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我们党最根本的执政理念。作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本质，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规律，是我们党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中始终坚持的一贯思想。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政治立场就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一切理论和奋斗都是致力于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正是基于这一点，我们党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始终相信人民、依靠人民、为了人民，始终站在最广大人民的立场上。立党为公的“公”和执政为民的“民”强调和突出的都是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革命战争年代，我们党之所以能够赢得了广大人民的信任和支持，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党之所以能取得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辉煌成就，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们党做到了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坚持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正是这种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思想，使我们党赢得了人民群众的拥护和爱戴。从这个意义上说，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中国共产党的本质特征，是我们党诞生、发展和执政的历史经验的结晶。
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由我们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决定的。党的宗旨决定了我们党除了最广大人民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党的一切工作必须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最高标准，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夯实党的执政基础，使我们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客观需要。总结我们党半个世纪以来的执政经验，得出的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党要始终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党的理论、路线、纲领、方针、政策和各项工作都必须坚持把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归宿，使人民群众不断获得切实的经济、政治、文化利益。唯有如此，党才能始终得到人民群众的支持。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本质要求。“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不仅是社会主义建设的行动指南，更是具体的工作要求和衡量标准。只有体察民情、了解民意、集中民智，人民群众才能感受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价值，领悟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真谛。所以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关键在坚持与时俱进，核心在坚持党的先进性，本质却在坚持执政为民。
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实践问题，必须将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根本要求落实到每一个共产党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行动中去。作为一个长期执政的大党，我们的个别党员干部身上出现了贪图安逸、脱离群众的倾向，甚至出现权力失控现象，导致腐败滋生，使我们党失去生机和活力，执政能力减弱。胡锦涛向全党同志特别是领导干部提出了“四个牢记”：牢记我国的基本国情和我们党的庄严使命，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牢记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和基本经验，牢记党和人民的重托和肩负的历史责任。这“四个牢记”归结为一点就是“只有一心为公，立党才能立得牢；只有一心为民，执政才能执得好”。因此，党员干部应该从这些人的蜕变中汲取教训，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与人民群众共同奋斗才能开创新的事业。
权为民用利为民谋——郑培民
大浪淘沙，警钟长鸣，不忘宗旨，永葆本色。
——郑培民
郑培民同志1943年7月23日出生于吉林省海龙县，1962年考入吉林大学物理系学习。196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68年至1970年初，郑培民同志到辽宁省3275部队锻炼。1970年3月分配到湖南省湘潭电机厂工作。1983年至1992年，郑培民同志先后担任湘潭市委副书记、书记，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州委书记。1992年10月至1995年10月，任湖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1995年10月，任湖南省委副书记。2001年1月，郑培民同志当选为湖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同年11月起主持湖南省人大常委会工作。2002年3月11日，郑培民同志因突发心肌梗塞，在北京逝世，享年59岁。
快十年了，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老百姓却始终记着一个人的名字，他叫郑培民。
1990年5月，郑培民被调往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出任州委书记。湘西，是全国著名的少数民族贫困山区。每逢青黄不接时，全州有三四成百姓断粮。于是郑培民订下了上任后的第一目标就是要让老百姓能吃上饭。
上任的第一天，郑培民就问工作人员：“哪个村子最穷啊？”“叭仁。”随后，郑培民就去了叭仁村。叭仁村是一个三面悬崖一面山的小村寨。要到达那里并不容易，要先从湘西的首府坐车到乡里，然后再手脚并用，徒步走上4个小时的12公里陡峭山路。到了那里，他才知道自己是到过这里的最大的领导。在他之前，只有乡干部爬上过这个走起来累死人也吓死人的山头。也正因为如此，叭仁村的老百姓深深记住了这个“最大的大干部”。
亲眼目睹了湘西老百姓的贫穷状况，郑培民更加坚定了带领老百姓脱贫的目标。经过反复试验，自治州开始在全州推行“双两大”地膜玉米新技术。这是一项弯着腰，在田中豆腐块大小方格周围摆两株苗的累活，郑培民不是坐在办公室里指挥，他带着机关干部下地，自己弯着腰在田里干活，给农民演示。1992年春，在田里示范劳作了几天的州委书记郑培民，一脚踩空，仰面摔下了三米多高的田坎，摔成了脑震荡。在郑培民的努力下，从1992年开始，全州的粮食就实现了自给。
温饱问题解决之后，郑培民开始着手解决道路交通问题。火炉坪村是全州最贫困的乡村，由于没有通往外界的公路，长期的闭塞导致老百姓只能守着大山里的贫苦过日子。于是郑培民在火炉坪村村民期盼的目光中郑重许下承诺，一定要帮助火炉坪村修建一条连通山外世界的公路，让山里的世界和山外的世界息息相通。从此郑培民的生命就和这条山路、这块土地联系在了一起。山路难修，资金、环境样样令人棘手。郑培民披星戴月领着技术人员，吃着缓解心脏病的药，晃晃悠悠地攀上悬崖峭壁去勘察，为修路奔波。更难料的是，这条公路还没有修完的时候，郑培民已经调到了省委，但郑培民没有忘记对火炉坪村村民的承诺，依然时刻关注这条公路。其间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情：负责修路工作的县委书记陈方平为搞政绩工程私自挪用修路款，使得好不容易修了一半的山路被迫停工，郑培民知道后大发雷霆：“公路的配套资金为什么不到位？怎么向老百姓交代？”并建议州委撤掉陈方平的职务。其实陈方平是郑培民很好的朋友，有很深的交情。但在郑培民那里，私情永远没有民情重要，因为他记挂得最多的永远是老百姓的疾苦。经过努力，十几公里的火禾公路打通了，是全州标准最高的乡级公路。山外的小贩开着车，直接停到山里人的门外，把一筐筐的猕猴桃搬上了车；高兴的苗族村民守着家门口卖西瓜，卖掉一个，就在西瓜上拍一下：“这是郑书记给我们带来的好处！”火炉坪村的苗族群众坚持要把剪彩的光荣留给郑培民，他们热切地希望郑培民能来参加公路的竣工仪式，而这个时候郑培民已经远赴北京参加十六大的筹备工作。于是他们把公路正式通车的日子一推再推。早在去年7月就写好了大红的标语，等着郑培民亲手把它们展开。他们想，郑书记虽然听不懂苗语，但是，老百姓欢天喜地的表情，他看得懂啊！然而遗憾的是村民们再也听不到郑培民爽朗的笑声了，因为此时他已经离开了这块他无限眷恋的土地，离开了人世。
在湘西的两年多时间里，郑培民从来没有刻意追求过政绩，事实上他所做的都是为了湘西能有更长远发展的、不显山露水的打底子的事情。比如为叭仁村通水通电。叭仁村是个为水发愁的村庄，滴水贵如油，接济不上的时候，村民之间宁愿出借粮食，却不愿让邻居拎走一桶水。郑培民去调查后，就立刻部署为村子通了水，拉了电。村民们再不用走上16里路，拎着重重的木桶，吃力地到山沟里去提水了。还有湘西州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发展起来的小水电，为自治州的发展起步奠定了基础。然而，小水电受着季节的制约，也制约着湘西的进一步发展。但在当时的观念和体制下，放弃了小水电也就意味着放弃了地方和一些部门的利益，因而阻力重重。郑培民这时起了“头雁”的作用，果断决策：引进大电网。再有湘西州当时的湘泉酒厂，只是一个年上缴利税200多万元的小酒厂。郑培民在前任扩建湘泉酒厂的基础上，又进一步支持了这个酒厂的三期扩建。如今，壮大起来的湘泉酒厂已成为上市公司，自治州干部的工资，三元钱中就有两元来自这个公司上缴的利税。这些事情都是需要咬紧牙关努力的沉重活计，但却是为即将起飞的湘西州养壮身子骨，丰满羽翼而练的内功。为此，郑培民默默地做了很多。两年多时间里，他跑遍了全州218个乡镇，住过30多个乡镇，每日奔波劳累几乎没有喘息的机会。一次，他的妻子去湘西看他，一进屋，地上扔的是一双粘满泥巴的胶鞋，唯一一套出国时置办的西装，在柜子里已被虫子蛀满了洞。郑培民拦住要帮他刷鞋的妻子说：天天都要穿，一出门，还是要粘泥的……
从解决温饱到修路致富再到进一步发展，郑培民带领湘西人民走过了一条艰辛的道路。人们还记得他在州干部大会上说过的8个字：来湘西“三生有幸”；在湘西“埋头苦干”。他真的做到了。在湘西州委的选举中，郑培民全票当选州委委员，全票当选州委常委，全票当选州委书记。有的干部称他是“三个百分之百”，郑培民当即纠正说：“只有一个百分之百，那就是全州人民对共产党百分之百的信任和感情！”至今在湘西还流传着这样一首童谣：“培民书记视察路，访贫问苦鱼水亲。改变千古羊肠道，火禾公路暖人心。千言万语说不尽，永远难忘书记恩……”
带着湘西人民无限的眷恋，1992年10月，郑培民被调到省里工作，任湖南省副省长。郑培民知道自己的位置越高担负的责任也越大，所以到了省里之后他更加忘我地工作。1998年，湖南常德市安乡县发生洪水灾害，18万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受到威胁。当时的安乡县城，电力中断，一片漆黑，老百姓几乎都搬空了，就是没有离开家园的人，也搬到了相对安全的顶楼上。正当人们惶惶不安、没有主心骨的时候，郑培民来了。他不是象征性地点个卯就走，而是安营扎寨，住进了黑洞洞的县委招待所。郑培民在安乡指挥了三大战役：赶在洪水扑到之前，抢修了一条11公里的隔堤，保住了安乡县城；指挥堵塞书院洲溃口，用血肉之躯扼住了洪水之喉；湖北境内的黄金大垸溃决后，统帅抗洪大军进行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北大堤保卫战，拒千里洪峰于湖南重镇常德市之外……就着堤外滚滚洪水，郑培民坐在堤上，吃着盒饭，静静地度过了自己的55岁生日。抗洪期间，郑培民在大堤上整整待了60多天，平均一天只睡两个小时，情况紧急时甚至还要冲上去搬麻袋抢险，即便在低压已经升到105的时候他也没有休息，而是在夜里两三点钟到大堤上查管涌。这对他这样一个身患高血压、心脏病和糖尿病的人来说，实在是太危险了。抗洪结束回家的时候郑培民整整掉了20多斤肉。这其实是对他生命的一次极限挑战，但在郑培民看来个人的身家幸福无论如何也不能与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危相比。
虽然官越做越大，但郑培民却从没有拉开和老百姓的距离。湖南桃源县漳江镇有个川湘饭庄。说是饭庄，其实就是个灰头土脸的路边小店，小到只有两张桌子，走在路上一眨巴眼就可以略过它。郑培民偏偏与这家饭店的老板李德胜成了朋友。李德胜身有残疾，虽为“老板”，日子仍显艰难。每次往来湘西州与长沙，只要是坐汽车，郑培民一行人准会到李老板的鸡毛小店吃饭。每次，郑培民都要从包包里扯出一条特意带来的香烟：“给，拿着抽！”李老板也有礼物回赠：自家腌渍的酸萝卜泡菜。就是当上了省里的领导，只要路过，郑培民的笑脸还是不改，照样交钱吃饭。其实，李德胜的小饭馆所处的位置并非前不着村后不着店，饭菜手艺也没有什么特殊之处。郑培民的秘书、司机都明白，培民书记用这种办法既可了解民情，又不给当地政府添麻烦，也照顾了李德胜一家的生计。可郑培民却又从不说破，他顾及的，是残疾人既要养家糊口，又不轻易受人施舍的尊严。
作为一个领导干部，郑培民每天都要面对诱惑和考验，然而无论是金钱还是人情都不曾让郑培民动摇过。在郑培民的日记中人们找到了这样一些片段：“这次回湘潭度春节，我谢绝了办公室派车送我的盛情，同时谢绝了办公室要为我报销路费的好意。坚持自费返家，往返火车票近80元，自己掏腰包。有人讲我太板，我想，宁肯自己吃亏，对自己严格要求，是一个共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应当自觉做到的。”“在吉首给两个孩子分别订做了一件羽绒上衣，这是我给孩子们买东西中最大的一次，计247.61元。不占企业的一点便宜。”“宁肯自己吃亏”、“不占企业的一点便宜”这就是“刻板”的郑培民一直坚持的廉政原则。郑培民就是一个在廉政问题上一辈子干干净净、只做好事的人。有这样一件事，两个小偷撬门进入没有装防盗门的郑培民家，把所有的抽屉全倒出来，连柜子里的衣服全都抖出来捏过了，也没找到什么值钱的东西。翻腾到最后，他们只从郑家偷了4000元现钱和两条烟。4000元钱，是郑培民女儿出差后尚未归还的公款。几个月后，盗窃案告破，小偷的坦白与郑家报案的数字完全吻合。不仅对自己严格要求，郑培民对家人也是如此。几十年中，郑培民的职位一直在变动，而他的妻子杨力求的工作单位只变动过一次，就是从湘潭市新华书店调到了省新华书店，职务仍然是一名普通职工。调到长沙后，杨力求上班要走上40多分钟。她不会骑自行车，乘公共汽车也不方便，多年来，她一直走路上下班。郑培民托人为妻子买鞋，指明买那种柔软的、平底粘胶的鞋子，他要让妻子在风吹雨打的路上走得舒服一些。但这个有情有意的丈夫却从不让妻子搭他的顺路车。妻子敬重郑培民的为人，更注重维护丈夫的形象。杨力求有个“三不”：不帮人向郑培民带任何信，不传口信，不接受任何礼品。他们的儿子说：“在廉政问题上，爸爸把前门，妈妈守后门。”
做官先做人，万事民为先，这句话出自郑培民的心。他深知，权力是人民给的，是为人民做事的。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即使当了大干部，他的根系牢牢地扎在“人民”二字上。他与普通的百姓，压根是长在一起的，他的心为他们而快乐，为他们而疼痛。
编者语：
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要求党员干部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在我们党的领导干部队伍中，曾经涌现出许许多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好干部，而郑培民就是新时期的高级领导干部的优秀代表。胡锦涛同志曾深刻地指出：“人心向背，是决定一个政党、一个政权盛衰的根本因素。”20世纪后期，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进入低潮，世界上长期执政的大党、老党纷纷失去政权。究其原因就是这些政党丧失了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违背了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这个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要求。由此可见，一个政党和国家长盛不衰的关键就在于是否始终站在最广大人民的立场上，是否能够得到人民的广泛认同、信仰、忠诚和服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密切联系群众，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一个显著标志。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就是要使党成为中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这样一条真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久经考验而不衰，就是因为它代表了人民的利益，紧紧地和人民站在一起，得到了人民的拥护。这种和群众的广泛联系，是其他任何政党所不具备的。因此，保持优良的党风、保持与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坚持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一切为了群众、一切相信群众、一切依靠群众就成为对每一个党员干部的最基本要求。
“当干部就是要多做造福人民的事。”郑培民用自己的一生实践着这句誓言。他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做的都是为老百姓谋实事、为发展、铺路子的实实在在的事情，没有形象工程，不追求政绩。正是这种“意莫高于爱民，行莫厚于乐民”的境界才赢得了广大群众的衷心赞誉。平时工作生活中，郑培民总是努力不断增强和老百姓的紧密联系。他经常告诫自己，“做官先做人，万事民为先”。在他20多年的领导工作中，尽管岗位多次变动，职务越来越高，但他始终是老百姓的“好朋友”、“好兄长”，始终保持着对人民群众不变的情结。亲民、爱民、为民的公仆形象，在郑培民身上得到了真实的体现。他留给了人民一个共产党人无愧于天地、无愧于黎民的身影！
党的好女儿——任长霞
公安、公安，心中只有“公”，人民才能“安”。
——任长霞
任长霞，女，祖籍河南省睢县。1964年2月8日生于郑州，生前任河南省登封市公安局党委书记、局长，一级警督警衔。任长霞1983年10月从河南省人民警察学校毕业后分配到郑州市公安局中原分局工作，先后任预审科民警、预审科副科长、法制室主任，其间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1996年10月，任郑州市公安局法制室副主任；1998年11月，任郑州市公安局技侦支队支队长；2001年4月调任登封市公安局任党委书记、局长；2004年4月14日20时40分，在侦破“1·30”案件从郑州返登封途中，突遇车祸，经医院全力抢救，因伤势过重，于2004年4月15日0时40分牺牲，年仅40岁。任长霞同志生前是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中国十大女杰、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青年岗位能手、全国优秀人民警察。
当一名人民警察，是任长霞自小的梦想，所以高考时她毫不犹豫地就报考了警校。1983年，从警校毕业的任长霞来到郑州市公安局中原分局预审科正式成为了一名民警，开始了她的警察生涯。也正是从那一刻起，任长霞许下了“成为一名打击犯罪、保护人民的人民警察，能亲手抓获犯罪分子、还老百姓公道”的承诺，立下了将自己一生献给公安事业的誓言。
2001年4月，任长霞调到河南登封市任公安局局长，成为河南省公安系统有史以来的第一位女公安局长。登封在河南有名地乱，著名的嵩山少林寺在辖区内，流动人口远多于本市人口，破案率不高，可发案率却不低。前几任公安局长管理手法或者过硬或者过软，登封市公安局在全市行业评比中连年倒数第一。对于这个新来的女公安局长，人们更是质疑声一片。
任长霞知道这是考验她的关键时刻，所以她顶住压力从整顿队伍、严肃警风开始。当时登封市民警队伍涣散、积案堆积如山、群众怨声不断，甚至有老百姓戏称公安局是只吃饭不干活的“粮食局”。面临非常艰难的形势，任长霞没有气馁，而是十分冷静地深入基层调查摸底，跑遍了登封17个乡镇区派出所，找到了存在问题的症结所在，随即清除了队伍中的3个害群之马，开除和辞退了15名长期不上班、旷工、迟到以及参与违法违纪行为的民警。同时任长霞提出面向社会开门评警，借助民众的力量加强监督。这其间，任长霞还一直要求民警坚持晨练。每天早上，她都会把警察们拉到众目睽睽的大街上跑步去，一跑5公里，一跑三个月，而她也坚持每天跑在这群男人中间。正所谓外练筋骨皮，内练一口气，三个月的严肃整顿，令民警的精神面貌为之焕然一新，把人民警察的精神头儿在全登封市人民面前提了起来，让老百姓看到，这是一支可以捍卫他们利益的队伍。
在整顿队伍、严肃警风的同时，任长霞将全部精力集中到了破大案、破积案，打响了一场又一场攻坚战，使登封市公安局彻底摆脱了“粮食局”的耻辱。登封市西岭连续强奸、抢劫、杀人案拖了5年。当地凡小女孩上学，不管远近家长都得接送，年轻女子出门时必须三五人结伴。任长霞急了，她和另外两个女侦察员轮流换上从地摊上买来的土气衣服，装扮成农村妇女，连续在案发现场附近走了3个多月，终于，凭一条线索抓住了犯罪嫌疑人。这个家伙共作案26起。案子破了，老百姓高兴啊，十里八村的人都跑来，趴在房顶，爬上树，看这个坏蛋嘴脸。此后，“4·15”东金店强奸焚尸案、“4·18”大冶镇火石岭村绑架案、“5·18”特大盗枪案、“5·28”石道杀人案等一系列大要案纷纷告捷。在任长霞雷厉风行地连破了一堆大案后，登封的社会治安立竿见影地好转，老百姓的摩托车不锁就敢放在街上过夜。面对辉煌的战绩，干警和群众服了，任长霞在登封人心里变成了雷震嵩岳的女神警。
在众多案件中，被评为2001年中国十大涉黑案件之一的王松涉黑案不能不提。提起王松，登封市无人不知，他是松颖避暑山庄的老板，同时也是一个头上有优秀企业家、劳模等大量光环的黑恶势力头目。他赚了钱后纠集家族成员和打手，在白沙湖一带横行乡里，敲诈勒索，使上百人受到伤害，7人丧命，民怨极大。哪怕是割麦时一身大汗，周围群众也不敢在湖水里洗澡，生怕王松手下又以禁止群众捕鱼虾的名义打人。任长霞当局长后不到1个月就收到了控诉王松的群众来信，信尾有一百多名村民的联合签名和血红的指印。她决心挖掉这颗毒瘤。由于任长霞初来乍到，老百姓开始对她并不信任。任长霞一连找了一个受害人的父亲三次，他都不敢说实话。第三次，任长霞说：“王松，我抓。”受害人的父亲才说出实情。得到了王松犯罪的证据后，4月29日，任长霞先是抓捕了参与作案的王松手下的爪牙。王松企图以钱开路，打通关节，救出这几个“弟兄”。5月1日晚，王松来到任长霞办公室，随手甩出一沓钱放在桌子上说：“手下人捅了娄子，请任局长高抬贵手，网开一面。”任长霞严词拒绝，并将计就计，指令民警将王松一举擒获。其实任长霞算准了他会来，早有埋伏。尔后，王松黑社会团伙65名帮凶全部落网，老百姓无不拍手称快，连唱了三天大戏。
在侦破新发案件的同时，任长霞还抽调20余名民警成立“控申专案组”着手解决老旧积案，并把每周六定为局长接待群众日，诚心倾听群众呼声。君召乡1990年有两个女孩子在看电影回来的路上被奸杀，案子始终未破。十几年来，被害姑娘的父母上百次地上访，把状告到了北京。任长霞多次召开党委会研究部署此案的侦破工作，把卷宗翻了个底朝天。一天，一位老上访户找到她：“任局长，有件事，我憋在心里十多年了，一直没对人说过。看到你天天为我们操劳，再不说我对不起你……”等他说完，任长霞明白了，这正是那桩强奸杀人案的线索！于是她迅速组织民警顺线追踪，终于将犯罪嫌疑人赵占义擒获。在短短的几个月时间内，登封市公安局共查结1998年以来控申积案71起，使476户上访老户罢访息诉停访，老百姓终于有了笑脸。任长霞也被老百姓称呼为“任青天”。
正是凭着这股狠劲，任长霞上任后，登封市的社会秩序得到有效改善，老百姓打从心眼儿里感谢这位女局长。2003年，登封市公安局破获了重大系列盗窃耕牛案，定在案发地白坪乡召开公开逮捕大会。为了看看女公安局长任长霞，好多人从几十公里外赶来，百姓自发组织了两三万人，打出的横幅上写着一句大实话：“任局长，您辛苦了，请保重身体。”任长霞控制不住在大会上哭了，哭出了声！乡亲们更动了感情，台上台下一齐哭。男警察们鼻子都酸了，警民鱼水情啊，登封多年没有见到了！那一刻，所有干警才真正明白任长霞说的那句“公安、公安，心中只有‘公’，人民才能‘安’”的真正含义。
作为一位公安局长，任长霞无疑面临着钱、权、法的考验。自入警以来，她从事的都是有一定权力的工作，总是有人通过直接、间接的关系来靠近她，给她送去金钱、物品，但都被她婉言拒绝。她曾经在回答网友提问时说：“我一个月工资1000多块钱，足够吃饭穿衣了。”所以任长霞严于律己、清正廉洁这根弦总是绷得很紧很紧。当犯罪分子妄图用金钱开路、让她高抬贵手时，她严辞喝斥：“在我这儿没有金钱能打通的关节，只有公正的法律！”当各种说情风刮来，让她“灵活处事”时，她始终坚持原则，秉公办事，不给自己以任何可以放松的理由。
任长霞有一个美满幸福的家庭，但永远忙碌的她却很少有享受幸福的机会。因为她永远在加班、熬夜，一天24小时全忙于工作都不够用，连假日都放弃了。所以家人聚会从来不叫任长霞，大家想她，可是知道通知她她也来不了。偶尔有一次，任长霞突然出现了。全家人高兴得不知如何形容。任长霞坐在父母身边，给爸爸夹点菜，再给妈妈夹点菜……她抽泣起来。开始掉眼泪，之后声音越来越大。丈夫知道任长霞为何落泪。她累，她委屈，她愧疚，所有这一切都是用语言表达不出来的，任长霞只能哭。一次，14岁的儿子考完试，实在太想妈妈了，又想给她个惊喜，只身一人从郑州家中跑出骑自行车到80多公里外的登封来找她，走到新密市境内，自行车碰到了路边的石头上摔坏了，儿子胳膊、腿、肚子也被擦伤。当她看到儿子脸上浮着一层厚厚的煤灰，裤裆不知啥时已开缝，过年时买的一双运动鞋也裂开了口子，她一把搂住满脸泪水的儿子，心里一阵难过，她感到欠儿子的太多太多了。任长霞爱她的家庭，爱她的家人，可是为了警察这个职业，她不得不放弃自己。虽然她忙得没时间对家人表达关爱，但她却把更多的爱给了群众和百姓。大雨天，任长霞走进了崔疙瘩村的小学。土教室已经塌了一角，墙上还有个大洞。天上的雨泡着屋，屋里的水泡着孩儿，教室里的积水已经有20厘米深，村里的孩子就在这样的环境里上课。任长霞平时说话简洁，那天话更少：“停课！”一个半月后，由登封市公安局干警捐助的崔疙瘩村希望小学盖了起来。2001年5月3日，登封市大冶镇西施村煤矿发生特大瓦斯爆炸事故，13名矿工遇难。任长霞在现场处理事故。一具遗体旁，只有一个10岁出头的小姑娘抚尸痛哭。这个女孩叫刘春玉，她妈妈因心脏病突发也去世了，任长霞从此多了个靠她抚养的女儿……
编者语：
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本质要求。任长霞就是新时期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优秀典范。“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本质要求就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表明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执政资格、执政功能和为谁执政等一系列鲜明立场和坚定态度。只有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巩固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才能永葆党的先进性。把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根本要求落到实处，必须发挥领导干部特别是党的高级领导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要求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和真心实意对人民负责的精神，在各项工作各个环节中都关心群众疾苦，倾听群众呼声，深入基层、深入群众的实际生活，把人民群众的要求和愿望当做执政用权的第一信号，解决群众生产生活中的迫切问题。
任长霞从报考警校的那刻起就已经立下了将自己一生献给公安事业的誓言。她深知作为一位公安局长，对于自己的岗位、对于自己所服务的社区和民众所应承担的责任。于是抓捕残忍的犯罪分子，摧毁横行乡里的黑恶势力团伙，破获长期积累的案件，她以自己全副的精力，投入到警察的本职工作中，创造了安居乐业的社会环境，维持了一方的平安。此外，她还坚持每周接待老百姓，倾听群众呼声，解决群众难题，真正做到人民公安为人民，使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在纷繁复杂而又充满诱惑的社会环境下，任长霞始终保持一个共产党人的高尚情操和在各种诱惑面前心如止水的良好心态。她以实际行动诠释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本质要求，在人民公安这个岗位上执法为民，惩恶扬善，服务群众，清正廉洁，淡泊名利，甘于清苦，乐于奉献。任长霞精神激励着我们应该立足本职，敬业爱岗，对工作极端负责，对人民极端热忱，着力解决好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的问题，始终把党的事业和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实践中，作出应有的贡献。
三篇指痕印民心——沈浩
只要你们欢迎我，我愿一辈子留在小岗！
——沈浩
沈浩，男，汉族，1964年5月生，中共党员。1986年学校毕业后分配至安徽省财政厅综合处工作，历任省财政厅副主任科员、主任科员、副调研员等职，2004年2月作为省财政厅优秀年轻干部下派至凤阳县小岗村任党支部书记，2009年11月6日在小岗村不幸辞世。中共中央组织部追授他全国优秀共产党员荣誉称号，中共安徽省委追授他优秀共产党员、模范基层干部荣誉称号。沈浩荣获第二届安徽省道德模范、安徽省第二批选派干部标兵等荣誉称号。
安徽有一个凤阳，凤阳有一个小岗。1978年一个难忘的冬夜，18个农民聚集在一间茅草屋里，立下一个关于分田到户的字据，字里行间充满了“不再向国家伸手要钱要粮”的决心，显示着“坐牢杀头也心甘”的铮铮誓言。就是这18双手按下的一串串鲜红手印，首创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拉开了中国农村改革的序幕。然而，20多年过去了，凤阳小岗，却依然贫穷、落后，愚昧、懒惰，还有强权，令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在尴尬和绝望中煎熬着。直到一个叫沈浩的中年汉子承担了“中国第一支部书记”的职务远离亲眷，孤身一人走进了小岗，一切开始默默发生改变……
“红手印”的故事流传了20多年，小岗成了中国农村一颗耀眼的明星。然而，来到小岗的游客却人人败兴而归，并发出这样的感叹：小岗还这么穷啊？和华西村那边比差远了。不是改革开放的带头人么？就带成这个样子？这也是2004年2月，作为安徽省第二批选派干部，从省财政厅选派到小岗村担任党支部第一书记的沈浩对小岗村的第一印象。而老百姓对这个从省城来的年轻人的第一印象也没好到哪去，大家一致认为这又是一个到小岗镀镀金就走的干部。面对村民既怀疑又期盼的复杂表情，沈浩坦言面对：“小岗肯定是难搞，不然我来了就没有意义了！但是，既然来了，还后怕吗？要退缩吗？绝不！”此后的30多天里，他一头扎进了村民家里谈心，把全村108户跑了个遍。走村串户时，不时会碰到村民的冷脸，15但他从不生气；有人甚至毫不客气地说下派干部都是来捞政治资本的，他村农民人均纯收入只有2300多元。
为了改变小岗的外部环境，沈浩首先想到了修路。友谊大道是小岗村的主要道路，但还是一条土路，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村民巴望着把它改成水泥路。但负债累累的小岗村集体根本拿不出钱来。于是沈浩整天的努力，一条象征集体力量的路终于修好了，不仅仅用了20几万元的最少投资，全村每个劳动力还赚了1000多块工钱。更重要的是通过20余天的修路，把村民散了的心收回来，组织起来，凝聚起来。而这20多天却把沈浩累坏了。修路的那些日子，沈浩天天泡在工地上，和大家一起扛水泥、拌砂浆，一身泥巴一脸灰。有一次，看到刚拌好的水泥浆漏了一地，一时又找不到铁锹，他干脆就用手把水泥一趟一趟捧到路面上，弄得也只是笑笑；碰到热情的村民邀他喝碗糊糊，他总是憨憨地一笑：“还真的有点饿了，那就给我来一碗。”接过碗连筷子都不用，仰脖子一口气喝个精光，比小岗人还小岗。一回生两回熟，全村人都知道，村里来了个没有官架子的沈书记。村民渐渐开始和他拉起了家常，小岗的家长里短、所思所盼，在沈浩心里有了一本明细账：小岗村离县城直线距离20多公里，却要绕道40多公里，村庄环境差，领导班子涣散，缺乏战斗力。当时小岗廉洁自律故事天往上级的各个部门跑，终于争取到了50万的修路资金。为了省钱，沈浩找到村干部一起商量，决定由村里租机械，群众出工自己干，不仅能省钱，还能让村民挣些工钱。于是在村委会的动员下，全村不分男女老少，不分身强力壮还是体弱多病，只要是小岗人都来参加修路，都有相应的报酬，就连村里的智障者都可以做送水工而每天得到20元工钱。经过20多全身都是泥浆，手也烧起了泡……
村内的路修好了，修一条小岗村直通省道307线的快速通道，是沈浩的下一个目标。之前，从小岗到县里必须要绕行镇上。沈浩想修的这条快速通道，可以直通省道307线。这样，进出村就不必绕行镇里了。但是，修这条通道，必须在京沪铁路上建一座高架桥。要跨过繁忙的京沪铁路修一座高架桥谈何容易，更何况是为一个村修公路让火车停下来？小岗村党支部副书记张秀华说，已经记不清沈浩为这事跑了多少次北京、上海、合肥等地，跟铁路和交通部门协商了多少次。终于，小村官让大铁路“破例”了一次。在高架桥合龙的时候，这一段铁路专门为此停运了40分钟。2008年6月底，小岗村快速通道正式通车，进出村比原先缩短了20多公里路程。
路修好了，沈浩把工作目标转移到改善村民居住条件上。大严组有26户村民一直居住在茅草危房中。2005年春，国家加大了对“三农”的资金投入，沈浩抓住机遇，积极向上级部门争取，为每户村民争取到了2万元的建房补助。2005年夏天的深夜，突降暴雨，想起村民徐庆山一家还住在危房里，沈浩赶紧起身，摸把雨伞冲进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一路上，天又黑，路又滑，深一脚，浅一脚，鞋子跑掉了，他干脆拎着鞋子，一路光脚跑到徐庆山家。屋里到处漏雨，房顶上的泥灰哗啦哗啦直往下掉。沈浩跑到床边，背起一个孩子，抱着一个孩子，拖着徐庆山两口子冲出了破草屋。直到把徐庆山安排好住处，才浑身湿透地回到自己的住处。年底，四栋两层小楼房的生活区拔地而起，包括徐庆山在内的26户村民住进了160平方米的新居。徐庆山搬进新房没两天，他那破败的草屋在一个雨夜里轰然倒塌！随后，又通过每户补助2万至8万元的方式，统一规划改建了112户村民的住房。红顶白墙的两层农家小院，鳞次排列在友谊大道两侧，成了小岗村一道亮丽的风景。而沈浩仍住在村西头那间10多平方米的房子里，一张桌子一张床，一个书柜两条凳，连个普通农民家庭都不如。事实上，沈浩对自己从来都严格要求，廉洁奉公，模范遵守党员干部廉洁自律的各项规定。他生活俭朴，一直居住在村里这间简陋的平房里，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从不讲究吃穿，工作忙时，随便吃几口填填肚子，一件毛衣穿了多年也舍不得丢掉，始终保持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作风。
对沈浩来说，修路、盖房只是小岗发展的起点。在他的心中，有一整套小岗未来的发展规划。那就是“发展现代农业、开发旅游业、招商引资办工业”的三步走发展战略，他要让小岗人的腰包鼓起来。然而，这三步走的战略，却“走”得并不顺利，甚至步履蹒跚。为此，沈浩受了不少委屈。发展现代农业，必须把分散的土地集中起来，搞规模经营。2007年，村里筹建农贸市场，村民严家宏的一块地在规划调整之列。他想不通，死活不肯调整土地。沈浩数次找他做工作，还领着他到发达地区参观。经过无数次的软磨硬泡，一天午饭前，严家宏终于答应了，可吃完饭又反悔了。回到住地，这个坚强的淮北汉子，眼泪刷刷地流了下来。然而，擦干眼泪，沈浩再一次走进了严家宏家里。2009年，小岗村敬老院工程上马，需要动迁两位老人家的祖坟，他们以“地块风水好”为由拒绝搬迁。左说右劝，就是不松口，沈浩委屈得想卷铺盖走人。可是，村里的孤寡老人，年底还盼望着住进新房哪！一顿闷觉后，沈浩又大大咧咧出现在老人面前。最后，打定个主意，把两位老人拉到原地委书记家做客，请老书记到华西、南街、大寨等名村参观学习，边讨论“小岗为何发展慢”，边商量“小岗怎样快发展”，回来后又组织群众座谈交心，小岗人心底的思想疙瘩，在他那苦口婆心的合肥腔普通话里一点点融解。
小岗村的日子一天一天好起来，沈浩的身体却每况愈下。他的身体亲自出面，终于把工作做通了。当沈浩带领小岗开始探索推进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实行规模经营时，有媒体报道“小岗村要重走集体道路”，仿佛沈浩的改革是在否定“大包干”。想不通的村民也有。有人直接在会议上质疑沈浩，有人拒绝为村里建敬老院流转土地，有人不愿支持建环村北路。立在沈浩面前的，俨然是一座土地的“红色堡垒”。除此之外，村里有人喊出了“岗人治岗”的口号，有人打电话对他发出威胁。一位村民承包项目经营不善，迁怒于沈浩，竟动手打人……然而这一切都没有动摇沈浩带领村民继续走下去的决心。他带着“大包干”带头人和党员干部，来廉洁自律故事民办工业、兴商贸、科学种田，以市场经济的头脑发展种植、养殖和高效农业，发展农家乐生态旅游，小岗的经济日渐繁荣起来。村里的3000多亩土地，以每年每亩500元的价格流转出去，引进外资建成了葡萄种植园、菜业基地和生态农业园。从土地中“解放”出来的农民，洗脚上岸搞起了小商业。村民吴广德率先卖起了花生、黑豆、麦粒脆饼等小包装食是累垮的。对沈浩来说，身体每天超负荷地运转，已是家常便饭。他的房门从不上锁，不论白天黑夜，老百姓随时都可以走进房里找他办事。其他村干部看他整日太辛苦，就私下在他房门外安装了一扇铁门，想让他能多休息会儿。他看到后很不高兴，“我是农民的儿子，知道农民的难处，乡亲们找我的事再小也是大事，我们干再多的事也是分内的事。”从此，这扇铁门再也没有锁过。只要村民有事找他，无论大小，他都尽力解决。然而对于妻子和孩子，他永远都是心存愧疚却又无暇顾及。每年他都是忙到除夕才匆匆返回自己的家中。临行前还不忘登门看望困难户，自己掏钱送粮、送油，让大伙过个好年。年初二刚过，他就又赶回来给大家拜年了。两任村官，六载离家，总是和农民面对面、肩并肩。两次沈浩任满即将离职之际，小岗的村民都自发按手印联名请求省委将沈浩留下来，2006年，一封按着98个鲜红手印的联名“请愿书”，送到了省委组织部、省财政厅，请求将沈浩继续留在小岗村，带领他们再干3年。2009年9月，小岗人又按下了186个红手印，要再次把沈浩“扣”留下来。然而2009年11月6日，沈浩因积劳成疾，心脏病突发，猝然倒在了工作第一线。噩耗传来，村民们顾不上手头的农活，纷纷赶往村西头那间10多平方米的房子。86岁的邱世英老人，拄着那根沈浩送她的拐杖，一步一挪用了半个小时，也赶了过来。寒风萧萧，默默伫立在房子周围的村民，久久不肯散去。人们不愿相信，沈浩就这样突然离开了他日夜操劳的小岗。村民们突然发现，离去时的沈浩与记忆中的形象是多么不同啊：来时的白净小伙子已然不见，更像是黑瘦的农民。仅仅45岁的他，头发基本全白了，染发都不能完全遮住发根的银色。六年之间，他的壮志、他的情怀、他的心血全部给予了小岗。同事说：不谈小岗时，沈浩会一个人发呆。谈起小岗来，沈浩是神采飞扬、滔滔不绝的。2009年11月7日，小岗人第三次按下67个红手印要求将沈浩安葬在小岗村。他走得匆忙，放不下村里道路、工厂和农田，对不住家中娇妻、幼女、高堂。那一年，村民按下红手印，改变乡村的命运；如今，他们再次伸出手指，鲜红手印，颗颗都是他的碑文。
编者语：
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要求党员干部树立正确的权力观和业绩观。从小岗村民连续三次按下351个红手印诚意挽留沈浩继续留在小岗村任职的行为中可以看出，沈浩真正做到了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立党为公的“公”代表着国家和民族的公共利益，其实就是最广大人们的利益。现阶段我国最大的“公”就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执政为民的“民”就是指全国各族人民。我们所谓的“官”其实也是“民”中一员。由此看来，“公”就是“民”的根本利益，“民”就是公的创造者和享受者。只有掌握了这一点，才能找到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根本途径，就是我们党只有一心为公，才能立住脚；我们党只有一心为民，才能执好政。因此，能不能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能否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可和支持，是考查一个政党是否具有稳固执政基础的最根本标准。我们党带领人民经过艰苦卓绝的长期奋斗，建立了新中国，取得了执政地位。但执政地位的获得仅仅是一个良好开端，如何在执政过程中不断扩大党的群众基础，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使党能在错综复杂的形势下经受住各种考验则是长期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水能载舟，亦能覆舟。人民群众既是改造自然的主体力量，也是改造社会的主体力量。我们党是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取得了19政权，而未来的建设和发展更是离不开人民群众。然而我们的个别领导干部执政之后却忘记了这一点，将“政绩”、“关系”和“小圈子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只要能帮助自己高升就傍大款、傍大官，只要对自己有利，不管是“豆腐渣”工程还是重复建设一概上马，至于老百姓的利益可以全然不顾，完全站到老百姓的对立面去了。
沈浩的权力观和业绩观和这些党员干部形成了鲜明对比。虽然只是一个村官，沈浩却真的做到了关心联系群众、处处为民着想、时时不忘本职，把组织安排的岗位当做奉献的平台、敬业的舞台、人生的戏台，不求名和利，不计得与失，始终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共产党员的角色。唯有如此才能换来群众真诚信赖的手印，这是小岗村民众最庄严、最深沉、最质朴的情感表达，是对沈浩最高的褒奖，更是人民群众对党员干部最热切的期盼。沈浩以实际行动证明，入党就意味着奉献，而不是索取；当干部就意味着服务，而不是享受。我们学习沈浩，就要摒弃那种仅仅为自己、为家庭而活着的狭隘思想，摒弃那种把升官发财作为人生目标的错误权利观念，像他那样把人生的目标定位于为人民服务，从群众的需要入手，从事业的需求着手，用自己的生命实践“人生的真正价值在于奉献”的伟大哲理。
青山处处埋忠骨，一腔热血洒高原——孔繁森
老是把自己当珍珠，就时常有怕被埋没的痛苦。把自己当泥土吧！让众人把你踩成路。
——孔繁森
孔繁森，1944年出生于山东聊城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1961年7月于聊城技校毕业后，应征入伍，196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69年复员后回到聊城，任聊城技工学校革委会副主任。1971年到聊城地委生产指挥部工作。曾任共青团聊城地委常委。1975年3月，任中共聊城地委宣传部副部长。1979年7月赴西藏自治区，任中共岗巴县委副书记。1981年4月回聊城，历任中共莘县县委副书记，聊城行署办公室副主任、党组成员，聊城地区林业局局长、党组书记，聊城行署副专员、党组成员。1988年，再次赴藏，任拉萨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党组副书记。1992年11月，调任阿里地委书记、阿里军分区党委第一书记、政协阿里地区委员会主席。1994年9月，被国务院授予“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先进个人”称号。1994年11月29日，在带领工作组赴新疆塔城地区考察时，不幸以身殉职，时年50岁。江泽民同志于1995年4月29日亲笔题词“向孔繁森同志学习”。中共中央组织部追授孔繁森“模范共产党员”、“优秀领导干部”的称号。
两次进藏，他选择了把自己的一腔热血洒在青藏高原。历时十载，他的人格和情操使千万人的心灵为之震撼。
1979年，孔繁森第一次赴西藏工作。之前孔繁森正担任中共聊城地委宣传部副部长。他知道号称“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高寒缺氧，气候恶劣，当地的经济发展比较缓慢，群众生活十分贫困。而孔繁森的家中上有80多岁的老母亲，下有三个仅几岁大的孩子，他的妻子王庆芝体弱多病，生活非常艰难。即便如此孔繁森仍然选择欣然赴藏，因为这是祖国和人民的需要，这是党的召唤，他知道西藏更需要像他这样年富力强的干部。于21年。一起收割、打场、挖泥塘，与当地群众结下了深厚的情谊。有一次，他骑马下乡，从马背上摔下来，昏迷不醒，当地的藏族群众抬着他走了30里山路，把他送到医院抢救。1981年，孔繁森奉调离开岗巴时，藏族同胞依朽的情谊。
年近九旬的老母，生活已不能自理；三个孩子尚未成年，需要有人照看。孔繁森一走，家庭的全部重担就又要全部落到体弱多病的妻子身上。怀着对亲人的内疚之情，一天，孔繁森对妻子王庆芝提出带孩子上北京玩玩的想法。这想法让妻子倍感疑惑，因为别说北京，就连聊城，整日忙碌的孔繁森也没带家人玩过。从北京回来后，王庆芝终于明白了丈夫再一次要离开家去西藏了。深明大义的她没有阻拦，而是默默地为丈夫打点行装……
他做通了家人的思想工作，告别了家乡和亲人，在西藏一干就是三孔繁森进藏本来是作为日喀则地委宣传部副部长选调的，报到后，区党委见他年轻体壮、意气风发，决定改派他到海拔4700多米的岗巴县担任县委副书记。征询他的意见，回答仍很痛快：“我年纪轻，没问题，大不了多喘几口粗气。”为了在农牧区推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带领群众脱贫致富，他亲自到一个乡试点，又把经验在全县推广。在岗巴3年，他几乎跑遍了全县的乡村牧区，每到一地就访贫问苦，宣传党的政策，和群众廉洁自律故事依不舍地含泪为他送行。正是这三年的工作让孔繁森和西藏人民结下了不1988年，山东省再次选派进藏干部，组织上认为孔繁森在政治上成熟又有在藏工作经验，便决定让他带队第二次赴藏工作，当问他有什么困难时，他依然还是那句老话：“我是党的干部，服从组织安排”。然而此时他第二次调藏工作，孔繁森担任拉萨市副市长，分管文教、卫生和民政工作。当时孔繁森的母亲年迈、3个孩子尚未成年、妻子体弱多病。即便在这种情况下，他仍然克服困难，再次带队进藏。为了发展当地教育事业，他跑遍了全市8个区县所有公办学校和一半以上的乡、村办小学，拉萨的适龄儿童入学率从45%提高到80%。孔繁森对于分管的卫生和民政工作也同样的投入，全市56个敬老院和养老院，他走访过48个，给孤寡老人送去了党和政府的温暖。他经常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我每见到这些孤寡老人，就像见到我远在家乡的老母亲，照顾好这些老人，也就是为我的老母亲尽孝了。”西藏偏远地区医疗卫生条件较差，孔繁森第一次进藏工作时，了解到农牧区缺医少药的情况，1988年，他第二次赴藏时随身的22物品里就多了一个小药箱，每次下乡时，他都用自己的钱购置药品装满小药箱，工作结束后，他的身边总围着一群等候看病的农牧民，他认真地听诊、把脉、发药、打针，直到小药箱空了为止。一个医药箱虽然解决不了所有问题，但对接受治疗的患者来说，却往往是性命攸关。此外，为了结束尼木县续迈等三个乡群众易患大骨节病的历史，他几次爬到海拔近5000米的山顶水源处采集水样，帮助群众解决饮水问题。
1992年，拉萨市墨竹、工卡等县发生强烈地震，孔繁森在羊日岗乡的地震废墟上，领养了三个失去亲人和家园的藏族孤儿：12岁的曲尼，7岁的曲印和只有5岁的贡桑。一个人孤身在外，既要工作，又要带孩子，辛苦和劳累可想而知，晚上工作了一天的孔繁森回到家里，先要给孩子们做好可口的饭菜，然后再教他们读书识字。节假日，只要空闲，他总是同孩子们一起娱乐，上街给他们购买衣物和书籍。收养孤儿后，孔繁森在生活上更加拮据，1993年的一天，他悄悄地来到西藏军分区总医院血库，要求献血，其实他是为了孩子们来卖血，就这样孔繁森三次以“洛珠”的名义献血900毫升，900毫升鲜血蕴含了孔繁森对这三个藏族孤儿深深的爱啊。
1992年底，孔繁森第二次调藏工作期满，西藏自治区党委决定任命他为阿里地委书记，这一任命意味着孔繁森将继续留在西藏工作，面对人生之路又一次重大选择，他毫不犹豫地服从了党的决定、人民的需要。阿里地处西藏自治区的西北部，平均海拔4500米，被称为“世界屋脊的屋脊”。阿里的面积相当于两个山东省，而人口仅有6万，地广人稀，这里常年气温零度以下，最低温度达零下40多度，每年7至8级大风占140天以上，恶劣的自然环境、艰苦的生活条件使许多人都望而却步。
1993年春天，年近50岁的孔繁森赴任阿里地委书记，为了摸清阿里的情况，孔繁森深入调查研究，逐县、逐区、逐乡地跑，实地考察、求计问策，与当地干部一起寻找带领群众脱贫致富的路子，在阿里不到两年的时间里，他跑遍了全地区106个乡中的98个。阿里是西藏最偏僻和平均海拔最高的地区，外出时常常一天也看不到一个人影。他们饿了就吃口风干的牛羊肉，渴了就喝口山上流下来的雪水。旅途中虽然艰苦，孔繁森却很乐观，并风趣地对随行人员说：“快尝尝，这是上等的矿泉水，高原没有污染，等我们开发出来了，让外国人花美元来买！”经过对沿途措勤、改则和革吉三个县的实地调查，孔繁森透过这些地方贫困落后的现状，看到了当地蕴藏的巨大优势，即丰富的畜产品和矿产品资源。他兴奋地对同行的同志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我国的经济必将进入一个新的快速发展时期，对原材料的需求将进一步增长。这对有着丰富资源的共呼吸”的条幅赠予孔繁森。1994年初，一场罕见的特大暴风雪席卷了阿里高原，在孔繁森的带领下，地委、行署迅速组织了十多个工作组分赴各灾区。厚厚的积雪封死不让泪水流出来，猛地转身回到越野车上脱下自己的一套毛衣毛裤，递给那位老阿妈。老阿妈伸出已经冻僵的双手，接过那还带着体温的毛衣，嘴唇颤抖着久久说不出一句话。救灾途中，超负荷的工作和长时间的高山反应，使他本来就带病的身体更加虚弱。2月27日的凌晨，孔繁森躺在革吉县曲仓乡一座牧民的帐篷里，剧烈的头痛使他怎么也睡不着，他感到心跳加快、胸闷气短、天旋地转。有着高原生活经验和医学常识的孔繁森，预阿里来说，无疑是一个极好的发展契机。我们一定要抓住这个有利时机，加快阿里经济发展的步伐。在广泛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阿里经济发展的思路在孔繁森的脑海中渐渐清晰起来。在孔繁森的勤奋工作下，朗久地热电厂、山羊绒梳绒厂和鱼骨粉加工厂、硼矿脱水厂、水泥厂等相继建立起来。阿里经济有了较快的发展。1994年，全地区国民生产总值超过1.8亿元，比上年增长37.5%；国民收入超过1.1亿元，比上年增长6.7%。在阿里，孔繁森同时兼任阿里军分区党委第一书记，他为阿里的军队建设倾注了大量的心血。早在1990年，迟浩田将军就曾写下“心连心，同命运，廉洁自律故事了道路，他们就用铁锹挖，用汽车碾。大家只有一个信念：尽快把党和政府的关怀送到灾区。孔繁森还迎着暴风雪到受灾最严重的改则县和革吉县指挥救灾。他挨家挨户地走访灾民，分发救济粮和救济款。孔繁森看到一位藏族老阿妈把外衣脱给了在风雪中哀嚎的小羊羔，自己却在零下20多摄氏度的严寒中冻得瑟瑟发抖，他的眼睛湿润了。”他用手捂住脸，强忍着感到死神正在朝他逼近……可是，让他放心不下的是远在山东的老母亲、妻子和儿女，他艰难地支撑着病体，打开手电筒在笔记本上给公务员小梁写下了这样的交待：“小梁，不知为什么我头痛得厉害，怎么也睡不着。人有旦夕祸福，万一我发生不幸，千万不能让我的老母亲、家属和孩子知道，请你每月以我的名义给家里写一封报平安信……我在哪里发生不幸，就把我埋在哪里。”这哪里是什么交待啊，这分明是孔繁森提前写好的一份遗书啊！然而，这一夜孔繁森没有倒下，终于挺了过来。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奋战，阿里人民终于战胜了这场罕见的雪灾，全地区没有冻死、饿死一个人，而年仅50岁的孔繁森却苍老了许多，黑瘦了许多，他的头发过早地灰白了。
为了加速阿里的发展和振兴，1994年11月，孔繁森带领阿里工作组赴新疆塔城考察边贸工作，途中他在4页便笺上拟就了“关于阿里发展的12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可谁又会想到这竟成了他留在高原的绝笔。1994年11月29日，他为了制定把阿里地区的经济带上新台阶的规划，准备在最有潜力的边贸、旅游等方面下工夫。为此，他带领有关部门，亲自到新疆塔城进行边贸考察。在完成任务返回阿里途中，一场车祸无情地夺去了孔繁森宝贵的生命，时年50岁。
在孔繁森的葬礼上，悬挂着一副挽联，形象地概括了孔繁森的一生：“一尘不染，两袖清风，视名利安危淡似狮泉河水；两离桑梓，独恋雪域，置民族团结重如冈底斯山”。孔繁森一生清正廉洁，从不利用职权搞特殊、谋取个人私利。1986年，孔繁森担任聊城行署办公室副主任，用车本来很方便，可元宵佳节，他却借来地板车推着年迈的老母亲上街观灯赏景。1991年，已是聊城地区行署副专员的孔繁森，新盖的专员住房本来有他的一套，他却让给了其他住房困难的同志，自己仍然住在简陋的房舍里。在西藏，孔繁森吸烟只吸几毛钱的低档烟，一次，孔繁森到阿里党校讲课，党校的同志在桌子上放了两盒红塔山香烟，孔繁森却批评道：“在阿里一斤羊毛4块8毛钱，一盒红塔山却20元钱，吸一盒红塔山，四五斤羊毛就烧掉了！”1994年7月，孔繁森带领阿里的同志到北京跑项目，一连数日，他和同志们都在街头的小摊上吃面条，随行的同志觉得一个地委书记吃小摊不雅观，可孔繁森却郑重地说：“咱阿里太穷，想想咱们那里还不富裕的群众，大鱼大肉咱能吃得下吗？”孔繁森殉职以后，在他的遗物中还有数千元的各种发票，这些发票在他任职期间完全可以签字报销，然而他却严格地把握了公与私的界限。除此以外，遗物中仅有一个袖珍收音机、几件简单的换洗衣服和8块6毛钱。谁会相信，这竟是一个地委书记的全部家当。这就是孔繁森留下的遗产，体现出一名共产党员的高尚情怀。
孔繁森在藏工作十年间，早已深深爱上了西藏人民和那里的山山水水，而西藏人民也深深地爱上了这个全心全意为老百姓服务的好干部。当孔繁森的儿子孔杰怀抱着父亲的骨灰送往灵堂时，来自各地的父老乡亲们都纷纷跪倒在地，连声哭喊着“繁森”的名字泣不成声……
编者语：
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重要保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创举，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民梦寐以求的目标。一个符合民意的目标的提出，并不等于就能够得到民心。老百姓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还要看我们的党员干部在这个目标下如何行动，是不是真心实意在为老百姓谋幸福。目前，我们党内的部分党员干部不是为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着想，而是在为自己的暴发想办法。为了一己之私利，贪污腐化，不惜损害人民群众的利益，完全丧失了共产党人应有的品质。他们的所作所为完全背离了党的宗旨，失掉了民心，更不利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伟大目标的实现。从这个意义上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就是中国社会目前最大的“公”。孔繁森是新时期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过程中涌现出来的勤政为民的党员干部的典范。孔繁森用自己的生命书写了共产党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新篇章，为新时期党员领导干部树立了光辉榜样。
“一尘不染，两袖清风，视名利安危淡似狮泉河水；两离桑梓，独恋雪域，置民族团结重如冈底斯山”。这副挽联既道出了藏族人民对孔繁森的怀念，也道出了他为人为官的崇高境界。一个人爱的最高境界是爱别人，一个共产党员爱的最高境界是爱人民。在孔繁森的一生之中，他始终与人民同甘共苦，其心切切，其意拳拳，充分体现了一个党员干部对群众的爱，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爱，对祖国的爱。他把自己的人生价值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紧密结合起来，多想群众少想自己、多想事业少想名利。正是这种无私的爱、纯粹的爱感动了西藏的老百姓，也感动了全中国。
永不褪色的旗帜——史来贺
共产党是为着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让人民都过上好日子而奋斗的；做不到这一点
就没有尽到职责。
——史来贺
史来贺，出生于1930年，河南省新乡市刘庄原党委书记，全国著名劳动模范。20世纪50年代，史来贺的名字就响遍全国。他以共产党人的奉献精神与满腔热情帮助群众树立起战胜贫困的信心。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史来贺带领群众向高科技进军，建起全国最大的生产肌苷的华星药厂。运用新掌握的领导科学和管理知识，史来贺带领刘庄形成了以农促工、以工建农、农工商并举的商品经济的新格局。史来贺2003年4月23日在河南新乡逝世。他多次被授予全国民兵英雄、全国植棉能手、全国特级劳动模范等光荣称号，曾经9次受到毛泽东接见。
河南省新乡县刘庄村，曾是一个在中国的地图上找不到的微不足道的小村庄。50年前，它因为贫穷而名动十里八乡。50年后，它又因为富裕而成了河南乃至中国大地上的一面旗帜。实现这一历史性巨大转变的就是刘庄村党支部书记史来贺。
1952年，年仅21岁的史来贺，挑起了带领全村人治穷致富的重担。刘庄地处豫北黄河故道。解放前，人穷地穷村子穷，700多块“耷拉头”、“盐碱洼”、“蛤蟆窝”，横陈在村子周围，成了刘庄贫穷的象征。面对翻身解放后仍被贫穷、饥饿困扰的农民兄弟，史来贺的心头像压了一块石头：“党领导人民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让大家都过上好日子，如果群众一直过不上好日子，那就是咱共产党人没本事！”那时候，刘庄的粮食亩产只有100来公斤，群众温饱问题还没有解决。为了改变生产条件，1953年春天，史来贺带头建起初级社之后，随即带领全村群众打响了平整土地的战斗。全村男女老少齐上阵，肩挑、车拉、人抬，起冈填沟，拉沙盖碱，用了20年时间，把全村土地改造成四大方旱能浇、涝能排的良田。平地改土投工40多万个，搬土200多万方，要是一方方接连排起来，可以从北京排到广州。在平整土地的基础上，他们又开河挖渠，修桥建闸，打井架基础。
当年，刘庄实现了皮棉亩产53.5公斤、粮食亩产215公斤的好收成，创造出有史以来的最高水平。刘庄一跃成为全省和全国的先进典型。在全国棉花会议上，周恩来拉着史来贺的手，鼓励说：“千亩棉花亩产百斤以上，你们带了个头，希望你们高产再高产，彻底改变贫困面貌，给全国树立个榜样！”史来贺牢记周恩来的嘱托，带领全村干部群众紧抓农业不放松，为夺取粮棉高产，实现共同富裕不懈努力。
电，硬化渠道，使田间工程配套，为农业稳产高产、优质、低成本打下了1956年，区里要求“并大社”，要将夏庄乡所辖的8个村20多个初级社合并成一个高级社。史来贺和刘庄的党员群众认为，成立大社条件不成熟，不如一村一社有利于发展生产。于是刘庄村自己成立了高级社，从而促进了生产的大发展。那年秋季，连降大雨，刘庄收割到场的小麦发霉生芽，大片大片的秋作物被积水浸泡而死。眼看颗粒难收，村民们准备外出逃荒。史来贺和村上的党员干部一起做群众工作，他对大家说：“如今是新廉洁自律故事过年的时候，家家户户吃上了白面馍和饺子。人心更加稳定、更向集体在实现刘庄农业由低产变高产的过程中，史来贺不满足老经验，决心钻研新技术，取得领导生产的主动权。1957年春，他扛起行李，把办公室搬进棉花试验田。在那里，他不顾风吹日晒，夏暑冬寒，反复进行试验。如何让刘庄群众富起来，史来贺琢磨来琢磨去，又看中了畜牧业。”
1964年，当时集体的家底还不厚实，史来贺花90元钱从新乡买回3头小奶牛，后来派人到新疆买回27匹母马。经过精心饲养，3年后，这个由3头小奶牛起家的小畜牧场迅速发展成为拥有上千头牲畜的大畜牧场，成为刘庄发展商品经济的突破口。接着，史来贺带领刘庄人又陆续建起了食品厂、造纸厂、淀粉厂等，不仅有效转移了剩余劳动力，还为集体积累了大量的财富。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使刘庄人感到了前所未有的舒心与畅快。在史来贺带领下，刘庄经济发展步入了“快车道”。1985年，史来贺和村党支部其他成员经过反复考察，决定引进一项高科技生物工程，建设28一座全国最大的生产肌苷的制药厂——华星药厂。“这高、精、尖项目，咱‘泥腿子’能搞成？”有人担心“打不到狐狸惹一身骚”。史来贺还是那句话：“事在人为，路在人走，业在人创。人家能干成的东西，咱们为啥干不成？”1986年5月20日，刘庄人自己设计、安装的华星药厂正式投产。打这起步，刘庄人创业的步伐迈得更快、更大了：1990年，筹资7000万元开始了华星药厂第二分厂的建设；1993年，建成青霉素钾、青霉素钠生产线；1995年，开始生产红霉素；1998年，氨苄青霉素投入生产；1999年，技术含量更高的生物发酵分厂破土动工……高科技为刘庄带来了可喜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拥有医药、机械、造纸、食品等6个企业，车队有各种车辆100多部、动力机械700多台（部）。农业生产实现了机械化、水利化和科学种田。95%的劳动力转移到第二、第三产业，初步实现了农村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农民知识化、生活城市化。2000年，全村各业产值3.5亿元，净固定资产4.8亿元、人均纯收入6500元。全村共有341户，户均在银行存款15万元左右。刘庄农民的生活水平在不断提高。家家有彩电、冰箱、空调等全套家用电器，住进集体统一建的双层和五层楼房，人均住房35平方米，还享受看病、上学等十多项免费福利。刘庄人从刘庄的发展变化中切切实实感受到了共产党的先进性和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为全面提高刘庄人的素质，刘庄投巨资建起了高标准的学校，使村里的娃娃不出村就可以受到从幼儿园到高中的系统教育。在选拔有培养前途的优秀青年到高等院校、科研单位进修的同时，刘庄又邀请大专院校到村里办班。村里建起了科技大楼、卫星地面接收站和电视差转台，开办了图书馆、阅览室和青年民兵之家，每年订阅500多份科技报纸杂志，为村民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创造条件。在刘庄，还有几项不成文的规定，就是高中不毕业者不安排工作，没有高中以上文化的姑娘没资格嫁到刘庄来；新过门的媳妇，必须到科研队接受几个月的科技培训，经考试合格后才能安排工作。史来贺坚信“知识就是力量”。他对大家说：“新时期党对咱提出了新要求，咱必须树立新观念、学习新本领、增长新才干！”知识，使刘庄人思维敏捷，观念更新，朝气蓬勃。
50多年来，史来贺始终与全村党员干部群众同呼吸，共命运。长期以来，史来贺为改变刘庄面貌，实现共同富裕的奋斗目标，矢志不渝。搞农业，他与群众一起起早贪黑，心往一处想，汗往一处流；办企业，他与技术人员一道进行市场调查，组织论证，搞试验，攻难关，呕心沥血；刘庄的每一块田地、每一个企业，刘庄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石，都凝聚着他的29心血和汗水。史来贺当干部，从不计较个人的名利得失。只要对集体事业有利，对发展集体经济有利，对群众有利，他都乐意去干。
凡事总是先为群众着想，宁肯自己吃亏不能让群众吃亏，早已成为史来贺多年的习惯。史来贺一生中有多次升迁的机会，而他却一次又一次地选择了刘庄。史来贺一直按群众的平均水平拿工分，上级规定给干部的补贴工资，他一个也不要。1965年，他任县委副书记，县里开始给他发工资。这时候刘庄的分配水平还不高，史来贺把县里发的工资交到村里，和村民一样拿工分。刘庄的分配水平大幅度提高以后，史来贺又放弃了拿村里的分配，开始拿起了县里的工资。1976年，史来贺带领村民自筹资金要给每家每户盖成独门独户的二层小楼。他把劳力分为两支，一支搞生产，一支搞建筑。一到晚上，男女老少齐上阵，加班加点建楼房。砖瓦自己烧，砂土水泥自己运，缺少瓦工，就请来瓦工师傅，边教边干，妇女们登上了脚手架，掂起瓦刀垒墙。一天，史来贺正在往脚手架上摞砖，心脏病突然发作，晕倒在工地上。正在干活的群众急忙围拢过来抢救，大家满含热泪说，“史书记的病都是累出来的，他再不住院，俺们可不依。”大伙硬是强迫他住进了医院。在历尽千辛万苦之后，第一批新房建成了。村民们要建房出力最大、操心最多的史来贺先搬进去住。史来贺召开大会说：“搬新房先群众，后干部。群众中谁住房困难谁先搬。”就这样，盖好一批，搬迁一批。直到6年以后，史来贺才和最后5户一起搬进新居。史来贺搞企业出名后，一家公司请他当名誉经理，还送来半汽车礼品，被他婉言谢绝。他经常说：“咱刘庄不能搞歪门邪道。不走正道，富了也不文明，也不光彩！”他对自己要求很严，对家人“约法三章”：一不准搞特殊；二不准廉洁自律故事谋私利；三不准脱离群众。
史来贺为了刘庄的发展，为了刘庄群众的富裕吃了一辈子亏，换来的是刘庄群众对党组织的无限信赖，换来的是基层党组织在群众中的凝聚力、感召力和战斗力。现在的刘庄，党员无私奉献，群众一心为公。在工厂，每一个工人都热爱自己的岗位，自愿加班加点，搞技术攻关；在农场，现代化的机械奔驰在田间，收获庄稼、耕耙播种，那些退休老人主动把烧好的茶水送到地头……信念坚定，意气风发，这便是以史来贺为代表的刘庄人的精神风貌！
编者语：
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关键点在于如何落到实处。在史来贺身上我们恰恰看到了一个真正将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落到实处的公仆形象。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不是一句口号，更不能仅仅停留在一般要求上。有的党员干部以为自己既不谋私，又能廉洁自律就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其实不谋私不等于立党为公，不贪污也不等于执政为民。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要求比不谋私、不贪污要高得多。对于各级领导干部来说，把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要求落到实处，关键在于努力写好“为民”两个字。“为民”就是心系百姓，要围绕人民群众最现实、最关心、最直接的利益来落实工作，努力把经济社会发展的长远战略和提高人民群众生活水平的阶段性任务统一起来，把实现人民的长远利益和当前利益结合起来。“为民”的基本要求是深入实际、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切实做到体察民情、了解民意、集中民智、珍惜民力，真心诚意地为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只有坚持群众利益无小事，时刻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挂在心上，才能在工作中做到时刻关心群众的愿望和要求，才能把人民群众的聪明才智凝聚和发挥出来，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由此可见，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需要我们的党员干部必须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不追求轰动效应的大手笔、大政绩，踏踏实实地一件、一桩、一家、一户地去做、去落实。凡是涉及群众的切身利益和实际困难的事情，再小也要竭尽全力去办。
在史来贺带领刘庄人由贫穷到富裕的奋斗过程中，我们看到的恰恰就是这样一个踏踏实实体察民情、了解民意、集中民智、珍惜民力，真心诚意地为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的党员干部形象。其实早在一百多年前，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们创建巴黎公社的时候，就怀着政府公务人员都是人民公仆的美好憧憬。中国共产党执政以后，这一憧憬变成了现实，公仆精神将在各级领导干部中不断得到发扬光大。在史来贺身上我们也看到了这种立身不忘做人之本、为政不移公仆之心、用权不谋一己之利的公仆精神。史来贺把献身党和人民的事业作为人生的最高追求，忠实地履行了共产党人的职责，以崇高的思想境界和突出的业绩，把一个一个贫穷落后的小村庄搞得风生水起。在他身上闪耀着理想的光辉，闪耀着实事求是、为民造福的精神力量。他是一个将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真正落到实处的优秀党员干部。
为人民鞠躬尽瘁的孺子牛——牛玉儒
官做多大才算大啊，关键是给老百姓做点事情。
——牛玉儒
牛玉儒，1952年11月出生于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一个革命干部家庭。1970年5月在通辽县农村插队锻炼。1971年12月在哲里木盟盟委办公室工作。1975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77年3月担任通辽县莫力庙公社1996年11月任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委副书记、市长。2001年2月任内蒙古自治区副主席、政府党组成员。2003年4月任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常委、呼和浩特市委书记。牛玉儒同志是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2004年8月14日因积劳成疾英年早逝。
在牛玉儒27年的“为官”生涯中，有两次任职最为重要：包头市市长为人民鞠躬尽瘁的孺子牛——牛玉儒官做多大才算大啊，关键是给老百姓做点事情。廉洁自律故事党委书记。1978年2月在中央民族学院干部培训班政治专业学习。1979年7月在内蒙古自治区哲里木盟委员会组织部工作。1980年5月调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办公厅工作。1983年3月在内蒙古自治区纪律检查委员会先后任秘书、秘书长、常委，其间于1987年9月至1989年11月在内蒙古管理干部学院行政管理专业学习。1989年11月开始，先后任内蒙古自治区政府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政府党组成员，秘书长兼办公厅党组书记。和呼和浩特市市委书记。这可能是他工作最累、付出最多、耗费精力最大的两个职务，同样也是给他带来最大成就感的岗位。巧合的是，这两次任职都是“受命危难”，重担在肩。每次牛玉儒都二话不说，承担起党的重托，并以自己奋发有为、开拓进取的精神，兢兢业业，勤政为民的实干，改变了两个城市的面貌，赢得了两市人民的拥戴，也为自己的“为官”生涯呈上最出色的答卷。从中，折射出一个以党的事业为重，以为人民服务为毕生追求的领导干部的精神境界、内在修养和人品道德。
1996年11月，自治区党委决定牛玉儒出任包头市市长。这时的草原钢城刚刚经历了一场大地震，国有大中型企业多数不景气，下岗职工堵着政府大门找饭碗……此时的牛玉儒在内蒙古自治区政府秘书长、办公厅党32组书记任上已经3年，工作驾轻就熟，上下关系协调。有好心人劝他说：“反正是平级职务，何必跑到包头受那么大累？”但牛玉儒不这么想，他说：“当官，不就是要多做些事嘛！”临行前，他到多年相交的原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珍家里告别。把酒聊天，他说出自己的心里话：“我虽然做厅级干部多年，但一直在区机关，现在有机会在一个全新的平台上工作，是最好的锻炼。”
在当包头市长的4年时间，牛玉儒在市委的领导下“心系群众，勤政为民，在经济建设、改革开放、城市建设、改善人民生活等方面，提出并实践了一系列具有创新性思路和措施，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为包头市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这是官方评价，准确地概括了他在包头市的政绩。但若要走到包头市的干部、群众中，可以听到更直观、更让人有感觉的记忆——比如包钢、包铝、鹿王、稀土高科、华资实业等名牌企业走向集团化、提升竞争力的历程，北京锡华等诸多中外企业落户包头的经历；再比如30年来一直想解决却始终未得而终于在牛玉儒手上圆满完成的“城中村”拆迁，4年盖了前46年总和的居民住宅的惊人数字；以及宽阔畅通的城市道路、免费开放的公园、遍布全市的绿地广场、甚至广场上与人和谐相处悠然自得的梅花鹿，都可以告诉人们这位前市长的故事。当然，还有令包头人极为自豪的联合国人居中心“2000年迪拜国际改善居住环境最佳范例奖”、“良好范例”的称号。包头市的普通百姓，不分老少，提起牛玉儒都说他“是个好市长”。
无独有偶的是，2003年4月“非典”期间牛玉儒调任呼和浩特，又一次“临危受命”，又一次面临“轻与重”、“难与易”的选择。当他在遥远的云南边陲接到“立即返回”的电话时，正兴致勃勃地带着一行人考察当地的边贸情况。作为主管外经贸的自治区副主席，他心里盘算的是取人之长，大力促进内蒙古的边贸发展。对于这次调任，好友纷纷相劝说：“现在各方面工作都特别顺了，在自治区继续干，肯定出成绩。可去呼市工作，万一出点什么事，这不把以前的成绩毁了吗？”然而牛玉儒却说：“关键时刻、关键问题考验一个干部。”所以面对大家都知道“不好干”的调任，牛玉儒不计个人利弊得失，第二次选择了“服从组织安排”。他对关心此事的刘珍说，复杂局面靠“公心”，工作困难靠实干。呼市工作虽说难度大，但现在有西部大开发的好时机，有前任领导打下的好基础，“我还能好好再干一番事情，让呼市发展更快些。”抱着这样的宏愿，牛玉儒走马上任。上有自治区党委的重托，下有对200万呼市人民的承诺，牛玉儒为了加快这座首府城市的发展，改善城市的面貌，提高人民群众的收入水平33和生活质量，呕心沥血，殚精竭虑。
牛玉儒到包头时，包头刚经历了里氏6.4级破坏性地震，城市如同废墟。地震使近百万人住在临时防震棚内，居民住宅损毁527万平方米。包头市直接经济损失达40.65亿元人民币，间接损失数十亿元，史称“5·3地震”。那时最重要的是重建家园。这个时期，包头市财政艰难，搞城市建设面临资金窘境。牛玉儒带领政府班子，以“经营城市”的观点，广泛吸引社会资金参与城市建设。从新中国成立到1996年地震，包头居民住宅楼建筑面积不到1000万平方米，而自牛玉儒到任的4年间，包头市新建住宅楼面积就达1100多万平方米，建了比新中国成立后46年内更多的楼房。而当牛玉儒调离包头时，这个城市的建设和经济发展，都已能傲视群雄。
牛玉儒非常关心群众生活疾苦。云瑞军1990年7月毕业于武汉市江汉大学英语系，分配到呼市16中任英语教师。后来在16中教导处从事教学管理。每年假期，他兼职到多家旅行社做导游、翻译。云瑞军的这些行为被认为是下海经商，他离开了学校。今年是云瑞军的母校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学校建校周年校庆，他想回到母校，重新开始自己的教师生涯。但办理手续上遇到了困难。于是，他给牛玉儒写了封信表达自己的请求，希望调到母校土默特学校任教。云瑞军没想到，他的信竟会被送到牛书记手里，更没想到牛书记在身患绝症的最后时日，还为他的申请报告作了批示。当时，他已经重病在身，在第三次化疗过后，他不顾身体的极度衰弱，回到呼市，参加并主持呼市市委九届六次全委会。这天，他走进市委大楼自己的办公室，处理了一些日常文件，然后打开了报送的群众来信来函……这是牛玉儒最后一次批示群众的来信来函。
牛玉儒关心群众，尤其重视解决群众反映的实际问题和困难。他经常对下面的干部们说：“老百姓是最不容易的！”去年7月的一天，蔡桂兰到自家附近的东瓦窑菜市场买菜。无意中看到一个人戴着墨镜在市场里转，很像牛书记。她大为惊讶，几步赶过去仔细一看，果然是他！蔡桂兰是内蒙古第二毛纺厂退休工人，2003年因社保问题曾多次到市委反映意见，也找过牛玉儒，所以她认得牛书记的样子。蔡桂兰不由得叫出了声：“牛书记！”牛玉儒一下看见她，赶紧示意她小声点。牛玉儒说：“别叫我牛书记，大家听见了围上来不好。我就是随便看看，你就叫我牛老弟，我叫你蔡大姐，好不好？”回到家后的蔡桂兰，不停地在屋里转。女儿很奇怪，说：“妈，你咋了？”蔡桂兰自言自语地说：“我头一次见这样的书记，他管我叫蔡大姐。”如今和许多退休工人坐在一起说起牛玉儒，蔡桂兰眼圈红了：“他可真是咱老百姓的平民书记！”
牛玉儒一直坚持百姓的事没有小事。2003年4月，牛玉儒被任命为呼和浩特市委书记。现在的呼市建委主任孙建华说，牛玉儒把呼市当做自己的家一样关心和装点。孙建华随时都可能接到牛玉儒的电话。只要牛玉儒发现什么问题或想起什么问题，就会立刻给孙建华打电话。在孙建华的记忆中，有数次被牛玉儒“批评”的记录。有一次牛玉儒检查便道铺装，发现刚铺了一个多月的方砖已裂缝。他非常生气地对孙建华说：“这都是老百姓的血汗钱呢，每一分都该用好，我们本就不发达，你们这样做，良心何在！”2004年3月，孙建华还因为一个井盖挨了牛书记的“骂”。那天孙建华接到牛玉儒的电话，电话里牛玉儒气呼呼地说：你以为一个井盖是小事吗？那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原来，牛玉儒在街上发现了一个开着的井盖。一个星期六的晚上，牛玉儒把孙建华叫到一些小街巷。牛玉儒说，你看这些小巷子这么黑，学生放了学多不安全。后来，呼市46条小街巷都安装了路灯，100多条小街巷得到重新治理。
在牛玉儒的一生当中，他始终坚持廉洁奉公，严于律己，对家属子女从严要求。多少年来，牛玉儒在亲戚眼中就是有名的“六亲不认”。牛玉儒的5个兄妹，至今全是普通百姓。妹夫几年前下岗，妹妹打来电话求助，牛玉儒说：“这事三哥我不能管，下岗是个普遍问题，你们要自己多想想办法，给别人带个头。”二哥的孩子想找份工作，有人说：“你叔叔在自治区当领导，让他说句话不就行了？”二嫂千里迢迢找来。牛玉儒把二嫂接到家，热情款待。但一听这事，一口回绝：“这样的事不要找我！”二嫂当时就哭了。事情最终还是没办成。最后，孩子靠自己努力，进了一家企业工作。牛玉儒得知后非常高兴。不少老家的亲戚朋友听说牛玉儒当大官了，去找他办事，他总是婉言拒绝，然后让妻子好好招待，领他们上街逛逛，带上路费，送他们上车。牛玉儒对每一个亲朋都一视同仁，大家也就逐渐理解了，不难为他了。清廉家风源于家人的支持。对家人，牛玉儒约法三章：不准开门，不准收礼，不准说情。无论任自治区副主席，还是做市委书记，牛玉儒家门前总是“访客”不断。倘是送礼的，家人劝其把礼品拿走，有事到办公室说；若是上访户在家门口等，牛玉儒就让爱人把他们让进来，沏茶倒水。妻子谢莉佩服丈夫那投入的工作热情，从不理解到理解，别人谈起焦裕禄、孔繁森这些公而忘私、忘我工作的典型，认为生活中不可能有这样的人时，她就会在心中默默地辩解：“有的，有的，真的有这样的人！”牛玉儒同志的清廉家风留给了我们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牛玉儒在任期间，全身心投入到包头市的发展建设当中为民造福。当他离开时，呼和浩特市GDP增速为29%，在全国27个省会城市中居首位。城市人均收入增长25.6%，农民人均收入增长33.7%。老百姓的生活质量提高了，居住环境改善了，工资也涨了，这一切都在悄悄地诉说着什么……
编者语：
人民群众看一个政党是否先进，不只是看党的理论、纲领和路线，更重要的是看每个党员的思想理论素质和他的行动。因此，只有通过党员干部的具体工作，才能把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真正落实到关心群众生产生活中去。牛玉儒同志就给我们树立了一个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鲜活榜样。共产党能始终保持自己的先进性，就在于党领导人民夺取政权时，是立党为公、夺权为民的；掌握政权时，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因此，执政的共产党要保持其先进性，最重要的就是努力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党的先进性总是要体现在每一个共产党员身上，共产党员先进性是党的先进性的重要载体。经过90年的发展，我们党已经成长为一个拥有7000多万党员的大的执政党。我们党的先进性最终要通过党员个人的先进性来体现。这就要求每个党员干部在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时不能仅仅停留在口号和一般要求上，必须从思想上不断加强自身的学习和修养，自觉锤炼意志品质，牢固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着力解决好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问题，不为名所累，不为利所缚，不为欲所惑；从行动上把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落实到党和国家制定和实施方针政策的工作中去。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依据，把人民群众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最高标准，统筹兼顾各方面建设，确保人民利益的实现。凡是涉及群众的切身利益和实际困难的事情，再小也要竭尽全力去办。只有每个共产党员都以身作则，才能真正将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落到实处，才能永葆党的先进性。
在牛玉儒的身上我们没有看到丰功伟绩，看到的只是他为加快城市建设、改善人民生活奔波忙碌的身影。然而，平凡平淡中却让我们感受到了一个优秀党员干部的无私、无畏、奉献与执著的崇高道德境界。他的光明磊落、清正廉洁、勤政爱民谱写了新时期共产党的新风范，让我们看到了在长期执政和实行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的历史条件下，每个党员干部的所作所为直接影响着党在老百姓心中的形象，直接关系着党的执政之基。因此，每一名共产党员都应该向牛玉儒同志学习，努力保持先进性，努力取得人民群众的信赖和拥护，党才能够带领全国人民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社会和谐、人民幸福的宏伟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