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媛
我跪在菩萨面前，头低至尘埃，泪水顺着鼻尖流到草编的蒲垫上，瞬间没了形迹。我眼前的神坛上有盛开的莲花，莲花上有救苦救难的菩萨。我也要人救，将我从怨恨中救出来。我抬头看着母亲，她装在镜框里，摆在神坛上，高高地看着我，如当初守护我的样子。
村里的丧事总管，是个利索的六旬老人，一见到我就将各种与丧事相关的词塞进我的脑子：唱丧歌，做道场，指路，烧冥屋，封栓，抬柩，出山，呷豆腐……
不知从哪天起，我不再想和母亲联系，我已经三十八了，母亲在我这个年龄已经有了当外婆的心思。是什么环境让她在这般环境时就如些洗礼呢？怎么在同样的年龄，当我还觉得自己可以任性的时候，她就这样心甘情愿承受生活的磨难呢？
母亲的丧事进行到了第三天，和尚坐在我右肩十厘米处的木凳上念经，口齿清楚，声音成片，我仿佛听见了许多，又仿佛什么也没有听见。
不知是谁先开口了，就像打开原本鼓胀的气球的口子，母亲坐在黑暗里说了一宿。我用从来没有过的安静，坐在她对面，听她讲她的光阴，从她的十八岁讲到六十岁。这是一个月前的情景了。
我想如果我早些去了解母亲如何处理自己的生活的，也许我对她的怨恨不至于积得那么深。但是母亲除了让她的声音变成让人无法忍受的燥音，将我赶得更远，我似乎从来没有安静下来，听她好好说说她的来历。这么多年了，她的曾经的生活已经成为了她自己和女儿之间的一道屏障。
逃离母亲，我并不幸福，甚至常常痛苦。
某个与我同居最久的男人说我越来越像我母亲了时，我大声说不可能，永远也不可能。我怎么可以成为那个我讨厌，甚至想逃离的女人的样子。于是我经常照镜子，因为害怕被这个男人撞见，每次照镜子都仿佛是一桩秘密的罪恶。我时常在黑暗中，借用月光，久久地凝视着镜子中的自己。我在镜子中的自己的脸上发现了母亲的轮廓——一脸哭相的样子——于是我更执着地看着镜中的自己，调动浑身所有的神经，以虚化母亲的轮廓，然后将她彻底抹去，让完全属于我自己的形迹留在脸上。
打小母亲喜欢把我称为“我崽”。我却竭力逃避母亲。从生理年龄上讲，我应该也到了快当奶奶的年龄了，可我像逃避母亲那样，竭力逃避婚姻。我知道是婚姻让我母亲变成现在的样子。
母亲打出生起，就被四周的人冠以“嫦娥仙子”的美称，可她也只能在饥饿中嫁给了比自己大十岁的男人，也就是我现在的父亲，一个跟着继奶奶（继奶奶是父亲的第三任奶奶）长大的孤儿。
在我母亲最美好、最鲜嫩的年华里，体格壮实的父亲除了在她身上多次播种，从没有想过他还负有施肥、浇水的责任。他的好身板让他尝到了匍匐在母亲身上时大汗淋漓的畅快。
母亲先后拖着我们三姐妹——父亲并不想承担责任，母亲轻意就能说服父亲配合她避孕——辗转于田间、山坡、河塘。在我十八岁的时候，母亲看着我，突然看到自己老了，丑了。发现自己一切都失去了，母亲开始寻找罪魁祸首。要说有罪，人人都有罪，我外婆不应该为了七斗米将母亲嫁给了上无片瓦，下无站身之地，双亲双亡的父亲。
我父亲是最大的罪人，他是个看见鸡蛋就幻想“鸡生蛋，蛋生鸡；鸡换金，金换牛；牛再换金，金换房子美食；他连去哪家下窑子都想好了”的人。摊上这样的男人，母亲把眼泪当饭吃，打掉牙齿往肚里吞。她开导自己，可以补偿所有这一切的人质——就是我们三姐妹——被她紧紧拽在手里。姐姐后来死了，埋在母亲种菜的土地里，天天陪着母亲说话。
我也许确实应该为母亲的命运负主要责任：姐姐是在青黄不接的季节出生，父亲撒下姐姐这颗种子就外出打溜了，半年光景，人不见人，钱不见钱。姐姐出世头三天靠外婆送来的两升米度日，三天后，母亲只能煮锅红薯带着姐姐吃一天，母亲的乳房被姐姐吸成了空荡的破布袋。母亲捂着被姐姐咬得火烧火燎发痛的奶头，流下的泪水被姐姐当成奶水舔舐。姐姐已经五个月，食量大了，眼看哭得快要窒息了，母亲擦于眼泪把奶头依旧塞进姐姐口中，身上像插满了管子，把她的经血全部吸走了。母亲无力地倚着门槛，身子歪在一边，仿佛一堆散了捆绳的枯柴。
吃锅蒸红薯过一天的日子，母亲带着姐姐一连过了三年。即便这样，母亲也是有计划的，一天蒸几个红薯，一餐吃几个。三岁的姐姐不晓得母亲的划算，散了几个红薯给玩伴吃，母亲回家把她吊起来打个半死。
姐姐终究没有熬过。夺走她生命的不是食物，是散落的脑浆。姐姐五岁那年，母亲为了多攒些工分，利用午间打盹的空闲顶着烈日去队里帮着拆红砖窑，姐姐哭着要去，母亲打她拽她，她还是哭着跟在母亲后面爬了上去。站在几米高的红砖窑上，白花花的太阳光刺在姐姐的眼睛上，她一脚踏空，摔到地上，脑浆涂地。姐姐死后，父亲回来了，在母亲身上播下了我这颗种子。
生我时，父亲突然收心，不再出去打溜，决定去离家不远的小煤窑挖煤。母亲说是我有福，一生出来就有饿肚子，有饭吃有菜吃，有时还能吃到猪肉。
我妹妹出生就是个背时鬼，父亲下窑第五年，因为喝农药成了有用的瘫子——母亲后来一直称呼父亲为有用的老东西——妹妹这颗种子还在母亲肚里。母亲说妹妹有我有福气，一出生又有吃的了。
母亲总是不厌其烦地告诉我，做母亲就是牺牲一切。母亲的话很有说服力。她说的是她自己的亲身经历，她就是一个为了孩子而失去一切的女人。
母亲并非没有想过逃跑或离婚。她结婚头三天，第一天在继奶奶的厅房打地铺，蚂蚁爬进她的鼻孔，她的手成了耙子，伸进两个朝天洞里，像她白天把筷子伸进稀粥，什么也捞不着；第二天继奶奶去她女儿家走亲，父亲摆出一副当家作主的样子强拽着母亲爬上了继奶奶的床，垫在草席下的稻草发出的气味像陈腐的尸体上漂出的臭味，父亲在母亲身上爬上爬下，母亲怕下身流出的血染红了草席，夹紧双腿，死活不让父亲进入她的身子；第三天睡在继奶奶的阁楼上，继奶奶的棺材罢在那，父亲把席子铺在棺材下，母亲躺在那，像具僵尸般，满足了父亲。父亲听了继奶奶的话：女人一旦有了孩子就死活不会跑了
继奶奶是个会精打细算过日子的裹脚女人，一年要吃多少米，一天要耗几滴油，每餐要用多少盐，母亲一餐要装几碗饭，她心中一清二楚，却有算清楚母亲抵几个劳动力，她上山砍柴，下田插禾，田里土里样样有看相，喂猪喂鸡样样顺心。继奶奶的小脚让她走不快，并不妨碍她的小眼睛像黄蜂般叮在母亲身上。让母亲不敢吃饱的就是这双眼睛。父亲为了吃饱选择了逃离，他打着外出挣钱的幌子把家全权交给了母亲。
在阁楼上睡了半年后，母亲的肚皮像个发育不良的小西瓜，小小地拱在她的肚皮上。却像个吸血鬼，让母亲食量巨增。继奶奶犹如一个遭到偷窃的女人，一直声嘶力竭地咒骂。她那双不足三寸的小脚支撑她在村里绕来绕去，最后因为筋疲力尽瘫倒在路边，可是围在她身旁凑热闹的人群却支撑了她的精神。那些人故意用挑衅的语气撩拨继奶奶的斗志，她终于下定决心把母亲赶出了家门。
祖上一间日晒雨淋、无瓦有窗的破土房成了母亲的落脚地。夜里盖在母亲身上的是稻草编成的席子，白天闻到别人家饭香，母亲只能烧把茅草煮锅水，让炊烟从自家的灶房顶飘荡上天。父亲外出，半年没有音讯。母亲的心随着那攀沿上升的黑烟，破碎在无边的宇宙里，没了形迹。
在这场决斗中，父亲没有扮演任何角色。当他像寒风中卷起的枯叶身无分文回到村里时，见着他的人像讲述一个与他无关的故事那般描述母亲的去向、姐姐的来历。
母亲逃回外婆家，死活不来了。外婆日念夜咒，将“嫁鸡随鸡，嫁狗随狗”这句话钉子般扎进母亲的脑洞。母亲熬不过的不只是外婆的咒语，还有娘家哥嫂只差动手来驱赶她的脸色。
母亲是在回家的路上生下我姐姐的。从外婆家回来要走一段长长的山路，母亲被外婆拖着往前走，身体冷冷的，像个死人。走到半路的时候，母亲的裤裆湿了，嘴里飘出忽长忽短的呻吟。再后来，母亲瘫倒在地上，从两腿间流出来的血，迅速与泥土卷在一起成了褚色的血团。外婆从母亲的下体抱出姐姐时，望着秋风瑟瑟的田野，说，咱孙女名字就叫田野了。
姐姐死后，母亲把她埋在我家河对岸的土里，成了田野的一部分。
田野与山河一样，是个泛泛的称呼，并不是一个具体的名字。可对母亲来说，没有一个无名字的地方。她用自己在田野各处留下的印记称呼它们，“我种菜的地方”，“我插田的地方”，“我砍柴的地方”，“我女儿埋下的地方”……日后，母亲死后，会有人用她的名字来称呼田野里的某处，那时的人和此刻母亲怀念姐姐的心情是否会一样呢？
姐姐是在中秋节前死的。过中秋节那天，父亲不知从哪里弄回了两升大米，一斤毛花鱼，一壶米酒。姐姐死后，母亲对父亲的行为谈不上冷漠，但她一直拒绝与父亲同房。父亲喝了酒后，爬上母亲的身子，对着窗外的月光说：“会有更多的孩子的，用不了多久。”
母亲知道，父亲会在家里粮尽油绝之时离开。他留在母亲身边的时间犹如朝露不会太长久。许多次，母亲去远山里砍柴，想到父亲可能又悄悄离开了，就会慌里慌张地跑回来。母亲在害怕，无论白天还是黑夜，那些趁父亲不在家时，午夜敲我家门窗的男人，因为垂涎母亲嫦娥式的面容，变成了饥饿难耐的恶狼。母亲不想成为猎物，她用打糍粑的石臼抵在门上，每晚都这样。他们敲不开门，就敲窗。破房子像秋风中挂在枯枝的黄叶，摇摇晃晃，随时都可能被这些男人摇倒。
“娘卖乖的，把男人留在家里，哪来的钱盖房子。”
父亲咒骂母亲的那晚，听见母亲夜里唱道场式的哭腔，开始有了不一样的打算：再去外面跑一场生意，好歹就这一场了。他想到生活把眼前这个二十才出头的小妇人折磨得狼狈不堪，而她依旧对自己的男人心存眷恋，不由心生怜惜。这成了父亲留在母亲身边的一个理由。
母亲生下我之后，父亲去了离我家二十里远的小煤窑。有时是日出夜归，有时是夜出日归。无论是夜归还是日归，父亲从不空手而归：夜归时，他会顺道沿途从别人的田里扯些辣椒黄瓜，有时还会是李子毛桃，甚至是一条刚刚死去的鱼；日归时，父亲会挑担上好的煤，有时是帮自家挑，有时是帮别人挑，帮别人挑会赚些脚力钱。
父亲身板壮实，干活又卖力，干了几年小工后，窑里升他当了大工师傅，那些叫父亲师傅的小工会轮流来家里帮着母亲挑猪屎牛粪。来得最勤快的是父亲的大徒弟。邻居看着父亲提回家的猪蹄牛脚，由开始的羡慕转为了嫉恨。
村里开始注流传一种声音，说母亲人尽可夫。父亲最后知道，散播谣传的竟然是他最信任的大徒弟。大徒弟经常来我家帮工，像夫妻样和母亲挑着猪屎牛粪去田里土里。
大徒弟是个孤儿，他自陕西山里逃难到此，留在窑里，吃住也在窑里。父亲起先不愿意领他回家，可不花一分钱白捡一个长工，这笔账，只读了小学三年级的父亲算得清白。可他有看明白的是存在的隐患：母亲二十五岁，大徒弟二十六岁，正是相当的年华。
那年的夏季暴雨频繁，偶尔还来得突然。大徒弟想方设法勾引母亲。有天晚上，他讨好父亲，说想去禾田里照些田鸡（方言：给父亲补补身子。父亲没有看出大徒弟怀揣的邪念，还招呼母亲去给大徒弟照灯。母亲不想去，她说出“害怕”两个字时，父亲骂她“臭娘们，有卵用。”那是一个暗淡的夜，天上挂着的那轮月亮，四周长满毛边，风一吹，海藻般摆动着。大徒弟有意将母亲带到看不见村里亮光的山凹里。他对母亲说：“我已经离不开你了。”母亲骂了他一声：“扯白！”（方言：撒谎）
大徒弟一副嬉皮笑脸的样子，将身子往母亲身上倚，手在母亲身上游动，声音变得棉弱无骨：“师娘，你身子好软。”
让母亲逃出这个声音的是在山凹里守鱼的老人的咳嗽声。母亲摔开大徒弟，跑回家时鞋子丢了，火把熄了，头发散了，脚板被路上的洋铁钉扎出了血。她一点感觉也没有，只知道往前跑，往村里有亮光的地方跑。
那晚，大徒弟没有回到我家。自此再也没回我家。母亲拆洗大徒弟睡过的床上的被单时，发现上面有一团团凝结的白色透明物。掀开枕头时，母亲看到了一丝不挂的自己。是大徒弟用铅笔画在白纸上的，乳房高高隆起。母亲脸一红，看着没穿衣服的自己从纸上走下来，走到了田野深处，没了影了。
第二天，村里人下田干农活时，倚着锄头站在田埂上，三五一群，议论纷纷，田垄里闹哄哄的。村里人兴奋无比，有的人高兴是因为自己的妻子没有偷人；有的人高兴是因为村里最好看的女人成了有缝的鸡蛋，爬上她身子的愿望指日可待了；也有人难过，是因为再也不可以以母亲作为贞洁牌坊了。
之所以大家敢这样，有两个原因，一个是说母亲人尽可夫的人是父亲的大徒弟；二个是他们知道父亲骨头不硬。父亲听出了名堂，有作声，像个小偷逃回家时，浑身发抖。回到家里，他抡起扁担掀了母亲两下，父亲不知道母亲体内已经有了我妹妹。而我娘的腰痛病就此落下了。
村里出现任何大的事故，都会有征兆。比如某家有人意外去世，人们就会说，难怪前天晚上听到后山那只枯鸟（方言：猫头鹰）一直叫到天亮。比如某家遭小偷了，人们常说，难怪昨晚我听到村里的老黄狗的叫声不相同……
父亲喝农药时，母亲没有在自己身上感应到不寻常的现象。
父亲打完母亲就拴起房门在床上躺下了。母亲倚着房门唉声叹气。我那时才四岁，母亲的叹气好长好长，我迷茫地看她的泪水一滴一滴地流到房门门槛上。
母亲把我托付给邻居，独自拎起家里的菜刀和切菜的砧板站在村里最高处的土坡上，对着村里连咒了三天。咒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哪家乱说我偷人的断子绝孙，生下的后代有屁眼。村里人看戏般围在一起，母亲用力过大，散了头发，散了衣扣，不用费力就可以看见她白花花的胸脯。
发现父亲喝农药的不是我，不是母亲，是我家的狗，其实也不是狗，是狗吃了父亲喝药后呕出来的污物，死在马路边。
父亲送到乡卫生院去后不久，送父亲去的人中回来一个人，喘着粗气给母亲报信：赶快准备后事。继奶奶那倒是有现成的棺材，可她咒一声“这个短命鬼怎么可以睡我的千年老屋”，便关上门窗，没有一丝动静，就像家里有人一样。
刚好卫生院来了新药，救活了父亲，可伤了神经，他的腿软了，成了瘫子。父亲喝了足足一瓶胛胺磷竟然没有死，村里人都说是我早逝的爷爷奶奶给阎王爷行了贿。父亲回来那天，母亲站在村口放了挂鞭炮。以往村里迎娶新人或是抬回死人才会这样，有人知道她为什么要这样做。母亲心里明白，她在告别昨天，有人可以打倒她对生活付出的真心，从此担起这个家庭所有的辛苦，她坚信这样会得到好报。她扶着父亲进了屋。
村里有老人点醒母亲，说，吃了农药的男人，虚了真气，不多吃些营养，难以复原。家里新建的房子，一没盖瓦，二没攒楼板。母亲只想父亲快些好起来，她需要个男人来当这个家。那时村里六块钱一斤的鸡，六毛钱一个和鸡蛋，4块七毛六分钱一斤的猪肉。母亲天天准备一斤半肉，餐餐三个鸡蛋，三天一只鸡，就这样煮给父亲吃。天天如是。村里的鸡都被母亲买光了，有人当着父亲的面，说他成了母亲圈养的猪。
为了挣钱，母亲独自穿过田野，爬上山丘，走进村庄，一家一家去拾荒。第一次拾荒回家时，母亲在一片田野里迷失了方向。夜色昏沉让她分不清前行的路，几次摔倒在田渠水沟里。她伏在泥地上恸哭。黑暗吞噬所有的一切，她的意志被一股奇怪的力量给蛊惑了，她放下担子，走进路边的水塘。池塘里有蛙声，此起彼伏，有的像在求爱，有的像在寻找它们的母亲。她想到了我，和腹中的妹妹。她哭着逃离了池塘。
后来，母亲学会了以太阳、月亮、星星、池塘、树木、河流来确定方向。每次想起那次迷路，母亲就会在心里内疚，觉得自己几乎快要杀死了妹妹。
妹妹出生时，父亲只看了她一眼，就咒骂，野人崽。妹妹像母亲，越长大越像。父亲偏爱我的唯一理由是因为我长得与他几乎一模一样。
母亲越来越不爱笑了，她的声音倒是随处可以听到：快起床，帮妹妹穿好衣服，妈妈出去拾荒了；带好妹妹，饿了去锅里抓饭吃，自己吃，也要喂妹妹吃……
可母亲也有不说话的时候。为了帮父亲治病，母亲到处借钱，所有的药店都有她的赊账。村里能借的都借了。快过年的时候，一个我平时叫她爱姨的女人来家里要账，我知道她平时叫母亲姐姐。父亲喝药前，她来我家走动得多，经常坐在我家饭桌上，喝酒吃肉，笑得很开心。今天她还是叫母亲姐姐——只是腔调变了——人要一张脸，树要一张皮，欠账还钱，天经地义……
母亲像只受到触碰的屎克郎，身子缩作一团蹲在灶屋里烧火煮饭。那个女人的嘴一直有停，母亲一句也不回，默默地受着，不悲不怒，一脸寡淡。声音越来越大，招来围观，有些人是来劝解的，有些人是来看热闹的，还有些人看着母亲被那个曾经以姐妹相称的女人这般羞辱，生出些世风日下的伤感。
父亲从来不具备这样的担当，他去了哪里，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他没有出现在母亲面前。
自那天起，村里聒噪的声音里多了母亲的声音。母亲咒骂的对像依心情而定，有时是天气，有时是一只啄猪食的鸡，有时是倒下的锄头。她在灶火边煮饭时会咒骂柴火不好，去田野会咒骂锄头不锋利。
并非所有人都会收起他们的善心。父亲除了天天吃有营养的好东西，还要天天注射有营养的液体，村里新来的驻村医生是个刚刚毕业的大学生，他对母亲，说：“嫂子，我教你注射，以后你就不用在我这浪费这个手续费了。”当母亲使用过的注射器能装下几箩筐时，父亲的腿好起来了，母亲不再伺候他，反倒时不时吆喝他：
有用的老东西去田里扯把葱回来。
有用的老东西来帮我捶捶腰。
有用的老东西帮我去卫生所买包处痛片回来。
……
父亲像个没有脑筋的机器人，母亲按一下哪个键，他就完成哪个指令。
这样的日子一天挨着一天，像池塘里结着蓝藻的死水，生死全窒息了。
唯一能掀动这池死水，起些涟渏的是我家一面墙，墙上全是我的奖状，村里人都说我能考上大学。母亲有了新的定夺。当她认定了那个能为她命运负责的人是我之后，对我格外严格些，不准我外去看露天电影，不准我和同村男孩子来往，还经常和任教我的老师取得联系，不仅仅是关心我的成绩，更多的是看我与哪些人交往。她将我罩在她的护罩下。她想了解我的一切，只要掀开护罩，仔细盯着我就行了。
只有我自己知道，我在我家的阁楼上，有一个属于我的领地，在那里我可以做自己想做的事，没有人可以障碍我。在我家这栋住宅里，其他所有地方都是母亲的领地，因为母亲操持一切。这间废弃的阁楼，母亲不想再耗费她的体力，她觉得她有更多重要的事情要去操心——比如一个行为猥琐的男人会占用母亲些时间，他低估了母亲的战斗力，他以为母亲在众多的悲伤中会忘记许多的事情，他试图把一块母亲曾经借给他种的土地占为己有，母亲一向看重主权。
村里人不觉得意外，他们把时间推得更远些，就看到事物原本的态度。就在我继奶奶提出分家时，我母亲安身的那间无瓦有窗的破房子，后来修缮得夏凉冬暖后，继奶奶起歪心想收回祖业，母亲像铁棒忏到继奶奶面前，亮起嗓子大声说：“我嫁给你孙子，人一个，卵一条，这点祖业你要是想收回，你阁楼上那千年老屋就得搬地方了。”
谁都看得出来，母亲是个有担当的女人。只有父亲没有看出来，他打母亲，怀疑母亲，让母亲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一个让我讨厌的女人。
我想逃离母亲，逃离她的声音。而真正能让我离开母亲的是因为我考上大学了。多么明正言顺，我在心里欢呼，却挤出两行眼泪证明我的不舍。村里人围观在我出门上大学时的行李四周，各种复杂的眼神搅乱了我的情绪，我是真的想哭，有人看出我哭的动机：终于可以离开这里了。
一挂鞭炮送我离开村子后，村里人纷纷散去。很像是看戏的晚上，戏散了，村里人走到黑夜里，看戏前的兴奋成了爬上眼角的困顿，路边不时有狗的叫声。母亲回到家后，仔细查看了我的东西，没有带走任何东西，这说明我走得一点都不犹豫，仿佛一甩手就没有什么可眷恋了，这使母亲更加痛苦。她爬上阁楼，躺在我经常躺的位置，她的眼前出现我妹妹的样子，还有老鼠拉下的屎，蜘蛛结的网。
突然，楼下响起拍门声。“我满崽回来了。”她想，一个翻身坐起，“不会又出什么事了吧？”
我妹妹辍学去广东打工了，她不到十四岁。母亲在我身上倾注的心血太多，她忽略了对妹妹的监管。妹妹成了荒芜的野草，与姐姐坟上的野草没有两样。
只有母亲知道，征兆自妹妹出发那天起就存在了。不知为什么，自妹妹离家的那天起，母亲天天在家里哭。母亲看出些征兆来，死活要去广东找人，我考上大学后，县里、镇里、学校给了我些奖金，母亲用它作了盘缠，请人去广东寻我妹妹。
母亲绝望了，她的头，手，脚全凉了，她觉得全世界再也没有人比她更倒霉了，可是楼下传来了我妹妹的声音：真是满崽回家来了。
“唉，谢天谢地。”她想。
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妹妹推却周围所有男人的示好，只身嫁去了遥远的西藏，什么也没有带走，什么也没留下，仿佛要与这里的一切都切割似的从母亲的家里消失了。母亲送妹妹出门时没有哭，一脸喜气，说出去的每句话都显示她的慷慨，仿佛心里的石头都落地了，给人轻松的感觉。
谁都没有想，让母亲重新卷入战场的是父亲偷人。母亲打电话给我，说父亲想谋害她。其实是有征兆的，母亲早就和我说过，她看见父亲深夜起床，爬进了牛栏，那里关着刚刚成熟的小母牛，次日清晨母亲看见过母牛下体流出的鲜血。
村里一直有聒噪的声音，母亲成了那个声音最大的人，她像个兜售水果的小贩，不厌其烦地拉扯从我家门前经过的人停下来歇脚。对他们说，父亲看上了一个狗妇逼（方言：下贱女人），想谋害她，用电打她，用老鼠药毒她……
母亲她不甘心自己嫦娥式的美貌怎么就在父亲眼中丑得像只枯鸟（方言：猫头鹰），她像揭掉脚后跟的死皮那般抹去脸上的羞耻，跪在父亲的床脚边细数过去苦难。父亲一脸寡淡，说：“不要和我诉苦，我反正死也要和她（那个四旬寡妇）死在一起了，我要和你离婚。”母亲的左手握成拳头，擂在胸口，成了没有休止的单摆。她爬起来，背对父亲，说：“我死也不会成全你。”声音并不大，却有着不可更改的架势。
不仅仅是我，所有人都以为母亲神经错乱了，并非没有关联，母亲的哥哥就是神经病错乱后走失，几十年了，了无音讯，生死不明。
母亲开始在身上挂上形状各异的钥匙，家里新建的房子楼上楼下有十五间房，母亲给每间房都配了钥匙，她每天的工作除了一日三餐，喂猪喂鸡鸭，其他时间都在开门、锁门。
并非大家不尊重母亲，可大家相信眼前看到的事实，父亲只是个步旅蹒跚、身无分文的七旬老人，很难相信，他还能让一个刚刚死去丈夫的刚过四旬的寡妇归顺到他的袴下。
可母亲说得有凭有据。
我害怕回家，害怕接到母亲的电话。母亲来我家，我也害怕，她不再单独来，也不再把父亲单独留在家里，也不允许父亲单独来。父亲成了她的一把钥匙，他必须得拴在她的身上，在她看得见的范围内存在。路边牵连的狗，扒灰的母鸡，叫声嘹亮的公鸡，都成了她批斗父亲的证据。父亲的样子渐渐枯萎了。
让我相信母亲的，是我看见一些东西。我的金项链不见，我并不知道它不见了，因为我从没带过它，只是因为它是我家婆送给我的见面礼而固执地存在于我的世界。我随手把它搁在我几乎不会去碰触的某个盒子里，就再没理过它。可我认得它的样子，不仅是因为它式样老土得掉漆而让我记住了它的样子，最主要是它的吊坠上有个字母，是我名字的中间字的首字母，这成了标记，唯一辨识的标记。
这个女人分明在向母亲挑衅，她一天会从我家门前经过多次，而父亲会将眼球粘在她扭动的屁股上，并说些含晕带素的四律句子。母亲的喝斥他听不见，他身上像穿了隔音外套，他也不再像原来那样执行母亲的指令。是父亲的一句话让我肯定他彻底背叛了母亲——那天母亲像往常一样把背弯到父亲身旁，说：“有用的老东西，帮我捶捶腰。”父亲说：“我为什么要帮你捶。”我盯着父亲看了一眼，他一脸寡淡。我和母亲都不存在似的。
我没有去揭发父亲，我选择了逃离，远远地逃离了母亲与父亲。自此我不再回家，不再关心父亲与母亲的一切，他们的世界仿佛从我的世界消失了。从前的一切都从我的世界消失了，可我并不快乐，我甚至常常在深夜哭醒，我无法对我睡在我身旁的男人启齿，说我父亲偷人了，我母亲失心了。
在我逃离之前，母亲逢人就说父亲，一五一十地跟别人讲她看到的父亲的下作行为。还给别人看她身上被父亲打出的伤痕。她不再是那个整天守着田里土里打转的女人，她也不再把时间消耗在她的钥匙上了，她有了三个可以推心置腹的好友，有一个患了红斑狼疮，有一个患内风湿多年，一个有了老年痴呆的趋势。我回家时总能看到她们，有时那个有老年痴呆趋势的女人身旁还会站着她的孙子，那是一个十三岁的男孩。母亲会趁机高声谈起我如何保护着自己，生怕丢脸。母亲边说边笑，其他女人也都哈哈大笑。仿佛她们谈论的是一个与她们不相关的人。母亲有时还会说：“我崽都三十岁的人了，还不敢看我一丝不挂从澡堂出来的样子。”我满脸通红，母亲大声地擤鼻涕后，接着说，“这有什么不好意思，你从我肚子里出来不也是一丝不挂啊。”说着，她有意敞开自己的上衣，乳房像两只遭到重力拉扯的气球垂在肚脐处。她扯了扯那棵干枯的发黑的奶头，说，“你姐姐，你，你妹妹全是它喂活的。你父亲也靠它活着。”
母亲像是在自言自语，开始一五一十描绘父亲爬上她身子后的细节，背过身给那三个女人看她干得开叉的下体，接着说：“那个有用的老东西竟然说我老得像只枯鸟（方言：猫头鹰），把器具插进小母牛都比插进我身体要带劲。”
她的一言一行，都是她藉此抛却她曾经的美丽与青春。当她十八岁被父亲抱进门时，她曾那样小心翼翼地看护自己的身体，那个试图爬上她身体的大徒弟反咬一口让她背负娼妇的名声多年。可她自己心里清楚，她是干净的。她用她干净的身体养育她的三个女儿（姐姐死了，可母亲觉得她依旧活着）一个丈夫。她给外人留下了悍妇的形象，只有在深夜才会爬到田野，趴在姐姐的坟上哭诉她的不幸。
如果说现在的母亲不知羞耻，那是因为生活把她打磨成一个完全不知羞耻的人了。有人看出，她要通过自己的厚颜无耻，一笔勾销过去的生活，甚至，她想向所有认识她的人高声宣布：她曾经过于看重的面子与所谓的骨气实在是一文不值。
我在逃离母亲之前，我一直在和她做着各种斗争，我违背她的指令嫁给了一个大我十五岁的鳏夫。我结婚那天，我从她的眼神中看出来了，她已经意识到，她再也无法控制我了。
也许母亲走过了太多太坎坷的路，她筋疲力尽了。不知从哪天起，母亲信佛了，她的声音开始变得细致稠密，仿佛嘴里时时念着经文。
而我开始在梦里渴望母亲用她的大嗓门对我吼一声：回来，回到我的身边来。母亲像是不认识我似的，经过我身旁，不搭理我，只顾朝着站在田野里的姐姐走去。而妹妹，像个陌生人，经过我，经过母亲，经过姐姐，她什么也没有说，就这样自顾自的往前走。这样的梦我一连做了一周，仿佛梦要将我所有一切吞噬，淹没，窒息。
一周后，我回不到这样的梦里，却接到母亲打给我的电话，说她得了癌症，活不了几天，快要死了。听到这个消息时，我在我男人的头上嗅出一种怪异的气味，那是女人下体的气味。我恨自己为了这个并不爱的老男人背叛了自己的母亲。我想到了我姐姐，只有她会一直不变地在那个地方守着母亲。
我回到了母亲的身旁，挂在母亲身上的那串钥匙挂在了父亲的身上，母亲只是动动嘴：
有用的老东西去扫清我大崽的坟边灌木。
有用的老东西去把我的旧衣服捡些出来晒晒太阳。
有用的老东西帮我捶捶腰子。
……
父亲又归于母亲的指令。我坐在母亲对面，听她讲了一宿。临睡前，母亲对我说：“一周前，我夜夜梦到你姐姐背着付棺材朝我走来。”
安置母亲上床后，我独自走进了田野，我来到了姐姐的坟前，突然止不住大哭。我想到了我的梦，身子不停地抖动，某种征兆让我开始恐惧。我孤孤零零地立在黑夜里，风吹动田野发出的声响，听上去像姐姐的呼唤。
我仿佛才想到，妹妹嫁去了遥远的西藏，我得通知她回来陪陪母亲了。
我依旧跪在蒲垫上，鞭炮声从老远响起，异常长久。妹妹回来了，跪在我左边的蒲垫上，像我回家时一样安静。她的左边也摆了一个蒲垫，没有人。父亲有时会站在那儿，他并不跪下，像是为姐姐留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