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戈尔曾经这样讲过：“世界上还有什么事情比中国文化的美丽精神更值得宝贵的！中国文化使人喜爱现实世界爱护备至，却又不致陷于现实得不近情理！他们已本能地的找到了事物的旋律的秘密。不是科学权利的秘密，而是表现方法的秘密。这是极其伟大的天赋。”这位世界著名诗哲对中国文化有深切的体察认识，论述了其突出的特征。我们所研究的文学理论作为中国文化的精髓，不仅要反映自然、社会和生活的美丽精神，掌握深刻的思想底蕴，而且要“找到事物的旋律的秘密”，揭示其规律、规则和基本原理。“表现方法的秘密”，比较明了，指对文学的创作方法、手段和技巧的研究。这些问题实际上关系古今中外文论的实质，是文学理论研究的出发点和归宿点。
文学理论的根底是深远的。早在公元前4世纪初，古希腊文学闪耀人类文明的奇异光彩，随之划时代诞生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文艺理论，提出了“文艺是对现实的摹仿”的观点，并指明它的认识作用和教育作用。那时中国正是“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时期，另一个世界文化巨人孔子，讲《诗三百》是“思无邪”，“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探讨《韶》《武》音乐，提出文学“尽善”“尽美”的要求。之后《毛诗序》将诗的言志、抒情结合起来，揭示了文学的本质特征。魏晋开创了中国文学的崭新时代，树立了“风雅兴寄”“魏晋风骨”的文学主张，表现了高度的文化自信与艺术自觉。从14世纪开始，西方伟大的文艺复兴运动，开辟了人文主义的文学道路。随之是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和象征主义文学艺术的发展。在现代文学中，影响深刻的有黑格尔关于艺术和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的论断、叔本华“生命意志”的理论、德里达“解构主义”、巴赫金的“对话”学说等等。文学理论在几千年的岁月中不断产生、淘沥，结晶成人类智慧的“金苹果”。中外文学理论形成它本质的思想取向：一方面是表现人的生存，探索人性问题的“本体论”；另一方面是研究艺术想象、典型创造等问题的“认识论”。文艺学是在否定和被否定、建构和解构、碰撞和颠覆中探索前进的。它的内容是繁丰的。它的发展是必然的。文学史有扎实的根蒂，文学理论有雄浑的思辨力度，文学批评有蓬勃的活力。应该看到，文学是人类最精深而生动的审美形态。
现代文学有更广大的理论视阈和实践视阈。文学作为一个民族文化深层内蕴的体现，它以其柔脆性接受着当代全球经济化和高科技的影响，以其包容性在本民族和异质文化渗透融合的文化语境中活动，尤其坚韧地保持文学的主体性，尽可能地蕴含人类知识信息、生命信息。文学理论以探讨它的文化深层密码为逻辑起点，切入当代文学现实，揭开社会和写作本身的“遮蔽”，从真正的文学意义上描述“过去时”“未来时”的实质性建构和“现在时”的运行图志。我们应该研究这些文学事实：“五四”文学“全新的内涵”和“全新的表现形式”，对中国传统文学的变革和改造，以及承继的血脉联系；“文革”造成文学空白、异化和饽论；20世纪80-90年代文学思潮喧哗，和而今萎颓低回的态势。十分警醒地意识到，艺术丧失、现实生活丧失和阅读效应的丧失，关系到文学生存的命运前途。我们紧要的是实现古典艺术智慧向现代深度的历史性转型，重构文学艺术审美价值和社会价值，建立人文体系和包括概念、思维、艺术表现方式、技巧在内的文学艺术体系。
我在文学理论讨论中，选择长期困扰且质疑的几个论题。提出“文学形态”命题，从文学生成过程、内在结构与表现形式方面，揭示文学的本质与特征；提出“文学言语生命嬗变”的命题，探讨文学推衍变化中个人言说、“对话”的“语言艺术”，认知文学发展基点和原动力是文学潜在的言语生命力；提出“当代文化范式可能性探求”的命题，分析文学流派、类型及艺术特色，以求得当代文学范式可能性的途径；提出“建立‘召唤结构’的智慧诗学”的命题，在当代文化诗学背景下，激发主体智慧与创作精神，努力建立一种具有“活性效应”的阐释过程与理论框架。
一、“文学形态”的概念与范畴
对于文学，我们应该研究——它怎样存在和如何表现，十分关切地注重文学的流变过程、文学的形式发展和文学独特的审美特征，从而掌握其艺术本质与精神主旨。任何板滞、虚妄和平庸之举都是要不得的。文学不应该从其他方面观照、解释，一切理论与实践都应该归属于它的本身，探求其本体的、充满生气活力而又科学的体系。我认为，这种体系以“文学形态”为命题，为总纲。
言其总纲，指在文学思维中提出“文学形态”问题，从那广大且笼而统之的意识形态中，以艺术的审美性和言语的生命特征把文学“解放”出来，实质性地凸显文学的主体作用。简而言之，“文学形态”就是在此身的建设中，文学性质、规律和途径因“形态”而有脉络，文学现象和文学活动自然而然地深入其本质，才是“文之杻纽”；另一方面，“文学形态”是我论撰的总纲，在学理上建立它的定义，阐述它的范畴，使“文学形态”这一体系能够比较全面而系统地反映文学的整体面貌，揭示文学的深层内涵。
提出“文学形态”的论题，鉴于研究文学的历史和现实建设的前提，把文学像研究生物体、语言构成一样纳入“形态学”范畴，从文学生成过程、内外部建构和表达方式直接而深度地揭示文学的“存在与表现”的本真状态，注重创作中生活原生形态的还原再现，深入地解决文学的共时性结构互动、历时性范式转型的问题，使文学审美本质和语言艺术特征现实化和具体化。从而概括文学艺术原理，研究“什么是文学”的多义性形态；分析文学的发展过程，证实“文学如何存在”的历史流变形态；掌握文学的艺术方法，探求文学“怎样表现”的自身建构形态。在此，文学形态与意识形态、文化形态、艺术形态、语言形态比肩而立，有自足的理论体系，由它自己的形式、规则、表现方式和艺术范畴，诠释、求证和发展。
二、文学言语生命的命意
朱光潜指出：文学艺术是“美感教育，不是替有闲阶级增加一件奢侈，而是使人在丰富华美的世界中随处吸收支持生命和拓展生命的活力。”[1]我们建构的立体的动态的文学形态，旨在创造人类精神赖以依存的“丰富华美的世界”，实现审美性与语言艺术的完美结合。文学凭借着语言实现对社会生活的审美把握和艺术表现，反过来语言又以其结构、话语形态参与和规范文学活动，而且文学以语言表现唤起表象、感知和想象的方式作用于读者。所以说，只有当审美意识取得创作、接受凭借的语言形态之后，文学才能成为现实。
文学语言的内在潜质，表现在它是一个民族的历史和文化的积淀，是多少代人经验和心理的储蓄。用德国语言学家洪堡特的话说，“语言的所有最为纤细的根茎生长在民族的精神力量之中”，“每一语言都包汇着一种独特的世界观。”[2]中国诗学反映“安社稷”“济苍生”，尊重血亲家族的观念，呈现伦理性文化形态，“发乎于情，止乎礼义”，与田园山水描摹相关联，大多以抒情言志为主，运用“赋”“比”“兴”手法，创造意象和意境为最高品质。西方诗学侧重于科学、理性，歌颂英雄，彰扬个性，反映社会历史背景下个体行为与命运，产生了大量的史诗和悲剧。重在写实，以象征、暗示、隐喻等手法增强艺术效果。所以，承载与传达中西文化的文学语言，处于一个非常活跃的状态，不仅富于个性，各呈风采，而且更自由、更具有丰富的潜在审美空间和表现力。
实际上，文学语言是文学主体创造性的表征。作者在使用语言创作时，融入了血肉情感、自我生活体验和生命智慧。苏珊·朗格就讲过艺术结构和生命结构相似的看法。文字语言由一般的组合表意的“完成状态”进入到创造状态，超越了语言，表现个体经验和风格，并以饱和的艺术形式指向了语境。主体有意识的或无意识的心理形式上升为文学“语言活动”，再让它流淌汇入一个奔腾不息的言语之流中。文学语言不仅吞纳着深邃的思想、情绪和生命讯息，呈现出新的面目，而且辐射着公共交往关系的话语实践行为，产生广泛的阐释可能性，最大限度地凸现和激活了“语言”的生命内涵。由此可知，“言语生命”是文学形态深层次的内核。文学能够跨越时空的存在，就是以建构——解构——重构的形式，处在言语生命的链状中，形成了广阔而深入的“对话空间”。康德、黑格尔都强调，文艺和美要有“生气灌注”的精神。“生气”，一是指鲜活的生命气息；二是独创的、个性化的艺术力。文学在对象化过程中，不停地抉择表现的内容，更易变化的是形式，而形式是由“语言”的创构完成的。“言语生命”体现在生动的形象的表现里，而且潜存着超验的形而上的审美韵味和语境。可以刻板地形容，文学言语生命因为内容而有思想深度，因审美而有艺术高度，因阅读范围而有接受广度，因历经时间而有流传长度。所以，文学言语生命的实质，就是文学深刻的思想与高超的艺术结合一起，产生强烈的广大而久远的审美价值和社会效应。
三、当代文化范式可能性探求
文学是文化的精粹部分，是艺术的最高形式。海德格尔讲，文学是“诗意的栖居地”，就是创造人类充满智慧的生命与艺术活力的审美世界。在文学“言语生命”链状上，旧的文化范式在消解，新的文化范式在不停地产生。文化范式是在历史的、社会的、主要的是在艺术本身的力量作用下发生着转型。文化范式转型往往释放出新的创造力，以崭新的范式展示结构性的文化生态互动。俄罗斯批评家尤里鲍列夫在他最近撰写的论文《20世纪文学与理论的特征以及新世纪前景》中，指出：“我们要谈的是主要的（稳定的，但也有不同变体）范式——对人的幸福的寻觅。这个范式在每一个时代里被具体化，以具体而独特的样式表现出来，而确定整个时代生活品格。”[3]无可置疑，“文化与人类之新的存在方式”，“是由文学来提出”。上古爱琴海岛古希腊罗马文学是欧洲文学的滥觞，产生了伟大的“荷马史诗”。另一世界文学的支流在东方阿拉伯半岛出现了，它就是希伯来文学和基督教的《圣经》。到了中世纪，但丁《神曲》叩响了地狱人间天堂交响曲，禁绝罪恶的肉欲，将希望寄托于天堂。14至17世纪，文艺复兴运动以人文主义光彩照亮人类的意识空间，拉伯雷《巨人传》、塞万提斯《堂吉诃德》，尤其是“时代灵魂”莎士比亚创作的戏剧，描写现实世界，否定神的主宰，颂扬人的理性和力量、价值和尊严。而后以张扬个体精神自由的浪漫主义，和深刻反映现实生活的现实主义，影响相当深远，几乎贯穿于文学发展的整个过程，而且成为优良的文学传统，至今仍有不可磨灭的艺术光彩与魅力。前者有诗人雪莱、拜伦和普希金，写下了光辉的诗篇，后者如巴尔扎克《人间喜剧》和列夫·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复活》等作品彪炳千秋，成为人类文学艺术的里程碑。而现代主义文学范式，宣告世界是荒诞的，人在根本上是孤独的，创造了意识流、象征结构和黑色幽默等新颖的艺术手法与风格。
中华民族几千年文学成就了绚丽多彩的文化范式。《诗经》和《楚辞》开拓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源头。唐代的诗歌是文学的黄金时代，也是文学艺术的高峰，体现了盛唐时代的精神面貌，凝结了华夏民族艺术的精神特质。李白开创了俯仰天地慷慨大气豪迈飘逸的一代诗风，杜甫写下了“沉郁顿挫”的忧国忧民的千古诗史，白居易、李贺、李商隐、杜牧诗歌各有千秋，争奇斗美。韩愈述理兼长的散文，柳宗元的山水小品，以及王安石、苏轼行文谨严缜密、舒达自然的美文，丰富了中国散文的表现方法和文学语言。宋词是隋唐以后燕乐而歌的长短句，苏轼、辛弃疾等豪放派词人气象恢宏豪情壮怀，柳永、李清照等婉约派词人词调柔美意味蕴藉。元代杂剧，王实甫《西厢记》等优秀作品，显现中国戏剧的时代特征和艺术大观。明清小说引人注目，《三国演义》《水浒传》和《西游记》，是历史和民间传说、文人创作共融的文学范式；而反映人间世情的《红楼梦》，表现了人类悲天悯人的情怀，是中国文学中表达现实生活的典范与艺术的高峰。在现代文学中，曹禺《雷雨》，写上流社会封建家庭的乱伦题材，深刻地反思人类命运及其终极关怀问题。高行健创作的小说《灵山》，探求人对自然生存、文化精神生存的状态，表现人性异化以及人类生存困惑问题，获得2000年诺贝尔文学奖，瑞典文学院认为他以“刻骨铭心的洞察力和语言的丰富机智，为中文小说艺术和戏剧开辟了新的道路”。
另外，我撰著的《中国新诗百年概略》，解读典范新诗文本，分析新诗流派，探讨新诗表现艺术，建立中国新诗发展的轨迹坐标。《散文品美十八讲》则从不同的艺术表现角度，研究中外古今散文的审美艺术，挖掘作家在创作中的经验和智慧熔铸的艺术个性和风格，尽可能地揭示其特点。论著中还以较多篇幅解析中外文学，力求在文学批评的视域中进行新的认知，创构审美学理意义。胡适曾经说：“文学的革命全靠能用一个时代的活的工具，来表现一个时代的情感与思想。”[4]这个活的工具就是文化范式，同时也体现一个时代的精神与艺术风貌。我们的研究，应该为探求当代文学转型意义的文化范式的可能性，提供必要的理论依据，寻找行之有效的路径。
四、建立“召唤结构”的智慧诗学
智慧诗学是当前文学研究中的一门显学。它以现实性品格为生命力，研究文学的艺术性和文学的深度模式，落脚点在于实现文学的艺术表现力、审美价值力和发挥社会功能。在诗学中，历史文化被视为文学背景，文本作为审美对象，它是某一历史文化的产物，也是作者生命体验、生活经验与艺术实践的智慧成果。文学理论追求智慧阐释与“活性效应”的过程。所谓“召唤结构”就是以崭新的语意结构和严谨、科学而又自由灵活的表达方式，展现丰富的精神与文化内涵，开掘具体与抽象相统一的艺术蕴含，感召人们领略真理奥秘与艺术妙谛，进入一片真实且深湛的美学世界。
我们的文论研究既着眼于统观文学的整体现象，又注重具体入微的文本阅读。“积小以明大，而又举大以贯小，推末以至本，而又探本以穷末[5]。”在文学话语空间中，形而上地宏观探讨中西浩瀚淹博的文学体系、艺术流派和风格精神；更本质更直接地对千古流传的有生命力的经典阐释，透视一个民族的文化命脉和精神内核，认知那些天才艺术家独具个性特色的审美艺术，体会那些无比丰富的感情，无比替代的价值，把握其生命体验、艺术魅力和思想深度；在撰著过程中，坚持科学诠释、灵活表述和深入探究，尽可能地使灵智与韵味贯通，切近那鞭辟入里的精赅之论，达到一定的（有价值有贡献的）学术水平。
注释
[1]淤朱光潜：《朱光潜美学文集》，第二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
[2]于洪堡特：《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7页、第70页。
[3]淤尤里鲍列夫：《文化范式的流变与世界文学的进程》，《文学评论》，2003年第3期。
[4]淤胡适：《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上海良友图书馆印刷公司1935年版。
[5]于钱钟书：《管锥篇》，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17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