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明春 《人民日报》称我为“全国养鸡大王”
渴望转正的农民工
我是瓯海梧埏大堡底村人，1965年毕业于温州勤俭中学，因父亲早年经商做过生意，出身不算好，从此我便开始了艰难人生。先是在父亲的食品经营站上班——“亦工亦农”。从1966年到1979年间，我在经营站收猪、杀猪、卖肉、加工，当会计、当出纳，勤奋好学使我几乎干遍了经营站所有的工作岗位。
很快，我这个20多岁的农民工当了副站长。我心里慌兮兮地对站长说：“我是农民工，能领导‘工人阶级’吗？”站长安慰说会给我转正的。这使我又惊又喜，转正，这就意味着我会有城镇户口、职工粮食关系了！那时我对“工人阶级”是极其羡慕的，每月发工资发粮票，看病到单位撕一张“三联单”……
然而，我这个农民工副站长的日子并不好过。那时农户养的猪全部由国家收购，农民没有积极性。生产队畜牧场的猪瘦得头上长角，农家的猪私自宰杀就要没收……我身为副站长，一方面要代表国家利益，另一方面心底又很同情农民。于是在梧埏区长支持下，我凭着手中一点小小的权力，就出台了个土政策：一头猪收购21公斤，余下的由农民自行处置，对此农民很是快活。但不久在“两个凡是”原则的衡量下，我被说成是支持资本主义。市食品公司也怪罪下来：生猪收购不上来，就是因为你支持这个土政策，还说我这个副站长是“雨伞骨底戳出”！矛盾由此产生，领导啖我以利：你何必固执己见，按上面的意思办就是了，要不你这农民工的副站长恐怕就难转正。
我生性耿直，负气地说，我一个月才28元，回家去河里摸螺蛳也有30元，不干了。
全国养鸡大王
农村一是养猪二是养鸡，养猪要一年，养鸡只要120天，于是我就选择了养鸡。在市场需求的推动下，我不断创新，不久即推出了浅笼高密度饲养技术（1983年华东五省市在温召开会议推广这一技术，温州人所说的“牢监鸡”由此产生）。当时我在自家猪圈上养鸡，一天有个鸡贩见我一下子出手200只活鸡，紧张兮兮地说，这么多鸡是哪来的？不会是偷来的吧。新技术随之被广大农民所接受，温州地区肉鸡产量大幅度提高。我也因此成为温州乃至华东地区规模化养鸡的带头人。
此间，我还在温州首次试验成功批量电箱孵化小鸡，每箱一万只蛋，一次投入十几箱。当时梧埏区公所的16名干部，有15人在家养鸡，于是有人戏称区机关是“区鸡关”。
然而危机也随之而来。原先农户的鸡全部由国家食品公司收购，想自己卖也不许。而当农村政策放宽使市场上的鸡越来越多的时候，食品公司在经营空间越来越小的情况下干脆就不收购了，农民的鸡卖不动了，农民利益受到严重损失。于是一场讨论在当时的《浙南大众》（即《温州日报》）展开。讨论旷日持久，而我却要为自己、也为广大农户解决肉鸡出路问题。不久我就推出了新招：一是将整鸡分割成鸡块卖；二是加工成烤鸡，现烤现卖；三是在菜市场设摊位给个体户，由此温州菜市场出现了卖活鸡的摊位，一些人从此经营烤箱（这几招当时在全国也是首创）。
从此，我成为温州最为知名的农民企业家和新闻人物之一，《人民日报》称我为“全国养鸡大王”，1989年，我被评为全国劳模，到北京见到了邓小平等中央领导，并与他们合影。
在改革开放、社会转型期的创业注定要经历磨难。后来粮食政策改变造成的饲料提价紧缺，使我一度又处于危机之中。在省、市领导的关心支持下，我总算又过了这一关。想起这些往事，我十分感慨，这全都靠了董朝才、刘锡荣等市领导的支持理解。
区长一句话 艰辛八年路
在养鸡的10余年中，我可说是宵衣旰食，连大年三十都待在鸡场。1989年后，我深感身心疲劳不再养鸡，但我的农业、农民情结始终没有了断。作为一名知名农民企业家，我也始终受到各级领导的重视，因此在1992年瓯海区的新春农业座谈会上，区长叶际仁的一句话使我又一次跳进了一个充满风险的新行业——奶业。
这一跳使我艰辛地跋涉了八年，并使我与儿子成就了“一鸣蛋奶”的品牌。
经济转型期的游戏规则变幻无常，1992年因市场原因，温州乳品企业突然拒收农户牛奶。如同琼浆玉液的牛奶，连半公斤五角钱也没人要，瓯海奶农只得忍痛倾倒牛奶、宰杀奶牛。响应政府号召欲养牛致富的农户蒙受了巨大损失，瓯海区3万头奶牛一度只剩2000余头。有感于经济法制的缺失和农民利益得不到保护，区长在座谈会上动情地说：“牛奶比水便宜我想不通！坚信这种违背价值规律的畸形现象必定改变。”
此前，在浙江农业大学读书的长子朱立科曾对我说过，教科书上说气候温润的温州是中国奶业最发达的地区……区长一番体察农情的感慨使我想起了儿子的这段话，更因为我自己也曾深受“背信弃义”之苦，于是我慨然而起：加工销售牛奶，为重振温州奶业搏一把！
我倾己所有投入资金，区政府慨然批准给了120万元无息贷款，我联系农户承诺收购牛奶，使日渐减少的奶农又看到了希望。
我的决心不可谓不大，区政府也不可谓不支持，然而从1992年开始到2001年间，投身奶业使我进入了人生最为艰难困苦的时期。这是因为市场并不因你有决心而好起来，牛奶还是卖不动。在整整六年的时间里，我们倒了近500万公斤牛奶，价值近千万元！奶农和我们的关系犹如皮与毛，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不能叫奶农吃亏啊！
令我至今念念不忘的是，瓯海的奶农和公司职工在这段困难时期给了我充分的理解和支持，我曾拖欠农户奶款三个月，员工也两个月没有工资，但大家都默默地坚守着，坚信我总有一天会走出来！1998年情况稍有好转，到2001年，终于“一唱雄鸡天下白”！随着“一鸣蛋奶”品牌形象的提升，市场终于接受了我们。
今天，以我为董事长、儿子朱立科为总经理的一鸣食品公司已拥有68个奶牛场、近6000头奶牛、10万羽蛋鸡、一个鲜奶加工厂、一个面包厂、110多家奶吧连锁经营店。当然更重要和更有意义的是，一鸣食品公司是我市农业龙头企业，我们联系了一大批奶农、草农和蛋农，这些农户不再像当年那样得不到保障了。我正在与他们一起，为发展温州的订单农业、提升温州农业生产力、为农民增收而共同努力。
一唱雄鸡天下白
“一鸣”奶业发展最主要是得益于国家的政策大环境，另外创立品牌也是至关重要的。1993年，我参加广交会，广东省工商局有个取名馆，根据行业特点给我们取了七八个名称，我选取“一鸣”，“一唱雄鸡天下白”！有了品牌商标后就像儿子生下来了，就得好好把他养大成人。
我创业成功的另一个重要决策是培养儿子接班。长子朱立科温一中毕业，高考上线后我就让儿子填报浙农大，当时老师说温一中的毕业生没有第一志愿填浙农大的，但我还是坚持。立科从浙江农业大学毕业的次年，正是“一鸣”起步之际，打造“一鸣”品牌的重任自然就落到这个受过正规高等教育的朱氏第二代身上了。立科不负厚望，以年轻人的优势在打造“一鸣”品牌方面颇有建树，成为瓯海区企业界新秀。我的次子在上海外国语学院毕业后到南京大学读研究生，2005年毕业后在南京开了个“一鸣”奶吧，其雄心自然是要将父兄创建的奶吧连锁品牌推向全国。
几十年来，妻子给了我很好的支持，后方很稳，妻子为我们三个洗衣烧饭搞好后勤。
我创业的成功还有赖于诚信务实。创业几十年来我应酬不多，一般都回家吃饭，靠踏踏实实的工作争取领导支持。正是这种老实本分使我渡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当年因相互担保拖欠银行贷款，法院完全可以查封拍卖我的公司房产。
我对法院说，让我慢慢还吧。
法院最后还是相信了我。
后来也是这样，有一年为解决生产急需的用地，我跨县在平阳得到了84亩土地，不久瓯海区政府也表示可提供用地。谁都知道现在的土地有多值钱，要不要？我对儿子说，不能要，我们不能做圈地的事。
我为温州农业产业化做了一定的贡献，党和政府也给了我很多荣誉，我是全国劳模、省人大代表，从第一届起，我就是区政协委员，现在是瓯海区政协常委，我被称为“瓯海区老革命”。
感慨：农业苦，农业难
“一唱雄鸡天下白”，今天一鸣食品已成为温州首屈一指的奶业公司，“一鸣”奶吧遍布温州，“一鸣”品牌也已深入人心。在市区学院路有了800平方米的公司办公楼，投资四五千万的平阳生产基地正在建设中，还在泰顺建立了奶牛基地。因为小腿受伤骨折，我已有多月没来上班了，但公司运转一切正常。日前记者来到学院大厦一鸣食品公司董事长办公室时，我正在看一本线装本的《古文观止》。
记者朋友对我说：董事长当到这个份上，说明你成功了。我笑笑勉强认可，企业的重担已交到第二代身上了。不过我今天丝毫没有可以松口气的感觉。回顾几十年“与鸡共舞、与牛结伴”的创业历程，我最深的感受就是农业难搞了。农业是个弱势行业，它不仅存在普遍的市场竞争风险，而且还要面对行业的特殊问题。农业投入产出周期长，在很大程度上还是要靠天吃饭，不像皮鞋、服装那样可以加班突击，比如牛也要十月怀胎才能产崽。而今天更有禽流感之类的天灾，办公室难坐啊……
今天，我还有着从未有过的压力和责任感，现在全公司光工资一月就要200万元，想想这个我不能没有压力。今天国家政策的大气候很好，公司的发展趋势也很好，但看似风平浪静，我也得有随时应对突发事件的思想准备。没准就会冒出个事来：有一次公司一名锅炉工腹泻被认为可能是传染病，有关部门出于职守马上将公司所有部门全部贴了封条，生产不能进行就意味着又要倒牛奶了！后来总算还好，工人经化验平安无事。
有一年，温州市举行纪念邓小平百年诞辰座谈会，我在会上发表感言说：我们很清楚自己处在一个弱势行业，我们的合作伙伴奶农、草农、经营店小业主（大都是下岗买断职工）也是弱势群体，我深知他们投资、赚钱不容易，这么多的农户和经营者跟着我们，我们要对他们负责。
农业难搞，奶业尤难搞，我希望社会各界能多多给予我支持理解和帮助，因为我是农业龙头企业，带着弱势群体的团队，从事弱势行业，承担着农业产业化的重任……
（作者为温州规模化养鸡第一人）
郑元忠 从抓捕名单上的“电器大王”，到十大风云浙商
少年壮志不言愁
1998年9月，我被评选为“温州改革开放十大风云人物”，可谓风光占尽，名闻遐迩。可有谁知道，我最早的“知名度”，却是与“犯罪”“通缉”“囚犯”联系在一起的。
1982年初春，乍暖还寒的季节，轰动温州的“八大王”事件，让我声名远播。所谓“八大王”，是指乐清市（当时为县）柳市镇上八名涉足商海、以搞专业经营而小有成就的农民。我因搞低压电器零件，故被称为“电器大王”。
我是怎样成为“电器大王”的呢？
我生长在柳市农村，为求温饱，我同大多数读过书、有知识、有理想的农村青年一样，顽强地想改变自己的命运。我生于斯长于斯的柳市，以其特有的人文环境，为我的人生之路涂抹了过多的悲喜色彩。
柳市是乐清市的一个古镇，据说2000多年前，这里便因“商贾聚于柳树下，交易繁盛而成市”。至20世纪50年代初，柳市镇仍因商贸交易远近闻名。只是从开办公社以后，颓败成为彻头彻尾的“百业皆废唯务农”的大农村。可这里人多地少，任你“学大寨”的口号喊得震天响，仍挣扎不出贫穷的烂泥塘。
我天资较聪颖，上学读书颇有悟性，理想是上大学，为祖国为人民多做贡献，也为自己贫穷的家庭争口气。可我生不逢时，初中刚读完，就赶上了“文革”，把我的一切梦想全“革”成泡影。18岁回到村里，当上了人民公社社员，开始了战天斗地的生涯。但我毕竟是一个热血男儿，在那种生存环境里没有沉沦，而是苦苦探索着改变家乡贫穷落后的崎岖之路。我曾随县里的“取经团”，到大寨去参观取经；曾带领一伙年轻人到湖北、江西的“三线建设”工地修路盖房；曾跋山涉水去修水闸、打隧道……这些闯世界的经历，尽管不可能给我的命运带来根本转变，却使我丰富了人生阅历，体味了世态炎凉，为我日后的起步打下了基础。
失落的世界
高尔基说：“曲折和坎坷是弱者的悬崖，是强者的阶梯。”当20世纪70年代末，市场经济的端倪初显时，我敏锐地捕捉到了信息，开始迈上了创业的一个新阶梯。“电器大王”由此而起步。
具有传统商贾意识的柳市人，是温州人的典型代表。这个北临雁荡、东临大海的小镇，受中原文化的影响较少，对传统的为官入仕、光宗耀祖不以为然，却将“闯天下不畏其苦，善商营敢为人先”视为真本领。
在“文革”后期，许多国营工厂生产陷入了停顿，使一些商品“链条”不能环环相扣。于是，精明的柳市人或明或暗地搞起一些小作坊，挂着“村办企业”的招牌，为大厂加工一些零部件，经济效益颇为诱人。尽管上面三天两头地批评，仍挡不住这股小生产的洪流。至20世纪70年代末，已形成一股生产低压电器的势不可当的潮流。为推销产品，一大批供销人员应运而生。我看出“跑供销”比整天窝在工程队更能发挥自己的才干，便毅然辞去工程队头头的职务，加入了跑供销的大军行列。
我跑供销，不辞劳苦，加之为人讲诚信，很快“跑”出了一番名堂。最现实的是两年跑来了一万多元收入。当时的“万元户”非常了得，我成了村里的一个人物，很多人找我取经，让我介绍“门路”，更多的人加入了跑供销的行列。
这时我却不跑了，我要办厂，自己生产低压电器，自己当老板。很快，我生产的产品因为质量过硬而迅速打开了销路，我也随之比别人更快地富了起来。富起来的重要标志，就是我家新盖起了显眼的四间砖瓦楼房。村里村外，不少人都知道“这小伙子发啦”！
此时，我的“电器大王”之称谓，虽没有命名，事实上写进了柳市的经济发展史册。
在我们这个有着两千多年的封建思想主导的国度里，“不患贫而患不均”的农民意识仍然十分顽固，富裕仍羞羞怯怯地不敢“光明正大”。一有风吹草动，“谁富谁倒霉”便不可避免了。在20世纪80年代之初，从上至下的思想交锋中，范例甚多。我就不幸成为这种交锋中被击中的“出头鸟”。
1982年春，一场冠以“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为名的“斗争”，使温州成为重点，而柳市又成为重中之重。先富起来的、冒尖的和经济往来多的人，在劫难逃。工作组浩浩荡荡开进柳市，查账，抓人，一时间柳市乌云压顶，人人自危。工作组根据经营者的特点，开列出“八大王”作为典型，一律抓捕。这时，我才正式得到了“电器大王”的名号。不过，这不是在领奖台上，而是在工作组抓捕的名单上。
刚至而立之年的我怎么也想不通，自己凭辛勤劳动和艰苦创业、遵纪守法挣了一些钱，怎么就成了罪过？我申辩，我据理力争，我委屈地诉说，换来的只是“态度恶劣”“抗拒从严”的斥责。我无可奈何，好汉不吃眼前亏，三十六计走为上，收容审查指令下达之前，我含泪辞别了父母妻儿，连夜远走他乡。从此，我开始了长达18个月的“逃亡”生涯。
敢问路在何方
“八大王”事件经过两年多的曲折经历，最终于1984年平反。《人民日报》曾就此事件发表文章，称这是“历史上的大玩笑”。
在这次突然而至的灾难中，“八大王”经受的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失是可想而知的。事件平息之后，我们走出牢房，曾有一次不同寻常的聚会。聚会的议题是“今后的路该怎么走？”
“八大王”并非等闲之辈。我们个个脑瓜活络，敢作敢为，不仅有超前的经济意识，也具备洞察政治风云的灵敏性。现在得以平反，查收的财产也大部分归还。就我们当时的经济实力而言，就是这辈子什么也不干，也不会坐吃山空。是进还是退，困惑着我们。我们对现实政策的多变性，对“上边有好经，下边念走调”颇有体会。对“枪打出头鸟”“出头的椽子先烂”已有心惊肉跳的切肤之痛。八个人议论来议论去，最终达成共识：急流勇退，藏起锋芒，轻轻松松过小康，不能再当“大王”啦……
这次聚会之后，我想轻松一下，可怎么也轻松不下来。妻子千方百计地给我做可口的饭菜，可我食不甘味；家庭有舒适安静的环境，可我彻夜难眠。我不仅不轻松，反而变得烦躁不安……常常扪心自问，难道我就这样急流勇退，把人生追求告一段落？这样就能证明我对啦？改革开放的形势越来越好，我得以平反不就是证明吗？我刚刚32岁，今后的路还长哪……
我是在外“逃亡”一年多后回到家乡的，回来不久，便被抓进看守所，被关押了半年多。在被囚禁的日子里，我除了不停地写申诉信外，就是整理自己的思想。10多年来，我殚精竭虑地跑供销、办企业，忙得昏天黑地，难得平静地面对自己，深层次地想些问题。看守所里，我才得到了“吾日三省吾身”的机会。我反复回味着读过的书、经过的事、成功时的因素、失策时的教训，以及国家大势的走向、个人命运未卜的吉凶……我想得很多很多。
我忆起了鲁迅先生的名言：“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是啊，改革开放之路，农民办企业之路，本来就没有现成的路，还不是靠群众在实践中走出来的吗？闯出来的路，自然是“多歧路”，不可能一马平川。怎么动不动就把人一棍子打死呢？这绝不是改革开放的主流政策。总有一天，我会出去，我是无罪的。我要紧紧抓住机遇，再干一场。前怕狼后怕虎，将一事无成。这大概就是我的性格。
搏击俱乐部
东山再起，我已不是原来的我了，我的思想升华了很多。我是柳市最早搞电器的农民之一，后来群起而上，平地冒出成百上千的加工电器小作坊。农民用原始的“前店后厂”方式，以“少投入、多盈利”的观念，以赚一把是一把的短视行为，来从事现代工业产品的生产和销售，势必带来粗制滥造、假冒伪劣、质量低下等现象。如此下去，必将被市场所淘汰。要想使企业上一个台阶，必须走出这一小生产的低级模式，向现代化企业靠拢。
于是，我东奔西走，把自己思考的这些路数，与知音者探讨交流，达成共识后，便和几位朋友合股，组建起了股份合作制的“乐清精益开关厂”。这一组合，无论从设备、人员、生产、技术上，还是从资金运作、供销渠道，都有了一个新局面。新厂创办之初，我就确立了“以提高员工素质为本，以提高产品质量立厂，以提高企业信誉求发展”的“精益求精”精神，无疑这是向企业现代化迈进了一大步。
此后，我又在全县股份合作企业的整顿中，主动接受市级有关部门的检查，规范了股份合作的体制，领取了乐清001号“股份合作规范企业合格证书”，成为柳市众多股份合作企业的先行者。经过三年的运作和发展，精益开关厂的产品质量不断提高，获得了广大用户的好评。1989年，“精益”率先在柳市低压电器行业，获得了机械工业部颁发的“生产许可证”，“精益”的产品进入“国家级”高档行列，企业信誉大大提高。1991年，企业产值达到1000万元。“精益”被评为温州市明星企业，我也荣获“温州明星企业家”称号。
如果孤立地看待我和“精益”开关厂这几年的变化，可能并没有什么令人惊讶之处。可是，当我们翻阅这一时期的政治“晴雨表”，回忆一下某些私营企业的另一种命运，就会有个新的认识。
1990年前后，报刊上的一些文章颇为热闹，其热闹的焦点是关于姓“社”还是姓“资”的交锋。如1990年1月，北京某理论性杂志，在文章中公开指出：“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如果任其发展，就会冲击社会主义经济。”还有的报刊干脆直截了当地点出：“像浙江温州、福建石狮这些地方，个体私有经营已超过国有经济，难道不该问一问姓‘社’姓‘资’吗？”
至于此一时期的民间传言就更令人忧心忡忡了，什么“中央要取消个体户啦”，“穷的穷富的富，还是什么社会主义，该查查那些有钱的啦”，“改革开放该收一收，要抓阶级斗争啦”，等等，不一而足。
以上是大环境。如果说，这大环境尚难直接左右我的话，且来看看柳市电器这一时期的小环境。此时期，柳市的电器生产作坊和门市部，已猛增到数千家，几乎是“村村点火，户户冒烟”。某些质量低劣、假冒产品在全国各地屡出事故，造成很坏影响。1988年，国家工商局对柳市生产伪劣电器，提出严厉的批评。1990年，国务院发出29号文件，就柳市生产销售无证、伪劣产品，发布处理意见。煤炭工业部等一些部门，专门通令不许购买使用柳市电器产品。国家七个部、局和省、市、县三级均派出工作组，来整顿查处柳市的电器生产，大量的伪劣产品被当众销毁，一些生产企业纷纷倒闭。
就是在这种大环境和小环境下，凭着过硬的产品质量和国家机械工业部颁发的生产许可证，我不仅立于不败之地，名利双收，而且为“精益”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我要上大学
1992年初秋，我又做出一个惊人之举。我在企业办得红红火火、事业如日中天之时，出高薪50万元聘请了一位总经理打理工厂，自己却背起背包到温州大学去上学了。
我的上学，不是如某些人的去“镀金”“进修”，混“文凭”，而是实打实地成为温州大学国际贸易系的学生。
消息传出时，有人惊讶，有人猜测，有人不解，众说纷纭。连亲朋好友，也纷纷登门打探虚实，郑元忠想干什么？
只有我知道自己想干什么。
说起上大学这一愿望，由来已久了。我从入学开始，就对学习求知十分渴望，从小学到中学，一直学习成绩很好。老师们也夸我是块上大学的“料”。我自己也有个理想，就是能跨进大学校门，成为有知识的青年。可是我兄弟姐妹七个，全靠父亲一个人的微薄收入养家糊口，供不起我上大学。再加上“文革”一来，彻底打碎了我的大学梦。为此，我多年来耿耿于怀。后来结婚生子，经商办厂，年龄渐大，事务繁忙，也就不再做大学梦了。
1990年前后，企业办得顺当，人际交往日广，结识了不少上过大学、有知识有水平的朋友。朋友相见，无话不说。我常听这些朋友侃侃而谈现代企业管理、中外先进科学技术、未来经济发展走向等，颇受触动，深感没有知识、不掌握先进的理论就要落伍，要想求得企业的长久发展，成为驾驭现代化企业的“老板”，必须补上这一课。
1990年，我招聘了10名大学生，通过观察，我感到这些大学生观念新鲜、知识面广，工作效率高。而作为老板，与这些大学生比，我在有些问题上自愧弗如，这更坚定了我上大学的念头。可真要迈出这一步，谈何容易？首先是考虑自己离开几年，企业垮了怎么办？现在企业已不是我个人的了，我要对股东、员工们负责任。另外，自己毕竟已40岁了，俗话说“人过四十不学艺”，还能学进去吗？再说，自己多年来风风火火地跑惯了，还坐得住吗？还有，精益企业我是当家的，我走了，能行吗？
为此，我几次到温州大学，找系主任商量，得到系主任的大力支持，并根据我的具体情况，做了合适的安排，让我直接从大学二年级学起，再利用课余时间补一年级的课程，争取两年内完成三年的全部学业。
最后，系主任意味深长地说：“这两年冷板凳，你要是能坐得住，就是一次了不起的‘修行’，怕就怕你坐不住啊……”
亲戚、朋友、家眷也担心：“两年能坚持下来吗？”
我笑着说：“坚持不下来，拿不到毕业证，我就不回来见你们……”
别人担心的、我自己考虑到的所有细节，我都一一安排妥当。1992年秋，我迈进了温州大学的校门，住进了普通的学生宿舍，谢绝了所有应酬，认认真真地过起了大学生活。不过，我是大学里年龄最大的学生了。
“唯将终夜长开眼，报答平生未展眉。”我在不惑之年，终于圆了我的大学梦。
难道我仅仅是为了圆一个始于童年的大学梦吗？
高尔基说过：“一个人追求的目标越高，他的才力就发展得越快，对社会就越有益，我确信这是一个真理。”上大学是我追求人生更高目标的一个新台阶。
再战江湖
两年的温州大学学府生活，在我捧起那红彤彤的毕业证书时，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关于这两年的大学生活，我用了一句话概括：“学到一肚子的知识，减去了10斤肉。”
熟悉我的朋友们，渐渐发现了我的变化。过去的我以“胆大”闻名，敢想敢说敢干，就是在看守所里囚禁，我也没被吓倒。应该说我是条汉子，否则我也不会在思潮纷乱的改革之初，闯出一片海阔天空。但这种“胆大”中，也夹杂着鲁莽之气，缺少智慧和灵光。
走出校门，重返商海，我的目光已不仅仅是盯上柳市一隅，囿于电器一行，我胸中展开了更宽阔的天地。
此时，我手中已有可运作的资金上千万元，有人劝我扩大电器经营规模，重塑“电器大王”形象；有人劝我投资房地产，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很快就可赚一把；也有人劝我别盲目投资，等等再说……对朋友的种种劝说忠告，我一概笑而纳之，不辩驳，不争论。但我心中已有了另一片天地。
我从学校出来带了10位同学和老师，来到刚刚起步的温州经济技术开发区，投资2000万元，建起了占地八亩的“庄吉服装有限公司”，成为开发区最早的创业者之一。庄吉公司初创，便不同凡响，完全按着现代化企业规模运行，厂房请名家设计，设备引进了日本、美国、新西兰等国的一流生产线，员工用高素质的标准招聘，一切起点都让服装同行们惊讶。
在中国传统的经商之道中，有句俗语，叫“不熟不做”。任何一个精明的商人，也不敢把命运押在陌生的行业上。
我从熟悉的电器行业，硬是“跳槽”来做陌生的行业，是否犯了商家大忌？在众多人心目中，这简直是一个谜。
记者采访我时，也时常把这个谜列为重点，颇想明了我当时的心路。
我总是笑着说：“没什么谜，也没什么商业机密，咱们来个‘实话实说’吧！”
坦诚地讲，我从20多岁闯入商海，最初的想法非常简单，就是不安于贫穷，不安于“出大力，流大汗，辛辛苦苦，一年白干”，无非是想改变生存状态，把小日子过得好一点。后来，电器这行搞大了，是潮流推着走，思想上仍没摆脱“用挣更多的钱来证明自己”这个层次。自从上了大学，接触了一些有识之士，看到了商圈之外另一层次人的生存目标，感悟很深。用金钱来证明的东西，毕竟太狭窄了，虽然说，“在商言商”，但是对国家、对社会、对历史，还是要想着多贡献一些，这样，人才活得更有意义一些。
1992年，就是我跨进大学校门的这一年，是中国改革历程中非同寻常的一年。这年春天，邓小平以88岁高龄深入深圳特区等地视察，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谈话。5月，中共中央发出4号文件，提出要加快改革开放步伐，经济发展要上新台阶。6月9日，江泽民总书记在中央党校发表了重要的讲话，透露在即将召开的十四大上，将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新提法。也是在这年3月，国务院批准在温州设立了经济技术开发区，对温州的经济发展模式给予了肯定。
这一“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的改革开放新局面，对进入大学正接受“充电”的我，产生了很大影响。我一边学习，一边琢磨一些问题，温州的低压电器、皮鞋、服装等一些主导产品在全国占有很大的份额，市场调查显示，很少有人能说出温州有什么“名牌”产品。甚至在有些人的印象中，温州是劣质产品的发源地。温州经济要上一个新台阶，必须打出自己的“名牌”，实施“品牌战略”，国际经济的市场战争，最终是品牌的竞争。
我把自己琢磨过的这些问题，不时请教老师、同学和各界朋友，渐渐坚定自己要创出温州名牌的信心。在海内外服装业几位朋友的参谋下，我最终选择了搞服装企业。为此，我看了大量关于服装文化方面的书籍，研修了服装设计的专业课，当我创办庄吉服装公司时，已是有备而来、蓄势而发，只是外人不甚了解而已。
有一次，我同一位服装设计师聊天，我问他：“18世纪，东欧和西欧在西服的款式上有什么明显区别？”设计师一时难以回答，就要去查资料。我笑着说，资料上也不一定有。设计师就让我说说，我说：“18世纪东欧的贵族们，还难以走出宫廷，以保证其所谓的尊贵的身份，可宫廷外的一些假贵族们却刻意模仿他们的衣着，所以东欧流行的西服，是以高贵、尊严为主导。西欧则不同，贵族阶层已走出宫廷融入平民。所以，西欧追求的主体风格是自然、自由、轻松，在流行形式上趋于休闲的开敞西服……”
设计师听了，颇为惊讶，说道：“我还真是头一次听说。你这是……”
我说：“我这是从读欧洲18世纪文学名著中分析得来的，也不一定准确。服饰文化反映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群体，在某个历史时期，特定的政治、经济、文化、习俗等，多涉猎一些层面的知识，才能定位准确，赢得市场。”
自“庄吉”诞生之日，我就开展了全方位、多层次的“品牌战略”，让“庄吉”插上翅膀，在国内外市场上翱翔。
西方一位市场美学专家曾说：“名牌是消费者永远的情人。”品牌就是市场，就是企业的生命力，就是无形的财富。1998年，《中国质量万里行》杂志和北京名牌资产评估事务所，联合发布了“1997中国最有价值品牌”，其中，我们熟悉的海尔价值118亿元人民币，“长虹”价值182亿元人民币，“红塔山”价值高达353亿元人民币。
百亿富翁不一定能创出驰名品牌，而创出驰名品牌的都是百亿富翁。1994年，庄吉邀请影视明星在中央电视台做广告。1996年，庄吉成立了集团。1997年至2005年九年间，庄吉投入的广告费用近4亿元。在全国各大新闻媒体上，在东南西北的各种服装展示会上，“庄吉”的“庄重一身，吉祥一生”广告词，在全国各地处处回响。
1997年，庄吉集团在平阳县开辟了首家工业园区，投资7000多万元，建起了占地100亩的新生产基地，年产值达两亿元。到2004年，年产值突破12亿元。
庄吉集团连续八年跻身中国服装行业双“百强”企业行列。“庄吉”商标已被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浙江省著名商标。“庄吉”牌西服被评为中国名牌产品、浙江省名牌产品，并先后被评为中国十大著名男装品牌、中国最受消费者喜爱的男装品牌等。
我的“品牌战略”，可谓初战告捷。
无问西东
1998年，庄吉集团的运作，已达到了平稳发展阶段，生产、管理、拓展市场正在按计划行序运行。我除了参与集团重大决策的运筹外，又把主要的精力放在寻求新的开发热点上。温州的改革开放环境十分宽松，领导层十分开明。作为温州市政协常委、平阳县人大代表的我，有了参政议政的机会，也肩负着为温州的全面改革寻求突破点的责任。
1998年3月的温州“两会”期间，我递交了一份“改制温州大学，实行私有化管理”的提案。一石激起千重浪，“我个人要买下温州大学”的消息，顿时引发了社会各界人士的争论。赞成者有，反对者有，不知所措者更多。个人买下国有大学，不要说温州，全国也没人这样提过，真正史无前例。
温州市的主要领导同志，对我的这一提案很有兴趣，专门找我谈话，听取了我的意见和具体操作设想。
我这一举动，并非哗众取宠，我已对此事思谋良久，并做了深入的调查研究。1992年后，我在温大上学期间，就与不少领导和老师讨论过现有国办大学的现状及发展方向。要把温州大学办成全国一流的大学，必须打破现有体制，在管理、资金投入、聘用高等师资、招生方式及对外交流等方面，进行大动作，而这些是现在的温大难以实现的。国外很多著名的大学，都是私有体制，符合市场法规。
市领导听取了我的汇报后，感到问题重大，非市里可以拍板决定的，就支持我先到省和国家教委，去探讨一下此举的可能性。
这时，有些朋友劝我，费这个劲干什么，你就是啃下这块硬骨头，办大学也不同于办企业，风险太大。以你现在的名望和经济实力，办企业是办一个成一个，何必自讨苦吃？我说，我现在已不考虑赚钱的事了。温州作为改革的前沿城市，已把交通、航空、文化、体育等向非国有经济开放，为什么教育不能向非国有经济开放呢？如果我办学失败了，也为后来者蹚出一条路。
于是，我冒着6月酷暑，奔波于杭州、北京，把自己的主张向有关领导部门宣传。所有听了我宣传的人，都感到“主张很好，但难办到”。因为，牵一发而动全身，私有化势必损害到一些人的现实利益，教育界又是个敏感部门，不敢轻举妄动。就是这样，各部门都积极地与我探讨另外的“改良”方式，温州大学提出可以“联合办学”，各出一半资金，不改变现有体制。省教委支持我另办私有制大学，不要触动温大。但他们的意见都有违我的初衷。
尽管我欲买温大的愿望未能实现，但我这一具有创新意义的提案，引起了有关领导和专家的关注，也可以说是新温州大学诞生的催生剂。之后不久，温州大学（筹）——新温大的建成和投入使用也证明这一提案具有前瞻性和可操作性。
……
庄吉集团成长为以服装服饰为主业，并涉足投资、环保、科技等行业的大型企业。庄吉商标被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庄吉西服荣获中国名牌产品和国家免检产品。集团产值2004年已超过10亿元，销售收入达12.29亿元，创利税1.7亿元。我们还为当地解决了近2000人的就业问题，为温州的社会和经济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2004年这一年，我不仅光荣当选浙江省劳动模范，还荣幸地入选“2004年十大风云浙商”。这些荣誉的获得，无疑也是对我创业人生的最大肯定。
（作者时任庄吉集团董事长）
赵章光 上百次试验失败，卖掉家里唯一的一张床
“101”诞生：将美丽献给人间
1943年10月28日，我出生在浙江省乐清县泥垟村一个普通农家。1958年，从当地的小学毕业，由于学习成绩优异，我被保送进了乐清中学。但没过多久，因为家中贫穷，刚念到初二的我只得辍学回家。我的父亲赵典木是个老中医，粗通医术，乡亲们遇有跌打损伤、虫叮蛇咬等乡间常见病时常来找他，而父亲不但尽心尽力为他们看病，还不收分毫，因而深得村里乡亲们的敬重。受父亲言传身教的影响，我从小就很喜欢帮助别人，所以种种和医学有关的东西都成了我的兴趣所向。辍学后，我一边帮父母务农，一边跟着父亲学医。
1965年，23岁的我与邻村小我五岁的姑娘林微云结成了连理。结婚一年后，由于我的文化水平在当地还算比较高，村里让我当了大队会计。虽然这份工作很多人都想得到，但我对做一名医生、治病救人却有着挥之不去的情结。后来，我偶然听说村里准备选派一个人去县里参加赤脚医生的培训，便主动要求，参加了培训。回到泥垟后，我辞去了大队会计的职务，在自家办了个小诊所，正式干起了赤脚医生，主要治皮肤病。随着一个个病人被治愈，我的名气也在周边几个村大了起来。
1968年春天的一个午后，邻村一个名叫陈汉英的女孩在父母的带领下找到我，请我帮忙治治她的脱发。原来，两年前不明原因的脱发，使这个女孩羞于见人甚至跳海自杀，虽然她的父母用尽各种办法，但都是徒劳无功。对于这样的疾病，我当时还没有太大的把握，所以就没答应治。但后来，又有邻村两个女性脱发者找到我请求治秃，她们中一个是因为一夜间患了斑秃，使已定的婚姻成为泡影，差点服毒自杀；另一个是女教师，全秃后无颜走上讲台，终日处于一种窒息的精神压抑之中。这时，我才深深地感觉到，脱发虽然只是皮肤病中一个很小的章节，但它对人的心理伤害远远大于身体。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开始研制治疗脱发的药物。
研制过程可以说历尽了艰辛。研制过程中，我发现很大一部分人脱发是由于突发的事件导致了神经的紧张和失控。所以我得出了这样一种结论：除了病变与细菌等原因造成脱发之外，更主要的原因是精神受到创伤引起的！
在掌握了大量资料之后，我根据传统中医学理论，采取调理气血、活血化瘀、温经通络的治疗法则，选择当归、干姜、川芎、紫草、丹参、赤芍等中药加入酒精配制成药液，涂在几个自愿做试验的患者头上。可一段时间过去了，受试者头发却没长出来。我这才知道，自己的知识和配方离治这样的病差得还很远。但我没有灰心，继续从古籍中寻找治疗脱发的方法。近代术士葛洪的《肘后方》、南齐外科专著《刘涓子鬼遗方》、唐代徐州司马王焘之所著的《外台秘要》、明代名医李时珍的《本草纲目》以及清代太医编选的《慈禧光绪医方选议》等书籍我都一一研读，还专门到各地搜集民间古验方、偏方。
为了获得一种珍贵的草药，我曾经冒着生命危险爬上悬崖峭壁。为了维持试验，我背负了巨额债务，卖掉了房子，卖掉了妻子的首饰，也卖掉了家里唯一的一张床……
功夫不负有心人。1974年，在经历了上百次试验之后，受试者中一位名叫阿才的邻居先长出了头发。此后，本村和邻村几位男女全秃、斑秃受试者也先后长出了头发。为了纪念自己上百次的失败，我将这一药液取名为“101生发酊”（后更名为“101毛发再生精”）。一来是为了纪念研制的艰辛，二来在浙江乐清一带，100代表成功和圆满，而“101”则预示着成功后新的开端。
“101”推广：转战南北，路途多艰
“101”研制成功后，很多乡亲慕名前来治秃。为了造福更多的人，我与远房叔父赵典澄走出乐清，到温州、杭嘉湖等地区为求诊者治秃。出乎我意料的是，“101”的推广之路较之“101”的研制过程而言，更加曲折艰辛。
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温州的经济已比较发达，人们的思想也很开放。但我在推广“101”的过程中，却遇到了重重阻碍。先是当地政府卫生部门拒绝了我提出的办脱发门诊的申请，接着是当地政府官员对我这个只有初中二年级文化程度的人能研制出脱发药而产生的猜忌。面对来自各方面的猜疑和非议，我只好到外地寻求发展。
其后，我曾跨进温州一家家医院的大门，介绍自己的产品，访求合作开办脱发门诊，但被屡屡拒绝。我也曾北上宁波，一边寻找可以合作的医院，一边在旅馆挂牌行医。可与医院好不容易开始的合作却因故被迫中止……没办法，我只好独自到浙江省内各地推广“101”，这一推广就是整整的八年时间。
1983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结识了《浙江工人日报》记者潘国钧，并花了三个月的时间用“101”治好了潘国钧的同事——丁新民的斑秃症。这一极具说服力的事实于1983年11月22日被两位记者以“治疗脱发有妙方”为题报道后，引起了政府部门和脱发患者的关注。从这篇报道刊出后，邮购药品、咨询治秃情况的信件雪片般从杭州、绍兴、湖州、宁波、温州、永嘉、嘉兴和外省飞来，有时一天竟收到150封。自此，我在各地推广八年之久的“101”终于浮出水面。
1984年4月12日，我到杭州坐诊。尽管治疗脱发效果极好，但因某种原因，“101”的推广再次被迫中止。
1984年，经乐清县委书记吴正平提名，我被增选为乐清县政协委员，这给我今后的事业注入了动力。
“101”腾飞：东方魔水，惊艳世界
1985年5月，应郑州市管城区卫生局和郑州向阳中西结合医院的共同邀请，我走出乐清，前往郑州发展。郑州市管城区卫生局将向阳中西结合医院改名为“脱发专科医院”，由我出任院长。
1986年11月27日，在郑州市管城区科委、卫生局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共同努力下，“101生发酊”技术鉴定会召开。鉴定会上，“101”受到来自北京、上海、长沙、西安和郑州等地的17位皮肤病专家和药学教授的一致好评，确认“101”对患者总有效率达97.5％、治愈率达84.8％，并建议作为重大科研成果上报。这一鉴定为“101”日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完成技术鉴定后，我开始考虑“101”以后的发展方向。我知道，任何发明只有经过工业生产过程、转化为社会需要的产品后，才能真正实现它的价值。1987年3月29日，我与郑州管城区合办的集体企业——郑州毛发再生精厂正式成立，并投入运营，产品名称由“101毛发再生酊”改为“101毛发再生精”。当时，平均每月生产成品9万瓶，在投产后的半年内，创产值103万元，利润24万元，并开始小批量地打入国际市场。
“101”的特殊功效，使前来求治的患者与日俱增，最多时一个月竟高达3万人。《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等国家级媒体也对“101”神奇的功效给予了报道。
媒体的热切关注和“101”自身的神奇功效，引起了北京市民政工业公司书记李保群的兴趣。1986年，他派人三顾茅庐，请我北上进京办厂。1987年4月，我与北京市民政局合作，在北京创办了全民所有制福利企业——北京市毛发再生精厂。北京厂成立后，短时间内便迅速投产，这是一家600多名职工中，近一半是残疾人的福利企业，在“101”的带动下又恢复了勃勃生机。实实在在的疗效，加上北京市民政局、北京市政府及国家有关部门的共同支持，使“101”在北京迅速走红。
1987年秋，经国家科委推荐，我带着“101”参加了第36届布鲁塞尔尤里卡世界发明博览会，经过现场效果评比，我获得了由比利时国王亲自颁发的“一级骑士”勋章。1988年春，我又参加了在日内瓦举行的第16届国际发明与新技术展览会，经过现场观众的评选，我获得了本届发明最高奖——奥斯卡发明金奖，从而成为荣获奥斯卡发明奖的第一个东方人。两次大奖的获得，使我在国际上声名远播。“101”被西方称为“东方魔水”，我则被人称作“红色大亨”。此后，“101”又在国际上连获九项大奖。
1989年，国家领导人王光英访日，在与日本首相竹下登的会见中，无意间了解到竹下登有严重的脱发疾病。王光英当即告诉竹下登，中国有奇效药，并盛情邀请他到中国来治疗。此后，国家副主席荣毅仁出访日本时，将章光“101”毛发再生精作为国礼送给竹下登首相。三个月后，喜讯从东瀛岸传来，“101”在日本各界卷起了一股强劲的旋风，掀起“101”在日本的抢购风潮。在黑市上，2-3瓶“101”的售价，相当于一个留学生在日本半年的生活费。出于保护民族工业的目的，日本一方面想阻止“101”的进入，一方面又千方百计对“101”进行了长达10年的密码破译，但最终还是一无所获。
1990年1月，“101”通过了卫生部组织有关单位和部门的评审，成为我国第一个获准生产和销售的育发类特殊用途化妆品，“101”也由此开辟了生发行业的先河。
1993年3月，在政府部门的支持下，我在北京创立了中国民政福利企业中的第一家大型集团公司——北京章光101集团公司。
“101”二次腾飞：立足全国，走向世界
1993年过后，“101”在经过了极度辉煌的几年之后，也逐渐走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低谷，市场严重滑坡。这种沉寂一直持续到1995年。虽然当时全国的经济正在贯彻中央部署的软着陆，通货膨胀、银根紧缩，经济大环境不好，市场不景气，但从自身发展来看，同类产品瓜分市场、销售渠道不畅、资金投放过于分散等是市场滑坡的主要原因。
为将“101”的发展纳入正常的运行轨道，走一条属于“101”的特色之路，1994年9月，我行程万余里，到西北、平北、东北、西南等地区进行市场考察。考察结束后，1995年春节，我在成都召开推行分公司的大会，提出了“先占据，再巩固；先抢滩，再向纵深发展”和“大面积铺点，小规模经营”的思路，确定了“医商结合，以医促商”的指导思想。这一会议被称为“101”的“遵义会议”，它从根本上挽救了“101”的命运，巩固了“101”的发展，也促进了“101”的二次腾飞。
有了这一明确的市场调整方向，我把这一目标分成了两个步骤。首先，利用商场的优越性来建立有咨询服务的专柜式销售，并由此逐步转建“101”生发中心。在专柜销售取得相对成功的基础上，实施第二步计划。1997年初，我在全国销售工作会议上提出了“抓住时空两条线，实现战略大转移”的重大战略决策，至此，“大面积铺点，小规模经营”的销售模式开始全面实施。
2005年，“101”开始全面进军国际市场，准备在日本、巴基斯坦、韩国、加拿大等国设立工厂，这将成为“101”今后发展的又一契机。
“101”誓言：吃水不忘挖井人
吃水不忘挖井人。在社会给予我和“101”各种各样荣誉的同时，我回报社会的是爱心捐赠。
在事业刚刚起步、企业初创利润时，我扶危济困，捐助公益。1988年，捐助80万元改造了家乡乐清的一所破庙小学，捐助北京景山学校300万元，并为全国十几家学校捐款，总额达800万元。2004年，我再次为贵州省余庆县、织金县、北京宏志班学生和宁夏大学的贫困生捐助资金20万元。
在社会公益方面，1988年我向“中国防治艾滋病研究基金会”捐助100万元；2004年底，为印度洋海啸灾难，向上海慈善基金会捐款15万元……
不仅如此，我始终没有忘记养育过我的家乡。家乡有事，我总是不遗余力地予以支持。浙江省遭受台风袭击，我火速电汇20万元。为扶助家乡农业，我在建立旱涝保收的标准化农田、河道建设、灌溉与照明设备方面几乎每年捐资近10万元。2000年修建的乐清大漠桥和2001年修建的乐清泥垟桥，我共捐助15万元。为乐清乡村公路建设捐资约15万元；几年间为周边贫困地区捐助约5万元。2004年1月至7月，为乐清市象阳镇泥阳修建公园捐款共计50万元。2004年8月，乐清龙西发生泥石流后，向龙西学校捐款25万元，用于灾后校舍重建……
截至2004年底，我为教育和其他社会公益事业捐助款项已达1250多万元。至今，有300多名残疾人在“101”的资助下生活，分布在全国的2000家生发中心已安排了8000多名待业青年和下岗工人。
（作者时任北京101章光集团董事长 章芳/整理）
李桂莲 登上国际服装“高地”
农村小厂，应时而生
1979年，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全新历史时期。也是在那一年，我和85个农村姐妹在我的家乡杨树房创建了杨树房服装厂，开始了创业的征程。
我的家乡杨树房是距离大连市60公里远的一个偏远小镇。在我的记忆里，曾经的杨树房雨天泥水满地，晴天尘土飞扬，贫穷是那里的代名词。记得在我小时候，冬天父亲在田里干活，一层单裤上只能缠着草绳来保暖，贫困程度可想而知。1979年，改革开放让我们迎来了改变命运的机会，我和同村的姐妹凑了3万元钱，面向全村招考了85名女工，从各家抬来65台缝纫机，创办了杨树房服装厂。招工考试用了三天的时间，600多人报名参加了考试，大家把缝纫机从家里抬来，像赶集一样热闹。
创业初期，我们只能生产一些桌布、围裙、套袖等简单的物品，从国营大服装厂接一些零散的订单维持生计。
随着改革的进程不断深入，我们也迎来了绝佳的发展机遇。创业的第二年春天，机会眷顾了我们。当时，一家国有服装厂的厂长找到我，带来了一个非常紧急的订单，要我们在三天内为一家美国客户制作一批条绒西服样品，数量是400件。我带领着姐妹们日夜赶制，终于将样品按期交到客户的手中。客户看到我们生产的产品后非常惊讶，不相信这样一个农村小厂能生产出这样高品质的产品。他们来到我们的工厂实地考察，将样品撕开考察产品的质量，最终向我们发出了由衷的赞叹，并将16000件的西装订单全部交给了我们。从此，我们这个不起眼的农村小厂敲开了通往国际市场的大门。
泥腿子走出国门
外贸加工让我们走出了国门，但是对我们这些刚刚扔掉锄头踩起缝纫机的农民而言，面对的是更大的挑战。来自各个国家的客户对产品质量都有着极高的要求。但是，除了拥有吃苦耐劳、不服输的精神以外，对于什么是好的技术、怎样才是好的管理，我们都不知道。怎么办？只有不断地学习。
很多年前，我带着厂里的骨干到日本最好的西装工厂去学习，脱产九个月，什么都不做，专心学习。最初，人家说什么我们都听不懂，看到的东西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差距实在是太大了。慢慢地，我们从日本同行那里学会了如何管理好工厂，如何控制好产品质量。后来，我们又到意大利学习最先进的服装生产工艺、技术，向美国学习怎样做好市场营销，并请来了意大利、日本、美国等各个国家最顶尖的服装专家加入我们的企业。渐渐地，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形成了以品质为核心的经营理念，形成了自己的核心竞争力，让“大杨缝制”的金字招牌誉满全球。
起初，大杨只做外贸加工，没有自己的品牌。高峰时，在日本市场上每五件西装里面就有一件是我们大杨制造的，但贴的都是人家的牌子。一套西服人家卖到四五千元，而我们只能赚五六元的加工费，就像是我们在养牛，人家在喝奶。1995年，日本发生了阪神大地震，我们当时已经制订了全年的生产计划，但是原料在日本无法运出。整个上半年，大杨的工厂都处于停工状态，直到下半年原料运过来，才恢复了正常生产。
从那时开始，我下定了决心要做自己的品牌。
赢得巴菲特点赞
同年，我创立了属于我们自己的男装品牌——创世，寓意是要打造出中国的世界级品牌。创世在建设的过程当中，也沿袭了大杨集团品质为先的理念。在品牌发展的近20年当中，中国的服装行业跌宕起伏，众多服装品牌潮起潮落，而创世却始终专注于产品本身，不断提升着自身的价值和发展的能量。中国服装协会曾经这样评价创世品牌——创世代表着中国男装的最高品质。
2009年，一个来自全球“股神”沃伦·巴菲特的三分钟视频，让更多的人知道了大杨集团，知道了创世品牌。巴菲特在视频中说：“我现在有九套创世的西装，我扔掉了以前所有的西装。我的合伙人和律师都穿创世西装，现在比尔·盖茨也穿创世的西装。”
他甚至开玩笑说：“我认为比尔·盖茨和我应该开一家男装店，卖李女士的西装。”
很多人说，我们是在借此炒作。但我说，巴菲特之所以被人称为股神，他的眼光一定比常人更加独到，他是真正看到了创世内在的价值所在。而创世能够受到巴菲特、比尔·盖茨等这样的全球顶尖人物的认可，也让我看到了创世成为世界一流男装品牌的希望，更加坚定了我的信心。
秘籍：一年管三年，三年管十年
如果不是稳稳当当的发展，而是疯狂的扩张，自己都控制不了，肯定有风险。
我曾经和我的企业家朋友们发表过这样的观点：“走三步，不掉到沟里再往前走。”
他们很善意地嘲笑我的观点，但我回答说：“我有胆量，但没资本。我只能走一步，让大家安心地跟我再走一步。”
创业这么多年来，我们经历了很多的生死危机，日本的阪神大地震、亚洲的金融危机、全球的经济危机……每一次都让我们心惊胆战、如履薄冰。之所以能够走到今天，风险意识、提前应对，是最重要的法宝之一。
“一年管三年，三年管十年。”这是我战略调整的原则。要在正确理解全球经济形势的复杂性、多变性、残酷性的基础上，不错判、不误判，进行结构性的调整，一年调整影响三年，三年调整影响十年。
2014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第36个年头，也是大杨集团创建的35周年。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中国的改革开放将进入全新的历史时期。而对于我们企业而言，未来的十年，随着全球制造业的产业转移，中国服装加工的优势将越来越小，我们这样以出口加工为主的服装企业转型势在必行。我们现在已经开启了“三三三”的战略转型工程，希望在三到五年的时间里，做好三个方面的调整：
第一，要把自主品牌的收入提高到50％。除了创世品牌之外，我们还有高级职业装品牌凯门，以及适应未来互联网发展的网上直销品牌YOUSOKU，这都将是大杨未来发展的希望。
第二，要将国内市场的比重提高到与出口的比重相当。
第三，要减少大批量的生产，提高小批量、多品种、单量定制的生产比重。我们的目标是，打造中国的世界顶级男装品牌，做全球最大的单量单裁公司。
（作者时任大杨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王均金 民营资本进入民航领域第一人
跻身百万富翁行列
如果不是那股改革开放的时代大潮，唤醒了蕴藏在我们身体里的创业精神，我们可能会是一个像父辈一样的本分渔民。
我们三兄弟出生在温州苍南县大渔镇，父辈世代以捕鱼为生，当时家境贫寒。但少年不识愁滋味，和所有的孩子一样，我们也有天真的童趣和许多的幻想，时常仰望青山绿水、蓝天白云，任思绪随风飘忽。当然，飞机也见过，那撕裂苍穹的轰鸣、银白锃亮的光泽增添了我们的无限遐想，不过它们都只在我头顶一掠而过。
也许应了“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这句古话。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之下全民参与商品经济、脱贫致富的浪潮兴起，中国的广大农村尤甚，我们三兄弟也是在那个时候，先后跟着乡亲们离开故土，加入温州百万销售大军的行列，远走他乡做起了小买卖。踏遍千山万水，吃尽千辛万苦，诉说千言万语，想尽千方百计，带着温州的小商品，去闯荡中国的大市场。创业初期，我们陆续做过很多行业，不干胶、饭菜票、徽章等，就是从最简单的赚钱开始。火车椅子下一睡十几个小时是家常便饭，尝遍了各种艰辛。
1990年，亚运会在中国举办，当时旗子、徽章、招贴画之类的小东西，制作简单，需求大。抓住了这个机会，我们赚到了第一桶金，跻身百万富翁行列，也有了我们第二年包机的资本金。
飞机快，你去包飞机啊！
当时的温州偏僻至极，只一条凋敝的水路和一条坎坷的公路与外界连通。这使百万销售人员备尝辗转、颠簸之苦，每年回家过年就更是难上加难。
1991年春节前夕，我大哥王均瑶和一帮在长沙做生意的同乡聚在一起，又在商量如何回家过年的事。长沙到温州，千余公里之遥。回家吧，的确艰难困苦；不回吧，在外的游子谁能舍下全家欢聚团圆的天伦之情？归心似箭的同乡们提议：包租一辆客车直开温州！就这样，我们三兄弟与同在长沙经商的几个老乡一起，包了一辆大巴回温州老家。
一路长途跋涉，风雨兼程，累坏了的大哥王均瑶无意中说了句：“汽车真慢。”
同行的老乡打趣道：“飞机快，你去包飞机啊！”
16岁就出来闯荡的王均瑶并没有把这当成玩笑话。他琢磨，能包车、包船，为什么不能包飞机呢？长沙有那么多温州人在做生意，飞机节省时间，肯定有人坐。春节过后不久，我们三兄弟就叩开了湖南省民航局的大门……
在一位运输处长面前，我大哥王均瑶和盘托出了我们的构想，并坦陈了让构想变为现实的依据，描述了改革开放后的温州和温州人。平时不喜欢多语的他，此时却口若悬河、有理有据，比舌战群儒的诸葛先生也不逊色。包飞机！这在乘飞机要有县团级以上单位开具介绍信的当时，确实无异于异想天开。所以，这位处长颇觉惊诧，也感到这话题新鲜。但在改革开放形势的紧迫下，人们的思想毕竟已迈开了解放的大步。在得到这位处长“可以考虑，可以商谈”的答复后，我们满怀欣喜急忙赶回温州。然后，就在我们着手开展客源调查的过程中，亲朋好友、社会各界人士无不投以惊异的眼色，并予以好心的规劝。也有人不无讥讽地说：“你坐过飞机吗？飞机是可以包的吗？你真想得出来。”
当时，中国改革开放十几年，各行各业的机制都很灵活，飞机就真的神秘不可知？难道前无古人的事就不能干？凡事不去闯、不去尝试又怎么知道能否成功！我们的执着之心丝毫没有被众口一词的否定淹没。怀揣厚厚的一叠市场调查分析报告，我们赶赴长沙，与民航局有关领导进行了反复协商。省局的指导思想是：不声张，试试看。于是温州苍南县政府为我们出具了资信证明，我们不知疲劳，急返温州和长沙之间，反复与湖南民航局等单位沟通，经过半年多的努力，盖完了100多个公章，事情总算踏实了。1991年7月28日，一架“安24型”民航客机承载着满座的客人，更承载着我们梦寐以求的希望，由长沙起飞，穿越云层，平稳地降落在瓯江之畔的永强机场。
从“包天”到“飞天”
包机航线开通后，记者们纷至沓来，有国内的，也有国外的，有上门采访的，也有电话采访的。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媒体都知道了我们包飞机的事，说我们是“胆大包天”，“开中国私人包机之先河”，“创造了20世纪90年代中国民航史上的奇迹”，等等。
美国《纽约时报》差不多以整版的篇幅作了报道说：“王均瑶超人的胆识魄力和中国其他具有开拓和创业精神的企业家，可以引发中国民营经济的腾飞。”
包机飞上了天，很快就有了包括香港在内的50多条航线，最多的时候每周包机200航班，多年下来累计运送了数千万人次的空中出行。包机这件事极大地激励了我们的自信心。倒退几年，我们是乡下渔民，恐怕连坐一次飞机都是不敢奢望的事情，但现在做起了包飞机的生意。我们觉得，我们持之以恒地走下去，一定会有着光辉美好的未来。
1996年，我们提出设想，要建立自己的航空公司。2002年8月，均瑶集团以18％的股份入股“东方航空武汉股份有限公司”，成为真正让民营资本飞上蓝天的第一人。2005年国务院“非公经济36条”出台，进一步放开了民营资本进入航空领域的限制。如愿以偿，2006年9月，我们创办的吉祥航空首航湖南长沙成功，成为第一批飞上蓝天的民营航空公司，圆了我们的“航空梦”。
当时，有位领导同志对我讲：“均金啊，你这不是在吃螃蟹，简直是在吃鳄鱼啊！”
其实，我完全有同样感受，中国近些年的发展带来了巨大机遇，这个伟大的时代为每个人实现自己的梦想提供了广阔空间。今天的吉祥航空，有着国内最年轻的机队，经营着上海往返全国各主要城市及国际70多条航线，仅2013年就运送旅客640多万人次，保持着良好的安全纪录和持续盈利能力。
助力温州出租业转型
温州的出租车行业，起步晚发展快，20世纪90年代，经历了十几年的风风雨雨，从第一代的“菲亚特”快速发展到了第三代的桑塔纳2000型，在短时间内完成了三级跳，这其中也有我们均瑶集团的部分功劳。
改革开放之初，温州街头到处跑着微型的菲亚特出租车，成为温州街头一道独特的风景线。“菲亚特”本质是一种家庭小经济的运作方式，它与温州的小商品市场经济模式一样成为温州改革开放初期不可替代的城市标志。随着城市的发展和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在政府的直接干预下，小小的菲亚特被淘汰了，诞生了第二代出租车——富康。富康对于提高温州的城市形象、解决温州出租车的运力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但它最大的弊端是在运作上仍沿袭着“菲亚特”家庭经济的模式，升级换代在所难免。
1998年10月，温州市政府牵头对限量投放的第三代出租车——桑塔纳2000为主车型的出租车客运经营权进行了公开拍卖，旨在引入竞争机制，加快推进温州出租车业的改革。此次拍卖会上，均瑶集团出人意料地斥资数亿元，在拍卖会上以平均每辆65万元的价格，豪取百辆温州市区出租车经营权。
在随后的实际经营中，均瑶出租车统一形象、统一管理，均瑶集团用先进的国际化管理理念，进行集团化、批量化的运营操作，解决了当时家庭经济模式无法解决的运营矛盾，出租车内的硬件也得到了质变般的提升。例如使用带IC卡的计价器，既快捷又先进；卫星定位系统，为司乘人员提供了安全保障，为旅客叫车提供了方便；推广使用液化气燃料，不但降低了成本，而且净化了环境，堪称低碳环保先锋。
均瑶集团将“五个一流”作为均瑶出租车的综合质量目标，即一流的车型、一流的车容车貌、一流的服务质量、一流的调度系统、一流的收费系统。豪华的车型、娇美华贵的外形、热情周到的服务很快得到了社会及乘客的认可，莲花宝座护佑着的蓝圈红星——“均瑶TAXI”成了出租车市场的新宠，许多人宁可等上几十分钟也要坐均瑶车，特别是市郊、邻县等小长途，更是非均瑶车不可，在当年的温州掀起了一股人人争坐均瑶出租车的热潮。
均瑶出租车成为当时引领温州出租车业时尚的标杆、一抹美化市容市貌的独特景观。在促进温州的出租车行业从第一代家庭经济运作方式到第三代经济运作方式（摒弃个人和政府行为）的历史性转折中，均瑶集团做出了巨大贡献，功不可没。可以说，均瑶集团做了一件政府想做，但一直没做成的大事。
2001年，本着“让利社会，发展主业（航空+乳业）”的策略，均瑶集团陆续转让了旗下的出租车经营权证，在运营管理上经营权所有者仍可挂靠均瑶出租车公司，公司为之提供有关服务。均瑶集团此举成功运用了市场经济杠杆，激发和促进了温州出租车业更深入地市场化，使温州出租车业更趋规范、成熟，更有活力。这个双赢的举措，为均瑶集团助力的温州出租车业的三级跳画上了完美的句号。
抓住危机中的机遇
企业的发展总是要经历波折和坎坷、困难和挑战。
2004年，我遭遇了有史以来最大的打击，我大哥王均瑶突然离世，集团遭遇重大变故。大哥是均瑶集团的顶梁柱，他英年早逝，企业和家族都面临着严峻的考验。未来的均瑶集团将何去何从，外界各种声音甚嚣尘上。当时，我临危受命，非常担心媒体的过度关注会给企业经营造成压力和影响，担心正在要约收购“大厦股份”的关键时刻会出现股民抛售，担心当年三兄弟的共同理想能不能坚持下去，担心社会不接受我这个“陌生”的面孔。
危机之下，我用行动显示了自己的成熟。我坚定提出：均瑶集团坚持“均瑶品牌不变，社会责任不变”，第一时间发布了《告全体员工书》，既是内部的安民告示又是对外的宣言；带着新的董事会成员召开了记者见面会，面对30多家主要媒体的记者，坦诚地介绍了公司的现状和接下来要做的工作；走访了当地党政机关和重要的业务单位，既是汇报也是答谢。
我表现出来的开放和坦诚，很快就获得了社会的一致认可。2004年底，均瑶集团按原定计划收购了无锡商业大厦集团。最令我难忘的是，在均瑶集团最艰难的时刻，统战部、工商联及各有关部门领导第一时间过问了集团的困难，上海、浙江、湖北等地党委政府高度重视、专程慰问。正是在社会各界的关心支持下，均瑶集团顺利渡过了难关。这次危机的应对处理，使我进一步坚定企业发展的信心，党和政府的关心呵护让我更加心怀感恩，终生难忘，对中国发展道路的信念更加坚定。
大哥的英年早逝所带来的震动，让我清醒地意识到，企业建立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和机制的重要性。按照优先发展现代服务业的上海定位，我给均瑶集团下一个十年的发展战略，提出了转型现代服务业——致力于建设国际化的现代服务业百年老店的目标。
企业就像一颗种子，生长在中国的沃土上
百年老店，不是一时心血来潮就能做出来的，而是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对于建立“百年老店”的艰难，我很清醒，“百年老店”，意味着要用百年企业的价值理念、思考方式和行为准则要求自己。在决策中，要舍得眼下的一时之利，不赚“快钱”，不求暴利，不搞竭泽而渔的事情，规避短期行为，“风物长宜放眼量”，凡事从长计议，从长远出发，绝对不搞一锤子买卖。日常管理中，要围绕百年检索自身，习惯去模拟风险并思考预案，不断改革治理结构和模式。企业在发展中要充分考虑顾客、员工、股东和社会的利益，只有坚持这样做，大志有恒，才是一个负责任的企业，企业发展才能长久。
目前的均瑶集团，已经在这条路径上探索。我们目前的投资都是以履行社会责任、促进社会进步为原则，以给社会做加法为理念来发展产业。
从“光彩三峡行”开始，十几年来，均瑶集团持续投入十几亿元在老少边穷和三峡库区兴办实业，解决了数千三峡移民就业的难题，造福当地百姓。
2005年，我们在配合教育改革，改制上海两所公办转制学校为民办，融合创新国际、国内课程，改进教学方法，提出打造“百年名校”的目标。今年，又在上海托管了两所公办学校，在浙江杭州新办了一所分校，综合利用资源，促进了优质教育的均衡发展。吉祥航空在民航界是一个新兵，不少热门航线、赚钱航线并没有对我们开放，但我们不抱怨。吉祥航空还先后开通了上海到福建连城、上海到贵州毕节等一些老少边穷地区的航线，这些航线别人不愿做、不屑做，短期也没有盈利。但我认为，能带动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就有社会价值，具有社会价值早晚会做大商业价值，当地发展了，它的航线一定会有一个好的市场。
改革开放迄今35年，回顾均瑶集团的发展历程和个人的成长经历，我深深感到，如果说今天没有中国机遇，没有中国的改革开放，民营企业就没有发展机会。一个人和一家企业很渺小，它就像一颗种子，只有扎根在中国这片沃土中，才能苗壮成长；只有中国长治久安，才能有“百年企业梦”。这种信念是均瑶发展的动力之源！
（作者时任均瑶集团董事长）
附文
王均瑶 为了那“包天”的梦想
光阴荏苒，似水流年。日子一天一天地过去，我们已能听见21世纪悄悄走来的足音，中国改革开放的巨轮即将驶入新世纪。
20年，对历史而言，不过弹指一挥间。如果由今天看昨天，犹如波澜不惊的大海，平淡无奇；但倘若回首20年，那谁能说不是风雷激荡、沧海桑田、气象万千！
改革开放以来，温州这片神奇的土地创造了多少人间辉煌，而创造温州辉煌的温州人又饱尝了多少苦辣酸甜。作为温州的一分子，我也历经了苦苦的跋涉和孜孜的探索……
为什么不能包飞机
我出生在一个普通家庭，两姐两弟，当时家境贫寒。但少年不识愁滋味，和所有的孩子一样，我也有天真的童趣和许多的幻想，时常仰望青山绿水、蓝天白云，任思绪随风飘忽。当然，飞机也见过，那撕裂苍穹的轰鸣、银白锃亮的光泽增添了我无限遐想，不过它们都只在我头顶一掠而过。
也许应了“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这句古话。16岁那年，我中学毕业就加入温州百万销售大军的行列，踏遍千山万水，历尽千辛万苦，诉说千言万语，想尽千方百计，带着温州的小商品，去闯荡中国的大市场。商海风浪的搏击和社会生活的磨砺，使我认识了风云变幻的市场，也铸就了我敏锐的思维和开阔的思路，脑子时时转，点子不断现。
当时的温州，偏僻至极，只有一条水路和一条公路与外界连通。这使百万销售人员备尝辗转、颠簸之苦，每年回家过年就更是难而又难。1991年春节前夕，我和一帮在长沙做生意的同乡聚在一起，又在商量如何回家过年的事。长沙到温州，千余公里之遥。回家吧，的确艰难困苦；不回吧，在外的游子谁能舍下全家欢聚团圆的天伦之情。归心似箭的同乡们提议：包租一辆客车直开温州！
好一个“包”字，它触动了我的灵感。包田、包地、包店、包汽车，为什么不能包飞机？坐飞机对生意人来说不是更有效率吗？交通便捷了，温州的小商品不就挣脱了交通制约这个瓶颈，更快地走向大市场了吗？
不声张，试试看
我捕捉住这瞬间的念头，就在心底酝酿筹划开了。我找到中国民航湖南省局，怀着志在必得的信念叩开了这扇肃穆、神秘的大门。在一位运输处长面前，我和盘托出了我的构想，并坦陈了让构想变为现实的依据，描述了改革开放后的温州和温州人。
平时不喜欢多语的我，此时却口若悬河，有理有据，与舌战群儒的诸葛先生相比，毫不逊色。
包飞机！这在坐飞机要有县团级以上单位开具介绍信的当时，确实无异于异想天开。所以，这位处长颇觉惊诧，也感到这话题新鲜。但在改革开放形势的淘洗下，人们的思想毕竟已迈开了解放的大步。
在得到这位处长“可以考虑，可以商谈”的答复后，我满怀欣喜急忙赶回温州。然而，就在我着手开展客源调查的过程中，亲朋好友、社会各界人士无不投以惊异的眼神，并予以好心的规劝。也有人不无讥讽地说：“王均瑶，你坐过飞机吗？飞机是可以包的吗？你真想得出来。”
中国开放十几年了，各行各业的机制都很灵活，飞机就真的神秘不可知？难道前无古人的事我王均瑶就不能干？凡事不去闯，不去尝试又怎么知道能否成功！我的执着之心丝毫没有被众口一词的否定淹没。怀揣厚厚的一叠市场调查分析报告，我赶赴长沙，与民航局有关领导进行了反复协商。省局的指导思想是：不声张、试试看。但要我提供温州政府部门出具的资信方面的材料。事情有了进展，我不知疲劳急返温州。
1991年，我26岁，7月28日这天，对于他人也许是个平常的日子，可在我却终生难忘。这一天，我的理想变为现实；这一天，谱写了我创业的崭新篇章；这一天，张开了我奋飞的翅膀。就在这一天，一架“安24型”民航客机承载着满座的客人，更承载着我梦寐以求的希望，由长沙起飞，穿越云层，平稳地降落在瓯江之畔的温州机场。民航湖南省局领导的手和我的手紧紧握在一起，久久不能松开。他们激动、兴奋，说：“王均瑶，你干了一件我们想都不敢想的大事啊！”
紧握着领导的手，目睹一位位从舷梯上走下的温州同乡和朋友，听到一声声谢谢和一遍遍赞叹，我竟不知所措，几多辛酸苦涩几多激奋欣喜交织在一起，从心里涌向喉头……
“胆大包天”王均瑶
包机航线开通了，可我并没有大功告成后的那种喜悦和陶醉，而是做到少露面、少说话，湖南方面也是低调处理的态度。可是，“树欲静而风不止”，新闻舆论界总是最敏感者。那段时日，记者们纷至沓来，有国内的，也有国外的，有上门采访的，也有电话采访的。他们似乎着了迷，都想探访一下敢包飞机的人是怎样的三头六臂，胆子到底大到何等程度。
记得有位采访的记者一走进我的办公室，就急切地问：“小伙子，你爸爸呢？我找你爸王均瑶。”当我告诉他我就是王均瑶时，他竟哑然了好久才回过神来。
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媒体都知道了我包飞机的事，说我是“胆大包天”，“开中国私人包机之先河”，“创造了90年代中国民航史上的奇迹”，等等。美国《纽约时报》差不多以整版的篇幅作了报道：“王均瑶超人的胆识魄力和中国其他具有开拓和创业精神的企业家，可以引发中国民营经济的腾飞。”不少记者因写我而得了当年的新闻奖。就从那时起，“胆大包天”成了王均瑶的同义词。
包机进展顺利，成功固然很值得骄傲，但我并没有沉浸在赞誉声中，而是马不停蹄，努力开拓和发展新的包机业务。
为迎接香港回归这一中华民族盛事，1996年，我不辞辛劳，几经周折，多次与民航、空军等部门协调，几赴南昌与东航江西分公司商议，在温州市政府的支持下，终于在这年的11月7日开通温州至香港的包机航线，受到了温州人民和香港同胞的高度评价。这条航线的开辟意义非同一般，我认为这是我们包机事业上值得浓墨重彩书写的一笔。
几年来，我们公司与国内20多家航空公司合作开辟了航线承包和航空客货运代理业务，包机业务遍布全国，设立了10多个分公司，每周达400多个航班。近年来，全国民航经营形势下滑，出现行业性亏损，面临严峻局面，我们则以灵活的机制和多变的运作参与竞争，在巩固原有市场份额的同吋，还取得了新的突破。包机业务的迅速发展，为温州经济和社会事业的腾飞架起了一道道空中彩虹。
（作者为均瑶集团创始人）
冯爱倩 小商品市场的先行者
小商品王国一号“臣民”
我今年56岁，义乌佛堂和平村人。1955年12月1日，这日子我记得可牢了，从这一天开始，我从消费者变成了生产者，参加了农、林、牧高级生产合作社。社的范围很广，从现今的西王农场（市农业局所辖良种场）到陶界岭、全备、大塘下村，也就是说，县城西北角的黄土丘陵地带都包括进去了。当了三年正式职工后，1958年我调到劳动服务公司当营业员。1962年，盘踞在台湾的蒋介石鼓吹“反攻大陆”，形势转紧，我的户口也从城里转到婆家——柳青公社杨街村，我也由正式工一变而成了临时工。幸而丈夫杨兴桂是城阳供销社职员，我才有机会在这个供销社当家属工，一干就是七年。1969年我重返劳动服务公司干活。
1979年，我看到现市五金公司所在的这块空地上（当时是火烧屋基），有人提篮在卖各种小商品。生意也还可以。见他们提着一篮货来，拿着空篮子回去，买卖双方讨价还价，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虽说要时时顾及是否有税务人员或市工商管理委员会人员出现，但那份劲头使我不由怦然心动，也想去试试。可是我的请求未被批准，只得仍在劳动服务公司待下去。
1980年8月5日，我的户口由农村重迁回城，为迁户口要卖口粮，我就卖了10担谷子，每担8元，得款80元。这80元我可舍不得拆散，觉得这是个机遇，如果能再筹到一部分钱，就有经商的本钱了！于是我请在稠城公社当干部的朱小弟设法帮忙，向尚经公社信用社贷款300元，这380元就成了我经商的本钱。
1980年12月1日，我在丁丰章同志的帮助下，领出了营业执照，号码是第1号，难怪后来《小商品世界报》的“个体老板小传”栏目中以《“小商品王国”的第一号“臣民”》作为写我的题目。刚到市场经商，人生路不熟不说，连到哪儿进货也弄不清，加上自己是一个妇女，羞愧感也不轻。当时政策还不开放，人们对经商人员总是另眼看待，“无商不奸”嘛，这几千年的偏见仍牢牢地刻在人们脑中，哪像现在成了“光彩的事业”呀！我得深深感谢“稠城商业联合社”的银芝，帮我开了进货的路。她们的商品都是从县百货公司进货的，于是她也引导我到百货公司进货。
进货的苦，无处诉
我开始到百货公司进货，多是“鸡毛换糖”必需的纽扣、鞋带、别针、缝衣针、缝纫机针、拉链、橡皮筋、小包锁等。为了寻找货源，我还到金华、衢县、龙游、绍兴……反正啊，差不多全省各县市的百货公司我都跑遍了，甚至苏州、上海也去了。
头一天摆摊，除去成本、开支外，我赚了6元多，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因为我当了多年临时工，每天工钱不过0.9元，一月下来才27元。如今一天的收入能抵几天的工钱，谁也算得清。我还记得，隔一天后生意更好，赚了22元，这使我经商的信心更足了。
当时稠城镇是农历逢双集市，廿三里是农历一、四、七集市，我就城里、廿三里两头跑。至于到外地进货，也是上午在集市上抛售货物后，下午马上乘车赶到外地，第二天配好货立刻返回，赶上第二个集市摆摊。进货中，我也不知吃过多少苦，尤其是妇女到外地，困难自然更多。即使已过去了这么多年，如今想起来还像是做了一场噩梦，想到艰辛处，还常常一人暗暗流泪呢！
1981年夏天，我到金华百货公司进货，好不容易进了2000把纸扇，装满两只大袋，担着上火车站。烈日当头，我汗流浃背，口干舌燥，脚也软绵绵的，肩上的担子显得特别沉重。当过铁路时，我突然感到胸口发闷，恶心兮兮的，眼冒金星，嘴里刚一声“啊呀”就脚一软，担子也脱肩了。我一屁股坐在铁路边的小路上，只有出气的劲。这时幸而有一个道口工发现了我，他扶我到小屋内，给我扭痧。扭得皮肤红中发紫，胸口的闷也减轻了。我喝了水，稍稍休息了一会，就咬咬牙又挑起担子，挤上火车回家。
有一次上苏州没有进到货，我就改道到上海，终于进到了一点货。当时天下暴雨，我为了赶时间，冒着雨挑着担子上火车赶回家。车上旅客很多，车厢里十分拥挤，我从车门处挤不上去，就想从车窗往里爬。衣服湿，手也湿，车身也湿，我攀着车窗刚往上挣扎，手一滑，摔倒在铁轨上，头上也摔破了一层皮，疼得我浑身发抖，但我还是赶快爬上站台。车上旅客见我一副既狼狈又可怜的样子，纷纷伸出手来拉我，我才上了车。到了嘉兴，我透过车窗，看到也是经商进货的楼香云等四位妇女正站在站台上，眼看着旅客们争先恐后地往车窗里钻，她们急得又喊又跺脚，全身淋得跟落汤鸡似的。我赶紧叫她们到我这边来，先帮着接进货，然后一只手拉住其胸前的衣襟，另一只手抓住她的手，硬是把她们一个个地拉上了车。楼香云站在车厢通道上已是脸色苍白，只有喘气的劲儿，哪还说得出话。
那时的车啊，挤得连厕所内也站满了人，我们女人憋急了，只能外面围一圈人，让一人在里面方便。困了，垫张纸或垫块袋皮，钻进座位底下“呼噜”开了。
还有一次到绍兴进货，我把3000元钞票捆在腰间，到绍兴后，怕款被窃，晚上不敢安睡，肚子也捆得透不过气来。进到货后回义乌，汽车过诸暨就抛了锚。当时天下着雨，阴冷的风不住地往人身上吹，我们就这样在野外待了三个多小时，才有车来调换。当时，我虽看不清自己的脸色，但浑身筛糠似地抖了这么长时间，脸色肯定是发青发白的。我的头疼症（天一转冷就发作）也是从那次落下的。
出门最怕生病。一次，我上兰溪，跑遍整个城区也没找到货，宿了一夜后，只得怏怏地坐汽车经浦江回家。车到浦江后，我肚子疼得好厉害，浑身发烧，而且开始拉肚子，只得先下了车。我忍着疼痛到药店里买了几颗扑热息痛片，服下后病痛才稍有减弱。随后我改乘下午2点半的车回家，家里人一见到我的憔悴样都吓坏了，事后，身体一过磅，足足轻了五斤。
其实我们妇女去进货也有比男人优越的地方。有一次，我去龙游百货公司进松紧带，是从兰溪转车过去的。由于人生地不熟，连续上了三辆车都不是去龙游的（真是见笑，连上车也不懂）。好不容易到了龙游百货公司找到了货，可一问，人家的货不批给个体户。我又饥饿又气恼，不由得坐在一旁暗暗流泪。有一位同志见我这么副可怜相，可能他心软了，走过来对我说：“别哭了，这次你是例外，去付钱吧！”我赶快擦去泪水，满脸堆笑，连声道谢。
到1982年，市场上经营人员逐渐增加，北门街已经摆不下了，大家又逐步向湖清门转移。这时，我也显得老练了，胆子也壮了。那年绍兴开百货展销会，我赶去参加，可展销会只是单位间交易，不接待个体户。我回来后，设法用义乌县手工业联社（市二轻局的前身）的旧介绍信，在上面加上我的名字，就这样才买票混进了展销会。我在里面转了好多圈，凡是外面可以进到的货我不要，凡是市场上不畅销的也不要。突然，我发现有一批小电珠，每粒标价才0.012元，注明是出口转内销的。我想：这么便宜，进些试试看。于是就把10箱共计10万粒电珠全包下了。我拉住一辆汽车将货运回义乌，心想只要稍稍加点价，就可获得不少利润，心里美滋滋的。
哪知到义乌市场后，一个多月过去也无人过问，心中那个焦急劲啊，别提有多大。因为我的本钱少，这一压就是1200元，能吃得消吗？一天，真是瞎猫撞上死老鼠，一位客商来问我：“这电珠多少钱一粒？”我正心灰意冷，反正也不奢望他买，再是市场上又没有我这样的货，价格也说不准，就随口说道：“二分七一粒。”话一说出口，连自己也吃惊，不是超过成本了吗？哪知这客商也不还价，很干脆地同意我的开价，并问有多少货。后来这客商把10箱货全买走了。我一下子挣了近1500元。那时候，这笔钱可是个大数目，我的本钱也由此大了起来。
我上苏州进货，来回得三天，其中两个晚上都是在杭州至苏州的客船上坐到天亮的。一次，我与叶美芳等四个妇女上苏州进货，好不容易进到货，但到杭州站想托运时，人家却爱理不理地吐出两个字：“不行！”外面天下着雨，我们几个又气单力薄，如何上得了车、回得了家呢？真是急得要给他们下跪了。但这一套是不会感动他们的，于是我们就咬紧牙，挑着货上车。我是40多岁的人了，要挑这么一百三四十斤的担子上下车，其间还要排队、检票、进站，一步步地挨过去，虽然肩膀压得生疼，还得装出一副轻松、若无其事的模样，跟同伴边走边说笑。等到上了车，我累得瘫成了一团泥，坐在行李上，站都站不起来。
提起坐车的辛苦，我说一件事。卖小电珠赚了钱后，我又与隔壁邻居来来和另外一人一起到绍兴进货，由于没有进到货，就转道到上海，三个人看到上海的衬衣便宜，每件仅3.70元，于是就进了3000件衬衣回义乌。当时的义乌市场上，连童装也才刚允许上市，衬衣是不允许经营的。只因听得人家说，成都市场上东西容易卖高价，三人就决定上成都。其实那时我连成都在哪个方向、离义乌有多远也不清楚，但衣服堆在家中，穿又穿不光，吃又不能吃，并且资金积压是生意人的大忌，就胸脯一拍：走！三人买好火车票就上成都。嗬哟，那时的车子比现在还挤，上海至重庆的快车，挤得是插针无地。我挤在人堆中，只有一只脚可着地，另一只脚悬在空中，站累了，才能换一只脚。很多旅客的鞋也掉了。妇女和小孩被挤得哇哇叫，可那种情势下，谁帮得了谁啊！我一直站到重庆，几天几夜，脚肿得连鞋都穿不进去。由重庆转车到成都的途中，我才有了座位，人也就不显疲乏了。到成都后，我们当然挑最便宜的旅店住，为省钱，每天中饭就胡乱扒拉碗面条充饥。总算把衣服全部脱手了，一算，除去开支，尚有200元利润。谢天谢地，如此盲目地到远方闯，总算不亏，心中还是甜丝丝的。可也就从那次以后，我再也不敢出远门了。
我前面讲过，出门进货，最怕托运，在杭州站急得差点下跪就是一例。其实，这种事太多了，现在一提起托运，我还会心惊肉跳。
就说1982年到绍兴去进表带吧，从绍兴东湖附近一家厂进到15大箱（木板箱）表带，雇人运到火车站托运。也不知是木箱太笨重还是超体积的缘故，车站一口拒绝，表示不准托运，要托运得换成麻袋包装。我看到大木箱也发怵，扛又扛不动，运又运不走，急得我只想哭。可一想，哭也没用，还得想办法。于是就向车站工人借工具。终于向一位老工人借到了一根撬棍，并讲好这15只大木箱的木板白白送给他。随后我拼尽全力，把15只大木箱一只一只撬开，再买来25只麻袋，才把这批表带重新包装好。我原来就又急又气的，再加上活儿累，食欲全无，买了两只馒头充饥，结果连一只也吃不下。那些车站里的服务小姐看我一个人干着重活，谁也不动心。我开口求她们帮个忙，可谁也不答应。
还有一次到慈溪进小童鞋（婴幼儿穿的，当时慈溪农村家家户户都在加工），我住在一位公社干部家中，当地妇女三三两两地来到我的住处，带来10双、5双的，我边验收边付款，共收了2000双小童鞋。我背上两包，一只包在前面，一只包在后面，雇了一辆自行车，搭坐在车架上就往火车站赶。至于余下的货，则又雇了四辆自行车往车站送。一到车站，火车快开了，我从车窗里爬了进去，两个包请骑车的人往里递。可另四辆车还没到，火车已启动，我急得连声大叫，喉咙也喊哑了。幸亏到义乌后的第三天，那些货也由那几位老乡帮我托运到了。我真是说不出有多高兴，连忙叫我丈夫写信去感谢。
再有一次，大概是1984年的事了，我与金益洪一起出门，我到嘉兴进小手电筒，他上嘉善进纽扣。我在嘉兴进到35大箱小手电筒后，用车送到嘉兴火车站，但车站不准托运，于是我又将货运到嘉善，正遇上金益洪也已购好纽扣在办托运。结果，也是不准托运。我们两人急得团团转，只得求车站对面一爿饭店的老板去通融，可回音还是两个字：不行！我也死心了，心急火燎地赶回义乌，雇了一辆汽车到嘉善运货。哪知金益洪已经打通关节，把我们两人的货都托运回来了。我雇的汽车空车返回，为此我白花了这么一大笔冤枉钱。
义乌小商品市场进入第二代（今副食品市场所在地）后，我改经营小五金、剪刀、缝纫机针、水果刀等，也兼营扑克、领带、工艺品（钥匙圈坠）等。这时，我进货的渠道也改了，改从温州方向进货。
谈起事情的起因其实也挺简单，我的第三个女婿是跑温州的客车驾驶员，我上下车很方便。我到温州先后找到巨溪扑克牌厂、臣溪针厂、瑞安刀具厂、矛牌剪刀厂，他们都正愁产品无法进入义乌市场，我上门求货，他们喜出望外，当然一拍即合。有时厂里货供应不上，我也向加工这些小商品的个体户进货。
从此，我就与温州这条路结下了不解之缘。为了赶时间，我每两天要从温州来回一次。这需要将时间算得很准，头天晚上坐上到温州的车，在车上睡觉，第二天一早又转车到巨溪，办好事就已是中午了，下午赶到瑞安刀具厂，办好事后再马上赶回温州城里，正好赶上温州—义乌的班车，又得在车上睡一晚。直到1992年止，我每月要去温州10趟，也就是说每个月有20天时间是在温州—义乌的路上度过的。
出门在外，尤其是去温州这条鬼路，最怕的是抛锚、堵车。一堵车，路的一边是高山，一边是瓯江，饥肠辘辘，附近农家挑着稀饭来卖，其实哪像稀饭，不过是稀薄的汤泡饭而已，一小碗还要一元钱，而且动作稍慢一点还抢不到呢。
有一次堵车真吓人，就离我坐的车不远处，有一辆杭州至温州的大客车翻入了瓯江，死了36人。我坐在车上，惊得不住地打寒战，心中连声念道：阿弥陀佛……
小商贩勇怼县委书记
进入第二代小商品市场后，摊位不再是露天的了。像在湖清门那样大风掀翻摊位上的棚顶，下雪天路冻得特别滑，连人带担地摔倒在地的情况不再有了。交通与邮电通信也方便多了，银行也开始启用个体户的大额现汇，所以我们不必再腰缠巨款、担惊受怕地出门了。但托运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就说1986年初的那一次吧，我要运200箱货回义乌，好不容易拦下一辆杭州至义乌的货车，可驾驶室内已坐满了人。我只得坐在后面的车斗上。当时天下着大雨，我蜷缩在帆布下，颠簸了10多个小时才到义乌，人闷得差点像酿酱般地酿熟了。
义乌的市场发展，首先要感谢的大功臣是县委书记谢高华同志。别看他长得又矮又黑又瘦，可说话、办事那个干脆、利索而又开明的劲儿是没话可说的。我与谢书记原来不认识，可有一次为了要求开放市场的事，我找到了他，并且还跟他辩论了一番。这件事，我至今还记忆犹新。
市场在北门街刚形成气候时，税务部门的同志已经开始来征税了。税额很小，每人每天1-2元，有的人生意差，收税也就只收0.5元。1982年9月5日，义乌县稠城镇以整顿市场领导小组名义发布了《关于加强小百货市场管理的通告》第一号，宣布正式开放稠城镇小百货市场。稠城镇的小百货市场上原先只有二三百个经营户，通告发布后，经商人员很快发展到六七百人，摊位也沿新马路往北延伸。第二年上半年，税务部门查税查得很紧，曾在一个晚上对所有旅店进行突击检查，凡是没有税票的客商一律补税，有许可证的补4.4％，没有的则加倍。这么一来，客商不敢来义乌了，市场也随即萧条。当时的工商所长孙樟宝同志急得马上向县委、县政府汇报，我心中也憋了一肚子意见，要找一位领导发泄一通。
一天，我在美容理发店前面看到谢书记，就走上前去问他：“你是谢书记吗？”
他看着我这个土婆子问：“你是干啥的？”
“我是在市场经商的。政府规定对小商品收取4.4％、8.8％的税实在太高了，我们赚钱也不容易。”
谢高华同志见我说话口齿清楚，不卑不亢，又见店前往来人多，就叫我上他办公室去。去就去，我也不畏怯。这是我这个平民百姓第一次进书记办公室。进办公室后，开始时，谢书记对我挺不客气，声音也大，恼我在大庭广众之下说话太不检点。他边说话边用手指重重地点着桌面。我本来就窝着一肚子火，这时也就提高嗓门说话。我说：“义乌人多地少，经商是义乌人的传统。‘鸡毛换糖’既可解决肥料，红鸡毛又可出口，还能改善群众生活。你是父母官，应该支持。如今这样子，我们生意也不好做。”
说到后来，我激动得泪水也流下来了。谢书记见我说得动情，口气也缓和了，还给我倒水、递烟，并劝我：政策开放要慢慢来，不能这么性急，叫我先去做生意。
谢书记不愧是人民的好书记，他深入基层进行调查，根据方方面面的意见，结合义乌实际，不久就在县委领导班子会议上，明确提出了“四个允许”，终于使我们能够安安心心地经商了。
市场经营人员增多后，有许多事要求我们自己去办，如市场秩序、交易中的纠纷、发生钱物被窃……都要有人管。于是，组建治保与劳协两大群众组织的事也提上了议事日程。早在湖清门时，我就配合工商所的同志，把当时的经商者分成六个小组，并分别指定临时负责人，负责市场秩序及收费管理，也负责维护经营户权益，如交通局的大门口要拆建，他们自作主张拆除了17个摊位，我当即找局领导据理力争，使他们改变初衷，而且在施工现场安上安全网，使17个摊位仍可以正常经营。当时市场上的第一任治保主任是王勇钢，副主任是黄昌根与我。1983年11月14日，我们市场成立个体劳动者协会分会，是我与何海美两人着手筹备、组建的，我与何海美两人也一直合作至今。
成为个体劳动者的楷模
在经商过程中，我一直以市场为家，只要是市场上的事，经商再忙也拼尽全力去做，不怕个人吃亏，因此得到上级领导的赞许，获得经营者的拥护，也得到过许多的荣誉。其间使我感到最辉煌的，是1986年2月3日，在北京参加“全国第一次个体劳动者协会代表大会”。
当时，我与兰溪的一位同志作为金华地区的个体劳动者代表，同全省其他地区的18名代表一起赴京开会。我们先到省工商局报到，由省局个协秘书长诸爱文同志带队，省领导告诉我们：“你们上北京开会不容易，是你们辛勤劳动才取得的，要服从大会指挥，遵守大会纪律。”
我们坐火车到北京后，住德胜门外回龙馆。2月3日，薄一波、田纪云、杨静仁、彭冲等领导接见我们，并与我们合影留念。如今，这张历史性的照片仍高高地挂在我家客厅中，每位上我家的人都要驻足凝视。在大会上，薄一波同志做了报告，他送给我们八个字：“勤俭致富，遵纪守法。”会议休息期间，我们还参观游览了长城、颐和园、圆明园遗址、故宫、天坛、十三陵水库……
1992年10月，我与其他劳协干部及市工商局领导一起，到毗邻黑龙江的布拉戈维申斯克（中文名海兰泡，俄罗斯的阿穆尔州州府所在地）考察，又到黑河、哈尔滨、沈阳、大连、北京等地考察办市场的情况。
1992年，我荣获义乌市妇联的表彰，获得了“巾帼英雄”“三八红旗手”称号。
1993年，我被评为浙江省先进个体户和金华市劳动模范。
我在这些年的经商中，除了义务担任多种组织的工作外，也尽力帮助有困难的个人。如西门的刘小土，从小腿残，我不嫌弃他，带他去金华配货，叫他坐一旁看货物，我则一趟趟地把货物挑到火车站。进入第二代、第三代小商品市场后，我仍请求工商所把他的摊位安排在我的附近，便于照顾。一直到1989年他生癌症去世为止。
我的堂侄儿患有肝炎，连赶鸭也吃不消，家里很穷。我帮他申请到一个摊位，他的生活富裕了，病也治好了，如今房子造了好几幢。
还有我的娘家亲戚马伟荣要我帮助他经商，我在1986年10月帮他申请到一个摊位，经营工艺品，他也走上了富裕之路，如今买下了地处香山新区的房子，还在下车门地段购买了住房。
人活世上就得奋斗，也要为社会为人民做好事。我决心在经商这条路上坚决地走下去，为繁荣、振兴义乌经济多做贡献。
（作者时为义乌小商品市场从业者 吴洵贶/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