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家是这里最早的住户。村子在山路旁边的斜岔里，所以叫马岔里。马家当然就是村子里的大户了。
村子建在半山腰上，全都由一孔孔的土窑洞组成，高低错落，远远看去就象城市里的楼房一样。一个家庭人丁是不是兴旺，人是不是勤谨，只要看看窑洞的多少，就能说明一切。有的人家新旧窑洞一孔连一孔，有的只有一孔破破烂烂的凑合着。
村子上面是平坦的塬面，主要耕地全在那里；下面有一条小路，通到下边的河沟里，是全村人饮水的水源。
他家住在村子的中间，上面和下面各有一家，逞阶梯型建了三排窑洞。他家的窑洞最多，足足的五孔，使院落非常宽敞，有差不多三十米。分别有住房，牛驴圈和放杂物的地方。足见养父以及他的祖上是多么的勤劳了。
人住在最东面的窑洞里。屋里干净整洁，火炕上铺着厚厚的毛毡，后窑底立着一只大衣柜，两旁各放着一只连盖大衣箱，都逞紫红色，擦拭得油光铮亮。
养父到隔壁的窑洞里喂牲口去了。养母生火做饭。我怯生生在站在当地，不知怎么办好。正在这时，门口进来一个女孩，她穿着一身花衣服，头上扎着两只冲天小辫子，上下打量了我半天，冲她母亲问：“这是谁呀？他就是你引来的弟弟么？他叫什么？”
“我还没问。以后就是你弟弟了。”养母冷冷地说。
她回头盯着我问：“我叫马银莲，你叫什么？几岁了？”
“牛旺，六……岁。”我吞吞吐吐地说，有些怕她。
“你姓啥？”
“姓牛，叫牛旺。”
我又答道。
“姓牛？以后可不准姓牛了，要姓马了。叫马旺。”
“啥牛旺马旺的。”养成母冷冷地说，“外地人就是日怪。哪有名儿叫一个字的？咱可是有办法的人家，不是那些穷鬼，以后就叫财旺吧。”
“这名字好。我八岁了，比你大两岁，是你姐姐。以后就叫马财旺，不许再把那牛字给带出来的，记住了啊？”她叮嘱说。
我使劲点点头说：“记住了。”
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改我的名字。为什么不让我再姓牛。
饭菜很快便做好了，那名字非常奇特叫“荞面圪饦浇羊肉萝卜臊子面”。红红的羊肉，黄黄的萝卜，青白的荞面，油旺旺的汤，香味扑鼻，看得我口水都流下来了。
养母搬来一只牀牀让我坐在上面，舀了一小花瓷碗饭端了过来。我刚要伸手去接，她突然停住了，对我说：“你记着，以后你就姓马了，叫马财旺。我就是你娘，她就是你姐，他就是你爹。”
她指了指刚走进门的养父说，“叫爹！”
我抬起头，看了他一眼，没有吱声。我不知道凭什么要让我叫这个陌生人爹。
“快叫！要不就不给你吃饭。”她再次叮嘱，并把碗往后移了好远。
看着那诱人的饭菜，听着肚子里饿得咕咕的叫声，再看看那三双六只期待而又严厉的眼睛，既想吃，又害怕，不得不怯生生地低低叫了一声：“爹……”
“叫娘！要不可就没饭吃了。”马银莲也大声说。
“娘！”我冲着那碗饭很响地叫一声。
“叫我姐！”她走到我和饭碗中间，挡住碗说。
“姐！”
我把全家人全部叫了一遍，这才吃上了那碗饭。
也许是太饿了，也许是害怕，也许是太好吃了，我一连吃了两碗，都没记住那饭是什么滋味儿。
吃过饭，娘从箱子里拿出一身姐穿过的衣服，让我将那身破烂得象花鸨的羽毛般的衣服脱下来，换下那身花里忽哨的女娃穿的衣服。虽然看着别忸，但合身整洁干净，立刻感觉到浑身上下轻松了不少。我就象现在电视上的时装模特一样，拧过来扭过去，真觉得自己是掉进福坑里来了，以后可真正要过上活奢的日子了。
然而，到了晚上睡觉，躺在被窝里，尽管温暖舒适，可想起还睡在干草堆里的我的亲生父母，我就害怕得睡不着。现在的爹妈说他们都死了，死了就是再也见不着他们了。以后就得我一个人在这完全陌生的地方呆下去了。不知以后，他们会对我怎样，还能不能象今天这样吃上这么好的饭菜呢？会不会打我呢？如果有人打我骂我，有谁来保护我呢？亲爹亲娘是永远也不会看我来了。可没有了亲爹妈，这世上还会有谁来关心我，不让我害怕呢？我是这家的人么？是我完全不认识的人家里的人么？
我又害怕又伤心，低声哭了起来，泪水象雨滴一样汩汩地流淌了下来，打湿了用荞麦皮装的枕头。我害怕发出的抽泣哽咽声被他们听见，赶忙用手捂住嘴巴。
过了几天，娘将一只书包挎在我肩上，让姐领着我去上学。
叔叔马连海是村里的纠首，是村里最有势力的人。只有他家办着私塾。村子里有点钱的人家给他家缴一些费用，便将孩子送去上学。
他家在村子的东面，是全村唯一建有瓦房的人。由于父亲与叔叔早已讲好，就让姐姐领着我去。私塾就设在那明亮的瓦房里。
姐姐将我交给私塾先生便回去了。
先生姓蒙，戴付眼镜，眼镜从鼻梁上滑下来，搭在鼻尖上，瘦长的脸，嘴唇上下有些淡淡的胡须。他弯下腰打量着我，问了我的姓名年龄，先让我拜了挂在正面墙上孔子的像，然后拜了蒙先生。他将一本薄薄的书交到我手上，说那叫《三字经》。我坐在最前排的位子上，跟着同学一起随着先生读上面的字：
“人之初，性本善；性想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
先生读一句，我们跟着读一句，朗朗的读书声从窗户里飘了出去，传得很远……
那时是不许女孩子上学的，尽管姐姐是亲生的，我是捡来的，但家里还是让我来读书。她只能将我送到教室门口，就掉头走开了。
先生每读一句，脑袋都要转着圈前后左右摇晃好几下，声音也拖得很长，听起来就象唱歌一样，又好象是在念经。
读上好几遍后，先生就给每人发一个沙盘，让我们用一根小木棍在沙盘上写刚读过的字。嘴里不停地读着，读一个写一个。将沙盘写满后轻轻一甩，沙盘里的字便消失了，平坦如镜，然后继续边读边写。后来有了石板，用白色的石笔写字，字写得多，也好看，还能保存，让先生来检查。
先生对我们管教得很严，有个学生不讲卫生，经常不洗脸，他就让他在尿盆里洗，还让用玉米芯子来擦脸。不过，只要不调皮捣蛋，违反规矩，他还是对大家非常宽容的。有时也打板子，但打得很轻，一点也不疼。
我是被马家捡来的，同学中一个人也不认识，从来没违反过他的规矩，更不敢调皮捣蛋了，只是用功学习，常常受到先生的夸奖。
渐渐地，我由胆怯拘束，变得勇敢和开朗起来。我就象一只快乐的小鸟一样，在私塾和家里飞来飞去。我早早来到教室，打扫，擦拭桌凳，给先生打水，诵读课文，甚至早早就开始学习描红了。
在私塾的那两年，是我一生中最快乐最值得回忆的两年。我甚至忘记了我的亲生父母，把这里当成了我最温暖最舒适的家，把马岔里当作我真正的故乡了。
然而，好景不长。象许多人家一样，马家让我读书并不是想让我出人头地的，而是只要识几个字，以后能记个账，写个信，不是睁眼瞎就行了。到那里上学只不过是为了去扫盲。除了叔叔家的孩子，其他人家只不过是把私塾当作是扫盲班罢了。
两年后，我刚满八岁，父亲就让我跟着他去下地干农活了。而且，不仅农忙时要干活，即使在冬天农闲时也不让我闲着。本来，象洗破布条是女孩子的活，但我的姐姐，比我还大两岁，她却什么也不干，母亲让我把破布条洗干净晒干，冬天没农活时将破布条一块块抻展、拉平，然后用石头压住，等到夏天时抹袼褙，做鞋。在昏黄的油灯下，我低着头认真地一块块抹拉着洗好的破布条，姐姐却坐在一旁边嗑着瓜子，边指导着我，对我做的事指手划脚，挑三划四，却从来都不帮一下忙的。
一个八岁的孩子干农活能干什么呢？不过，人要是强迫一个人做点什么总是能想出办法来的。
父亲让我点种。
点种别看好象出得力气不大，但操得心却不小，费的力自然也是很大的，只不过，没有做过的人是不会认识到的。我在八岁时就体会到了那活的可怕了。
我胸前挂着一只沉甸甸的种子袋，细细的带子勒得我脖子生疼，阵阵发酸，拽得我头也仰不起来。每当点下两粒玉米就必须准确地用脚踩实，只要步子稍稍乱一次，就可能不是点不上种子，就是踩不到种子上，就会受到父亲的责骂。
塬面上的地非常狭长，每种完一垄，都要走很长的距离，只有走到地头，才可能借往种子袋里添加种子的机会喘口气。
由于刚学着点种，手脚很不协调。要在手点下去的同时，脚就得马上跟进，要不然就赶不上趟，耽搁功夫同样是要被责骂的。
我点得非常吃力，额上的汗水象雨点一样往下滴，两条腿沉重得象灌上了铅。我抬起头看看前面的牛和父亲的背影，多么渴望他能停一停，歇一歇呀，但那牛那人好象吃了人参果，越走越快，越走越远。
就在我分神的时候，一脚踩得偏了，刚点下去的一窝种子没有踩到土里去。我刚想退后一步补上一脚，忽然，父亲就象后脑勺上长了眼睛似的，居然好象看见了我没有踩中，猛一回头，“啪”地一皮鞭就狠狠地抽到了我的背上。只穿着一件薄薄的单衫的背上一阵火辣辣地疼痛。
他吆住牛，回过头冲着我大声骂道：“瞎了你的眼了？点下去的种子干嘛不往住踩？不踩实发不了芽，秋后吃啥喝啥？你狗日的去喝西北风？你这个没娘教的东西！”
我赶紧使劲将在地表的种子深深踩进了地里。
“看你的心眼有多坏！踩得那么深能发了芽么？成心使坏不是？”
他厉声喝斥着，飞起一脚就把我踢得坐在地里。
他打他的牛都没有那么狠呐。打牛时也只是用鞭梢轻轻勾一下，绝不会重重地去打的。而对我，不仅抽还要踢打！
但我一个只有八岁的小孩子，面对着比自己不只要强大多少倍的大人，哪敢有任何反抗呢？只能默默地把踩进土里的种子抠出来，再小心地踩进去，生怕没有踩好，再挨一鞭子。等到收了工。父亲拉着牛回去了。我没有跟着他走。而是一个人来到地塄边，坐在地畔上，面对着深不见底的沟，早已被委屈和痛苦折磨得难以抑制的泪水一下扑簌簌地滴落了下来。渐渐地，我由哭泣变得号啕大哭起来。我一遍遍地大声呼叫着亲爹亲娘，让他们来看看他们苦命的孩子。为什么就那么悄悄走了？把我一个扔在这样一个谁也不认识的村子里，让人骂让人打，让人骂没娘教，没爹养！
亲爹亲娘啊，你们在哪里呀？
委屈的泪水就象决了堤的河水一样，汩汩地流淌了下来，落在脚下刚发芽的小草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