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忙碌和浮躁的时代，您打开这样一本书，看到这一页，我就应当向您表示敬意。读文学著作的人越来越少了，读诗的人更少。而其实，无论我们在怎样生活着，音乐、诗歌、梦想和其他许多美好的事物，对于我们有一个尽可能美好的人生，都是必须的。
你是谁，一百年后读着我的诗歌的读者？
我无法从这春天的富丽里送你一朵花，从那边的云彩里送你一道金。
打开你的门，放眼四望吧。
从你鲜花盛开的花园里，采集一百年前消失的花朵的芬芳记忆。
在你的心之欢乐里，愿你感到那活的欢乐，它歌唱着一个春日之晨，穿越一百年传送着它快乐的声音。
这是泰戈尔《园丁集》的最后一首诗。诗人虽是一个谦卑的人，却也自信自己的作品会流传下去。确实，近一百年来，泰戈尔在全世界的影响力经久不衰。而且可以说，在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中，他是拥有最广泛的读者的诗人之一，也是中国读者最喜爱的一位外国诗人。
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Rabindranath Tagore）1861年5月7日出生于孟加拉加尔各答市一名门望族，书香门第。他在世时孟加拉还是印度的一个省，因此他一直被认为是印度诗人。
诗人兄弟姐妹十五人，他排行第十四。一个大家庭。他出生时已家道中落，生活并不富裕。但他的童年受到了良好的人文和艺术熏陶，他的兄姊中有近一半成就非凡，他本人则13岁便能创作长诗和颂歌体诗集。
泰戈尔没有好好读过书，因为不能忍受学校的呆板沉闷，14岁就退学；几年后在伦敦大学也只读了几个月便不得不回国，从此以文学创作为业，开始他的艺术人生之旅。20世纪20年代初，他创办了国际大学，其目的是为了全人类的利益，给各国艺术家、哲学家和科学家提供一个交流场所。为此诗人捐出了许多财产。在他的一生中，印度都是英国的殖民地，而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参加了非暴力运动，为印度的独立奔走呼吁，被英王室裭夺了勋爵头衔。值得一提的是，1932年9月圣雄甘地开始绝食时，写信希望泰戈尔支持他，泰戈尔立刻回信并动身去监狱；甘地绝食行动胜利时，诗人在他的身边。
作为著名的诗人、作家、艺术家和社会活动家，他虽然享有盛名，一生丰富多采，却也经历了许多坎坷。他幼年丧母，壮年丧妻，妻亡后又有一双儿女夭折。而他的另外几个子女也都相继离开他身边，他成了一个孤独的人。在社会活动中，他也经常遭受挫折，被人误解。他的中国之行，虽然受到中国各界众多名人的热烈欢迎，但当时真正理解他的人不多，并且遭到不少误解和抨击。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前，他的诗作在自己的国家很少得到赞扬，多受批评和攻讦。
一切化为美的旋律，从他心中流淌出来，洋溢在字里行间，使他成为一代“诗圣”。在他的约五十部诗集中，有八部由他本人从孟加拉文译成了英文，它们是：《吉檀迦利》、《新月集》、《园丁集》、《飞鸟集》、《采果集》、《情人的礼物》（即《爱者之贻》）、《去彼岸》（即《岐路》或《渡口》）和《游思集》。应该说，这是他最得意的八部作品。其中，《吉檀迦利》和《新月集》为他赢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新月集》则成了印度大、中、小学的必读教材。
诗人多才多艺，除诗歌外，他还创作了大量的小说和剧本，撰写了许多文学、哲学和政治方面的论著，而且作画谱曲不计其数。
泰戈尔的诗自成一派，特色极其鲜明。首先是诗中的景物：大地、树、花、绿草、河、海、山、渡口、船、牛、牛棚、阳台、摇篮、篱笆、屋檐、风、云、雨、雷电、太阳、群星、月亮、灯、火、黑夜、白昼、光、影、黎明、黄昏、梦、睡眠、仙境……都有一种独特的风情，也许是印度的风情，但又不全是印度的风情。应该说它们就是诗人的心境，广袤无边，容纳着他的祖国同时又容纳着世界。这也许就是诗人之伟大所在，诗人之魅力所在。
再者是诗中的人物：神、“我”、旅人、母亲、孩子、少女、妇人、牧人、船夫、商人、小贩、君王……以及所有的景物，因为这些景物常常是拟人化的。而出现得最多的是神、“我”、母亲、爱人和孩子。每一个诗人的诗中都有“我”，诗中不能无“我”，否则诗人便丧失了自我，不成其为诗人。而泰戈尔的“我”所倾诉的，是爱、悲悯、感恩、谦卑和无畏，以及对强权、金钱和暴力的轻蔑。
爱是诗歌永恒的主题，欢乐、痛苦和忧伤也是。泰戈尔的诗也是如此，但他还有一个主题：生命和死亡。生命和死亡是他诗中经常出现的词。主要是对于生与死的思索，也有悼念爱人（亡妻？）和朋友的。他把死亡写得那么湉淡、那么美：“我已经获准离去。向我道别吧，我的兄弟们！我向你们大家鞠个躬便启程。”（《吉檀利》第93首）“但群星仍将在黑夜里守望，晨曦会照样升起，时辰将依然像海浪一样起伏着，激荡起痛苦和欢乐。”（《吉檀利》第92首）在原也不奇怪，泰戈尔写那些诗时，已经年过半百，在当时的印度已经算是一个人的晚年了。但诗人一直纯真犹如孩童。“伟人是一个天生的孩子；他死去时把他的伟大童年留给了世界。”（《飞鸟集》第125首），他写下这首小诗的时候，大概没有意识到把自己也说了进去。1941年诗人以八十高龄辞世后，他的一颗童心连同大量美丽的诗作永远地留给了这个世界。
泰戈尔诗作的另一个特点是将哲思融入诗中，这是读者喜爱他的原因之一。有人认为，哲学和诗歌是互相排斥的，我曾举过一个反例，那就是威廉·布莱克。在《布莱克诗集》译序中，我曾经说过，布莱克的作品中，宗教、哲学和诗歌三位一体。另一个反例就是泰戈尔了。他的作品也是宗教、哲学和诗歌三位一体。布莱克也是个纯真如孩童的诗人。两位伟大的诗人已经有了两个共同之处。他们的第三个共同之处就是诗歌的音乐性，泰戈尔曾经撰文赞赏布莱克诗歌的音乐性，他自己的诗歌中同样回荡着音乐的旋律。
写到这里我才意识到，我只译过两位诗人的诗集：布莱克和泰戈尔。这是一个巧合？
印度是诗歌之国，正如印度人能歌善舞一样，印度人喜爱吟唱诗歌，且多有能作诗者。也许正因为如此，泰戈尔的诗有不少表达了对诗歌本身的爱和赞美。他在诗中常说把他的歌献给神，而我们知道，他把诗歌献给了人类，献给了我们——一百年后读着他的诗歌的读者。
泰戈尔一生同情和热爱中国，1924年泰戈尔访问中国之后，他的作品开始被译成中文，并开始在中国拥有大量的读者和崇拜者。他的朋友、知音、译者、崇拜者还有反对者中，包括许多名家名人，如梁启超、蔡元培、林语堂、胡适、陈独秀、梅兰芳、徐悲鸿、刘半农、冰心、郭沫若、徐志摩、陈西滢、林徽因、王统照、郑振铎等。其中，徐志摩是他最相知最亲密的朋友，郑振铎（西谛）是他最忠实的译者。此后，读一读泰戈尔几乎成了中国文学爱好者的传统。时至今日仍然可以说，几乎所有的文学爱好者都读过他，并且喜爱他。
陈独秀是泰戈尔在中国的第一个译者（1915年，《赞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后来成了泰戈尔最激烈的反对者。其他我们熟悉的早期译者中，包括赵景深、郑振铎、梁宗岱、徐志摩、李金发、伍蠡甫等。其中郑振铎先生的译作较具规模，且流传至今。后期的译者则有冰心、汤永宽、吴岩、石真、白开元等。
而在读者方面，可以说几乎所有的文学爱好者都读过，并且都喜爱泰戈尔的诗。因此，再来把泰戈尔的诗重译一遍，必须有勇气或者说斗胆，更必须格外多花些力气。对诗进行翻译原本就是迫不得已而为之，因为如果没有翻译，那么不懂原文、或者懂原文但达不到一定程度的读者，便无法读。从某种程度上说，译诗也是对诗的破坏，所以必须格外小心；译泰戈尔这样的大诗人的作品就必须更加小心，更何况是重译。
当初幸蒙诗人徐鲁先生邀约，后又承蒙长江文艺出版社和诗人沉河先生赏识，2003年以来，拙译得以第三次增加内容，再又蒙多家出版社青睐，陆续付梓各种版本十多个；迄今为止，已收入全部的《吉檀迦利》、《新月集》和《飞鸟集》，并选译了《园丁集》、《采果集》、《情人的礼物》和《游思集》的精华部分。近年来又有几家出版社要求我将后面几个集子译全，可惜碍于杂事缠身，暂未能履约。
我本人感觉，《吉檀迦利》的翻译过程中对前人译本里的错误改正最多，《新月集》的翻译最令我感到满意也最出彩。希望读者有兴趣和机会时，对照泰戈尔作品的其他译本，甚至对照原文，对我选译的这个集子提出批评。在译事上，我是个追求完美的人，当然我知道，距离完美永远有很长的距离，但您的批评将帮助我从这距离中减去一小段。
张炽恒
2016年4月6日于南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