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记·曲礼上》记载：“卒哭乃讳。”卒哭，古代丧礼过了百日以后，变无时之哭为朝夕一哭，即早晨、晚上各哭一次，其他时间不哭，名为卒哭。为什么过了百日祭以后才避讳死者的名字呢？汉代经学家郑玄说：“敬鬼神之名也，讳，辟（避）也，生者不相辟（避）名。”（《礼记·曲礼上》郑玄注）从中可知，人活着时，他的名字不需要避讳；人死之后，他的名字写在牌位之上，供奉在宗庙或家庙中，成为鬼神。为尊敬鬼神才加以避讳。生不避讳，死后避讳，也就是生时称名，死后称讳。这是避讳总的原则。
此外，避讳的规则还有“不讳嫌名”、“二名不偏讳”、“诗书不讳”、“临文不讳”、“庙中不讳”等等。
（一）不讳嫌名
嫌名，指与名字声音相同或相近的字。例如，“禹”和“雨”，声音相同，“丘”和“区”声音相近，均属嫌名。历代实施这一规则也不尽相同。
1.未改京兆之名
京兆尹，既是官名，又是地名。汉朝设置京兆尹，为三辅之一，管理京师地区。汉和帝名叫刘肇，“肇”与“兆”同音，属于嫌名。汉朝并没有因为“兆”犯汉和帝的嫌名“肇”而更改“京兆”之名。可见汉代还恪守不讳嫌名的规则。随着时代的发展，避讳越来越严格。为避讳帝王嫌名而改换地名、官名、人名之事逐渐增多。
2.邓嶽不避晋康帝嫌名
《晋书·邓岳传》记载：“邓嶽字子山，陈郡人。本名岳，以犯康帝讳，改为嶽；后竟改为岱焉。”邓嶽，字子山，是陈郡人。本来名叫邓岳，因为名字犯了晋康帝（司马岳）的名讳，就改为邓嶽。嶽是岳的嫌名。所以陆游说：“晋人避其君名，犹不避嫌名。康帝名岳，邓岳改名嶽。”（《老学庵笔记》卷十）虽然，他最终改名为邓岱，但那终究是后来的事情。至少在改名为邓嶽的时候是不避晋康帝的嫌名的。
3.改官奏状未获准
唐朝咸通二年（861）八月，任命中书舍人卫洙为工部侍郎，不久改为银清光禄大夫、检校礼部尚书兼滑州刺史、驸马都尉等职。卫洙上奏状称：“蒙恩除授滑州刺史，官号内一字与臣家讳音同，虽文字有殊，而声韵难别。请改授闲官。”皇帝敕曰：“嫌名不讳，著在礼文，成命已行，固难依允。”（《旧唐书·懿宗纪》）卫洙奏状大意是说，承蒙皇帝圣恩，任命我为滑州刺史，官号内的一个字与我的家讳相同。虽然字形不同，但声韵很难区别。请求改授一个清闲官职。皇帝的命令说，嫌名不避讳，记载在《礼记》之中，命令已经发布下去，实在难于答应你的请求。当朝驸马，历来是最受皇帝宠信的人，他的要求都不获批准，可见“不讳嫌名”的规则，在当时还是坚持实行的。
4.张仁亶改名
唐朝的兵部尚书张仁愿，是华州下邽（今陕西渭南东北）人。神龙三年（707），他任朔方总管。当时，朔方与突厥以黄河为界。突厥常常渡河侵扰。他在河北筑三座受降城，各距四百里，置哨所一千八百所，首尾相应，自此突厥不敢度阴山南侵，节省数万镇守边兵。唐睿宗李旦即位，因为“亶”与“旦”声音相同，为避讳唐睿宗李旦的嫌名，张仁亶改名为张仁愿。经典的规则一旦被突破之后，人人争相效仿，到了宋朝，嫌名之讳达到了高潮。
5.宋高宗的嫌名之多
宋高宗的名字叫赵构，“构”字的嫌名有“遘、媾、觏、購、冓、篝、韝、姤、诟、逅、鸲、句、雊、岣、榖、彀、搆、够”等五十五字。（《淳熙重修文书式》）因避讳其中一个“句”字而改姓的就有四个人。“仍其字而更其音者，句涛是也；加草头者，苟谌是也。”（《齐东野语》卷四）沿用句字的字形，更改它的读音的，有句涛；加草字头的，有苟谌。这四个人都为此而改姓。
（二）二名不偏讳
二名，即双名，指两个字组成的名字。不偏讳，指不一一避讳。孔子的母亲名叫征在。郑玄解释说：“言在不称征，言征不称在。”（《礼记·曲礼上》郑玄注）是说“征”和“在”二字不相连出现在一起，就可以不必一一加以避讳。
1.《论语》不偏讳孔母二名
《论语·八佾篇》：“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意思是说，夏朝的礼，我能说出来，杞国（夏朝的后人）不足以作证；殷朝的礼，我能说出来，宋国（殷朝的后人）不足以作证。这是他们文献不充足的缘故。如果文献充足，我就可以引用来作证了。这段话中有三个“征”字，《论语》中都不加避讳。
《论语·季氏篇》：“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足，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意思是说，君子要警戒的有三件事：年轻时期，血气未定，要警戒的是放纵声色；壮年时期，血气方刚，要警戒的是好气斗勇；等到老年时期血气已经衰老，要警戒的是贪得无厌。这段话里有三个“在”字，《论语》中也都没加以避讳。这就是“二名不偏讳”的最好例证。
孔子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自不必说，就是编纂《论语》的孔门弟子及其再传弟子，也都是儒家学者，他们都是传承儒家经典的学者，他们恪守儒家经典“二名不偏讳”的规则，给后人作出了榜样。遗憾的是，后人并不一定效法。为什么人们不效法孔子那样“二名不偏讳”呢？汉代学者蔡邕说过：“尊卑有序，以讳为首。”（《北堂书抄》卷九十四）可见避讳是体现尊卑贵贱的重要标志，在封建皇权至高无上的等级制度之下，人们宁可不遵经典，也要屈从于皇权。因而遇到最高统治者的双名，也都照避不误，以减少麻烦。
2.萧琛对答从容
南朝的萧琛，字彦瑜，是梁武帝萧衍的老朋友。梁武帝每次宴饮群臣，都像对老朋友一样款待他。在一次朝廷的宴会上，“尝犯武帝偏讳，帝敛容。琛从容曰：‘二名不偏讳。陛下不应讳顺。’上曰：‘各有家风。’琛曰：‘其如礼何？’”（《南史·萧琛传》）武帝偏讳，是指梁武帝的父亲萧顺之名字中的一个字，即“顺”字。
萧琛曾经触犯了梁武帝父亲的偏讳，梁武帝收起了笑脸，萧琛从容不迫地说：“二名不偏讳。陛下不应该避讳‘顺’字。”皇上说：“各有各的家风。”萧琛说：“该怎么解释《礼记》中的‘二名不偏讳’的规定呢？”
3.何延之著《兰亭始末记》
晋朝书法家王羲之亲撰并书写的《兰亭集序》，被人称为行书第一法帖。唐太宗很羡慕《兰亭贴》，但久久未有得到。后来知道在和尚智永的弟子辨才那里。于是派监察御史萧翼去取。萧翼微服私访和尚辨才，并用计把《兰亭帖》骗到手，回京交付唐太宗。唐太宗命令任供奉官的拓书人赵模、韩道政、冯承素、诸葛真等四人各拓数本，赏赐给皇太子、诸王和近臣。唐太宗死时，《兰亭帖》作为殉葬品被埋入陵中。
唐人何延之撰《兰亭始末记》记载《兰亭帖》的流传过程及萧翼赚取法帖的故事。其中说：“今赵模等所拓在者，一本尚值数万钱也。人间本亦稀少，代之珍宝，难可再见。”（《全唐文》卷三〇一）人间即民间。代之珍宝即世之珍宝。因避李世民之讳而改“民”为“人”，改“世”为“代”。
4.杨隆礼改名
唐朝时，杨隆礼因为名字中有一个字与唐玄宗李隆基名字中的一个字相同，于是便把名字中的“隆”改为“崇”，名为杨崇礼。虽然经书中有明文“二名不偏讳”，为了减少不必要的麻烦，人们仍然照避不误。
5.唐德宗作诗
唐德宗即位十载，九月九日重阳节时，在曲江亭设宴款待大臣，他在宴会上即兴赋诗。诗题为《重阳日赐宴曲江亭》：
早衣对庭燎，躬化勤意诚。
时此万枢暇，适与佳节并。
曲池洁寒流，芳菊舒金英。
乾坤爽气满，台殿秋光清。
朝野庆年丰，高会多欢声。
用怀无荒戒，良士同斯情。
顾炎武说：“时此万枢暇，适与佳节并。则讳‘机’，以与‘基’同音也。”（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十三）“基”是唐玄宗（李隆基）的偏讳。因为“机”与“基”字音相同，所以唐德宗把本应是“万机暇”，写作“万枢暇”，以免犯了唐玄宗的偏讳。
（三）诗书不讳
诗书不讳，即《诗经》、《书经》等经书中的文字不避讳，如果《诗经》、《书经》中的文字都要避讳，那就无法寻读经典原意了，所以不能避讳。
1.周朝的文、武、成王不讳
周文王名昌，周武王名发，周成王名诵，经书中出现的“昌”、“发”、“诵”等字都不加以避讳。
《尚书·洪范》：“人只有能有为，使羞其行，而邦其昌。”这是讲用人之道，对于有才能有作为的人，要奖赏他，使他尽其所能，你的国家就能昌盛。
《易经·坤卦》：“发于事业，美之至也。”意思是说，在事业上发达有成，这是最好的了。
《诗经·大雅·桑柔》：“听言则对，诵言如醉。”这是描写糊涂人的形象，品德不好的人，听到道听途说的话，就随便答应，听到吟诵诗书上的话，就像喝醉了一样糊里糊涂的。
从以上三例中可知，即使是君王的名字如昌、发、诵，在诗书等经典中都不加避讳。
2.《开成石经》不避唐朝帝讳
唐朝开成二年（837）二月，在石碑上刻成一百五十九卷石经。“凡高祖（李渊）、太宗（李世民）及肃（李亨）、代（李豫）、德（李适）、顺（李诵）、宪（李纯）、穆（李恒）、敬（李湛）七宗讳，并不缺点画，高（李治）、中（李显）、睿（李旦）、玄（李隆基）四宗，已祧则不讳，文宗（李昂）见为天子，依古卒哭乃讳，故御名不缺。”（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十三）
在开成石经上，大凡唐高祖、唐太宗，以及唐肃宗、唐代宗、唐德宗、唐顺宗、唐宪宗、唐穆宗、唐敬宗七宗的庙讳，都不缺点画；唐高宗、唐中宗、唐睿宗、唐玄宗四宗，属于“已祧不讳”的范围；唐文宗现在是天子，依据古代“卒哭乃讳”的规定，所以当今天子的御名也不缺。《开成石经》包括十二部经书，比流传至今的《十三经》仅少一部，其字数相当可观。唐代帝王的名字，一定会出现很多次，都不加以避讳。可见“诗书不讳”的原则，唐代人仍然恪守不移。
（四）临文不讳
举行礼仪时，须按照礼文的要求行事，在诵读礼文时，遇到该避讳的文字也不避讳。如果避讳，礼仪便无法进行了。不仅礼文中不避讳，而且在公文中，为准确表达文意，也不能避讳。
1.韦孟讽谏楚王子孙
汉高祖刘邦立他的同父弟刘交为楚王，史称楚元王。韦孟为楚元王的太傅。楚元王的子孙荒淫无度，不守道德规范。韦孟负有教育责任，他作诗一首加以劝谏。其中有“至于有周，历世会同。王赧听谮，实绝我邦”。（《文选》卷十九《讽谏一首》）诗中回顾历史，是说到了周朝，历代与诸侯会盟。赧王听信谗言，与我们国家绝交。诗中没有避讳汉高祖的名字，出现了“邦”字。
2.汉武帝诏书不避父讳
元封二年（前109）正月，汉武帝到嵩山去，发布诏书：朕“至于中岳，获驳麃，见夏后启母石。翌日亲登嵩高，御史乘属，在庙旁吏卒咸闻呼万岁者三。登礼罔不答。其令祠官加增太室祠，禁无伐其草木。以山下户三百为之奉邑，名曰嵩高”。（《汉书·武帝纪》）
诏书中讲，我到达了中岳嵩山，猎获一只杂色鹿，见到了夏代的启母石。次日登上嵩山，御史及其下属也跟着，在庙旁的吏卒都听到了高呼万岁的声音，一共响起三次。登山遇到了神仙，依礼有求必应。命令掌礼官员增建太室山的祠堂，禁止砍伐太室山的草木。把山下的三百户人家作为供奉太室山的封邑。
汉武帝的父亲是汉景帝刘启。这份诏书中“启母石”的“启”字，恰恰犯了讳，但诏书中也不加回避。从上述两例可见，汉代还恪守“临文不讳”的原则。
3.胡瑗讲《易经》
胡瑗，字翼之，宋朝海陵人。受到范仲淹的推荐，以白衣身份应召到崇政殿，回答皇帝的提问，被授予校书郎。庆历年间，胡瑗应召到迩英殿给皇帝讲《易经》。讲经必须先读经文，然后再加以解释。宋仁宗御名叫“祯”。《易经·乾卦》：“乾，元亨利贞。”胡瑗把这五个字直接读出来，不避讳御名的同音字。仁宗皇帝和陪读的人，都大惊失色，为胡瑗捏了一把冷汗，看他如何收场。胡瑗却不慌不忙地说：“临文不讳。”（《道山清话》）仁宗皇帝见他引经据典，对他也无可奈何。
（五）庙中不讳
庙，供奉祖先的房舍，皇家有宗庙，卿、大夫有家庙，汉代经学家郑玄解释说：“唯有事于高祖，则不讳曾祖以下，尊无二也。于下则讳上。”意思是说，在祭祀高祖时，曾祖以下辈分的名字都不避讳，表示高祖是唯一最尊贵之人。祭祀宗庙、家庙中的晚辈，那么他们长辈的名字都得避讳，例如，祭祀祖父，那么高祖、曾祖的名字也都得避讳。
1.宗庙颂歌不避文王讳
《诗经》分风、雅、颂三个部分，风即十五国风，指各地的民歌；雅分大雅、小雅，大雅产生于西周，小雅产生于东周；颂是用于宗庙的祭祀之歌。周颂中有一首《雝》：
有来雝雝，至止肃肃。
相维辟公，天子穆穆。
于荐广牡，相予肆祀。
假哉皇考，绥予孝子。
宣哲维人，文武为后。
燕及皇天，克昌厥后。
绥我眉寿，介以繁祉。
既右烈考，亦右文母。
这是周武王祭祀周文王的诗，是在宗庙里歌唱的：诸侯都来助我祭祀，和谐而且恭敬，天子容貌肃穆。和谐而且恭敬的诸侯送上大牲口，助我祭祀，伟大的文王啊，请您享受吧，以安我孝子之心。您尽人之道，备君之德，安定人心与天心，能昌盛其后代，安我以眉寿（长寿），助我以幸福，使我得以尊敬皇考（已故之父，指周文王）和健在的母后。
朱熹在注释中引用苏氏的话说：“周人以讳事神，文王名昌，而此诗曰‘克昌厥后’，何也？曰周之所谓讳，不以其名号之耳，不遂废其文也。讳其名而废其文者，周礼之末失也。”
苏氏说，周朝人用避讳来敬事神灵，周文王名字叫姬昌，可此诗中说“克昌厥后”，为什么呢？回答说：周朝所谓的避讳，不用他的名称呼他罢了，并不因此就废弃那个文字。如果为了避讳他的名字而废弃那个文字，那将是周礼的失误。
2.宗庙颂歌不避周武王讳
《诗经·周颂》的《噫嘻》写道：
噫嘻成王，既昭假尔。
率时农夫，播厥百谷。
骏发尔私，终三十里。
亦服尔耕，十千维耦。
这是周成王开始设置田官，告诫他们的话。周成王告诫田官，你们要率领农夫播种百谷，使他们大开私田，在三十里的范围内，都干农活，万人为耦（二人并耕）而耕，合力齐心劳动。
“骏发尔私”的“发”字，是周武王的名讳。因为是宗庙里的颂歌，就不避讳。以上两例都符合“庙中不讳”的规则。
（六）已祧不讳
祧，远祖的庙。古代，天子立七庙，太祖与三昭、三穆，共七庙。太祖为不祧之祖，即永不迁出宗庙。七世以上则亲尽了，就把他的牌位迁出宗庙，藏于祧庙。已祧不讳，已经迁入祧庙的远祖，可以不避讳他的名字了。《礼记·檀弓下》：“既卒哭，宰夫执木铎以命于宫曰：舍故而讳新。”意思是说，过了百日祭之后，掌丧事戒令的宰夫手持木铎说高祖的父亲当迁入祧庙，已祧迁的名字可以不必避讳了，新去世者的名字则要避讳。
1.班固著书不避惠帝庙讳
东汉历史学家班固撰著一部汉朝断代史，在《律历志》中有“盈元”、“盈统”、“不盈”之类，一卷之中字凡四十余见。（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十三）
顾炎武说，《汉书·律历志》中有“盈元”、“盈统”、“不盈”之类的字样，一卷之中这个“盈”字出现四十多次。从汉惠帝，到西汉末年，已经有十余帝。班固是东汉人，惠帝的神主（牌位）早已供奉到祧庙里了。这符合已祧不讳的原则。
2.唐高宗、中宗祧迁不讳
唐宪宗元和元年（806），掌礼仪的官员上奏疏说：“谨按《礼记》云：‘舍故而讳新。’此谓已迁之庙，则不讳也。今顺宗神主升祔礼毕，高宗、中宗神主上迁，则忌日并不合行香，依礼不讳。制可。”（《册府元龟》卷五百九十一）升祔礼，新死者与祖先合在一起享受祭祀的礼仪。
掌礼官的奏疏说，《礼记》上所说的“舍故而讳新”，说的是已经迁出宗庙的祖先，就不避讳了。现在顺宗（李诵）的神主（牌位）供奉到太庙的礼仪已经完毕，高宗、中宗的神主（牌位），已经从太庙迁入祧庙，到了忌日也不应该烧香了，依据礼仪的规定不必避讳。宪宗皇帝批准可以。
3.《平淮西碑》不避唐高宗讳
唐朝“安史之乱”以后，藩镇割据，愈演愈烈，严重威胁唐王朝的安全。元和九年（814）起，经过四年激战，终于平定了淮西叛乱。韩愈参与了这一战役，奉诏撰《平淮西碑》文，刻石记功。这篇碑文内，就有“高祖、太宗，既除既治”、“遂开明堂，坐以治之”的字样。两个“治”字，都犯了唐高宗的庙讳。从唐高宗，到唐顺宗，已是八代，高宗成了已祧之宗，在不讳之列。所以无人追究韩愈犯庙讳之罪。
4.朱熹不避宋真宗庙讳
朱熹为《孟子》一书作集注。《孟子》原文：“无恒产而有恒心者，唯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及陷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孟子·梁惠王上》）
这段话的意思是，没有固定的产业维持生活，却有固定的道德，只有士人才能够做到。像一般人，如果没有固定的产业收入，便没有固定的道德标准。假如没有固定的道德标准，就会胡作非为，违法乱纪，无所不为。朱熹的注释：“恒，常也。产，生业也。恒产，可常生之业也。恒心，人所常有之善心也。”
这段话的原文中有五个“恒”字，注释中有三个“恒”字。北宋真宗叫赵恒，南宋人朱熹不避讳“恒”字，是什么道理呢？如果说原文不避讳，属于“诗书不讳”的规则，情有可原。为什么注释中还有三个“恒”字，不加避讳呢？明朝学者谢肇淛说：“宋真宗名恒，而朱子于书中‘恒’字讳，盖当十宗之世，真宗已祧矣。”（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十三）谢肇淛说，朱熹生活的时代，距宋真宗已经过十代皇帝了，宋真宗已经升入祧庙，符合“已祧不讳”的条件了，所以朱熹不加避讳。宋真宗以后，经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徽宗、钦宗、高宗、孝宗、光宗、宁宗，正好十世。朱熹生于1130年的高宗时期，逝于1200年的宁宗时期。北宋结束时，真宗已该祧迁了，生活在南宋时期的朱熹当然可以不避讳了。可见谢肇淛说的是有道理的。
（七）讳名不讳姓
《孟子·尽心下》：“讳名不讳姓，姓所同也，名所独也。”孟子说，只避讳名字，不避讳姓氏，因为姓氏是家族所共有的，名字是一个人所独具的。
“讳姓”的事，有没有呢？皇家的姓氏称为国姓，臣民不必加以避讳。可以说“讳姓”之事，是没有的。但是，有权有势者，为避讳强令他人改姓的事，却是不乏其例。但仍属“讳名”的范畴。
1.戎昱作诗拒婚
唐代诗人戎昱，善于谈吐，长相漂亮，虽有诗才，却没有考中进士。崔瓘在湖南当官，想把心爱的女儿嫁给他。因为“戎”字犯了崔瓘的家讳，暗示让他改姓。戎昱作诗谢绝：“千金未必能移姓，一诺从来许杀身。”这桩婚事从此作罢。
还有更可气的，小吏为讨好上司，而擅改来客的姓氏。
2.石昂质问杨延朗
五代十国时期，有一个姓石名昂的人，被任命为临淄县令。石昂有事求见监军杨延朗，负责通报的小吏接过来访者的名片，知道来访者是临淄县令石昂，“石”字是杨延朗的家讳，小吏便把石昂改为右昂，通报进去。石昂听到了，进入大厅，责备杨延朗说：“你的侍从为什么以私害公？我本来姓石，并不姓右！”杨延朗大怒，石昂于是辞官还家，对自己的子女说：“我本来不想在乱世中当官，现在果然被势利小人羞辱。”（《齐东野语·避讳》引）拒绝达官贵族强行改姓已属不易，但是遇到姓氏犯了国讳，则很难抗拒了。
3.文彦博家两次改姓
宋朝宰相文彦博，字宽夫，汾州介休（今山西介休）人。进士出身，庆历八年（1048），任宰相。他反对王安石变法，在洛阳与富弼、司马光等人饮酒赋诗，被称为“洛阳耆英会”。元祐年间，司马光任宰相，荐他同居相位。《宋史·文彦博传》记载，文彦博家有过两次改姓的经历。他家原本姓“敬”，在五代后晋时期，因避晋高祖石敬瑭的名讳而改姓“文”，后晋灭亡，他家又改回姓“敬”。宋朝建立后，为避宋翼祖赵敬的名讳，又改为姓“文”。
其实，儒家经典对避讳的诠释并不复杂，哪种情况应该避讳，哪种情况不须避讳，条理清晰，实行起来也不困难。为什么后来发展到“忌讳繁，名实乱”的程度呢？宋代学者胡安国揭示出根本原因，“愚者迷礼以为孝，谄者献佞以为忠。忌讳繁，名实乱”。（《齐东野语·避讳》引）意思是说愚忠愚孝的人，把迷信《礼记》中的避讳规则当成尽孝道；喜欢讨好的人，把献上花言巧语当成尽忠心。这样一来，顾忌和避讳越来越繁复，名称和实物越来越混乱。
在封建社会里，无论什么事，只要提到忠孝的高度，实行起来都非常容易。最高统治者无不需要臣民对他尽忠，同时为了维护封建统治秩序，又都标榜“以孝治天下”。（李密《陈情表》）尽管他们不一定真正有孝心，但是忠孝的招牌是绝对不能扔掉的。臣民为了避免麻烦，不敢越雷池一步，经书中有一些“不讳”的规定，他们也都照讳不误。另外，还有如李藩所说的那样：“历代故事，皆自不识大体之臣而失之，因不可复。”（《册府元龟》卷三）这就使避讳制度经久不衰，而且愈演愈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