么样呢？
主荒臣专，威福下移。
相权对皇权的威胁，简直就挥之不去。
既有历史经验，又有亲身经历，朱元璋这个流民出身的霸道总裁决定掀翻桌子，再也不按照什么“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分工合作”的游戏规则跟大家玩了。
结果却出乎意外。
掀翻桌子以后，天下并未大乱，没有了首脑的政府也没垮台，反倒是即便皇帝不上朝，国家机器也正常运转。权臣专政或者篡位的事情，更是从未发生。
看来，扬汤止沸，真不如釜底抽薪。
维护皇权的人非常满意。
留下的隐患，却很少有人想到和关注。
所以，清人入关以后，就全盘继承了朱元璋的这个制度安排，同样不设立宰相和相关机构。秦汉建立并且延续到元的宰相制度，永远退出了历史舞台。
也就是说，除明初十三年，明清两代没有宰相。
不过这样一来，就有了一个问题：原来按照分工由宰相负责的那部分工作，谁来做呢？
朱元璋和他的儿子自有办法。
内阁与行省
朱元璋的办法之一，是将六部升格。[47]
六部就是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和工部。从隋唐到明初，它们一直就是宰相机构的下属职能部门，起先属于尚书省，后来属于中书省。那个时候，六部官员奏事都要通过宰相，皇帝甚至连他们是谁都不知道。
中书省被废以后，六部没了领导，只能直属皇帝。皇帝没了宰相，处理政务只能依靠六部，也得提高其待遇，增加其权力。于是，部长（尚书）便由正三品升为正二品，副部长（侍郎）则由正四品升为正三品。皇帝有政令，直接批示六部执行；六部有想法，也直接报告天子，就连各司的司官都能直接向皇帝上书，用不着任何中转。
六部成为最高行政机关。
同样重要的，还有最高监察机关。
最高监察机关原本叫御史台，后来改名都察院。都察院长官叫都御史，正二品；副职叫副都御史，正三品；再次佥都御史，正四品。都御史又称总宪，副都御史称副宪。他们和佥都御史一起都称为都堂，而且都分左右。右职多半作为特派员的加衔，总督和巡抚就是那样的特派员。
六部尚书和都御史，合称七卿。
然后是最高法院大理寺。长官大理寺卿，正三品；副职左右少卿，正四品；再次左右寺丞，正五品。明清两代，大理寺与刑部、都察院合称三法司。如有重大案件，便由三法司共同审理，俗称三堂会审。
最后一个重要机关叫通政司，负责向皇帝转交全国各地的建言献策和陈情申诉。长官通政使，正三品。
六部尚书、都御史、大理寺卿和通政使，合称九卿。
九卿之上，再无首长。
所在部门，即为中央政府。
只不过有九个，而且各行其是，互不相干。
九个政府直属，权力固然集中于皇帝，责任和负担却也都到了他身上。最忙的时候，每天要处理数百项事务。如此巨大的工作量，绝非常人所能承担。就连朱元璋也说：人主以一身统御天下，不可无辅臣。[48]
于是，内阁诞生。
内阁是明代特有的机构和制度。而且准确地说，是在明成祖时代建立的。在内阁供职的官员，叫殿阁大学士，也叫阁臣或中堂。后者本是宰相别称，因为宋代宰相的办公地点在中书省的政事堂。阁臣叫中堂，是不是意味着明代的内阁就是相府或国务院，殿阁大学士就是宰相呢？
当然不是。
实际上内阁的本义，是大内的殿阁，比如武英殿或者文渊阁。朱元璋废除中书省以后，为了减轻自己的负担，便起用殿阁大学士作为顾问和助理。不过大学士有职无权，而且往往是临时工。因此，内阁充其量只是皇帝的秘书处。
成祖时代形成制度以后，大学士官阶也不高，一直都是正五品官员，远远不如正二品的六部尚书。但到后来，内阁权力越来越大，地位越来越高，以至于入阁有如拜相，阁老真如中堂，称为“阁下”更是恰如其分。[49]
这可是朱元璋始料未及的。
宰相制度阴魂不散，内阁制度李代桃僵，对明代政治的影响极其巨大，许多“特色”都由此产生。这就只能从长计议了。需要强调的是：内阁是内阁，六部是六部。六部尚书兼任殿阁大学士是后来的事情。由于内阁不三不四，而导致宦官擅权和特务横行，也是后来的事。
现在要说的，是行省。
行省是“行中书省”的简称。行有“在外”之意，比如行宫和行辕。所以，行省就是中书省的派出机构。这是元代留下的政治制度遗产，而且元帝国不但有行中书省，还有行枢密院和行御史台，简称行省、行院和行台。就是说，最高行政机关、军事机关和监察机关都有派出所。
元人这样做，因于他们是异族统治者。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必须由中央派大员镇抚军事占领区。行省、行院和行台的长官，当然也都由蒙古人或色目人充任。
朱元璋就没有这个必要。
再说，中书省都没了，又哪来“行中书省”呢？
问题在于，视“行中书省辖区”为地方行政区划的概念已经深入人心，大家也都习惯了甘肃省、四川省或者福建省这样的称谓。如果撤销行中书省，这些地方怎么办？
朱元璋的办法是：改省为司。
这里说的省和司，都是指机构，不是指区划。区划仍然得叫省，比如河南省或江西省。但省政府得叫司，而且不能只有一个，得有三个，分别是：
承宣布政使司，简称布政使司，俗称藩司。
提刑按察使司，简称按察使司，俗称臬司。
都指挥使司，俗称都司。
布政使司、按察使司和都指挥使司，合称三司。
三司都是省政府，但分工不同：
藩司管行政、民政、财政和官员考核。
臬司管司法和监察。
都司管军政。
如有大事，则必须三司会议。
三司的长官分别是：
布政使，俗称藩台，从二品。
按察使，俗称臬台，正三品。
都指挥使，俗称都台，正二品。
总之，长官都叫使，衙门都叫司。
三司体制的最大优点是权力分散，地方官员难以形成与中央抗衡的力量，皇帝可以放心。明显不足，则是政出多门效率低下，一旦有事便无人负责也无法问责。
于是，巡抚和总督产生。
巡抚的本义是巡察抚慰，总督的本义是总理督察，顾名思义都是差遣而非职务，因此也没有品级。事实上明代巡抚和总督本为兼有宪衔的特派员，巡抚兼右副都御史，总督兼右都御史，编制也都在都察院。具有地方官员特征，要到明的后期；正式成为封疆大吏，则要到清。
清的制度，多半继承了明。
省的概念，更是延续至今。
太祖改制，确实影响深远。
至于省政府改制重组的时间，则在废除中书省的三年半以前，可见这位霸道总裁早就布下棋局。遗憾的是，很少有人想到，这些动作竟会改变了中华帝国的走向。[50]
没错，明专制，清独裁，就从这里开始。
包括后来的闭关锁国，也如此。
不过，这些都是后话。
现在，朱元璋通过一系列组合拳，终于理顺皇帝跟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关系。他成了自己的国务总理，以及各级官员的授权人。没有了中间商赚差价，陛下的工作热情空前高涨，乐此不疲地日理万机，使自己成为帝国头号劳动模范的候选人，尽管除了皇天上帝无人可以为他授勋。
可惜他没想到，传统政治制度是有道理的。中央政府有宰相，至少表示官僚集团是半个当家人。现在好了，什么都是你的，什么都归你说了算，我们又何必多管闲事？明末李自成打过来的时候，满朝文武全都无动于衷见死不救，甚至暗地里乐观其成，便恰恰是朱元璋种下的祸根。
他当然也想不到，留给孙子的皇位会被儿子夺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