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向孔子致敬
袁世凯是什么时候开始想当皇帝的，我们不得而知。有人说在逼迫清帝退位那阵就有想法，有人说在他就任临时大总统时就初露端倪。可以肯定的是，在“二次革命”后，老袁就把“皇帝工程”纳入工作计划，从意识形态领域入手，制造舆论，潜移默化，循序渐进。
这就要请孔老夫子出来帮忙了。
孔孟之道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核心价值观，也是维护社会秩序的道德底线。两千多年来，“三纲五常”、“忠孝仁义”之类的伦理标准，已在中国人灵魂深处打下深深烙印。历朝历代的统治者更是把孔圣人奉若神祇，在全国各地建造文庙，顶礼膜拜，以示尊崇。
辛亥革命后，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
民国建立，西风东渐。“忠君与共和政体不合，尊孔与信仰自由相违”的思潮开始流行，中国传统文化受到剧烈冲击。南京临时政府明令各地学校停止讲经读经课，许多地方毁孔庙、撤孔像、去孔位、废孔祀，“推翻孔教之声不绝于耳”。
尤其在革命热情比较高涨的广东、湖南等地区，各县孔庙被改建成学校或习艺所，有的甚至成了流浪者的栖息地。
据旧派人物、湖南内务司长任福黎目击：“各处文庙，兵队杂居，学生寄宿，甚或改作新剧团，演唱戏剧，或占为女学校，晒晾污秽，触目惊心，令人垂涕。其余各省州县之类此者，想亦不少。”对这种“大逆不道”的现象，守旧派们痛心疾首，如丧考妣。
更为重要的是，辛亥革命后的中国社会进入转型期。“老屋推倒，新房未建”，在一片精神废墟上，一些宵小之徒乘机兴风作浪，蝇营狗苟，沉渣泛起，难免给人以人心不古、世风日下之感，这也为保守派们尊孔复古找到了借口。
1913年4月，康有为在《不忍》杂志上发表《以孔教为国教配天议》，慷慨陈词：“今以人心之败坏，风俗之衰敝，廉耻丧尽，气节靡尔，实数千年未有之厉，稍有识者，亦知非崇道德不足以立国矣。”况且，仁义礼智信是人类共有的天性，哪有什么中外新旧之别。我们“孔子之道，凡为人者不能不行之道”。现在一些妄人，想攻击孔子，废除孔教，实在是不知天高地厚啊。“今欲救人心，美风俗，惟有亟定国教而已；欲定国教，惟有尊孔而已。”
对于康圣人来说，礼崩乐坏，忍无可忍，板起面孔发了通牢骚，不足为奇。奇怪的是有的洋人也看不惯了，狗拿耗子管起了闲事。
盖沙令，一个俄国伯爵，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在北京、上海、青岛等地非常卖劲地鼓吹道：“孔教者，中国独一无二之根本也，孕育中国之人种者两千余年……今之最险者，当此狂妄以学西法之时，孔教或被废弃，而并无合于华人性质者以代之也。”
除了盖伯爵外，美国的李佳白、英国的庄士敦、德国的卫礼贤、日本的有贺长雄等都认为孔教是“国家风教之大本”，建议政府“保存国粹”。
卫道士们内外呼应，上书通电，痛陈“民德日益堕落，人心日益险诈，党争日益激烈，伦理日益紊乱，纪纲全坏，时事愈危”。要求政府尊崇孔教，速定孔教为国教，将其载入宪法……
从1912年年末开始，孔教会、宗圣会、孔道会、洗心社等组织先后成立，黎元洪、冯国璋、张勋、张宗昌、阎锡山都分别当上了各地孔教团体的会长、名誉会长。《不忍》、《孔社》等刊物公开出版发行，大力倡导尊孔读经。同时，沉寂了很久的春秋丁日祀孔、孔子诞辰纪念等活动也在各地开展起来。
到了1913年夏秋之际，官方终于出面了。袁世凯发布命令说：道德为本，法律为用，“忠信孝悌”为立国根本。孔子为万世师表，儒家学说放之四海而皆准。所以要“宗仰时圣，遏横流，循正轨，正人心，培国本……”
领袖都发话了，有关部门立即行动。
教育部宣布，每年旧历八月二十七日（孔子生日）为圣节，全国各学校放假一日，向孔圣人行礼，并在修身或国文课程中，以孔子的微言大义为要旨，开展经训。
交通部也不甘落后，发布利好，规定乘京奉、津浦铁路火车到曲阜参加大成节人员的车票一律减价。
9月27日，在曲阜召开了礼教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2000多人到会，国会、内务部均派代表参加。
同一天，孔子诞辰纪念会在北京召开，孔社副社长饶智元代表袁世凯在会上致词说：“今天下人心浮气扬，乱臣贼子遍于国中，大总统本仁义之心以平乱，本仁义之心以教民，本仁义之心以推尊孔子，更欲孔社同人本仁义之心以宏斯教。”
会后，袁总统说到做到，向孔社捐款3000元，献出了一颗“仁义之心”。在曲阜的第76代“衍圣公”孔令贻听说后，急忙带着孔氏世谱、孔庙碑碣拓文和前代衣冠，跑到北京向袁总统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袁大总统很是欣慰，亲自接见了“小圣人”，“瞻览之余，益深钦仰”，当面夸赞道：“孔子之道，日月经天，江河行地，树万世之师表，亘百代而常新……”
随后，袁世凯授予孔令贻一等嘉禾勋章，重申“衍圣公”及其后裔“膺受前代荣典均仍其旧”，岁俸2000银元，世袭罔替。另外，每年给孔家拨付祭祀费12000银元，孔氏祀田（约100万亩，以曲阜为中心遍及数省）仍归其私有，并由国家代为征收田赋。同时，令山东兖州镇守使田中玉派兵驻守曲阜，保护孔林孔庙。
得到如此褒奖和殊荣，孔令贻受宠若惊，感激涕零，决心誓死效忠袁大总统，一再恳请免提祀田，收回祭祀公费，袁世凯只好批准。
这么折腾还不够，袁世凯还要把尊孔常规化、制度化。
1914年1月，政治会议通过了袁世凯提交的祭天、祀孔案。决定以农历春秋两丁为祀孔之日，其规制与祭天相同；大总统在北京文庙主祭，各地行政官员在当地文庙主祭；每县设一名奉祀官员，管理文庙事务和祭祀活动，每个星期日开设明伦堂，召集周边百姓宣讲人伦道德。
1914年9月28日，是秋祭孔子的日子。
在此之前，政事堂礼制馆拟定了《祀孔典礼》，财政部拨专款修缮了北京孔庙，袁世凯也发布了《大总统祭圣告令》。
袁总统在告令中说：中国数千年来，立国根本，在于道德。凡国家政治，家庭伦纪，社会风俗，无一非先圣学说，发皇流衍……近自国体变更，无识之徒误解平等自由，逾越范围，荡然无守，纲常沦弃，人欲横流，几成为土匪禽兽之国……本大总统躬膺重任，早作夜思，以为政体虽取革新，而礼俗要当保守……故尊崇至圣，出于亿兆景仰之诚，绝非提倡宗教可比。
为了不使中国沦为“土匪禽兽之国”，祭孔这天一大早，袁世凯头戴平天冠，身穿十二团大礼服，下围褶紫缎裙，带领文武官吏，浩浩荡荡，来到北京孔庙，向孔圣人的牌位三跪九叩，嘴里念念有词，着实做了一把孝子贤孙。
回来后，袁总统还嫌磕头不过瘾，又自掏腰包，向孔庙捐献5000块大洋，以彰仁义。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在总统的带动下，全国文武官员纷纷效仿，跑到当地孔庙进行祭拜。一时间，被冷落很久的文庙香烟缭绕，人声鼎沸，热闹非凡。
但也有跟不上形势的。比如，章太炎先生就是一个。
章先生这几年过得很不如意，患上了严重的神经衰弱症。“二次革命”期间，他又来到北京，准备以国学泰斗的身份办个“考文苑”，预计要花个二十来万吧。
可惜，袁政府嫌花费太多没有同意。章先生一气之下，又组织了“国学会”，讲授国学大义，顺便大骂康有为等人，并规定凡入孔教者不准入会，公开和“尊孔运动”唱反调。
这还不算新鲜事儿，还有更“爆料”的呢。
有一天上午，章先生兴许是头天晚上又没睡好，脚穿官靴一只，手执团扇一柄，柄下系以勋章，坐着洋车大摇大摆来到新华门，要求面见袁总统。
总统府招待室的人一看章先生这副打扮，心里好笑。但是既不能通报，也不能得罪，只好敷衍说：“总统正在会客。”
章先生问：“会哪一个？”
接待员答：“会熊总理”。
过了好一会，章先生又问：“现在会谁？”
接待员回答：“会向瑞琨（曾任农工商部代总长）。”
章太炎大怒，说道：“向瑞琨，系一小孩子尚可会，何以不会我？”说罢，指名道姓要见秘书张一麟。
接待员不耐烦了，说道：“已赴政治会议。”
章太炎又要求见其他秘书，其他人推三阻四谁也不愿惹火上身。这下，章先生不干了，厉声大骂，把接待室的桌椅板凳都砸了。光天化日之下，竟敢大闹总统府，成何体统！
袁总统也被惊动了，无计可施，只好派人连哄带劝用车把章太炎关进一间空房，后来把章先生软禁在龙泉寺，直到袁氏倒台才被放了出来。
一个“章疯子”无足轻重，“好戏”还要接着演呢。
1915年年初，参政院通过决议，把“忠孝节义”作为“中华民族之特性，立国之精神”。为了弘扬这种精神，全国各学堂一律将《孟子》、《论语》等儒家经典列入学习科目，早晚诵习，深明大义。
此外，凡“孝行卓绝著闻乡里者，妇女节烈贞操可以风世者，特著义行可称扬者，耆年硕德为乡里矜式者”，均由大总统题字授匾或赠予金银奖章，如果想“建坊立碑”流芳百世，也是可以的，以促使“人人激发其天良”。
袁世凯不遗余力倡导孔孟之道，自然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和政治目的。当时的报刊一针见血地揭露说，尊孔活动只不过是“借祀孔之名，为收拾人心之具，帝制复活之实”。
为了掩人耳目，袁世凯反复说尊孔是为了让人民“恪守礼法，共济时艰，巩共和于不敝”。可后来的事实证明，老袁说谎了。
对于这一点，还是鲁迅先生说得入木三分：孔夫子在中国，是权势者们捧起来的，是那些权势者或想做权势者的圣人，和一般的民众并无什么关系。然而对于圣庙，那些权势者也不过一时的热心。因为尊孔的时候已经怀着别样的目的，所以目的一达，这器具就无用，如果不达呢，那就更无用了。
二、寻根之旅
在尊孔的同时，复古运动也蓬勃开展起来。
以袁世凯为代表的从大清国走来的旧官僚们，对过去的事物总是念念不忘，津津乐道，情有独钟。革命党那帮“浑小子”被打跑后，官老爷们更来劲了，有恃无恐，想方设法去寻找从前的影子。
政非旧不举，人非旧不用。
1914年2月，在全国范围内举行了县知事选拔考试，报名资格最低要有法政学堂毕业文凭。第一轮笔试阶段录取名单公布后，新式学堂毕业生占了大多数。可令人不可思议的是，第二轮面试结果出来后，被录用的都是50岁以上官场“老油条”。
落榜的人不干了，集体上书内务部，义愤填膺地指出：“政府既抱定用人求旧、力排新进之方针，即不应规定毕业资格。乃条例若彼，而考试若此，何以见信于天下？”
袁总统听说这事后，压根儿没往心里去，继续开始他的“寻根之旅”。
5月23日，袁政府下令改革地方官制，在省以下增设道，形成省、道、县三级行政机构。
官称也要改，要“仿古”。各省民政长一律改称巡按使，各道的长官称道尹，各县长改称县知事，管理京畿的官称为京兆尹。
巡按使的权力比较大，除原民政长的职权外，可以监督司法并调动部分地方驻军，就像前清巡抚一样。巡按使手下的道尹、县知事也可以升堂问案，原各地设立的初级审判厅、检察厅被取消，“司法独立”名存实亡。
改完地方改中央。袁总统一点不嫌麻烦，总统府秘书厅改称内史监，在平政院设肃政史，又将文官分九等，即上卿、中卿、下卿，上大夫、中大夫、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
老袁兴致勃勃，论资排辈，大加封赏。授徐世昌为上卿，赵尔巽、李经羲、梁敦彦为中卿加上卿衔（享受上卿待遇），杨士琦、朱启钤、孙宝琦、梁士怡、张镇芳、陆征祥、张謇、熊希龄等为中卿，梁启超、杨度、孙毓筠等为少卿……其他人按照资历以及和袁总统的亲疏度以此类推。
受封者也欣欣然，不知所以。
有人甚至沿袭早年间中举登科后在大门处贴“报条”的传统，在自家门首贴上“贵府新大老爷奉大总统令授为上大夫并加少卿衔”的红字条，借以光耀门楣。
文臣安排妥帖了，再安置武将。
原各省都督现在不能叫“都督”了，改叫“将军”。当然，这个将军也不能乱叫，要因人而异，因地制宜。比如，有督理各省军务职能的将军（简称督军），在所驻省会开府建衙；不做督军的将军，在北京新设置的将军府供职，打入冷宫，待遇优厚。
做督军的都是袁总统比较放心的人。主要有：
江苏督军、宣武上将军 冯国璋
湖北督军、彰武上将军 段芝贵
广东督军、振武上将军 龙济光
奉天督军、镇安上将军 张锡銮
山东督军、泰武将军 靳云鹏
山西督军、同武将军 阎锡山
浙江督军、兴武将军 朱瑞
江西督军、昌武将军 李纯
安徽督军、安武将军 倪嗣冲
陕西督军、咸武将军 陆建章
四川督军、成武将军 胡景伊
广西督军、宁武将军 陆荣廷
云南督军、开武将军 唐继尧
在将军府上班的主要有：建威上将军段祺瑞、昭威将军蔡锷、宣威将军蒋尊簋、扬威将军张凤翙等。
至于让谁在地方当督军，让谁进北京享清福，都是老袁一个人说了算。
有将军就得有元帅啊，将军们一起哄，尊袁世凯为“神武大元帅”。老袁也很得意，心想：经我这么一摆弄，各就各位，天下英雄尽入我彀中矣。更为重要的是，手底下这么多爱卿、将军、士大夫，再叫总统就不合适啦，只能称皇帝、天子，才符合这么至高无上的身份呢。
做天子，受命于天，为天牧民，最重要的活动莫过于祭天了。在明清两代，祭天典礼是皇帝每年的“必修课”之一，一般在冬至举行。届时，皇帝率领百官来到天坛，三叩九拜，祈求来年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过去皇帝做的事，袁世凯也要做。
1914年年初，老袁向政治会议提交了《祭天咨询案》，政治会议哪敢怠慢，举双手双脚赞成，急忙通过了一个《祭天案审查报告书》。2月，袁总统据此发布《祀天定为通祭令》：“祭天之礼，自古攸隆，有其举之，莫敢或废……”不几天，就完成了关于祭天的法律程序。
随后，在政事堂设置礼制馆，由徐世昌兼任馆长，并高薪聘来一些老学究，翻箱倒柜地收集相关资料，研究制定祭天礼制和所需冠服式样，具体筹备事宜则由内务部负责。
但不管怎么说，现在毕竟是民国啊，这么明目张胆地搞“封建迷信”活动，怎么也得有个说法。
对此，内务部总长朱启钤解释说：“忽视祭天，对民国政府来说是有危险的。全国农民根据阴历查看有关播种、收获以及其他农事的仪式。如果废除现在政府已经确定要举行的冬至祭天典礼，而跟着来一个荒年或大歉收，全国人民定要责难政府的。祭祀并不能一定保证丰收，但无论如何，却可以减轻政府的责任。”
也就是说，祭天是中国的“优良传统”，与国体不相抵触。况且“天视民视，天听民听，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尤与民主精神隐相翕合……”
话虽这样说，真正要做到新旧结合、与时俱进，也挺不容易，比如说祭冠、祭服的样式。
本着“合乎古而不戾于今”的大原则，经过一再讨论，多次修改，并报袁大总统同意，礼制馆颁布了《祭祀冠服制》和《祭祀冠服图》。规定祭天所用衣冠“均为临祭而设，惟求适宜相称，文采章施，厘然有序，用昭敬恪”。祭冠在传统样式的基础上，减少了笄与缥，增加了组缨。祭服采用汉服样式，上衣下裳，宽袖右衽，按照官员级别绣有不同纹章。比如：大总统为十二团大礼服，特任官穿九团大礼服，简任官穿七团大礼服，荐任官穿五团大礼服。
12月初，祭天典礼进入倒计时。大批军警进驻天坛，天坛里主要道路用黄土垫平，并安设汽灯、电灯，坛墙及祈年殿、圜丘等处进行了修整，撤换镌有满文的殿堂匾额。
19日，袁世凯带领参加祭祀的官员开始了为期3天的斋戒，清心寡欲，沐浴吃素。这天，除必要值班人员外，各政府机关、学校休假一天。
21日，袁世凯颁布祭天告令，京师警察厅通告交通管制有关规定。下午两点，文武官员穿戴整齐，汇集天坛，按照《祀天通礼》制订的程序举行祭天演习，一直折腾到天黑方才离开。
22日夜，北京实行宵禁，停止夜市和夜戏，警察挨户通知不许民户留宿亲友，每户须具十字连环结，正阳门和天桥周围的地摊也都被“城管”赶走。
终于到了23日，天还没亮，正阳门到天安门的马路上，净水泼街，黄土垫道，十步一岗，五步一哨，禁止行人通过。从正阳门到天坛，沿途官署、商铺悬挂国旗，数千军警荷枪实弹，往来巡逻，虎视眈眈，不准往来民众停留观看。
早6点，袁世凯乘装甲汽车离开总统府，步兵统领江朝宗、警察总监吴炳湘、总统府总指挥使徐邦杰等人带领卫队骑兵，前呼后拥，戒备森严。车队出正阳门向南到达天坛，在坛门外换乘四角垂以璎珞的双套马朱金轿车，到昭亨门外又换乘竹椅显轿来到坛前。
袁总统在朱启钤等人引导下，从昭亨左门进入更衣幄，更衣盥洗后，司祀官呈上祝版。
祝文是事先拟好的，没几个人能读得懂，老袁装模作样地看了一眼，就署上了名字。
随后，大礼官恭请大总统行礼。袁世凯进入棂星门，在荫昌和陆锦左右搀扶下，率领文武官员依次在台阶上站好。
此时，圜丘已经修缮一新，每个栏柱旁边都站着一名盔明甲亮、手持长矛的士兵（就像拍古装戏的群众演员）。御道两旁还有200多名身穿蓝袍、手拿各种仿古乐器的乐师。
大典开始了，黄钟大吕奏响“和”乐。之所以称“和”乐，也是有讲究的，以示“共和”嘛。
在祭祀官的指引下，袁世凯从南面登上圜丘，举行“燔柴”仪式，就是点燃一堆篝火。老袁率百官面向北四鞠躬，并敬献丝绸，礼成。
接着，献祭肉祭酒。有人将一盅热汤送到老袁手上，老袁将汤举过头顶，分三次将汤浇在祭肉上。随后，在古乐声中，“八佾舞于庭”，祭祀官大声诵读祷文，袁世凯向上天敬献美酒，并带领百官朝祭坛叩首。
祷文有好几篇，不同的祷文配以不同的音乐，而每念一篇祷文，袁世凯都要磕四个头，这可是个力气活儿，把老袁累得够呛。
好容易磕完了头，把祭肉从坛上撤下（由参加祭祀的官员分而食之），将一块玉玺摆到祭坛中央，再把祷文、丝绸、祭酒等祭品放到篝火上焚烧，袁世凯等人伫立凝视祭品燃尽……
整个祭祀大典进行了两个多小时，才曲终人散。
袁世凯的祭天活动在全国上下引起了强烈反响，有的说是“重建礼制”，有的说是“帝制之先声”，众说纷纭，褒贬不一。不过，老袁这么一搞“穿越”，有人跟着乐坏了。
三、清风徐来
1914年，耄耋之年的湖南名士王闿运被袁总统请到北京，就任国史馆馆长。王闿运是杨度的老师，也是著名经史学家，属于大师级的人物。
一般来说，够得上叫“大师”的就要有些与众不同，王老也不例外。据说，王老无论走到哪，身旁总跟着一周妈，形影不离，甚至参加总统府宴会也不例外。
这个女人很不简单，“鸡皮鹤发而妆饰殊明艳”，口才极佳，全面负责王老的吃喝拉撒睡，把王老照顾得舒舒服服，在人前称呼王老为“我们家老王”，自然亲切。时间长了，大家见怪不怪，美其名曰：上炕老妈子。
王老到京后，兴致很高，分别给总统府和政事堂撰写了对联和匾额。给总统府的对联是：民犹是也，国犹是也；总而言之，统而言之。横批为：旁观者清。给政事堂的匾额写的是：清风徐来。不愧为国学大师，出手不凡，一个“清”字用得妙不可言。
清帝退位后，“最大赢家”袁世凯心情相当复杂，对待清室的态度也相当暧昧。逢年过节，总统府都要派人进宫道贺，以示尊崇。
1913年2月，住在宫里的隆裕皇太后终因抑郁成疾，溘然长逝，享年42岁。民国政府按照“国葬”规格，在太和门举行了隆重的全国国民哀悼大会，各部门下半旗志哀，文武官员臂缠黑纱，各学校停课一天，停止一切娱乐活动，缅怀这位“女中尧舜”。
袁世凯异常悲痛，向清室表示：“凡我五族人民有进于文明，跻于太平之希望，皆仰荷大清隆裕皇太后暨大清皇帝天下为公，唐虞揖让之盛轨……我五族人民感戴慈德，如日月之照临，山河之涵育，久而弥昭，远而弥挚……”
治丧期间，辛亥年间作鸟兽散的遗老遗少们齐聚北京，一个个朝服补褂，翎顶辉煌，招摇过市，有的甚至连开路的仪仗都摆了出来。
北京的老百姓交头接耳，纷纷议论是不是大清国“又回来了”。对此，袁总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假装不知道。
清朝遗老们一看民国总统都这态度，就更来劲了。
这年冬天，举行了光绪和隆裕灵柩的奉安大典，让这对生前没有同裘的夫妻，死后也要同穴。袁世凯派出梁士怡、朱启钤、荫昌等政府官员前往祭奠。
崇陵位于易县清西陵内，帝后灵柩暂厝于西陵以东的梁格庄行宫。谁也没想到，在这里竟上演了一场让人哭笑不得的闹剧。
按例，安葬崇陵前要举行隆重的祭奠仪式，参加仪式的主要是前清遗老和民国政府官员。遗老们自不必说，那些民国官员也都做过清朝的官，在这个特殊的场合大都换上了清朝的素服，行三跪九叩的大礼。但是，也有少数人仍旧西装革履，行鞠躬礼，显得比较刺眼，外交总长孙宝琦就是其中的一个。
正当人们行礼时，前清翰林梁鼎芬一眼瞅见了孙宝琦，不禁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走到孙宝琦面前，用手指着孙的鼻子破口大骂：“你是谁，你是哪国人？”
孙总长原本和梁鼎芬很熟，听到这话，一下子就愣了。其他人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都围了过来。
梁鼎芬越说越来气，用颤抖的声音大声说：“你忘了你是孙诒经（同光名臣）的儿子！你做过大清的官。你今天穿着这身衣服，行这样的礼，来见先帝先后，你有廉耻吗？你是个什么东西！”
听他这么一骂，遗老们义愤填膺，你一言我一语，恨不得把孙宝琦活吞了。孙宝琦吓得不轻，脸都白了，一个劲儿地作揖认错，这才逃过一劫。
遗老们之所以理直气壮，腰杆子这么硬，与袁世凯玩“复古”密切相关。他们纷纷猜测，难道是袁总统难忘旧主，回心转意，要恢复大清了？劳乃宣就是这么想的！
对于劳乃宣我们并不陌生，他就是那个在前清资政院里主张将无夫之妇通奸定罪的“白票党”骨干（见第一部《1911大清国是怎么没的》），著名的卫道士。他特意从青岛跑到北京，连续发表《共和确解》、《君主民主平议》等文章，宣称“项城之心，实未忘大清也，其不忘故，实为众所共见”，大肆鼓吹“还政于大清”。
王闿运的弟子、国史馆馆员宋育仁也忍不住跳出来，公开发表演说，为清廷复辟摇旗呐喊，闹得满城风雨，人们甚至称1914年为“复辟年”。
在这种大气候下，有些地方的复辟浪潮一浪高过一浪，有人甚至穿上大清的官衣，洋洋自得地坐着绿呢大轿出来摆谱，后边还有一大群人跟着起哄。
一些外国人也唯恐天下不乱，希望中国恢复帝制。日本驻京记者佐原笃介说：“如果袁世凯真正想要一个强大的中国，最好让他找一个好机会吁请宣统重当中国皇帝，而袁本人应当满足于充当帝国的宰辅！”
清室内务府总管大臣世续闻风而动，特意拜访了把兄弟袁世凯，想摸摸袁的底牌，试探性地问清室是否要从紫禁城搬到颐和园。
袁世凯笑着说：“大哥你还不明白，那些条条不是应付南边的吗？太庙在城里，皇上怎么好搬？再说皇宫除了皇上，还能叫谁住？”
话虽这么说，但遗老们这么折腾，闹得实在不像话，袁世凯觉得不对劲了，这都哪跟哪啊，应该采取行动了。
袁世凯借肃政史夏寿康等人“请杜乱防嫌”的条陈，指示内务部以“动摇邦本，淆乱人心”的罪名，把宋育仁逮了起来，关了几天后又送回原籍，省得他在跟前总添乱。
随后，把一个倡言复辟的倒霉蛋儿裘平治斥责了一通：“不意化日光天之下，竟有此等鬼域行为，若非丧心病狂，意存尝试，即是受人指令，志在煽惑，……严行査拿，按律惩治，为猖狂恣肆冒不韪者戒！”
裘平治是个湖北商人，不知哪根神经搭错了，还是吃饱了撑的，不好好做生意，到处呼吁“帝囯立宪，缓图共和”，正好撞到枪口上。
接着，参政院提出复辟言论“有淆乱国体，离间五族，危害清室，惹起外患，酿成内乱诸大害”，请求照《新刑律》内乱罪依法惩治，防患未然。政府也发布了查禁复辟谬论的命令：“查紊乱国宪，《刑律》订有专条，法令森严，势难姑息。嗣后遇有诞妄之徒散布此等莠言者，即当严加禁制，其或显有不法行为者，应即随时查拿，按照《刑律》罪分别惩办。”
其实，袁世凯从来也没想过让大清国死灰复燃。不过，复辟帝制的鼓噪又让他看到了希望，毕竟还有人幻想回到有皇帝的时代嘛，说明恢复帝制还有一定的社会基础，关键问题是皇帝由谁来做。
1914年11月，袁总统出席了政事堂专门讨论复辟问题的会议并做了重要讲话。他说：“宣统满族，业已让位，果要皇帝，自属汉族；清系自明取得，便当找姓朱的，最好明洪武后人，如寻不着，朱总长也可以做。”
朱总长指内务总长朱启钤。袁世凯说这话也许是半开玩笑性质的，朱是袁的部下，要做皇帝怎么也轮不到他呀。据参加会议的内务部次长张国淦回忆，老袁这段话“使在场的人深感其用心，正堪寻味也”。
我们中国“拍马屁”、“捧臭脚”之流向来是人才济济。也赶巧了，就在袁总统在会上说这个段子的同时，有一个叫张沧海的广东人，居然考证出袁总统是明末抗清名将袁崇焕之后裔，有根有据，有鼻子有眼，并编纂成袁氏族谱，上呈总统府。
这本族谱传到了梁士怡那里。梁秘书长多有心眼儿啊，看到族谱，如获至宝，这真是千载难逢的良机啊，赶紧借题发挥，向参政院提议：“请将袁崇焕附祀关岳庙，其文歌颂袁崇焕，使崇焕以前而有崇焕其人者，则满洲军将不能越辽河一步；使崇焕以后而有崇焕其人者，则满洲军尤不能越榆关一步，崇焕一日不去则满洲一日不能得志于中国。”
袁大总统听说后，更是眉开眼笑，龙心大悦，直夸梁秘书长有头脑、有眼光，会办事。
梁士怡的逻辑是这样的：袁崇焕是反清复明的民族英雄，袁世凯是袁崇焕之后，一脉相承，满门忠烈，老祖宗没有完成的反清大业，袁世凯做到了，他不仅逼迫清室退位，还做了国家元首。现在如果真需要个皇帝，又找不到朱明后裔，那袁大总统就是不二人选了。
正当国内的复古浪潮愈演愈烈之际，来自东邻日本的一个坏消息彻底搅乱了袁世凯的好心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