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克莱的妥协案，各路势力唇枪舌剑，甚至拳打脚踢，最后妥协占了上风。泰勒总统病逝后，道格拉斯担任了妥协派的领袖，而菲尔莫尔总统也为妥协尽了最大努力，1850年9月，最后的妥协达成，基本上与克莱年初提案一致。
林肯躺在斯普林菲尔德他家里的地板上，头后斜放着个枕头，枕头放在一张翻倒的椅子上，他舒展着四肢，看着报纸或书，他知道这一年底，新的“逃亡奴隶法”生效了。它包括：
1、设置联邦专员负责发放允许逮捕和领回逃奴的证明；
2、奴隶追索者只要一纸宣誓书即可被认作所有权的证据，而逃亡奴隶则被剥夺为其辩护的权利；
3、专员如果每次做出有利于追索者的判决可获得十美元的报酬，但如果他释放一个逃奴就只能得到五美元；
4、专员有权要求任何公民作为武装人员去协助执法，拒绝执法者或妨碍执法者将受到严厉的罚款或坐牢。
他听到拉尔夫·W·爱默生说它是“一项龌龊的法律”，没有人能去执行，“除非他失去了自尊。”然而他错了，这种失去自尊的人很多，甚至出现了一种以专门捕捉逃奴为业的人，大量自由黑人惨遭绑架并被卖往南方。
林肯不知道的是这个时候有个女人收到了她嫂子的一封信，信中说：“哈蒂，我要是像你有那份写作天赋，我就会拿起笔杆，让国人都明白，奴隶制又有多么可恶。”
他不知道哈丽特·比彻·斯陀看完后捏紧了拳头，这个女人的手这时捏得像男人一般有力，然后她就感到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她看到一幅幅画面几乎伸手可及，它们犹如一股无法抵御的潮水向她迎面扑来。她将这些画面拿过展开在读者面前，立即，那股令人无法抗拒的力量至少使30万美国人臣服。
《汤姆大叔的小屋》1851年6月起先在华盛顿一家反奴周刊上连载，1852年5月出单行本，销量惊人，将南方和北方同时震惊得目瞪口呆。十年后，林肯认识了这位促成了一场大战的小妇人。
林肯懒洋洋地躺着，思考着一些问题，一有所得他就会抓过纸笔将它写下。他现在似乎一心一意地要做个好律师，他觉得做律师必须劝阻人家打官司，要尽量和解，打官司往往只能讨得个说法，却在聘金、费用及时间等方面遭受严重的损失。他觉得再没有比挑拨人家打官司的人更恶劣的了，应当在行业中发扬道德风气，以便把这种人清除出去。
他觉得做人一定得诚实，这是他的做人准则，他希望别人也如此，特别是做律师之人，如果“在选择这个职业的时候，预先就同意做一个恶棍，那你还是宁可另外选择一个职业为好。”他对聘金问题也有一番特别的考虑，“这远远不止是一个牵涉面包与白脱油的问题。处理好这个问题，律师和当事人就两得其利。索费决不可过高。”林肯到目前为止尽管摆脱了债务，但仍很穷，他办案子收费却仍很低，1853年他办了四个案件总共只收了30美元。
有一次，一个当事人送他25美元，他说他太慷慨了而退回了10美元。林肯还反对预收全部聘金，“如果一个人预收了全部聘金，”林肯1850年7月写道，“而他还照样一如既往对案子感兴趣，那他就是真正了不起了。”
林肯后来写给费尔的自传中说，“从1849年到1854年，首尾两年包括在内，我以空前的刻苦精神从事律师工作。”那个时候，在斯普林菲尔德的大街上或在法院，常可看见林肯与一些农民、城镇居民在一起，他们常常就其农作物被盗、栅栏边界，或者牛、马之类的事情向他咨询，他也不厌其烦地解答而不收费，他耐心地促使他们和解，当不得已打官司，他总是乐于帮助他们免于昂贵的诉讼费用，这些费用林肯知道是极其昂贵的，而他的当事人就不太清楚了。
他从不向他的当事人收取过高费用，他的表现也总是公正而诚实，他也不欺蒙法庭，但他善用事实与法律，甚至不惜采用戏剧性的方式取胜，他会动情地陈述事实而使法官也不知不觉受到感动。
这段时期，勤奋的林肯似乎对游手好闲特别反感，尽管他常常被人看作是懒散的，但他一直在努力奋斗，而终于有了一定地位。1851年他的继弟向他借钱，他觉得约翰·迪并不懒，只是觉得干活挣不了钱就不想干，因而游手好闲。林肯因此建议他的继弟全力以赴给一个愿意出钱雇他的人干活。“为了使你的劳动获得相当好的报酬，我答应你。”林肯1月2日写道，“从现在起到5月1日止，你劳动每挣一美元，无论是现金还是抵还你的债务，我就另外再给你一美元。”他觉得这是医治他继弟游手好闲毛病的良方，“你只要听从我的劝告，就会发现它对你的价值比八十美元的八十倍还要高。”
林肯曾经很深入地考虑过这个问题，他认为，要力求使每个劳动者得到他劳动产品的全部，或尽可能接近全部这样一个任何贤明的政府最值得为之努力的目标，必须尽量消灭无益劳动和游手好闲的现象。
什么是无益劳动呢？他举了铁和棉花的例子。如果美国生产铁和铁制品耗费的劳动不超过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那么，将铁和铁制品从国外运往美国的一切劳动都是无益劳动。而棉花就应当在产地和消费地纺成纱或织成布，因为从一地运往一地就是无益劳动。至于游手好闲，他说，假如在任何时候，一切劳动都停止，一切现有的储备都在人民当中平均分配掉，那么很快所有的人都会饿死。无疑，整个社会的游手好闲将迅速造成整个社会的毁灭。
林肯思考着，有史以来，这个世界上总是有一些人劳动，而另一些人不劳动，而偏偏是那些不劳动的人享受着大部分的劳动果实。这是错误的。林肯这样想着的时候似乎没有把它与奴隶制联系起来，因为那时他把心思放在了保护关税上，他说，放弃保护关税必然会导致无益劳动和游手好闲的增加。
但另一次约在1854年、他对南部的奴隶比北部的雇佣劳动生活富裕的说法作了批判，他以自己为例写道，“我们当中没有永久的雇工阶级。二十五年前我自己也是一个雇工。昨天的雇工今天在为自己的利益工作，明天还会雇佣别人为他工作。”他认为，“进步—改善条件—是平等社会的规律”，而“社会平等战胜不平等”。
林肯认为，“劳动是人类的共同负担，有些人想把他们的一份负担转嫁到别人肩上，这就成了人类巨大而持久的被诅咒的事物。本来是对全人类的罪恶的诅咒，而在奴隶制的情况下只集中在一部分人的身上，就成为上帝对他的创造物的倍加精练的诅咒。”
他认为，“自由劳动有鼓舞人心的希望”，而“十足的奴隶制则没有希望。”他比喻道，“一个奴隶，你不能用鞭子强迫他一天割七十五磅大麻，但是，如果派他割一百磅，并答应超额完成部分给他报酬，他就会替你割一百五十磅。”林肯由此总结道，“你用希望代替了棍棒。然而，就你在这种情况下的收益来说，你恐怕没有想到你已经放弃奴隶制度，采取自由劳动制度了。”
林肯驾车在第八审判巡回区巡回，巡回法庭的路线长达四百多英里，道路坎坷，尘土飞扬。林肯与赫恩登同行，赫恩登常向他推荐一些书读，林肯有时会感兴趣地看上一眼，但很快就会放开，他对那些枯燥的历史似乎没有兴趣，他更多地读了莎士比亚的戏剧、彭斯、拜伦及密尔顿等人的诗，他有一种多愁善感的天性，使他看起来一个人好像独霸了全世界的忧郁，他喜欢那些哀伤的甚或是病态的诗，自己也写点诗。
1844年他曾去过印第安纳他母亲和姐姐埋葬的地方，他那时离开那里已有15年，“那个地方就其本身来说，一点都没有诗意，”林肯说，“尽管如此，看到了它，看到了那里的景物和居民，就激起了我的感情，”他颇有些激动，接着道，“这肯定就是诗。”这个诗人同时还读另一些东西，那是欧几里得的几何学。
在巡回线上的小酒店，他晚上常常在床头的一把椅子上点一支蜡烛，将他的长长的脚搁在床脚板上，就这样躺着读到夜深。这段时间他饶有兴趣地啃着欧几里得，直到他能清晰地证明六册中的一切定理，然后接着攻读代数、天文学。
他这样做是为了训练自己的严密，他从推证定理当中体会到一种推理的乐趣，使他感到自己似乎获得了某种力量，因为那结论是无可置疑的、不容辩驳的，就像将对手紧紧地按在了地上，使他丝毫没有翻身的余地。
他将奴隶问题引入这种思路：不管甲怎样确证他有权奴役乙，难道乙就不能抓住同一论据证明他也可以奴役甲吗？你说因为甲是白人而乙是黑人，那么也就是根据肤色了。难道肤色浅的人就有权去奴役肤色深的人吗？那你可要当心。因为按照这个逻辑，你就要成为你所碰到的第一个肤色比你更白的人的奴隶。你说你的意思不完全是指肤色吗？那么你指的是白人在智力上比黑人优异，所以有权去奴役他们吗？这你可又要当心。因为按照这个逻辑，你就要成为你所碰到的第一个智力上比你更优异的人的奴隶。你说这是个利益问题，只要你能谋取你的利益，你就有权去奴役他人。那么好吧，如果别人也能谋取他的利益，他也就有权奴役你了。
严密、紧凑、层层剖析、步步紧靠，令人很难断章取义，就像几何或代数题解，抽出其中一段会毫无意义。
这个时候，林肯无疑是在寻找一种积蓄力量的方法，他在收回自己的拳头，等待时机更有力地打出。他像一只准备高飞的鹰，在悬岩上孤独地梳理翎毛，等待着急风猛雨的到来。奴隶制，他已经感到命运之拳的劲力有些松懈，而他逐渐有了力量，他要打出他的拳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