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禁忌与俄狄浦斯的悲剧
聂珍钊
纵观自古至今的文学批评，对《俄狄浦斯王》的理解不外乎两种：一是用命运的观念去理解它；一是用恋母情结的观点去解读它。在弗洛伊德的批评出现之前，批评家大多把索福克勒斯的这出悲剧称为命运悲剧，把《俄狄浦斯王》的主题概括为个人意志和行为与命运的冲突。苏联的塞尔格叶夫在其《古希腊史》中就说，命运观念在索福克勒斯的作品中比在埃斯库罗斯的作品中表现得更加抽象，更加明确，表现得最彻底。[1]在神话中，命运作为神的意志被表现出来。命运往往借助神来体现，如命运女神。但是命运往往又凌驾于神之上，因为不仅人要接受命运的安排，就是神也要服从命运的安排。按照现代人的观点，命运是一种来自社会或自然的抽象和普遍的力量，一种来自未被揭发的寓于偶然之中的必然性。古希腊人的“命运”只属于人的想象的概念范围，而且是对抽象物的想象。
在希腊神话里，命运是不可抗拒的。俄狄浦斯的命运是由神预先确定的，他自己的任何反抗都无济于事。无论他多么有智慧，多么贤明伟大，多么大公无私，也无论命运是好是坏，他都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按照命运论者的观点，命运是无法反抗的，无法改变的，而且命运本身也是善恶不分的。俄狄浦斯的命运就是明证。俄狄浦斯情结（Oedipus Complex）是解读《俄狄浦斯王》的另一种主要方法。弗洛伊德认为，无意识主要由本能构成。人的基本本能有两种：自我本能和性本能。但是人的本能受到文明的压抑，其中，被压抑得最彻底的是针对亲人的性和暴力，也就是乱伦和弑亲。这一切都是在不知不觉中产生的，后来形成了制度，产生了两大禁忌：族内禁婚和禁止同胞相残，也被称为“族内禁婚”和“禁杀图腾”。两大禁忌产生后，针对族人的性和暴力就被定性为“乱伦和弑亲”，受到所有社会的严令禁止。针对父母的乱伦和弑亲就是杀父娶母，罪行最重，压抑最深。弗洛伊德发现，他的许多病人都有杀父娶母的冲动。在希腊悲剧《俄狄浦斯王》里，伊俄卡斯忒就曾经劝说俄狄浦斯：“别害怕你会玷污你母亲的婚姻；许多人曾在梦中娶过母亲，但是那些不以为意的人却安乐的生活。”[2]弗洛伊德相信，所有的人都有这样的冲动，在男性表现为“杀父娶母”，在女性表现为“杀母嫁父”。他把这种现象命名为“俄狄浦斯情结”和“厄勒克特拉情结”，又称为“恋母情结”和“恋父情结”。这个理论对文学的影响是巨大的，在它的影响下产生了20世纪文学批评的一大流派，即精神分析学派。
弗洛伊德通过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来说明弑父和娶母是人类和个人的原始、基本的罪恶倾向，在任何情况下它都是犯罪感的主要根源。弗洛伊德认为，弑父的目的是为了同父亲争夺母亲，想把父亲当做竞争对手除掉。[3]因此，“恋母情结”就成为俄狄浦斯悲剧的根源。
命运学说和“恋母情结”学说从两个不同的方面解读了俄狄浦斯的悲剧。那么，除此之外，我们还能不能得到对这出悲剧的新的理解或新的认识呢？如果运用文学伦理学批评解读这出悲剧，可以发现，《俄狄浦斯王》在本质上只是一出伦理惨剧，源于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伦理禁忌和俄狄浦斯不断强化的伦理意识。
俄狄浦斯的伦理意识的核心是伦理禁忌，而在悲剧中伦理禁忌就是乱伦禁忌，由杀父和娶母两种禁忌构成。在古代希腊法律制度还不完善的时代，伦理禁忌可以看成是一种规矩或一种制度，一种法律规定或一种道德准则，或者说它就是约束人的行为的法律，对于社会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我们可以把乱伦禁忌看成是人类从愚昧、野蛮状态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志。人类学家布罗尼斯拉夫·马凌诺斯基说：“任何形式的文明中，如果其风俗习惯、道德和法律允许乱伦，那么家庭便不能继续存在。……于是整个社会一片混乱，文化传统不能继续下去。家庭是最重要的教育媒体，乱伦将意味着年龄分别的混乱，世代的混杂，情感的无组织性，角色的急剧变化。没有一个社会能在这种条件下存在。”[4]对马凌诺斯基来说，乱伦禁忌的存在保证了家庭的存在，从而保证了社会的存在。莱斯利·怀特也认为，乱伦禁忌的存在促使存在的家庭联合，从而推动文化发展。列维—斯特劳斯还认为，乱伦禁忌是将“畜生”变为有文化的人类的方法。[5]由此可见，俄狄浦斯通过伦理禁忌表现出来的伦理意识，正是他对人类古代文明的正确理解。俄狄浦斯是一个古代社会正常伦理秩序和道德关系的维护者的形象。
按照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俄狄浦斯的道德焦虑来源于他从阿波罗神庙获知的他将杀父娶母的预言。这种焦虑包含有两个主要因素：一是对预言有可能应验的担忧，二是对杀父娶母后果的恐惧。在索福克勒斯的悲剧中，杀父娶母作为乱伦禁忌不仅仅是一种社会习俗，而且已经上升为一种道德戒律，整个社会都必须遵守。俄狄浦斯无意中杀父娶母，犯下了乱伦大罪，并导致忒拜发生瘟疫。为了寻找产生这场瘟疫的原因和消除瘟疫的方法，俄狄浦斯派克瑞翁前去阿波罗神庙求问。神示说这场瘟疫源于老王拉伊俄斯的被害，而消除这场瘟疫的方法只有一个，就是找出杀害拉伊俄斯的凶手，把他们处死，或者放逐出境。这是拯救全邦人唯一的办法。俄狄浦斯作为忒拜的国王和忒拜人民的保护人，他首先将要担负起自己的道德责任，这就是要同大家一起“为城邦、为天神报复这冤仇”。道德义务对于俄狄浦斯来说表现为为被害的国王复仇。他发布命令说：“我如今掌握着他先前的王权；娶了他的妻子，占有了他的床榻共同播种，如果他求嗣的心没有遭受挫折，那么同母的子女就能把我们连结为一家人。”当我们从这段话里感受到俄狄浦斯强烈的道德责任感的同时，还可以从中读到其中俄狄浦断所不知的乱伦的隐喻。当他说到“我为他作战，就像为自己的父亲作战一样”时，这种隐喻就更加明显了。
为了找出那个杀害国王并导致忒拜灾难的罪犯，俄狄浦斯采用了向先知忒瑞西阿斯求助的方法。在俄狄浦斯的一再逼迫下，忒瑞西阿斯不得不指出俄狄浦斯自己就是凶手，是“忒拜的乱伦的瘟疫污点”，犯下三重伦理大罪：一是弑父凶手，二是娶母为妻的罪人，三是同他的母亲生下了身为父兄的子女。俄狄浦斯深知伦理犯罪的严重性。在当时，伦理犯罪是要遭受最严厉惩罚的，这是所有人都知道的公理。俄狄浦斯的道德焦虑由于先知的揭发而加深，转变为道德恐惧，因为先知的揭发不仅使弑君的罪行转变为弑父的乱伦罪行，而且同娶母的乱伦罪行联系在一起。这时候，他的道德恐惧促使他为自己辩护，认为拉伊俄斯遭人暗杀死去已经很久了，既然先知那时候和现在一样聪明、一样受人尊敬，那么他为什么不说明事情真相？不指证我？俄狄浦斯质问克瑞翁说：“那时候先知卖弄过他的法术吗？”“那时候他提起过我吗？”既然他能够指证凶手，“那时候这位聪明人为什么不把真情说出来呢？”俄狄浦斯的自我辩解实际上是他在道德上感到恐惧的情绪的宣泄，是他企图通过为自己辩解来减轻恐惧。
俄狄浦斯真正害怕和恐惧的是杀父娶母的预言。牧羊人回来指认俄狄浦斯就是当年他送走的婴儿，悲剧终于揭开了事实真相，但同时也给俄狄浦斯带来伦理困惑。一方面，他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会犯下杀父娶母的乱伦大罪，不理解自己为什么“成了不应当生我的父母的儿子，娶了不应当娶的母亲，杀了不应当杀的父亲。”[6]“另一方面，他也对自己无辜而要承担责任感到不解。由于俄狄浦斯的乱伦，这不仅对人类的理性提出挑战，而且还打乱了家庭和社会中的人际关系。正如俄狄浦斯在宫中寻找伊俄卡斯忒时出现的混乱那样，他是在寻找自己的妻子，还是在寻找自已的以及自己儿女的母亲？他永远也回答不了这个问题。因为这个有关人间伦理的问题比斯芬克斯的谜语更难让人回答。悲剧至此，俄狄浦斯已经被证明“成为和他同住的儿女的父兄，他生母的儿子和丈夫，他父亲的凶手和共同播种的人”[7]，当年的英雄俄狄浦斯依靠自己的智慧破解了斯芬克斯的谜语，除掉了害人的女妖，当上了忒拜城邦的国王，享受着最高的荣誉。但是如今，他却犯下了不可饶恕的大罪。那么，他的罪恶是什么呢？悲剧中说：“闻名的俄狄浦斯！那同一个宽阔的港口够你使用了，你进那里做儿子，又扮新郎做父亲。不幸的人呀，你父亲耕种的土地怎能够，怎能够一声不响，容许你耕种了这么久？”显然，这里指的就是俄狄浦斯的乱伦：“那无所不见的时光终于出乎你意料之外发现了你，它审判了这乱伦的婚姻，这婚姻使儿子成为了丈夫。”[8]在俄狄浦斯的伦理意识里，他已经变成了一个“肮脏的和乱伦的人”，是“罪恶的污点”。谋害亲人应该受到惩罚是人人皆知的真理，俄狄浦斯的乱伦犯罪已经被揭发出来，他只能等待着惩罚的到来。我们要问，俄狄浦斯为什么是最该诅咒、最为天神憎恨的人？答案就是一个，他是一个犯下了杀父娶母乱伦大罪的人。从悲剧中可以看出，在所有犯罪中，通过杀父娶母来体现的乱伦大罪是最严重的罪行。
在俄狄浦斯的时代，血亲相奸是最严重的罪行，是被严格禁止的。由于俄狄浦斯的乱伦，他成了他儿子们的父亲和哥哥，他妻子的儿子，并且使他的母亲成为她儿子的新娘和妻子，同时又是她丈夫的母亲。由于乱伦，俄狄浦斯在众人眼中成了最坏的人。最后，事实证明俄狄浦斯就是那个杀父娶母的乱伦罪人，正是他要一心追查的罪犯。这时，他的恐惧超越了他的心理能够承受的极限，不得不采用刺瞎自己双眼这种自残的方式来缓解自己的恐惧。
俄狄浦斯的悲剧是人类在伦理道德建设进程中付出的代价，反映了古代希腊人的伦理观念的演变过程。这出悲剧在当时的意义在于教诲，即用生活中的事实告诉人们乱伦将会带来怎样的严重后果，要求人们严格遵守这一禁忌。索福克勒斯极力渲染乱伦的悲剧性后果，其目的在于警示乱伦的禁忌是不容破坏的，乱伦是一种污染，是要被清除掉的。
在悲剧中，俄狄浦斯的伦理意识借助悲剧中没有直接描写的斯芬克斯之谜反映出来。通过对俄狄浦斯破解斯芬克斯的分析，进而我们就可以更深地理解这出悲剧的伦理性质。
在希腊神话里，悲剧中的斯芬克斯不仅仅是一个怪物的形象，而且还是一个人的形象。我们需要解读这个形象的象征意义。就斯芬克斯的形象而论，他是一个人和兽的结合体，具有人的头脑，但仍然保留着狮子的身体。因此，长期以来这个形象都被看成是怪物的形象，罪恶的代表，看成是俄狄浦斯与之斗争的怪兽。但是，他却是人类的童年的象征，而且也是俄狄浦斯时代的人的象征。他象征的是人从兽中脱胎而转变为人的过程。从这个形象可以看出，斯芬克斯已经同兽有了本质的不同，这就是他有了人的头脑。这是人从外形上区别于兽的最主要特征。也正是这颗人脑的出现，他才开始逐渐从兽中脱离出来，转变为人。他虽然还保留着象征肉欲的狮子的身体，但是他已经有了人的意识，有了人的最初的理性，因此也就有了人类的伦理意识。斯芬克斯最后跳崖而死，用自杀来弥补自己的罪孽，象征的是人的新生。斯芬克斯是因为认识到什么是人这个本质问题后而死的，他不愿与兽共生，宁愿去死。因此，斯芬克斯在本质上是一个人的象征性形象。
斯芬克斯提出的有关“人”的谜语据说是当时天下最难解的，但是这个谜语被俄狄浦斯轻而易举地解开了。那么，斯芬克斯为什么要提出这个关于人的谜语呢？这是因为斯芬克斯自己遇到的一个难题而导致的一个问题。虽然斯芬克斯长出了人的头，但是他仍然保留着狮子的身体，那么它究竟是什么？是人还是兽？斯芬克斯长出了人的头，这表明他已经有了人的理性或是理性萌芽，但是他还保留着狮的身体，这又表明他还带有兽性，还没有彻底从兽中摆脱出来而转变为人。这个谜语象征性地说明，斯芬克斯渴望知道人同兽之间的区别，知道关于人的定义。因此，斯芬克斯之谜实际上提出的是一个关于人的定义的问题。
俄狄浦斯破解斯芬克斯之谜实际上是第一次给人下的定义。对于这个无人能够破解的谜语，俄狄浦斯却轻而易举地说出了它的谜底：人。虽然对于俄狄浦斯的智慧而言，回答这个谜语根本算不了什么难题，但是对于这个谜语被解开却意义重大。因为正是俄狄浦斯的回答，斯芬克斯对于人的概念才得到确认，才真正得到关于人的定义。从俄狄浦斯破解谜语本身的意义看，俄狄浦斯给人下了定义，而且他还是第一个给人下定义的人。另外，既然俄狄浦斯能够给人下定义，这说明俄狄浦斯具有了人的全部理性，说明他已经依靠人的理性摆脱了兽性，并且彻底从兽转变成了人。俄狄浦斯由于破解了斯芬克斯的谜语，因此他也可以被看成是第一个具有理性的人的象征，或者他本身就是人的理性的象征。同时，由于他破解了斯芬克斯的谜语，从而他才具有了人的伦理意识，才有了伦理禁忌。也正是他有了伦理意识和伦理禁忌，他才能够认识到自己的伦理犯罪，才能产生沉重的罪恶感，并残酷地惩罚自己。这也说明，伦理犯罪有一个认识的过程，在没有认识到是一种犯罪之前是不算犯罪的，而俄狄浦斯却是一个能够认识伦理犯罪的人。因此，从本质上说，俄狄浦斯的悲剧根源并不在于他无法逃避自己必将杀父娶母的命运，而在于他杀父娶母的伦理犯罪的本质。俄狄浦斯可以无法避免某一种命运，但是这种命运并不一定导致他的悲剧，因为命运只是表示某种不能避免的事情发生。而发生的事情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则要看发生的这件事情的性质。也就是说，命运只是表明某种事情必然会发生，而这种事情发生后会有什么结果，则不是由命运决定的，而是由发生的事情的性质决定的。
导致俄狄浦斯悲剧的根本原因是他犯罪的对象的特殊性，即杀的是自己的父亲，娶的是自己的母亲。如果不是这样，最多只是犯罪而已，但有可能不会导致他的悲剧。也就是说，导致俄狄浦斯悲剧的并不是他命中注定要做某一件事，而是他做的这件事的性质。所以，真正导致俄狄浦斯悲剧的并不是他的命运，而是他所犯罪行杀父娶母的伦理性质，是他破坏了当时的伦理禁忌。
俄狄浦斯所犯的乱伦罪行在悲剧中已经一再指明并反复强调了伦理犯罪所带来的严重后果。在俄狄浦斯时代，社会已经从母权制时代过渡到父权制时代，当时以父权制为基础的新的社会伦理秩序与道德关系已经确立，并得到社会的一致认同和遵守。在对待新的伦理秩序问题上，已经不存在埃斯库勒斯在《俄瑞斯忒斯》中所描写的争论和斗争，新时代的人类所面对的，不是为了争取建立新的伦理秩序和道德关系而去同旧的社会秩序、旧的伦理秩序和道德关系进行斗争，他们面对的问题是如何遵守和维护新建立起来的伦理秩序和道德关系。这种新的伦理秩序和道德关系在人类社会中具体表现为父子与母子的伦理关系，在这种关系中，杀父和娶母都被看成是最严重的伦理犯罪。因此就俄狄浦斯来说，他的悲剧并不在于他无法避免杀父娶母这件事，而在于杀父娶母的性质属于最严重的伦理犯罪。
俄狄浦斯通过神谕知道了自己将要杀父娶母的命运，并积极采取措施避免这一可怕行为的发生。这说明了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说明当时人们借助于理性已经认识到杀父娶母是一桩严重的伦理犯罪，另一方面说明人们希望避免这种犯罪。也就是说，人们已经从理性的高度上认识到要维护以父子和母子的伦理关系为核心而确立起来的社会伦理秩序和道德关系，并避免这种秩序和关系遭到破坏。俄狄浦斯的逃避就是人们为避免新的伦理秩序和道德关系遭受破坏而做出的努力。但是，新的伦理秩序和道德关系仍然有遭受破坏的可能性，尽管俄狄浦斯做出了种种努力，但仍然无法避免杀父娶母这一罪行的发生。无论这种破坏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但这种可能性在现实社会中不可避免。俄狄浦斯在无意中杀死了父亲娶了自己的母亲，这正是新的社会秩序和新的伦理道德关系可能遭到破坏的证明。
在新的社会时代，新的社会秩序和新的伦理道德关系遭到破坏所带来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悲剧寓言式地说明这种伦理犯罪带来的严重后果就是人类的毁灭。从伦理的角度看，杀父娶母也坏了新确立的社会伦理秩序，败坏人伦，泯灭人性，在道德的意义上毁灭了人。同时，杀父娶母也违背了人类进化的科学规律，近亲繁殖导致人类的人口素质下降。希腊神话中的人兽结合的怪物，就象征性地说明了近亲繁殖会带来怎样的后果。因此，杀父娶母的禁忌还是古代人类在自身进化过程中对人类繁殖的一种朴素的科学认识。也可以说，正是杀父娶母的禁忌，才使人类最终从愚昧无知中真正解放出来，变成道德的人，科学的人，真正获得人的本质，摆脱自我毁灭的噩运。
俄狄浦斯的悲剧是一个在伦理和道德上自我发现、自我认识和自我救赎的悲剧，自始至终都是他的伦理意识在起作用。正是因为他有了强烈的伦理意识，他才能够认识到乱伦犯罪的严重性，才会对伦理犯罪的后果感到恐惧，才会尽力避免伦理犯罪。俄狄浦斯最后还是因为杀父娶母犯下了乱伦大罪，并且自己惩罚了自己。他的不幸遭遇代表着道德文明发展的悲剧性进程，说明人类在维护新的社会伦理价值方面所付出的悲剧性代价。同时，他的悲剧也说明了维护大家公认的伦理秩序的重要性，表明谁破坏了新的伦理道德关系和秩序，即使是无意的，也会给社会带来灾难，给心灵带来痛苦，要遭到严厉惩罚。这出悲剧的意义不在于人无法逃避命运和命运的残酷性，而在于新的伦理道德关系遭到破坏给人所带来的灾难，社会秩序遭到破坏所带来的社会问题，说明了维护新的社会秩序和伦理道德关系的重要性。
选自《学习与探索》，2006年第5期
注释
[1]B·C·塞尔格叶夫：《古希腊史》，缪灵珠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55年，第323页。
[2]索福克勒斯：《俄狄浦斯王》，选自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外国剧作选》（第1册），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年，第96页。
[3]车文博：《达·芬奇对童年的回忆》，选自《弗洛伊德文集》（第7卷），长春出版社，2004年，第149页。
[4]埃姆斯爱·科恩尤：《文化人类学基础》，李富强译，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年，第104页。
[5]同上书，第109页。
[6]索福克勒斯：《俄狄浦斯王》，选自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外国剧作选》（第1册），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年，第105页。
[7]同上书，第76页。
[8]索福克勒斯：《俄狄浦斯王》，选自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外国剧作选》（第1册），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年，第105—10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