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帝东巡怎样祭祀三陵
2004年7月，辽宁的故宫、永陵、福陵、昭陵这一宫三陵“申遗”成功，成为世人瞩目的世界文化遗产。可是很少有人知道，如今闻名遐迩的三陵曾经是四陵；至于300多年前，这些被清代帝王尊崇的祖陵如何进行盛大的祭祀活动，更是鲜为人知了。
辽宁省档案馆珍藏的一批被称为“盛京内务府档”的满、汉文档案，为我们解开了这些谜团。
关外三陵大祭小祭四时不断
现在新宾的永陵和沈阳的福陵、昭陵，被称做清代的关外三陵，这三座陵墓因为安葬着清朝皇室的祖先，被清帝恭敬为祖陵，一直受到供奉祭祀，香火不断。
据档案史料的记载，关外三陵的祭祀活动分为大祭、小祭和皇帝东巡致祭等。其中，按例在每年的清明、中元（农历七月十五）、冬至、岁暮（农历十二月二十八或二十九日）举行的大祭，也称“四时大祭”；在安葬于三陵内的皇帝和皇后忌辰之日（古时人死后三周年起去世之日称“忌日”）要举行大祭；每月朔、望举行的祭祀为小祭（从顺治八年起十月朔改为大祭）；适逢皇帝、皇后的生日（称万寿圣节）和国家有大的庆典，要进行特别祭告。此外，关外三陵举行的最重要的祭祀活动，就是清代皇帝“东巡”，前往盛京拜谒祖陵。
清帝十次东巡祭祖
清帝的东巡活动，最早是从康熙十年（1671）开始的。这年八月康熙皇帝进行了第一次东巡。来到盛京后，他进行的第一项活动就是到福陵谒陵行礼，第二天又赴昭陵谒陵行礼。并遣王及内大臣前往永陵致祭。康熙皇帝的祭陵活动持续进行了三天，开创了清帝东巡祭祖的先例。
康熙二十一年（1682），康熙皇帝第二次东巡，仍是用三天的时间祭陵，先祭祀福陵、昭陵，再祭永陵。从康熙三十七年（1698）第三次东巡起，康熙皇帝祭陵活动改为先祭永陵，再祭福陵、昭陵。时间缩短为两天，并亲到陪葬墓祭酒。以后，清帝东巡拜谒祖陵的活动就依此成为定例。
在有清一代的200多年间，康熙、乾隆、嘉庆、道光四位皇帝先后十次来盛京拜谒祖陵。其中，乾隆皇帝曾先后四次东巡，是几位皇帝中东巡次数最多的。
乾隆四十八年（1783）乾隆皇帝进行了他的最后一次东巡。“奉旨本次前往盛京，八月十六日自热河行宫起程，赴三陵致祭，九月十七日入盛京宫殿……计算往返日期，共七十一日，核算十月十七日进京……”这是一件珍藏在辽宁省档案馆，乾隆四十八年（1783）七月初七日盛京将军衙门关于乾隆皇帝东巡的路程和打尖、住宿等事宜安排，给盛京内务府的一件满文档案。下面我们就通过乾隆皇帝第四次东巡拜谒关外三陵的过程，了解一下清帝是怎样在东巡过程中祭祀关外三陵的。
乾隆皇帝祭祀永陵
乾隆四十八年（1783）八月初六日，乾隆皇帝从热河的避暑山庄行宫起程东巡。首先前往关外三陵之首的永陵。
永陵是清肇祖原皇帝猛特穆、清兴祖直皇帝福满、清景祖翼皇帝觉昌安、清显祖宣皇帝塔克世和皇后的陵墓。可是，在顺治十六年（1659）以前，并没有永陵之称。明万历二十六年（1598），当时还是明朝建州左卫都督、龙虎将军的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城附近修建了埋葬他的六世祖猛特穆衣冠和曾祖福满骨灰的陵墓。不久，努尔哈赤攻占了东北重镇辽阳，并在附近兴建了祖茔，将祖父觉昌安、父亲塔克世及兄弟子侄等迁葬于此，称东京陵。崇德元年（1636），努尔哈赤之子皇太极改元称帝，追尊远世祖猛特穆为泽王，高祖福满为庆王，曾祖觉昌安为昌王，祖父塔克世为福王。顺治元年（1644），清王朝定都北京，将追尊的四王改尊谥称皇帝。即肇祖原皇帝猛特穆、兴祖直皇帝福满、景祖翼皇帝觉昌安、显祖宣皇帝塔克世。顺治十五年（1658），将葬在东京陵的景祖、显祖及皇后迁移到兴京陵。顺治十六年（1659）更兴京陵为永陵。
九月初十日，乾隆皇帝一行到达兴京后，首先前往永陵行“展谒礼”。乾隆从专供大祭时使用的大红门进入永陵，在启运门的西台阶前下步舆，在礼部堂官的引导下，身着素服，从启运门专供皇帝祭祀时使用的“君门”（西门）进入方城，来到启运殿。启运殿是方城的正殿，也叫飨殿，是永陵的建筑中心，供奉着永陵四祖及皇后的神位，是供皇帝谒祖祭祀的地方。礼部堂官引导乾隆皇帝站在启运殿的东面，陪同皇帝祭祖的王公官员们也身着蟒袍在启运殿两边按八旗两翼的次序及官位大小依次站好。这时，铺拜褥官已经将拜褥在启运殿东台阶前铺好，乾隆皇帝在拜褥上向殿内四祖、四后的神位行三跪九拜之礼，然后仍回东边站立。祭祀官抬上祭案，上面摆着盛满酒的金爵。乾隆皇帝上前跪拜祭酒，每跪，祭酒三爵，跪四次，最后行一拜礼。在这个过程中，陪祭的王公官员们随皇帝一起行礼。祭酒后，乾隆皇帝回到原处，面向西行举哀之礼。陪祭的王公官员们也随皇帝举哀。上述仪式完成后，礼部堂官过来引导乾隆皇帝出启运门，从西红门出永陵，到专为皇帝拜谒永陵而兴建的下元行宫休息。
第二天，乾隆皇帝再到永陵行大飨礼。大飨礼的仪式庄严肃穆，场面宏大。大飨礼在启运殿举行。仪式开始前，在天将亮时，由读祝官请出祝版，向殿前祝案献上祝版。抬桌官员抬上祭品，由尚膳人、尚茶人等专职人员将祭品摆放在供案上。祭品包括太牢（一牛二羊）、羹饭脯醢18盘，饼饵果实65盘以及彩纸及用箔纸做的金银锞子等。铺拜褥官预先将皇帝用的拜褥在供案前铺好。这时乾隆皇帝身着衮服（皇帝的礼服），来到启运殿前站好，陪祭的王公官员们也身着蟒袍在乾隆皇帝身后，两边按八旗两翼的次序及官位大小依次站好。仪式开始时，先从启运殿内暖阁中将四帝、四后的神牌请出，面向北，供在殿中的宝座上。乾隆皇帝进殿，跪在神牌前，在司香官的协助下进三炷香，行三跪九拜礼。待乾隆皇帝回原位后，由皇帝指派的亲王、贝子先后向神位献帛、献爵，叫行初献礼。然后，读祝官到祝案前，三叩头，捧祝版跪在祝案左边，用满语高声诵读祭文，这时，乾隆皇帝和随祭王公官员要跪听。祝文诵读完毕，乾隆皇帝和王公官员们三拜后站立。献帛献爵的亲王、贝子再如初献礼一样，行亚献礼、三献礼。然后进行大飨礼的最后一项仪式，将祝版、祝帛、彩纸及金银锞子等送到焚帛亭焚化。这时，乾隆皇帝与王公官员站在望燎位注目瞭望焚化过程，称“望燎”，并向神牌行礼。然后，乾隆皇帝更换素服，君臣到宝城行礼，举哀。大飨礼至此结束，乾隆从皇帝专用的东红门出永陵。
在行大飨礼的同时，派遣官员去祭奠永陵附近的觉罗祖坟。礼毕，乾隆皇帝前往兴京城巡幸。然后，仍回下元行宫休息。
乾隆皇帝祭祀福陵
九月十二日，乾隆皇帝起程前往盛京附近的福陵。
九月十五日，乾隆皇帝祭祀福陵。依例仍先行展谒礼。乾隆皇帝素服从东红门进陵，在隆恩门的东台阶前下步舆，来到大明楼前，行三跪九拜之礼。然后祭酒三爵，每祭一拜。礼成后，从西红门出福陵，前往福陵以西五里的马官桥大营休息。
第二天，乾隆皇帝从西红门进福陵，在隆恩殿举行大飨礼，其礼仪与在永陵基本相同。只不过是，这次发生了一个小插曲，在向太祖神位献爵时，担任献爵的庄亲王永瑺不慎摔倒，“以致擦蹭”，使乾隆皇帝十分恼怒。礼成，乾隆仍从西红门出福陵，然后前往昭陵谒陵祭祀。
乾隆皇帝祭祀昭陵
到达昭陵后，乾隆皇帝从东红门进昭陵，再由隆恩门进入方城，在宝顶前的石祭台前行展谒礼。然后，乾隆仍由东红门出昭陵。九月十七日，乾隆皇帝从西红门再次进昭陵行大飨礼，祭祀程序同祭福陵相同。同时，乾隆皇帝派遣官员去祭祀福陵和昭陵内随葬的寿康太妃、懿靖大贵妃、康惠淑妃的园寝。乾隆皇帝还亲自到埋葬在昭陵旁的克勤郡王，勋臣扬古利，名将费英东和额亦都的墓前洒酒祭奠。乾隆皇帝还派遣官员祭奠了亲王舒尔哈齐，功臣图尔格等40多人的坟墓。然后，乾隆皇帝仍由西红门出昭陵，前往盛京城内的行宫。
在崇政殿，乾隆皇帝接受王公、官员们的进表庆贺。然后在大政殿举行庆贺宴会，并对随祭的官员和守陵的官兵论功行赏。
九月二十一日，乾隆皇帝结束这次东巡，起程返回北京。
清帝东巡其规模声势浩大，动辄几万人，耗费颇巨，劳民伤财。因而，清帝的东巡也不是轻易就能举行的。清帝的最后一次东巡是在道光九年（1829）。
四时大祭最为隆重
在清代，祭祀祖陵是被奉作国家大典的重要活动，如果皇帝无法亲自前来，就指派王公大臣代其前往，称“恭代”。顺治年间，定例每年都要由皇帝指派宗室、觉罗各二人，专程从北京到关外三陵主持祭陵活动。乾隆元年（1736），皇帝认为从北京专程派人，“不但往返维艰，亦且有误执事”。下谕改为由皇帝指派六名愿在盛京长期居住的宗室负责关外三陵的祭祀，称奉恩将军。嘉庆年间，又改为由皇帝指定在北京的贝勒、贝子、公等，每三年一次轮流驻盛京，负责关外三陵的祭祀之事。
三陵的大祭仪式，是隆重和严谨的，有严格的程序和规矩。如永陵四时大祭在启运殿举行，而陵主的忌辰则放在西配殿举行，忌辰大祭与四时大祭不同，要请喇嘛诵经，为死者超度亡灵。
四时大祭中，清明大祭又不同于其他大祭。要在祭祀前，由盛京礼部向陵内送花瓶，花瓶中要插满用金银箔、彩纸扎成的佛花，祭祀时放在供桌旁，祭祀结束后，花瓶要收起来，待到岁暮大祭时焚烧。另外，在清明举行大祭这天，还要举行敷土仪式。由主祭官身着孝服，手戴黄手套，鞋上盖黄布鞋盖，用黄色扁担挑着黄色土筐，筐中装着从陵外洁净的地方取来的黄色“客土”，从专门搭起的天桥走上宝顶，跪着将土撒在宝顶上。然后，主祭官下天桥，再换上朝服去主持大祭仪式。敷土仪式在乾隆二年（1737）以前，按例清明要增13担，乾隆皇帝认为增13担是延续明制并无实在意义，而且增土时上宝顶的人多了不利于对陵寝的保护，因此下旨改制。
十月朔大祭时，按给亡者“十月送寒衣”的习俗，在正常的祭礼之外，还要焚烧用各色纸做成的皮棉单衣。
三陵的大祭仪式与大飨礼基本相同，只不过主祭官员是承恩将军。
官员来去盛京要谒陵辞陵
每月朔、望，三陵要举行小祭。每月的初一日称“朔”日，十五日称“望”日。其中，七月望、十月朔为大祭。每年的小祭实有22次，其中十月朔由各陵总管承祭，其他朔、望日，由掌关防官主祭，盛京礼部派出官员陪祭。祭祀时要点香烛，行三跪九叩礼，献羊1只、果品12盘。不请神牌，不祭酒，不诵祝，不焚帛。
其他祭祀仪式还有，在皇帝、皇后生日“万寿圣节”时，全国要举行纪念活动，盛京官员要到福陵、昭陵举行祭告仪式。
三陵还有一个官员谒陵的规定。即凡到盛京来办事或新上任的三品以上文武官员都要行谒陵礼，调离的官员要行辞陵礼。还规定，贝子以下官员只能在隆恩门外行礼。康熙二年（1663）后，简化为只行辞陵礼。
祭品由专门田庄供应
三陵每年按定例进行的祭祀，其祭品的耗费是十分可观的。《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开列了三陵四时大祭每次所需部分祭品的数量：“福陵、昭陵四大祭，每祭玉棠米、糯米各八升，黄米一斗二升，小米一斗六升，稗米二升，白盐二十三斤，黑盐二十一斤，蕨菜十斤，木耳二斤八两，蘑菇八斤，鸡蛋一千一百五十六枚，鹅蛋四十枚，鸭蛋六十枚。永陵倍之”。
为保证陵寝祭品的供应，在关外三陵设有专门的果园、瓜菜园、田庄及饲养祭祀牛羊的黑牛馆等。此外，每年还要由盛京户部供给祭祀用的纸张、奉先帛、香、蜡烛、八宝糖、干枣、葡萄干、龙眼荔枝、青梅、柿饼、核桃、白糖、茶叶等物。
皇帝亲自过问陵寝管理
关外三陵作为清皇室的祖陵，陵寝的管理一直受到清王朝的重视。为确保陵寝安全和祭祀活动的正常进行，除采取在陵寝外围设立红、白、青三色界桩，严禁外人进入外，还建立了较为完善的管理体制。
在盛京将军下设有三陵总理衙门，经管三陵所有事务，同时在三陵还分别设有总管衙门和掌关防衙门。总管衙门是武职机构，主要负责陵寝的安全防务，同时兼管陵内的山、河、道路和树木等事务。掌关防衙门是负责陵寝祭祀及修缮等事务的文职机构。
因为三陵祭祀事关国家典制，所以皇帝也经常过问三陵的管理。乾隆皇帝曾向三陵总管、副总管、掌关防等官员下谕，说他们是皇帝“特旨简放之员”，因此三陵的管理“所关綦重，其于防守之处，务当亲身不时巡查，勿负朕意”。
对于玩忽职守的官员则给予严厉的惩处。乾隆皇帝在第二次东巡谒陵时，发现“祭器俱甚潦草，且多错误”，因而十分震怒，传谕将负责的盛京礼部侍郎“著革职发往黑龙江”。嘉庆皇帝谒陵时，礼仪官将辞陵仪注呈错，结果受到严厉的惩处。
有清一代，关外三陵一直受到清王朝的尊崇，200多年间香火不断。1911年辛亥革命后，根据民国政府的优待条件，仍然受到了很好的保护，陵寝的祭祀活动也照常进行。1924年，优待皇室则例被废除，由地方政府接管了三陵，福陵和昭陵被辟为公园，直至今日。
东北人参“滋养”清朝二百年
中国古代的东北地广人稀，森林茂密，土地肥沃，凉爽湿润的原始森林中生长着数不尽的宝贝，人参就是其中的关东一宝。
东北的人参也叫山参，主要产于长白山脉。而长期在此地居住的古代中国各少数民族，除了牧猎之外，就是到森林中采集人参，除药用之外，也用来泡酒滋补身体，这种习惯一直到今天也没有间断。
不过，今天所用的药用人参并非全是山参，多数是人工种植的园参，一些瓶中泡酒之参也难觅真品，因此，就算是山中偶得的幼参，也被人们奉为稀世之物。其实，距今400多年前的东北，人参资源还是相当丰富的。
边关贸易促进人参加工工艺发展
清朝的发祥地在东北，主要在长白山一带，长白山脉盛产人参。建州女真一直以采集山参为主，与中原政权进行贸易，并向朝廷纳贡。东北物产丰富，但当时女真人生产力却比较落后，面对丰富的矿产资源无法利用，一些复杂的生活用品及工具、兵器均无法自己生产。如生活用的粮食、布匹、做饭用的铁锅、耕地用的农具、狩猎及战争用的兵器、马匹、书写及装饰用的纸张，均需要从汉人手中用人参、皮货及采集到的山货换取。
明朝以来，中央政权为巩固东北边疆的统治，在辽东边镇设立关城10座，建敌台1333座，各关城及敌台之间原是种榆树为界，后来改为插柳条，俗称柳条边。明朝中央政权在各边关设立固定的交易市场，号称马市，每月的初五、十五定期在各关口划出场地，与当地居民进行贸易，犹如现在的集市，其中主要对象是女真人。
据明朝档案记载，在边关和平时期，努尔哈赤曾率2万多名女真人来关进行贸易。女真人将采集的山参、貂皮等山珍野物拿到马市与明朝进行互市交易，以换取马匹、粮食、棉布、铁器等生产、生活物品。马市贸易成为女真人重要的经济活动，而人参作为药用和滋补身体的珍品，成为女真人出售的主要商品。
由于长白山脉森林茂盛，人迹稀少，采参时往往并非单人独行，多为有组织活动。所以每年采集到的人参十分可观，如明万历三十七年（1609）明朝一度停止与女真人的互市，两年中女真人就腐烂山参10余万斤，致使当年女真人生活无着落，饿死多人，严重削弱了女真人的势力。后来女真人改革了人参加工的工艺，采用煮晒法代替了浸润法，使人参易于保存，可以待价出售，获得厚利。生产工艺的革新促使了人参采集量的提高，到明朝崇祯元年（1628）十二月，女真人出使朝鲜进行贸易，一次就用人参480余斤，换回青布近2万匹。到清朝初年，年采集人参达5万余斤。可见采集人参对东北社会经济的影响十分重大。
人参成为贡品采参须执“参票”
人参是东北的特产，与貂皮同为明清两朝禁品。明朝在山海关设经略使专门负责收取入关的人参、貂皮的课税，成为一项重要的国库收入。清兵入关后，东北实行了封禁政策，但对于采参仍旧十分关注，因为它是一项重要的国税资源。
为了更多地采集到人参，其采集的组织形式更加严密，而采到的人参主要是向朝廷进贡，亦称为“贡参”。每年清朝总管内务府及盛京上三旗包衣佐领共同组织采参人丁持“参票”进山采参。
所谓“参票”，就是指上面注明持有者的姓名、旗佐、进山目的等内容的采参凭证。“参票”由京师的总管内务府制发，钤盖总管内务府之印，无论进山采参是官是丁，每人一张。后来因采到的人参越来越少，一些刨夫因挖到的人参达不到定额数量，干脆携票潜逃，致使官府连刨夫参票都无法收回。
后来官府也有了应对的办法，乾隆二十一年（1756）规定：凡因未收回参票而亏欠应交人参者，每两人参折催银12两；“参票”虽然收回，但亏欠人参每两折催银10两。按照清代当时平民的生活水平，一两人参足够五口之家的一年生计，可见人参的贵重。
清朝末年因采参越发困难，官府不再经营采参，参票改由烧锅铺户自制酒曲数目多少不同及每年盈利多少来摊发。咸丰年间，每年摊发参票1161张，每票征银90两，一年可征银104490两，解送户部充兵饷。
享用人参成为贵族阶层特权
长白山脉虽然盛产人参，但也经不起几百年的采挖。据清代档案记载，采参人每年农历六月二十日由盛京起程，八月二十日入边，从兴京（今新宾）架子门到各地采挖，需两个月。后因轮换地点，改为乌苏里等处采参，每年四月一日由盛京起程，十月一日才能进边，需时六个月。在新宾周围采参时，每年采集“贡参”约在100～200斤左右，而到乌苏里采集时，可达到每年2000斤左右。
由于采用了煮晒法，采集到的人参利用率更高了。为了随时加工，采参人因进山半年左右的时间，除了需要带足所需的粮食及生活用具外，还要准备煮晒人参的银锅一口、铁锅一口。采到的人参当时就煮晒出来，而煮人参的水经过加工，也要制成参膏，一并成为贡品，每年多则4罐，少则1罐。
据档案记载，参膏可以点服，可以贴疡毒，也可以美容。这些参膏送到宫中，每年由内务府按照宫内的级别分发给各宫使用。
由于每年贡参较多，除去宫中所消耗一部分外，由内务府每年将陈年人参对外出售，换取银两供皇帝零用。更有甚者，皇帝有时为了敛财，竟把多余的陈年人参按京官的品位大小进行摊派。
人参作为清朝国库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还是为皇帝个人增加财富。但皇帝为了笼络臣下，也是要给他们一点利益，所以达官贵族每年也可根据官位高低，派遣人丁进山采参。档案记载，亲王可派140丁，世子120丁，郡王100丁，长子90丁，贝勒60丁，贝子60丁，镇国公45丁，辅国公35丁，镇国将军25丁，辅国将军20丁，奉国将军18丁，奉恩将军15丁。还规定了各官位采参数目，从70～7.8斤不等。若超出此额，在入山海关时，需征税每斤6钱。
虽然如此，因采参有丰厚的利润，除专为皇帝采参人外，亲王以下，奉恩将军以上，每年到长白山采参者有5000人以上，最多时达到3万多人，形成了一个以采参为业的特殊利益集团。
对盗采者施以重刑
参丁们将采到的人参交给主子，换来的是几匹粗布及少许的粮食，仅能维持半饥半饱的生活。特别是在采参过程中，在长达半年多的日子里，参丁们每每翻山越岭，与毒蛇猛兽打交道，用生命换取深山中的宝物，无异于古时的捕蛇者。不过，日子过得虽苦一些，但总比无法生存要好。更何况参价可观，如果将采到的人参偷偷卖掉，获利就相当可观了。
因此，从清朝封禁东北开始，偷采人参者就从来没有断过，以致关内百姓甘冒杀头、流放之险，越边盗采人参，清朝政府不得不对盗采者施以重刑。
由于采参业对清朝的国库收入极为重要，清朝在东北利用柳条边及设卡控制阻止私自采参者。据《吉林外记》所载，清朝在吉林、宁古塔、珲春、伯都纳、三姓、阿勒楚喀等地，“共设卡伦一百零五处，各住隘要，以杜乱采人参，并查偷打牲畜、私占禁山、流民等事”。
柳条边外为采参禁地，康熙年间“私向禁地盗采人参者，为首拟斩监候，妻子、家产、牲畜并所获皆入官；为从者鞭一百，家产、牲畜并所获皆入官，妻子免其籍没”。虽然如此，因采参获利巨大，仍有许多甘冒风险者。据《柳边纪略》记载：“凡走山者（指偷采人参之人），山东人居多，大率皆偷采者也。每岁三四月间，趋之如鹜，至九十月间乃尽归；其死于饥寒不得归者，盖不知几矣。而走山者众多，岁不下万余人。”
到了清朝中期，偷采人参者每年也有3万～4万人，所用马、牛达5万多头，若加上持票采参者，每年采参者应在7万～8万人之多。由于偷采者日众，严重影响了贡参的采集数量和质量，到清朝中期，贡参采集数量每年仅有百余斤。
为了保证皇室的需要，清朝中央政权严令东北地方官员查禁偷采者。各官府对偷采者也加重了刑罚：对偷采者一经巡山兵捕获，若是旗人，则鞭打80，折枷号30天；若是汉人，则杖100，流三千里，脸的右面刺“窃盗”二字；若官员拿获偷刨参人犯而受贿私放，无论多少一律处决，可见清朝对采参业的重视。
根据清朝相关档案进行粗略统计，从清初到清末的200多年来，有据可查的正式参丁采参量（不含盗采的数量）达百万余斤，足见山中一宝的数量之巨。虽然采参业由盛到衰，但对东北经济的影响极大。一是丰富了国库。清代累计采参达百万余斤，折合银两约2亿两。二是人口剧增。由于官府派出的采参丁及偷采者日众，许多采参者除采集人参之外，留在东北开垦荒田，加速了东北地区的开发。三是扩大了经济交流。采参者采集到的人参除作为贡品外，亦从官府手中得到生活用品，如粮食、布匹等物品。
清朝贡品花样多
提到封建时代地方官员向皇帝和朝廷纳贡，对我们今天的人来讲是很遥远和神秘的事情。翻开尘封的历史档案，从众多的贡品档案中，既能看到当时贡品的种类和数量之多，封建王朝的奢侈，也能看到地方官员为讨好皇帝和朝廷，为筹集贡品费尽了心机；既能从贡品中了解到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自然生态环境的状况，也从这种特殊的经济活动中折射出政治领域中的某些现象。
朝贡开始于汉完善于清
朝贡制度是从汉代开始，到了清代已经相当完善。以东北为例，根据清代定制，东北的盛京将军、吉林将军、黑龙江将军每年要向清廷进贡，贡品分为岁进贡品、年例贡品、鲜贡品，鲜贡品又分为头次鲜、二次鲜。
清朝初期的统治者对黑龙江东海女真各部少数民族主要采取招抚的办法，或将其编入八旗兵，或编户作为边民，并令其每年定期朝贡。皇太极对黑龙江边民实行“贡”、“赏”活动，也称为“贡貂”和“赏乌林”（又称为乌棱，满语财帛之意）。这些边民部落的首领向皇太极贡献貂皮，皇太极则赏赐给他们蟒缎、绸子衫衣、棉裤、毡帽等，有时朝廷也派人下去征收，并进行交易活动。如皇太极在崇德三年（1638）曾派兵到黑龙江渥勒屯、乌鲁孙屯、博和里屯等地去征收贡品，共收得贡貂皮1124张，又交易所得貂皮1250张。再如鄂伦春族很早就向清王朝纳贡，光绪五年（1879）向清王朝贡献貂皮637张，得银1020两。清王朝还派人到鄂伦春人聚居地收取应进贡的貂皮和贵重毛皮，然后返给其物品。这种交流一律不作价，以物易物，实际上是一种不公平的交易，以此来从政治和经济上控制鄂伦春等少数民族。这种情况到19世纪末才改变，允许鄂伦春人与私商进行买卖和交换。
清王朝通过“朝贡”、“册封”等形式，保持同周边国家的关系，朝鲜、安南、缅甸、暹罗、苏禄、老挝、巴尔山、爱乌罕、浩罕王国等，当时都是中国的属国和朝贡国，他们同清王朝保持着藩属与宗主国的关系。
朝贡实际上是一种官方交易，是清王朝和地方民族上层之间的经济往来，是清王朝与藩属国之间宗主国与从属国关系在经济上的表现。
采捕贡品有专门场地
清王朝在河北、东北等地设立围场、牧场，作为采集贡品的基地。围场是驻防八旗演武骑射的场地，又是清帝巡视御围之地，还兼作采捕向清朝廷纳贡物品的场地。
东北的四个围场中，盛京围场是面积最大，存在时间最长的围场。其范围相当于现在吉林省的海龙、辉南、梅河口、柳河、东丰、辽源、东辽和辽宁省的西丰等市县境，南北约240公里，东西250公里。另外在吉林将军辖区有一个围场，在黑龙江将军辖区有两个围场。围场从圈定之日起，严禁旗民等潜入砍樵伐树、开垦、采集和捕牲。各将军衙门派八旗官兵驻扎、把守。
清朝廷制定严格刑律惩办违禁者，如偷采蘑菇、蔬菜，割草，砍樵者，初犯枷号3个月、杖100，徒3年；再犯发遣种地或为奴。对于失察的官员，一律罚俸一年。
在盛京围场内划设若干围地（围，即以地形、区划等为依据划分的围场管理区域，一围面积多者为上千平方公里，少者也不下数百平方公里），供皇帝巡视东北时行围用，占地11围。供盛京内务府捕打“岁贡”的有11围，供捕鹿作为“鲜贡”14围。
在官地中划出牧场作采集贡品、打牲之地。在东北有盛京大凌河牧场、盘蛇驿牧场，三陵养息牧场三大牧场。在现吉林市东北35公里的松花江北岸设“打牲乌拉采贡场地”，专为皇室“围猎貂皮刨挖人参”之地，采捕珍珠、蜂蜜、鲟鳇鱼、松籽等供给皇室。划出专供皇室采集土特产的5处山场，如永陵龙岗官山，养贡鹿官山、四合霍伦贡山、枢梨贡山、安楚香贡山。还有194座山场作为清廷采集人参以及围猎场所。
为了管理和组织贡品的采集和打牲，于顺治十四年（1657）设打牲乌拉总管衙门，隶属于北京内务府。乾隆十五年（1750）令吉林将军兼理总管。据档案记载：乾隆五十六年（1791）时，打牲乌拉总管衙门有打牲场，领催、珠轩打、土匠等4275名，有采贡山场22处，珠河64条。生产过程中所需要的资金、设备、工具、官兵的俸饷等，统由国库出资支付，采集的物品全数无偿贡交清朝廷。
贡品中不仅有山珍野味还有土特产
据道光二十三年（1843）的资料记载，盛京将军每年向皇室“贡鲜”三次，品种和数额为：鲜鹿尾20盘、鲜鹿舌20个、鲜鹿肋条28块、鲜鹿发尔什38块、鹿大肠和肠各12根、鹿肚10个、鹿肝肺4份、汤鹿4只、汤鹿肉7块、晒鹿肉30块、野鸡100只、东鸭60只、拆件麅4只、麅肠12根。此外，还有四次“鹿贡差”，品种和数额为：鹿尾240盘、鹿舌240个、鹿大肠160根、鹿盘肠320根、鹿肚96个、鹿肝肺30份、混鹿筋100斤、鹿舒满100根、毛鹿460只、汤鹿20只、麅190只、麅肠54根、獐子40只、树鸡40只、野鸡400只。每年还要呈送一次“附加贡”，有麂皮3张、虎胫骨和虎威骨各3副、獐子什哈280个、麅子什哈320个。
盛京将军每岁还要“年贡”一次，品种和数额为：鹿尾20盘、鹿舌20个、鹿大肠4根、鹿盘肠8根，鹿肚4个、鹿肝肺4份、麅10只、麅肠12根、獐子40只、树鸡30只、野鸡200只、东鸭20只、各种鱼108尾、各种山梨56缶、虎斑雕等珍禽413副。
吉林将军的“皇贡”少于盛京将军。据光绪三十年（1904）四月吉林户司果子楼年例应进贡品数目清单记载，向清朝廷进贡的贡品中不仅有山珍野禽，还有山韭菜、山里红等土特产，看来皇帝对故乡的东西也是很留恋的。
黑龙江将军“皇贡”一年三次，即“十月进鲜，十一月年礼，十二月春鱼”。打牲衙门贡有：东珠、蜂蜜、松籽、鱼等土特产品。
清代各地向朝廷进贡特产种类很多。光绪年间，仅茶叶一项就有40多种。直到今天，还有大量的普洱贡茶，深藏民间，且已成为文物，价值不菲。贡品中还有文房四宝，是地方官员孝敬宫廷的传统贡品。如端砚、贡墨、纸张等等。今天在故宫地下库房中，还保存着当年进贡的宣纸，装裹在八尺长的木箱内，至今尚未开封。
大量的贡品源源不断地运送到北京，许多地方的宝贵财富被清王朝占有，也耗费了大量的财力和物力。
外国“洋货”也成贡品
在向朝廷纳贡的贡品中，有许多是外国的使节、传教士进献给皇帝或王公贵族的“洋货”，也有一些是地方官员从洋人手中购得后进贡给朝廷的。
这些洋贡品中，最有代表性的是西洋钟表，在北京故宫中珍藏了大量的中外钟表，有一些是根据皇帝的喜好收集来的，还有一些是由外国使节、传教士等纳贡的贡品。在这些钟表中不乏一些稀世珍宝，如一款“铜镀金鸟音洋钟”，铜镀金钟壳、铜机芯，钟的底座有鸟和美女各种姿态的法郎画片。上弦启动后，先是乐声，乐声之后是鸟鸣，小鸟在鸣声中张嘴、提翅，十分逼真。洋钟表在当时已经成为中国人认识西方文化的一个重要媒介。
一些藩属国也向清朝廷纳贡。在接受这些贡品时，清朝廷的统治者往往会拿出超过原价数倍的金银珠宝赏赐这些外来使者，以显示天朝大国的地位。从这些“洋贡品”中可以看出当时中国在对外交往中的地位。
贡品反映出清代东北生态农林发展状况
在向朝廷进献的贡品中，渔猎产品比较多，如貂、鹿、虎、野禽、人参、蘑菇等山珍。从这些东西可以看出，虽然清代东北人口增多，特别是大量的关内移民到东北，农事活动广泛开展，但是自然生态环境还没有遭到太大的破坏，“棒打狍子瓢舀鱼，野鸡飞到饭锅里”是自然生态环境的缩影。黑龙江、吉林的一些少数民族，还生活在半原始的状态下，如赫哲族“以捕鱼为食”，“暑用鱼皮，寒用狗皮”，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赫哲族人仍然过着渔猎生活。鄂伦春人“养鹿，乘以出入”，从事捕捞海驴、海豹、海牛、海狗等海兽。有一首脍炙人口的歌曲《乌苏里船歌》唱的就是赫哲人的生活。
到清代末期，东北的农业也得到相当程度的发展。据1908年统计，奉天省年产高粱76526643斛，大豆40716000斛，谷子9009993斛。粮食产量以开原县为例，每垧地的单产，大豆3石5斗，高粱4石，小麦2石。
渔业生产也有很大发展。从辽东半岛沿海到黑龙江的海水产品和江河渔产品十分丰富。据文献记载，1908年金州年产银刀鱼6.1万斤，鲨鱼1万斤，黄鱼1.65万斤，梭鱼3.1万斤，蛎子22万斤。“其余虾、蟹、蚌、蛤之类，尤不可胜用”。黑龙江“江河遍于四境，产鱼颇丰，而以冰鲜为贵，活鱼则不常见”。还有人参种植、养蚕、采蜜等都有很大的发展，农、牧、副、渔都已形成相当规模。
昔日贡品成今天名牌
向皇帝和朝廷纳贡已经成为历史，然而今天的人们对贡品二字并不陌生。在商场、超市中有不少带有“贡品”字样的商品。在各种媒体的宣传中，某商品曾经是某地向皇帝和朝廷纳贡的贡品的广告，经常映入观众的眼中。什么贡米、贡酒、贡茶比比皆是，真不知是哪一天冒出这么多的“贡品”。
其实我们从历史档案中了解到，在清代以至更远的朝代，各地方向皇帝和朝廷纳贡的种类不计其数，只不过不为普通百姓所知罢了，就拿我们辽宁省来说，新宾、清原、桓仁、开原、大石桥产的大米，都曾进贡到清朝廷。还有那个餐桌上备受青睐的荔浦芋头，曾因电视剧《宰相刘罗锅》的宣传，一下子提高了身价，广西的荔浦县和芋头有关的知名产品就有40多个，足以看得出媒体宣传的作用。
云南的普洱茶也是因为曾经进贡到朝廷并被收藏了多少年，而今其成为各路收藏大军追逐的“藏品”。
由此看来，昔日皇帝和朝廷纳贡之举一直影响到今天。一方面，今天的企业、商家乃至地方官员借着“贡品”这一金字招牌来推销自己的产品，尤其是土特产品。只要哪一件商品沾上“皇”气，身价倍增，销路看好，真是一笔巨大的“无形资产”。另一方面，经过历代封建王朝对贡品的筛选，把各地方特产、精品留传下来，丰富了我们今天的物质生活。
清代官员的考核制度
清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君主专制王朝，从努尔哈赤称汗时起至清朝结束，维系统治近300年。作为少数民族的满族，能统治多于自己几十倍的汉族为主体的中国，光有剽悍的八旗劲旅是不够的。清政权能维系如此长久，并且还创造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康乾盛世”和至今仍值得称道的中国版图，说明这个政权的统治机器是极其有力和有效的。
清朝有一套特有的官员管理体制
清朝统治阶层的满族是发源于东北的一个少数民族，努尔哈赤以祖、父的13副遗甲起兵，统一女真各部，建立后金汗国，至皇太极继位称帝，在短短的几十年里，由少数民族部落发展成为一个奴隶制的国家，进而入主中原近270年。
这其中除了在军事上所占有的优势外，还有着更深层次的东西，这就是在学习明朝所推崇的儒家文化的基础上，创造了一套特有的、行之有效的官员管理体制，包括官员的选拔、任用、考核及奖惩制度。特别是官员考核制度，一般情况下，对官员每三年进行一次考核，不断督促各级官员遵守为官之责。
四种途径选拔官员
清朝官员选拔主要有四个途径，即科举制、保举制、从吏员中选拔官员制、捐纳制。
其一是科举制度。科举制度是清政府选拔和任用官吏的主要途径。通过科举考试选拔官员，将读书、考试、选官紧密结合起来。科举考试不失为一种比较公开、公平、公正的选人用人方式，一定程度上打破了门第、年龄、地域的界限。科举制为清政府招揽了大批人才，特别是大批汉族知识分子，并确保官员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但到清后期，科举考试出现诸多弊端，走向没落，于1905年被废止。
其二是保举制度。即在已任职的低、中级官员中保荐中高级官员。保举制实际上也是以科举制为基础的，因为被保举的人员首先是已任职的官员，他们大多数是进士出身。被保举人有一定条件限制，即须具备德、才、能、廉四方面的特长。
保举制使一些具备实际工作能力的官员得以提升，弥补了科举制度的不足。为防止具有保举权的官员任人唯亲，安插亲信，拉帮结党，清政府还制定了相应的措施，规定如果保举不当，推举者要受连坐处分。
其三是从吏员中选拔官员制度。清代将政府行政人员分为官与吏，各级政府的骨干人员称为官，具体办理业务的人员称为吏。官与吏有严格的区别，官一般具有品级，而吏无品级。按规定，中央或地方的吏员，任满五年即可参加考试，考取者，其身份从吏员转为官员。
其四是捐纳制度。即允许以捐资方式购买官衔。康熙朝曾在三年内捐纳知县500余人。乾隆朝捐一个道员16400两银，捐一个知府13200两银。有些人先由捐资入仕，也可成为高级官员，如李世杰捐资为巡检，后升至兵部尚书、四川总督。捐纳制虽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但助长了官吏的贪污腐化，捐官上任后，往往变本加厉地侵吞钱粮，侵吞之数常常超过原捐之额。
官员任职有试用和回避制度
清代官吏任免的最高权力由皇帝掌握。连四品以下的外官在授官时，也须由各部带领引见，以表示系皇帝命官。一般文职官员铨任的执行机构为吏部文选司。官员初任时，要试任二年（后改为三年），试任期满，确有政绩，然后实授。
清代任用官员规定了回避制度，凡出任地方官员必须回避本籍。对官员亲属的任官也加以限制，如现任三品以上堂官，其子弟不得考选科、道官员。府一级主要官员的本族官员，可在本省内调补，但须离开本府任职。
四种方法考核官员
清代规定，文职官员每三年考核一次，由吏部考功清吏司承办。对北京官员的考核称为京察，地方官员的考核称为大计。盛京作为陪都，其官员的考核与京城相同，也称为京察。
武官的考核，称为军政，由兵部职方清吏司承办。其考核方法与文官的大体相同，只是每五年举行一次。对八旗世爵的考核不列入军政，每三年考核一次。每次考核优异者由主管大员向皇上进行保举，给以奖励；考核不合格者要进行弹劾，给予处分。
清代官员的考核，按照品级的不同，分别由吏部或主管官员负责考核，一二品大员由皇帝直接决定考核等级，下级官员由主管大员评定等级，考核一等或不合格者要待皇帝接见后再给以奖励或处分。
考核方法：一二品大员为列题，其余官员的考核京察分为引见、会核；大计分为考题、会核；军政和八旗世爵均为会核。
京察
京察每逢子、卯、午、酉年进行。
一二品大员的考核称为列题，各省总督、巡抚的考核也归入京察，由吏部开送履历，呈报皇帝，由皇帝钦定考核等级。
北京和盛京的三品、四品实职官员的考核为引见，由吏部将其履历清单呈报，由皇帝亲自接见询问，考核等级听候皇帝指示。
北京及盛京的五品以下官员考核为会核，即由本衙门堂官考察其表现，注写评语，拟定考核等级。整个盛京地区管理民人事务的府、厅、州、县官员考核，全部列入京察。
大计
大计每逢寅、巳、申、亥年进行。
管理一省钱粮征收事务的布政使、案件审核事务的按察使，由总督、巡抚注写考核评语咨文吏部，由吏部汇总具题，由皇帝决定考核等级，称为考题。
各省其余官员的考核均为会核，由各级主管官员分别考察其下属之职后，提出考核意见，申报给总督、巡抚，由总督、巡抚决定考核等级。管理京城地区民人事务的顺天府所属各厅州县官员，归大计考核。
京察和大计均由吏部会同都察院、吏科、京畿道负责审核定稿。
军政
一二品大员由兵部列题，包括盛京在内的驻防将军及各地都统、副都统、总兵等，由皇帝决定考核等级。
三品以下武官的考核为会核，由其主管大员拟定考核等级后报送兵部，由兵部会同都察院、兵科、京畿道审核定稿。
八旗世爵
八旗世爵是指八旗中允许世袭的公、侯、伯、子、男直至世袭七品官等。他们的考核不列入军政，每三年由其主管大臣考察骑射、满语，优异者列为一等引见，准其记录二次。如果骑射、满语生疏，但身体健康，可以教育者，罚俸一年，仍留世爵，如下次考核还不合格者，革爵另袭。
考核内容包括四个方面
官员考核内容十分广泛，凡职务之内，均为考核内容，考核合格者分为三等。京察优异者称为京察一等，大计优异者称为大计卓异。不合格者列入六法，由主管大员向皇帝上奏折进行弹劾，给以处分。
文官主要考核守、才、政、年四个方面，称为“居官方面”。
其中“平”为表现一般，“清”是指为政清廉，“谨”指为人谨慎，“长”指能力出众，“勤”指勤政爱民。“年”指身体状况，身体健康，年纪在三十五岁以下为“青”、三十六岁到五十岁为“壮”、五十一岁到六十五岁为“健”，超过六十五岁则为“逾齿”。
此外，有些官员如知府、知州、知县等，还负责当地的赋税征收及仓库钱粮的收支等，对这些人还要考核其仓库是否亏空，赋税是否征收完成，称为“钱粮仓库方面”。
对官员的考核，按照评语分为三等，一等为称职，二等为勤职，三等为供职。考核评语十分简练，多为一等八个字，二等七个字，用规定的文字语言来准确反映出考核对象的全貌。
清代明文规定，考核时不得进行长篇大论的叙述，简明扼要即可。例如在光绪二十九年（1903）京察时，列为一等的盛京户部郎中锡龄阿的考核鉴定只有一页纸，先是叙述其简历：“正蓝旗满洲人，宝贵佐领下附贡生，年四十八岁，食俸二十五年”，考核四格为“守清、政勤、才长、年壮”，考核等级为“一等”，结论为“应留”，向上面申报其考核评语为十六字：“器重才长，有为有守，才长心细，明干有为”。这还是因为他表现优异，否则一等的评语仅为八个字，而二等的评语仅为七个字，如同时被考核的笔帖式恩隆，评语为“人谨慎，办事留心”。
大计卓异者，按其政绩在册内注写说明，如：“无加派，无滥刑，无盗案，无钱粮拖欠，无亏空仓库银米，境内民生得所，地方日有起色”之类。
凡是文官考核为二三等的，知县、知州、知府等官，在考核册上钱粮仓库注明收管无亏，居官注明守才政年，由其该管上司申报总督、巡抚注明考核评语后咨送吏部复查存档。
武官考核内容也包括四个方面。
八旗官员的考核分操守、才能、骑射、年岁四个方面。以行止端方、当差勤慎、弓马娴习、驭兵有律、给饷无虚为合格。
绿营考核分才技、年力、驭兵、给饷四个方面。以才技优长、年力精壮、驭兵有术、给饷无虚为合格。
无论何种官员，凡是受革职留任处分或征收钱粮未完的，以及八旗官员不习骑射不会说满语的，考核时均不能列为一等。从道光十八年（1838）开始，凡是官员吸食鸦片的，也不能列为考核卓异，如果主管官员未能发现而保送的，被皇帝召见时看出，不但吸食者本人要被治罪，其负责考核的各级主管官员也要严加惩处。
考核结果有奖有罚
凡京察一等、大计卓异之官，均向皇帝保举；凡考核不合格官员，列入六法，向皇帝弹劾。
考核优异的官员要受到奖励。
清代对官员进行奖励称为“议叙”。“议叙”分为记录和加级两种，记录分一二三次，加级分加一二三级，加级和记录可以相互转换，加一级折合为记录四次。
“级”是指官员的品级，清代的官职共分九品十八级，由正一品、从一品到正九品、从九品，九品之外的官员称之为未入流。从九品官加一级便升为从八品了。
官员考核凡是列题及引见之官，皇帝有旨议叙者，分别由吏部或兵部进行议叙。凡是最终考核列为一等的官员均加一级。
考核一等进行保举有一定的比例，如京官每七人保举一人，笔帖式每八人保举一人，道员、知府、知县等每十五人保举一人。例如光绪三十二年（1906）京察奉天省应保举的府、厅、州、县官员共有八个指标，盛京将军赵尔巽分别保举：奉天知府邓嘉缜勤政爱民、表率有方，署新民知府沈金鉴才长因应、办事勤能，捐升道员卸任宽甸知县荣禧老成练达、任事实心，捐升知府赵臣翼持躬端谨、办事细密，复州知州吴瞻莪廉静可风、不同流俗，署柳河知县施世杰力办巡警、不籍营队、缉捕认真、确著成效，义州知州陶应润老成伉爽、勇于任事，留奉知县陶彬品端才练、因应合宜。这八个人都受到了光绪皇帝的传旨嘉奖。
清代尽管规定的制度很严格，但事实上，在考核官员时只有极个别的官员才会被列入六法进行弹劾，其余的考核等级都很高。光绪二十九年（1903）盛京户部应考核官员三十四名，其中一等的有四个名额，其余的三十名全部被列为二等勤职。此次被列为一等称职的锡龄阿，出生于咸丰六年（1856），最初担任笔帖式，光绪十四年（1888）任委六品官（从六品）时，京察列为一等，随即被提升为正六品的主事，光绪二十年（1894）、二十三年（1897）、二十六年（1900）连续三次京察一等，迅速被提升为从四品郎中，这次考核结束后，他便可以外放为正四品防守尉了。
考核不合格的官员均给以处分。
清代官员的处分分罚俸、降级和革职三种。罚俸分罚俸一二三六九个月、一年、二年等七等；降级分降级留任和降级调用两种，降级留任分降一级到降三级留任三等，虽然受到降级处分，但仍担任原有官职；降级调用分降一级调用到降五级调用五种；革职分革职留任和革职两种。降级调用无级可降则革职，如从九品官降一级调用因为已经无级可降，因而改为革职。
六法分别为：不谨、罢软无为、浮躁、才力不及、年老、有疾。其中不谨指办事不力，罢软无为指无所作为，浮躁指办事毛躁，才力不及指不能胜任现有职务，年老指超过六十五岁，有疾指患病不能坐堂办理公务。
考核不合格的官员，要按照六法事实进行弹劾，并送部带领引见，年老、有疾不能进京的听其自便。其中不谨、浮躁者要写明具体事实。
凡列入六法的官员，复核无异后进行处分。不谨者、罢软无为者革职，浮躁者降三级调用，才力不及者降二级调用，年老者、有疾者休致，即退休。
据档案记载：光绪三十二年（1906），被盛京将军赵尔巽列入六法弹劾的官员有十名：候选道王文恒营私忘害、大伤体统，道员用补用知府涂景涛办事贻误、非止一端，二人应请革职永不叙用；保归道员留奉知府朱云锦经手款项纠葛不清，请将道员保案撤销，仍催令清结，如查有弊混，再予严参；候选府经历孙规良隐匿捐照、胆大妄为，试用府经历田辅臣、巡检清吉办理税捐诸多弊混，署奉化县典史巡检胡思贤声名甚劣，四员请即行革职；候补知县耿荩臣办事轻率，请以府经历降补；盖平知县刘廷珍才欠开展，准被承德知县林宗奇人地不宜，请开缺另补。光绪皇帝这次并未让赵尔巽将被参劾的官员送京引见，便准其所奏。说明事实上，皇帝比较尊重吏部或地方将军、总督的考核鉴定。
光绪二十一年（1895）是甲午京察之年，光绪皇帝命吏部将在中日战争中掣肘其军事部署最终导致失败的北洋大臣李鸿章、军机大臣孙毓汶列入六法，考虑到李鸿章虽列为不谨，但需要其出面与日本议和，于是仅拔去三眼花翎，留任原职；孙毓汶则以有疾为名先给假一个月养病，革去兵部尚书，不久便令其休致。
日常考核随时赏罚
对官员除了按规定的年限定期进行考核外，对违反各种规定的官员随时惩处，对表现优异的官员则随时破格提拔。
嘉庆十六年（1811）出生的曾国藩，二十八岁时考中进士，道光十九年（1839）才为吏部侍郎，后来因为训练湘军镇压太平天国起义有功，成为清末举足轻重的一方大员。
清代禁止官员浮议，即私自发布传播小道不实消息，尤其是京察、大计之年，违犯者，第一、第二次要罚俸，第三次则给以降级处分。
如果遇有动乱或战争，可随时保举或惩处官员，尤其对那些不能效命死守致使城池失陷的官员处分更严。据档案记载：光绪二十一年（1895），日军渡过鸭绿江，清军在九连城战斗失利后，安东、凤城等地商民纷纷内逃，官员也随之退到辽阳界内的连山关等处。经盛京将军奏准，虽然有着诸多客观原因，但地方官难辞失守城池之罪，将驻守安东、凤城等地的奉天东边道、凤凰城守尉、安东知县等人全部革职，交吏部、刑部按律定罪。
如果官员贪、酷，经核查属实后，可随时进行特参，不入于六法，即将贪酷官员革职拿问，永不叙用。
对于渎职官员实行问责制
清代对于渎职官员实行问责制，特别对工程质量，提出了严格的追赔规定。每项工程修建完竣后，承办官员要负责保固三年。如果不满三年出现工程质量问题的重修费用，向该官员名下催追赔偿，称为赔修。如果不能立即交出现银的，则将其房地等家产折卖。
据档案记载：乾隆四十五年（1780）沈阳故宫的清宁宫、永福宫、值班房等处屋顶渗漏，房檐、柱子、椽子有糟朽现象，盛京工部派人核查，经过估算修缮需人工、物料折合白银2280.527两。因清宁宫是乾隆四十三年（1778）皇帝东巡之前由员外郎隆善、六品官刘志德负责进行内外修缮的，尚未过三年保修期，所以乾隆帝命盛京工部重新派人进行修缮，修缮完后按照实际花费银两，向二人名下追赔。
皇帝亲究官员考核舞弊案
官员考核对封建吏治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但其实施又受到政治状况的制约。在清朝，自顺治至嘉庆、道光时期考核的实施状况较之咸丰、同治以后的状况要好得多。客观地说，官员考核制度终清之世未曾间断，而且在较长时间内能较好地、正常地实施，对于整肃吏治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清朝考核制度之所以能够得以较为正常的实施，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历朝君主都很重视。许多皇帝亲自阅览注考，纠正偏错。乾隆三十八年（1773），巡抚熊学鹏题奏将梧州府知府温葆初列入三等。乾隆派人重新密查。密查人发现熊学鹏“性情褊急，轻易喜怒，好恶不无任性，所定优劣未能至当”。乾隆特下谕予以纠正，并且将诏谕遍示全国，以明“朕之大公至正”，这种做法无疑会使全国官员受到震动。
对于考核中的重大舞弊案，皇帝往往亲自过问，严加惩处。道光四年（1824），恩德、盛思道均任刑部司员，恩德又管理赎罪事务，他们“辄与市井棍徒朋谋贿嘱，撞骗多金。堂官既不即时察办，犹复将恩德登诸荐牍。与该堂官公同定稿之各员，亦皆保其一等”。结果，他们“或被供指得赃，或以所情徇隐，或有形同木偶，随和画诺”。诏下部议：“向例九卿保举官员，如贪婪事发，原保举官定有滥举处分……所有从前率将恩德等保列一等之刑部官员，交吏部查取职名，照例议处。”嗣后，京察有冒滥徇私者，概以连坐处置。这种案例无疑会对全国官员产生警慑作用。
清朝官员考核存在的问题
清朝官员考核制度也存在诸多问题。尽管朝廷将考核视为激扬大典，每逢考核必定三令五申，严饬内外官员一秉至公，详慎甄别。但由于考核为三年常制，许多官员漠视朝廷谕旨，将其视为例行公事，塞责了事。
就清朝考核中的具体问题而言，最突出的表现是荐举失之于滥，参劾失之于少，亦即举劾失衡，只举不劾，有劝无惩，致使考核的实际效果与举劾并行的立法旨意相距甚远。这种现象在清初便已相当严重。
纠参不力给清朝吏治带来了严重的后果，使内外各衙门充塞庸劣，许多人以墨守成规、专熬年资为做官要义。
造成举劾失衡、有举无劾现象的原因，固然与瞻顾情面之心理有关，但更主要的是与“官官相护”这一官僚政治特征密切相关。
清朝考核中的另一问题是谄谀成风，迎承为尚。巧嘴灵舌、溜须拍马者易膺上考；质朴敦厚、埋头实干者不得青睐。这种风气在乾隆年间就已经相当严重。阿谀谄媚之风毕竟与其政体相依相存，“积习相沿，狂澜难返”，不是仅靠通行晓谕、堂官们幡然悔悟所能真正解决的。
清政府有一整套卖官制度
人们常用“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来借以比喻官场的腐败，李宝嘉的小说《官场现形记》更是将清末官场的丑陋揭露得淋漓尽致。其实在清朝200多年的历史中，卖官搂钱不仅反映了官场腐败，也是清政府敛钱的一贯政策。辽宁省档案馆所存的一份反映清代捐纳制度的买官收据——正实收，就是清政府卖官搂钱制度的铁证，从侧面揭示了清代官场腐败的一个根源。
萧策买官的经历
“正实收”也称作“实收”，是清代官府的一种收据，清地方政府在收到买官者交纳的银钱或实物后，要发给加盖官府印信的收条以作凭据，上面印写有“正实收”三个字。辽宁省档案馆保存的这张清光绪二十七年八月十九日（1901年10月1日）由安徽巡抚王之春所发的安字第81号捐官“正实收”，长61厘米，宽32.5厘米，其主人公的名字叫萧策璠。
萧策璠生于同治八年（1869），是湖南省长沙府长沙县人。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安徽凤阳等地发生水灾，虽然清政府拨款救灾，但因灾情严重，百姓生活仍然很困苦。当时担任安徽巡抚兼提督、皇帝钦赐勇号“超勇巴图鲁”的王之春向皇帝奏请开办捐纳，并按官员不同级别给予不同的打折优惠。“捐纳”也称“捐输”，是清代买卖官职的比较文雅的说法，即交纳一定数额的银两或粮食，可获得不同的文凭出身或官衔。于是，为寻求一个好出身的萧策璠，便按照打折规定，仅花费三折现银共32两4钱，便获得安字捐监第49049号实收，捐为监生。
光绪二十六年（1900），由于安徽省库款空虚，没有银钱给士兵发饷，王之春无奈再次奏请开办捐输筹饷，规定如果是四品以上实职官员捐纳要按四折交现银，五品以下捐纳按三折交现银。因为清朝这种捐得的官员全部是候补官而不是实职，所以还规定：如果在捐纳收据上写明“遇缺即先补用”字样，即所捐的官职出缺时，能立即补缺担任实职的，要按八成实银交纳。于是，身在盛京的萧策璠便按照规定缴了37两8钱白银，报捐双月巡检，并于次年发给他此份实收，以便将来由户部换给执照。
成为候补巡检后，萧策璠开始在仕途上谋求发展，将目光瞄准了升官机会较多的奉天。
由于清代皇帝把东北视为龙兴之地，为了保护“龙脉”及风水不被破坏，对山林实行封禁政策。到了清末，由于日俄对东北的侵略，加上清政府财政困难，对部分山林矿产及荒地逐步解禁，成立了很多新的衙署，需要增加办事的官员，萧策璠就抓住这个机会来到了盛京。
此时正值义和团运动后，沙俄派兵侵略东三省，清政府奉天当局专门成立了奉天交涉局，负责与沙俄谈判事宜，已经获得虚衔六品顶戴的萧策璠经过活动，被委任为交涉局委员。第二年夏天，盛京将军增祺鉴于东北办理对俄交涉事务繁多，对所有办事出力人员进行嘉奖，赏给萧策璠虚衔五品蓝翎顶戴。
光绪三十年（1904），清政府由于财政困难，在奉天开始丈卖荒地，有一个在营口当粮食经纪的河北人李老佐欲骗买荒地，因当时购买荒地需要有商号名人担保，便找到萧策璠，由萧策璠的家人王升持伪造的“扎萨克图王委派黎生公司桃源河招垦分局总理萧策璠”的名片陪同前去担保，后来经过官方查对，并不存在桃源河招垦分局，骗局被揭穿，因此萧策璠被上司以“指荒招摇”之过，交承德县（管辖范围在今沈阳）吏房看管，其买官收据遂存于档案中得以保存至今。
清代官员补缺分单双月
萧策璠所捐的“双月巡检”之职，是清代选拔官员的一种方式，即在双月时，如果有巡检出缺，可以参加候选。
清朝规定，内外官员出缺，由吏部铨选，每月开选一次，称为月选。每年的2、4、6、8、10、12月为双月，1、3、5、7、9、11月为单月，每当有官位出缺，双月选应双月补缺注册之员，单月选应单月补缺注册之员，称作月选之法。双月称作大选，凡是初授官职者，均在双月开选；单月称为急选，而闰月则不选补官员。
巡检为从九品官，是清朝府、州或县下属的杂职官员，职责是分防管捕或兼管水利，职权相当于现在县级的刑警队长或者是水利局长。清代八品以下候选候补官，由各省督抚取具保结加盖印信，造具年貌、三代、履历、籍贯等项清册，注明是否“过继”的字样，将公文及保结送吏部注册，自注册之日起扣除55天后参加月选。
清代月选，八旗满洲、蒙古、汉军在每月的上旬选补，笔帖式在中旬选补，汉人官员则在每月的下旬选补。吏部将上个月25日之前出缺应补的汉官职位选定，按比例截取应选补的官员若干人。先是在21、22日司议，即由负责官员考选升调之吏部文选清吏司郎中、员外郎，集中对应补的职位及截取的官员情况进行核对商议后上报。吏部尚书和侍郎们于23日对上报的情况进行堂议，定下应选官职名单，这个程序叫做“出叙”。汉官月选，于每月的25日在天安门外，由吏部尚书、侍郎会同都察院河南道监察御史掣签选定。
清政府明文规定卖官价格
清军入关后，沿袭明朝的政策，允许百姓或官员交纳一定数额的银两或粮食后，赏给不同的官职或头衔。为了更好地实行这种捐官制度，清政府在户部设立了常设机构——捐纳房，专职管理捐纳事务。
顺治十年（1653），清廷首次明文规定：士民捐助赈米50石或银100两者，地方官给匾旌奖；捐米100石或银200两者，给九品顶戴，捐多者递加品级。那些愿意捐纳银、米者，向地方官具呈后，由地方官照数收捐，出给实收（即收据），随收随向总督、巡抚呈报，由总督、巡抚向皇帝题明后转咨吏部，官员遇有出缺即可补升，富户题明破格旌奖。
顺治十一年（1654）规定：现任官并乡绅捐银1000两、米1000石以上者，加二级；银500两、米500石以上者，记录二次；银100两、米100石以上者，记录一次；秀才捐米300石，准为贡生；俊秀（即没有任何功名的读书人）捐米200石，准入国子监读书，即成为监生。这里所说的“级”是指官员的品级，清代对官员进行奖励称为“议叙”。“议叙”分为记录和加级两种，记录分为记录一二三次三个档次，加级分为加一二三级三个档次，加级和记录可以相互转换，加一级折合为记录四次。如果正九品官加一级便升为从八品官了。
为了给那些捐纳谷、豆的人提供方便，清政府还规定了折算办法：捐谷，每2石折米1石；豆，照时价折银。
最初，只有受灾地区才能开办捐纳，而且捐纳者也均须本地之人。为了能够得到更多捐纳的银、米，清政府于康熙元年（1662）规定：捐银米不分地区，只要能一年内捐到规定的数额，就可以由地方官上报奏请皇帝给以奖励。
康熙七年（1668）又规定：各文武官员，捐银1000两或米2000石者，加一级；银500两或米1000石，记录二次；银250两或米500石，记录一次。进士、举人、贡生捐银及额，出仕时照现任官例议叙。秀才捐银200两或米400石，准入国子监读书；俊秀捐银300两或米600石，亦准送国子监读书；富民捐银300两或米600石，准给九品顶戴，捐银400两或米800石，准给八品顶戴。
买官也可以打折
到了清末，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及农民起义不断，造成财政困难，尤其是咸丰朝，为了筹措军费镇压太平天国，采取了各种办法卖官鬻爵，甚至可以打折大开捐例，鼓励商民进行捐纳，以作为财政的补充形式。
咸丰元年（1851），清政府颁发《筹饷事例条款》，规定京官郎中以下，外官道台以下，均可捐纳。同时，为了鼓励捐纳，宣布卖官大减价。凡捐纳京官、外官、武官各种职衔，按照道光二十六年（1826）条例所载银数核减一成，即按九成收捐，这是第一次大减价。
降价前的乾隆三十九年（1774），捐郎中为9600两银，员外郎8000两，道员16400两，知府13300两，知县4620两，最低级的从九品官180两。而咸丰元年（1851）官价大跌，郎中6900两，员外郎5760两，道员11800两，知府9570两，知县3300百两，从九品官126两。
咸丰三年（1853），清政府又制定《推广捐例章程》，规定按银数定例核减二成，即以八折收捐，并由户部预颁空白文武职衔及贡监执照，发交各省军营粮台，随时填发。这是第二次减价。
咸丰四年（1854），捐纳官职的实际价格减到二成半，即以七五折收捐。这是第三次减价。
咸丰七年（1857），又规定按半银半票收捐，由于票钞贬值，捐纳银数不及原额的六成，这是第四次降价。
后来，户部无款拨给各省军需，便准许各省自行开捐。这个口子一开，如洪水决堤，不可阻挡，造成官吏队伍急剧膨胀。
但是，捐来的官位大多是空衔，即便多缴银两捐补实缺，也要等待几年后才有机会授职。花二三千两白银，捐一个七品知县的顶戴，最初的自我感觉是能够和县太爷平起平坐，但等到邻里中知县满街走，甚至知府、道员的顶戴日日相见时，反而衬托出真正县太爷的八面威风。虚衔又怎么比得上实缺呢？投资是要讲效益的，这种官场投资不能换到原来期望的实际效益时，捐纳市场就不免走上“熊市”了。道光朝中期，捐一监生需银100两，到咸丰七年（1857）仅需17两银子了，即使这么便宜，捐纳的人也不踊跃。
然而庞大的军费开支又要依靠捐银支持。于是，原来标榜为自愿的捐纳，开始变成了上门劝捐或者带兵勒捐了，许多绅商畏惧官府的权势，只得一捐再捐，用白花花的银子去换几张空头官衔的黄纸。
捐纳为想走仕途之人敞开大门
本来清政府对官员的出身及品级规定很严，在各朝修订的《钦定大清会典》中均有明确规定。清代的官员共分九品十八级，即从正一品、从一品、正二品、从二品到正九品、从九品官，从九品以外的官称作未入流。
清代官员的出身共有八种：一为进士，二为举人，三为贡生，四为荫生，五为监生，六为生员（即秀才），七为官学生，八为吏。这八种出身以外的人，八旗中的满洲、蒙古、汉军称作闲散，汉人称作俊秀。
文进士、文举人地位最高，称之为科甲出身，他们与恩贡、拨贡、副贡、优贡生、恩监生、优监生和荫生称为正途，其余出身者，如果经过国家大员的保举，亦可以看做是正途出身。旗人享有特权，不必有人保举也可以看做等同于正途出身。清朝统治者在《大清会典》中明确规定哪些官职必须由科甲出身的人担任，哪些官职必须由正途出身的人担任，如果不是由监生出身的人，只是由俊秀捐输得官者，只能授给从九品或未入流的官。
清政府的捐纳政策，给那些科举之路走不通的人打开了一扇走向官场的大门，他们先是捐为监生，并在此基础上再捐得官职。这张正实收中的主人公萧策璠，就是先捐为监生后，再报捐双月巡检的，从而提高了自己的出身。按照这条路线，清代捐官的人多不胜数。道光十三年（1833），直隶地方灾歉，滦州等37个州县劝募粮食，由数百石至数千石不等，劝捐银钱自三四千吊至万余吊不等，仅天津一县，计捐银至5万余两。
卖官买官的受害者是老百姓
官位和职级可以公开向政府捐纳一定数量的银钱或米石后获得，那么这些人得到官位后又怎么会不想办法去搜刮百姓而补偿自己的损失呢？因而最终的受害者还是普通的老百姓。
清政府虽然为避免吏治的腐败采取了大量的措施，如雍正朝开始采取了养廉银制度，但由于清代捐纳的官员太多，由早期的仅为赈灾开办捐纳，发展到清末因国库空虚为筹措军饷而开办捐纳，导致有的一个职位有七八个人在等着挨次候补，甚至有的人一直到老迈病故也未能得授实职，这就致使更多的人靠在官场活动关系，谋求早日圆上乌纱之梦。更有甚者，那些当上官的人，利用手中大权，变本加厉地搜刮民财，使老百姓更加苦不堪言。
所有这一切更加剧了清朝吏治的腐败，也加速了清王朝走向灭亡的脚步。
清朝东北官方通道——盛京驿站
在没有火车、汽车、飞机、卫星、网络的时代，人们要传递信息、物品，只能靠人奔走相告。老百姓靠的是亲朋好友或是通过客栈南来北往的客人代为传递。而国家的公文、公物的传递就是通过邮驿。邮是传递信函物件，是一种通信组织，也称为“递”，或称为“传”；驿是为传信者提供服务的地方，负责提供各种交通和通信工具，兼有招待所的性质，类似于现在高速公路上的服务区。清朝的时候，这两种组织融为一体了。驿站从间接地为通信使者服务，而变成直接办理通信事务的机构。简化了通信系统，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
东北驿站设置历史悠久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建立组织来传递信息的国家之一，邮驿历史长达3000多年。而辽宁地区在唐朝就有了驿，唐太宗时征高丽攻打安市城（辽宁省海城市八里镇营城子村），曾“驿书报太子。及班师，命驰驿祀魏征以少牢”。到了辽代，中京大定府至东京辽阳府之间设置了驿站，有14处驿馆。到金代时，则在上京会宁府至燕京之间，沿辽西傍海道设置了驿站。
为了适应军事需要，在辽宁地区还建有专门传递军事信息的递铺。明代除开通沈阳至旅顺的驿站外，在其他干线道路上也设置了驿站。还设立了递运所，专门从事货物运输，其主要任务是递送国家的军需、贡赋和赏赐之物。
清代沿袭明朝的旧制，各省所设为驿，军报所设为站，驻京则有提塘，边戍则有军台。运送官物的称递运所，在各省腹地厅州县相互传递公文的则称铺。但因东北是清朝的“龙兴之地”，盛京是清朝的陪都，其在全国有着特殊的地位，因此盛京驿站也与其他省有所不同。
清代在盛京设置二十九处驿站
盛京驿站不受行政区划的限制，而是根据交通状况而定。驿站分驿、站、铺三部分。驿是官府接待宾客和安排官府物资的运输组织，已经合并了递运所的功能。站是传递重要文书和军事情报的组织，为军事系统所专用。铺由地方州、厅、县管理，负责公文、信函的传递。凡州县往来公文，都由铺递传送。
清代在盛京设置29处驿站，有盛京驿、旧边驿、巨流河驿、旗堡驿、二道井驿、小黑山驿、广宁驿、十三山驿、小凌河驿、高桥驿、宁远驿、东关驿、沙河驿、懿路驿、高丽屯驿、开原驿、十里河站、迎水寺站、浪子山站、甜水站、连山关站、通远堡站、雪里站、凤凰城站、噶布拉村驿、萨尔浒驿、穆喜驿、严千户屯站、法库站。
这29处驿站四通八达，向东可达兴京老城（今新宾），向西至山海关直通京城，向南至凤凰城站可达朝鲜，向北由法库站至吉林宁古塔站道。各驿之间的里程最多80里，最少40里。此外在各州县还设有若干铺，递送平常公文。盛京的铺递遍布全区。各铺之间的里程最多不超过50里，每铺设铺兵1～2名。
盛京驿站的官制
清代的驿传事务统一由中央的兵部管理。兵部设有车驾司，管理全国邮驿，下设驿传科、脚力科、马政科、递送科等机构，分办该司事务。另设有会同馆和捷报处。前者管理位于首都的皇华驿，后者管理首都的收发文报，各省在捷报处设驻京提塘官1人，负责交发本省送各部院的公文以及各部院咨行各省的公文。各省腹地所设的驿隶属于厅州县，归按察使主管，各州、厅、县也有专设驿丞管理邮驿事务的。各驿按等级配有驿丁、驿马，铺配有铺兵。
盛京驿比较特殊，不隶属厅州县，专设驿丞，归盛京兵部管理。清初，原定在盛京至山海关共13站设关防官1人，盛京东至兴京，南至朝鲜，东北至吉林、黑龙江，北至法库边门共16站，设关防官1人，管理驿站的钱粮驿务。康熙五十九年（1720）停设关防官，改由盛京五部司官内指定1人管理，每年更换，雍正元年（1723）改为三年更换。后又增设正、副监督各1名，由盛京五部堂官在郎中、员外郎、主事内选出。这些官员都是经吏部考核、将军衙门任命的公务人员。如果工作满三年，不出纰漏，大计合格，遇机会还可以升迁，或调回北京补缺。每驿设驿丞1名，驿丞由驿丁中考取补用。
盛京驿丁多为三藩降卒及后人
与别省不同，盛京驿的驿丁都是旗人。而这些旗人都是下下等人。据《奉天通志》记载：边台、驿站、网户三项旗人，系清初三藩降卒。当时由云南拨来884户，均为平定吴三桂时的俘虏，分布边台守边挑壕，驿站传递文书、网户捕牲罗雉。不给俸禄口粮，只是按人头拨给荒地，自行开荒生产，养家糊口。
清朝对站丁及其后代规定三不准：一不准当官。站丁最大的出息只能在本站当个笔帖式或者当个领催。二不准参加科举考试。即便是文武奇才也无资格应试。三不准离开驿站百里，越百里者即为“叛逃”，违者死罪。直到光绪四年（1878），才准许站丁在扣足其子孙三代后参加考试，也就是说，从祖爷爷辈开始当站丁的，到他这辈才可以参加考试。到了光绪三十三年（1907），废除驿站，设立文报局时，站人才摆脱驿站“三不准”，被允许入学堂参加考试。
驿站的驿马、驿车及经费
马是古代的主要交通工具。驿站传递重要文件也都是借助于马传递的。因此各驿站都要设置一定数量的马匹，供过往差役、官员换乘使用。盛京驿站额设驿马989匹，按各站的紧要程度及地方情形分给百余匹或一二十匹不等，分养在各驿站，每匹马每天支给草料银一钱或八九分。各驿额定驿马每年允许倒毙十分之三，由盛京户部发给经费补买，每匹马给补买银九两，死马马皮、内脏折银五钱，上交给盛京户部。各站饲养的驿马，是否足数、健壮是考核驿官称职与否的条件。
对驿马的使用也有严格规定的。奉差官役可否用驿马、用几匹，都要根据勘合、火牌中的标注支给。驿官如果私自借用或将驿马借给他人，一旦被查出，驿官和借马者都要受罚，各杖80。光皮肉受苦还不算完，还要按天追缴租金。所以，想要在驿站占点便宜很不容易，弄不好就是既要花钱，又要被打屁股。
运送物品，接送官员还要用车。用车的规定是每100里为一站，给车费银一两，多10里增一钱，少10里减一钱。没车或不能行车的地方，每车给脚夫4名。车并不是每驿都备，需用车时，常常要雇用民车。所有经费都由盛京户部拨给，拨给的方法是照上一年实际费用预支，年终持清册报盛京兵部侍郎审查核销，多退少补。
传递公文物品使用驿站要凭邮符
差役、官员在办差需要使用驿站时，都要持一种邮符。邮符是在驿站间传递公文时使用的凭证，是一种加盖骑缝半印的空纸，编有字号，叫勘合、火牌。《太祖实录》载：“其制以薄册合空纸之半，而编写字号，用内府关防印识之。右之半在册，左纸册付天下布政使司、指挥使司及提刑按察司、直隶府、州、卫所收之。半印纸藏于内府，凡五军都督府、六府、察院有文移，则于内府领纸，填书所行以下所司。所司以册合其字号，印文相同则行之，谓之半印勘合，以防欺弊。”可见其功能和形式都类似于现在的介绍信。
凡需要向驿站要车、马、人夫运送公文和物品，都要凭“邮符”。勘合、火牌内要填注奉差官役的姓名、所给夫马车船廪给口粮数目，每日行程里数、限到日期等。勘合、火牌的填写是十分严格的，漏填错填都要受罚，应用朱笔用了墨笔都要扣3个月俸禄。勘合、火牌的使用也是有严格规定的。有紧急军务时使用勘合，寻常奏报只能用火牌。奉天将军及盛京五部府尹各衙门，运送陵寝祭品、一应本章及紧要奏折时准用勘合、火牌，其余不准。勘合、火牌由兵部按官员级别发给，公、将军给火牌10张、勘合4张，并且不许滥用，每年所用数目要造册报兵部查验，没用的要送兵部销毁。
对过境有特定任务，需派兵保护的，要填兵牌，注明派护兵几人，还要加贴尾单，所过各驿要在尾单上注明所给兵数，证明是按规定办理，没有多要，并盖上公章。马递公文，都加兵部火票，注明“马上飞递”，限日行几百里字样，令沿途各驿站接递。一般公文限日行300里，紧急公文则标明400里、或者500里、600里字样，按要求时限送到。影视作品中常见传递重要公文的400里加急、600百里加急，即指此规制。
如果要从外地到达京城，或者外地之间相互传递的，要填写连排单。就是用纸条写上转运邮件种类、数量、日期粘于公文封套上，沿途各站均在排单上填注到达时刻，以便查核，如有延误，便根据排单上的日期追究邮卒。
违反驿递规定要受处罚
驿站的传递方式，有点类似于接力跑，由一站递往下站，不准延误，所谓“一驿过一驿，驿骑如星流”，杨贵妃吃到的岭南荔枝，就是用这种方式送到京城的。也有专差递送的，换马不换人。传递公文的差人要持兵部颁发的火牌，由司驿官查验无误后，按火牌上注明的标准，提供伙食、住宿、马匹或草料。
凡公差人员出外干办公事，是不准占宿驿舍正厅上房的，违者笞30。为了减轻差人的负重，以免延误公文，对差人所携带的包裹也有严格的规定。顺治十二年（1655）时规定：奏章、文册包裹重量不得超过40斤。康熙十一年（1672）规定：上奏的本章用小匣装，不准超过10斤，册籍用马驮，不准超过60斤。不准乘驿马携带私物。凡乘驿马出使人员除随身衣服器仗外，携带私物10斤杖60，每多10斤罪加一等，最多杖100下。所带私物没收入官。奉差人员到第一站时，要将应背的包裹称准斤数，在印单上注明，以后每夜住宿驿站的驿员要仔细检查，如果情况相符，就在印单上填写某站验明并无重物字样，日间所过驿站还要验看印单。
出差人员不按勘合、火牌填注的路线行走，擅自绕道，打扰驿站的，也要受罚。当官的要官降两级，不是官的那就只有挨打了，先杖100再说，管你死活。迟误奏章或不按驿接代、传递的，则要罚俸6个月。不小心将奏报朝廷的本章，弄湿或破损，也要受罚。可见，驿站接到的每份差事都无小事，稍不谨慎就要挨打受罚。
递送公文有严格的时间限制
皇帝和军机处向地方官员发布的谕令及地方官员上报的本章、奏折、军报，都由驿站传递。地方官府之间的寻常事务性文报则不走驿站。重要公文、军报等由专差递送，驿站负责提供服务。一般公文则由铺兵传递。铺兵递送公文，要求一昼夜行300里，稽留三刻，就要笞20，每多三刻罪加一等。公文到铺后，不管件数多少，铺司要立即登记，派铺兵递送。
铺兵在递送公文过程中，若将公文封皮磨损，不动原封的，一件笞20，每三件罪加一等。将公文损坏的，则要笞40。藏匿公文或者是拆动原封的，一件杖60，多一件加杖100，可见铺兵还真挺难当。一个铺经常出现这种事，铺司就要受罚，当然也是打，因为他们无俸禄可扣。
为了保证公文运行的畅通无阻，使皇帝及时了解国情，除了严格的登记制度和时限外，对于在外的大小衙门官员想给皇帝进呈实封公文，对上司的不轨进行密报，如被上司发现，想在途中从急递铺截回的，不论远近，铺兵、铺司都要向所在官府告发，一旦核实，斩监候。
清代对驿站传递的时限要求是很严格的。盛京将军、奉天府尹的本章到京日期限8天。康熙四十七年（1708）规定，内外紧要公文，都交马上飞递，在票牌上注明限日行三到四站，间或有五站的，约计也不过四五百里，这样的公文并不常有。为了防止延误差事时，司驿官推卸责任，规定文件发出时要在邮符上注明限几日到，文件发出后，每到一驿都要由驿官注明到达日期，出发日期，如有延误，按此追查。若路途遇大雨、洪水、道路泥泞等特殊情况，则要由地方官出具印结，也就是说要有政府部门的证明材料，否则误时超过三刻者就要受到处罚。
驿站还负责运送物品接待官员
盛京驿站合并了递运所的功能，除了传递公文外，每年还要运送大量的人员、物品。发给守边兵士的粮饷，盛京礼部派人送高丽纸张，朝鲜国的进贡物品，盛京兵部拉载修造战船的匠役，盛京、黑龙江、吉林等处进贡的蜂蜜、鱼粉、野猪、鹿尾、貂皮、松籽、人参，运送陵寝供献用的羊、牲、果品、佛花、纸布，册封蒙古福晋的册匣，兵部发往各处的人犯等等，都要经由驿站。由驿站提供车辆，或折给雇车费用。
驿站除传递公文、运送物品外，还兼有招待所的职能。官员由一地去往其他地方时，按所办事务性质、品级高低在沿途驿站享受一定规格的食宿接待。盛京驿站的接待任务尤其繁重，皇子谒陵、公主下嫁、皇帝出巡、满蒙贵族进京朝见等等，应接不暇。
如何接待，朝廷都有定制，各级官员该带多少随从，是骑马、乘车还是坐轿，都是有规定的，不是想摆多大排场都行的。顺治初年规定，持有勘合的官员一品官补助银二钱二分，二品官银二钱，三品官银一钱八分，往下依次递减。持火牌官员的每人给银一钱，口粮每人给银五分。后来又规定，勘合内各官从役及八旗各官亲随兵每人各给口粮银五分。各驿站按此标准接待，不准超标。顺治十二年（1655）又规定，驻防将军准许带马40匹，协领20匹，参领、佐领、闲散官员各15匹，无品笔帖式及领催甲兵各3匹、弓匠铁匠等各2匹，沿途支给草料。
八旗官兵前往驻防，将军、都统准带家口40人，副都统35人、协领及三品官30人，以下递减。由沿途驿站发给口粮，人数多于定数的只按定数给，人数少于定数的，则按实数发，而且是给粮不管饭，管饭就不给粮。官员要是奉旨回京或是赴任要带家眷，先要将人口实数报上来，按规定在勘合内注明应给车马口粮数目，途中若有病故逃走的，要报地方官出具印结粘在勘合上，各站则停止供应其口粮。
京师差官送三陵祭品，凭兵部火票沿途驿站要配给车辆。各衙门官吏及出使人员，没有印信凭据，随便役使老百姓抬轿子，都要杖60。官员如果让不应享受驿站服务的人享受驿站服务，或者是滥给勘合、火牌的，要降级调用，多支驿站钱粮，事后能够补上的，也要扣6个月俸禄。
几千年来，驿站已经形成了一个组织严密的交通网络，传递文报、接待官员、军队调遣、运送物品，在国家的信息传递、物质流动等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随着火车、汽车、电话、电报等现代交通、通讯工具的发明，出现了文报局，驿站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民国元年（1912）8月1日，奉天省公文改归邮局递送，盛京驿站最终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
关东绿色长城——清代柳条边
长城是中华民族的骄傲和象征，是中华民族智慧和力量的结晶。长城以其久远、工程之浩大和身姿之雄伟而闻名于世。可是，很少有人知道，就在长城的东部，山海关与东北明代长城衔接的地方，300多年前，曾有一条与长城相媲美的绿色长城，横亘在广袤的东北平原上，这就是清代柳条边。
众所周知，长城距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但它依然屹立在神州大地上，而距今仅有几百年时间的清代柳条边为何却鲜为人知，难寻踪迹呢？清代柳条边究竟是个什么样子？为什么要修筑它？它又是怎么消失的呢？下面让我们一起打开被历史尘封的档案史册，解开这个谜团。
柳条边其实是封禁界线
满族从其祖先肃慎起，到1644年进关前，世代休养生息在东北这块土地上。在清统治者看来，东北是他们“祖宗肇迹兴王之所”、“龙兴重地”，是他们的战略后方。
清朝迁都北京后，就把东北地区划为一个特殊的地带，严加保护。一方面是为了防止其他民族，尤其是汉族人入内损害其“龙脉”；另一方面，就是保护东北地区生产的皇室和满族王公贵族所需要的人参、东珠等特产，保护供皇室采捕贡物及皇帝巡幸时围猎所用的围场。柳条边就是为保护东北“发祥重地”而修筑的一条封禁界线。
柳条边全长1300多公里
根据史书的记载，清代柳条边又叫条子边，是用土堆成的宽、高各三尺的土堤，堤上每隔五尺插柳条三株，柳条粗四寸，高六尺，埋入土内二尺，外剩四尺。各柳条之间再用绳连结，也称之为“插柳结绳”，就像中原地区的竹篱笆。再在土堤的外侧，挖掘口宽八尺、底宽五尺、深八尺的边壕。
清代柳条边有些地段也有不植柳的，而是利用旧有的明代长城修缮而成，柳条边在今辽宁省阜新市界内的一段就是如此。辽宁《义县志》载：“明创制，清因之。例于边墙内外遍植以柳，任其事者仅掘墙基置土内外，逢山或掘土或垒石，如一墙而已……并无一柳置于其间也。”
根据史料记载，柳条边始筑于崇德三年（1638），到康熙二十年（1681）基本完成（后来在部分地段有所扩展）。柳条边分为东、西、北三段。以开原附近的威远堡为交点从东北向东南、西南方向延伸，呈人字形。
东段西起威远堡向东南到海。修筑于崇德三年至顺治十八年（1638～1661）。西段自威远堡向西南至山海关，修筑于顺治五年至十一年（1648～1654）。这两段柳条边连接起来，环绕着辽河平原，全长近1000公里，被称为“老边”，因盛京在其内，也叫“盛京边墙”。柳条边北段，是自威远堡到吉林市北法特东亮子山止的一条单边，因其修筑于康熙九年至二十年（1670～1681），而相对于“老边”修筑较晚，故被称为“新边”，全长约345公里。
柳条边又有“边内”、“边外”的区别。其辽河平原的部分，即人字形边墙下端，就是“盛京边墙”之内的部分，叫“边内”，俗称“边里”，反之，都叫“边外”。从人字形边墙上端即吉林部分来看，其西部属“边外”，其东部属“边里”。
清代柳条边的修筑历经三朝40余年，加上其1300多公里的长度，如此宏伟浩大的工程，无愧绿色长城的称号。
柳条边主要由流徙罪犯修建
柳条边建筑工程如此浩大，在清初大量旗人随军入关，而又禁止外族进入东北的情况下，修建柳条边的人力资源从何而来呢？
据史料记载，顺治五年（1648），理藩院遣官清丈并划定内蒙古各旗的游牧地界，同时“编盛京守墩台壮丁为十牛录”，十牛录至少有壮丁千余人。清初因抗清和逃入等而获罪流徙的犯人大多发遣到盛京。
在开原附近的尚阳堡，是清初流放人犯的聚集地。康熙七年（1668），尚阳堡有流徙犯人3500余名，连同家属共5914人。他们有的劳作服役，有的则出钱认工赎罪。据《清圣祖实录》载，奉天府尹张尚贤奏称：“近有流徙人犯修造工程赎罪之例，有力者已认工程。”即指柳条边的兴建工程。可见，柳条边主要是由流徙罪犯修建而成的。
柳条边在交通要道上设边门
在柳条边1000多公里的沿线上，每隔一段距离就设有一座作为出入用的门，称为边门。这些边门，都设置在交通要道上。
柳条边门的设置情况，据文献记载，因柳条边屡有扩展，边门的设置也多次变动。从康熙十年（1671）至康熙三十六年（1697），柳条边先后进行了四次较大规模的扩展。
经过四次展边活动，锦州以西地区的柳条边大约向北推进了35公里。柳条边和各边门从此固定下来。其中，老边设边门16座，由山海关至凤凰城自西向东为：鸣水堂边门、白石嘴边门、梨树沟边门、新台边门、松岭子边门、九官台边门、清河边门、白土厂边门、彰武台边门、法库边门、威远堡边门、英额边门、兴京边门、碱厂边门、叆阳边门、凤凰城边门。新边设边门4座，由威远堡边门偏西，自南而北为：布尔图库边门、克尔素边门、伊通边门、法特哈边门。
清代柳条边每座边门都建有门楼，门楼中间是过道门洞，两边有耳房，一边耳房是囚室，另一边住巡差。门楼内是边门的防御衙门。如威远堡边门，门楼是用砖瓦修的，很高大，上面挂着写有“威远堡边门”5个大字的长方形立挂匾额，匾额的右上方用小字写着“盛京所属”。再如清河边门，门楼是藏式建筑，瓦棱层顶，正中起脊人字形。四角呈飞檐状。主体为青砖石料、白灰砂浆砌筑。门高4米，门楼总高7米，门洞长11.7米、宽4米，对开两扇特制木板大门，门楣上正中挂着蓝地金字的匾额，面向边里的匾额上书“盛京清河边门”，面向边外的匾额上书“热河清河边门”，整个建筑气势壮观。
对柳条边管制正规严格
清代柳条边的边墙从其建筑形式来看远不似长城那样坚固，不过是一条由壕沟和柳条形成的结构低疏松散的一条界线。正如乾隆皇帝所赋《柳条边》诗中所描写的那样：“我来策马循边东，高可逾越疏可通。”那么清代柳条边是怎样来实现它的封禁作用，又是如何在长达1300多公里的距离上进行管理的呢？
应该说，在道光朝以前对柳条边的管制是很正规和严格的。柳条边的每座边门都设有防御衙门，派驻文武官员各一名，下辖披甲兵约三四十人。平时披甲兵分班守备，掌管边门的启闭，稽查行人出入。
康熙年间，对边门出入规定：“内外人出入，必登籍以记。”后来又规定：凡进出边门，均需持有当地官厅发给的印票，从指定的边门验票出入，否则就以私入“禁地”论罪。此外，对于出入边门的人还有种种限制，如不仅要有官厅的印票，而且要求“写上名姓、年貌、脸色”以便核对。对出边挖参的人，还严格规定了往返的路线，“若有违禁走者，即行拿获参奏”。
当时，在威远堡边门，防御衙门前牌子上写着：“衙门重地，国课攸关，有敢故违者，定行究办”。康熙年间，王一元在《辽左见闻录》中说：开原城北二十里的威远堡边门，“边皆插荆，为之戍边巡逻，非将军令不得入。有乘夜拔荆私行者，谓之扒边。次日，按人马踪迹，尾而得之，解刑部治罪”。经过边门的马车，都要纳税，出边门的200文，进边门的纳400文，从船厂（吉林）来的纳钱更多。死了人出葬经过边门也要纳钱。此外，在边门内外还设有卡伦（军事哨所），卡伦分常年、季节、临时三种。
柳条边除设有边门外，还沿边先后修建了300余座边台和封堆。用于看守、瞭望及对边墙进行维护。边台分首台、中台和西台。每边台设千总3～4员，下辖台丁150～200名。对把守边门、边台的官兵也定有严格的要求和处罚的规定。保存在辽宁省档案馆的“黑图档”里有很多关于这方面的记载。如康熙三十三年（1694）发生了一起私出边门偷挖人参的案子后，康熙皇帝为此下旨训斥：“嗣后若有偷挖人参之事，将看守边口官员一并治罪。”康熙五十一年（1712）规定：“若由卡伦私自出边，而巡查官兵徇私未抓，或有人首告，或由别事牵连，将卡伦官员、巡查官员一并严行议罪。”“向不肖边兵、台丁和通关节出入边门……由何边何处出去及何人私通关节出去之处，均严讯从严治罪。”
宁设治所不增边门
当时还有一个增开边门的故事。
嘉庆年间，辽北一带有法库、威远堡、英额三座边门。当时昌图一带的百姓要到开原或铁岭去，必须从法库边门或威远堡边门绕道而行，而不能直接从昌图到开原。反之，开原或铁岭的人要到昌图去，也只能从这两个边门绕出，而不能径直越边而走。而嘉庆年间，昌图未设治之前，昌图地方垦民很多，要经常到开原购买生产生活用品，而由法库边门出入，往返要四五百里路，由威远堡边门出入就更绕远。如果直接从开原进出边墙，才十多公里路。为此，盛京将军富俊上奏朝廷，请在法库、威远堡两边门适中处增设一门，以便出入。
富俊此奏，受到嘉庆皇帝的严厉训斥。嘉庆皇帝说：“边门申画界限，定制已久，岂有因一二处民人行走迂绕，即议增设之理！”后来，宁可批准在昌图设县治，也不准增开边门。
清帝多次巡视柳条边
清迁都北京后，先后有康熙、乾隆、嘉庆、道光四帝十次出巡东北，谓之“东巡”。东巡虽以“恭谒祖陵”为辞，实际上也包括了巡省地方、考察吏治、安抚民心、加强军备等深刻内涵。柳条边作为推行其封禁国策的重要设施，自在其关心、巡视之列。
据文献记载，清帝东巡时曾多次视察柳条边，留下了优美的诗文和传说。仅柳条边阜新段，有历史记载的清帝视察就有五次之多。康熙三十七年（1698）十月，康熙皇帝第三次东巡，途中巡视了新民、彰武、清河门三处柳条边。乾隆十九年（1754）乾隆皇帝第二次东巡时，驻跸彰武台边门东大营，视察了彰武台边门。
乾隆皇帝在其第三次东巡时（1783），视察了清河边门及柳条边。在过经魏家岭到广宁大东沟北峻岭柳条边时，因地势险峻，钦差大臣向皇帝奏报：“前方路险。”乾隆皇帝说：“我来策马循辽东，高可逾越疏可通，待我还是牵马过岭为好。”从此，该地乡民认为这是皇帝御封“北边岭”为“牵马岭”，故将“北边岭”改名为“牵马岭”，故事流传至今。此外还有嘉庆十年（1805）、道光九年（1829）清帝两次视察柳条边。
清帝留下大量柳条边诗作
在北京故宫珍藏的清代帝王书画中，有一副“柳条边望月”轴，是康熙皇帝在康熙二十一年（1682）第二次东巡路过柳条边时的诗作：
雨过高天霁晚虹，
关山迢递月明中。
春风寂寂吹杨柳，
摇曳寒光度远空。
乾隆八年（1743）乾隆皇帝第一次东巡，在进入柳条边时写下了《入英峨门》诗。在诗中表达了他即将拜谒祖陵的喜悦心情及对修建柳条边寄予的期望：
霓旌摇曳晓曦明，
故国人人喜气迎。
三月关山征辔远，
而今屈指到兴京。
区别只用柳条边，
勘作金汤巩万年。
不似秦皇关竟海，
空留遗迹障幽燕。
乾隆十九年（1754）乾隆皇帝第二次东巡时所作的《柳条边》诗，明确道出了修筑柳条边的目的所在：
西接长城东属海，
柳条结边画内外。
不关厄塞守藩篱，
更匪舂筑劳民惫。
取之不尽山木多，
植援因以限人过。
盛京吉林各分界，
蒙古执役严谁何。
譬之文囿七十里，
围场岂止逾倍。
周防节制存古风，
结绳示禁斯足矣。
我来策马循边东，
高可逾越疏可通。
麋鹿来往外时获，
其设还与不设同。
意存制具细何有，
前人之法后人守。
金汤巩固万年清，
讵系区区此树柳。
乾隆四十三年（1778）乾隆帝第三次东巡，此时正值清军平定了大小金川叛乱之后。因此再次见到柳条边时，触景生情，写下了《老边》诗：
迤逦老边近，
风情入故乡。
战征纵图进，
根本亦须防。
帝业非容易，
王民原阜康。
贡献来野鹿，
非咽祗先尝。
同样的思绪还表现在他五年后（1783）第四次东巡时，所作《进柳条边》七律，这一年的七月清政府刚刚镇压了甘肃田五领导的回民起义。
九关台据柳条边，
峻岭崇山相属连。
一入分明别内外，
沛丰近矣意欣然。
胜时结柳原勘禁，
衰际修城亦易颓。
皇子扈随谓知否，
守成难论慎思之。
柳条边也是行政区划的界线
清代柳条边既是一条封禁的界线，也是清朝东北几个行政区划的分界线。
清迁都北京后，于顺治元年（1644）八月设盛京总管管理整个东北事务。翌年（1645）闰六月，清朝宣布废止明朝的陪都南京，确立了盛京的陪都地位，并仿照北京建立起相应的机构。顺治三年（1646）清朝正式铸发“盛京总管印”。顺治十年（1653）五月，东北地区由盛京总管统辖改为盛京、宁古塔两总管分治（后改称盛京、宁古塔将军）。康熙二十二年（1683）清朝在宁古塔将军的辖区内增设“镇守瑷珲等处将军”。至此，东北地区正式建立起由三将军分辖的制度。柳条边成为盛京和宁古塔、内蒙古行政区的分界线。
封禁政策挡不住“闯关东”
清代经过康熙、雍正时期的休养生息，全国人口增长很快，到乾隆元年（1736）达到1.4亿多，比清初人口增加两倍以上。但是，由于实行封禁政策，到乾隆十八年（1753），虽然全国21省的人口密度达到每平方公里平均24人，而奉天却只有1.7人，吉林、黑龙江还少于奉天。
同时，关外地区由于清朝政府的封禁政策，对“发祥重地”实行优待，形成租赋较低、工价较高、粮价较贱的现象，“故关内贫民往者甚众”。由于关内贫民“闯关东”，到关外垦荒谋生，经久不衰，逐渐形成巨大的移民浪潮。在流民出关浪潮的冲击下，大量肥沃的土地被开垦占种，不仅清朝统治者对东北土地和特产的垄断受到了挑战，而且八旗生计也受到了严重的威胁。
乾隆五年（1740），兵部侍郎舒赫德奉与盛京将军额尔图共同提出了一个严格限制民人进入盛京地区的八条建策，成为厉行全面封禁的纲领。但是有封禁就有反封禁，乾隆年间虽对东北厉行封禁，但实际上是禁不胜禁，社会经济发展、民族融合的历史趋势是不可阻挡的。
就在厉行全面封禁的乾隆年间，东北地区的民户数量仍然持续上升，据官方统计，从乾隆十八年（1753）到乾隆五十六年（1791），奉天府尹属下的民户就从221742人增加到837000人。就在乾隆年间，反封禁的斗争也不断地发生。如乾隆二十二年（1757）清军在乌苏里江流域拿获偷采人参者653人，其中有流民398人，逃犯237人。
乾隆二十五年（1760）在吉林边陲重镇三姓城还发生了一次大规模的参丁（采参人）暴动事件。参丁包围三姓副都统衙门达7天之久。最后三姓副都统被迫答应“不计人数多寡”“照数发给入山腰牌”，参丁们的斗争取得胜利。
东北弛禁使柳条边失去作用
柳条边的兴衰是与清朝封禁政策休戚相关的。从乾隆初年对东北厉行全面封禁起，这一政策坚持了50多年的时间。乾隆五十七年（1792）直隶、山东大旱，大批灾民聚集于山海关，直隶总督庆成奏请由山海关副都统“分别查验”，逐一放行。乾隆皇帝火速传谕，斥责说：“贫民携眷出关者，自可籍资口食，即人数渐多，断不致滋生事端，又何必查验禁止耶。”这与乾隆五年的封禁令形成鲜明的对比，虽被称为“一时权宜绥抚之计”。但从历史上看，成为弛禁的开端。
乾隆五十九年（1794）、嘉庆二年（1797）、嘉庆五年（1800）连年大水，嘉庆六年（1801）又遇河堤决口，迫使乾隆五十七年的这一弛禁令延续达11年之久。到嘉庆八年（1803）虽又重申对东北的封禁令，然而，对于已经出关的大量的流民也不得不予以安置，形成禁中有弛的局面。
道光、咸丰年间，清朝社会危机四伏，内忧外患，清政府对东北的封禁逐渐演变成局部开禁。东北的弛禁使作为封禁政策产物而兴建的柳条边，设置的边门和卡伦也逐渐失去了作用。乾隆时期热河蒙地开禁后，盛京西部的柳条边就已经失去了作用。当嘉庆时期开放科尔沁蒙地南部后，柳边的彰武台、法库等边门及新边也失去了作用。到光绪年间鸭绿江流域放垦后，盛京东部的柳条边也失去了作用。
甲午战争后柳条边被废弃
光绪二十一年（1895）中日甲午战争后，《马关条约》的签订使东北边疆的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迫使清政府改变对东北的封禁政策。
从1895年以后，清朝政府虽然并没有正式发布过废止对东北封禁的命令，但随着“禁中之禁”的盛京围场、吉林围场的被放垦，以及一系列“放荒济用”、招民实边政策的实施，东北地区进入了全面开禁时期。
清政府推行的封禁政策宣告完结，柳条边也随之废弛。驻守边门的文武官员及兵士被撤销，原来柳条边各边门的防御衙门有的成为税务机关或税卡之地，有的被拆除或因年久失修而逐渐倒塌毁坏。柳条边的边壕，因无人管理逐渐被冲刷、湮没。边墙上已经成材的柳树也在1904年的日俄战争中被砍伐一空。
辽宁省境内的柳条边，虽经岁月沧桑，但至今还有部分遗存。在绥中、阜新、法库、开原等地，有的地段遗迹还很明显，其中新民、清原、黑山等处的遗迹已在2003被列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盛京围场的设立与废止
在300多年前的松辽平原上，在柳条边“盛京边墙”外，出开原附近的威远堡边门向东、英额边门东北，有一片广袤的皇家禁地，这就是清代著名的盛京围场。
所谓围场，就是专门用来打猎的地方。早在1400多年前的隋朝时，就有了布围打猎的记载。只不过在清代，围场被赋予了特殊的意义和作用，就是作为供军队演武和为皇室采捕鲜活贡品的处所。
设围场主要是为训练八旗骑射
满族作为一个生活在白山黑水之间的渔猎民族，能够入主中原，建立统一中国的清王朝，除了历史的契机外，在一定的意义上来说，就是依靠善于骑射这个满族优良的民族传统。清太宗皇太极曾对臣下们说，我们大清国是以骑射为专长的，如果不能经常的亲手弯弓射箭，而只是沉溺于吃喝玩乐之中，那么布阵打猎的事情就会生疏荒废，军队怎么能得到训练？所以，用打猎的方法演练军队是个好办法，希望你们时刻不要忘记练习骑射。故此清统治者非常重视围猎活动，早在清入关前的天命四年（1619），就在东北建立了多处围场，皇太极继汗位以后，就经常率领诸亲王、贝勒到围场狩猎，以保持八旗跃马弯弓的骑射传统。
清入关后，清王朝，为了统治全国，为了保证能够从东北这个“根本之地”随时征招到拥有战斗力的八旗武装，保持满族所谓“国语骑射”的风气，就将围猎活动作为军队训练的一种特别的形式。
康熙皇帝玄烨即位后不久，就在东北建立了盛京、吉林、黑龙江三大围场。后来又在北京的西部和北部建立了西围场和木兰围场。其中盛京围场和木兰围场是最大的。据成书于清光绪年间的《盛京典制备考》记载，盛京围场南北长490里、东西宽180余里。自西向东，占有相当于今天辽宁和吉林两省的西丰、辽源、东丰、海龙、辉南五县之地。盛京围场“设一百零五围，按年轮转捕猎”。其中有预备皇帝巡幸盛京时围猎的“御围”11围（处）；供盛京内务府每年为皇室采捕贡物的“王多罗束围”11围（处）；有专门供捕鹿制作晒肉干和进贡活鹿的“鲜围”14围（处）；还有设在偏僻山区的“窎远围”6围（处）；以及每年供演练军队和射猎的“应捕围”63围（处）。
围场在清代统治者的心目中有着特殊的地位和作用，认为“射猎为本朝家法，绥远实国家大纲”。因而，成为清王朝政治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并形成了一整套严格的围场制度。
皇帝行围场面壮观
清入关后，不忘东北这块“龙兴之地”，把盛京设为陪都。康熙、乾隆、嘉庆、道光四帝先后10次到东北巡幸，并多次到盛京围场行围。
据《钦定大清会典事例》记载，皇帝行围，按清制是有一定规则的。对驻地的规模、住所的形制、随驾官员、随侍兵士、参加围猎八旗官兵的位置、序列都有详细而严格的规定。
皇帝巡幸盛京行围，首先由兵部行文通知盛京等处将军率所属八旗官兵、理藩院通知蒙古王公率所部随侍。行围典礼就在皇帝行围时驻跸的行营附近举行。皇帝行围过程分为待围、撒围、合围、罢围几个阶段。
待围时，八旗官兵在各章京的率领下，按正黄、镶黄、正白、镶白、正红、镶红、正蓝、镶蓝的次序集结，在统围大臣的指挥下，以黄旗为核心，以白旗、红旗和作为通讯标志的蓝旗分列左右两翼。撒围时，左右两翼的马队分别在左翼官和右翼官的统辖下，以蓝旗为末尾向外撒开并逐渐合拢，直到人和马并齐，严实如铁桶般形成第一道合围圈，再如法设置第二道合围圈。然后全体前进，再逐渐缩小包围圈，把野兽围到一块没有树木的低地。合围就绪后，全体官兵要摘下帽子把马鞭高高举起来，高呼“马而阁”（满语，帽子的意思）作为信号。这时皇帝骑马手执弓箭进入合围圈中，亲自引弓发箭射猎后，再下令御前大臣、侍卫等开始放箭射猎。皇帝射中的猎物，由专门挑选出来善于骑射的侍卫去追获。如果有从包围中逃出的野兽就派人出去猎杀。
皇帝行围时的场面是十分壮观的。康熙二十一年（1682），康熙皇帝第二次东巡时，一次行围时挑选出来随侍的弓箭手就有3000多名。《扈从东巡日录》一书，记载了康熙皇帝第二次东巡时，出英额门到盛京围场行围的情况：“壬戌过哈达城，城在众山间，弹丸地耳，林木獐鹿甲于诸处，每合围獐鹿数百，常开一面释之。我朝行围讲武，使其习熟弓马，谙练队伍，每猎则以随驾，军密布四围，旗色分八部，各以章京主之，分左右翼，驰山谷间，逾高降深，名曰围场。惟视蓝旗所向，以为分合。有断续不整者，即以军法治之。章京服色亦随本旗，惟御前侍卫及内大臣得以穿黄褶。行围之法，以镶黄大纛居中为首，圣驾在大纛之前，按辔徐行，两翼门纛相遇则立而不动，以俟后队，渐次逼近，谓之合围。缇骑环山，旌旄焰野，狐兔麋鹿散走围中，或皇上亲射，或太子射之，亲王大臣近侍非得旨，不敢在围中发一矢。”
皇帝行围完毕后，还要举行“燕赉”，就是对随从行围的王公、将军等赐宴招待、论功行赏。乾隆十九年（1754）乾隆皇帝第二次东巡，在巡幸吉林围场后曾赋诗，记述行围情况。诗曰：
吉林围接盛京围，
天府秋高兽正肥。
本是昔年驰猎处，
山情水态记依稀。
康熙皇帝亲手射杀三十九只猛虎行围时，遇到老虎等猛兽是不能随便射杀的，必须奏报皇帝，同时传报诸贝勒。皇帝或策马前去，或命人去猎杀。杀死老虎的第一二个人，将得到具名奏报皇帝的荣誉。行围时，也有猝然遭遇猛兽的事情，像电视剧《康熙王朝》中，康熙皇帝在木兰围场行围时，后来做了乾隆皇帝的弘历杀熊的情节，还是有所根据的。为此，康熙皇帝在第二东巡时曾下谕：“遇有猛兽须小心防御，以人为重，毋致误有所伤。”康熙二十三年（1684）还设置虎枪营，“圣驾行围则从，遇大兽则列枪从之”。据《清载，康熙在第二次东巡的往返途中，亲手射杀的猛虎就有三十九只之多。
行围实际是军事演习
盛京围场，除供皇帝巡幸时举行临时的行围外，还每年都要举行定期和不定期的行围，主要是通过围猎活动，演练八旗军队，同时捕捉部分贡物。
至于行围的时间，康熙皇帝在第二次东巡时说：“围猎以讲武事，必不可废，亦不可无时。冬月行大围，腊底行年围。春夏则视马之肥瘠酌量行围。”盛京围场定例在芒种前，一般是在农历四月，由围长带领委官、专达兵32名、卡伦兵240名，行围捕拿二年一次应进的鹿羔60只；小雪前派围长、翼长带领梅伦、委官及专达兵80名，随同内外城派出的官员9名，兵丁1000人打冬围。
行围既然作为演练军队的一种方式，因此就像打仗一样，制定有严格的法令和纪律。“夫蒐苗狝狩原以讲习武事，必纪律严明”，规定“围场随猎官兵等人，有行走不齐，前后杂乱以至呼应不灵者，该管官罚俸一月”。那时的盛京围场，大树参天、茅草蔽日。行围时，无论是遇到树丛还是苇塘，都要像在战场上一样勇往直前，不许退避，否则就要受到处罚。行围是真刀真枪的演练，伤亡的事也是难免的。当时规定，对行围中被射死的人，一律“照阵亡例”，给予抚恤。对参加行围的八旗官兵“行围采捕贡献，即于比较技勇，分别记注功过”。
围场的另一个作用是向皇室“贡鲜”
清代围场的设置除作为八旗军队演武之地外，也是为皇室提供“贡鲜”的场所。所谓“贡鲜”就是猎取的鹿、狍等鲜活猎物或将其加工后的各种制品。
盛京围场的“贡鲜”分为“鲜围应进”、“冬围应进”。“鲜围应进”就是每年八月派出炮手、章京带领兵丁，出英额边门捕打猎物，因是每年的第一次进贡，也称“初次鲜”，为“盛京将军应进”。“冬围应进”，在举行冬围时捕打，分为“二次鲜”、“三次鲜”。
此外，还有“初次鹿差”、“二次鹿差”、“三次鹿差”及“年贡”等。
盛京围场每年所进“贡鲜”的数量十分可观，仅鹿、狍及其制品就达20余种，1000多只（盘、根）。此外，还有通睛鱼、细鳞鱼等鱼类，香水梨、山里红等果品，以及蚕茧、箭杆、枪杆等物。
这里仅以“三次鹿差”为例：“三次鹿差应进：鹿尾80盘、鹿舌80条、汤鹿20只、毛鹿80只、鹿大肠40根、鹿盘肠80根、鹿脏32个、鹿肝肺10份、狍子50只、狍肠18根、獐子20只、湿鹿筋100斤、树鸡40只、野鸡400只、鹿舒满100根。”“每年随三次鹿差应进虎皮3张、虎胫骨3副、虎威骨3副、獐子戈什哈280个、狍子戈什哈320个。”
每年捕打、运送“贡鲜”所耗费的人力、物力、财力是很大的。如每年捕打冬围官兵所用“资装费”一项就耗银1.5万多两；每年运送“贡鲜”进京的大小车辆，据不完全统计就要160多辆，运费需白银1300多两。这还不包括盛装这些“贡鲜”所需用的方盘、木箱、笸箩、毛毡等物及护送差官的耗费。还有芒种前捕拿的60只鹿羔，要从围场运送到盛京城内喂养，在十月以前运送进京。鲜鹿肉、野鸡等贡物为保证其鲜活还规定：要“装载官车派官驰驿送京”，就是如同唐朝时供给杨贵妃鲜荔枝一样，作为十万火急之事，日夜兼程。
围场的管理非常严格
由于围场在清代具有的特殊地位，清王朝在东北实行的封禁政策，修筑柳条边，将围场作为禁中之禁。因此，对围场的管理和保护十分重视。
盛京围场在盛京将军下设有围场处，负责“管理行围、捕牲、看管围场”等事宜。还设协领一员、翼长左领二员、梅伦骁骑校八员、委官八员，下辖八旗专达兵200名。
围场处负责在清明、立夏、立秋、白露、寒露等节气前巡视围场，修理路桥，准备冬围并兼打围、演围。同时，在盛京围场的105围处，分别由外城派出八旗军官24员、兵480人，设立固定的卡伦（哨所），每处卡伦派军官一员、领兵20名，分班轮换看守围场。每年春季还要由盛京城派出协领一员，前往柳条边外各卡伦界内，专查偷挖鹿窖（用来私藏猎物）之事。
对出柳条边外采参、采蜜的人丁，要由所在地的官厅发给出边执照，上面写明持照人的年龄、相貌及面色，以便核对，还严格规定了出入边门的名称，对进山、出山的路途也作了详细、明确的规定，以使他们避开围场所在的地方。
对违禁偷猎的人，制定了惩罚的规定：“盛京威远堡南至凤凰城边外，山谷附近围场处所，拿获偷伐木植、偷打鹿只人犯……杖一百，流三千里”。对于看守围场失职的官兵也给予不同程度的处罚。道光七年（1827），盛京将军富俊上奏：盛京围场卡官晋海、领催委官锡永保私放民人入围场砍伐树木。为此，道光皇帝下谕将晋海、锡永保革职，在“围场枷号一月示众”。翼长兼左领伊郎阿也连带被罚转为民人并“交部严加议处”。
甲午战争后围场废止
清代的围场制度是与清王朝的兴衰相伴始终的。随着清王朝在政治上的日愈腐败，国家内忧外患加剧，军队纪律松弛，看守围场官兵也营私舞弊，内外勾结私打猎物。如道光七年（1827）在盛京围场查出私匿鹿窖竟达1100多处，抓获人犯100多人。这种状况造成围场的猎物骤减，以致在同治十三年（1874），因盛京围场鹿只稀少，皇帝下谕准许隔年捕打。光绪元年（1875），皇帝更批准停派盛京协领出柳条边外进行例行的缉查，因猎物不足，“贡鲜”改为折银上交。
康熙皇帝教育子女有特点
有清一代，从努尔哈赤在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建立后金算起，关外28年创业，经二帝（汗），入关后执政268年，经十帝，前后共十二帝。统而观之，他们都比较勤政谨慎，注重教育子女，区别是努尔哈赤和皇太极更重视经武，顺治帝福临到道光帝旻宁比较注意子女的全面发展。从咸丰帝奕到宣统帝溥仪或在世时子女太小，或无子女，或本身就太小，当然谈不上教育子女。比较而言，十二帝中教育子女下工夫最大的、最有特点的，当属康熙皇帝玄烨。
玄烨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封建帝王，是“康雍乾盛世”的开创者，一生勤政治国，颇有作为。作为一代帝王，他教育子女的目的是“望子成龙”，使大清基业“万年永固”，普通百姓教育子女的目的是“望子成才”，使他们的未来生活无忧，二者在教育目的上没有可比性。玄烨贵为“天子”，富有四海，“金口玉言”，同普通百姓相比，在教育投资、师资、环境等各方面更不可同日而语。但玄烨对子女教育注意言传身教、以德为先，文功武略、全面发展，注重实践、因人施教的经验和做法，值得称道。
玄烨生子三十五、女二十
康熙皇帝玄烨在位近62年，居中国历代皇帝之首，有后妃上百人，仅附葬景陵的就有55人，其中31人生育了35个皇子，20个皇女。
35个皇子中，序齿（排行）的24人，长为成年者20人。他们是：皇长子胤禔，皇二子（太子）胤礽，皇三子胤祉，皇四子（雍正皇帝）胤禛，皇五子胤祺，皇七子胤祐，皇八子胤禩，皇九子胤禟，皇十子胤？？，皇十二子胤祹，皇十三子胤祥，皇十四子胤祯（允禵），皇十五子胤禑，皇十六子胤禄，皇十七子胤礼，皇二十子胤祎，皇二十一子胤禧，皇二十二子胤祜，皇二十三子胤祁，皇二十四子胤祕。玄烨对皇子们都不呼其名，而以“阿哥”相称，按其排序称其为“大阿哥”、“二阿哥”……
玄烨所生诸子，开始起名并无规律，比如未序齿的前三个儿子分别叫承瑞、承祜、承庆，第四子名赛音察浑，第七子名长华，第八子名长生，第九子名万黼，序齿的第五子（即皇长子胤禔）名保清，第六子（皇太子胤礽）名保成。康熙二十年（1681）后，随着玄烨对汉文化研究的深入，才按“胤”字统一排辈命名。胤禛做了雍正皇帝后，命他的兄弟将名字中的“胤”字改为“允”字，以示避讳。
20个皇女中，只有8人长大完婚，得到公主的正式封号。她们是：皇三女，皇五女，皇六女，皇九女，皇十女，皇十三女，皇十四女，皇十五女。另有玄烨弟弟常宁的长女自小被玄烨抱养宫中，序齿为长，成为大公主。其他皇女都在十二三岁之前夭折。由于重男轻女之故，皇女没有名字，幼时一律称之为“小公主”、“格格”，10岁（清室年龄按虚岁，下同）以后按序齿被唤为“大公主”、“二公主”……待下嫁之前，才得到正式的公主封号。
皇子不由生母抚养
康熙朝后宫的规制，皇子或公主出生后，不由生母抚养，而由乳母、保姆哺育照料，皇子称她们为嬷嬷。皇子婴、幼儿时期，住在紫禁城后宫兆祥所，三四岁之后，有的皇子被皇太后及其他妃嫔抚养，如雍正帝胤禛，生母为德妃乌雅氏，幼时被贵妃佟佳氏抚养；皇五子胤祺是宜妃郭络罗氏所生，自小养于皇太后宫；皇八子胤禩为良妃卫氏所生，由惠妃纳喇氏抚养。玄烨祖母庄妃的侍女苏麻喇姑在宫中地位颇高，她也抚养了皇十二子胤祹。抚养皇子的妃嫔主要是无子女的，但只限于嫔（康熙定立后宫典制，皇后以下依次为皇贵妃、贵妃、妃、嫔、贵人、常在、答应）以上，贵人以下即使无子女，也不能抚养皇子。
皇子被送到兆祥所照看或被其他妃嫔抚养，衣食用品均由内务府管理支给，并记录入档。
清制，皇子与妃嫔之间，皇帝与前朝太妃嫔之间，一般情况下，彼此在50岁前不能随意相见，只有在皇子年幼或皇子晋见生母时例外。生母也不能随便与皇子见面，皇子一般要到十几岁之后，生母与之相处才比较自由。
这样做，一是防止皇子被娇惯，有利于培养他们的独立性格，使之少有依赖性。二是为了维护后宫秩序，使皇子从小养成尊老爱幼、男女有别的品德。
皇太子读书“吃小灶”
清代十二帝中，立有太子的只有康熙皇帝玄烨。关外二帝努尔哈赤和皇太极选定继承人，是贵族公推；顺治皇帝福临选定继承人，是遗命继位；雍正皇帝胤禛及以后的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各朝选定继承人，是秘密立储；同治以后各朝，是皇太后慈禧一言定鼎。
康熙十三年（1674）五月二十日，皇后赫舍里氏生下二阿哥保成（后改名胤礽），周岁后即立为皇太子。在此后的数十年中，虽然皇太子经历了两立两废，最终未能继位，但玄烨对皇太子的教育，却倾注了比其他皇子更多的心血，处处给予“吃小灶”。
据《清史稿》记载，胤礽6岁之前，是由玄烨“亲教之读书”。玄烨自己说：“朕于宫中谕教皇太子，谆谆以典学时敏，勤加提命，日习经书，朕务令背诵，复亲为讲解，夙兴宵寐，未尝间辍。”6岁时，玄烨请张英、李光地做他的老师，“又命熊赐履授以性理诸书”。及至13岁，依照明代教育东宫的做法，正式让太子出阁读书。这样做的原因，玄烨解释说：“自太子就学以来，朕于听政之暇，时时指授，罔或有间，故学问渐有进益。如四书、《易经》、《书经》、《礼记》，今俱已诵习……但朕日理万机，精神有限，课诵之事，恐未能兼，致误太子精进之功。”所以，令在满汉大臣之中，选择品学兼优者，“专侍太子左右，朝夕劝导，庶学问日进，而德性有成矣。”（《康熙起居注》）
太子出阁后，玄烨将畅春园无逸斋作为太子的书房，先是命江宁巡抚汤斌以礼部尚书兼任詹事府詹事，专任太子老师，一起选为太子老师的还有达哈塔、耿介等满汉名儒。学习内容主要是儒家经典、满文文献，也练习书法、骑射等。
皇太子每天的学习是很辛苦的。根据有关档案资料记载，康熙二十六年（1687）六月初十日皇太子一天的学习安排是：
寅时（3—5时）皇太子即到书房复习前一天的功课，准备师傅到来上课。
卯时（5—7时）满文师傅达哈塔、汉文师傅汤斌和少詹事耿介，进入无逸斋，向皇太子恭行臣子礼后，听皇太子背书。
辰时（7—9时）玄烨上完早朝，向太皇太后请安之后，来到皇太子读书的畅春园无逸斋检查皇太子的功课。
巳时（9—11时）时值初伏中午，天气闷热。皇太子不摇折扇，不解衣冠，端坐写字。写好满文一章，让师傅达哈塔批阅，又将《礼记》划定的篇章读120遍。
午时（11—13时）侍卫给皇太子等进午膳。膳后又读《礼记》，再由汤斌等跪听皇太子背诵。
未时（13—15时）侍卫端进点心，皇太子吃完后，在庭院练习挽弓射箭。回屋入座，开始疏讲。
申时（15—17时）康熙带领诸皇子又来到无逸斋，检查太子及诸皇子的学习情况。
酉时（17—19时）玄烨在院中检查太子和诸皇子练习射箭成绩。至此，皇太子一天的功课完毕。从早晨三四点钟到晚上六七点钟，一天要学习十四五个小时，期间只有午饭和进点心休息一会儿，这对于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来说，实在是很沉重的负担。
平时，玄烨也非常注意利用各种场合引导、督促太子的学习，这里引用《康熙起居注》的几段话，可见一斑。康熙二十四年（1685）二月，玄烨出巡畿甸，太子扈从。“上沿途观书，每至齐家治国、裨益身心之处，及经史诸子中疑难者，上必将意义本末善为诱掖，旁引曲喻，一一启发，教之通晓。皇太子心领神会，从容奏对”。“在行宫御前，几案周环，皆列图书，上或翻阅书史，或书大小字，或著文及作歌赋，常至夜分，为时甚久。皇太子在旁读书，未尝先寝”。“至若皇太子随上所历，上必指示闾阎风俗，民生疾病，令周知稼穑之艰难”。这些都记载了玄烨在巡视过程中对太子的施教情况。
皇子四五岁开始读书
玄烨在位近62年，康熙六年（1667）九月14岁时皇子承瑞出生，康熙六十一年（1722）去世时，皇二十四子胤祕才6岁，玄烨做了56年的皇父，皇长子胤禔与胤祕之间相差44岁。玄烨老年时，不仅有了孙子，还有了重孙。这样大的年龄差距，对皇子皇孙的教育，玄烨采取的是按年龄施教，皇子皇孙同堂授课的办法。
《康熙起居注》对于玄烨教育皇子有这样一段记载：“天潢衍庆，圣子众多，上以盛京德器，皆在自幼豫教，四五岁即令读书，教以彝常。是以诸皇子自五六岁，动止进退应对，皆合法度，俨若成人。皇上豫教之方，诚非古帝王所能见及也。”
皇子年及四五岁，即集中授课。授课地点，按不同年龄段，分别设在兆祥所、南薰殿、西长房、咸福宫、上书房等处。同室学习的，不仅是皇子，还有皇亲贵戚中玄烨认为有培养价值的子弟，到后期，还有年龄相仿的皇孙。
玄烨为皇子聘请的老师，都是进士出身或做过侍读的满汉宿儒，确定的人选，先由玄烨亲身试用，反复考察，既要品行端方，又要学问高深。给皇子们担任老师的先后有张英、熊赐履、李光地、徐元梦、顾八代、法海等人。皇子之师被称为“教书”或“课读”，雍正朝之后，才有“师傅”之称。
玄烨对皇子学习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养吉斋丛录》记载：皇子读书，“寅刻（3—5时）至书房，先习满洲、蒙古文毕，然后学习汉书。师傅入直，率以卯刻（5—7时）。幼稚课简，午前即退直。退迟者，至未正二刻（13时30分），或至申刻（15—17时）。惟元旦免入直，除夕前一日，巳刻（9—11时）准散直。”可见，早晨三四点钟就要开课，年龄小的中午可以下学，年龄稍长的要待下午四五点钟才能下学，一年365天，只是春节放一天假。
玄烨经常亲自检查皇子们的学习情况，对皇子学习提出要求。康熙二十六年（1687）六月十日，在畅春园皇太子胤礽书房无逸斋，当着胤礽的老师汤斌等满汉大臣的面，玄烨对几位皇子的学习情况进行了一次考核。
是日午后，玄烨带领皇长子胤禔（16岁）、皇三子胤祉（11岁）、皇四子胤禛（10岁）、皇五子胤祺（9岁）、皇七子胤祐（8岁）和皇八子胤禩（7岁）来到太子书房无逸斋，对太子老师和侍臣们说：“朕宫中从无不读书之子。今诸皇子虽非大有学问之人所教，然已俱能读书。朕非好名之主，故向来太子及诸皇子读书之处，未尝有意使人知之，所以外廷容有未晓然者，今特召诸皇子至前讲诵，尔等试观之。”
玄烨从几案上取下几本经书交给汤斌：“汝可信手拈出，令诸皇子诵读。”根据汤斌随手翻至的章节，皇三子、皇四子、皇七子、皇八子“依次进前，各读数篇，纯熟舒徐，声音朗朗”。接着玄烨又让皇长子胤禔讲“格物致知”一节，皇三子胤祉讲《论语·乡党》首章，“皆逐字疏解，又能融贯大义”。
在大臣们的一片赞扬声中，玄烨说：“朕幼年读书必能一百二十遍为率，盖不如此则义理不能淹贯，故教太子及诸皇子皆是如此。顾八代曾言其太多，谓只须数十遍便足，朕殊不以为然。”（《康熙起居注》）
参加这次现场考试的皇子中，最小的皇八子胤禩只有7岁，也能熟练诵读经书，也说明皇子们至迟四五岁时，就开始受教了。
对皇女只求知书达理
受儒家男尊女卑思想的影响，玄烨对子女的教育也体现了重男轻女的偏见，对于皇子的教育，可以延请名师，严格督导，亲自考核。对于皇女则不然，虽然也请师傅教习，但要求不高，只要做到识文断字，知情达理，就可以了，皇女们重点学习的是女红，而不是诗书。
皇女们长成之后，都作为政治联姻，下嫁蒙古贵族和王公大臣子弟。养女和硕纯禧公主，20岁时下嫁科尔沁台吉班第；皇三女和硕荣宪公主，19岁时下嫁巴林部鄂齐尔郡王之子乌尔袞；皇五女和硕端静公主，19岁时下嫁喀喇沁杜棱郡王扎什之子噶尔臧；皇六女和硕恪靖公主，19岁时下嫁喀尔喀郡王敦多布多尔济；皇九女和硕温宪公主，18岁时下嫁国舅佟国维之孙舜安颜；皇十女和硕纯悫公主，22岁时下嫁喀尔喀台吉策凌；皇十三女和硕温恪公主，20岁时下嫁翁牛特杜楞郡王仓津；皇十四女和硕悫靖公主，18岁时下嫁散秩大臣、一等男孙承运；皇十五女和硕敦恪公主，18岁时下嫁科尔沁台吉多尔济。
这些皇女虽然身为皇族，贵为公主，但其结局，只能是做一个贵夫人，相夫教子，主持家政。其荣耀转移到夫婿身上，他们作为玄烨的额驸，受到重用和关照。
皇子学习内容涉及文武古今
玄烨为皇子确定的教育内容是很广泛的，除了学习四书五经、诸子史籍以外，还包括书法绘画、科技知识、行围骑射，以及如何处理政事等方方面面，教育皇子们成为治国治民、通晓古今、能骑善射的文武全才。
以书法为例。皇子们从五六岁开始学习满汉书法。太子老师汤斌谈到太子学习书法时说：“皇太子自六岁学书，至今八载，未尝间断一日。字画端楷，在欧虞之间，每张俱经上朱笔圈点、改正后判日。每月一册，每年一匣。”其他皇子每天要写字十幅上呈御览。在玄烨的严格督教之下，多数皇子写得一手好字，堪称书法家。玄烨景陵的神功圣德碑碑文，就是雍正帝胤禛亲手书写的。皇八子胤禩书法成绩不佳，结婚分府后，玄烨还要他每天练习写字，并送给自己批览。
对于科技知识，玄烨自己兴趣浓厚，在数学、天文学、医学、测量学等许多学科，都有渊博的知识，也把它作为皇子们的教育内容，亲自指导皇子们学习钻研。雍正帝胤禛回忆说：“昔年遇日食四五分之时，日光照耀，难以仰视。皇考亲率朕同诸兄弟在乾清宫，用千里镜，四周用纸遮蔽日光，然后看出考验所亏分数。此朕身经试验者。”（《清世宗实录》）即使在亲征噶尔丹途中，也不忘指导太子怎样观察日食；在巡视河堤时，还亲自为皇子们示范怎样用仪器进行测量。
在玄烨的教育下，皇子们个个都不是庸人之辈，尽管在皇权斗争中许多都没有好的结局，但不可否认，他们个个多才多艺，勤政自律，出了多个政治家（皇四子、雍正皇帝胤禛，皇太子胤礽，皇三子胤祉，皇十三子胤祥等）、书法家（皇四子、雍正皇帝胤禛，皇太子胤礽，皇三子胤祉，皇七子胤祐，皇十三子胤祥，皇十四子胤祯等）、艺术家（皇二十一子胤禧等）、音乐家（皇三子胤祉，皇十五子胤禑，皇十六子胤禄等）、军事统帅（皇十四子胤祯等）。
言传身教做出榜样
玄烨处处言传身教，为儿孙树立榜样。雍正皇帝胤禛继位以后，追记父皇对皇子们的教导，编成《庭训格言》一书，在序言中，也特别强调皇父对皇子“倍切恩勤，提命谆详，巨细悉举”的教育方法。
玄烨常在畅春园办理政务，将太子的书房设在自己理政之所的旁边，并取名“无逸斋”，顾名思义，不能偷懒的地方，警示太子下工夫学习。无逸斋外种满了五谷，玄烨经常亲自侍弄，以影响太子一黍一粒来之不易。外出巡视，如果太子没有随行，也必须按时向他报告学习情况。康熙二十三年（1684）玄烨南巡，在江宁（南京）收到太子的请安折，得知已读完四书，非常高兴，当即赋诗送给太子。诗曰：“先圣有庭训，所闻在诗礼。虽然国与家，为学无二理。昨者来江东，相距三千里。迢遥蓟北云，念之不得已。凌晨发邮筒，开缄字满纸。语语皆天真，读书毕四子。髫年识进修，兹意良足喜。还宜日就将，无令有间止。大禹惜寸阴，今当重分晷。披卷慕古人，即事探奥旨。久久悦汝心，自得刍豢美。”当时太子只有11岁，玄烨的字里行间充满了对儿子的爱意和鼓励。
为了鼓励皇子们学好书法，玄烨曾召集皇子和大臣共同研讨，对皇子们谈体会说：“学书须临古人法帖，其用笔时轻重疏密，或急或徐，各有体势。宫中古法帖甚多，朕皆临阅。有李北海书华山寺碑，字极大，临摹虽难，朕不惮劳，必临摹而后已。朕素性好此，久历年所，毫无间断也。”并“亲书大字联对以示之”（《清圣祖实录》）。
为培养皇子们的品德，玄烨在生活上很注意节俭，并以此教育皇子们：“虽贵为天子，而衣服不过适体，富有四海，而每日常膳，除赏赐外，所有肴馔，从不兼味。此非朕勉强为之，实由天性自然。汝等见朕如此俭德，其共勉之。”（《庭训格言》）
注重实践因人施教
玄烨对子女的教育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重视在实践中培养他们从政的能力和立世的技能，对于太子更是如此。太子年幼时，玄烨出巡，总是把他带在身边。及长，玄烨外出，就叫太子留京代理政务，并通过谕旨予以及时指导。可惜的是太子胤礽不争气，经过两立两废，最终未能继承大统。对于其他皇子，年长后，也总是责成他们处理专项政务，接待外藩进贡，参与涉外事务，以锻炼他们处理政事的能力。
每次东巡，都带几个皇子同行，在行军、布阵、围猎、祭祖等活动中，实地进行指导。
为了培养皇子们骑射武艺，玄烨每年都带着皇子们行围骑射。康熙十八年（1679）六月，玄烨带着5岁的胤礽到景山行围，胤礽“连发五矢，射中一鹿四兔”。同年底，玄烨带着皇子到南苑行围，“纵虎出圈，命从驱逐，皇第五子保清亲射，中之。”（《康熙起居注》）保清即皇长子胤禔，当年只有7岁。他们当时还是孩子，已能射中猛虎野兽，可见玄烨的教育胆识和成果，即使是现在，这个年龄也只是幼儿园的小朋友，最多是小学一二年级的学生，父母哪肯叫他们去冒险。
皇十四子胤祯有军事素质和统兵才能，玄烨就叫他领兵，玄烨外巡行围，也把他带在身边，历练军事素养。胤祯自己说，“自幼深受皇父疼爱”，“臣之本事才能，从小即为皇父稔知”。康熙五十七年（1718）初，准噶尔军攻占拉萨，玄烨派31岁的胤祯为抚远大将军王，统兵西征，还对青海蒙古王公罗卜藏丹津介绍说：“大将军王是我皇子，确系良将，带领大军深知有带兵才能，故令掌生杀重任。尔等军务及巨细事项，均应谨遵大将军王指示。”胤祯不负皇父信任，经过四年的征战，取得西征胜利。
皇三子胤祉、皇十五子胤禑、皇十六子胤禄对音乐有兴趣，玄烨就让他们向意大利传教士德理格学习律吕知识，并学有所成，编成《御制律吕正义》一书进呈皇父，受到玄烨的肯定。
注意培养子孙的孝道
玄烨与祖母孝庄太皇太后的感情最深。玄烨多次讲：“忆自弱龄，早失怙恃，趋承祖母膝下，三十余年，鞠养教诲，以至有成，设无祖母太皇太后，断不能致有今日成立。罔极之恩，毕生难报。”（《清圣祖实录》）因此，对祖母至诚至孝，每日早晚两次给祖母请安，请示汇报一天大事。对于祖母的衣食住行，事无巨细，无不挂在心上，孝庄有肤疾，玄烨每年陪她去温泉疗养，最短的一次也有45天。
康熙二十二年（1683）夏天，玄烨陪祖母去塞北避暑，带着10岁的皇太子胤礽、12岁的皇长子胤禔、7岁的皇三子胤祉同行。《康熙起居注》记载：“是行也，每日清晨，上亲诣太皇太后行幄，候升辇起行，随从里许，然后分道。至暮，复亲诣行幄，请安毕，始还御幄。沿途视膳问寝，承欢养志，无所不曲尽焉。”往返72天，天天如此。
祖母病后，玄烨守候在床边“席地奉侍，亲调药饵，寝食俱废”，“衣不解带，必诚必敬”，“凡有所需，手以奉进”。孝庄去世后，一连数日，玄烨在“太皇太后梓宫前昼夜号痛不止，水浆不入口，天颜癯瘠，以致昏迷”（《清圣祖实录》）。此后在位的34年，几乎每年都率皇子去祭谒祖母的暂安奉殿。
祖母去世后，对于嫡母、皇太后孝惠章皇后也是孝顺之至，每天请安，嘘寒问暖。即使是外出巡视，也经常向太皇后问安，通过皇太子或其他皇子转达给孝惠，并经常将一些稀罕之物捎回，通过皇子们送给孝惠。康熙三十五年（1696），玄烨南巡期间，将海鱼等物品捎给孝惠，孝惠非常高兴，通过皇太子转达旨意：“皇上甚为孝顺，将各种物品尽心送来，并将经过地方种种见闻，缮写寄告，阅后仿佛我亲眼所见，一目了然，内心不胜愉悦。再，得知皇上心绪甚佳，沿路特产丰裕，每日与扈从人等欢快而行，我更为喜慰。”孝惠是顺治皇帝福临的第二位皇后，只比玄烨大12岁5个月，13岁入宫，在皇宫度过64年，做了50余年的皇太后，以77岁的高龄去世。50多年里，玄烨晨昏定省，孝敬无微不至。孝惠虽然不是玄烨的生母，但彼此感情深厚，孝惠去世后，玄烨哀叹“当此之时，止有孝敬朕之人，并无爱恤朕之人”。
玄烨每次往谒存放祖母孝庄太皇太后的暂安奉殿和孝陵，以及东巡祭祖，都带一部分皇子，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影响教育他们尊敬祖先。对于外藩进贡的美味，“朕不敢食，特遣典膳官虔供陵寝，朕始食之”。
玄烨这样做，一是出于自己对长辈的诚孝，另外，也是为皇子们树立榜样，以实际行动教育儿孙做一个至诚至孝之人。
皇子们对长辈的任何不敬，都要受到惩戒。康熙三十八年（1699）皇妃章佳氏病逝，追谥敏妃。未满百日期间，皇三子、多罗诚郡王胤（允）祉剃头，玄烨认为大不敬，九月十一日降旨宗人府：“敏妃丧未满百日，诚郡王胤祉并不请旨，即行剃头，殊属无礼。著收禁宗人府严加议罪，办理王府事务官、王府长史等，不行规谏，甚属可恶，将伊等锁拿，从重治罪。寻宗人府议奏：诚郡王胤祉应革去郡王爵，办理王府事务侍郎绥色、辛保，王府长史马克笃，一等侍卫哈尔萨等俱应革职，枷号三个月，鞭一百，不准折赎。得旨：胤祉从宽革去郡王，授为贝勒”（《清圣祖实录》），其他人等都受到惩罚。
清朝皇室族谱——玉牒
皇族的族谱称作玉牒。我国历代王朝均修玉牒，唯一完整系统地保存至今的皇族族谱是清代玉牒。辽宁省档案馆现存清代各类玉牒1070余册，这既是我国珍贵的历史档案，也是宝贵的文化遗产。
清朝共纂修玉牒28次
清代顺治十三年（1656）题准，每10年纂修一次玉牒。届时开设玉牒馆，由皇帝钦定正副总裁，下设总校阅官等，现在看来是临时机构。从顺治十八年（1661）初次纂修玉牒开始，共修玉牒28次。
清代玉牒的纂修体现了严格的等级尊卑观念，并充分反映了封建的纲常伦理，它表现在皇族命名、排列顺序及编修方法等多方面。
在封建社会，皇帝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和尊严。在宗室玉牒中，以帝系为统，按照辈分为序，每一辈首列皇帝，自近支推及远支。皇帝之名，必须避讳，玉牒中凡出现皇帝名字之处，必用小块黄绫盖住，以表敬重。多数情况只写皇帝年号或庙号，而不直书皇帝名字。清王朝为了防止满族汉化，还在满人命名上作出严格规定：满族人只可用汉字命名，不准用汉姓，名字只准用两个字。
玉牒最厚85厘米重90公斤
清代玉牒以努尔哈赤之父塔克世为本支，称为宗室，入于黄册；以塔克世的叔伯兄弟为旁支，称为觉罗，入于红册。玉牒以帝系、列祖子孙、列祖女孙三个系统记载皇族繁衍的情况。
玉牒的编修方法有直格和横格两大类。
直格玉牒每页画16行竖格，一般1格至2格记载一个人名项，反映同一辈宗室、觉罗男女的详细情况，原则上每一辈订一册，但也有几代合订的玉牒。皇子还记有封谥等情况。
有关皇帝的记载尤其详细，通常要占去两三页，除上述各项外，还包括被立为皇太子年月、即位年月日、谥号、庙号、生母姓氏及其徽号，以及后妃的晋封情况。但是并非所有后妃都能载入玉牒内皇帝一栏中。道光十七年（1837）以前，生有子女的后妃才准载入玉牒；道光十七年改定，皇后无论有无子女，俱著载入玉牒，皇贵妃以下生有子女者载入，无子女者概不载入。这样，既体现尊卑有别，也符合“母以子贵”的封建传统观念。
横格玉牒，其形式为每页画有13行横格，每横格代表一个辈分，辈分最高者写于卷首第一横格，其子孙后裔依辈分递降。皇族女子不载入横格玉牒，只能载入按辈分编修的直格玉牒。
玉牒按册籍分为大开本和小开本，大开本为90厘米×45厘米，小开本为54厘米×31厘米。越是后来的朝代，玉牒的页数越多，分量越重。有一册光绪朝纂修的玉牒厚达85厘米，约重90公斤！
从顺治朝开始就用满汉两种文字撰写
清代玉牒的纂修，在文字上有满汉文之分。清王朝本满洲贵族所创建。满族为我国东北地区少数民族，虽然人口较少，但是统治疆域辽阔。清王朝创建初期，统治未稳，对汉族官员不敢轻信，其前期重要文书，都用满文书写，不准汉族官员参与。
从顺治年间初次纂修玉牒开始，就用满汉两种文字撰写。过去有的文章称，顺治、康熙两朝只用满文书写，其他各朝都以满汉两种文字书写，这是不准确的，辽宁省档案馆就存有顺治、康熙两朝用汉文书写的玉牒。可见，清代玉牒都以满汉两种文字写成，其格式内容完全一致。用满汉两种文字修玉牒，可以看出满族和汉族文化的融合的历史发展过程。
为研究人口学提供了精确的依据
清代玉牒为研究人口学提供精确的数字依据。以清代皇子、皇女最多的康熙皇帝来说，他共有皇子35人，皇女20人，但真正活到18岁成年者，只有皇子20人，皇女8人；五岁前死亡的皇子12人，皇女10人，已成年者也多数死于40多岁的中年期。寿命在70岁以上者只有皇十二子允祹（79岁）、皇十六子允禄（73岁）、皇二十三子允祁（73岁）。皇女中寿命最长的是第六女格靖固伦公主，也只活到57岁。而顺治皇帝情况更糟，8子6女中，8岁前死亡的皇子有4人，皇女5人，皇子寿命最长的当数皇三子玄烨（即康熙皇帝），享年69岁，皇女中只有第二女活到成年，也仅活了33岁。
由此可以了解到，当时的医疗卫生条件水平很低，加之皇族成员的一些不良生活习惯，其死亡率是很高的，平均寿命也不长。清代皇族女子的死亡率较男子更高，平均寿命较男子更短，这和现代社会女子人均寿命普遍高于男子的现象正相反，很值得研究。
皇帝御览玉牒的礼仪隆重
玉牒修成后，要举行“恭呈御览”的礼仪，请皇帝“御保和殿受书，御太和殿受庆贺礼”。仪式隆重复杂，先由钦天监择良辰吉日，礼部在太和门设玉牒香案，宗人府设彩亭，自玉牒馆恭捧玉牒置于彩亭内，行至太和殿捧置中和殿案上，展开玉牒，请皇帝升中和殿“恭阅玉牒”。
迎送玉牒的礼仪中，由侍卫前引后护，另有黄盖、龙旗、御仗并做导迎乐，满汉文武百官盛朝服跪迎、跪送。礼仪结束，一套玉牒送皇史宬尊藏，另一套送宗人府玉牒库暂存，备送盛京。
京城和盛京各存一套玉牒
玉牒及清实录、圣训修成后，由京城送至盛京故宫，以示皇帝对清祖先的尊重和敬仰。
运送玉牒至盛京的礼仪隆重而繁缛。运送的时间选在道路干燥的秋冬季节，由钦天监择定吉日，礼部奏准。起程前，工部于东华门及朝阳门外分设彩棚，监修总裁等员将玉牒置于黄案上，行三跪九叩礼后，装入行箱派官兵坐更守护。
启程日将行箱放置彩亭并以彩绸稳箱，众官员行礼。装有玉牒的彩亭由黄盖、龙旗、御仗做前导，奏导迎乐，至东华门。彩亭置于彩棚内，亲王以下、副都统以上官员皆朝服列于棚外，恭请皇帝出宫，至彩棚内备案前拈香引礼，送玉牒回盛京。
从京城运送玉牒到盛京要用20多天，动用马车40乘。由朝阳门出发，经烟郊、兴隆寺、天台山、深河等站至山海关。又经前屯卫、文桥、广宁等站到盛京。京城派出的官员至山海关交接后即行撤回。盛京将军派副都统等护送玉牒到奉天，将玉牒尊藏于故宫敬典阁。光绪三十四年（1908）玉牒修成后，运送玉牒回盛京改为火车，从北京到奉天经停天津、唐山、山海关、锦州仅用4天。
玉牒及实录、圣训等珍贵的清代档案历经战乱，几经劫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得于妥善保管。玉牒已列入中国档案文化遗产名录，现存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辽宁省档案馆各一套。
清玉牒如何落户沈阳
国有国史，家有家谱。家谱即是一个家族的历史，亦称宗谱、族谱。国史难以巨细无遗，家史则能细致入微。两者并举，相得益彰。家谱在我国古籍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清代皇室的家谱被尊称为玉牒，尤为珍贵。为什么把皇室的家谱叫玉牒呢？是取其“金玉之贵”的意思，区别于一般百姓的族谱、家谱。
世间仅存两部玉牒
玉牒，说通俗了就是封建社会皇帝家的家谱。从唐代开始就有了这项修玉牒的制度。历朝历代的皇帝，都把纂修玉牒当作国家的重要大事。从1300多年前的唐朝一直到现在，经历了宋、元、明、清，玉牒就剩下这部清朝的了，所以说相当珍贵。它是目前我国历史上唯一完整系统保存下来的皇室家谱，并且世间仅存两部，一部保存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一部保存于辽宁省档案馆。
清代玉牒于顺治十八年（1661）起始至民国十年（1921）止，共计纂修了28次。从努尔哈赤的父辈算起，凡皇帝家族生儿育女，每三个月上报掌管皇族事务的宗人府一次，要求写明出生的年月日及时辰，生母是谁，姓氏为何。每隔10年，根据出生和死亡记录的底稿，正式填写一次玉牒。
清代玉牒的纂修
清代规定每10年纂修玉牒一次，每届应修玉牒之时，就成立一个临时性机构——玉牒馆，由玉牒馆秉承皇帝旨意开始纂修。纂修完毕经过皇帝“御览”，并举行隆重的告成典礼，随后玉牒馆即撤销。
纂修玉牒的具体方法是：首先由宗人府理事官及副理事官各一人、满主事一人、汉主事二人、翰林院官三人、内阁侍读一人、礼部司官二人任编修官。他们根据宗人府每年的皇室新生人口登记档册，按血缘远近分为黄册、红册所记载的人口材料进行整理，按支系、辈分逐一排列，草拟出玉牒的初稿。初稿完成后，由宗人府收藏管理。玉牒无论形式还是内容，都涉及对皇帝及其子孙后代的褒贬，自应非常慎重，弄不好，编修官难免有杀身之祸。因此，由满汉大学士、礼部尚书、侍郎、内阁学士5位大臣组成的正副总裁官负责审稿和总纂，认真修改玉牒初稿，要达到万无一失，然后由抽调的各部笔帖式36人进行誊清抄录，再由宗人府府丞对抄好的玉牒进行校对。至此玉牒修纂完竣。
玉牒的非凡价值
玉牒非凡之处有二：
首先，在内容上记载皇室信息翔实。玉牒记录了皇族人员姓名、出生日期、婚嫁、爵职、死亡以及有关父母情况等内容，非常细致。清代皇族按血缘远近分为宗室和觉罗。以太祖努尔哈赤的父亲塔克世为本支，称宗室，腰间以金黄带标志，俗称“黄带子”；以塔克世的伯叔兄弟为旁支，称觉罗，腰间以红带子为标志，俗称“红带子”。宗室玉牒封面为黄色，觉罗玉牒封面为红色，以示区别，从清代顺治年间初次纂修玉牒开始，共修玉牒28次，玉牒越修越厚。到1921年，溥仪最后一次修订宗室玉牒时共7000页，其中仅记录的清代宗室男性就有10余万人。它是世界上记载量最丰富的一份族谱。
研究历史人口学的专家们认为，玉牒的价值主要体现在：（1）数量大。（2）有人口繁衍的连续记录。（3）人口记录比较完整。（4）有大量的女性人口资料。（5）婚姻资料齐全。有的学者在专著中这样评价它：“历史上的人口资料极为混乱，且不系统，更谈不上全面，正因为如此，清代的玉牒才显示出其独特、珍贵的史料价值。”所以在研究历史的中外学者眼里，它就是一座历史学和社会学的宝库。
其次，在外观上，玉牒装帧华丽，卷帙浩繁，书体巨大，装订绝妙，满汉两种文本，书法隽秀，成为谱牒中的极品。清代玉牒以中国传统的绫子装裱封面，内用极为考究的宣纸书写。每册玉牒外用大块同色夹层绫子严密包裹。
辽宁省档案馆保存的1131册玉牒，每册大小不一，厚度亦不一样，最厚的一册达85厘米、重90公斤，也是世界上最厚、最重的族谱。
玉牒为何放在盛京
清代玉牒的纂修是在清代政治文化中心的都城北京进行的，北京距盛京1500里，路程遥远，铁路交通如此发达的今天，由此至彼还需10余个小时，在靠牛马骡车运输的时代，所要耗费的时日是可想而知的。那么清玉牒是何时、何原因、又如何运到盛京的呢？
由于盛京被清王朝统治者敬为“陪都”，清王朝是从这里发迹的，地位相当于明朝的南京，像玉牒这么重要的文献放在老家保管是比较令人放心的。
乾隆九年（1744）九月十四日，玉牒馆奏请皇帝批准，把顺治十八年（1661）以来纂修的9份玉牒，一并送盛京恭存，以垂永远。此议得到乾隆皇帝的批准。礼部随之行文盛京内务府，告知顺治十八年以来所修9份玉牒的规格尺寸，准备送往盛京恭存。
为了恭存玉牒，盛京内务府在故宫开始动工修建敬典阁，即位于故宫凤凰楼高台宫区东、西所北部的一个二层阁楼。6年后的乾隆十五（1750）年，第十次玉牒纂修完竣，所有前10次纂修的玉牒与《实录》、《圣训》才被一同运至盛京。除了玉牒之外，这《实录》和《圣训》也不是等闲之物，前一个是皇帝的活动的记录，后一个是皇帝的语录。
乾隆二十五年（1760），玉牒改为缮写两部，分藏于北京皇史宬和盛京敬典阁，成为定例，一直施行至清王朝灭亡。
清政府对玉牒的运送异常重视，乾隆二十五年，宗人府、礼部等秉承皇帝谕旨，拟订了玉牒恭送仪制，并载入《大清会典》，明令严格施行，并在以后的运送过程中不断完善，形成了一套隆重而繁琐的运送、“尊藏”礼仪。
用骡车隆重运至盛京
玉牒贵为天潢谱系、皇权尊崇之圣物，它的运送、尊藏、挪移均是极为严肃的政治行动。这就决定了清代玉牒运送方式的复杂、隆重和繁琐。
玉牒修竣后，首先选择雨水较少的秋冬季节送往盛京。由清政府管理气象、历法的官员“钦天监”选择良辰吉时起程，还需派一择吉官随同前往，以应不时之需。首先在宗人府搭设彩亭，用黄盖龙旗仪仗，乐部奏乐；穿着朝服的玉牒馆总裁率纂修官员，“恭奉”玉牒，行三跪九叩大礼，满汉文武官员也须盛装于午门外跪迎；皇帝阅毕，内监捧出，再由王公于太和门外金水桥跪送。
一开始从北京运送玉牒到盛京，是由朝阳门出发，经烟郊、兴隆寺、天台山、深河等站至山海关。这时，北京派出的官员至山海关交接后即行撤回，盛京将军派副都统率领满洲官兵等护送玉牒经前屯卫、文桥、广宁等站到盛京。玉牒经过时，各地方文武官员，都必须穿着朝服出城跪迎跪送，最后到达盛京故宫在崇政殿陈设后，再送往敬典阁“恭贮”。
因为每次重修玉牒的时候，都要把新生人口添加进去，这样玉牒就越修越厚。道光朝以前的清代玉牒开本较大，规格为90厘米×45厘米，咸丰朝以后所修玉牒开本则较小，规格为54厘米×31厘米，厚度由1厘米至85厘米不等。体积大且重，运送很不容易。前25次所纂修的玉牒送往盛京“尊藏”，靠的是驿站骡车拉运，骡车昼行夜宿，需耗时20余日。
玉牒所经之道路、桥梁，预先命令地方官府必须修整平坦，玉牒经过之时还要净水泼街，黄土垫道，恭敬到极致。每册玉牒按宗室、觉罗分别用黄、红两色缎质龙云饰纹包袱皮包好，斟酌厚薄大小，放在大木箱即“行箱”内。每箱内绸布包袱一层，油绸包袱一层，布单包袱一层，白毡一层，绒绳一条，布棉垫二个，每箱内的空隙均用棉花塞垫，一点不容闪失。
出发前，装玉牒的行箱放入用彩绸装饰的彩亭中。良辰吉时一到，由8名校尉抬出城。到城外后，将行箱由彩亭中移出，放进用彩绸装饰的行驾彩亭中。两只行箱置放在一座行驾彩亭中，并用彩绸将行箱拴住，这叫“稳箱”。每座行驾彩亭由两头骡子驾行，再另备一头骡子随行，以便更换。行驾彩亭前有一柄黄伞、一对龙旗、一对御仗居前引导。每座彩亭派绿旗兵2名，每10名兵指派绿旗官一员，前引后护，敬谨扶卫前行。出山海关后，绿旗官兵由盛京将军所派满洲官兵取代。
玉牒车队前行过程中，经过的地方州县入境之地，都要搭建席棚、木坊，标明地界，地方文武官员跪迎跪送于道路左侧。玉牒的驿车每天只走五六十里。歇宿之处所在地的州县地方官府，要在宽敞洁净的地方搭盖彩棚，以便放置行驾彩亭，旁边准备好贮水木桶、汲桶等消防用具。地方官还要带兵巡防，以昭严肃，并亲自护送出境。如此前呼后拥，车水马龙，旗幡招展，浩浩荡荡，蔚为壮观。
第一次“恭送”玉牒时，因为是将10次所修玉牒440本，分装58只行箱，同行的还有《实录》、《圣训》468函，分装39只行箱，共用行箱97只、行驾彩亭49座，加上运至盛京“尊藏”时所用龙纹包袱、随行人员行李及随行王公大臣所乘车马，车队极为庞大，浩浩荡荡。乾隆二十五年就只“恭送”第十一次纂修的玉牒44本、行箱20只、行驾彩亭10座，车马数量也不下数十。行驾彩亭每进出彩棚，随行官员及地方官员均要行三拜九叩大礼，十分讲究。玉牒运送的整个过程，住宿、尖站数十处，建彩棚就要数十处之多，地方受到的骚扰不言而喻。
光绪皇帝批准用火车运送
火车是近代以来人类主要的运输工具，可在清末的中国还是个稀罕物，它是被当时具有远见卓识的洋务大吏们引进中国的。冥顽不化的大臣们把李鸿章好不容易铺到北京的铁路，当成了破坏京畿风水地气的罪状，惊动了“老佛爷”慈禧。不得已，李中堂只好折中处置，换掉了引起大家恐惧的火车头，因此华夏大地上曾出现马在铁轨上拉着车厢“溜达”的奇观。随着西方先进物质文明的不断涌入，国人对于火车这个庞然大物也习以为常，见怪不怪了。因此象征清王朝至尊皇权延续的证据——玉牒改乘火车，也不再被认为是有损皇家尊严、体统的事情了。
光绪三十四年（1908）十月最后一次运送玉牒至盛京时，第一次使用了近代新兴交通工具火车，历时4天。
光绪三十三年（1907）开始修纂第二十七次玉牒，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初，玉牒馆行文礼部告知送往盛京“尊藏”的玉牒已装潢完竣，共44本，并提议改用火车运往盛京。礼部同邮传部协商好用火车运送玉牒的计划之后，上奏光绪皇帝，请求变通运送玉牒的方式，得到光绪皇帝的批准。玉牒馆、礼部、民政部、邮传部、内务府等各相关部门再共同商酌，拟订了详细的变通条款，由礼部“恭呈御览”后施行。
有别于骡车运送的繁琐礼仪
清朝的邮传部为此特意拨调了专列，作为运送玉牒的花车，在启程前两日就在车站准备待发。运送玉牒期间，北京至奉天的所有列车全部停运。玉牒专列经过的铁道桥梁，也由邮传部预先下令地方官员事先维护修理。因为火车内原有桌案不适合玉牒体制，由内务府按玉牒大小尺寸定做了“黄案”10张，在启程前一天送到车站提前安装好。
玉牒花车既为专列，就不能按照普通列车时刻表运行。这次行程基本行期定为4天。第一天，由正阳门启程，至天津新站住宿。第二天，到唐山停车1小时，作为“尖站”，行至山海关停宿。第三天在锦州停靠1小时，作为“尖站”，行进到新民停下来过夜。其实新民和奉天距离非常近，可为什么还要停在新民呢？因为如果直行奉天到站时已经是晚上8点钟，那时候市内缺乏照明系统，不能举行盛大典礼，恐有失威严，所以必须在新民停靠住一宿。第四天，载有玉牒的火车在奉天城外停下。邮传部预先将车厢按“恭送”王公大臣官员名次、部门进行了排序，粘签标明，方便届时各就各位，既照顾了官员的等级，也利于随行人员的有序上下，遵守时刻。因专列挂有12节车厢，装载有限，因此要求除钦派王公大臣之外，其余随行官员均不得自带车马。
此次改用火车运送的玉牒，是第二十七次所纂修，仍为44本。因子嗣繁衍，纂修玉牒一次厚于一次，这次最厚一本85厘米，重90公斤。运送时仍按照旧例，将玉牒按薄厚斟酌装在行箱内，共有20只行箱，行箱安放在彩亭内抬往车站。銮仪卫派拨校尉60名、委官2员督率，协同玉牒馆的提调、纂修等官将行箱由彩亭内抬上火车，安放在事先定做的黄案之上。安放玉牒的车厢前准备一节平车陈列黄盖、御仗、龙旗，如此不但不违礼制，送往的王公大臣等在平车之上行礼，也以免妨碍轨道。
十万白银运费还算节省
按变通条款一切准备妥当后，光绪三十四年（1908）十月十一日辰时，玉牒花车专列启程。在花车专列运行过程中，每日开车前用早饭，停车后用晚饭，唐山、锦州“尖站”就在车上吃饭，均由地方官按照要求预先备办。玉牒花车专列途经的地方，地方官员只在所属最初入境车站建彩牌坊1座。据档案资料记载，奉天省界内的彩牌坊规格为：高2丈2尺，宽2丈，饰以彩绸，并高悬两面国旗。较之旧制，于入境处所用高、宽不及1丈的芦席小棚及界名木坊，高大隆重气派得多。玉牒专列通过时，地方官员仍均穿朝服跪于彩牌坊左侧迎送，专车过后即撤。玉牒花车经过时，巡警会同铁路巡警分段保护。花车进山海关站后，奉省更是调派马步巡防各营官兵于铁轨两旁及附近通衢孔道等要道着重防护，同样车过即撤。
按旧例，玉牒停宿处都要搭建彩棚安奉行驾彩亭。此次因改用火车运送，玉牒行箱不下火车，没有搭建彩棚，以免妨碍轨道。据档案记载，在新民站停宿时，新民府只在花车四周围设黄色木栏，高六尺，栏上装饰彩绸，前后各辟一门，车入即闭。栏外各竖长杆，高悬汽油灯，彻夜燃明。奉天省城车站外搭建彩棚一座，25间，面宽1丈1尺，进深2丈6尺，檐前1丈4尺，脊高8尺，中3间迎面起脊高1丈2尺。上盖钉用洋铁瓦，通体油饰黄色铅油，正面两脊并前面廊檐下列花牙俱用木板雕成，照图绘彩。棚内地面打炉灰渣土深1步，柱脚下埋深5尺有余，台高1尺，上用平瓦调脊，安5脊6兽，正面照图安设龙头。此彩棚共用松木11736寸8分，青砖4948块，白灰52900斤，洋灰54包，6尺洋铁垅瓦700张、7尺洋铁垅瓦220张、洋铁平瓦70张，洋钉195斤，铁活件766斤，螺丝470斤，伍色铅油19桶，鱼油2桶，桐油40斤，水胶6斤，白土子30斤，白铅粉漳丹共48斤，木工230人，泥工180人，画工90人，等等。这只是工程局一个部门在建此一座彩棚时动用物力的情形，还要对彩棚裱画、悬彩、铺垫装饰等，劳力动资的浩繁是可想而知的。试想如果仍如先前驿行20余日，住宿、尖站、州县交接要几十处，需建彩棚20余座，如此会给地方造成多么繁重的负担。若再遇上阿谀奉承之官僚，攀比接待，那负担就难于想象了。另外，因改乘火车，时间明订，克期可至，玉牒尊藏择吉官可免于随行，于北京择定吉时即可。兵力调拨也大大减少了，原来除常随护卫的大臣、侍卫、兵丁外，每到一地，地方官还须带兵护送。如山海关一处，原来需盛京、锦州副都统接至山海关，金州副都统接至闾阳驿，并派守城旗官13员、兵400名沿途护送。改乘火车后，只由锦州副都统带协领一员、兵20名，旗务司带佥事一员、警兵20名，接至山海关，送至新民府。正是由于玉牒改由火车运送，缩短了行期，简化了迎来送往，节省了大量人力物力。当时的东三省总督徐世昌向皇上奏请此次运送玉牒的费用由官府核销，不再取之于民。档案里他是这么说的：“历届玉牒来奉所有应需费用半资公款，半取民间。……本届拟不资民力，并请将供应各款一并作正开销。”这次玉牒“尊藏”礼成后，东三省总督奏销所用款项数目用洋131222余圆，合奉省市平银95792余两。这在当时的官员看来已经很省钱了。
几经转徙最终落户辽宁省档案馆
清代《玉牒》是经过极其隆重而繁琐的礼仪送至盛京的。清朝灭亡后，又几经转徙迁移。1948年，清代《玉牒》、《实录》、《圣训》，连同《四库全书》等，被国民党运到北京，一年后北京解放，又被运回沈阳。不久，朝鲜战争爆发，它们又被疏散到黑龙江省讷河县的一个学校内保存，后为预防水灾，又被运到北安县保管，1954年才运回沈阳。后又几易保管单位，直到划归辽宁省档案馆，清代玉牒才有了真正安全的家。
长期以来，清代玉牒一直深藏宫殿大内或洞库之中，为世人鲜见，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它所承载的信息将会被公之于众，在社会科学等领域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让古代文明与现代科技再来一次结合。
清政府用廷寄传递皇帝密旨
何谓廷寄？廷寄是清朝皇帝写给大臣的密信，雍正年间设军机处后，廷寄又成为一种文书制度。清朝皇帝的谕旨采取两种形式发布和传递，一种是普发全国的“明诏”；另一种是单独发给某个大臣或地方官员的“密诏”，即廷寄。
廷寄是清王朝传递皇帝谕旨的一种机要信件
清朝初期，皇帝颁发谕旨都由内阁宣布，传抄各衙门递发执行。这种传达方式不易保密，且比较迟缓。到康熙中期，皇帝下达的一些机密谕旨不由内阁发布，而由内廷官员或亲王、大学士等承办，直接传达给督抚大臣。雍正皇帝胤禛继位后，经常通过亲信大臣用寄信的方式秘密传旨。当时的寄信无固定格式，承旨寄信的廷臣也不固定。雍正七年（1729）设立军机处后，由军机处负责皇帝有关命令、指示的起草和传递，并将这种形式广泛使用，成为军机大臣专责。廷寄制度最早是由军机大臣、大学士张廷玉创建的，后来作为制度固定下来。
军机处办理皇帝的上谕档簿有五种：可以对外宣示的“明发档”、用寄信形式寄发的“寄信档”（廷寄）、用电报发出的“电报档”、春夏秋冬四季抄录的“上谕档”、记载早朝事务的“早朝档”，廷寄是其中的一种。由于寄信是居内廷的军机处发出的，所以称之为廷寄。凡有关重要谕旨，如告诫臣工，指授兵略，查核政事，责问刑罚之不当等，不便由内阁明发，而由军机处用寄信的形式发出。
根据受命者的官职不同，廷寄分为不同种类，有军机大臣字寄、军机大臣传谕、军机大臣密寄，其中军机大臣密寄最为机要。寄信首页要开列军机大臣原官职衔，具姓不具名。嘉庆二年（1797）后，改为只写“军机大臣字寄”，不列具体官员。
皇帝向军机大臣指示机宜后，军机大臣承旨撰拟清折进呈，称为“述旨”，经皇帝修改阅定后，再由军机处密封发出。封函书“办理军机处封寄某处某官开拆”或“传谕某处某官开拆”，并根据事情的缓急，于封函注明驿递日行里数，或300里、400里、500里、600里不等。信函封口及年月日处，都加盖办理军机处印，然后交兵部捷报处递往。这一套廷寄制度，减少了很多中间环节，大大加快了办事速度。
皇帝谕旨通过廷寄传递到受命的官员以后，只许受命者本人拆阅，不许别人代拆。受命大臣领旨以后，须将接到廷寄的时间、承旨寄信者衔名、谕旨的内容以及如何办理的情况等，向皇帝复奏明白，以保证皇帝旨意的落实。属于内务府系统的官员，则由总管内务府大臣署衔寄发，款式与军机处廷寄相同。
辽宁省档案馆保存着一件完整的廷寄
随着岁月的流逝，保存完整的廷寄显得弥足珍贵。辽宁省档案馆现保存一件光绪三十一年（1905）军机处寄给盛京将军赵尔巽和候补侍郎廷杰的廷寄。
这件廷寄不仅纸张无损，字迹清楚，而且廷寄的正页、信封、正页的包封用纸全部齐全，是目前发现的唯一完整的廷寄。廷寄的正页一纸，尺寸为28.5厘米×21.2厘米，正楷书写，共186字。廷寄的信封完整，尺寸为13.2厘米×25厘米。信封的正面、背面的骑缝处加盖了三处官印，印文满汉合璧。此外，廷寄的正页，还用一张空白纸张包封，并在其上加盖了官印。内容是光绪皇帝派候补侍郎廷杰前往奉天办理垦荒事务。廷寄原文如下：
“上谕：本日已有旨，派廷杰前往奉天办理垦荒事务。奉省地亩亟应清理，着将各项地亩内查明围牧官地若干，王公勋旧之地若干，八旗官兵及民人产业之地，均逐一彻底清查，分别荒熟，是否升科，详晰具报。赵尔巽经画地方政务较繁，恐难兼顾，廷杰向来任事实心，著即会同该将军认真办理，不辞劳怨，务将侵占隐匿诸弊一律剔除，悉数和盘托出，期于经界分明，上下交益。钦此。遵旨寄信前来。”
从这封廷寄的内容看，清代中央政府对土地问题十分重视。光绪皇帝不仅明确了的任务，还将廷杰的任务、为人和工作作风介绍给盛京将军赵尔巽，要求他们互相配合，办理好垦荒事务。
为什么说这件完整的廷寄十分珍贵？因为从军机处发出的廷寄留下皇帝谕旨的底稿，受命官员将落实谕旨的情况报告皇帝，廷寄就保存在各地方。由于年代久远，保存完整的廷寄非常罕见。这件完整的廷寄对研究清代文书传递、清朝文书制度以及清东北地方史具有重要的价值，特别是为验证历史上有关廷寄的记载提供了证据。这件完整的廷寄已列入《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引起了国内外档案工作者和有关学者的关注。
清代档案历经磨难落户北京和台北
军机处的廷寄档案以及清代档案，这批有着重大历史价值的档案，能够保存到今天历尽了各种磨难。
民国初年，这些档案被移到了成立不久的历史博物馆和故宫博物院文献馆。因政局动荡，历史博物馆资金短缺，无人管理。1921年，该馆想出一个自救的办法，将藏贮在端门门洞的8000麻袋共计7.5万公斤档案运出故宫，当作废纸卖给了北京同懋增纸店，得银4000元。这件事被清朝遗老、著名学者罗振玉偶然在市肆中发现。他大吃一惊，急忙寻踪觅迹，最后找到同懋增纸店。当时同懋增纸店已经把档案当作废纸卖出了约1000麻袋，其余部分被运到了定义和唐山两地的纸厂，准备化成纸浆，制造“还魂钱”。罗振玉心急如焚，立即与纸店交涉，最后用13万元的高价，将这些“废纸”全部收购。将所购档案分藏在北京、天津两地，组织人力进行整理，并汇编成史料丛刊。
几年后，罗振玉因经济拮据，无力支撑整理工作，万般无奈之下，便将藏在北京的3万公斤档案以1.6万的价格转让给了李盛铎。1929年8月，李盛铎将购买的档案又卖给了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而保存在天津的几万公斤档案，后来被罗振玉运到了旅顺，归属伪满洲国所有，1936年，又移交给了伪满奉天图书馆。现在这部分档案保存在辽宁省档案馆。
抗战初期，故宫博物院文献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所藏的档案，与其他珍贵文物一起，踏上了南迁的道路。这些档案由于保存得当，基本上没受到损失。新中国成立前夕，国民党政府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故宫博物院文献馆的部分明清档案运到了台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政府将故宫博物院文献馆改为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直接归属国家档案局管理。20世纪50年代，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将国民党政府运往北京故宫博物院南京办事处的明清档案接收回北京，又接收了仍装在麻袋内、裸置端门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北京大学、文科研究院及历史博物馆遗存的零散档案。
历尽了各种磨难绝大部分清代档案，现在分别保存在北京的第一历史档案馆和台北故宫博物院。
三陵植树有说道
今天，在坐落有清王朝关外三陵的启运山、天柱山和隆业山上，古木参天、树木林立，轻风过处即可闻松涛阵阵。不知你可知道，关于陵寝树木的种植还相当有说道呢。
树木也有等级
在陵墓上种植树木的制度起源于秦代。传说当年秦始皇朝泰山时遇雨，在一棵松树下避雨，后就封这棵松为“五大夫”，爵秩九级。而关于树木的级别，在《太平御览》中也有详细的记载，有“天子树松，诸侯树柏，卿大夫树杨，士树榆，尊卑差也”之说。松树更因为四季常青、寿命长而备受希望能够“万岁、万万岁”的统治者所青睐。就这样，松树成为最尊贵的树种，被种植于皇陵之中。
从永陵的“神树”到福陵、昭陵的陵松
位于关外三陵之首的清永陵，坐落在辽宁省新宾满族自治县的启运山上，是努尔哈赤的远祖、曾祖、祖父和父亲（即肇、丰、景、显四帝）的陵墓。在永陵中最珍贵的树，是宝城之内兴祖墓前的一株古榆。关于这棵树，无人知晓其萌生于何时，但却长得无比茂盛。据说，其主干离地三尺分杈，高数十丈，将永陵宝城笼罩其下。乾隆八年（1743），乾隆帝至永陵祭祖，见到了这棵榆树大为赞叹，写下了《神树赋》，赋中描述此树非柏非桧甚是神奇，其枢系自天上而来，并接受了银河水的浇灌。此树生长在永陵之内，是上天的旨意，昭示了大清王朝的祥瑞。由此古榆成为“神树”。乾隆四十三年（1778）乾隆帝又亲笔书写《神树赋》，并命令内务府将其镌刻于石碑上。这块石碑现在仍保存在永陵的西配殿，只是当年那棵“神树”早已不在了。
昭陵后来也依照永陵在宝顶上种植了一棵榆树，称其为“神榆”，但这棵树更多的意义恐怕只在于纪念了。此时，清王朝已开始在陵寝推行明确的植树制度。据《满洲四礼》记载：陵树原为遮阳蔽日、藏风收气、培植风水之作，能成乔木方有古墓之相，所关风水最要。崇德八年（1643），即昭陵开始兴建的那一年，清效仿古代陵墓制度在福陵和昭陵栽种松树。这样，创建于后金天聪三年（1629）的福陵逐渐形成了“盛京十景”的“福陵叠翠”，及“盛京八景”之“天柱排青”。当时，福陵植有松树3万棵，占地“九千亩”。而昭陵的古松，经历岁月的洗礼，至2003年尚存有2106棵。
清代于昭陵修建时，开始了在执行陵寝中植松的制度，并逐步完善推广至福陵及永陵。从永陵那株不知其所来的“神树”，至昭陵、福陵严格规定并精心选种的陵松，这从没说道至有说道，不讲究到讲究，实际上正体现了清朝统治者对汉文化的逐渐认同。
三陵植松的说道
据《钦定大清会典》记载，清代皇陵的陵松，有“山树”、“仪树”、“海树”之分。山树泛指陵山之树；仪树指红墙内的树，由于它们横竖有序，十分整齐又称趟松；海树指红墙外的树。
隆恩门神道两旁的松树也是仪树，俗称“站班松”，又称“八大朝臣松”，象征皇帝生前的文武大臣在皇帝死后仍然恭立于陵前，“事死如事生”，随时听候差遣。而昭陵红墙内其他的松树计3600棵，栽植也十分讲究，从横竖斜各方向看，均是成行成列。关于这3600棵松树，还有不同的说法。有的说，是皇帝在生前需要侍卫保卫皇宫内院的安全，死后在这象征着皇宫的方城之内、埋葬皇帝的宝顶周围植下的1625棵松树，象征生前的1625名内侍卫军巡守于方城。在方城外植下的1675棵松树，象征同样数目的外侍卫军正驻兵把守。也有人说，这3600棵松树，象征着当时盛京城墙的垛口数目。
树木的种植有专门的“树户”负责，树户即专门管树的壮丁，因为枯死及倒伏而被伐除的树木，也由其负责补栽。同时规定对所栽的树苗实行3年“保固”，3年内树苗枯死为树户的责任，由其负责补栽。
经过多方考证，来自千山的黑皮油松成为陵松种植的苗源。据说此松生命力特别旺盛，对环境的适应能力也很强，一般都能活数百年以上。加之树形优美、高大，自然成为首选。我们能看到的是，在今天昭陵红墙外东北方向仍存活有一棵已超过700岁的古松，现在的人们称其为神树，相信它亲眼见证了昭陵所经历的风风雨雨。
陵松管理的说道
朝廷对陵松的管理十分重视，有一套完整的管理制度。关于陵树的状况，主管大臣每年须以增、减、迁、退四种情况上奏，陵树更严格建有档案。在每年霜降前，各陵主管部门将陵山红、白桩以内各段树株一一查明，除回干树株任其存山不动外，将风折倒落、有碍道路的树株按棵查明，详细造册，清册二本，一本呈报三陵总理承办事务大臣存查，另一本呈报永陵守护大臣或盛京将军。由兴京城守尉及盛京将军派出专员与各陵官员共同监视伐除，并且严格规定不准遗留根碴。如发现其中有舞弊行为，则将“监视各员一并参处”。伐除及枯死部分再由树户进行补种。
为加强保护，清政府还采取增加哨卡、堆房和令八旗查山防御经常巡视等办法，对陵树进行管理。关于陵树的保护，也制定有专门的法律。咸丰二年（1852）的《盛京三陵树株等章程》，规定对于盗窃陵树的行为处以重刑，并严格将盗窃陵树者及收买之人一并论处。而早在皇陵植松之初的顺治八年（1651），负责关外三陵树木栽植的工部尚书星纳，就因为擅自下令停止昭陵的松树种植而被治罪，遭到革职及没收半数家产。
永陵的“神树”，则专门以木檩制成支架加以巩固来作为保护，由永陵掌关防定期查看并维护。光绪元年（1875）十月初六日，永陵掌关防苏勒库等报告，“恭看得神树稳固如常”，但架木的木头糟朽过重，所用的铁绊、铁页有碱烂现象，如不修理关系非轻，请转行盛京工部查验修理。后经盛京工部批准，即备办物料，雇觅工匠，选定吉期，于十月二十一日辰刻，由兴京副都统亲自监视，苏勒库带领匠役，将新添设的架木一梁二柱安设完毕。同时，苏勒库又报，“惟恭查神树向东南斜卧，正在启运殿后坡以上，旧有架木全行糟朽，新添架木一梁二柱暂时可期稳固，明岁春融地气和暖，所安架木恐难坚久”。可谓尽职尽责。
非法砍伐使陵树受伤严重
今天在昭陵和福陵存留下来的古松，是经过清朝建陵时期栽植和后期陆续补种而形成的，所以树龄不同，辈分各异，可以看到的是高矮粗细不尽相同。只那隆恩门神道旁的“八大朝臣松”就损了植，植了损，不知植了多少个来回。1925年春，时任陵寝视察员兼昭陵监视员的苗文华，特意将这八棵松树围砌保护起来，并成功补植了其中一棵位于西北角屡植不活的松树。而到今天，这其中当年的古松也只剩下一棵了。除了天灾、病患外，人祸使三陵古松受伤最重。
一方面民间百姓时有偷伐。尽管清政府对三陵的管理非常上心，还专门设立了三陵总管事务衙门，但是为沾皇气儿在陵山上偷葬或偷伐树木的事件仍时有发生。
1914年10月5日，署工股四品官多裕报告，访闻福陵最近有人偷伐树木，每日挑赴城市变卖。奉天三陵衙门当即密派多裕及另一委员前往查看，果然发现禁山南面偷伐的痕迹颇多，忽略掉不能成材及经历过风雨的旧迹不计外，仍然查到被人偷伐树围3尺之余大树在正红旗界内有6棵，镶红旗界内有2棵，镶蓝旗界内有5棵，正蓝旗界内有3棵，正黄旗界内有2棵，正黄、镶红交界处有3棵，合计21棵。并有树围二三尺的大松枒同样被偷伐。多裕等人当即会同福陵总管共同指看，该总管等无词以对。因为有愧职守，总管桂山被撤职，翼长普兴记大过三次。
1931年4月24日，据北陵公园管理员报称，该年入春以来将陵山树木伐除开成熟地的事件已有3例，另外成功劝阻了5例。总计已发生了16例。
日俄战争中陵树损毁严重
致使陵松受损最重的不是民间百姓的这些小打小闹，而是日俄战争的破坏。
光绪二十六年（1900）十月，沙俄借口“护路”、“剿匪”，攻占奉天城，对于清政府的王宫、衙门及陵寝实行“守卫”。沙俄军队在陵山上挖战壕、筑工事，又在陵前修道，任意砍伐树木。对清政府提出的陵寝禁地不许开仗、不许伐树、毁房的要求根本不予理睬。仅十月十三日一天，福陵陵前就屯有俄兵辎重车辆约百余辆，陵山脚下屯驻俄兵百余名，他们开着车辆进入福陵禁山，砍伐松树700余棵，搭盖起窝棚五六十座。十四日俄兵又在福陵门南堆积谷草，并挖地窖五六十处，所用木料也都是陵山禁地之树。在此期间驻扎福陵的俄军人多时甚至达数万人，仅福陵陪陵之一的太祖高皇帝努尔哈赤姨母园寝内古松，就被俄兵砍伐1400余株。同样昭陵的松树也未能免于一劫，除了用来构筑工事，古松还被砍来当柴烧，被伐的树木有的已长至二三尺粗。
在光绪三十年（1904）日俄战期间，福陵成为战场，俄军以松林为依托与日军作战，致使更多松树被毁。
解放前陵树被伐一直未能有效控制
民国时期昭陵、福陵被辟为公园，称之为北陵公园、东陵公园，由奉天全省警务处在公园设立监视员，管理公园事务，后由沈阳市政公所接管。军队构筑工事的就近取材使陵松大受其伤还远不止于此。
1928年11月28日，东陵监视员陈嘉璧呈报，自陵山收归省有以来，当蒙派有当地警甲就近看管。唯因陵山地面辽阔，树林稠密，经常有附近军队盗伐陵树，屡劝难止。并且该军队之军人“造意犯违，肩章领章全不佩带，难查悉何营何连。应请咨行总司令部，转饬军警主管机关，严定制止办法”。
1930年3月，同样因为经常有人偷伐陵树，加之距城较远，面积辽阔，又经常有野狼出没，当时的东陵公园管理员刘振扬报告沈阳市政公所，请求由附近驻军派兵或派警共同保护公园。就此，辽宁省政府训令，“东陵公园关系名胜，自应禁此樵采，以免摧残”。4月14日经会议决定，由沈阳县及省会公安局分别派警驻守保护东陵公园，规定“红墙以内由省会公安局负责，仿北陵成案，派警十名，局员一名，常川驻守。红墙以外，由沈阳县公安局负责，派公安队二十名，队长一名，常川驻守”。
虽然司令长官对于保护东北两陵花木表现出特别注意，曾发布告20张交由军务处函送市政公所择要处张贴。但布告关于罚则仅限于攀折普通花木，有处以法价大洋5元以上、50元以下之罚金规定。但对于领得陵前官地之领户擅自砍伐地号内多年大树者应如何罚办，则一直无具体之规定。对于攀折摧毁花木的行为，仅有交代交市政公所从重罚办一语，至于应如何罚办，亦无具体之明文规定。正是这种矛盾，造成两陵树木被伐事件仍然是屡禁不止，北陵公园的首任管理员苗文华，也因为对此事的制止不利而于1930年被开除。
1945年后，北陵与东陵公园交由国民党沈阳市政府工务局接管，在此期间，公园的古树同样遭到严重破坏，尤其是在1946年，国民党军队为修筑工事在东陵大量砍伐树木。由于军方的规模性砍伐，至1948年，经沈阳市工务局统计，林木被伐总数达47685立方米，福陵古松由清初的3万株，至此时仅剩1600余株。
新中国成立后三陵古树得到精心养护
树木的寿命取决于树种、环境等多方面的因素，为了使这些古树能够延年益寿，新中国成立后，确切地说是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沈阳市政府开始了对古树的养护。
养护工作包括对古松编号挂牌，建立档案，定期检查，加强病虫害防治。1962年沈阳市建设局颁发了《东、北两陵古松养护管理方案》。并多次邀请专家、教授对古松的衰亡原因进行考察与论证，总结出危害古松寿命的几大因素，针对原因，每年设专项投资进行综合整治。其中包括清理林木，保持林地环境。加强对土壤的施肥，施用骨粉、菜籽饼、香油渣、麻籽饼、鸡粪等精心配比的肥料。通过栽种三叶草等植物来改良土壤。加强病虫害的防治，总结出危害古松健康的15种害虫、1种病毒，针对每年可能流行趋势，采取不同的措施予以预防。对有倾斜危险的古松设置支架予以保护加固。
1997年，经勘测，北陵的古松数量为3786株。到2003年，设立了古松数据库，对古松进行微机动态管理。东陵在2000年设立了古松管理班，2001年成立植被保护组。2004年，沈阳市城建局在沈阳园林科学研究院成立了“古树保护研究所”，聘请专家对古松的生活习性与伴生植物、死因分析、寿命、复壮与管理、保护与研究工作等进行分析、探讨，提出建设性意见，对保护古松起到指导作用。
在保护古树的同时，进行补植和续种，树种仍以油松为主，接班松尽量以大一点的树苗为主，以接续逐渐衰老的古松。同时引进生物多样性的概念，增加柞栎、稠李、山荆子、黄波椤、桑树、榆树、柳树等树种，在公园中形成茂密的针阔混交林。
2007年，北陵公园所存的2106棵古松被沈阳市纳入精品绿地建设工程，项目内容就是对其施行科学养护，对游客比较集中地区的1000余棵古松实行封闭管理，对其进行改善土壤物理环境及营养状况的养护。对树势偏弱的古松施复合肥、点滴核能素。对陵前及陵寝500余株古松进行虫害消杀。对树干破损的古松进行堵树洞。同时，公园与园科院的古树保护小组合作，对弱势古松进行复壮工程，目前工程仍在进行。
《四库全书》的两次出关与入关
有清以来，人们常以山海关为界，山海关以西称为关里，山海关以东称为关外。关里人越过山海关到东北来，叫出关或闯关东；关外人通过山海关进入关内，叫入关或进关。保存在沈阳故宫的《四库全书》，从乾隆四十七年（1782）分批运抵盛京，入架文溯阁，在此后200多年里，经历两次出关并两次进关，至今书阁分离。《四库全书》两次出关与入关，经历了怎样的风雨沧桑，这里作一个简要介绍。
乾隆皇帝谕编《四库全书》
乾隆三十七年（1772），“康乾盛世”正值顶峰，国家富足，社会安定。乾隆皇帝决定编纂一部汇集中国古今典籍的大型丛书——《四库全书》，以展示其“盛世功德”。
乾隆三十八年（1773）二月，朝廷在翰林院设立四库全书馆，作为专门编纂《四库全书》的机构。
四库全书馆直接由朝廷管辖，乾隆皇帝还经常过问日常事务。四库全书馆最高长官是正、副总裁，由乾隆皇帝的三个皇子永瑢、永璇、永瑆领衔，大学士、军机大臣等朝廷重吏总理馆内事宜。乾隆皇帝向全国发布谕旨，广泛收集古籍善本，并出台各种奖励办法，鼓励私人献书，成效显著，不断有典籍珍本送抵北京，尤其是文化发达的江浙一带，献书最多。
《四库全书》从开始编纂到第一部完成，用了10年时间，至乾隆五十二年（1787），共抄写完毕七部。全书分为经、史、子、集四部，收书3500余种，7.9万余卷，存目书籍6800余种，9.3万余卷，分装3.6万余册，约10亿字。
在编纂过程中，还产生了一系列相关成果。主要有《四库全书总目》、《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四库全书考证》、《四库全书荟要》，以及《武英殿聚珍版丛书》等。参加这一宏大工程的人员多达4400余人。
《四库全书》是集中华民族古代灿烂文化之大成的一部历史巨著，是我国乃至世界最伟大的文化工程，在世界文化宝库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为中华文明的传承和发扬光大做出了不朽的贡献。
盛京修建文溯阁存放《四库全书》
《四库全书》编纂之初，乾隆皇帝即命修建专门存放《四库全书》的藏书楼。先后建成了热河行宫（承德避暑山庄）的文津阁、京郊圆明园的文源阁、北京皇宫（北京故宫）的文渊阁和盛京皇宫（沈阳故宫）的文溯阁，这四阁称为“内廷四阁”或“北四阁”。此四阁所藏《四库全书》专为御览，为皇室禁物，外人无法见到。
后来，乾隆皇帝又令增抄三部，并在文人学子荟萃的江浙地区新建三座藏书楼，即镇江金山寺的文宗阁、扬州大观堂的文汇阁、杭州西湖圣因寺的文澜阁，这三阁合称“江南三阁”或“南三阁”。此三阁藏本皆对外开放，可查阅抄录。
乾隆四十六年（1781）十二月，《四库全书》第一部完毕，首先存入北京皇宫的文渊阁。至乾隆五十二年（1787）四月，余下六部也全部完成，陆续送至其他各阁收藏。其中，第二部于乾隆四十七年（1782）十一月告成，分批送抵盛京皇宫，藏入文溯阁。
文溯阁藏本是七部《四库全书》中唯一保存于关外的。盛京作为清朝开国之都，被视为“龙兴之地”。乾隆四十七年（1782）正月，乾隆皇帝下令“由内库拨银七万两”，在盛京皇宫内仿宁波天一阁之制，修建文溯阁，专门收藏《四库全书》。
文溯阁为硬山式建筑，外观二层，面阔五间，黑色琉璃瓦屋顶。“五行”之中，黑色属水，水能克火。文溯阁作为藏书楼，其黑色屋顶寓意防火，这在盛京皇宫金碧辉煌的建筑群中独树一帜。阁内实为三层，是存放藏书之所。阁名“文溯”，意义深远，正如乾隆亲笔所书的《文溯阁记》中所述，“文溯阁”有合周诗“溯涧求本”之意，“而予不忘祖宗创业之艰，示子孙守文之模”。
《四库全书》首次出关入阁
乾隆四十七年（1782）十一月十三日，第二部《四库全书》首批书籍，由员外郎常福从北京押运到盛京皇宫文溯阁，共计1000函，同时到达的还有《古今图书集成》576函、盛书的书匣1576个以及72件宝座、桌椅、挂屏等项木器。
一个月后，《四库全书》第二批1491函运至。翌年正月二十日，第三批运抵盛京，计1500函。二月二十七日，第四批1500函运到。三月二十日，第五批运到，计《四库全书》260函，另有空书匣364个。同年九月，《四库全书总目》、《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四库全书考证》等书籍也相继运抵盛京。
每次书籍运至，皆由专人逐箱查点，将书分部归匣，按照事先编好的分架图上架。同时，设立负责文溯阁事务的专门机构，并在盛京官员内选派“通于文义”的府丞蒋良骐和治中张凤鸣二人管理书籍。阁内藏书由专人定期检查清点，每年八月初旬晒晾一次，更换药物，“以防虫蛀之虞”。
《四库全书》完成后，发现其内容错误很多，乾隆皇帝遂命对全书重新校对删改，即发现错误后，从七阁藏本中统一抽取，重新更正后，再抄录七份分别送回。《四库全书》的删改增补工作一直持续至清末。
文溯阁《四库全书》遭受浩劫
光绪二十六年（1900）十月一日，沙俄利用参加帝国主义联合镇压我国义和团运动之机，出兵东北，入侵盛京城，占据盛京皇宫。在侵占盛京皇宫期间，沙俄军队掠夺文物，破坏古迹，到处肆行暴虐，《四库全书》遭受空前浩劫。光绪二十九年（1903）三月十一日，俄军撤出盛京皇宫，清廷随即派人按照存册查点《四库全书》，统计缺失情况。经核对，《四库全书》“除存案外，七函内共缺三十九卷、字捲一轴”。即史部总目5号缺第51和52卷；字捲缺集部1轴；经部礼书纲目515号缺第46卷至59卷；经部春秋集传详说610号缺第7卷至8卷和第10卷至14卷；经部翻译礼记745号缺第1卷至7卷，746号缺第10卷至11卷和15卷至17卷；史部盛京通志1873号缺第1卷，1874号缺第17卷至19卷。
《四库全书》首次回京
1914年，袁世凯为了炫耀“文治武功”，在北京故宫内的文华殿、武英殿筹建古物陈列所，陈设从全国各地征集的奇珍异宝。1915年8月22日，袁世凯任命段芝贵为镇安上将军，督理奉天军务，并节制吉林、黑龙江两省军务。
袁世凯复辟帝制前夕，段芝贵为了讨好献媚，命人搜罗沈阳故宫所藏清代宫廷物品，经过精心甄别，挑选出包括文溯阁藏本《四库全书》在内的10余万件珍品，从京奉铁路奉天总站（沈阳老北站）装上专列，派遣人员武装押运，经京奉铁路运抵北京。
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称帝，全国讨伐之声此起彼伏。出于无奈，仅做了83天皇帝的袁世凯，被迫取消帝制。焦头烂额的袁世凯再也无暇顾及古物陈列所，加之当时文津阁藏本《四库全书》亦在北京，因此文溯阁藏本《四库全书》遭受冷遇，无人重视，一直闲置于北京故宫保和殿中。
1922年，北京紫禁城中的清朝退位皇帝溥仪，以清室经费困难为由，欲将文溯阁藏本《四库全书》，以120万元的价格，秘密出售给日本人。在北京大学沈兼士教授等各界人士的强烈反对下，清室售书计划破产，《四库全书》最终避免流落异邦。
《四库全书》第二次出关
1924年，经过两年多的“卧薪尝胆”，奉系军阀张作霖取得了第二次直奉战争的胜利，控制了北京政府，为《四库全书》再次出关回归提供了保证。1925年6月，时任奉天省教育会会长的冯广民，赴北京参加“清室善后会议”，在参观古物陈列所时，看到了弃置于保和殿内的文溯阁藏本《四库全书》。于是，冯广民给奉天省长王永江写信，请他出面斡旋，索要《四库全书》。同时，冯广民四处游说，多方呼吁，并向张学良请求援助，得到各界人士的大力支持。杨宇霆还致电当时北京政府教育总长章士钊先生，称文溯阁藏本“乃奉天省旧物，仍归奉天省保存”，“务请诸公秉公持论，允赐发还”。在张学良等有识之士的共同努力下，文溯阁藏本《四库全书》终于归还。
1925年7月20日，冯广民受命前往北京，负责具体接收事宜。30日，《四库全书》接收工作正式开始，每日从上午9时，工作至下午5时。由于人员紧张，冯广民“招致奉天在京充差暨宏达学院（系奉天留学北京师范大学者所创办）职教员及学生30余人”，分成四组分别清点验收，“一人启函，一人执原存清册点验书名及函数册数，名数既符即盖收戳于清册该书名之下”。清点验收后的《四库全书》，装入冯广民借出的盛装商务印书馆拟翻印文渊阁藏本《四库全书》所用的木箱。冯广民从组织人员分组清点，到登记盖章装运书籍，事事必亲自过问，兢兢业业。
8月5日，清点交接完毕，《四库全书》用载重汽车及人力货车运送到火车站，装上早已停候在那里的专列。至6日晚9点，810箱《四库全书》全部装运完毕，加封上锁。当晚11点，列车启程，冯广民随车押运。8日凌晨1时半，运抵奉天，仍旧存放于沈阳故宫文溯阁中。
1926年，为更好地保护国宝，奉天当局斥巨资修缮文溯阁，并成立《四库全书》保管委员会。冯广民组织人员远赴北京，以文渊阁藏本为底本，对文溯阁藏《四库全书》因战乱、保管不善所造成的缺失部分，雇人进行补抄，经历一年多时间才抄录完毕，共计补抄72卷。1927年初，《四库全书》再次藏入文溯阁，结束了十余年“书阁分离”的历史。1931年，奉天省教育会撰写《文溯阁四库全书运复记》，以纪念此次回归，至今仍嵌刻于沈阳故宫文溯阁东面宫墙上。
新中国成立后，文溯阁藏本《四库全书》改由东北图书馆（辽宁省图书馆）保管，作为国家珍贵文物受到特殊保护。抗美援朝战争中，为确保安全，先被运至黑龙江省讷河县存放，后迁移北安。1954年运回，复藏于沈阳故宫文溯阁。
《四库全书》第二次入关
1965年9月，基于备战考虑，为保证《四库全书》安全，文化部决定将文溯阁《四库全书》移往西北的甘肃省兰州代为保管。
按照文化部的指示，辽宁省文化厅和甘肃省文化局经过协商决定，辽宁指派该省图书馆工作人员滕玉琢，甘肃指派该省图书馆工作人员赵永义，具体负责《四库全书》的交接工作。1966年9月13日至27日，采取以藏书为主，对照辽宁省图书馆《四库全书》分类卡片目录，逐函、逐种、逐册地进行清点进行交接的原则，双方在沈阳完成全部交接任务。
经过全面清点，辽宁省图书馆将文溯阁藏本《四库全书》共计为6141函、3474种、36315册，以及（钦定）《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总目、考证、分架图计39函、4种、265册，（钦定）《古今图书集成》576函、1种、5020册，《四库全书》保管资料5种、21册，全部移交给甘肃省图书馆代为保管。
10月7日，辽宁省图书馆两名工作人员偕同甘肃省图书馆四名工作人员，跟随装载《四库全书》的专列从沈阳启运，行程近3000公里，于13日抵达兰州，由兰州军区的解放军指战员装车，运往甘肃省乐登县的一个战备书库中，至今未归。
沈阳故宫文溯阁藏本是现存《四库全书》中唯一能够做到“书阁合一”的一部。时至今日，文溯阁藏本已经40多年书阁分离，天各一方。从上个世纪80年代起，国内外文化界、文物界的许多专家、学者以及辽宁省、沈阳市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多次提交议案、提案、积极呼吁，希望《四库全书》尽早复归文溯阁，实现“书阁合璧”。
清代东北的畸形婚俗
婚姻，又称“嫁娶”，即女婚为嫁，男姻为娶。古人云：“论其男女之身，谓之嫁娶；指其好合之际，谓之婚姻。”《尔雅·释亲》也说：“婿之父为姻，妇之父为婚……妇之父母，婿之父母相谓为婚姻。”婚姻是构成家族、产生亲族的基础。也是家族的组成、发展与延续，亲族之间社会关系形成与扩展的源泉。
在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我国民间婚姻制度一直不断地发展、变化、演进与沉淀。在这些林林总总的婚姻习俗中，大部分婚约形式反映了当时主流社会的婚姻价值观和男娶女嫁的现状，但也有些畸形婚俗带有明显的歧视妇女的特征。在辽宁省档案馆典藏的档案中，就保存着几件清代原始婚书字据。从这些婚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处于封建社会中的弱势妇女生活的社会环境，也可以从中窥见封建社会贫苦百姓的社会地位。
自卖自身都是泪
辽宁省档案馆保存着一件卖身执照，原文是这样的：“立执照：婚书人刘门杨氏，因丈夫亡故，并无家业、儿女，无依无靠，度日难过，亲朋无有，每日哭哭啼啼，众人可叹，因此自托冰人自卖自身，情愿卖与周凤喜身旁为妻，度日远年，三造说允，同众言明，做身价钱壹佰伍拾元整，当交不欠，笔下交足，自交价后，永不反悔，此系两家情愿，若有反悔者，有冰人执照为证。媒人：李德功、老金太太，宣统元年九月十二日杨氏代字赵青山。”
这里所说的“冰人”就是媒人，但为什么叫“冰人”呢？《晋书·索传》里讲，有一个推举为孝廉的士人，他的名字叫令狐策。有一天梦见自己站在冰面上，与冰下面的人谈话，感到奇怪，不知吉凶，来找索叔彻圆梦。索叔彻说：“冰上为阳，冰下为阴，这一定是阴阳（男女）之事了。你在冰上与冰下人谈话，为阴阳语，这个梦预示你将要为人说媒，到开冰的时节，婚事就成了。”不久，太守田豹果然来求他做媒。此后人称媒人为冰人，后来又有“红娘”、“划柯”、“媒妁”、“月老”、“保山”、“媒证”等多种别称。古代婚姻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由冰人做媒，因此婚姻也叫冰媒。
这件档案所展示的“卖己执照”发生在宣统元年（1908）。奉天省安东县的妇女刘杨氏因丈夫去世，膝下无儿无女，没有亲戚朋友，没有家产，也没有了在夫家再待下去的理由，且自己生活又无依无靠，实在生活不下去了。家里人（杨氏丈夫家里的亲人）看着很可怜，同意她另找个人家。因此，杨氏托了个媒人把自己卖给他人为妻。
自卖自身，首先由媒人先找好买主，然后买卖双方及媒人三方共同协商，定好价钱，现金当面交清。为怕日后妇女反悔、逃跑，故立执照为证，以绝后患。在执照下面，有媒人的签字画押，买卖双方也在各自的名字下面画押，杨氏还在其名字旁摁了手印。
自卖自身是旧社会时东北流行的“另类婚俗”。妇女死了丈夫，又上无公婆，下无儿无女，生活无着，走投无路，只好自卖自身，找个人家生存。这也是迫不得已所采取的下下策。这一张卖身契能把自己卖多少价钱，要视年龄、相貌、身体状况等多方面条件而定，至于未来命运如何，只有听天由命了。
荒唐的借妻生子
所谓借妻生子，就是典妻，又称承典婚，这是旧社会买卖婚姻派生出来的临时婚姻形式，这种婚俗形式是以男方用财物租用已婚女子做临时夫妻为特点。绝大多数情况是男方已婚无子，家财富足，需要子嗣，女方家经济贫困，丈夫无力维持生计，只得同意将妻子按一定期限典当给别人。男方付一定租金，到期将妻归还。这种把自己的妻子当作器物一般出租给别的男人的陋俗，在东北的民间俗称为“借妻生子”。
辽宁省档案馆保存有这样一件档案：“立租字据人赵喜堂，因手中空乏，难以度日，进退两难，出其无奈，实事无法，情愿出于本身于结发妻送于张慕氏家中营业为主，同众言明，使国漂（票）六百元整，当面交足，并不短少，定期八年为满。如要到期，将自己妻领回，倘有八年以里，有天灾病孽，各凭天命，于有逃走，两家同找，如找不祚（着），一家失人一家失钱。期满赵喜堂领人，不如张慕氏相干，恐后无凭，立租字人为证。”并有保人、书写字据人、立租字据人签名画押。
这张典妻的契约是安东县民赵喜堂因生活所迫，将自己的结发妻子典与他人，妻子在典夫家中为人生子，期限是8年。到期后，由赵喜堂将妻领回。在这张契约上，写有丈夫的名字，并摁上手印，并没有写上妻子的名字，这也说明作为妻子本人没有权力主宰自己的命运。
一般来讲，丈夫典妻这件事事先可以不让妻子知道，不同她商量，即使她本人知道了，不管是否同意，都不起决定作用。在当时的社会，妇女一旦嫁给男人，丈夫便掌握了她的生杀大权，妇女就像家里的其他物品一样任由丈夫支配。被典的妻子在这8年的漫长时间里，命运又转嫁到其他人手里，契约还清楚地写明：如有天灾病孽，生死由命，死就死了。如果逃跑，两家一起找，找不着，一家损失人、一家损失钱。
据史料记载，我国在南北朝时期，就出现了“质妻和雇妻”现象。所谓“质妻”，即把自己妻子转让给他人为妻，换取一笔钱，到约定的时间，领回妻子，送回原款。所谓“雇妻”，即雇主支付雇金给女子的丈夫，在约定的期限之内，让该女子作为自己的临时妻子。到期将女子送回其丈夫，雇金不收回。这两种形式可视作典妻的萌芽。及至宋朝，商品经济发展，典雇妻子的现象更为普遍。据《续资治通鉴》记载，熙宁七年（1075），因为旱灾和蝗灾，老百姓质妻卖子，父子不保。元祐元年（1086），苏轼在一项奏折中写道，二十年间，因为欠苗，卖田宅雇妻女的人不可胜数。
典妻又分为典妻和租妻。按一般以时间长短来分，时间长的为典妻，时间短的为租妻。都是一种临时性的婚媾形式，租典期一般租为1～2年，典为5年、10年以至15年不等。而时间的长短又往往同生育孩子的情况联系在一起，因为大多典妻者的目的在于要生儿继嗣，所以也有称典妻为“借肚皮”，或“租肚子”的，着实是一种很荒唐、很另类的婚姻形式。
“拉帮套”曾遍及东北
搭伙，是东北较为普遍的畸形婚姻形式。丈夫无力养家糊口，就让自己的妻子再招进一个男子，与家人共同生活，俗称“拉帮套”。实际上是招养夫，是一种一妻多夫制的变异形式。
辽宁省档案馆就有一件关于搭伙合同的档案：“立打（搭）伙人孙长义因无钱使，将自己贤妻张金香中人说允，情愿送与张现思名下打（搭）伙，言明身价小洋钱叁佰元整，押账钱当面交清，分文不欠，有官钱使用，两家均纳，倘有天灾病业、逃走等情，各安天命。此系两家情愿，恐（空）口无凭，立字存正（证）。”也有立字人、中保人、中间人、借字人的签字画押。
这种婚姻的特点，一般是已婚女子的本夫患重病，丧失了劳动能力，不能抚养妻子儿女或老人，家境贫困，维持不了最低的生活，只得另招一夫，负担起全家的生活重担。这种婚俗法律上无明文规定，在民间却得到了承认，并延续下来。
这些畸形、另类的婚俗具有一个共同点，就是穷人因为贫苦潦倒而迫不得已“卖妻获利”。但这种“卖妻解贫”的做法，在何种社会制度下都不能给予同情和宽宥。因为它不但是中国封建社会继承奴隶社会的男权文化，也是男权引入封建家族之中，形成了至尊至贵的夫权、男尊女卑以及妇女以男性为中心的没落的宗法制的瘤毒。
清末奉天省官制改革
东北为清王朝的发祥地，历代清帝对这一地区都十分重视，尤其是对盛京更是重视有加，设立盛京将军进行管辖，设立盛京内务府管理皇室事务，并以盛京为陪都，设立盛京五部。到清朝末期，国内外的社会环境在发生变化，清政府在东北的行政体制逐渐地窒碍东北社会的发展。光绪朝后期，在整个中国范围内开展了大规模的改制运动，东北三省也在这种形势下根据自身的特点进行官制改革。东北的官制改革有与全国改制相同的一面，同时也有自身的特点，尤以奉天更为突出。
定鼎中原创立三省官制
努尔哈赤于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建立后金，死后由其子皇太极继位。皇太极于1636年称帝，改金为清，建元崇德，自是清帝国建立。皇太极在八旗制度的基础上，结合明朝的官制对清帝国进行统治。崇德八年（1643），皇太极死，其子福临继承大统。顺治元年（1644），清军入关，定都于北京，在关外的清政府机构全部迁至北京，整个东北地区设盛京驻防内大臣一人、梅勒章京二人管理。
顺治三年（1647），改盛京驻防内大臣为昂邦章京，康熙元年（1662）改盛京昂邦章京为镇守辽东等处将军，梅勒章京改为副都统。康熙四年（1665）改镇守辽东等处将军为镇守奉天等处将军。乾隆十二年（1757），改镇守奉天等处将军为镇守盛京等处将军。
吉林将军的设置要比盛京将军稍晚一些，顺治十年（1653）设宁古塔昂邦章京，下有梅勒章京二人。康熙元年改宁古塔昂邦章京为镇守宁古塔等处将军，梅勒章京改为副都统。十五年（1676），宁古塔将军移驻吉林，改称吉林将军。吉林将军与盛京将军一样，下辖副都统、协领、城守尉等职官。
三省当中以黑龙江将军设置为最晚。康熙二十二年（1683），以宁古塔副都统萨布素带兵抵御沙俄入侵，即授其为镇守黑龙江等处将军。
三省中的盛京作为清王朝的陪都，于顺治十五年（1658）起至康熙三十年（1691）设置了盛京五部，即顺治十五年（1658）设礼部掌盛京朝祭、顺治十六年（1659）设户部掌盛京财赋、设工部掌盛京工政、康熙元年（1662）设刑部掌盛京谳狱、康熙三十年（1691）设兵部掌盛京戎政及外藩蒙古。清帝入主北京，但其在盛京仍留有大量的庄园，为了便于管理，于顺治初年设立三个包衣佐领，专门管理盛京地区的皇室事务。随着国内局势的逐步稳定和规章制度的完备，盛京三个包衣佐领对皇室在东北的事务管理难度越来越大，于是仿北京总管内务府之例，设立盛京总管内务府专门办理。乾隆十七年（1752），正式颁铸盛京总管内务府印信，总管大臣由盛京将军兼任。
国门大开促使官制改革
1840—1842年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清帝国惨败，被迫于道光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1842年8月29日）签订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这个条约开辟了清政府开放口岸、割地赔款的先河。自此之后，中国又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大片的土地被割让，大量的白银流到国外。从此中国开始进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
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列强为了满足自己对华的最大欲望，先后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及甲午战争，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兴起洋务运动，清统治者的思想观念开始发生变化，“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法。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自此之后，西方的各种政治思想随着技术的引进逐步进入中国，为后来的政治体制改革奠定了思想基础。
当瓜分狂潮排空而起之时，一个以“救亡”为号召的维新变法运动在中国开始兴起。维新变法运动的思想倡导者当属康有为。康有为发动“公车上书”，先后向清廷五次上书，主张变法，其在政治制度上要求设议院、开国会、定宪法、实行君主立宪。光绪皇帝在甲午战争中主张抵抗却打了败仗，《马关条约》的签订却给了他极大震动。光绪二十四年（1898）以康氏上书为蓝本发布了一个“因时制宜”的上谕，开始了改革的第一步。保守派对改革大加打击，在经历了“百日维新”和“戊戌政变”之后，革新失败。八国联军进北京，慈禧太后挟光绪皇帝出逃西安，在路上下诏罪己，到西安后许诺更新政治。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十日（1901年1月29日），慈禧以光绪的名义颁布改弦更法诏，实行新政。
在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挟制下，东北的一些地区对外开放。东北的开放自营口始，此后奉天、安东、大东沟等先后开放，至光绪三十一年（1905），整个东北的开放地点已有16处之多。各国特别是俄、日两国，在东北修铁路、开商埠、设工厂、建教堂，从事形形色色政治、经济、军事与文化活动。从经济活动来看，俄国修建东清铁路、日本成立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当属典型。1904年在东北的土地上进行的日俄战争中，清政府虽然宣布“中立”，但与交战双方的交涉却是想避免也避免不了的。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展，各类官营、民营厂矿，也有如雨后春笋，纷纷兴起，金融业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原有的行政机构越来越力不从心，官制改革势在必行。
人口剧增官改势在必行
东北的人口成分的变化，也是促使东北官制改革的一个重要因素。清初东北三省的民族成分以满族为主体，汉族人主要居住在盛京的东南部沿海一带，努尔哈赤建立后金后，他们成为金国的属民，或被编入汉军，成为八旗的一部分，或成为盛京皇庄或者王庄的农奴。
清军入关后，清帝为了保持祖先发祥之地的纯洁性，采取了封禁政策，严格禁止关内的汉族人随便进入，在盛京与热河等地交界处设立柳条边，平时派官兵把守。然而封禁政策不能阻止人口流动，自乾隆朝以后，内地的汉人为生计所迫，纷纷潜入东三省，成为流民。随着时间的推移，流民的数量越来越多，至光绪年间，几成无法控制的局面。关于流民的情况，虽然未见到具体的数字资料，但从奉、吉、黑三省的州、厅、府、县的设置情况也可略见一斑。三省当中最早设置管理民人机构者当属盛京。顺治十四年（1657）四月，于盛京城内置府，设府尹，其下领一厅、二州、八县。吉林省管理民人的机构就要晚一些，而黑龙江省管理民人的机构则更晚，直到光绪末年才出现。
与此同时，东北三省旗人的生计益发窘困。旗人是八旗的基础，按照规定，他们除当兵打仗之外是不允许随意选择其他的职业的。清朝初年，旗人人口数量较少，生计问题还没有显现出来。随着时间的推移，旗人的数量猛增，八旗兵数额有限，出现了大量的闲散，生计问题开始摆到桌面。虽然于乾隆年间添设养育兵额，扩大旗人生路，但终归名额有限，两相比较，无异于杯水车薪。光绪末年，仅奉天一省旗人的数目就达120万人，奉天八旗官缺700多个，而候补人员多达2000余人，将近官缺的3倍，旗丁处境则更艰难，整个奉天省的兵额统计为19263个。由此可见竞争的激烈程度。为了解决旗人的生计问题，就必须打破原来规定的限制，欲达到此目的，则必须对原有的旗人管理方式进行改革。
形势所迫东北着手操作
光绪二十九年末（1904），云贵总督丁振铎、云南巡抚林绍年电请清廷从速变法，以挽危局。三十一年五月三十日（1905年7月2日），直隶总督袁世凯、湖广总督张之洞、署两江总督周馥等人联合奏请立宪，要求先派遣亲贵出洋考察各国政治。五大臣出洋考察归国后，向最高统治者汇报了考察情况，经过一段时期的争吵与斟酌，终于作出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决定。
东北三省的官制改革实际上早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就开始了。“奉省于光绪二十四年曾有交涉总局之设，拳匪乱后，案卷毁失。二十六年复设交涉总局，三十三年奏定东省官制内请设交涉司，撤去交涉总局名目，凡交涉之事，皆司主之。”光绪三十一年（1905），设立了奉天提学司，是年三月，将军增祺因学堂亟待开办，派员充当学务处总理，刊发关防，租赁房屋作为学务处办公地点，在奉天省城创办官立师范、中学及小学，是为教育体制改革的开端。奉天度支司的前身是奉天财政局，“凡公私出入巨细各款皆隶于局，以督办一人主其事。”从以上几个机构的设立可以看出，东三省的改制有一定基础并在此基础上作了深化改革。
光绪三十三年（1907）四月十一日，被任命为东三省总督的徐世昌会同奉天巡抚唐绍仪等，上奏东三省设立职司及督抚办事要纲一折，当日就得到了最高统治者的批准。徐世昌等在奏折中勾勒出此次官制改革的必要性与框架：
“东三省为我朝根本重地，历来设官分职办法本与内地省份不同，各将军衙署原设有户、礼、兵、刑、工五司，盛京以陪都体制，又设有五部、府尹分理，近来交涉日繁，郡县日辟，举凡财政、军政、警务、学务无不量添局所，增派官员。于是旧司新局纷列渐多，旗署民官畛域显判，几于漫无统纪，浸就废弛。此疆吏之擘画，京员之章奏，中外人士之论议，皆以改定东三省官制为第一要务也。前蒙圣明鉴察，特裁盛京五部及奉天府尹，以一事权。上年又于三省添设提学司以广教育。损益通变原以振兴政治，有裨地方，臣等以为欲祛散漫牵制之弊，则宜有部汇公署方能合一事权，欲谋整齐修举之规，则必需分置厅司，方能各专职业。……拟于奉天、吉林、黑龙江三省每省各设行省公署，以总督为长官，巡抚为次官，皆如各部堂官。于行省公署内分设二厅，一曰承宣厅，秉承督抚掌一省机要总汇、考核用人各事，一曰谘议厅，掌议定法令章制各事。就原有局署酌量分设七司，一曰交涉、二曰旗务、三曰民政、四曰提学、五曰度支、六曰劝业、七曰蒙务。仿国初将军设参赞及出使大臣参赞之例，设左右参赞二员，分领承宣、谘议两厅事务，交涉等七司各设司使一员总办司事。”
光绪三十三年（1907）五月初二日，东三省总督徐世昌到任，正式拉开了东北三省官制改革的序幕。此次改革，于东北设总督一员统理三省事务，于奉天、吉林、黑龙江各设巡抚一员，分别管理各省事务。鉴于内地督抚制度的种种弊端，清政府于东北设立督抚之时即对督抚的权限及办公方式作出明确规定：“凡三省公署堂印由总督佩带，总督在他省时则本省印信由巡抚佩带，回省则仍交之总督。督抚每日率属皆在公署办事，以便会商而去延滞。如此则收相维相助之效，而无内地督抚同城之弊、院司不和之弊，于整顿束事裨益匪浅。”
因地制宜设立各类官署
此次奉天省官制改革与原计划稍有出入。原定在省公署内设承宣厅、谘议厅及交涉司、旗务司、民政司、提学司、度支司、劝业司、蒙务司七司。五月二十七日，慈禧太后颁布谕旨：“各省按察使改为提法司，并增设巡警道、劝业道。”各厅司道的主管官员于七月报经朝廷批准，交涉司司使由奉天驿巡道陶大钧试署，旗务司司使由正红旗印务参领恩志试署，民政司司使由锦州知府张元奇试署，度支司司使由东边道张锡銮试署，劝业道由候选道黄开文试署，巡警道由奉天知府邓嘉缜试署。蒙务司司使一职因无胜任人选，暂未派员试署，事实上奉天省蒙务司一直未能设立起来。因此，改制后的奉天省实际上有二厅、六司、二道。至于吉林、黑龙江两省的机构设置，与奉天大同小异。
奉天承宣厅设左参赞一员，佐督抚用人、行政，掌一省的机要总汇，下设四科，每科有佥事一员，凡属各局司道所行之事均汇集于此，由左参赞决定可否实行。谘议厅设右参赞一员，起初未设官缺，后设两参事，主要负责全省法令、章程及制度的制定。交涉司下设四科，负责办理与外国交往的一切事务。旗务司办理有关旗人的一切事务，宣统元年（1909）改为旗务处。民政司下设五科，管理全省地方行政、地方自治及行政区划的设立等事。提学司管理全省的教育事务，下设六科。度支司管理全省财政收支等事务，下设五科。巡警道管辖巡警总局、乡镇总局与卫生总局，下设四科。劝业道管理全省农工林牧渔各业，下设四科。
东三省设总督统理全局，有一些机构必三省统一规划方能有效地实行管理，其中关于三省军队事务的有督练处、巡防营务处、陆军粮饷局、军械局等，这些部门主要掌管东北军队的训练、调遣、武器装备、后勤供应等职能。有关财政的机构有支应处、盐务局、铜元局、官银号等，管理三省财政的统一筹集使用及制定币制流通等事宜。设立电报局及文报局，统一三省的电信事业。等等不一而足。这些机构的总部均设在奉天，根据需要在吉、黑两省设立分所。这些机构的设立对整个东北的统一管理发挥了一定的积极的作用。
取得成效趋向近代体制
此次东北三省改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首先按照行政事务的性质特点进行分门别类，设立了各个机构分头管理，各司其职，简化办事环节，一定程度地提高了办事效率。
其次是政务与军务分离，前面提到的三省军政合一的政体被废除，行政机关的官职人员除本职外，遇有战事不再出征，而是由常备军去执行。军队打破八旗旧制，以镇、协、标、营等为建制，按照近代西方军队的方式训练，于各营设立学堂，提高士兵的军事素质，创办三省陆军小学堂和东北讲武堂，培养中高级军官。建立一套后勤供应系统，保证了军队的战斗能力。
三是改善了旗人的生活困境。由旗务司设立农业讲习所，招收内外各城旗员；创办八旗工艺厂，下设木工、漆工、铁工、布工、毯工、染工、缝工、陶工、造胰、造纸、皮革、玻璃等12个专业，专门招收12岁以上，40岁以下的无业旗丁，兵丁中如有愿学习者也可入厂；新办陆军首先征旗丁，三年后退伍，可以另寻生计，也可以应募屯垦。
四是建立了一套立法与司法制度。立法与司法分离，省长公署下设谘议厅，专门制定全省法令、章程及制度，而这些法令、章程及制度要由各级检察厅和审判厅去执行。
五是建立起近代的教育体制。改制之前清代的教育机构主要有官学、义学及私塾等，以科举为目标教授课程，所授内容无非是四书五经及满蒙文。自光绪三十一年（1905）设立学务处后，在奉天省城设立师范及中小学，更是大力推广教育，并根据不同的需求来设立学校，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在东北开始设女子学校，使女子也有了受教育的权利。此外还向外国派留学生，学习各国的先进知识和技术。
东北三省改制正处于全国官制改革的大形势下，是在“新政”与“预备立宪”的思想指导下进行的，君权非但没有受到动摇，反而得到了加强，从东北改制最大的获益者是清政府。因此东北三省改制只能说它是一场政治改良运动。经过改制，东北三省在政治、经济、军事及司法等方面均较以前有一定程度上的进步。1911年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清末东北的改制也就告一段落。东北的改制仅维持了几年时间，而其形成的行政格局却一直沿袭至民国，对民国时期东北的形势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