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社会历史批评在中国的文学批评领域的地位举足轻重，尤其是在新时期之前的1950—1970年代，更是成为小说理论批评的主流。社会历史批评是一种从社会历史角度观察、分析、评价文学现象的批评方法，它主要侧重于研究文学作品与社会生活的关系，重视作家的思想倾向和文学作品的社会作用。它对于文学真实性的强调、对于作品倾向性的关注、对文学社会效果的偏重对当代文学批评产生了重要影响，左右的中国文学批评的评判尺度和标准。在复杂多变的政治环境中，这种以真实性、倾向性和社会效果为文学评价标准的批评理论逐渐衍变成为庸俗社会学批评，从政治观念出发来评判文学作品，以阶级分析来替代艺术分析，政治标准成为文学批评的最高标准甚至唯一标准，导致了当代文学发展的灾难性后果，也严重阻碍了当代小说理论批评的发展。
“文革”后特别是1980年代以来，政治环境和文学环境的变化，西方文学批评理论的不断译介，使得批评界开始批判性反思庸俗化的社会学批评模式，80年代初期的“方法论革命”由此而生。这种反省最重要的突破之一就是开始注意并逐渐彰显文学作品形式的重要性，将小说的形式从内容、主题的附属地位中解放出来。形式的审美意义和价值得到了承认和重视。尤其是叙事学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中国的小说理论批评开始形成了全新的形式观念。叙述者、叙事视角、叙述时间、叙事视点、叙述语调等叙事学概念，受到了小说理论批评家的青睐。[1]叙事学理论的传播和相关概念的广泛运用，开拓了新时期小说理论批评形式观念的视野，建构起了小说形式批评的基本框架。
和社会历史批评不同，叙事学批评关注文学作品的叙事方式，将叙事看成文学的本体。在叙事学批评理论的视野里，叙事就是一切，是一个封闭自足的系统，社会历史批评关注的主题、题材、作者、现实生活等都不在它的关注范畴。叙事学批评理论对传统批评模式的挑战和反叛使它对新时期的小说理论批评产生了重要影响，这种影响主要体现为，它催生了80年代小说理论批评把叙事形式当作小说本体形式的理论倾向。[2]这在80年代中后期的先锋小说批评中得到了充分的显现，叙事形式成为先锋批评家的最主要的理论话语。
值得注意的是，新时期的小说批评在注重叙事本体的同时，并没有完全将叙事作为“一个封闭自足的系统”，他们同样注意到叙述者和作者在小说叙述中重要地位。作者的重要地位仍然没有被完全否弃，同时，小说与现实生活的深刻关联也没有被批评者抛之脑后，新时期小说批评在充分认识到小说形式本体的重要性之后，仍然延续了社会历史批评对作者、内容、现实的关注，这充分体现了叙事学批评和社会历史批评的融合。因此，有研究者在考察了80年代叙事学理论影响下的文学理论批评之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在西方叙事学理论中和现实相隔绝的封闭的叙事形式，却被此期文学理论批评改造为和现实相联系的媒介。[3]这种改造和融合一方面体现出社会历史批评在中国强大的生命力，一方面也鲜明地呈现出西方理论批评在中国的本土化过程。
任何一种批评理论都有它自身的特点，也都有着它的不足的一面，单一的社会历史批评或者只注重“方法论”的创新，都不能有效地将小说自身的文体特征及其蕴含的文化意味进行整体意义上的解读，所以，我们不能只关注“如何说”的问题，还应该把“如何说”和“说什么”结合起来。
在这一点上，本书的研究者进行了有效的尝试，探索出了一条“从形式分析进入意义”的研究方法。本书选取新时期以来具有代表性的小说思潮、重要作家、作品为研究对象，一方面运用叙事学的视角切入这些典型个案，集中分析代表性思潮叙事范式、叙事特征；另一方面本书尝试运用从“形式分析进入意义”的研究方法，借助叙事学、文学社会学、文化研究、生态批评等相关理论，对新时期小说蕴含的意识形态倾向进行深入分析。
在思潮部分，本书主要选取了1980年代末期的新历史主义小说思潮和1990年代以“断裂”行动而名噪文坛的晚生代小说家的创作进行论述。众所周知，1980年代中后期的占据文学主流的虽然是新写实和先锋文学两大思潮，但是这两大思潮最后殊途同归，汇合成为新历史主义小说潮流，在新历史主义小说思潮中，新写实小说的日常叙事和平民立场、先锋小说的叙事革命和生存探索，都能够淋漓尽致地体现出来。因此，本书选取这一思潮，对其革命性的叙事策略和颠覆性的历史观进行解读，从一个角度呈现出1980年代文学思潮的叙事特征和意识形态层面的颠覆倾向。晚生代作为1990年代的重要思潮，虽然以“断裂”行动横扫文坛，宣布与文学传统和现行文学体制的断裂，以决绝的文学姿态彰显出自己的革命精神。但是本书通过对晚生代一些重要作家作品的解读，从叙事特征和精神主题方面梳理出了晚生代文学的历史谱系，呈现出“断裂”一代的文学渊源和文学史意义。
在作家研究部分，本书选取新时期以来的重要作家：宗璞、王蒙、高晓声、张抗抗、池莉、铁凝等，这些作家对新时期乃至当代文学都有着独特的贡献。面对这些有着右派作家、革命作家、知青作家等不同身份和标签的作家，本书没有受到这种身份标签的影响，而是从叙事层面切入，尝试勾勒出这些作家创作的叙事模式，并分析出这种叙事模式形成的过程和流变，从而对他们的叙事模式、叙事立场、创作转型进行更为有效的解读。如对宗璞的第一篇小说和她整个爱情小说的叙事特征的关联的分析，对王蒙作品中“大义灭亲”的故事原型及其意义阐释的解读，都颇具新意，并有着方法论的启示意义。
作品研究部分，本书选取了李锐的《旧址》、陈忠实的《白鹿原》、贾平凹的《秦腔》三部重要的小说，这三部小说形态各异，但都从不同的角度体现了对传统叙事模式和历史观及文学观的突破，本书的分析让我们更为深入地认识到这些作品的文学史意义和影响。
本书最后特意选取了河南作家的小说进行研究，意欲从地域文学研究的角度对河南作家在新时期文坛上的意义和贡献进行较为深入的研究。从多元文坛生态背景对文学豫军生存方式的变革进行全面考察之后，本书主要选取了刘庆邦、墨白、计文君三位河南作家，从叙事学的角度对他们小说的叙事特征进行解读，如刘庆邦的情爱叙事、墨白的苦难叙事、计文君的成长叙事等等，这些研究使我们看到了河南作家在叙事方面的不同特色，也看到了地域文化对作家的潜在影响。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本书为河南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团队“当代小说的叙事特征与文化意味研究”项目的一部分成果，意在对新时期小说的叙事特征和文化意味进行分析与阐释。由于各种原因，本书的章节安排和研究对象的选取还存在不够合理的部分，同时，各部分的内容在篇幅和内容方面也有不够均衡的地方，恳请方家批评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