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点线间
一、“大东亚新秩序”和“曲线救国论”
《华北治安战》（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中说，“共军乘其势力的显著增强，突然发动的‘百团大战’，给了华北方面军以极大打击”岗村宁次认识到，“华北治安肃正工作至今未能满意的根源，在于共军对于民众的地下工作不断深入扩大。”陆军部在御前会议上制订的《中国事变处理纲要》中也认为，“随着研究的逐步深入，使人感到在兵源仍然窘迫的形式下，被拖入持久战的危险日益迫近。”1940年，敌人终归承认了持久战。
敌人成立了华北政务委员会，以汉奸王克敏出任委员长，从1941年3月到1942年10月连续不断地推行了五次“治安强化运动”，并且说，“治安肃正上又得到极大成果”，“确保平津，必须首先确保大清河北”。同时组建了“新民会”、“治安军”，推行“曲线救国”，促进“农村自治自卫”。在“铁壁合围”、“梳篦拉网”、“堤抉清剿”的基础上修筑公路据点，封锁沟墙，碉堡成群，公路如网，实行点、碉、路、沟、墙五位一体的“囚笼政策”，县、乡、村都挖了封锁沟。把每个村庄置于严密的火力网控制之下。“筑堤拦水”、“拦堤淘水”、“淘水捉鱼”以切断我党、我军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同时严密封锁了大清河，在河的左堤上每五百公里‘采取一个日军带三个伪军，一个伪军带三个民伕，一个民伕带三条狗的办法；并说，“共产党的政权三三制”，皇军的封锁线也是“三三制”。建立了大乡、保甲、联络员制度和伪自卫团的昼夜巡逻制度，一经发现我军，立即鸣锣打鼓。抗日家属门前挂了红灯笼，表示“危险户”。一时间，“家家有哭声，无村不戴孝”的“大东亚新秩序”的三角地成了“示范区”。1942年敌人集中五万余兵力“扫荡”冀中腹地的同时，为了“以战养战”，“就地取给”，在雄县以东建立了“小麦模范园”、霸县成了“棉花模范园”、固安县成了“玉米模范园”。实行了“夏粮夏交”，“秋粮秋交”。
敌人为了确保三角地带，利用国民党在伪军中发展“反共救国队”和“先遣队”，推行“曲线救国”论。到1942年的冬季就打出旧北洋军阀陈调元的旗号发展“治安军”；他们就是“先遣军”，“反共救国军”。果然，1943年，第七集团军的四个团进驻固安、霸县、牛驼镇和堂二里。他们同样“就地取给”。人们生活困难到了极点，灾民遍野，逃荒的一群又一群；父母死去，无家可归的流浪儿到处可见。三角地带竟出现了孩子与狗争食的惨相！“大东亚新秩序”的战乱和天灾逼得家家流离失所、妻离子散。哪里能找到一口饭吃？哪里能找到遮风避雨的住所？真是满天风雨满天愁；暂时要离开三角地带的子弟兵和党政工作人员，在这种惨境面前，发誓要用鲜血开辟一条道路，为了要收复国土，必须粉碎“新秩序”和“王道乐土”。
二、使命——建立苇塘根据地
百忙百战之中总是要下一步“险棋”，1942年的9月，十分区的主力军外转后，不能匆忙地打回大清河北，要下一步“险棋”。十地委认真地考虑了大清河北的情况，冷静下来，在白洋淀的邸庄进行了充分的论证，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可行性研究。这是多么重要的一步“险棋”呀！论证结果认为，要打回去，光靠勇敢，靠热血是不行的。根据上级指示，最后做出了改变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的决定，以武装斗争为主，实行革命的两面政策，合法斗争，创造隐蔽根据地，积蓄力量，以待时机。这步“棋”的决策是正确的。
大清河北是硝烟、与血泊的生活，难忘的1941年刚刚过去，回大清河北的艰苦程度是难以想象的！不回去，革命战争的胜利和民族利益就要受到损失，子孙后代要骂的；回去，大清河北的“新秩序”从来不欢迎弱者。战士的职责就意味着捐躯。可是，大清河北的父老兄弟，睁大了眼睛盼着党和子弟兵实行对“新秩序”的突破！
世界上从事最崇高事业的是共产党人和革命战士，因为他们反对侵略，保卫和平。明摆着，大清河北是个厮杀的世界。要回到那个世界所需要的是坚韧、不屈和革命的乐观主义。过大清河北就是意志和毅力的考验。谁都知道，大清河北已是敌占区。因为“革命的中心问题是政权问题”，我们的政权暂时被摧毁了，而零星的先去干部和游击队被迫转入地下，出没在青纱帐和有“堡垒户”的村庄里。这“堡垒户”是多少头颅和热血才创造出来的！
在永定河固道的丛林地带，1941年曾活跃着两支党领导的部队，一支是由李大卫同志带领的，另一只是有王光霞同志带领的。他们在那个残酷，荒凉的地方站住了脚。毛泽东同志曾这样说过：严酷无情考验着共产党人和革命军队，他们走过来了，证明他们的政策是正确的。因为三角地带编制以后，对于每一个返回者都设下了数不清的障碍。人们知道，返回大清河北进行联络和侦查的人，哪怕是做过最后准备，也会发生过数不清的危险和不幸，死于非命、因伤致残或永远失踪。李大卫、王光霞等同志都经受住了这种考验，战胜了困难又迎来了新的困难。总结了他们的经验，部队于7月中旬才做了第一次尝试，分散进入大清河北，利用青纱帐的有利条件，由43地区队的刘立夫同志、35地区队的刘一峰、安国卿、王嘉玉同志分别带领一个连的兵力，渡过了大清河。这样一是鼓舞群众情绪、了解敌占区现状，选定隐蔽精干、小部队活动的地区。二是镇压少数死心塌地的汉奸、罪大恶极的伪军组织人员，扩大我军影响；三是联络可能接上头的地方工作人员和隐蔽坚持斗争的县区游击队；四是了解外围武装的活动情况，并知道他们都是经过战斗退回来的，连为单位活动的设想，实践证明是失败的了。66大队的储国恩、马德俊同志在活动中发现，胜芳镇以南有一望无际、碧波万顷的大苇塘，是建立季节性根据地的好地方。根据这个情况，我们把地委、专署和军分区挺进到大苇塘，执行中共北方分局的决定，积极开辟敌后新区，实行敌进我进的方针。
滚滚清河水，条条艰难路。1942年9月27日绕到苏桥以东偷渡了大清河，蛙鸣和水鸟惊飞，欢迎我们进入苇塘的深处。在这里只有六户人家住过的崔家窑已无人烟。韩家地早已是绿林夜聚的场所。自从他们当了伪军，这里杂草丛生，一片荒凉。既然来了就把营地建起来，尽管苇塘的周围布满敌伪军据点，在东西长60华里，南北宽十五里的苇塘区建立营地，在世界战争史上是开拓性的创举。战争年代没有节假日，没有职业的分工，随时准备打仗，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只能对日战争，连专员也兼任军分区的副司令员，地委书记兼政治委员。党、政、军的紧急任务是建设苇塘阵地，阵地上每一项任务都是命令，都是纪律，都是战斗。1942年没有“营地”这个词。在一周之间，要做好对自然作斗争的一切准备。人们一刻不停的就地取材，搭起了窝铺，人们只有一个想法，就是临时站住脚，了解情况，决定对敌斗争的政策。一开始就预想到，寒风凛冽，雨雪交加也要万无一失，不能轻易退出去。
避免了风餐露宿之后，人们想到的是，在苇塘作战机关和连队中纷纷开“诸葛亮会”，献计献策。把电台的天线隐蔽在苇尖上，同军区保持了通信；把两个梯子叉接起来，设置成与苇尖齐头的瞭望哨；在苇塘边沿筑成“迷魂阵”以便开展麻雀战；设置了诱敌深入的死苇巷，扫清射界，建立射击标志，以便集中火力歼灭敢于深入之敌；苇塘边沿设置了接待站，通往领导机关的苇巷道都有专人带路。有人称之为“盘坨路”。
1942年冬季到来的时候，苇叶已经干枯，敌人早就传出要火烧大苇塘。一个寒风大作的黑夜，风，无休止的呼啸；火，无边际的飞舞。但是，聪明的通信员李宝山建议，火来用火迎，先点燃脚下的枯萎，随火南下；大家到处点火，苇塘里数不清的河道形成了一道道防火带。苇叶随风烧光了留下的是黑苇秆，人们称它是“黑纱帐”仍然掩护着人们的活动，敌人的火攻只不过是一场虚惊！在结冰之前，领导机关并未撤出苇塘。
1943年夏初，地委决定要进一步暴露苇塘，吸引敌人的注意力，以掩护隐蔽根据地的工作开展。在苇塘，不仅修炼起了练兵场地，搭起了营房、营门、修整了射击场、开辟了菜园、种了稻田，而且公开了苇塘周围的抗日村政府。绿色苇塘变成了“红色苇塘”人们称它是“小莫斯科”。领导机关借助苇塘领导整个地区的工作，一切重大的决策会议都是在苇塘召开；借助苇塘整训部队，总结小部队活动和作战方法；借助苇塘接见伪军、伪组织的联络人员，开展敌伪军工作，借助苇塘集训伪军、伪组织内部的工作人员，乃至伪军中队长以上的军官；借助苇塘整训外围军的干部，并通过他们去争取伪军的组织；还借助苇塘集结兵力，1942年8月，集结一个大队的兵力进行了瑚琏店战斗，打击日军，以教育外围军并做了争取伪军组织的工作，1943年8月集结三个大队兵力，长途奔袭杨柳青，打击敌人纵深守备薄弱之敌，破坏铁路，配合晋察冀山区反“扫荡”。文新县储国恩、马德俊同志带领的六十六大队更是经常集中在苇塘活动并伏击日军包运船，借用大清河岸的伪军岗楼歼灭日军船队。这种战斗的胜利，推动了革命的两面政策、合法斗争形势的发展。1943年的8月由旷伏兆同志主持召开的扩大会议上决定把隐蔽根据地逐步转化为游击区或根据地；对平南地区由上层联络工作转为发动基本群众，在农村设立党支部，因而出现了两面政权，吸引了敌人的注意力；对永定河以东地区及天津武清地区扩大活动范围；同时开辟三角地带西部的容城、定兴地区，认真整顿了外围武装；攻克或瓦解一部分伪军据点，为恢复抗日根据地准备了条件。这次会议是从“合法斗争、两面政策、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向抗日根据地转换的关键时刻做出的决策，这些决策对于粉碎“大东亚新秩序”，对于三角地带的人民，十分重要，它标志着党和人民经受了重大打击之后，继承和坚持了先烈们用血开辟的路，使敌人战区的“新秩序”作为一种历史倒退的暂时现象而成为过去。党和人民都知道黎明前还有一段黑暗。但是，天就要亮了。人民怀着一个心愿，沿着地委决定的同一条通往新中国的道路前进。“红色苇塘”的政治和军事地位，应该载入“三角地带”的史册。
三、“红、黄、蓝、白、黑”
在永定河两岸的丛林里，是旧社会绿林出没的地方，从1941年下半年那里就出现了“红、黄、蓝、白、黑”的复杂斗争局面。“红、黄、蓝、白、黑”代表五种势力，是人民群众的说法并在人民群众中流传着。这种斗争局面有社会历史原因，也有我们“左”的政策影响而造成的，这是特定地区，特定条件下的历史现象。
“红”是指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黄”是指日本皇军（是皇军的同音，皇军也穿黄军装）；“蓝”是指国民党搞曲线救国的伪军和治安军；“白”是指戴白领章的本地“白脖”伪军；“黑”是指丛林地带活动的绿林武装。
在这个地区的主要矛盾是“红”与“黄”的斗争，就是中国人与日本侵略者之间的矛盾。而“蓝”是国民党在伪军和治安军中，宣传“曲线救国”，他们的斗争策略是“保存实力，以待时机”并“协日反共”。“白”的同“黑”的实际上是一身二任。白天上岗楼，夜间成黑队。在广大人民中流传的“便衣队”，这个概念是区别正规军的“便衣队”，不都是黑队并非漆黑一团。大体上有三种情况：一是有党组织的便衣队，是经党派出，挺进敌后并在那里执行团结、教育、改造外围军，坚持斗争、开辟地区的任务；二是封建、道门、地方观念很强的落后武装，大部分是经过我军整片遣散回乡，其中包括一些地痞、流氓和营混子，三是真正的绿林惯匪。以上三种情况的“便衣队”中党派出的代表人物就是李大卫和王光霞同志，他们都是从主力军选拔的。没有他们挺进敌后的实践经验，就不可能有后来的外围军政策，也不会有小部分活动方法的经验总结。
1942年9月，十地委第一次苇塘会议研究了平大公路以东永定河两岸的斗争形势，决定的方针是“打击‘黄’的，瓦解‘蓝’的，争取和中立‘白’的，改造和利用‘黑’的。”为什么有了这条方针？是经过实践经验得出的结论。1943年秋季，旷伏兆同志主持的地委会议上对外围军的政策更加具体化；实践证明是更完整更正确了。
在当时，中日两国之间的矛盾是主要矛盾，国内阶级间的矛盾处于从属地位。一个侵略者在深入中国国土这个事实起着决定一切的作用。有些同志只是片面的看到“便衣队”的破坏根据地和伪军勾结和伤害人民的一面，忘记了中日矛盾继续尖锐存在的一面，只要这一矛盾尖锐存在，所有“便衣队”不管他们的成分多么复杂，既然他们都打着抗日的旗帜，就要引导他们团结抗日。抗日统一战线既然是阶级政策，此外再没有什么别的统一战线以外的阶级政策。共产党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对于国内各个抗日的阶级和阶层，包括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抗日派，只有一个完整的包括联合和斗争两方面的即两面性的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即使是伪军、汉奸亲日派分子，对坚决作恶，死不悔改的分子必须采取打击的政策以外，对其余的可以争取的分子也要用这种两面性政策，不能因为地区暂时变质伪政权的出现而改变党的抗日民族的统一战线的政策。有些同志，当着党告诉他们地区暂时被地敌人占领了，要做好最坏的打算的准备时，就有些慌张，粗心大意地想把打击面放宽，而实际需要的是把打击面缩小。只有把日本侵略者孤立到最大限度才能自觉地改变组织形式和斗争形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逐步地恢复抗日根据地。根据敌我斗争形势，灵活地，改变组织形式和斗争形势就叫做斗争策略。在党内，在人民内部实行这种教育，是从“五一大扫荡”结束以后着重提出来的。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我们的策略是“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孤立敌人，各个击破”。我们是根据对敌斗争的策略原则决定各项具体政策的。
在军事政策上，我们的主力军和游击队是执行精干、隐蔽活动的政策。但要放手发展外围军。非此不能开展伪军组织的工作，非此不能坚持抗日。所以，只有发展统一战线，我们的小部队才能站住脚，才能广泛交朋友，才能参加地方工作，才能在永定河两岸搞“小本贷款，生产救灾”，以发动基本群众，发展进步势力，人民群众把八路军看成是坚持民族抗战最可靠的武装力量。人民反映说“人过留名，雁过留声”！“红、黄、蓝、白、黑、红的是自己人！”“八路军才是子弟兵”。这样做，我们发展了政治优势。打击“黄”的要稳准狠。1942年瑚琏店战斗专门打击了日军自行车快速“讨伐队”，突出地给了敌人以歼灭性打击；给了“便衣队”、伪军、伪组织以团结对敌的示范，并显示了我军的力量。这一战斗，对永定河两岸的局势起了稳定作用。
为什么瓦解和摧毁“蓝”的呢？因为国民党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投降派，是汉奸亲日派。他与蒋记国民党，反共顽固派是有区别的，因为蒋记国民党那时候还留在抗日阵营内。从1943年“治安军”第七集团进入三角地带以后，我们一直坚持瓦解他的政策。他们深知分散驻防会遭到打击和瓦解，他们就以团为单位驻防，我们难以创造“断其一指”的战机。直到1944年才在雄县米家务东村遭我地道战配合的夜袭，基本歼灭了治安军18团的第三营。1945年大清河北战役时分别歼灭了第七集团军的4个团。对于“白”的之所以采取中立和争取的政策是因为他们中的骨干是叛变的杂色武装，其中又以绿林武装为主，比如和东进总队的维海楼、缑长江、李国栋、唐永恒里外结合的王禄祥为团长。东挺支队地方主义的柯万田、吴兆生，同胜芳镇自卫团柳小五，信安镇的刘凤泉伪部内外勾结；安次县调合头一带的伪自卫团同东挺支队的曹玉振有内外联系。如果不能同伪军交朋友，使其信守中立，“便衣队”坚持游击战争是不可能的。他们游离在敌我之间，破坏性强，不要秩序，浑水摸鱼，趁火打劫，狡猾难驯，反复无常。除对于他们中间的汉奸分子，坚决的反共分子要给以打击外，绝不株连他们的家属，决不能多杀人。对于“白”的，他们与“便衣队”有联系，绝大部分要“勤捉勤纵”地进行教育，一律采取宽大释放的政策，不如侮辱，不搜财务，不搞自首，诚恳相待。这对于孤立日军、孤立反动分子是非常有效的，对于逃到“白”的方面去的叛徒，除罪大恶极者外，只要他们有助于抗日，都给以自新之路；如果能通过关系回来，也予以接待，但不能重新入党，禁止任何机关和部队乱捉乱杀，除在战斗时间以外，只有政府才有处理“白”的家属的权利，以建立严格纪律和抗日的革命秩序。这些政策实行的结果，在王禄祥伪军内部，不仅建立情报关系，而且除掉了奸细，镇压了敌特活动；在战斗中，不仅可以掩护我军突围，而且可以收容我军的伤员在他们的据点内治疗，不仅可以配合我军应敌，而且可以在岗楼上用火力配合我军作战，不仅军队作战得到他们的协助，而且“大东亚新秩序”的一整套大乡、保甲、联络员的制度永远不会建立起来；不仅可以接受我军给的各项有利于抗日工作任务，而且可以派出中队长以上军官到大苇塘受训。这样不能不引起日军“内外清扫”，对内，清理“白”中隐蔽的抗日力量；对外，“扫荡”“便衣队”。1943年冬，这种斗争持续了半年之久。有力地配合了恢复隐蔽根据地的工作和向敌后挺进的开辟动作。与此同时，我们对“黑”的采取教育和改造的政策。既然，“便衣队”中一部分绿林武装依靠“白”的，他们就“一身二任”，争取“白”的，就要利用“黑”的，是他们“戴上笼头”呢？把他们的破坏性引向敌占区呢？我们的办法是，每股“便衣队”分配一定数量的村庄，约法三章；一是掩护我地方工作人员，保证情报确实，不准在自己的活动地区的绑票作案；二是到敌占区去绑架罪大恶极的汉奸和敌特，三是听从命令，服从指挥，开展敌伪军工作。对他们不采取“缴械收编”的政策，而是因势利导，宽严并举，刚柔相济和一张一弛的治术。有人说这种政策是“舒筋活血，利血化淤”的中医政策。没有这种政策也就没有“黑”队的接受改造。这就纠正了1939年采用过的“收编遣散”的政策，是“豁达大度，有容人之量，有用人之能，有除恶之道”。1944年到1945年逐步顺利地把外围军编入主力军，迎接了日本投降后的大进军。“红、黄、蓝、白、黑”的斗争结局以我们胜利和敌人的失败告终。
四、革命的合法斗争，两面政策
经过1941年的“大扫荡”，三角地带建立了“大东亚新秩序”。在平大公路以西全部建立起伪政权，抗日根据地变质了。党中央反复指示，“在那里是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就是说，要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合法形式，即敌占区的社会秩序、法律、法令，社会习惯所许可的范围，稳扎稳打地进行斗争和积蓄力量。我们的党员要打入敌方保甲制所有团体，即经济、政治、教育乃至军事团体之中。广泛开展统一战线的工作和交朋友的工作。只有这样才能发挥以武装斗争为主的合法斗争两面政策的作用。我们的干部由于思想准备不足，由于对于整个抗日时期我们党有一个完整的包括联合和斗争两面性的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理解不深，不能很快地适应这种转变。所以对党内和人民内部进行这种教育是必不可少的，因为它包括对各种不同阶层的人有各种不同的形式上的抗日联合，也有不同程度的妥协和斗争。统一战线政策就是阶级政策，这一点不弄清楚，很多问题就弄不清，从而发生政策上的“左”右摇摆。要么把敌占区看成漆黑一团，不可战胜，单纯隐蔽，无所作为，甚至发生动摇，不敢斗争，等待“雨过天晴”；要么就错误地估计敌人的统治，以打对打，夺岗楼，平大沟，要求主力军打开局面。以上两种倾向，前者是主要的，即单纯隐蔽，不敢斗争，连说话也不出大声了。不克服这种右的单纯躲避的倾向，革命的合法斗争，两面政策是无法实现的。
三角地带变为敌占区以前，敌我在军事上的主要斗争形式是点线斗争。敌人“扫荡”、“蚕食”是以点线分割为主要手段，我们为了反对点线分割，进行大兵团的迫击战役。地区变质以后，大兵团的活动代之以小分队的隐藏活动，不是公开地摧毁敌伪据点，而是隐蔽地进行对伪军组织的争取工作，使“五位一体”的“囚笼政策”丧失作用。作战的战术手段也相应地改变，以隐蔽精干的小分队进行“单打一”、“挑帘战”、“掏老窝”，以达“打一警百”的目的。“化装奇袭”、“长途奇袭”，以达猝然下手，速战速决的目的。“村落连环”，以达外线进攻，歼灭战的目的。“忽来忽往”，“以打对打”，“以拉对拉”，一切军事都是围绕着一个孤立日军的政治目的来进行。作战的策略性提高了所以每打一战就“围绕讲话”，“政治拉网”，宣传团结对敌，扩大统一战线，这种以武装斗争为主的隐蔽地反点线斗争的继续，把大兵团转化为小分队，把公开活动转化为隐蔽活动，灵活创造战机，每战必胜，扩大政治影响，达到“打一战胜一战的目的”。1942年11月，孤胆英雄王新同志在八洋庄集上，趁日军松下伍长（人称“大下巴”）买牛肉的时机，从他的下巴处向上开枪，松下应声而倒，又向下开枪打死了洋狗，另一名侦查员单枪向岗楼射击，掩护撤退。这一惊心动魄的“单打一”传为神话。战后附近出现了大面积两面政权。
对叛徒、汉奸、地头蛇王凤岗作斗争。需要一整套斗争策略，决不能粗心大意。再恢复抗日根据地的过程中，革命力量如果要避免为他所消灭。并迫使他承认我们的力量，对他的反革命政策必须针锋相对的斗争，别无他路可循。既然革命的中心问题是政权问题。村、乡两级政权，敌我之间进行了坚决的争夺。在根据地变质以后，敌人已经委派了大乡长和保甲长。在争夺这个领导权的斗争中，我们不仅维持了“三三制”，政权，共产党员只占1/3，还吸引广大非党人员参加了伪政权，只要伪政权中不是积极反共的分子，都可以留在村政权之内。经过我们一段工作以后，了解到，部分汉奸、亲日派中间也有两面分子，我们也要以革命的两面政策对待之，即对其亲日的一面加以孤立和打击；对其动摇的一面加以拉拢和争取。对这种两面分子和屡教不改的汉奸特务分子必须加以区别。比如，雄县米家务北庄有伪军据点，我们争取了该村的伪保长，从而控制了联络员和自卫团。发动了该村全部的抗日家属，控制了全村的伪军家属。把这个伪军据点变成了我们的抗日据点。分区司令部的电台队长阎钧同志经过三年的经营，秘密挖了地道，建立了“堡垒户”，把电台安放在地道内，长期保证了同军区电台的联系，这是改造伪保甲，争夺基层政权的典型。在哪里发展了进步势力，争取了中间势力，把伪军据点孤立在全村人民共同团结对敌的基础上，这是隐蔽根据地的一个村落，体现了“长期埋伏，以待时机”的方针。张存实同志把分散隐蔽在平津铁路沿线上黄村、旧州、廊坊、北仓的电台，用饭馆烧饼铺做合法掩护，地洞内安置电台，天线架在房檐下。缠绕麻绳，搭上干白菜，保证了及时发报，从来未被破坏过。我们党的基层支部，只要掌握了基层政权，并把它作为有秩序的退守和进攻的阵地，合法斗争，两面政策就有了稳妥的基础。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村政权这个阵地是巩固的，一个几百户的村落里，就可以打游击。雄县县大队，1943年春节就是在板家窝伪大乡长的掩护下，分住三处“过节”的。有一个甲长通风报信以多报少，把伪军引入乡公所，我军打了一个外线、进攻、速决战，歼灭一个伪小队，我无一伤亡。战后又隐蔽在村内过节。
在“团结对敌”的口号下，把每个村的伪军伪组织家属争取过来，进行民族气节的教育，不仅要他们“身在曹营，心在汉”，而且要他们像保甲制的连坐法一样相互监督，并由他们出面去迎敌，最易做到以真报假，以假报真，创造打击和教育伪军伪组织人员的时机。这就叫“以毒攻毒”。他们在全村人民的鼓励下，为人民办了不少好事，把他们转化成人民信得过的伪军家属，是掩护我军活动最有能量的人。在我党我军思想和组织建设成功的地方，这样做不但没有危险，而且非此不能扩大进步能量，坚持抗日，发展统一战线，争取地区形势好转。
在经济上反掠夺是合法斗争、两面政策是一个重要内容。敌人为了“以战养战”施行“秋粮秋交”。我们利用两面政权以“不交、晚交、少交、掺糠使假、软磨硬抗”的办法进行合法斗争；实在不能支应的情况下，组织“浩浩荡荡的交粮，轰轰烈烈的假打”，把粮食“抢”回来。在我党我军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已经巩固的地方完全可以做到这一点，而且必须这样做。广泛分散的群众性的游击战争，在点线交织的情况下，隐蔽精干不是简单的退守，而是对于那些为群众所深恶痛绝的分子，要创造条件进行镇压。对其他人则一律采取“屡捉屡纵”的政策。“捉”是为了教育，“纵”是表示宽大，并观察教育的效果。这对于团结对敌是十分有效的。
地道斗争与地道战是合法斗争、两面政策共生的，他们是一对孪生子，是随着抗日根据地敌我斗争形势的发展应运而生的。可以肯定地说，他是地区变质以前交通站的继续和发展。在1941年以前，三角地带的乡村道路，没有一条不是交通壕的，变质以后，敌人把交通壕填平了，并实行了点、线、路、沟、墙五位一体的细碎分割。主力军暂时撤出了根据地、硝烟、弹片、血迹一一这一切似乎已经远去，敌人建立了统治秩序。当时还没有提出改变斗争形势和组织形式，还不适应斗争的需要。就在这个过程中，人民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有了残酷的教训。反“扫荡”时，我们各级领导一直强调村不离村，区不离区，县不离县，坚持斗争。最初，是在根据地的接敌区“扫荡”频繁。敌人来了，村干部就跑到村外的洼地去躲藏，往后单靠躲是不行的，到村外去挖坑，挖“土窑窑”。“土窝窝”，上面盖的是草，敌人不到是看不见的。如果“土窝窝”盖上木条、秫秸或木板，再培起土来，上面还可种庄稼。把“窝窝”伪装成为新坟也是保险的。人们说它是“活埋”。但是，坟毕竟是有限，出现了大量新坟，敌人在村里找不到人，惹起了怀疑。于是“拉大网”，挖“新坟”，叫做“赶兔子”。大批的村干部被俘或牺牲，村外站不住了。人们回到村里来，仍然怕搜村，因为“剔抉清缴”的目的是破坏共产党的支部，捕杀抗日工作人员，隔绝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叫做“淘水捉鱼”。人民又在村里挖洞叫做“蛤蚂蹲”。先是在村沿脊巷挖，后来发展为“堡垒户”，在家里挖，除了掩护工作人员还藏东西。几家挖一个，敌人来得猛，使村里人来不及下洞，改为一家一洞，洞口就移到家里来。这都是死洞。但它是依靠地道进行斗争并发展为地道战的决定性作用的起点。死洞是危险的。人们的生命和祖国的脉搏一起跳动。一旦被搜出来，就意味着牺牲，躺在血泊里，真是成千上万！对他们，我们都叫不出名字，然而知道是一大批共产党员和党的干部，一批普通的战士，村干部和坚持斗争的人民，一颗颗赤诚的心，一腔腔沸腾的血，坚贞不屈，保卫了祖国的尊严，40年代新人的高大形象，却不见经传。他们村不离村、区不离区、县不离县，为坚持斗争，造建“蛤蚂蹲”却被搜捕杀害在“蛤蚂蹲”旁边。他们的生活道路，闪耀出理想、信仰、纪律和道德光辉。他们是40年代最可爱的人。
死洞是不行的。死洞意味着与死神做伴，要活洞。活洞才能坚持斗争并发展为地道战和地道斗争。
于是，这家地洞与那家地洞通起来。从一个洞口钻过去，又从另一个洞口钻出来。当敌人从一家“剔抉”时，仅仅几家相连又不能适应新形势发展的需要了，“地道村”应运而生了。抗日工作人员在地道内指挥地上的斗争，而地上的合法战争，两面政策。又能掩护地道内的工作人员。于是，地道斗争要求把一个村和另一个村在地下联合起来。地下出了新的村庄和新的县区，形成了斗争的新阵地。1943年下半年，特别是旷伏兆同志主持的地委会上作出发展地道战的新决定。试点就在新县城的朱家务一带，从此才有了地道战。当然，地道战是斗争形势发展的客观要求和必然规律，而且规律是客观存在的，加上主观能动性的指导，就促进了地道战和地道斗争，根据地的恢复有了新的发展。地委机关、专员公署，分区司令部、政治部以及群众团体大力发展了地道战。给全区做了示范。
许多村庄在区县干部领导和竞赛号召下，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了地道战的修筑。地道工程的修筑各式各样，因为人民的智慧和创造力是无穷的。人可以在地道内屈背活动；有的“卡子”侧身通过，有防水、防毒、防烟的“三防”设备；有单人作战的回巷道和侧击点，有三至五人交叉作战的射击位置；最使敌人头痛的是陷阱翻板和井下地雷，各个射击的位置基本是用砖砌好的并且经常洒一些水，以防震下尘土有害瞄准拉栓作战。
米家务一带的地道真正完成了“天、地、隐三道”做到“隐、打、走”三结合。一切隐和走都是围着打。连房掏院，地道口口相通，房上院院相连，从村沿到高房形成了火力纵深配备，所有高房都成犄角之势，构成核心阵地，街口用交错墙封锁，墙内外有地雷布阵，十字街口有火力封锁地段，封锁街口的射击孔和掩体都是利用厕所、墙角、夹道构成的、民兵、游击队和主力军的小分队可以反复演习，熟悉作战方案。这才从地道斗争发展为地道战。
人民战争，人民建设地道，除了军队地道战以外，还要掩护人民通过地道转移。没有村村相连的地道是不能完成转移任务的，没有坚决地打，就不能顺利地走，也不能建立地道战的威风。为了打不能不把通信、通风和“伤员之家”建立起来；为了坚持时间，不能不把存水，存粮的地下仓库建立起来；为了支持长期的游击战争在地道内建立了军工厂和修理所，为了地下区、县的协同作战，不能不把指挥中心和各县区之间的作战方案联系起来。
不管地道战如何发展，“堡垒户”还是存在的。为了准备敌人的“驻屯剔抉”，出现了上下翻眼的单人洞。他同样有“三防”设置，为了隐和走，必须多洞口和大地相连，谁挖的洞，只有他本人知道其中的奥秘，其中“卡脖子口”则完全是保密的了。这种机密洞，敌人下不去；下去了，就上不来。
惊人的纵横交错的地道系统，人们称它是“地下长城”，创造了坚持作战，坚持斗争的地道阵地，它使斗争形势出现了新面貌。1945年5月，抗日战争即将过去。在黎明之前敌人集结了6000兵力“驻屯清剿”米家务地道区。我们依靠地道不仅坚持了“天、地、阴三道”的忽来、忽往、忽隐、忽显的地道游击战，大量杀伤了敌人；主力部队还利用夜间潜入米家务东大村，利用地道。在包家大院的房根下按设一麻袋炸药、猝然轰击，短促冲锋，消灭了治安军18团的第三营。这是一个地道战的典型。一战之后，结束了两面政权，抗日政权像一个铁骨铮铮的汉子站起来。共产党人的“价格”有升有降，是可以变得；地道战中牺牲的干部、党的儿子和革命人民的“价值”，对于换取祖国兴盛来说，对于换取后代的幸福生活来说，是永远不会变的。难怪米家务的人民至今还说，“谁是英雄？死了的才是英雄”。他们为英雄立了纪念碑。他们把祖国和人民的尊严放在最神圣的位置上。这一点决不能因为地道战成为过去而消失。
五、从敌占区、隐蔽根据地、游击区到抗日根据地的转化
从1938年10月，敌人回师敌后到1945年日本侵略者投降的相持阶段，是最艰苦的岁月。三角地带经过抗日根据地——敌占区——抗日根据地的反复。这个过程，我们不但丧失过优势、处于被动，甚至我们的主力军和游击队撤出了大清河北。如果说建立三角地带抗日根据地仅仅用了3年时间，那么，我们从撤出大清河北到恢复它用了整整5个年头。当然，可以无愧地说，三角地带毕竟是粉碎了国内外敌人的重大打击，坚持住了烈士们以鲜血开辟的道路，虽然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但毕竟是作为历史的暂时曲折而成为过去。
总结我们的经验，在军事上，仅仅懂得战术上的忽东忽西，忽隐忽现，忽来忽往，如疾风流水似的集中与分散，公开与隐蔽，分进与合击乃至“单打一”、“挑帘战”化装奇袭、长途奇袭、村落连环等等，还是不够，还必须懂得，以武装为斗争为主结合其他各种斗争，才能进行最广泛的、高度分散的、群众性的游击战争。不懂的武装斗争必须结合其他各种斗争才是游击战争，就容易犯单纯的军事观点错误；反之，在敌占区，只知道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各种斗争，不知道以武装斗争为主，就容易犯右的错误。“游击战”这个词一定是以武装斗争为主结合其他斗争的总概念。不懂他，一切军事上的活动和战术就不得其时，不得其地，不得其策略变化，不得其转变敌我之间的斗争形势。只有懂得了他，才能积蓄力量、休养生息，才能持久的消耗敌人，集小胜为大胜，也才能逐步地转变敌我优劣形式，准备反攻的条件。毛泽东同志提出，把游击战争提高到战略地位，游击战并不把自己停留在原来的地位，在抗日的相持阶段，“路遥知马力”，在不断积蓄力量的基础上才能把自己变为运动战。在持久战的意义上说，地处敌人心腹的平、津、保三角地带，长期处于革命的两面政策，合法斗争局面是有他特殊意义的，漫长的相持阶段，主要是高度分散的游击战争，不放弃有利条件下，集中必要的兵力打击必须给以歼灭性打击之敌。我们早退出了平大公路以东永清、固安、霸县、和武清地区。在这里是红、黄、蓝、白、黑进行长期较量。我们采取了暴露的政策，把日军的主力和伪治安军吸引在这个地区。对于与敌人建立了“大东亚新秩序”的地区，新城、容城、雄县、徐水、即平大公路以西地区，采取了隐蔽精干，合法斗争、两面政策、积蓄力量，以待时机方针。对于老敌占区，即北平以南的涿县、良乡、苑平、大兴地区，采取了通过上层联络工作，先站住脚，转而发动基本群众逐步打开局面的方针。实践证明，地委的这些决策是正确的。不管哪种地区，基本是从隐蔽根据地到游击队再到抗日根据地的转化。无论哪种地区都不能离开统一战线的策略原则，灵活的规定许多具体政策。任何一个政策，在实践中才能证明他的正确与否，而三角地带又特别敏感。要么在实践中不断得到修改完善；要么在实践中证明是错误的，必须给以纠正。抗日统一战线中最可靠的力量是进步势力，而进步势力的核心是党及其领导的各级武装力量，这个力量的扩大与缩小，执行党的政策的成功与失败，决定着地区形势的此起彼落。当着党领导的武装斗争同各种斗争形势结合起来前进一步时，我们的统一战线团结对敌的形势也发展一步；反之，当着党领导的武装斗争孤立地对敌进行奋战，不注意统一战线策略原则，发生错误和不意，我们就会失败并遭受损失，地区形势也就倒退一步。此起彼落的形式反复出现，反复重演。各级党组织的任务就是自觉地、能动地、不失时机地对此起彼落的形势进行指导。这是一种斗争艺术。十地委对平大公路以东采取充分暴露的方针；对平大公路以西采取慎重的，隐蔽精干的积蓄力量的方针；对平南地区采取上层联络掩护发动机本群众的方针，实践证明，是对敌斗争的艺术指导。每一个联合县，甚至每一个联区也不能避免公开与隐蔽，集中与分散，合法与非法、前进与退守的艺术指导。正确地选择时机，是个决定性环节。早了，暴露了自己，给敌人以警惕或惹来“清剿”；迟了，斗争形势停滞不前，敌人采取了新的措施，我们不能顺利地发展进攻，变为“啃硬骨头”，打不开局面。无论哪一个地区，也有前进与退守的反复。“每战必胜，万无一失”是没有的。总的说，我们完成了从隐蔽根据地到游击区再到公开的抗日根据地的转化。这是战争史上平原游击战的一个创举，是党领导的人民战争的胜利。
保证作战上的全胜，基本原则是“外线、速决的进攻战”。把敌人放到战术的内线，快打、快走、快打、快稳。灵活的审时度势，无论是村落内还是村落外，总是可以发挥“运用之妙”，夺取胜利。
根据地形势的变化，给游击队一定时期的作战方针和作战政策是必不可少的。当然作战方针和政策不是一成不变的，适用的时间也是短促的。不然就无从着手。毫无定见，在一定时期内适用的方针、政策、它也是流动的，没有这种流动就不会有这一方针的废止与另一方针的采用。然而这种流动是有限的，是数的流动，不是质的流动。我们指的是一定时期的一个方针是指尚未改变地区根本性质时的作战方针。它有的时间内的固定性。比如1943年大清河北的新城雄县地区开展隐蔽根据地时期的作战方针是兵不厌诈，基本的“单打一”“挑帘战”以达“勤捉勤纵”的教育目的。在1942年至1944年永定河两岸地区的作战方针是，集中连以上兵力，专门打击小股日军，而对于要争取的伪军和未驯服的“黑”队采取自卫的原则，以打对打、以拉对拉，有理有节的原则。1943年春季在平南地区的作战方针是每打必胜，基本的分散隐蔽不放弃有利条件下的集中兵力，歼灭反共反人民武装；而对于要争取的大乡自卫团，同他实行互不侵犯，你来我往，互通情报，决不无止境的斗争的原则；而对于不可避免的斗和打，也要有局部性和暂时性，绝不冲昏头脑，以打为快。一切武装斗争的方针和政策都要服从统一战线的原则。
六、大反攻的交响乐
1945年的7月，大清河北战役基本上打开了局面。在军区的领导下，游击队不断向主力团升级。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在最短的时间内编制了4个主力团，投入了大反攻。不到一个月，除以顽抗的新城王凤岗以外，解放了三角地带的全部县城。
黎明的三角地带，经过多少年的艰苦奋斗，流血牺牲，天要大亮了！人们怀着对新中国的向往走向解放战场。三角地带的人们把儿女、把粮食、把战争所需要的一切送往前线。大反攻汇合起来的人民，说着不同的乡音，互不相识，但十分亲切，被“同志”这个神圣的字眼结合在一起，怀着同一个心愿，朝着同一个方向，沿着同一条道路前进！十分区编成的野战纵队，在承德以东汇合，按照党中央的命令，要日军投降，向东北挺进。就在这个向敌人大反攻的时刻，蒋、日、汪合流，他们阻止人民解放军的受降。那些吸吮中国人民血汗的人，把希望寄托在日军长期构筑的碉堡和路障上。三角地带的人们刚刚得到解放，他们的子弟兵打出去了，当人民听到进军热河的炮声时，心情是多么激动！过去，炮是日本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的；今天，把我们从敌人手里夺来的炮向着蒋、日、汪合流的匪徒们发射了，向强盗们发射了。这对蒋、日、汪合流是极大的痛苦；对于革命的人民军队来说比交响乐还好听！八年郁积在心头的屈辱和愤怒，国恨家仇随着密集的枪炮声倾泻出来！
大清河北的担架队，运粮车，随军进入了长城以北的“无人区”。他们一面看到了日本强盗制造的惨无人道的“无人区”，一方面赞扬三角地带的子弟兵勇往直前！同志们为什么这样勇敢的向前冲锋？难道没有想到家中的老人在盼望着他们胜利归来，合家得以团圆；正是为了亲人，为了千百万母亲和妻子儿女，为新中国宁愿冲锋在前，血染天明的国土。
红色苇塘
文安洼，位于河北文安、大城之间，到处是无边无际的大苇塘，夏季远远望去，活像碧云朵朵，铺天盖地。芦苇长得高达丈余，粗如拇指，密密层层，烟风不透。芦苇丛中，绿水悠悠，水里能够捕鱼，水上可以行舟。这个水网地带里的芦苇青纱帐，是抗日游击英豪很理想的活动场所。这个地区，属于冀中第十军分区。
十分区，包括平汉路以东，平津路以南，天津以西，大清河以北的大片平原，通常被称为“平津保三角地带”。直接威胁着日寇在华北的北平、天津、保定等重要战略据点。就在这一地区之内。这里的人民，最先经受了民族战争风暴的袭击，站在残酷斗争的前线，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很早就把这里建成了抗日根据地，和敌寇进行了长期艰苦的搏斗。日寇曾费尽心机，企图摧毁这把刺入他腹心的利刃，直至1941年秋，才用强大兵力控制了整个分区：大村设点，小村修堡，时时拉网，日日“清剿”。我军主力被迫暂时撤出，美丽富饶的大清河北根据地，也暂时变为暗无天日的敌占区了。
1942年9月，晋察冀分局和军区指示：“建立白洋淀、文安洼、大清河一带之苇塘为主的游击根据地，逐渐向外扩张，恢复与开辟工作。”根据这一指示，十地委当即作出决定，由我和军分区政治部副主任李孔亮同志，先带一支小部队，以文安洼的苇塘为立脚点，在那里建成具备一定条件的根据地，然后依托它，恢复整个十分区的抗日工作。
确定了任务，我们派文（安）新（城）县游击大队长储国恩同志带领几名队员先去侦察。他们是土生土长，过去都在苇塘里编席插箔或打鱼养鸭；也曾经到苇塘里进行过抗日武装活动。这些同志，充当了我们进入苇塘的尖兵。过了几天，储国恩同志来信说：“已找好渡过大清河进入苇塘的地点，并争取了一个伪军小队长，答应掩护我军夜渡，渡口就选在伪军据点苏桥镇附近。”能突破大清河，就算闯过第一道险关。因为日寇为防止我军潜回十分区，在大清河北岸戒备异常森严，不仅布满了壕沟点碉，而且设置了数道监督岗，每道岗线上日夜都有数不清的耳目守望着，号称“一日管三伪、一伪管三夫、一夫管三犬”（日是日本兵，伪是伪军，夫是民夫，犬是警犬），敌人还吹嘘他这封锁线是“风雨不透、鹰鹞难飞”。可是现在一下就被我们的侦察尖兵突破了。
我们第一批进苇塘带的部队，只军分区的警卫连和司令部的少数人员。出发时，许多干部专门带了毛主席的《论持久战》等书籍和文件，还有人特别带了一册《水浒》。同志们每人都懂得，这次任务会给我们带来不少新的困难，过去是主力部队和敌人公开拼枪拼刀，现在要变成以小部队分散隐蔽的斗争为主，过去是在平原陆地上打仗，现在要在苇塘里、水网里活动，所以我们不仅要作为战士去英勇的战斗，还要作为学生去刻苦的学习。记得那天我们快走进苇塘时，李副主任还很风趣地向我说：“刘司令员，咱们也像梁山好汉一样，要水泊聚义，为民除害了。”我笑着回答：“看样子是有点像。不过，那时他们挂的是杏黄旗，现在咱们可是高举着共产党的大红旗呀！”
苇塘内外的斗争形势是极端复杂的，当地群众把这里的武装队伍分为“红黄蓝白黑”五种。（红是指八路军，黄是指日军，蓝是指打起“曲线救国”旗帜的所谓国民党地下军、白是指老百姓称作“白脖”的伪军，黑是指土匪。）这后三种绝大部分是一丘之貉，他们很多白天是伪军，夜间是土匪，共同依仗敌寇、狼狈为奸、祸害群众、破坏抗战。我们为了在苇塘里站稳脚跟，就首先得对着这些民族败类开刀。于是一方面采用“杀一儆百”、“流血不过五步”的战法，专门对少数死心塌地的汉奸予以严厉惩处，以慑服多数：另一方面采用“摛捉摛纵”政治争取的方针，教育伪军人员“身在曹营心在汉”，要他们戴罪立功。这项工作收到很大成效。苇塘周围的胜芳镇、任家庄子、靳家堡头等据点的伪军，不久便能遵守我们的约法三章：一、不打八路军，不抓抗日干部；二、不阻碍我军活动，并暗中协助我军工作；三、不危害和勒索群众。同时还能给我军传递情报，甚至配合作战。有一次我们伏击大清河里日寇的包运船时，下码头的伪军就把工事和房屋供我军使用。我们有条电话线，一直可通到日寇据点崔庄子村里，由一个名叫黄锡彪的伪军队长亲自掌握着。到了1943年夏天，我们还给附近的伪军下了一道命令，调他们一批中小队长来苇塘受抗日训练。与此同时，我们还派遣干部，在苇塘附近的村庄做发动群众的工作。就这样经过一段艰苦的斗争，我们的苇塘根据地便重建起来了。我们建立苇塘根据地，以及争取伪军和伪政权暂时“中立”，最终目的是为了进一步恢复十分区的工作，积聚力量打击日本强盗。在1943年秋天，我们把43地区队（等于小团）也调进苇塘来，准备依托苇塘根据地，更有效地打击敌人。这时，我们接到军区一封电报说：“为支援各友邻地区作战，你分区可作外线出击，牵制敌人，以收战役配合之效”根据这一命令，我们当即研究了苇塘周围情况，决定奔袭杨柳青。
杨柳青是天津郊区的一个大镇，距市中心15公里，津浦铁路在此有车站，大清河航运在此有码头，镇内驻日寇一个小队，还有天津警察分局等伪军武装。敌人认为这是他巩固的地盘，戒备不严。我们带着43地区队一个连和警卫连，乘船出了苇塘，借青纱帐掩护，沿着唐二里、王庆坨以南一线前进，在一个烟雾蒙蒙的拂晓，偷渡过大清河。这时已能望见杨柳青的轮廓，部队就在大麻地里和转日莲（向日葵）丛里休息隐蔽了一整天。当夜幕降临，萤火虫带着光亮在庄稼地里乱飞的时候，我们用一部分部队换上日军服装，举着太阳旗，排成二路纵队，毫无阻拦地闯进杨柳青大街，去解决警察局和那一小队日寇：另派一个班，绕到镇东北去炸断铁路；还派出几个宣传小组，到街上去散贴传单和口头讲演。我们的临时指挥所，就设在镇西南角的河堤上。
部队进到街上之后，警察局的敌人有的在茶楼畅饮，有的在妓院玩乐；及至伪警察局70多人的全部武器被我收缴了，镇上才显出混乱。有些家伙慌慌张张地跑回局里来拿枪，正好当了俘虏。在警察局得手后，立即转向警察局斜对过那个驻日军小队的院子，那里也只有一个哨兵还了几枪，其余的在睡梦里或混乱中被我打死打伤。深夜，当敌人增援的铁甲车和汽船齐向杨柳青驶来时，我们已经押着俘虏，胜利地返回苇塘了。袭击杨柳青的胜利，给了日寇很大的震动。正如原来所预料的，敌人把附近各据点出发“扫荡”人马大部调回，集中了一万多人，从静海、任丘、大城、新镇、武清等地，分头行动，把文安洼大苇塘紧紧包围起来，企图张开血口吞噬我们这块新开辟的水上根据地。
能把这样大量敌人吸引过来，这确实是光荣地完成了战役配合的任务。但现在如何拖住它、消耗它，在这水网中的芦苇丛里粉碎敌人的大“扫荡”，这需要我们采取非常缜密的对策。根据苇塘的具体情况，我们临时采用了一种新的战斗组织形式：把部队分成好多个20人左右的“大班”，以“大班”为战斗单位，散布在苇塘周围的边沿，按港汊河沟划开地区，拦阻并歼击敌人。少数干部把那些俘虏组成训练队，在苇塘中心给他们上课。就这样摆好“空心式”的阵势，以逸待劳，和敌人展开了一场巧妙的战斗。
日寇还像往常向我其他根据地“扫荡”一样，首先出动飞机侦察；但不管敌机在苇塘上空盘旋多久，大概除了看见下边这一片绿海而外，什么也看不到。接着，敌人架起大炮向苇塘轰击，为了给炮兵指示目标，还在苇塘外边用木杆搭起高架向里瞭望。可是这些瞭望的人不仅望不见我军，反而成了我们战士打靶的活“目标”。这样，敌人的炮只好盲目的瞎打，有时瞅见哪里冒烟就往哪里打。摸着了敌人“见烟打炮”的规律，有人就故意驾着小船到处去烧草生烟、逗引敌人。因为引来的炮弹掉进水里很多就不响了，捞出后还可以取炸药作地雷用，所以同志们把这办法称之为“草船借弹”。
飞机大炮既然对我们的苇塘无能为力，敌人只有用步枪和机关枪来围攻了；但秋季的苇茎已经长得又圆又硬，子弹碰上一滑就拐弯，因此任凭敌人扫射得如何疯狂，但对苇塘也不会有多么大的破坏作用。
敌人从港汊的空隙里也曾冒险钻进苇塘来，并且逼迫老百姓带路，企图向纵深搜索。但是这老百姓不少是我们的秘密民兵，他们故意把鬼子往没人的地方带；有时也把鬼子往臭泥坑里边带；若发现我潜伏战士摆的记号，就钻进苇丛中藏起来。正蹑手蹑脚地走在后面的鬼子，突然间向导不见了，立即心慌无主，在这浩瀚无边的苇塘之中，前进无路，后退无门，有的被冷枪消灭，有的急忙跌跌撞撞的狼狈逃命。
敌人对苇塘简直是无计可施，“围剿”了10多天可以说是一无所获。最后，敌人强征了几个县的民夫，下令每人带着镰刀，决心要割掉所有苇子，砍倒我们的青纱帐。鬼子这一手“斩草除根”的企图看来是相当厉害，不过，群众的心是向着我们的，只要我们的战士朝天打一枪，群众就扔掉镰刀乱跑；化装成老百姓的侦察员也就混在群众中一起跑，瞅空瞄准鬼子给他一枪，有的鬼子还正向群众喊“不要跑，快快割苇子”时，就突然被打死了。侦察员们把这种打法叫“摘豆战术”。有的群众为了给敌人“泡蘑菇”，还故意装作打架，一打起来就拳棍交加，好不热闹；惹得伪军和鬼子都来劝架，结果是越劝越厉害，越拉越混乱，苇子也就割不成了。群众高兴地说：“今天这一出《芦花荡》演得真不错。”
这次苇塘反“围剿”的最后结束，也是非常富有戏剧性的。当时我们考虑到让敌人这样旷日持久地围困下去，对群众损失太大；同时这大片苇塘也是这一带群众的经济命脉，如果苇子尚未熟透被割掉，让苇根灌进水去，就会整片的连根死去，所以群众也希望敌人快走。另外，我们的力量还不能发动较大的战斗去消灭敌人，也不宜长期和敌人对峙：所以就决定虚设情况，诱使敌人快退。我们先把部队在苇塘深处集结隐蔽，然后利用伪军向日寇报告，说“八路军已撤回大清河以南去了”。同时分头释放了俘虏训练班的一些人，让他们出去散布同样的空气。日本人开始还有些将信将疑：最后群众领着一些敌军，经我们指定的路线，到苇塘里一个地方去捣毁了几间苇草房。这下日本鬼子才真相信八路军过了大清河南，认为他们的“赫赫战果”已达，匆匆地撤离开我们的苇塘。
有了苇塘根据地作依托，十分区的恢复工作便迅速开展起来。我们的工作组，到大清河北工作一段时间可以回苇塘来学习、总结；我们的小股部队，到大平原上去打几个胜仗可以回苇塘来休整、训练，再不像从前那样：“两只脚底板就是根据地，长年累月睡不上一个安生觉”。这时，我们在一碧万顷的苇塘之中，真是别有一番风光：苇子盖的营房，前廊后厦；苇子做的家具，轻便适用。房舍之间修了大小通路和练兵场，房舍附近种植了花卉、蔬菜。人们可以在操场上练兵习武’也可以在黄昏时分，到苇湖上荡一叶扁舟，赏心取乐，舒一日之疲劳。所以同志们当时给苇塘起名叫“小莫斯科”。1943年7月，就在这个“小莫斯科”里，我们还为储国恩同志举办了结婚典礼，新娘名叫吴茜，是从天津纱厂里逃出来参加抗日工作的干部。那天大家杀鸡宰鸭、采菱挖藕。桌上摆了七碟八碗的菜，热热闹闹地会了餐，另外还举行了联欢会。同志们分外高兴，觉得这个皆大欢喜的宴会，不仅是庆祝储国恩、吴茜同志的幸福结合，也是庆祝我们建设苇塘的胜利。
这时，全分区性的会议，都到苇塘里来召开，地委还在苇塘里开办了党校。军分区政治部出的报纸《黎明报》，也在苇塘里复刊。在纪念“七七”抗战六周年那天，我们在苇塘里举行了实弹射击比赛，枪声从正午12点直响到下午4点，使苇塘附近据点里的敌人听了，心眼里感到发毛。敌人对我们苇塘“可望而不可即、可听而不可见”的窘状，连群众也看得一清二楚，群众看见敌人对八路军无可奈何，他们的胆子也就越来越壮，敌人想了解我军实力，一问从苇塘出去的群众，群众就回答说：“尽是穿厚底子鞋的（指从铁路以西山区来的老八路），又有骡子又有马，还有那三条腿的家伙（指重机枪），着实不少。”有时群众给苇塘里军队送给养物资，碰上伪军盘问：“往哪儿拉的？”就公开地回答：“给八路军送，别人还要得着这些。”到了1943年底，我们在大清河北的雄县、新城、安次、容城以及涿鹿、宛平等县内，都恢复了大块的根据地和游击区，许多地方的两面政权，也都变成一面倒的抗日政权了。至1944年初，我们又一次集中精干兵力，对北平外围的工业区——长辛店，进行了远程奔袭而获大胜。以后，我们还在苇塘里发出命令，使1700多名伪军，烧毁据点，携械投诚。苇塘根据地日趋巩固之后，不仅对恢复十分区起了巨大作用，而且还成为开展平津等城市地下工作的基地。1943年底，晋察冀军区情报部的张存实同志，带着一批城工人员和几部电台，先后住在苇塘里，担负和北平、天津之间的联络工作。电台有的架在苇塘里，有的就隐蔽在敌人据点里；电台的天线，有的绕在苇子上，有的缠进麻绳里绑在老百姓家的高房檐上，老乡还给麻绳上挂满了辣椒、干白菜，伪装得谁也看不出来。就这样在广大群众的支援和掩护下，我们在苇塘里完成了许多有重大意义的光荣任务。
1944年，整个华北的对敌斗争形势日益好转，我们十军分区的部队，也陆续跨出苇塘，大踏步地向前推进了。
三角地带的颂歌
三角地带革命回忆录写什么，怎样写，是人们久已关心的问题。在这里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人们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毫不夸张地说：惊天地泣鬼神。在这里经历过的人们，都有不忘“去日苦辛多，斗志昂扬不退坡”的自豪感！
战争中的冀中十分区，在容城、雄县、新城、霸县、武清、文安、新镇、固安、永清、安次、涿县、良乡、大兴、宛平等十四县，西起平汉路，东临北宁路，南至大清河的交与湖——白洋淀和文安洼。地区辽阔，村庄稠密，河湖纵横，沃野五百里，盛产粮、棉等战略物资。三角地带是冀中大平原的重要组成部分。人民勤劳、勇敢，觉悟高，民族观念强。自古以来的燕赵大地，英雄儿女在这里活跃、周旋，写出了天章云集的史篇：奏出了血沃大清河、永定河两岸斗争的凯歌。实践了毛泽东同志人民战争的光辉思想。战胜了日寇、国民党反动派的武装侵略。对于日本侵略军、国民党反动派来说，是插入胸膛的利刃，埋藏在敌人心脏的炸弹。抗日战争八年，解放战争3年，敌人寝不安席，食不甘味，直到以我们的胜利和敌人的失败而告终。我们这些曾在这里和人民一起浴血战斗的老战士，在残酷斗争中没有战死疆场，“十年浩劫”中又得以幸保余生，这样，如何把当年三角地区英勇斗争场面，革命人民在斗争中，显示的无穷智慧，革命烈士用血和泪写下的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经过回忆成集，尽可能如实地又是比较系统的反映出来，用以勉励自己，启迪后人，就成为我们不可推卸的责任。
在这里的斗争还有他不寻常的斗争特点，历史应该评说，经验需要总结。这就是我们写革命回忆录的目的。
三角地带与其他根据地相比，有哪些不寻常的特点呢？
第一，这个三角地带地处北京、天津、保定三大城市，京汉、北宁两大铁路干线以及大清河水路运输干线之间，对于帝国主义来说，其侵华战略地位是非常重要的。北京是千年帝都、文化古城，扼守长城天险，雄踞华北平原。天津是华北的经济中心，北方重要海口。保定则是与京津鼎足而立的支点，近百年来帝国主义者、军阀、国民党都要全力争夺控制这块地方，就是因为有了京、津、保，就控制了中国北方的政治经济中心，“七七”卢沟桥事变发生在这里也绝非偶然。而我党我军要挽救民族危亡，坚持华北抗日游击战争，这里又是我们所必争的战略前哨。就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而言，冀西山区根据地是冀中平原根据地的依托，而冀中平原根据地则是冀西根据地的屏障，而地处平、津、保心腹之间的冀中十分区，则成为晋察冀军区的前哨阵地。
1938年冀中平原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已是日寇的心腹之患，三角地带人民革命战争的坚持和发展，更使平、津日寇感到芒刺在背，寝食难安。因此，日本帝国主义于1938年就提出“预想确保华北，必须确保天津”而“预想确保天津必须首先确保大清河北”（注：即指我京、津、三角地带）。日寇以致后来蒋介石匪帮始终以数十万重兵在此地驻守，并先后进行过无数次清剿剔抉，以图确保三角地带。在敌我双方势在必争的情况下，这里的每一个村庄。每一寸土地。都经反复争夺，从而形成长期以来你来我往的拉锯的斗争态势。
三角地区的另一斗争特点是由这个地区的社会、历史原因造成的。如上所述，北京是千年帝都，京郊是八旗子弟跑马圈地之地。天津百年以来即是北方商埠，商业重镇。因而三角地带城乡之间，不仅有没落的王孙贵族，而且有很多的官僚政客。这些人平时大多是鱼肉乡民的豪绅恶霸，战争年代则又应运而生，有的混迹于抗日营垒之中，有的则甘心附傍于日寇卵翼之下。
同时，由于地主豪绅巧取豪夺，土地兼并加剧，大地主迅速发展。三角地带百顷以上的大庄园主数以千计。在地主豪绅的残酷剥削下，两极分化严重，广大农民沦为无产者，生活无路，铤而走险。到抗日战争开始，绿林土匪成帮成股的不下百十股。有的打起抗日旗号，有的变成伪军，有的则左右逢源，名与我军联系，暗于敌伪勾结。特别是抗日战始，在抗日营垒急剧扩大的情况下，泥沙俱下，鱼龙混杂，一些旧社会头面人物，也抱着个人目的，混入革命队伍，但斗争一紧张，环境一残酷，他们就投敌叛变，为日寇作伥，成为革命的凶恶敌人。如十分区的柴恩波、朱占魁、王凤岗等人投敌叛变后，给我们造成的巨大困难是局外人难以想象的。
这里还应强调指出的另一面，就是这里的人民是有反地反封建的光荣革命传统，富有坚韧的革命斗争精神。在清朝末年这里曾经进行过义和团的斗争，中外驰名勇挫八国联军的廊坊大战，至今人民一提起还充满民族自豪感。一些在这里生长、战斗过的义和团首领，他们许多英雄事迹一直为当地人所津津乐道，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启蒙运动的“五四运动”、“一二·九运动”，也给这里的人民以深刻影响，而在抗日战争爆发后，党不仅派遣了不少优秀共产党员深入农村，进行抗日战争动员工作、建立抗日政权、发动武装斗争。而且在1938年党中央、八路军总部以及贺龙同志率领的120师更派了一些老红军骨干帮助部队开辟三角地带的工作。这样就动员了在这里的广大劳动人民，青年知识分子以及某些有爱国心的上层人物，投入了抗日阵营，成为浩浩荡荡的大军，与日寇汉奸和以后的国民党反动派，展开了长期的不屈不挠的斗争，一直到彻底解放了这块美丽富饶的土地。由于以上种种原因，此地抗日战争乃至解放战争时期的斗争表现出异常激烈、残酷、复杂、反复多，曲折多等特点。
在斗争中的大清河两岸的英雄儿女，为了民族和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最大的牺牲，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经历了最艰苦的岁月，立下了丰功伟绩，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历史篇章。
当然还必须明确京、津、保三角地带游击战争之所以能够坚持，运动战之所以能够开展并取得胜利，如果不是一开始就遵循党中央的指示，有一个有纪律的，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联系广大革命群众的党；如果没有一个由这样的党建立的主力军，游击队和民兵的人民军队；如果没有这样的党领导的各个革命阶级的统一战线，创造和坚持根据地，并把这里的革命战争艰难曲折地导致胜利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写革命回忆录要写党的建设、武装斗争和统一战线。这就是我们经常回忆的三角地带的全武行的三大法宝。当然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这在全国各抗日根据地是不例外的，这是共性。但是三角地带终归有自己的特点，有光辉的典范事例，有自己个性。有它特殊的历史根源和阶级根源。这个特点要我们过来人集体总结。
毛泽东同志说：运用武装斗争形式和其他各种斗争形式相结合，这种武装斗争的总概念就是游击战争。这就是说，没有武装斗争以外的各种斗争形式相配合，武装斗争就不能胜利，以武装斗争为中心。把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各方面的斗争结合起来，在抗日战中才能粉碎敌人的“总体战”；才能从抗日战争的基本游击战，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顺利地导致解放战争向运动战发展，大量消灭国民党入侵之敌。我们的回忆录要体现这些思想。回想我们在作战方面不能只是追求战役、战术上的灵活技巧；在根据地建设方面不能仅仅孤立地执行某种政策，比如土改政策上的斗争方法；在交通站方面不能仅仅片面追求地形改造、浩大工程；在反掠夺斗争方面不能专讲死打硬拼等等。总是要紧紧地围绕武装斗争，要配合武装斗争，没有武装斗争，其他斗争也就很难开展起来。我们撰写回忆录就是游击战这个总概念的回忆录，体现战略、战术、政策、策略灵活性的回忆录，生动活泼，既有树木也有森林的回忆录；不仅在一草一木上刻画到好处，而且从全貌上看，也是一位久经考验的英雄汉。回忆录是有筋骨的，也是有故事性的。
可以考虑三角地带分成民主革命时期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两个时期。这两个时期前者分战略防御、相持和反攻三个阶段，后者分战略防御、战略进攻两个阶段写。每个阶段有它的特点，有它的特殊要求。提出以下意见，仅做参考。
一、1937年—1941年
“七七”事变后，国民党军队从永定河防御阵地上溃逃，日本侵略军长驱直下，骄狂猛进，赫赫一时，不可一世，顾了城市，却顾不了乡村。京、津、保三角地带的广大乡村成为大片大片的空间地带，人民风起云涌，纷纷起来反抗日寇的侵略。
1938年2月，冀中人民自卫军独立第一支队挺进大清河北。该支队原系随国民党军队南溃的一个永清县属的警察部队，接受了河北省地下党组建的河北游击队的领导，在高阳、蠡县一带活动有了发展，得到有学生组织的两股武装并收编了深泽县的一个游击营。由人民自卫军整编为独立第一支队，受命北上，开辟三角地带。这是根据党中央敌进我进的战略思想，抓紧有利时机，最早向大清河北作游击战争的战略挺进的，他成为晋察冀军区的前沿。
这一阶段日寇主要任务是打击国民党的正规军队。我们是按照毛泽东同志《论持久战》的思想，抓住敌人兵力不足，敌后空虚，异民族野蛮政策的三个弱点，我们的基本任务是：放手发动群众，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而日本侵略者不熟悉我国情况，只是持其武士道之风，野蛮残杀而激起了我全民族的仇恨，加之他指挥笨拙，这就能发挥了我们自己的聪明才智，在敌人的大门口和兄弟根据地同时掀起了一场举世瞩目的人民战争。
独立第一支队北上，攻新镇，下霸县，打永清，奔安次，连续五六个战斗以后，声威远震。这就是毛泽东同志说的，建立根据地基本条件是要有一个抗日的武装部队，并使这个武装部队去战胜敌人，以发动群众。这一阶段的根本任务是建立党领导的军队，所以建立武装部队是回忆的中心内容，并且由军队的党，开始在大清河北建立了地方党和抗日政权、各种救国会这样的群众团体。
党所领导的这支武装，战斗力暂时还不强，但是由于打击了日军，消灭了伪军，大清河北就被震动了。一时间，涌现出来的地主联庄、会道门、土匪、流氓、兵痞组建起来的武装部队的不得不全部打着抗日的旗号。自称“司令”，“旗帜”遍城乡，“司令”遍天下。
我们党的任务既然是建立武装，开辟抗日根据地，当时的具体任务还要锄奸反霸，必须要把工、农、妇、青抗日救国的群众组织建立起来，推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提出“有人出人，有枪出枪，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号召。短时间内把减租减息合理负担、统一累进税等政策推进了。伟大的群众运动发动起来了，大清河北的人民无例外地投入了伟大的民族战争。建党、建军、建政，发动群众是三角地带的“黄金时代”
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是要贯彻党的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的方针。半年之中，人民把自己的子弟源源不断地送到部队，我军得以发展壮大，物资得到不断供应，军队依靠自己的政府和抗日救国的群众团结，得以耳聪目明地活动于广大乡村，坚持游击战。这是因为三角地带的人民自发的，进而是自觉的，有组织的站岗放哨，捕捉奸特，封锁消息，侦察敌情，我军得以机动转移，寻敌作战了。这是党领导的军队，一面建立根据地，一面收编杂牌抗日武装，坚持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就不可避免地同国民党建立的武装，同土匪、流氓、联庄会的武装进行有节制的斗争，同时团结他们共同对敌，演出了一场独具特色的话剧。
在这段时间内，三角地带出现了第一个反复，由敌占区到根据地，又有根据地变为游击区到敌占区。这3年半的时间是在广大人民群众的全力支援下，广泛开展了持续的、反复的“扫荡”与反“扫荡”，“蚕食”与反“蚕食”，“封锁”与反“封锁”的斗争。三角地带的每个局部地区也时有反复、有曲折的。在回忆录中要着重反映如下的斗争。
二、反“扫荡”
“扫荡”与反“扫荡”是抗日根据地武装斗争的主要斗争形式。从1938年10月，回师敌后之日起，日军对三角地带进行了频繁的、多种不同形式和各种不同规模的“扫荡”。小规模的分区“扫荡”是没有断过的。地处三角地带的十分区就是在极度紧张的“扫荡”与“反扫荡”战斗生活中度过的。
敌人“扫荡”的战术是多样化的。一般采取“分进合击”。比如有正面的“梳篦拉网”，有纵深的“铁壁合围”、“鱼鳞拉网”，都是分进合击的一种演化，基本的目的在于寻求与我主力决战，消灭我之主力军与大清河北根据地，以达其确保占领的目的。
我之反“扫荡”也是在实践中创造的。
1.当敌数路进攻，向我分进合击时，我则寻敌薄弱的一路，或分离较远的一路，靠近敌人出发地突然給以伏击，破坏其分进合击的态势。一般情况下，敌伪是联合行动的。我则避实击虚，歼灭敌军，孤立日军。例如1938年11月敌人四路合击霸县一带时，我在永清县大战村歼灭“皇协军”司令部及其直属部队500余人的战斗。题目名为《全歼皇协军》为好。
2.当我有被敌人合围之危险时，我主力避敌锋芒，跳出敌人的合围圈，相机作战。例如1938年秋季到1939年冬季的安新县城弯李村、葫芦集武清县张坨、雄县神堂战斗都是有名的合击圈外的战斗。
3.当敌人向我中心地区“扫荡”时，敌人的纵深地区和铁路沿线守备薄弱。我适时转至敌后或铁路线上同敌人“换防”，进行破击战，或袭击敌伪无备据点，开辟新地区。例如1938年为了主动调动敌人，打通冀中与冀东地区的联系而挺进武清风河营即72联营的行动。在敌人“扫荡”的外圈大显身手。可以专门写一篇回忆录，要写出他与“反扫荡”的联系。
4.当敌人“扫荡”后期带着失意的情绪疲惫怀归的时候，我可集结一定的兵力抓住惰归之敌最弱的部分，痛打一回，积小胜为大胜。我们历次的反“扫荡”都有这种处置。这也是回忆录不可缺少的部分。
5.当敌人“扫荡”的主力退出“扫荡”地区时，留下小分队镇压群众建立据点时，敌人的目的是巩固其“扫荡”的成果，转入“蚕食”。我则乘敌立足未稳，开展根据地内部的进攻战斗，这时有广大的人民支援，容易争取战斗的胜利。例如1939年霸县的马房战斗，歼敌一个小分队，敌人修据点的企图落空了。敌继“扫荡”之后以县城为中心修据点群的计划被粉碎了。
6.最好的反“扫荡”战役的特点是，我主力兵团离开中心地区之后，留下精干的主力连，配合县区游击队和民兵发挥高度的机动性、灵活性、坚韧性和顽强性坚持地区，捕捉奸特，收集情报，消耗、疲惫、牵制和迷惑敌人。在敌人进攻的空隙中穿插活动，在战术上实行外线、速决的进攻战。打不赢就走，决不恋战，以坚持根据地，掩护群众反“扫荡”为主，这样的活动是必不可少的。回忆录要有更多的题目写这一侧面。
结合频繁的“扫荡”与反“扫荡”的斗争，有党的建设和统一战线方面的大量工作，这一阶段撰写的题目有《1938年的四路围攻》、《120师区支队板家窝战斗》、《1939年季秋大“扫荡”》、《交通站》、《打狗运动》、《政治整军》、《争取米家务联庄》、《特务大队的前前后后》，反映我们同国民党天津党、政、军联合办事处斗争的《魏大光部如何走向抗日》……另外，就此还可自由选题。
三、反“蚕食”
“蚕食”与反“蚕食”，也是敌我之间武装斗争的表现形式之一。如果说“扫荡”的目的是寻求与我主力作战，是我为了“鲸吞”，那么“蚕食”就是“扫荡”的继续，是实行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总力战”。1939年敌人已经占领了县城，并经过分区“扫荡”建立了若干中心据点。每次“扫荡”以后依靠其建立起来的中心据点和县城推行“蚕食”政策。结合军事的分区“清剿”，建立伪政权、伪组织、反共自卫团，摊派粮款，推行“强化治安”的运动。逐步地“蚕食”抗日根据地。它是与“扫荡”相辅而行的，互相推移，互相发展的。以分区“扫荡”推进“蚕食”地区，又以“蚕食”为寻求主力作战创造条件。所以，在回忆录中写反“蚕食”斗争，一定要具有反“总力战”的特点。
我们反“蚕食”斗争是极度紧张的。
1.在敌“蚕食”的正面展开各种斗争。首先是敌人连点筑碉，我们打点毁碉；敌人修路挖沟，我们破路填沟；故掠夺“以战养战”的物资，我们则进行反掠夺的斗争；敌人宣传“大东亚新秩序”，我们进行政治攻势，反对敌伪欺骗宣传；敌人建立伪军、伪组织，我们就消灭和瓦解伪军、伪组织……如此等等。这争夺是十分残酷的。最紧张的斗争是1940年到1941年春季的新固封锁沟、新雄封锁沟上的斗争，以坚忍顽强的连续作战的精神进行了反复争夺，终归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加之我们没有经验、主力军和游击队没有得到轮期休整等，而日寇则在冈村宁次的亲自指挥下，完成了三角地带县与县之间的封锁沟。我们的主力不得不退出根据地。这一撰写的题目是很多的。主要应反映与敌“蚕食”的正面斗争。如《新固封锁沟上的斗争》、《霸县西郊的反“蚕食”》、《李家口据点的被逼退》等等。
2.反“蚕食”斗争，我们在很长一段时间是放在正面斗争，我向敌后派去的部队是有功绩的。敌人的兵力不足，是难以克服的弱点。向敌背打击的小部队都是有很大活力的。在永定河两岸活动的两股武工队，即分区警卫连王光霞和作战科长李大卫同志带的短小精悍，包括一批党政军民干部在内，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恢复地区、坚持斗争，是起了很大作用的，主力外转之后，仍然坚持在永定河两岸，开展了敌伪工作，争取了大量便衣队，培植了积极分子，对于隐蔽活动进行了试点，斗争是复杂的。对于1942年重新恢复三角地带的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挺进到敌后的活动，回忆录应该反映的题目有：《北上支队的北上》、《东挺支队的东挺》、《王光霞同志的武工队》、《红、黄、蓝、白、黑中的“红”》、《金老太太》、《红枪会》等等。
四、细碎分割后的“囚笼”与反“囚笼”
在“蚕食”的基础上，敌人把三角地带分割的太细了。大力推行其“点线政策”，“新交通政策”，即修路、筑碉、挖沟、浚河，使公路为网，大乡之间，碉堡林立、点线交织。在公路的两侧筑碉堡、村落周围挖沟筑墙，引河注水。而后逐村进行“抉清剿”，摧毁我之小部队，地下工作人员。1941年夏到1942年冬季，大清河北不仅主力部队不能进入，即使是县、区游击队和民兵也很难活动。但是在永定河两岸一直到大兴县的丛林中有了新的发展，对于恢复三角地带的工作，有了新的启发。回忆录中要反映的应该是主力军的外转，被“囚笼”起来的艰苦斗争，题目可以有：《主力军的休整》、《白洋淀——三角地带的人民后方》、《策略是怎样改变的》、《经验总结》、《大清河北是怎样被封锁的》等等。
前一阶段重点说明了自1938年10月中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敌人把战争的重点转入敌后，主力转到华北，妄图摧毁抗日根据地，确保占领地。1941年春，我军退出了根据地。敌人在大清河北取得了所谓“扫荡”、“蚕食”、“分割”和“清剿”的经验之后。到1942年春，以最大的决心，集中了三个师团、两个旅团约五万人的优势兵力，九万多伪军，开始了有名的“五一”大扫荡。
这种扫荡的方式，1941年在三角地带表演过了。从而建立了所谓“大东亚新秩序”。三角地带从1942年到1944年春有一个新的反复。
十分区比冀中其他地区“变质”早一年，也就是说，由根据地暂时变为“敌占区”早一年。
“五一扫荡”后，大兵团的反点线斗争成为不可能，大部队也不可能公开活动并陆续外转。三角地带经过长期“驻屯清剿”、“剔抉清剿”，根据地“变质”了。表面上是“大东亚新秩序”、“王道乐土”。在经济上敌人搞了“小麦模范圃”……准备进行“以战养战”的所谓建设了。
斗争并没有停止。仍然是反点、线斗争的继续，仍然是以武装斗争为主，辅之以革命的两面政策，我们通常说的“合法斗争、两面政策”是把我们的工作伸到伪军、伪组织的内部，使伪军、伪组织为我所用。这样便失去了敌人以碉、路、沟、墙的点、线封锁作用，所以我们说，这是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的转变，是斗争策略的改变。我由公开转入隐蔽、由白天转入夜间、由大部队转入小部队，高度分散的群众性游击战争，有抗日根据地转入表面形式的敌占区，这种转变就是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说的“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聚力量，以待时机”。仍然是以武装斗争为主，以合法掩护非法，以武装斗争支持合法斗争，而有一非法的合法的各种斗争支持武装斗争，我们为争取这一转变，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
这一历史阶段，回忆录应该反映如下特点：
“敌进我进”
为了长期坚持，度过平原游击战的相持阶段。积蓄力量，以待时机。反对敌人“确保占领地”，不断地改变进退形式，攻击形式，内线外线形势，是一点也不能疏忽的：疏忽了就不能在持久中消灭和消耗敌人，保存和发展自己。所以地区形势的变化是经常反复的。越是反复，越是有经验。为此，根据形势需要，有计划、有组织、自觉地转变地区的形势，由敌占区发展成为隐蔽根据地，再由隐蔽根据地发展成为游击区，一旦条件成熟就不失时机地打开局面；反之处于形势上的需要把游击区有领导地转化为形式上的敌占区，隐蔽根据地。知情善用，把斗争形势、组织形式，适时加以转化，则是一种斗争艺术。非此不能坚持斗争。
这样就创造了白洋淀、文安洼两个季节性很强的游击根据地，而到冬季往往又转入隐蔽根据地。它们成了地委、县委指导全局斗争的中心，一时有“小莫斯科”之称。同时也可以休整部队，准备长途奔袭敌后据点的基地。应该写《白洋淀主力外传》、《奔袭杨青柳》、《打包运》、《苇塘麻雀战》、《进击瑚琏庄》、《黎明前的（黎明报）》、《苇塘练兵》、《关于敌伪军政策的决定》、《便衣队的整编》、《1942年冬天的地委会》、《东进总队的东进》、《剔抉队长伊豆文雄的被俘》、《对伪军头目的约法五章》、《生产救灾，小本贷款》、《苇塘里的战役指导》……还有其他题目。
地道和地道战
在碉堡林立的形势下，抗日军民受敌人封锁沟墙的限制。冬春两季活动是非常困难的。人民群众自己藏身的“蛤蟆坑”逐步连成地道。党领导了这一斗争。所谓地道战是以武装斗争支持合法斗争、两面政策的产物。这是平原游击战不寻常的武装斗争和其他各种斗争相结合的伟大创造，是一个奇迹。从单纯防御发展为能打能走，能隐能现，能攻能防的地道网。最后发展为“天、地、人三道”，它是三角地带坚持游击战的重要条件。最典型的地区有生活战斗设备，有秘密装置，村村相连，上下连贯，纵横交错，既方便群众撤退，也可以防水，防火，防熏、防挖的战斗村落群。人自为战，村自为战。由于这种地道战持久的坚持斗争，特别是能坚持武装斗争了，尽管它是分散的、小型的甚至是隐蔽的，但它是其他各种斗争的支柱，是人民坚持斗争的寄托。一直发展到带有战役性的地道战，那就是1944年米家务一带地委机关的和分区司令部直接领导筑成的地道网，给予敌人以沉重的打击。撰写题目：《米家务地道战》（已有旷伏兆同志一篇）、《地道里的无线电波》、《地道里的县委会》、《地道区小队》、《地道武委会主任》、《在敌人碉堡下的地道》、《地道里的军工厂》、《伤员之家》、《地道筑程学》、《我的堡垒户》、《以地道为依托的党校》、《以地道为依托的文工队》、《四孔之战》（进出孔、射击孔、拉雷孔和瞭望孔）……还可有很多。如《林子里的战斗》、《尼店之战》、《巧取张岗》、《米家务村落连环战》、《水芦处地道战》、《米家务北庄的通信中心》等。
合法斗争、两面政策
我们创造隐蔽根据地是十分艰苦的。干部和工作人员只能在夜间活动，特别要在群中严密掩护下活动，我们的活动和作战达到了十分困难的境地。敌人派出大量“清剿队”“剔抉队”，采用所谓“淘水捉鱼”的方法逐村、逐院、逐屋搜索，反复“剔抉清剿”，用毒打、奸淫、抢夺、烧杀等残酷兽行镇压群众，企图斩断我和群众的联系，摧毁我存在的条件。但是三角地带的人民群众有高度的民族觉悟、阶级觉悟和英雄气概，英勇无畏，宁死不屈，出现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一方面，不得已时，拒绝指点、认亲，洋狗撕咬，枪刺胸膛，也不被威胁利诱所屈服，“救国不留骂名”。被敌人杀害多少英雄儿女！真实“无家不哭声，无家不戴孝”！另一方面，机智地掩护出走，伪装保甲人员，连素不相识的青年妇女在敌人面前把工作人员认成自己的丈夫，屡见不奇。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人民。
革命的两面政策的运用，遍及三角地带。有计划地安排我之人员，掌握或利用伪军、伪组织，对敌之应、欺骗、借刀杀敌，以掩护我们的革命斗争和保护人民的利益。伪大乡、伪保长、伪联络、伪甲长在形式上是敌人的“大东亚新秩序”，实际是为我所掌握。侦察敌情，以多报少，以有报无，以无保有，目的是为了诱敌来袭，骗敌去追，创造我能打则打，不打则隐，每打必歼的机会。创造敌伪之间、伪军伪组织之间的矛盾，进行反掠夺、反奸细的斗争。在回忆录应该反映这个重要的侧面。题目有：《平南办事处》、《张扒皮的溃灭》、《黄柳子谈判》、《黄庄子据点的作用》在战术上是“三快”。《伪军王录祥的情报》外线速决的进攻战。《给板家窝大乡交粮》、《单打大下巴——丰田科夫》、《信安保安队缴械》、《生摘豆》、《白沟河的伪大乡长》、《速擒速纵》、《放下了吊桥》、《吊桥边的战斗》、《换一位“伤员”》、《三潜水伏击》、《政治拉网、围楼讲话》、《挑帘战》。
向敌后的敌后挺进
1943年春节第五次“治安强化运动”不仅把碉、路、沟、墙检修起来，而且更换了伪政权保甲制和特务情报组织，继续摊派粮款，推行伪币。这种“大东亚秩序”尽管为我们在地面所掌握，往往也为敌人察觉。斗争是反复的。
坚持这种长期反复，我们获得了更大的自由，更多的主动权。必须向敌后的敌后挺进。敌人已“确保的占领地”，也往往没有日本军队驻守，只不过大乡和自卫团。抗日战争以来，那就是“处女地”，打击危害最大的伪军、伪组织往往一两个月战斗就可以临时打开局面，而后开展工作，调动敌人。1943年我们开辟了涿、良、宛地区和安次、武清地区。这就是敌后武工队，开辟地区的经验逐步丰富起来，他们既能工作又能战斗，以隐蔽的方式进行活动，在打了胜仗的耸听远近的形势下，争取伪军、伪组织，发动基本群众，培植积极分子，建立群众组织和秘密武装，开展敌占区统一战线工作，使敌占区逐渐地转化为根据地。一旦时机成熟，就可以配合主力军打开局面。
还有一个特殊的情况，永定河两岸多丛林，那里是旧社会绿林出没之所或者说是绿林根据地。流氓的基本特点是“大炮一响黄金万两”，“浑水摸鱼”、“趁火打劫”，他们只恨天下不乱。他们不要抗日民主政权的秩序，也不要“大东亚新秩序”。他们游离敌我之间，反复无常。“有奶就是娘，见钱小三辈”。即是匪，也是伪，白天上岗楼，夜间“放长线”出去绑票。永清、安次地区永定河两岸被他们长期占领，形成了特殊复杂的斗争。但是他们同我们的便衣队来往甚密，同敌人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果把他们控制得好，可以调动敌人。回忆录也要反映这个侧面。可以考虑以下题目《涿、良、宛支队的斗争》、《对“黑”的带上笼头》、《回民小队》、《奔袭长辛店》、《海子里的电台》、《岗指导员的化装》。
在战略相持阶段将要结束的时候。1945年的春季我们集中兵力在大清河两岸、霸县以东地区展开了春季攻势，因为地区形势逐渐转好，这是经过长期反复之后，主动权逐步转到我手，配合兄弟地区进行了一系列的进攻战役。反映准备转入反攻、打开局面的战役有：《新、固地区的击破战役》、《文、新、霸进击战役》、《霸东战役》、《固北战役》局面打开了，军队发展了，为反攻准备了条件。
地道斗争与地道战
人类历史，每次革命都有自己的传奇。抗日战争中的平原游击战并不例外。深深地铭记在爱国者心中的是地道斗争和地道战。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严酷考验，千锤百炼，人民战争才得到了胜利。它是人类历史上一大史诗，是考验爱国者的意志、智慧、勇气和坚定性的史诗。它不仅是一个战斗、一次军事战役的胜利，更主要是人民求生存的胜利。它证明了不仅在山地，而且在无险可守的平原，都可以建立根据地，并能够长期坚持抗日根据地的斗争。经过反复同敌人较量，转败为胜，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战争在大平原得到了胜利。
地道斗争和地道战，时间是漫长的，经历是痛苦的，同时还充满了很多英雄主义的壮烈场面，伴随着难以形容的悲剧，流血和胜利的欢笑。地道斗争和地道战是人民在平原改造地形的伟大工程，依托它进行着多种复杂的政治、经济、文化和战火斗争的洗礼，打败了日本侵略者的“五次治安强化运动”的“总体战”。
岁月流逝，许多人故去了。还有不少人想总结整理这场斗争中的经验，尽人事之所能及。最重要的是，对待历史要用实事求是的态度，不仅要肯定这场战争中的普通民兵、地方工作人员、一般战士和指挥员们的英雄主义气概，而且要肯定地道斗争和地道战这个革命的熔炉锤炼了一支队伍，汇合全国的革命大军，打败了日本侵略者，并粉碎了蒋介石挑起的内战，进而夺取了全国政权。这一支情同一家、亲如手足的革命队伍已经载入史册。他们中间还有不少人健在，今后还会有很多插曲浮现出来。平原地道斗争、地道战是史无前例、无与伦比的创举。这座人民称作为“地下万里长城”，只有在人民战争中才能出现。它的英雄主义点燃了胜利的火炬，使人民迈着同一个步伐和朝着同一个方向，走向民主革命的胜利，走向社会主义，迄今尚无人能预料走向共产主义锦绣前程的速度。总结我们的经验，集中到一类，当共产党领导着人民向前进而又全心全意代表人民的利益时，就能实现无坚而不克，无往而不胜。
一、地道斗争和地道战是交通战的继续
提到地道战不能不从交通战说起。交通战是冀中平原抗日根据地对敌斗争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它的全盛时期是1938年到1942年。交通战是从破坏敌人的铁路、公路开始的。这是全民的任务，自卫队和民兵是破坏敌人交通的大军，而我们主力军只不过担负掩护破坏交通的任务。在冀中，平汉、津浦、仓石路上，成千上万根铁轨，成千上万斤电线和铁轨被送到兵工厂制作手榴弹和土制武器，利用电线架起了抗日根据地我们内部的电话网络。逼得敌人不得不天天修复铁路，拼命地构筑公路。不然他就要用两条腿和我们较量。
日军对抗日根据地的进攻，主要斗争形式表现为交通战，以交通线和据点分割包围抗日根据地。这样就形成了修路与破路、分割与反分割。“蚕食”与“反蚕食”、“扫荡”与“反扫荡”的长期斗争，持续了5年之久。为了粉碎敌人的频繁“扫荡”，人民动员起来改造了大平原的地形，一村一镇夜以继日地把所有乡村道路挖成壕沟。一方面为了隐蔽的接近敌人的据点，也便于在敌人“扫荡”时顺利撤出各村庄的百姓。另一方面，使敌人无路可走，游击队和民兵则把交通战同地雷战结合起来，如果敌人漫不经心，将招致不可想象的灾难。没有一条大车道不是交通壕的，村村相连；在村的前沿构筑了村落防御工事，挖有很深的堑壕；纵深的高房有火力点，形成村落防御战火网的纵深配备。交通战和地雷战对于敌人的汽车和坦克来说，就是颠覆的厄运。在村村相连的壕沟都有排水沟，停车点、交叉处有防御掩体。形成冀中平原的壕沟网，给我军带来了村落连环作战的有利条件。冀中区著名的村落防御战，有1939年的雄县神堂战斗、河间县的齐会战斗；1942年的安平县宋庄战斗、任丘县的军庄战阗和边家铺战斗。之所以能够大量消灭敌人，主要依长城只有是交通战中的村落连环、迂回包围。无数有组织的人民群众创造了平原沟壕，造成了平原抗日根据地的奇观。武装斗争是围绕着交通战进行的。
冀中平原抗日根据地在“反扫荡”中为了监视敌人，在敌占区用交通战围困敌人。把敌情及时报告子弟兵，通告群众，使群众能够照常生产、作息。发现敌情后，民兵游击队就及时的处理埋伏，进行“冷枪战”，这又是一大发明。民兵和游击队怕敌人两头堵截交通壕，还发明了短小坑道通往附近另一条交通壕阈有利地形，如坟地、苇坑、寺庙等。这就是地道战的开始吧。人们不敢把粮食、衣物甚至病人留在村里，“反扫荡”时把他们苦恼在事前挖好的“土窝窝”里，如果伪装得好，就万无一失。于是交通壕内的“土窝窝”被有先见之明的人利用了很长一段时间。所以说，没有交通战，就没有“蚕食”与“反蚕食”、“扫荡”与“反扫荡”，也就不可能有“五一大扫荡”。而“五一大扫荡”后的地道战，则是交通战的继续和发展。
二、“五一大扫荡”后的满天风雨满天愁
1942年5月，敌人集中了5万日军和万余伪军进行了持久的“扫荡”，先后进行了五次“治安强化运动”。在执行“列扶清剿”的基础上，摧毁了我们的交通沟，修筑了公路，实行了点、碉、路、沟、墙五位一体的“囚笼政策”。敌人把抗日根据地分为村、乡、县、道的区划，特别在大清河北地区挖了村、乡、县、道的封锁沟。“拦堤淘水”、“淘水捉鱼”。大乡、保甲、联络员和伪自卫团建立起了昼夜巡逻制度。抗日家属被杀的，至今也难以有准确的统计。妇女被奸污的，仅大清河一带沿岸就有17个村落。人们把这个时期形容成“家家有哭声，无村不戴孝”。“大东亚新秩序”，“夏粮夏交，秋粮秋交”，“就地取给”，使人民生活困难到了极点，灾民遍野，逃荒者一群又一群。父母被敌人杀死，无家可归的流浪儿到处可见。敌人实行烧光、抢光、杀光的“三光”政策以后，竟出现了孩子与狗争食的惨相！战乱和人祸逼得人民妻离子散，哪里能找到一口饭吃？哪里能找到避风遮雨的住所？真是满天风雨满天愁！
在这个过程中，既然主力军撤出了根据地，充满硝烟、弹片、血迹的“扫荡”与“反扫荡”似乎已经远去。敌人建立了所谓的“新秩序”，我们的地方工作人员和民兵游击队转入了地下。尽管付出了极大的牺牲和代价，但由于我们没有经验，不可能及时提出适应新形势的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及时提出斗争策略上的转变，反而强调要村不离村、区不离区、县不离县地的坚持斗争。到1942年秋季，八路军总部传达了毛泽东同志关于在敌占区和蒋管区要执行“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并着重提出了在敌占区实行革命的“合法斗争两项政策”以后，地道斗争和地道战才应运而生。它同合法斗争两项政策是一对孪生子，是逐步地发展起来的。
起初，在“论情况时”，即敌人“扫荡”时，干部、民兵、游击队跑到青纱帐里或洼地里躲藏起来。既然壕沟被平毁了，人们就在洼地里、青纱帐里挖个坑，消极地为了躲“清剿”，躲“剔扶”。人们到野地里挖个“土窑窑”藏身，一旦被敌人发现，就要拼个你死我活。后来，为了躲得更隐蔽些，把“土窑窑”盖上板、秫秸，再培起土来，上面种上庄稼，也能应付一阵子。斗争更残酷的时候，发现了“活埋”的办法，即在坟地里挖一个“新坟”，上面插个灵头幡作伪装，坟内放置风箱，用向日葵空心杆通气，人藏在里边，用这种办法被“活埋”过的同志是不少的。但是天长日久，敌人在村里找不到人，就引起了怀疑。新坟毕竟是有限的，加上叛变者告密，于是就“拉大网”、“挖新坟”，叫做“赶兔子”。大批的干部和民兵游击队员被“剔扶”而牺牲。村外站不住了，就回到村里来，但又怕敌人搜村。为斗争的需要，就在村里挖洞，叫作“蛤蚂蹲”。先是在村边背巷挖，后来在家里挖。这样的洞，除能够掩护工作人员外，还可以藏东西。怕敌人来得猛，人们来不及下洞，又改为一家一洞，洞口就移到家里来。这就是初期的“堡垒户”。这些都是死洞，只能消极地躲藏。人们的生命和祖国脉搏一起跳动。一旦被敌人搜出来，就意味着躺在血泊里。这样牺牲的同志真是成千上万啊！十地委黎明报社社长黄英同志，分区政治部的王锡珍、殷俊亭同志就是躺倒在这种血泊里。
革命的两面政策贯彻执行以后，有了新的活力，把死洞变成了活洞。不仅依靠地洞消极地隐蔽，而且把这家地道与那家地道连通了，从一个洞口钻进去，可以从另一个洞口钻出来。当敌人从一家“剔扶”时，便能从另一家走脱。这样就解决了“隐”和“走”的问题。死洞意味着与死神做伴，活洞才能坚持对敌斗争。在一个村隐蔽几天甚至半月，就有了补充时间做群众工作，做伪保甲长的工作，开辟隐蔽根据地，变“大东亚新秩序”为革命的两面政权。这种斗争有一个艰苦的转换过程，由革命的两面政权代替“大东亚新秩序”有一个并存的时间，出现过矛盾复杂纷呈的局面。某些不坚定分子，投敌叛变分子，出卖革命、贪污诈骗、鱼肉乡民的反革命两面派分子，给我党我军造成过极大的损害。一批批普通战士、工作干部和坚持斗争的“堡垒户”一颗颗赤诚的心，一腔腔沸腾的血，坚贞不屈，保卫了祖国和革命的尊严。40年代新人的高大形象，却不见经传，他们为坚持斗争，战死在创建革命的两面政权的斗争中。他们的生活道路，闪耀着理想、信仰、纪律和道德的光辉。又是成千上万啊！固安县姚庄子魏宝坤一家七口为保卫当年的区长李仲仓被杀害在洞口，而李区长走脱了。这一家是40年代最高贵的革命家庭。
冀中大平原无险可守。人民才是铜墙铁壁。他们在敌人点线交织的碉堡群里，改变了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利用了一切可以利用的合法形式，即在敌占区的社会秩序、法律、法令以及“大东亚新秩序”的制度、社会习惯所许可的范围内，隐蔽地积蓄力量。我们的党员打入了地方保甲制，即经济、政治、教育乃至军事团体之中。这样一来，地道就得了合法的掩护。合法斗争、革命的两面政策又得到了在地道内活动的小分队和工作人员的支持。小部队的活动不仅有了地道作依靠，可打可隐，而且得到了合法斗争的掩护，给非法斗争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1942年冬季和1943年春季的地道斗争，主要表现为支持合法斗争、两面政策。以武装斗争为主，结合各种不同形式的斗争，去隐蔽地进行对伪军伪组织的争取工作，使“五位一体”的“囚笼政策”丧失作用，大面积地出现了两面政权。依托地道进行武装斗争的主要表现形式，是“单打一”、“挑帘战”、“掏老窝”等，以达到打一警百的目的。打了就走，掏了就隐，并把他们放在地道里进行教育。敌伪军在地上“剔抉”，我们的干部在地道内指挥伪组织在地面上合理应敌。1942年冬季，霸县陈家柳保长和伪军家属陪着伪军中队长王德玉在保长家打麻将，我十分区司令部警卫连长李树维把伪中队副拉进地道，进行教育后放出来。从此王德玉就变成了合理应敌的积极分子。进村先请示保长，把日军放在洞口有“有枪眼”的地方。如果敌人硬要搜洞口，就配合我军打“闷棍”，砸死后送进洞口。下洞的伪军却从另一家逃脱了，诡说和日军一同丧生在地道里。这就叫“下面响枪，上面应敌”。
从此，地道变成了对敌斗争的新阵地。没有非法的武装斗争，合理斗争是不可能存在的；反之，以打为快，无限制地去破坏合理斗争的秩序，武装部队就失去了存在的条件，也不可能创造良好的战机。斗争需要把各村各家的洞连接起来，把一个村和另一个村在地下连接起来，于是“地道村”就应运而生。地下出现了新的区、县，扩大了活动的新阵地。这样，以武装斗争为主结合其他各种斗争，进而经常取得胜利的地方，就是当然的隐蔽根据地。表面上是敌人在控制，实际上一切伪军、伪组织已为我所用，我党我军逐步夺取了政权。隐蔽根据地已经具备了随时转化为游击区或根据地的条件。不单是村政权掌握在我手中，一切伪军、伪组织，即大乡、保甲、联络员都为我所用，而且我们抗日政府的工作人员、群众团体，特别是党的支部在隐蔽斗争中建立起来并领导着抗战的工作。地道的发展同合理斗争、两面政策是互相推移、互相发展的，终归是属于地道斗争的范畴，即革命的两面政策、合理斗争的范畴。它是个渐进的过程，量变的过程。这是平原游击战相持阶段一场广泛而又持久的斗争，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
三、“天、地、隐三道”的地道战
在抗日战争时期，我们的战术原则历来强调“外线、速决的进攻战”。在平原，无论在村落外还是在村落内，一定要把敌人放在内线打。这样，我在外线便随时争取了主动。地道战及时利用地道转到敌人的外线，迂回包围，从侧背攻击置敌于死地。
要想组织一次有一定规模的地道战，一般是抓住从隐蔽根据地向游击区转化的时机，采取行动。例如，清苑县冉庄一带、高阳县皮里一带、新城县米家务一带，地道工程完成了“天、地、隐”三道。在房上有制高点；在地上连房掏院，灵活运转；在地下地道交错，隐、打、走极为方便。很难说，这种浩大的工程是那天完成的，但肯定地说，是在不断战斗中完善的。绝不是哪一个多谋善断的指挥员可以空想出来一套完整的地道战来。
“天、地、隐三道”是群众的创造，也是群众的语言。“隐、打、走”是机动灵活的意思。无论在村内、村外都能机动包围敌人，从地下转到房上射击，从地道转到敌人的侧背进攻，以便争取速战速决。一切“走”和“隐”都是为着“打”。所以，要求连房掏院，地道相交，房房相连，院院相通，街口用交错的影背夹墙堵起来。作战时，临街的门都是关闭的，形成“死胡同”。如果敌人敢进来，就把他们引到十字和地雷战的地雷阵上，使其遭到雷击和来自不同方向、不同层次的射击。当年人们叫它是“火焰山”。
“冷枪战”是地道战的重要打法。任何一个村庄不可能所有射击孔都有主力军防守。分散在次要方面射击孔上防守的是民兵和游击队。封锁街口和院落的射击孔多是利用厕所、墙角、鸡窝、碾棚、锅台、牲口槽和旧墙基，都十分隐蔽。“冷枪战”在地道战中几乎是百发百中，使敌人腹背受到打击。1943年1月17日，高阳县的满里战斗，冷枪战打出了威风，敌人伤亡300余人。
洞口地雷战，是防止敌人破坏地道的另一种手段。在清苑县的冉庄一带至今流传着“篮子”“筐子”、“锅盖子”、“门扇子”使敌人成为“惊弓之鸟”的故事。把地雷安放在上述器具内，引上拉线，如果敌人掀一下锅盖，推一下门扇就碰上了厄运，搞得敌伪军“草木皆兵”。在村沿复杂地形或空地，便于敌人集结的地方，设有布雷区，附近有隐蔽的火力点相配合。在明处摆些绳子，伪装成地雷的拉线，使敌人疑而迟滞前进。在“堡垒户”的院里或敌人必经之路上埋设踩雷，多少敌伪军便炸死在雷区。半个世纪以来只有惊心动魄的故事，却没有准确的统计。清苑县的冉庄一带村村都有地雷战英雄的传奇故事，老奶奶们说起来，围听的小辈人瞪大眼睛接受传统教育。英雄的冉庄曾被誉为“天、地、隐三道”的“战斗堡垒村”。这个村庄在1943年2月7日的战斗中发挥过地雷街巷战的威力，敌伪伤亡二百多人。它是平原地道战的佼佼者。
村落连环战术，是在出现了地下区、县以后反复应用的。既然一个堡垒村可以从房上打到地面，再从地面打到地下，那么“天、地、隐三道”在一个战斗中上下反复就不奇怪了。遇到大规范的“扫荡”，不单村与村成犄角之势，力争外线作战。区、县的战术活动范围就更大了。平、津、保三角地带的十地委曾号召过建立大批的战斗堡垒村。在县、区干部带领下，广大群众响应这一竞赛号召，有领导、有计划地进行了地道的长期建设。在实践中，人民的智慧和创造力是无穷的，建成了惊人的纵横交错的地道系统，为村落连环作战提供了可靠的保证。1945年5月23日，日军67旅团富永大队配合王凤岗伪军1500余人，和固安、霸县、雄县的敌伪军1200余人，以及治安军18、20两个团，共2500余人，“驻屯清剿”米家务一带。这次战斗是我军主力军、游击队、民兵三级武装配合进行村落连环地道战的一个典型战斗。我们以十余人的伤亡，坚持战斗了6个昼夜。最后配合三个主力大队的兵力，采用地雷爆破手段，歼灭了伪治安军18团团部和第三营。日军大队被我军一个班带领的民兵用“天、地、隐三道”战术打得六神无主，既不能增援，也不能休息，胆战心惊地搜索到18团团部和三营驻地钱包家染房大院时，天已大亮，见到的不过是遍地尸体。这说明，我们的主力军也可以打村落连环地道战，从中捡着弱的打，以少胜多，吃掉一口算一口，歼灭一营算一营。“断其一指”，将“驻屯清剿”的敌伪军吓跑了。
村落连环战不单在几个村的村内打，还可以在村外打。1944年2月16日固安县尼店战斗，我军在村内打防御战。黄昏时，我主力35区队偷袭了治安军20团的大车队，缴获大批军用物资。因为治安军的辎重车怕在村内打地道战，汇集在村外，我军通过地道接近他们，把他们打了个人仰马翻。
1945年1月15日，美籍盟军观察员杜伦中尉，接受过杨成武司令员的礼遇，并把他转到第九军分区，他亲眼见证了一次村落连环地道战的眼福。杜伦是由高存信同志陪同到了任丘县的边关村，受到魏洪亮、王道邦同志的热情接待。16日，任丘、高阳县的千余敌伪奔袭边关，九分区司令部匆忙转到有地道依托的高阳县皮里村。拂晓，敌人又追上来，分区的领导陪着“有冒险精神”的杜伦先生下了地道。大概敌人除发现了九分区的领导机关，也发现了杜伦这位观察员。杜伦被迫钻进了地道后，亲眼看到房东芦大妈为了掩护他被日本兵剁去了四个手指头；亲眼看到白洋淀打野鸭子的民兵特等射手，瞄准房上日军，枪一响敌人应声而落；亲眼看到敌人施放毒气时，警卫战士扑上去抱着瓦斯筒冲出洞口，投放到敌伪群里去，吓得他们捂着鼻子乱跑；亲眼看到村支部书记从另一个洞口跳过来，为群众放下防毒帘；还亲眼看到我们的主力军从远方跑步赶来接应时的战斗，裸背同敌人拼杀，刺刀尖见红。杜伦先生离开冀中时说：“冀中的地道是万能的”。这是盟军观察员对冀中平原地道战的评价。如果杜伦先生还健在，应该为中美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作出贡献吧！
四、地道工程和后方勤务
人们在战争中的聪明才智是在实践中产生的。抗日根据地变为敌占区，由隐蔽根据地向游击区转化，又向抗日根据地转化，地道斗争和地道战起了决定性作用。人们是按作战要求进行地道工程挖掘的。村与村之间的工程，适应军队迂回包围的需要，地道内还可以屈身前进。村落前沿可利用的地形，用地道连接起来了，并设有隐蔽的突出口，这是为了在野战中的抢占地形，把敌人包围起来，腹背攻击，便于我军进行速决战。必要时，也可由民兵掩护全村的群众撤离村庄。
工程的巷道一般不在一个水平面上，以便通风。也必须防水，防毒、防火和防烟。地道后期的发展，把“堡垒户”有上下翻眼的地洞串联起来。但“堡垒户”一直保留着，在那里有长期生活的必备条件，有防“剔扶”的多层次、多洞口。它仍然是十分机密的。
例如，司令部的电台设置在伪军据点米家务北庄3年之久，从来没有暴露过。这是由于地道是十分机密的，连天线也用麻绳伪装在房檐下，搭上干白菜。收发报机和15瓦手摇发电机安放在深洞里，昼夜不停地工作，敌人根本发现不了。
在村落内坚持地道战的主干线，可以做成“由”、“田”、“井”、“中”等字形，但要同地上的地物联系起来，以有利于作战为原则。一般需避免顺街挖地道，免得被敌人分段破坏。雄县的小芦暂沿街地道曾被敌人分段破坏成“天窗口”，并有敌人持枪监视，给地道内的活动造成很大困难。民兵叫作“钻亮子”，被破坏成的“天窗口”，牺牲了不少人。所以，运动的主干道要配合掏房连院。凡是“战斗堡垒村”部队就可以在地上地下，急隐急现，忽来忽往，如急风流水，集中与分散，分进与合围，主动地打击敌人。人自为战、村自为战、以逸待劳，敌人在明处，我在暗处。一个村要持久地坚持武装斗争，要紧的一条是地道民兵、游击队必须作反复演练，熟悉“天、地、隐三道”的战法。战前，各个射击孔、瞭望孔、机枪掩体的内部一定要洒水，不然最易被射击震起的灰尘影响视力，堵塞枪栓。
地道工程还要有后勤设置，如修造所、绑扎所乃至长期的地下医院、被服厂。在大清河北地区还有地下小学、党校、仓库等。
最后，我们应该怎样估价地道斗争与地道战在平原游击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呢？
冀中平原游击战中的地道战，是20世纪40年代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奇观。人民和他们的子弟兵以勇敢的英雄气概，革命的坚定性，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创造了地道阵地，得以坚持下来，把敌占区又转化为根据地，并以敌人的失败而告终。作为一个战争的历史现象成为过去。
人们把地道战看作战场，又把它作为进行各种对敌斗争的阵地，它同时又是巩固的后方。它既能防御，也能进攻；既能打村落战，也能打村落连环战；既能坚持地区，又能扩大地区，围攻敌人，缩小敌占区。在那艰难的岁月里，经受住了敌人的重大打击。人民长年累月一镐一镐地修筑了这个“地下长城”，并凭借它战胜了残酷的“清剿”和“剔扶”。用鲜血开辟的道路，虽然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但毕竟是作为历史的暂时曲折而载入史册。在进行平原地道战中牺牲的干部、党的儿女和革命人民的“价值”，对于换取今天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来说，对于换取今天的幸福生活来说，是永远不会变的。
人类已经进入信息时代，在地球上瞬间可以共享信息。地球就是个航天器，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是地球的乘客。在未来战争中肯定是高出地球之外，远达洲际之间。但是马克思主义者历来是反对侵略战争和不义之战的。战争的人民性决定战争的正义性。抗日战争中人民创造了惊人的纵横交错的地道系统，成为劣势装备的人民武装打败侵略者的阵地。爱国主义者把祖国和人民的尊严放在最神圣的位置上，这一点也是永远不会改变的。
（旷伏兆、魏洪亮、刘秉彦合写，刘秉彦执笔）
决战
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人民的胜利，胜利果实应该属于人民。只有人民的军队，才有权接受日伪的投降和收缴敌人的武器。可是，以蒋介石为首的、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在抗日战争中一直反共反人民，并把外国援助的武器保存下来作为反共之用。抗战刚刚结束，蒋日伪就合流了，这场丑剧的总导演是美帝国主义。蒋介石命令日伪军“负责维持地方治安”，抵制人民军队的受降，并且给伪军加委。于是，三角地带的王凤岗等汉奸、叛徒摇身一变，成了国民党委任的“保安司令”，来替蒋介石“接收”日军的武器。蒋介石一方面通过和平谈判，想诱使中国共产党把武器交出去，另一方面又借助谈判欺骗群众，掩盖其内战部署。他用美国飞机加紧运送“接收”大员和美械装备的军队，一批批地掠过大清河，向三角地带人民示威。内战危机迫在眉睫。这时的主要矛盾，已不再是中日民族之间的矛盾，而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同美帝国主义支持的国民党反动派之间的矛盾，矛盾集中表现为今后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的斗争。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大众，主张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人民民主的新中国；蒋介石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主张回到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三角地带成了两个前途、两个命运决战中华北战场的最前线。
抗战胜利之后，大清河北的战斗从来没有停止过。叛徒，汉奸王凤岗不断地“蚕食”解放区。在内战尚未全面爆发的时候，人民中间甚至还有一些共产党员，对蒋介石的独裁、内战、卖国三位一体的反动本质认识不够，对和平曾抱有幻想。1945年8月，毛泽东同志发表了《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讲话，号召全党要坚持武装斗争，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对形势问题作出了明确的回答。毛泽东指出：“蒋介石对于人民是寸权必夺，寸利必得。我们呢？我们的方针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所以，我们以谈对谈，以打对打，但又必须把立足点放在打的上面。我们以无产阶级的坚定精神教育全党和全体人民，以保卫胜利果实，夺取全国政权。
1945年8月下旬，蒋介石“邀请”毛泽东到重庆去谈判。不去，他们就会宣传共产党不愿谈，把内战责任转嫁给共产党。去了，他们可以利用谈判作掩护，进行内战准备。毛泽东和周恩来同志去重庆谈判期间，三角地带的人民殷切希望“和平、民主、团结”局面的到来。毛泽东由重庆回到延安之后，作了《关于重庆谈判》的报告，着重指出：“已经达成的协议，还只是纸上的东西。纸上的东西并不等于现实的东西。”“我们的任务就是坚持个协定，要国民党兑现，继续争取和平。如果他们要打，就把他们彻底消灭。”
1946年2月21日，国民党的“接收”还未稳下脚来，就唆使三角地带的叛徒王凤岗在北平制造骚乱，反对共产党和解放区，捣毁军事调处执行部，肆意殴打我方工作人员。这些反动派，还在天津诱骗、煽动和收买一部分学生，举行反苏反共的“示威游行”。保定市的伪军刘化南部，也支持并护送一批流氓到北平“示威游行”。4月3日，国民党军警逮捕了中共北平《解放日报》的工作人员，紧接着又封闭了新华社北平分社。到6月底为止，蒋介石已在平津保地区部署了十八个旅的正规军，约16万人。马歇尔的任务完成了，就宣布“调处”失败，脱身而去，让蒋介石放手打内战。
国民党反动派对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后不久，冀东十四分区副司令员朱占魁于1946年9月叛变投敌。朱在抗战初期曾任冀中十分区司令员，熟悉三角地带的情况，投敌后积极为国民党军队头子孙连仲出谋划策，在安次、武清等地组织“复员军”，进攻解放区。
大清河北平津保三角地带的国民党正规军及其收编的“先遣军”、“地下军”、“复员军”都成了打内战的先锋。孙连仲利用王凤岗控制保定以北地区，利用朱占魁控制天津以西地区。于是，王凤岗和朱占魁两个叛徒勾结起来，交换电台密码，疯狂地向三角地带的腹地进犯，王凤岗在新城与固安县之间的界沟上修起了封锁线，建立了碉堡群，发明了“三角碉”。朱占魁则从安次县城向南“蚕食”。他们还捏造了我三角地带11名军政领导干部要向孙连仲“投降”的名单，向蒋介石邀功请赏，使这些干部长期蒙受不白之冤，其中，李大卫同志遭受了三年冤狱之苦。他们还拼凑还乡团，疯狂叫嚣让共产党交出军队和解放区。王凤岗和朱占魁还把中共中央发表的《对目前时局的宣言》中提出的“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接过来进行反革命活动，在人民群众中制造混乱。孙连仲利用这两个叛徒充当其反共反人民的急先锋，向人民猛扑过来，想把大清河北解放区和人民武装吃得一干二净。
朱占魁是一个有野心的叛徒。在傅作义取代孙连仲任华北国民党军总头目之后，他伙同王凤岗向傅作义献策，吹嘘王凤岗的“反攻经验”，宣扬“三角暗碉”的防御工事“固若金汤”，还提出：“欲取华北，必先取大清河北的三角地带。”这两个叛徒还无耻地向傅作义乞求，给王凤岗委以重任，朱占魁则自荐作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的副手。于是，他二人成了两个前途、两个命运决战中平津保战场上的跳梁小丑。
党在领导人民尽力争取和平、反对战争的时候，并没有对美蒋反动派抱有幻想。人们在各级党组织领导下，开展了练兵、生产、减租减息和土地改革运动，支援自卫战争的顺利进行。
练兵：已经编成的主力军、游击队和民兵，都开展了练兵运动，以提高部队的战斗力。特别值得指出的是采用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的群众性练兵方法，提高射击、刺杀、投弹、爆破四大技术。强调学习毛泽东同志的战略战术思想，掌握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方针。政治练兵方面，着重进行事实教育，开展诉苦运动，提高觉悟，丢掉幻想，坚定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进攻，誓死保卫抗战胜利果实的决心。在搞好练兵的基础上，根据上级指示，在大清河北打了两个7天7夜的保卫战，一个是1946年12月9日开始的固安保卫战，一个是1947年4月8日开始的胜芳保卫战。这两个保卫战的目的，一是在防守中大量杀伤敌人，阻止敌人进攻，保卫冀中这个粮仓；二是牵制住敌军的主力，以便我野战军在平汉、石太等铁路沿线创造战场，更多地歼灭敌军。我军在通过练兵和两个保卫战的实战锻炼，不仅提高了军事技术和政治素质，而且进一步改善了官兵关系，增强了部队团结，坚定了必胜信心。
减租和生产：这两件大事是领导人民自己起来解放自己，克服战争困难的关键。北平、天津及各县城和沿铁路线附近，都是新解放区，需要普遍实行减租减息，以发动群众，提高生产热情。老解放区减租不彻底的地方，同样需要开展减租减息、增加工资和发展生产的运动。人民得到了利益，革命热情就高涨，有力地支援战争。在大清河北腹地，农民在抗战时期就获得了减租减息的物质利益，并且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发展了变工队、互助组和小型合作社的组织，革命和生产的积极性大大增强。1947年，三角地带掀起了一个生产高潮，粮食普遍增产，不但能够自给，而且可以大量支援前线。与此同时，新解放区还进行了反奸、复仇、清算等轰轰烈烈的政治斗争，改造了农村基层政权，建立了工会、农会等革命群众组织。
土地改革：这是民主革命阶段必须坚决执行的基本纲领。在抗日战争时期，为了和国民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争取地主阶级抗日把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改为减租减息，是完全必要的和正确的。抗战结束后，阶级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农民再一次要求彻底解决土地问题。广大农民在反奸、清算、减租减息的斗争中取得了土地，有得地方甚至实现了“平均土地”，包括地主也同样分得一份。在土改运动中，农民情绪极为高涨，踊跃参军，保卫胜利果实，保卫家乡。1947至1948年前半年，三角地带处于敌我运动战中的拉锯状态，实行土地改革曾出现过不少困难。一部分汉奸、豪绅、恶霸地主跑到城市，投靠国民党反动派，组织起还乡团，窜回解放区实行反攻倒算。一部分中间人士对暂时处于劣势的人民子弟兵能否战胜美式装备的敌人，表示忧虑。在我党内部，也有人认为“战争环境，不可多数树敌人”，当时，十地委对实行土地改革是坚定的，坚决支持群众的这一正义斗争并加强领导，根据不同地方的情况分类指导，派军队去掩护土改，把武装斗争与土地改革运动结合起来。同时，对于反动派的叫骂给以严惩和反击，对于中间势力的疑虑给以解释和澄清，对于党内不正确的观点则进行说服、批评和教育。土地改革运动取得了极大的成就，解放区人民对蒋介石的任何幻想都破灭了，把希望寄托与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方面，党的组织和民兵队伍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和巩固，广大翻身农民立即掀起参军热潮，为保卫解放区而战，并且从物力上给解放区以极大支援，使其立于不败之地。
毛泽东同志关于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的思想，鼓舞着人民和军队的革命信心和决心，使他们把敢于胜利的革命精神同巧妙的斗争艺术结合了起来。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战略上“以一当十”、战术上“以十当一”的思想，1947年9月10日在三角地带作了一次新的尝试。在晋察冀军区统一指挥下大清河北战役中，十分区部队在雄县开口村歼灭了国民党第16军一个加强营，增强了打运动战的亲信。野战军横扫了大清河沿岸敌军碉堡，虽未达到预期目的，但在雄县的板家窝、昝岗和新城县境内给敌人以重创。从此，三角地带敌军被迫收缩。
1947年9月，叛徒朱占魁部500人从安次县城南伸到达王庄建立据点。我们牢牢掌握毛泽东同志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思想，乘其站脚未稳、孤立无缘之际，集中了三倍与敌的优势兵力，于11月10日夜间突然将其包围。拂晓开始进攻，用爆破手段突入村内穿插、分割，各个击破，一举歼灭了朱占魁的“复员军”主力450人。
1948年10月3日，是歼灭王凤岗保安第一旅的日子。这一天可以作为“革命纪念日”载入大清河北的史册。在三角地带创造一个歼灭王凤岗部主力的战场是不容易的。为了诱使王凤岗的主力出动，三角地带的主力军七纵队派一个旅佯攻保定，主力转到白洋淀以南盘马弯弓，又派十分区新编75团西进到板家窝活动。王凤岗的保一旅出发到板家窝想吃掉我75团，七纵主力分两路钳击敌人。一路经徐水、容城出击，断其逃回新城县城的归路：另一路从白洋淀南出发，夜渡大清河，急行军赶到板家窝以南待机，把敌军分割为三截，大部就地歼灭。敌残部突围后又遭我军层层伏击，共被歼3000余人。10月下旬，我军又在永定河上游蔡村一带击溃了王凤岗的保二旅。这两次战斗共歼灭王凤岗部5400余人，王凤岗从此一蹶不振。
叛徒、土顽朱占魁和王凤岗的主力先后被歼，我军挖掉了国民党正规军的耳目，除原在我控制下的永清、容城两座县城外，又陆续解放了固安、定兴、新城、雄县、霸县五座县城，大清河北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好局面。国民党主力军猬集在平、津、保三大城市及联结这些城市的铁路交通线上。东北、华北战场我军节节胜利，由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平、津、保三大城市的态势，已经逐渐形成。
蒋介石发动内战、必须取得美国的支持。因此，他对中国的主权进行了空前的大拍卖，以求巩固其“儿皇帝”的宝座。美蒋《中美商约》就是一个全面出卖中国主权的条约。美国企图以此来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使美国货物在中国倾销。商约规定：中国沿海城市和港口对美国货物不得扣过境税；内河和沿海贸易权，给予任何第三国时，也必须给美国；美国设在中国境内的工厂、学校、住宅、货栈、商店，中国人不准去查阅一切文件；美国的水上武装随时可以进入中国领水和港口；美国在中国的上空有摄影权，在沿海有海空军基地；驻平津的国民党军队由美国顾问团指挥，等等。因此，美国军队官兵以“太上皇”自居，任意屠杀和侮辱中国人民。国民党反动派丧权辱国，使中国陷于战乱之中，激起了广大城乡人民的不满，民怨沸腾，示威蜂起。
平、津、保等城市里，由于国民党反动派横征暴敛，抽丁要粮，加紧搜刮掠夺，加之无限量发行钞票，造成了通货膨胀的恶性循环，物价飞涨。北平在1946年100元法币能买两个鸡蛋，到了1948年只能买1/3盒火柴。天津米价1948年初每石6万元，到年底就涨到了4000万元。因此，人民反美、反蒋的情绪不断高涨，爱国民主运动广泛发展起来，形成了反内战、反独裁、反卖国、反饥饿的伟大群众运动，形成了反对国民党反对统治的“第二条战线”。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学生们继成了“五四”和“一二·九”的光荣传统，为了抗议美军强奸北京大学学生的暴行，连续不断地举行游行示威和罢课，提出了“美军滚出中国去”的正义要求。国民党反动政府则出动军警到处镇压学生运动，天津的学生游行遭到反动派的军警镇压，受伤50多人，这就是有名的“五二〇”血案。北京学生一万多人游行示威，反对这场暴行。保定的学生也纷纷行动起来。“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口号遍及敌占城市，与大清河北的自卫解放战争内外呼应。
1948年下半年，我军在全国各个战场上开展了许多大的战役，用缴获的大量美式武器装备了自己，又经过新式整军提高了政治素质，并且取得了攻坚的经验，形势越来越对我有利。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同志根据对战争性质的科学分析，看准了决定中国的命运和前途的战略决战时机，先后制订了辽沈、淮海、平进三大战役的作方针，在蒋介石举棋不定之时，争取各个歼灭敌人。
这时，叛徒朱占魁见国民党反动派的大势已去，于11月18日在天津以西地区被迫向我投降。王凤岗则与我军围困北平之前逃往南京。
1948年12月，在淮海战役鏖战正酣之际，华北的国民党军队在辽沈、淮海战役的震撼下，已成惊弓之鸟。他们有两种企图：一是从塘沽海运南逃；二是沿平绥路西撤绥远。如何不使敌军南逃或西撤，已成为战局的关键所在。
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命令东北野战军秘密入关，与华北野战军紧密配合，出敌不意将华北敌军突然分割包围于塘沽、天津、北平、新保安、张家口等孤立的各个要关，敌军在八百里战线上被我肢解。这是战役的第一阶段，主要是封锁敌人逃路。
战役的第二阶段是“先打两头，后取中间”一头是攻克新保安和张家口，傅作义的“王牌”35师和11兵团共8万余人被歼，不但断绝了敌人的西逃之路，而且吃掉了傅作义的“老本”。另一头是攻克天津。全歼守敌，俘敌警备司令陈长捷以下13万人，不仅断绝了敌人海运逃跑之路，又给了敌人以更大震撼。这就是全歼顽抗之敌的“天津方式”。
和平解放北平是战役的第三阶段。在我几十万大军重重包围之下，北平“剿总”的傅作义陷入欲战不能、欲逃无路的绝境，虽然早已与我方开始谈判，但仍在犹豫观望。我军向其发出最后通牒，指出：“出路一是放下武器，一是接受和平改编；否则将以精确战术攻城，勿谓言之不预也。”1948年1月21日，傅作义将军作出了相应的决定，宣布八个军，25个师出城听候整编。古都北平宣告解放。这就是和平整编的“北方方式”。
此后，董其武在绥远宣布起义，又出现了“绥远方式”。
平津战役决战的胜利，使三角地带全部解放，完成了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历史使命。
三角地带经历了11个年头令人难以忍受的战乱。广大人民群众终于迎来了人民革命之战争的胜利，城乡人民狂欢达半月之久，紧接着又投入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的巨流。
伊豆文雄剔抉队的溃灭
凡是经过八年抗日战争的人们，都不会忘记1942年日本侵略军的剔抉队在冀中平原抗日根据地上逞凶肆虐的那种噩梦般的情景。一支支剔抉队跟在“扫荡”主力军的后边，进行“筑堤拦水”，“淘水捉鱼”。他们逐村、逐户，逐屋搜索，“剔抉清剿”，目的在于斩断人民群众与我军的联系，建立“大东亚新秩序”，这种斗争是残酷的。
1942年5月1日开始，冀中抗日根据地经历了日本华北驻屯军时3个月的大“扫荡”。日军纠集了三个师团，两个旅团，共5万余人的优势兵力寻找我主力作战，实行“铁壁合围”、“鱼鳞拉网”、“梳篦拉网”、“细碎分割”和“驻屯清剿”，建立堡垒据点，修筑封锁沟墙，边家铺战斗就是在这个历史条件下进行的。1942年6月24日，是歼灭伊豆文雄剔抉队的日子。伊豆剔抉队终究未能逃脱抗日军民对他们的惩罚。
敌酋华北驻屯军司令冈村宁次亲自指挥的五一大“扫荡”进行到6月24日的时候，屈指已经是1个月零23天。反“扫荡”的军民已经有点疲倦了，但又在频繁战斗中收了麦子。冀中有民谣：“麦子剃了头，高粱没了牛。”青纱帐快要到了。满场的麦秸堆、粮食已经坚壁起来。只要打胜仗，人民就送猪肉、白面。军民反“扫荡”的斗志还是旺盛的。
从晋察冀军区司令部的敌情电报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冈村宁次组织了一个主要合围圈：一个是深县、武强、饶阳、肃宁；另一个是蠡县、高阳、安平、安国。第三个是任丘、河间、大城。敌人的三个师团对准了冀中军区的七八个军分区的主力，另两个旅团对着沧石铁路以北的第六军分区。
第十军分区的主力部队，1941年在大清河北经受过冈村宁次反复合围，有了反“扫荡”的经验，所以，没有使自己落到合围之中，坚定地有步骤地跳动在合围圈的边沿，时时要跟在敌人扫荡队伍的后边辗转进退，每天要解决“打”和“走”的问题，反“扫荡”的指导思想是绝不进入三个主要合围圈的腹地，实践证明这是完全正确的。
在大清河南沿河一带，有优越的群众条件。地方县、区游击队和民兵对敌人进行着广泛的袭扰。将近两个月之中，多次造成了敌人的错觉和不意。用一个游击队吸引敌人追赶，我们的主力却跟在敌人的屁股后边不过十几里乃至三五里，使敌人无法发觉，我主力部队在创造能动的忽来忽往的条件，为使自己不至于被动挨打，不去乱撞乱碰。既然我们有了经验，我们就可以而且必须在客观条件许可的基础上，打个胜仗。这是反“扫荡”的一本经。当年这就叫反“扫荡”的“审时度势”。但是，敌人的持久“扫荡”已经延续了一个多月，再聪明的指挥员多谋善断，再精干的司令部运筹帷幄，判断发生失误总是在所难免的。边家铺战斗就是在判断失误的情况下发生的。
6月23日，我军已处在敌人“鱼鳞拉网”的两个“鳞波”之间。白天，司令部带43区队和警备营的一个连跟在敌人后面，经过安新县同口村，任丘县郝庄、白庄，沿白洋淀南岸进驻大树刘庄。前边的敌人进任丘、鄚州一线公路上驻守，后边敌人的第二个梯队跟进到郝庄、白庄一带驻守。两个“鳞波”之间就是大树刘庄。当时估计，敌人在白洋淀沿岸寻找我主力作战，我军的驻地——大树刘庄是敌人的合围点。
为了跳出合围，29团进驻鄚州东南的侯疙瘩村；分区司令部带独立营靠近这个主力团，进驻侯疙瘩以西的边家铺；派出43区队到远离鄚州以南二河套地区的宽大正面，虚张声势以调动敌人。这种决定是为了避开合围。到圈外去观察敌人的下一步行动。
当晚，初夏的雷声震撼着紧张的战地，但没有下雨。人们多么希望下大雨呀！下大雨可以休息一天。敌人在雨天是不活动的。
在急行军中，我同周彪司令员研究：如果敌人合围任丘——鄚州公路的东侧，就是我们估计错了，就要坚决打，坚持到天黑突围，准备夜渡大清河到堡垒群里去，这总比跟敌人的主力作战好得多，若白天突围，将造成重大伤亡。分区领导机关坚持村落战，要调29团一个连来。村落防御战要有一定的预备队，尽管依托29团，也要掌握必要的反冲锋连队，周彪同志同意了这个意见。教导队也是一支意外情况下必须使用的力量。这样，侯疙瘩村、边家铺和边家铺南庄形成了村落连环防御的犄角之势。这一准备是在急行军中决定的。做好了坚决打的准备，但谁也没有料到，竟然在第二天得心应手地打了一个胜仗。边家铺之战成了五一反“扫荡”中一朵胜利之花。至今，当地群众还在传说。
6月24日拂晓前，我们进驻边家铺，习惯地封锁了消息，组织部队轮番休息，村干部照例带领部队察看早已做好的防御工事。
平原抗日根据地的每一个村庄，平时就做好了村落防御工事。按着防御作战的战术要求，有外围工事，目的在于扫清射界，发扬火力，充分利用村外的有利地形，大量杀伤敌人；有前沿阵地，目的在于控制村沿，不让敌人突破外壕；有核心阵地，是村落纵横的核心火力支撑点，可控制村落各通道，支持村落街巷战的反冲锋；堵塞有利于我、不利于敌人的街口，便于我军的街巷战运动，掏房连院，便于我军的隐蔽运动；还有一些假工事，可迷惑敌人，作为吸引敌人炮兵的目标。这种村落防御战的阵地编成是多年作战经验的综合。这是县、区游击队带领民兵为主力军精心准备的。主力军不在，游击队和民兵也可以利用它作战。为了不被敌人利用，民兵可以将其地雷，所以敌人的“扫荡”军进入任何有阵地编成村落，便如惊弓之鸟，寝不安席，我军在这种阵地编成的村庄里，又有民兵的配合，打上两天也是可靠的。在最严重的情况下，群众和伤员又可以进入地道。指挥员敢于坚持村落防御战的决心是建立在人民战争这个基础之上的。
拂晓前，一阵寂静。人们总是希望快到中午12点，因那时紧张气氛才会缓解下来。在一般情况下，敌人下午是不会有大的活动的。近两个月来，每天上午都是咬着牙过的。
突然，边家铺东边的侯疙瘩村29团的方向响了两枪。只有在战场上的人们才深有体会：拂晓的枪声意味着大战的来临。紧接着是一阵机枪枪响，一排山炮轰。三发红色信号弹升起在侯疙瘩的村北，这无疑是敌人指挥所的方向，可以初步判断，敌人的主攻方向是侯疙瘩村29团驻地。
在复杂的情况中对敌情判断没有绝对的可靠性，但不是没有相对的确实性。对每个征兆、每一个现象加以思索，定下决心，采取措施，是十分要紧的。部队全部进入了阵地，接着侦察员报告，村西四里以外群众往南跑，鄚州一线的敌人没有合围白洋淀地区，向我扑来是可以判定的了。
上午9时许，村西发现了敌人，从29团调来的一个连早已按预定时间进入阵地。独立营抢占了村西北和村北的外围阵地，在坟地小堤上设置了四挺轻机枪，深掘的交通壕连接到前沿阵地的外壕。这是最有利的射击阵地。敌人刚刚发现我们便向两翼展开，但同时挨了我军一顿机枪扫射，倒下了20几个。我军在阵地上鼓起掌来。敌人是狂妄的，并不因为在火网下躺倒的死尸而停止跃进，又前进到200多米外的凹坎下，以此作为他们的进攻出发地。
我的指挥所在西街口的掩墙内，瞭望是方便的。敌人只不过百余人，没有后续梯队。两个散兵群在火力的交相掩护下向我外围阵地冲击过来，另一股抢占村西前沿阵地外的小苇坑。日本军队作战历来是照士官学校《操典》的制式动作表演的。少数人占领西口的坯垒和三棵大树，企图以此作为他们的冲锋出发地。我29团一连依托前沿阵地外壕上的地堡火力点，把敌人死死地压在冲锋出发地，使敌人难以发起冲锋。敌人看进攻受阻，就用八八式掷弹筒在我军前沿外壕上猛轰。这时，侯疙瘩村方向的战斗也激烈地进行着。29团团长黎光同志送来的报告说，约有500余敌人向他们进攻，战士们打得很猛，他们表示：决心坚持到天黑，多杀伤敌人的有生力量。周彪司令员批准了他们的计划，并要他们死死地拖住敌人，以配合边家铺的歼灭战。
崔文炳同志在司令部帮助工作，他是个任何紧急情况下都乐观的同志。他风趣地说：“今天要给小日本下战表，送挑战书，只有猫和猫做朋友，决没有猫和老鼠做朋友的。”意思是说，要打出个样儿来给敌人看看，他也发现并肯定说敌人只有一个连的兵力，便用京戏道白腔大声说：“天到这般时候，敌无后续支援，已成定局呐！”我俩会心地笑了，不约而同地举起手枪表示要打出去。因为把敌人消灭在村沿要比打巷道战容易得多。
我跟崔文炳同志说：“我们这边至少是三倍于敌，要打得主动才好。”他同意我的意见。于是我们决定立即发起反冲锋。警卫连长魏宝堂就在我们身旁，我对他脱口而出：“你带两个排，跑步到西街口掩墙两侧门洞内隐蔽待机，任务就是反冲锋。”
我们走近了瞭望所，八八式掷弹筒的排炮打过了掩墙。突然，一连长张玉璞同志报告说，大树下的坯处出举起了日本旗，刺刀在晃动。我从射击孔望去，敌人几个单兵正向大树跃进，估计是敌人集合、分配冲锋任务。果然，没有多久，敌人的冲锋开始了。我们反冲锋的准备是从容的，我命令两位连长将一切火力点和特等射手瞄准敌人的冲锋出发地，准备好手榴弹，要反冲锋部队上刺刀，把子弹推上膛。
敌人实在是笨蛋，在火力支持下，不是端起刺刀冲锋，而是滚到苇坑沿前的20米处跃起冲锋。敌人刚一跃起，我们就组织了连续的齐射，打得敌人慌忙退缩。但是少数敌人占领了苇坑，在一人多高的苇坑里组织火力向我阵地的纵深处射击，并“呀、呀、呀”地直叫喊。看来敌人对我们的阻击估计不足，正在迟疑不决。这是我军最好的冲锋时机。我们一声令下，魏宝堂同志带领反冲锋排迅猛地压了过去，张玉璞同志的一连从外壕内跳出来冲进苇坑，跟敌人展开了白刃格斗。顿时，小苇坑里杀声大作，形成边家铺战斗的高潮，敌人错误地估计了我军官兵英勇顽固的战斗精神，拼命和我反冲锋的勇士撕杀，我反冲锋分队的每个勇士都有一颗推上膛的子弹，在拼刺中先给敌人一枪，把敌人打伤，削弱敌之战斗力。我们有个战士叫王金榜，他一个人就缴获了敌人两个掷弹筒和九发炮弹，当两个敌人端着刺刀向他冲来时，他扣动枪机，打死了两个敌人。敌人一个连的兵力80多人，几乎被我全歼。
打扫战场时，我们俘获了受伤后装死的代理中队长伊豆文雄。原来，他受伤后把肩章、军帽、手枪、战刀统统甩到苇坑边的外壕后面，怀里仅仅剩了一袋佛符。可见他对天皇的崇拜、对鬼神的迷信到了何种程度。抗战几年来，每次战斗，敌军即使遭到歼灭性打击，也很少被我俘虏。这是日本军阀多年“武运”教育养成的，当我审问伊豆文雄讲到日本统治者的反人民性、侵略战争的不正义性，特别提到优待俘虏时，他跳起来咬了我一口，困兽犹斗，由于他已负伤，周围的人把他按住了，四个被俘的重伤号也是同样地装死。可见他们受“武士道”精神的毒害多么深啊！
重机枪阵地上5个负轻伤的敌人，在坯垒下顽抗到天黑，暮色苍茫的时候，侯疙瘩村方向发出绿色的信号，这五个负伤的敌人乘着夜幕失魂落魄地逃走了。侦察员报告说，敌人合围的第二个“鳞波”的主力已前进到边家铺以西九里处，必须尽快地组织部队转移，从缴获的文件上知道，伊豆文雄的中队是属于27师团第一联队（广潮）的。敌主力从军庄向侯疙瘩村进攻，我军不能在此恋战。
边家铺战斗结束后，29团也完成了牵制和杀伤敌人有生力量的任务。等敌人之第二“鳞波”的主力赶来增援，距边家铺以西还有9里地时，分区机关和主力已连夜撤出战斗，行军70里，于25日上午安全到达了白洋淀的南岸。在那里，分区政治委员帅荣同志早已征集了大量船只接应我们，部队相继扬帆进入白洋淀内的八个村庄，把敌人远远地丢在了文安县境内。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以我们的胜利和敌人的彻底失败宣告结束了，14年后的1956年4月，我到长辛店云岗区的遣俘训练基地办理这所基地的移交，没想到，在这里我再次见到了过去的冤家伊豆文雄，他作为最后一批工作人员要回日本去了。
往往有这样的情形：一个人随着他的经历、觉悟、学识的增长，对自己曾经有过的愚昧行径会感到惭愧。当外交部连贯同志把我介绍给伊豆文雄的时间，他发现我是14年前的边家铺战斗中俘虏他的“对头”，而且被他咬过。他的心情是什么，难以猜测呀！我在不经意中，被他紧紧地握住手，他忍不住激动的心情，用人民解放军传统的语言问我一声：“首长好！”我在迟疑中想起，他就是伊豆文雄，早已参加了反战同盟支部。
他是在1942年年底被送到延安的，延安作为中国革命根据地、党中央所在地，以极大的磁力吸引和培育着千千万万向往光明、自由的人们，包括那些远离日本参与反战的国际主义者，伊豆文雄被这个革命环境改造着，最后成了遣俘训练基地的干部。他告诉我，他已年满44岁，可他的容貌比他的年龄显得年轻。他向我叙述，他从1938年就来到中国，参加了侵华战争，做过对不起中国人民的事并表示了由衷的悔恨，他说，中国共产党给了他第二次生命，感谢八路军把他送到延安，使他受到了革命的教育，冲破了思想枷锁，给了他重新做人和走上革命道路的机会。
他回日本前曾给我写了一封信，这封信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说，延安聚集着中华民族的精华，在那里，他从武士道的精神枷锁中解放出来，懂得了人类发展史和日本人民必然要走的道路。他还说，到北京后，他像一只自由飞翔的小鸟，看到了天空、太阳，他决心把自己交给一个伟大的事业去安排，在这个事业中争取自己的解放。他特别指出，我俩14年后的重逢，不是奇遇，不是偶然，是中日两国人民友谊交往的必然，他还说，“偶然是必然的表现形式”这句话。在信中，他还回忆了我俩在他们食堂进餐时谈到的关于对政治、历史、军事和生活等一系列问题的看法，说将永远留在他的记忆里。他说，我俩在战场上争过高低，作过“冤家”，历史又给我们两个人安排了重逢的机会，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这友谊不仅是我们两个人的，更应该是中日两国人民之间友谊的象征。他还热情地赞扬中国人民的英雄业绩，赞赏人民解放军高尚的情操、严明的纪律和勇敢的精神，说这将永远是他学习的榜样。
他说，回国后，在工作和生活的道路上还要披荆斩棘，但思想上已做了充分准备，他说他仍是一个勇士，但不再是日本军阀的勇士，而是日本人民的勇士。在信的末尾，他说：“日本虽然战败了，但旧势力还很强。我决不向旧势力低头，永远不向偏见投降。”
事情过去几十年了，今天中日两国人民结束了一段不愉快的历史，迎来了中日两国人民要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新时代。我想，如果伊豆文雄还健在，他一定会像他自己曾说过的那样，在这个时代中成为日本人的勇士。
“五一大扫荡”五十周年祭
论述抗日战争全过程的著作，多年来向全世界作了系统的介绍，关于1942年日本侵略军对冀中平原抗日根据地的“五一大扫荡”曾经是震撼全国，震撼全世界的一次时间最长、规模最大、分割最严重、手段最残忍的一次“扫荡”。
《老人世界》约我写一篇纪念文章，但我亲历的不是全局，知之有限，只能借此会谈谈参加“五一大扫荡”的感受。
“五一大扫荡”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日本侵略者想把冀中变为“大东亚圣战”的后方兵站基地，敌首冈村宁次下最大决心“确保华北，必先确保冀中”这个粮仓，同时由于1940年晋察冀军区顾全“百团大战”，从8月到12日仅冀中野战军、游击队、民兵参加了大规模的游击战，另有群众35万（妇女5万）参加交通战，交通战夜战夜破，昼扰昼伏的顽强作战中，最精彩的一幕是平漠战徐水至高碑店段之间炸毁火车3列，铁路全部“翻身”。主力军、游击队、占据55个，作战四个月290次，毙日军2186名，伪军513名、伪日军1271名、伪军347名，俘日军27名，伪军733名，伪军起义136名，缴野炮7门，山炮2门，平射炮、迫击炮各1门，毁铁路84公里，公路261次，毁路基2209公里。“百团大战”的胜利严重打击了，“强化交通”的“战略改革”，牵制了大量兵力，粉碎了敌人向大后方进攻的阴谋，振奋了抗日根据地人民和国民党合作军队争取抗战胜利的信心。
这样不仅震撼全国，也显示了我军的实力。冈村宁次认为，“华北治安肃正工作至今未能满意的根源，在于共军对于民众的地下工作不断深入扩大，随着研究的深入，使人感到兵源仍然窘迫的形势下，被拖入持久战的最大危险日益迫近”，这是敌首哀叹也就是冈村宁次为什么是在冀中进行“治安肃正”计划，决定把“肃正建设”的重点是放“冀中作战”特别是冀北作战，新号作战。
冈村宁次亲自指挥要取得什么经验呢？要推进“铁壁合围”，“梳篦拉网”驻屯清剿摧毁和根据地的经验。“铁壁合围”的目的在于寻找主力军作战，作战的主要方式是建立碉堡线逐步“蚕食”与对腹地我军的长途奔波的结合，不受时间的限制，只要达到消灭抗日根据地的主力军铁壁合围的目的。“蚕食”是为了步步压缩抗日根据地，建立点、碉、路、沟、墙封锁线，村有围村沟，县有县界沟，道有道界沟，沟上有筑图墙，一方面确保他的占领地，另一方面进行在多路合击，长途奔波，“梳篦拉网”是在逐步压缩的地区内，扩大正面地“拉大网”，不管是分散隐蔽起来的主力军，就地坚持的游击队还是民兵，统统赶到几个集合点，残酷的镇压抗日军人和干部，并烧掉他们的房子，杀掉他们的家属，还把他们的亲戚抓走。“驻屯清剿”，是经过“拉大网”后，由日军和伪军伪组织编成的“剔抉队”一家一家的鉴定人口，建立起大乡，保甲制伪自卫队里夜里联络员的“大东亚新秩序”，天天晚间和早晨向肖搂据点汇报情况，发明“良民证”，对抗日家属亲属进行登记，对党支部和党员进行“剔抉”，无辜被杀，被带走作劳务，乃至运到日本去作苦力的人是难统计的，当敌转到“治安强化”运动时，中日提倡“大东亚新秩序”“共荣国”就是“模范国”了。
到了1942年上半年，凡是建立了县、乡、村伪政权的地区就是敌占区了。
我们为了坚持根据地，反复与敌人拉来拉去，代价是惨重的，除了少数地区干部和分区司令部派到敌后去的小部队以外，基本上撤出了大清河北。地区变质了，抗日根据地变为敌占区。
冈村宁次1941年在大清河北的“扫荡”，取得了经验，当年的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侵略军急于确保华北，冈村宁次在石家庄共荣连队长以上军官会议上，专门策划对冀中大平原的“扫荡”。敌人为“随着研究的逐步深入，使人感到在兵源仍然窘迫的形势，被拖入持久战，其危险日益迫近”，日寇决策难以实现，所以对冀中根据地的“五一大扫荡”作了实验性的装备，会议决定仍以石断路北为重点，却调集了110师团，41、26、27师团之主力、孤立混成7、8、4旅团的大部，配属独立飞行队，骑兵13联和炮兵等约5万余人等，同时根据大清河北作战经验，增加自行车队，“政工班”，“家家有哭声，无村不带孝”，以精干的日军中队为主，伪军伪组织纷纷编入剔抉队，加长了剔抉作战的时间，破坏我基层组织，搞“筑堤栏水”，“淘水提鱼”以切断我军同人民群众的关系。在我们同主力军作战的情况下，要把主力军驱出根据地“治安强化运动”，“建立大东亚新秩序”。确保冀中“小麦模范圃”，“棉花模范圃”，“玉米模范圃”的维护。
我们的反“扫荡”，一般的原则是由内线转到外线，避实击空，敌进我退，集中歼灭敌人，分散以坚持地区；坚壁层野，掩护群众，敌来我转，敌去我回。交通战改造地形，麻花战歼敌有生力量等，为反“扫荡”做准备，军民常备不懈。但对“五一大扫荡”长期性、艰巨性准备并不充分，包括从大清河北退出来的军民，仍然没有认真总结经验，反点线斗争，反“扫荡”的战术，仍然是经验主义的。
在“五一大扫荡”后，我们同大清河北分散隐蔽的党员干部失掉了联系，交通线被完全割断了。思想上的混乱，一时恐惧，思想消极，害怕斗争，一时间在领导干部中，平原抗日根据地能否坚持，中心无数；是以武装斗争为主，还是以合法转入地下为主，等等，这是必然的也是难以避免的。但是没有统一的认识，就不可能有统一的行动。
8月彭德怀同志的电报中，明确指出，“在敌占区是一方面尽量地发展统一战线的工作。一方面采取隐蔽精干的政策，就是在组织方式和斗争方式上采取隐蔽精干，长期埋伏，凭着力量，以待时机的政策，”“敌人已经取得了相对的军事优势，大块根据地变为游击根据地，领导机关不能存在，主动兵团不能活动，但必须开展长期的分散的群众性的游击战，就必须认识敌之兵力不足，来取得相对的军事优势，但我有相对的政治优势，于是形成了此起彼伏，而且还有此起彼伏的检验形势，只要我们政策上不犯错误，必须坚持”，“以武装斗争为主，配合多种斗争方式才能顺利坚持斗争”。十地委在白洋淀组织了对上述指示的学习，决定了“北渡清河，以武装斗争为主，结合其他的斗争的广泛研究性的游击战；反右倾情况，对敌伪展开政治攻势，控制白洋淀，北进胜芳大苇塘，隐蔽精干地回到大清河北建立隐蔽根据地”的方针。
在恢复抗日根据地的过程中，我们有多大的感受。
当年中共中央晋察冀中分局严格遵守历史唯物主义，实事求是的原则，领导了恢复平原游击战争的工作，实事求是是中国共产党的思想路线，也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指导战争保证与实现相一致，相符合。“大扫荡”提倡了二级军区，大军区对各军分区的指挥，是在科学分析情况的基础上，慎重听取下级的意见，集中集体智慧，在民主基础上集中的，这是保证决策正确的主要原因，很多对敌斗争的政策并不是一出台就是正确的，它有一个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程子华同志当时指挥中央分局和大军区的工作，他常常说：“正确的政策和指导方针不是从天上掉下来，也不是领导机关领导人头脑中固有的，而是建立在充分调查研究和实践中来的中央分区和大军区，在作出重大问题决策之前，是通过多种渠道深入了解情况，弄清敌伪活动的规律，分别提出设想，咨询下级意见，综合后，由前线地委，军分区作出计划，报中央分局和军区批准。在过程中，如果出现分歧，由于情况多变，朝令文改的事是常有的，中央分局在发现自己的指示不妥时，立即决定撤销，照你们的意见办”；当前方的地委、军分区决定的政策和斗争策略同中央分局意见不一致时，则请下级说明情况，反复提醒“按情况办事”，“照你们的推行”。在恢复根据地的过程中难免有失利、受挫的情况发生，总是让下级“不要性急”，“总结经验”主动承担责任，这一切都生动地体现了战争年代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民主作风，批评与自我批评的风气。展现了党的团结一致，兴旺发达的景象，比如第十军分区一部分兵力对向敌后推进之事，大军区曾决定越过北宁向冀东发展，经地委和军分区讨论我们要求向北平方向发展，中央分局和军区同意了向良乡、宛平、大兴发展并创建新业，就是按照地委的建议决定下来的。
另一个感受是，游击区、隐蔽根据地，季节根据地的重要。敌占区这面积地区的此起彼落，是依靠斗争形式，组织形式的辅助而坚持下来的，不仅要确立以武装斗争的思想，还要在实践中逐步巩固下来，才能够坚持斗争。武装斗争包括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最高表现形式，没有武装斗争，只有其他斗争就不能够斗争，反过来只有其他多种斗争，就不能有武装斗争的主动权，就不能以武装斗争的胜利支持多种其他斗争的顺利进行。
即在永定河两岸丛林中有红、黄、兰、白、黑，这五种彩色代表五种势力，在这五种矛盾着的势力中，红与黄是主要矛盾，即我军与日军（黄色军自称皇军）的矛盾。兰色的汪记国民党的治安军，是“内线救国论”。“白”的和“黑”的是一身二任，白天上岗楼（伪军），夜间是黑队（土匪），他们游离于敌我之间，朝秦暮楚，“有奶就是娘”，为了孤立日军必须依靠干部和党员组织我们的外围团，引导他们打击敌人，联络伪军，打入“兰”的内部，“白”的取得情报，在这些区别中建立我们的政策。斗争的目的都是打击“黄”的，瓦解“兰”的，争取中立“白”，改造利用“黑”的。1942年秋我们利用多种矛盾，打了瑚琏庄战斗，基本歼灭了日军一个小队，争取了“白”的，团结利用了“黑”的，孤立了“兰”的，一战稳定了永定河两岸的形势。我们一直是有计划地暴露这个地区，作为五种势力的游击区，日寇无法建立他的“新秩序”，也无法推行他的“治安肃正”。
暴露永定河两岸，是为了扩大以北以西地区。所谓隐蔽根据地，是原来抗日根据地变质后的地区，敌人已经建立起“大东亚新秩序”的地方，包括固安、霸县、雄县、洪城、新城、定兴等县份。在恢复过程中，使小块隐蔽根据地逐步连接起来，那里的伪军伪组织为我所用，在“大东亚新秩序”掩盖下政权。我们的战略原则也是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多个击破，在组织形式和斗争形式上采取“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政策”。仍然是我党我军对日军侵略军。对于那些伪军、伪组织、大乡、保甲自卫团等采取革命的两面政策，对其能够抗日的一面加以联合的政策，对于坚决反叛的铁杆汉奸，叛徒，采取加以孤立打击的政策，对于他们中的动摇分子采取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这些动摇分子，基本是大乡县，自卫团，联络员，其中不少是因汉奸亲自拉拢过去的，其中，对其进忠敌人的一面加以孤立，对其动摇的方向，加以拉拢和争取就是“身在曹营，心在汉”，把这种幼稚分子同坚决的汉奸，叛徒，加以区别，建立我们的政策，这些情况又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斗争的发展变化，不断改变我们的政策。就这样经过残酷环境的锻炼，大批干部在战略问题的片面观点和左右摇摆，水平都有了提高。在武装斗争上比较好地运用作战的策略原则和政策原则，我们创造的“单打一”、“挑帘战”、“挖老窝”、“忽来忽往”、“以打对打”、“以拉对拉”、“捕捉战”、“陷落伏击”、“猝然下手”……等等新的战术，地区形势得到比较快的扭转，人心更加稳定，信心更加高涨。又进一步地掌握了伪政权，形成了共同对敌的新基础，对特务、汉奸的首要分子坚决进行了镇压，伪军伪组织为我所用更促进了对伪军的争取和瓦解，由于堡垒户、堡垒村的发展，地道斗争也随着有了发展，群众利益也得到了保护，进而成了隐蔽根据地。只要根据形势需要。就又以由隐蔽能未公开，由伪政权转为抗日民主政权，由伪组织转为为抗日群众组织，一夜之间就能制取、攻夺、内应外合，把据点岗楼碉堡的解放一大片，这种此起彼伏的主动权择与我手。
开辟老战区，又不同十分区的涿县、良乡、大兴、宛平，平南的几个县，简称：“涿、良、宛、大”。1942年冬季派刘广钰同志置身进去了解情况，是一个一方面发展统一战线的工作，另一方面更要隐蔽精干，作上层联络工作，这是京畿之地的一个特点。旧社会主义的地主武装已经接受了日本侵略的委托，他们用了原国民党的保甲连坐法，只要争取一个有影响的绅士，就可能出现一大片两面政权，因为他们能够应敌，并掩护我们的少数武工队和地方工作人员。对于那里阶级关系去深入调查的基础上，不容易驱动敌人，但要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和教育反对势力，发展秘密党员，建立秘密支部，为发展工作打下基础。大兴县出了一个开明士绅夏赞亭，他有民族气节，主张抗日。1944年秋我们就公开了联合县政府的牌子，形势重要1945年日寇投降前就策划为游击根据地。
苇塘季节根据地从1942年秋进入到1945年秋，一直为公开根据地。地委、分区司令部政治部的一切会议都到苇塘里召开，它的公开暴露对于隐蔽根据地的恢复建设工作就十分有利，大苇塘的活动把全部敌伪军眼睛吸引到这里，在苇塘内不仅搭起营房、练兵场，而且开荒精神，养鱼、养鸭、养猪、养羊。为了地委的《黎明报》。架起伪装好的天线同军区联系并接受新消息。一切比较大的战斗准备都从这里集结兵力，待机出击，所为长途奔波配合反扫荡天津东站，到大清河北游打日军的货运船；大面积的“围楼讲话”争取伪军伪组织；主力军出来支持永定河两岸的东挺总队，扬言来自大苇塘，训练和释放俘虏；征集军粮，训练伪军伪组织人员等等，为纪念“七·七”卢沟桥事变，提前向伪军伪组织发了通知，进行了大规模打靶，步枪、手枪、手榴弹、掷弹筒，连缴械日军的歪把子、“九二”重机枪，迫击炮，最后发展到苇塘周边的地雷，也作了表演，伪军伪组织等登上岗楼观察，围观的群众有成千上万，西山主力军到大苇塘，对敌伪起了震慑作用，那些坏头头不敢轻举妄动，吓呆了。给八路军捎信说：以后听从指挥，“随传随到”对群众不做坏事，拥护抗日政府连胜芳镇的蒋文彬、葛福生、白金博、刘杰青和四大家南杨、北蔡、东薛、西邢也起了震慑作用，他们交公粮了，王疙瘩村长郭思和说：“八路军主力在我们身边，地主、流氓、坏蛋就不会在欺压穷人。”“打靶对地方工作有很大的推动，”别说伪军小队长，连大队长都出来，来就来了。我们认识到伪军伪组织隐蔽起来的人好工作方便了。捎信说“纷纷给家属写信，要给八路军送信，”“早晚有一天要过来”。对于巩固苇塘起了作用，四种地区的此起彼伏，是“五一大扫荡”后坚持斗争的一种艺术，有公开有隐蔽，有起有伏，也是战争相持阶段的规律，熬过残酷的斗争胜利就来了。
说到底，不管此起彼伏反复过多少次，平原游击战争能够坚持下来，人民是革命力量的源泉，胜利的基石，民心的向背是革命事业的关键。“五一大扫荡”以后，在点线交织，星罗棋布，被细碎分割的环境中，我军仍然耳聪目明，要打就打，要走就走。长期残酷的坚持斗争，没有人民群众是根本不可能的，为什么敌人“筑堤拦水”，“淘水捉鱼”，“驻屯清剿”逐村、逐院、逐屋搜索，以毒打、奸淫、抢掠、烧杀、活埋、放毒等等惨景兽行来镇压群众，目的在于折断我党我军同人民群众的联系。据不完全统计，日本和铁杆汉奸知道的残害人民伤亡人数是1.27万余人，两军队仅是4700余人，而军队是人民子弟兵。可以想象“家家有哭声，无村不带孝”的惨状，有高度民族气节和英雄气概，宁不屈的坚持斗争是全民。军队是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最苦的时候，主力部队还可以后转。留下来坚持地区的是游击队，民兵和冀中人民。他们同军队亲如一家，血肉相连，团结战斗，生死与共。日本侵略者百般引诱、威吓、严刑拷打，放出狼狗撕咬，逼着群众交出抗日伤员，群众致死不交。妇女拉起孩子说“什么都不说，咱娘俩一块死，不当叛徒，”青年妇女挺身而出，对素不相识的抗日干部，推碾子的妇女说，“还不快来推，愣在那干什么！”俨然就是自己的亲人。群众对救国公粮交好交够，对敌人的粮食却不交、少交、晚交，软磨硬蹭，说，“鬼子是喂不饱的狼，炮楼是填不满的坑。”马家铺村被捆的15个青年，敌人伪军青年的头浸到水里淹死，轮到第二人，高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扑向敌人，群众也怒而不顾伤亡向敌人拥去，夺了武器，全歼敌人12名，这是人民战争，人民的胜利。
我们在50年后纪念“五一大扫荡”，不要忘掉革命的坚定性。革命战争需要坚定性，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需要革命的坚定性，在改革开放中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更需要革命的坚定性和彻底性，两者是联系在一起的。看不到革命伟大前程，没有革命的伟大理想，要求有革命的坚决性和彻底性是不可能的，胜利来之不易。建设也困难重重，因为我们从事的是前无古人的事业，仍然需要向各种困难作斗争，向各种不良倾向，不正之风，愚昧、无知作斗争。
1992年3月4日
小莊战斗纪实
——回忆歼灭王凤岗的两个旅
1949年平津战役的前夜，大清河北的土匪、叛徒、反革命王凤岗的两个旅，已经龟缩在新城县城里。中共新城县的委员会发动群众对王凤岗进行了“笔杆子运动”。
小莊战役以前，大清河两岸的母亲们，只要孩子哭个没完，就喊“王凤岗来了”，孩子们立即不敢再哭了，要比喊“猫来了”管用得多。这就说明王凤岗的反动统治，镇压人民的积怨到了何等程度！“笔杆子运动”声讨王凤岗的文件是发自各个社会阶层，各个方面：共产党是、革命干部、烈士家属和革命军人家属，还有对伪军伪组织的家属和王凤岗的亲戚朋友也发动起来了，只要他们写上一封声讨的信，政府就鼓励他们跟汉奸反革命王凤岗划清界限。值得提起的是，从新城县逃出去的逃荒者，在逃荒的路上也被组织起来了。有些失去父母的孤儿到处流浪，迫因饥饿与狗争食。民主政府把他们收留救活。这种惨境激怒了根据地的人民。声讨啊！报仇啊，大清河北的人民沸腾起来了。
有什么力量使大清河两岸的人民群情激愤，历史已经迈着沉重的步伐向着胜利前进，报仇雪恨的时刻到了。群众愤怒地向王凤岗提出，“割下革命工作人员的头挂在家属门上的年代”，“把抗日家属的青年妇女送到日本军奸污的年代”，“抓人送到日本国内去劳役的年代”，“在五次“治安强化运动”中抓丁抢粮“三是红军”开膛破肚的年代”，“把大量抗日工作人员“俘虏”送进煤窑的年代”，“带领“还乡团”承袭日本帝国主义的“回笼政策”重返碉林年代”，“把人民军队的情报人员杨凤楼等同志装进麻袋顺着大清河向下漂流的年代”，“无村不哭声，无家不戴孝”的年代就要结束了。“笔杆子运动”把新城县的王凤岗孤立起来了。这种声讨，给了敌人精神上以重大打击。随着游击战向运动战发展，敌伪对抗日根据地细碎分割的公路、碉、堡线、封锁沟墙一片一片地被摧毁。惨无人道的王凤岗十年，敌人统治的历史即将过去。“笔杆子暴动”鼓励了人民，动员了群众。
白洋淀“盘马弯弓弓不发”
在平津战役的前夕，平南新城县的王凤岗居然成了“南霸天”。特别在1947年秋季大清河北战役以后，他得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赏识，给了他特殊优厚的补给。一定要设法消灭王凤岗是冀中军区首长和大清河北的人民最关心的问题之一。孙毅司令员给七纵队的任务是将王凤岗“调离筑垒地带，聚而歼之”，这是1947年9月2日的电报。
流年逝水，1945年和1948年两次攻打新城县，王凤岗都是依靠永久性筑碉，深沟高垒、水网、地道坚守防御。我军当年的装备，攻击这样守备的城市是难以奏效的。总结了这种攻城的单调打法，必须创造战机，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就锐不可当。为了创造这种战机，军区三个小部队佯攻保定，七纵队的主力在徐水县一带集结，这样造成王凤岗的错觉。
最熟悉王凤岗的是同他打过十年交道的大清河北子弟兵——20旅，作为战役的突击力量偷偷地转到白洋淀以南大楼一线隐蔽待机，进行战前准备。这是当年打仗——训练——打仗，即实践——认识——实践的传统做法。不会练兵就不会打仗。
白洋淀是雄县以南唐河和大清河的交予湖。部队集结在这里王凤岗是难以发觉的。大白洋淀无时无刻不在变幻。纵横的苇塘水泄不通，有时淀里衬托着十里荷花，一派温和色调；可是在淀心，有时墨黑，狂怒而白浪滔天。他的性格乖顺，世世代代的劳动人民终于把它驯服了。在这里不仅流传在燕赵历史传说，在战争年代还涌现了不知多少革命的豪杰。
20旅这次练兵的核心是解决战役突破的爆发力。既然是对王凤岗的一场决战，复仇的决战，把他调离筑垒地带，在广阔的战场上相逢，是最奏效的办法。多次经验证明，进攻需要暴风雨般的突破，旋风似的前进。要一锤子打下去，楔进去，而后分割包围。首次进击要保证一锤子“把核桃砸碎”，砸死对方。因此要求每个连队在敌的纵深需要爆发力的进攻。敌人的要害部位在什么地方？有硬有软，有难有易。每个连都应该是一把利剑，这利剑应该是坚韧的；翘翘者易折，而足够的刚度，韧度是在反复锤炼中获得的。一把剑是这样锤炼的，一个随时可以纵深敌阵的连队，也是这样反复锤炼的。
为了练出爆发力，要解决这个问题：一是忆苦。“知耻而后勇，麻木着沉沦”。让全军都知道王凤岗对大清河北人民犯下的罪恶。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大清河北特别是平大公路以西地区哪座城镇曾逃脱他的魔掌；哪一条街道曾避开过他的烧杀？哪一个村民没有被抓进牢狱而永远下落不明！
王凤岗能创造各式各样的大刑，吊刑用来对付我政府的工作人员，而日本鬼子，国民党发动派的青天红时期“清罪枪决”；把抗日工作人员装进麻袋甩到河里叫“闪水锥”，家属门前挂起红灯叫“赤匪户”，保甲长知情不报就要满们杀绝；强迫抗日家属给我们的战士写信，叫做“争取瓦解工作”；他们设法杀我最坚强的共产党员叫“单打一”，杀人的子弹还要家属交费；被捕入狱的革命干部判刑，处决，流放日本大概有两万多人等等。子弟兵战士现身说法，被株连的无辜家属涕泣呼喊。几天的诉苦，忆苦运动就形成了战役突破的政治上的爆发力。20旅把各团的迫击炮全部集中起来训练，跟突击队在突破时集火射击。为了跟突击队前进，不带驻盘和脚架，用鞋底代驻盘，做瞄准，甚至不加药包装反射，这样有利协同连用机枪的火力准备。还要练街巷战的隔墙射击。这样就必须练变速论；减速和加速论，利用在大网下的地形；突破敌人前后，不许敌人短暂的调整火力相峙，随突击队抢占射击位置。这样突击队的火力加强了，自然就增强了突破的爆发力。山炮连也要低近射击，专门训练对敌人要害火力点的摧毁。因为跑单数量有限，要求百发百中。苦练刺杀的两个动作，对抗刺和打击刺。群众的语言是“顶门子刺杀”。拼刺前推一颗子弹上膛，在格斗时要有娴熟的腾、挪、闪、躲。对准敌人的要害部位突击过去同时把子弹击发出去，在瞬间把敌人打死在脚下，有助于格斗的爆发力。练投弹的两种方法是，突破村落的防御根源是在游击前进中集群投弹。这两种集群投弹的方法都要结合自制的带玻璃片的手雷。不与敌人有短暂的火力相峙即使强手相逢，也能保证我军的势不可当。
四是连谈爆破的训练。每个连队都有自己的爆破队，村落街巷战中对阵的高房大院在连队的火力维护下使用连续爆破。震平树干的一声爆破，硝烟冲天，建筑物上的火力点被摧毁，在敌人尚未清醒的时候，最易奏效。
在战役间隔针对作战任务的练兵，时间最短，都很有用。当然这是在训练有素的基础上进行的。但是高昂的士气、娴熟的技术水平是站前可以准备的。没有战役突破的爆发力，没有力度，就不能把敌人打的措手不急。偶然存在于必然之中。突击部队的每个战士要倔犟，打起来不罢手，咬着敌人不放，而且满怀信心带着复仇的泪花杀出一条血路来。所以政治上、战术上和技术上的准备越成熟就越清醒越勇敢，也就越有爆发力。真是“多难兴邦，义师必胜”。
诱敌出洞
王凤岗常说，“用共产党的办法打共产党，用解放军的办法打解放军”。随着我军的游击战向运动战发展，它把分散守备的兵力集中起来，编了三个旅，满员的只有一、二两个旅，第三旅尚未编成。跟在国民党正规军的后面打“正规战”。“以主力对主力”。
当我野战军离开大清河北的时候，王凤岗采用所谓“笼头”战术，即小部队诱我地方独立团、长途追剿，把我军追到大清河沿岸，他的“主力”隐蔽待机，进行合围；另一种是所谓“打孤雁”战术，他依靠多年建立起来的情报，只要熟悉我独立团、营驻地在一夜行程之内，他敢于以三倍或五倍于我的兵力沿途奔袭。我地方部队曾吃过苦头。反之我野战军一旦回到大清河北，他依据长期经营的筑垒地带，龟缩不出。他经受过1947年秋季大清河北战役的考验，所有的守备点，依靠据点的地下坑道和再三确定坚守防御，我野战军“吃一堑”而被迫撤出。所以，诱敌出动，给王凤岗也带上“笼头”，反其道而行之，把他牵出来拦腰斩断，分割包围，聚而歼之最理想了。
第十军分区的主力变成野战军后，75团是留下的最后一个团。王凤岗把它看成“孤雁”，对他有极大的诱惑。为诱敌出动75团，由谢国义同志带领于1948年9月抵达新城东南的板家窝，这是一个近千户人家的村庄。他久经战火，破壁断墙。那里有多年经营的地道，在村的土墙上有防御阵地，外围有交通壕相连的火力支点，纵深的高房上有防御的核心阵地，掏空房屋院，隐蔽通道，可以打街巷战。在战火纷飞的日日夜夜，子弟兵在这里不知打过多少次麾战，对每一堵墙，每一条街道都是熟悉的。但是王凤岗在75团进村后的十分钟就得到了确定的消息。他密设的电台，报告他“孤雁”已经飞来了。新城县有了确定的消息。
果然，王凤岗的大头目谢大谦打头阵，二旅为第二梯队，三旅尚未编成，留守城内。这个消息也是我们的秘密电台的报告。
血祭黎明前的国土
谢大谦在拂晓前进攻板家窝75团是可以肯定的了。我军必须在拂晓前同时赶到才能出其不意。军区命令我和马泽近同志组成前线指挥所，统一指挥20、21旅和19旅的两个团。纵队司令部带一个团为预备队，拂晓前进占雄县以北的赵村一带。
20旅作为战役的突击力量拂晓前渡河完毕；21旅从藁城县境出发，次日上午8时以前从新城县某村一带进占大清河，某村一线，作为战役迂回断敌归路并阻击新城出援之敌；19旅两个团同时从大清河渡口回庄，待命投入战斗。这一切都是临时布置电台告诉他们的。这样的战役布局在任何情况下可以保证主力从外县插入敌人的翼侧和后方，分割合歼敌人。既然我军处于战役的外线，战术上的主动权就在我军之手。基本的作战样式是一路突破多路合围；多路突破，分割包围，各个歼灭。
“按预定方案向有炮声的方向急行军，”我督促团长和政治委员。
“如果突破失利，我们转为解围75团，从板家窝向外打，可能更有利！”刘团长问我。
“从敌人的纵深突破，是最好的解围”，我有点不耐烦，”“在战场上切忌的是迟疑，”我补充说。
“如果突不破……”刘团长还有迟疑。
“58团在你们的左翼突破，那只有把突破任务交给58团，如果你们也突破了，自然就把敌人截成了三段！”我不想多说了，但还是补充说，你们想我军解放北平的时间还有多远？在临行前，过多地向下级指挥员作解释会分散精力，说得太委婉就是在战场上开会；命令的口吻太多，下级指挥员有压力。能敞开下级指挥员心的窗子最恰如其分。
当我们指挥所设在孔庄村的时候，69团长刘山旺同志也在那里。
“板家窝村内打响了，75团当然很吃力，但是60团已经迂回到板家窝以北的弯子营，你们的任务是楔到敌人的纵深小庄，18团已经从沙口向敌人小王庄突击，你听枪已经响了。”刘团长听了觉得自己的部队进展不快。然而不到一分钟听到小庄的炮声响了。“好了，请你到前面去，只有这样才能掩护21旅和19旅在敌人的大纵深进入交战，你到前面去缴枪吧。”刘团长带了警卫员跑向小庄。上午8点多，全城打响了，敌人已经全城溃不成军。约在9时半，21旅在南宫井和小王庄以北进入交战；形成不可逾越的合围。在王庄、小王庄和北沙上的开阔地上成了王凤岗的亲兵家将——兵痞、流氓、叛徒、还乡团的坟墓，横尸遍野。秋天的庄稼还没有收割完，打扫战场用了很长时间。下午5时全城结束了战斗。当我和马泽近同志在战场上巡视的时候，60团团长赵占魁同志听俘虏报告，谢大谦已经中弹身亡，王凤岗并未参加这次战斗。
王凤岗的一二旅被歼，沸腾了新、固、霸、雄四个县的人民，用兵痞、流氓、叛徒、特务和还乡团的被歼，血祭黎明前的平南大地，多么大快人心啊！大清河北的党、政、军、民十年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换来了永久当家作主的权力。历史常常有一些过眼云烟的丑角，十年前当日军九路围攻冀中大平原抗日根据地的时候，王凤岗投降了日本侵略者，开始了它的冒险生涯，得意洋洋地骑在大清河北人民的头上作威作福，得到过日本“皇军”、汉奸汪精卫和国民党反动派的垂青，它的一二旅全部被歼，终归把它的反革命的日历翻到最后一页。王凤岗像一条狗跟着国民党的残兵败将逃到了台湾。我们深信“天网恢恢”这句古代名言含有深刻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真理。黎明前的时刻，虽然还笼罩着浓浓的乌云，但曙光已穿透云层，照射在祖国的大地上。
丑角退场的历史教训
再过一个历史阶段，我们的后代对于上述的情况可能失去了记忆，王凤岗的为非作歹也许被人们忘掉。然而他确是旧社会这一代人生活中遇到的史实。这种人物作为一个地区的小丑，他学会了看风转舵；当抗日的人民战争刚刚崛起的事后，他跳进了八路军；当环境残酷刚刚危及他的生命和利益的时候，他成了人民军队的逃兵和叛徒；当抗日的相持阶段即将过去，他跟着国民党唱起来了“曲线救国”；当日本投降之后，他摇身一变成了坚持“敌后抗日的英雄”；当他带领国民党军队向抗日根据地进攻时，他被孙连仲誉为“剿共的义师功臣”。纵观他的全部历史，王凤岗是个政治上的小流氓，他在篡取个人的权利上贪婪无耻，他在镇压革命人民上“无毒不丈夫”，他在大清河两岸无法无天，是一个小小的地头蛇，而时代的大舞台就是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反动派。他投靠反动势力在大清河北像一条熬过冬眠的毒蛇蠕动过十年之久，不是一个两个的现象。当然他的亲兵家将是汉奸、流氓、特务和还乡团。他的食客门徒却有一些叛徒。那是因为我们在敌军伪军工作政策上乃至党的建设，政权建设，军队建设上犯过不少错误，特别是统一战线的政策上犯过令人痛心的错误。使得王凤岗得以利用那些错误进行反革命勾当。不然王凤岗的反革命武装，不会膨胀到三个旅的番号。
我们永远也不能忘记，在战争繁杂的斗争中，不能多树敌人。在抗日战争中应该把日本侵略者孤立到最大限度；在解放战争中只能把国民党反动派孤立到最大限度。不然就会给革命带来不利，使革命的人民受倒悬之苦，为争取胜利，多付出了鲜血和生命。
现在活过来的人们，谁都知道，我们犯过的错误完全避免是不可能的。那些错误是政策上和工作上的错误，教训是深刻的。但是把我们动手术造成的医疗事故和王凤岗带领的日本侵略者、国民党反动派进行烧、杀、抢的罪恶不能相提并论。当我们总结历史经验时，提高这一点是有益的。再没有什么艰难险阻挡住人民前进。受过苦难，经过屈辱的人民，历史科学早已证明，人民对陈旧的生活方式一定要改变也一定能够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