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2月，抗日战争爆发7个月，日军攻占了华北五省的大部和南京、上海、杭州三角地区。之后，日军又南北夹击，围攻徐州，企图打通京浦线，以沟通南北战场。但是，中国军民顽强抗击，日军的进攻受阻，在台儿庄战役中，日军遭遇重创，疯狂反扑。在徐州，中国军队与日军展开了血腥较量的徐州会战。5月19日，徐州沦陷。
日军在进攻徐州的同时，也对沛县进行轰炸和进攻。在攻陷徐州的前一天，1938年5月18日，日军飞机数十架次对当时并没设防的沛县城进行狂轰滥炸。日军飞机在沛县城上空盘旋俯冲，对县城居民和房屋直接投掷炸弹和进行扫射，致沛县城内数十居民死伤，百余间房屋被毁，烟火弥漫全城，百姓抛家弃业，逃往城外。这一天，日军攻占沛县城，沛县沦陷。
在这之前的1938年4月21日，日军还曾以4辆坦克为先导，沿丰沛公路东犯。先对郭林村进行洗劫，使全村数百间房屋付之一炬，并在光天化日之下轮奸数名妇女。作恶之后，日军又继续往东北进犯，包围沛北革命根据地宋庄和卜楼村，枪炮射击后，纵火焚烧了两座村庄。
沛县沦陷后，日军在全沛县到处设置据点，疯狂地推行其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据不完全统计，日军侵占沛县之时，烧毁100多个村庄、5000多间房屋，强奸妇女100多人，杀害无辜群众近300人，整个沛县完全沦落在日本帝国主义铁蹄的蹂躏之下。
日军入侵，国民党地方政权土崩瓦解，官吏豪绅竞相奔逃；地方封建土豪趁机发展武装，扩大势力，各种地痞黑帮、散兵游勇四处扰民作乱。当时，身在沛县的共产党人也都亲眼目睹了日本侵略者的暴行，亲身经历了那场劫难。王光中亲眼看到日本军队在自己的家乡耀武扬威、烧杀抢掠的所作所为，看到日军所过之处的凄惨景况，亲眼看到国民党政府和军队成群结队向南溃逃的可悲情景。
日军入侵，党组织要求党员分散隐蔽，王光中回到了郭靛池村自己的家。郭靛池村，村小、人口少，远离大道，只有一条小路与外界相通。日本侵略军下乡扫荡，往往漏掉郭靛池村。但是，时局陡然紧张，不知敌人什么时候会突然扑来。为了村子的安全，根据党组织安排回到村里的王光中每天都要爬到村里的一个两层小屋的屋顶，向村东南的大道望，观察是否有日伪军向村子这边进犯，以便及时通知村里人躲避。
在望的过程中，王光中多少次看见日军向附近的大村庄进发。看见日军到了哪个村，不久，那个村的方向就会升起浓烟。看着远远升起的浓烟，不知道又有多少庄户人家的房屋被毁，不知道又有哪些乡亲惨遭杀害。仇恨的眼泪在王光中的心中流淌，对侵略军的痛恨之火在王光中的胸中燃烧。
他和其他共产党人一样相信自己投身的中国共产党是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的党。在这危难时刻，党一定会挺身而出，高举抗日救国大旗，站在抗日斗争的最前列。
从日军入侵的那一天起，沛县的党组织就开始了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一方面宣传群众，团结各阶级、阶层、各地方党派、团体及进步人士联合抗日；一方面迅速组织抗日武装，发动和带领广大群众进行坚决的抗日武装斗争。
6月初的一天，区委武装委员李公俭来到王光中家，告诉他，党号召党员参加抗日武装，开展敌后游击战争。这些天，王光中一直憋着一股要痛打日本鬼子的满腔怒火，听到这消息，高兴极了。他决定马上动身，跟李公俭一起走。
日军入侵，党员暂时分散隐蔽，王光中得以回到自己在郭靛池的家中。这些年，他一直一人在外读书，赶上这兵荒马乱的时候回到家，家里的长辈都不希望他再走，因为他毕竟还小。王光中的爷爷见有人来找自己的孙子，就一直躲在一边观察，当听说孙子要和来人一起走时，就上前阻拦，不让他的“明珠”——宝贝孙子再离开家。听见爷爷嚷嚷的父母也赶过来给爷爷帮腔。这倒让来找王光中的李公俭犯了难，站在一边不知说什么好。王光中是个孝顺的孩子，他不愿意让老人们为他担心。于是，他心平气和地给长辈们讲出了让他们放心的道理。他说：这是我的老师来找我，我跟他去，是回到学校同学中去，还可以继续上学，比在家里还要安全。爷爷和父母听他这么一说，也就同意了。
王光中随李公俭一起来到沛县城北宋庄，在这里参加县委领导苗宗藩、郝中士组织的集训。
在集训队，开始时是听形势报告，操练，学习使用武器。后来进入实战状态，到微山湖上进行巡防。巡防危险，条件也十分艰苦，整天待在船上，在芦苇荡中穿行。白天在湖中巡逻一天，晚上也不能上岸，就在船里休息。船很小，船舱里躺不了人，而且是两三个人一条船，更是挤得没法。谁困了，就坐着打个盹。实在困极了，就用船上的三根扁担，稍有间隔地在船头与船尾之间搭成一个很窄的平面，在上面直直腰、小睡一会儿。王光中年龄虽然不大，但身子骨已经长得如同成年人，个高、肩宽、体壮，在这个宽度不过30厘米的“床”上睡，稍有翻动，就会掉下来。而这时，就得赶紧起来，重新拼“床”，重新睡。
集训之后，王光中和集训队员们一起加入了县委领导的抗日游击队。这支抗日游击队是在沛县沦陷当天由中共沛县县委组织建立的，有80多人，40多条枪。但由于缺乏军事斗争经验，刚组建不久就被土匪封家雄包围，结果大部分枪支被土匪缴去。6月初，这支队伍再次组建。这是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把队伍再拉起来的，武器是个大问题。人多枪少，有的人拿大刀、长矛，不少人还是徒手。但是重新组建的这支队伍最大的变化是组织更加严谨，纪律更加严明。
队伍组建后，面临的两个最主要任务是：装备武器和扩充队伍。在宋庄集训时，当得知沛县与铜山交界一带有国民党军撤退时丢下一些武器弹药的消息后，队伍便马上开赴沛县与铜山交界一带活动。在那里，一边从群众中收集国民党兵丢失掉的枪支弹药，一边扩充人员。在当地党组织的支持下，十数日后，队伍扩大到了百余人，并组建成了三个分队。
队伍扩大后，县委十分重视队伍的政治建设、组织建设和纪律建设。在全队建立了党支部，给每个分队（相当于一个排）配备了政治训练员，做政治宣传工作。王光中和同学冯敬桥、孟广彬、权振庭分别担任了各个分队的政治训练员。政治训练员的主要工作是教战士学文化，唱救亡歌曲，检查队伍的群众纪律，和新战士谈话等。同时，还要负责向群众做抗日救国的宣传工作。那时教唱救亡歌曲的工作很重要。教唱的歌曲主要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等。
抗日游击队打的是游击战，要在各个村庄流动开展抗日工作。队伍每到一个村庄，不进村，先在村头唱歌。老百姓听到歌声，就知道是自己的队伍来了，就把队伍让到村里，分在各家住下。这支队伍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在村里农户家常常帮百姓做零活，有时也教村里的老百姓唱抗日救亡歌曲。队伍成立不长时间，就在沛县广大群众中产生了良好的影响，群众威望也日渐增高。
在沛、铜两县交界一带活动了半个多月，队伍武装起来了，壮大了，随后便奉命赴丰县城北与其他县的游击队会合。
这次会合是以郭子化为书记的中共苏鲁边区特委作出的决定。是将微山湖以西的丰县、沛县、萧县、砀山、铜北、鱼台、金乡、单县等地的人民抗日武装汇集在丰县城北的南渠楼，成立了湖西人民抗日义勇队第二总队。
微山湖以西的这一地区地处苏、鲁、豫、皖四省边界，紧靠津浦、陇海两条铁路干线，逼近战略要地徐州，是连接华北与华中两大战略区的纽带。抗日战争一开始，我党十分重视这一地区抗日根据地和抗日武装的建立，将其作为山东六大抗日战略区之一划归山东省委领导，称为“苏鲁豫皖边区”，又称“湖西边区”。当时，国共合作抗日，抗日义勇队的番号是由国民党政府确定的，但队伍是由我党领导的。苏鲁人民抗日义勇队第二总队由李贞乾任总队长，王文彬任政委，郭影秋任政治部主任，张如任参谋长，他们都是共产党员。总队下设大队。从第五大队陆续编至第二十三大队。每个大队少则五六十人，多则二百余人。王光中所在的沛县武装是第五大队。大队长是沛县的老党员苗宗藩，指导员是中共沛县县委书记郝中士。
王光中随队伍来到南渠楼汇集整编。在这里他听说自己在沛县中学读书时最崇敬的郭影秋老师被党营救出狱，就在自己所在的抗日义勇总队里任政治部主任，心里特别高兴。他想，又能有机会见到郭影秋老师了，又能向郭老师请教问题了，他盼着能早一天见到郭老师。
会合后的抗日义勇队第二总队十分重视部队的思想建设。队伍中建立了党的各级组织，从组织上确立了党对军队的领导。党的各级政治工作人员仿效红军的政治工作制度，不断地对部队进行阶级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总队政委王文彬、政治部主任郭影秋经常亲自给战士上课、作报告，用通俗易懂的道理，引导这些出身于农民、学生的战士明确当兵打仗的目的，提高部队的政治觉悟和军事素质。
王光中就是在听总队领导讲课时，又见到了他所尊敬的郭影秋老师的。令他兴奋的是，这次见面又是在课堂上。对总队安排的课，王光中是每课必听，还认真做笔记。尤其是郭老师的课，他更是积极，早早就去，以便占到前排的好位置。通过听课，王光中有了很大收获和提高。郭老师见到自己当年教过的、并不显山露水的初一学生也加入到抗日武装队伍中，很是欣慰。从此，王光中一有机会，就去看郭老师，向他请教作战知识，请教做好战士思想工作的方法。两人的师生情谊愈加深厚，而这一情谊从这开始一直保持终生。
人民抗日义勇队第二总队以老红军为榜样，严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自觉爱护群众利益。部队每到一处，除了坚持搞好宣传工作，还为群众推磨、担水、铡草，做好事。由于当时供给困难，到了寒冬，指战员还都穿着破旧的单衣，但住在群众家里，谁也不去拿群众一把柴火取暖。夜间行军，为了不影响群众，部队时常露宿村头。这支抗日武装用实际行动扩大了我党抗日武装的影响。由于得到了群众的支持，吸引了大量群众送来的子弟，队伍很快由1000多人发展到有二十几个大队的5000余人。
这支人民抗日义勇队刚刚成立不久，就给日军以沉重的打击。
1938年6月下旬，徐州日军为扩大占领区，沿公路向湖西腹地进犯。7月2日，抗日义勇队在总队长李贞乾的率领下，在单县边境马良集对进犯的日军进行突然袭击。事先，部队埋伏在马良集附近公路两侧的青纱帐中，当一支百余人的日军行进至此地时，部队突然从青纱帐中冲杀出来。日军被突如其来的袭击打得晕头转向。不到两个时辰，战斗结束。整个战斗击毙日军70余人，还缴获了两辆汽车和其他战利品。
马良集突袭首战告捷，大大鼓舞了抗日义勇队的士气，消除了流传在人民群众中的“恐日病”。王光中所在的第五大队参加了这次战斗，王光中也第一次在与日军面对面的战斗中得到了血与火的锻炼。
马良集突袭战后，湖西抗日义勇队又先后在华山、黄庙、河口、官桥、旧城、解集等地重创日本侵略军。
在战斗中，抗日义勇队不断地收编各方抗日力量，组建新的大队。新的人员和成分的加入，使得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越发显得突出和重要。
这期间，时任第二总队政治部主任的郭影秋老师从陇海路南的萧县带来第十五、十六两个大队到路北。这两个大队党员较少，部队成分也较复杂。为了加强这两支队伍的思想政治工作，郭影秋和第五大队指导员郝中士商量把五大队的优秀政训员，也是他在沛中任教时的学生王光中和冯镜桥等人调到十五、十六大队工作。
王光中被分配到第十六大队任政训员。这个大队的队长是李忠信（后曾担任三十八军副军长、沈阳军区顾问，1997年在沈阳病逝）。到了新的大队，王光中感到担子不轻。他了解到，郭老师刚刚带来的这支队伍来自盛出匪霸的地方，成分复杂，不少是从旧军队争取改造过来的，思想、政治不纯。在经过仔细的分析后，王光中又感到，这支队伍虽带有山林匪气和旧军队的习气，但总的看是要跟着党抗日打鬼子的，而且不乏勇气和义气，如果工作做好了，应该能成为一支好的队伍。王光中还感到，郭老师、党组织选自己到这支队伍中来，是对自己的最大信任。他想，决不能辜负领导、老师的信任。
来到十六大队后，王光中处处以身作则，严格要求自己，事事自己多干一些，用行动去影响大家。他找每一个新战士谈心，讲革命道理，努力提高大家的思想觉悟。大家感到，王光中年纪虽然小，但身上却表现出老八路的优良传统。王光中很快就和这个新的集体融为一体了。
8月初，王光中随着抗日义勇队十五、十六大队过陇海路到萧县活动。到这里的主要任务，一是扩军，二是打击汉奸队。队伍来到萧县，得到了萧（县）宿（县）永（城）地区党组织的指导与支持，当时，地区抗日动员委员会的书记李忠道（后改名为李抵平，曾任吉林省委书记）对部队的发展和建设就非常关心和重视。所以，部队的扩军和收集枪支工作开展得都很顺利。萧县一带遭日军烧杀破坏比较严重，这一带的汉奸队金啸虎部占据萧县县城，依仗日军，狐假虎威，欺压百姓，气焰十分嚣张。抗日义勇队十五、十六大队在萧县活动期间，与当地抗日武装力量配合，攻打汉奸队金啸虎部，一度攻入萧县县城，致使汉奸队金啸虎部惊慌逃窜。后来，日军从徐州增援汉奸队金啸虎部，抗日义勇队遂撤出县城。
正当湖西抗日武装斗争广泛开展的时候，丰县的土匪武装王献臣部占据了丰县二区，并把司令部设在二区刘小营。王献臣还向这一带的百姓派粮逼款，抢掠勒索，对我抗日队伍的筹粮、筹款和抗日武装的发展形成了严重的阻碍和威胁。
王献臣，绰号王歪鼻子，是丰县一霸。他原是军阀部队的一个师长。抗战爆发后，他拉起一股近千人的武装，其成分多是旧军官、兵痞、土匪、流氓等。丰县县城沦陷后，他认贼作父，秘密投靠日军，一心想将抗日武装挤垮吃掉。
对于这一破坏抗日的汉奸恶霸，必须予以彻底清除。中共苏鲁豫特委经过研究，决定组织讨伐王献臣的战役。
8月底，湖西人民抗日义勇队做讨伐王献臣的准备，王光中所在部队亦奉命调回陇海路北，在丰县欢口一带集结。
集结后的抗日义勇队在战前对湖西各县开展了讨伐汉奸王献臣的宣传工作，公布王献臣认贼作父残害人民的罪行，团结争取丰沛地区国民党地方武装共同讨王。
9月初，在湖西人民抗日义勇队的统一指挥下，以丰、沛、鱼台三县联防办事处的名义，联合国民党冯子固、黄体润部，共4000余人，组织了讨逆联军，对驻在大、小营的王献臣部主力形成包围之势。
9月8日，讨逆联军向王献臣部主力发起总攻。抗日义勇队各部攻克邵庄、贺固、后大营，逼近王献臣司令部所在地刘小营。王献臣慌了手脚，托人向抗日义勇队总指挥李贞乾说情，假惺惺地表示愿意将枪支交出。
但是，在这关键时刻，国民党沛县一支队为保存实力按兵不动，国民党丰县常备队也在外围观战。王献臣见此情况，又转而据寨凭险固守。我义勇队凭借自己的力量连日进攻，但因力量单薄，敌寨险固，均未奏效。这样持续多日，几千人的部队，粮食供应不上，弹药也极度缺乏。正值秋收季节，农民忙于田间，无力支援部队；天气渐冷，战士忍饥受寒，部队又出现严重的减员。面对这种情况，讨逆联军召开联席会议，经研究决定立即撤围。
9月27日，抗日义勇队主动撤出战斗，讨王战役宣告结束。这次战斗中，抗日义勇队全体指战员同仇敌忾，在枪支弹药缺乏、后勤供应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与敌激战近20天，虽未能达到预期目的，但也狠狠地打击了王献臣部的嚣张气焰，揭穿了王献臣汉奸卖国贼的嘴脸，同时也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了边区抗日根据地。
在近20天的战斗中，王光中和战士们一起修筑沟道，进攻敌人围寨，受到了锻炼，和战士们的关系也更加贴近。
讨伐王献臣战役结束后，部队在华山一带进行休整。这时，抗日义勇军的人事安排又有新的调整。郭影秋由抗日义勇军第二总队政治部主任改任总队政委。一天，郭影秋政委让人把王光中叫到自己的驻地，对王光中说：“近日，华山区区委书记阎树棠调任铜北办事处主任，华山区区委书记一职急需得力的干部补充。组织上经研究认为你经过这一段时间的锻炼，政治觉悟、思想素质、领导能力都有很大提高，决定调你到丰县华山区任区委书记。”
这是王光中第一次被党组织任命为一个地区的负责人，年仅17岁的他心情很不平静。他感谢组织和老师的培养和信任，暗下决心到新的岗位努力工作。
王光中在第十六大队的时间虽说只有短短几个月，但与队里同志们朝夕相处，生死与共，建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现在，要离开部队到地方去工作，他真舍不得部队，更舍不得这些战友。分别的时候，他与大家依依惜别。
在丰县华山区做党的地方抗日工作
1938年9月，王光中带着党的嘱托来到丰县华山区做地区党的工作。
华山区位于丰县东南，华山镇是丰县通往徐州的要道，有日伪军驻守。党在这个地区的工作范围，除华山区外，还包括铜山县西北部四区和华山北沛县四区一部分。当时统称丰县七区。这一地区早在1929年就有党小组建立，虽然几经反动派破坏，有些村庄党的基础仍然较好。如沛县四区的赵庄、康庄一带就一直有党的地下工作基础。
抗日战争爆发，党号召党员到农村去，发动群众，武装群众，建立党的组织，开展抗日斗争，丰县党的组织开始全面恢复。1937年底，华山区也就是丰县七区建立了以阎树堂为书记的区党委。在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形势下，华山区公开成立了区抗日动员委员会和区政府。区长是国民党留任的李星甫，政治助理员则是共产党的区委书记阎树堂。1938年8月，阎树堂调到铜山北区工作，9月份，王光中调到七区接替阎树堂的工作，任华山区也就是丰县七区的党委书记。
华山区的抗日工作是在我党的领导和控制下进行的，所以，整个区的抗日工作开展得蓬蓬勃勃，而且出现了许多党的工作基点村。所谓基点村，就是村里有坚强的党员骨干，群众基础打得好。华山南小张庄就是个基点村。当时区委就设在这个庄的张伦元家，区委的同志吃住、办公都在这里。张伦元家是个革命家庭，他妹妹张佩娴是区委妇女委员，他也是共产党员，负责交通联络工作。张伦元爱人也很进步，主动包揽给大家烧水做饭的活计，对同志们热情周到，大家都亲切地称她为“二嫂”。
当时区委的主要工作：一是培养积极分子，发展党员，建立党支部；二是依靠党员、积极分子宣传抗日救国思想，组织建立农救会、青救会、妇救会、儿童团等群众组织，积极开展抗日活动；三是开展统一战线工作。
王光中到任后，上述三项工作同时展开。他自己主抓党的建设。基层党的建设工作重要的是积极稳妥地发展党员。王光中来华山区后一直注意在进步群众中发展党员。在华山，他最早发展的党员李茂芝（后改名为李兆民）和朱献民（新中国成立后在煤炭部教育司担任司长），后来都在县委担任要职。当时，华山区政府有自己的武装部队，称为区中队，王光中非常注重在武装部队中发展党的力量，通过工作，他们在区中队中发展了不少党员，在此基础上又在区中队建立了党支部。
在王光中的带领下，经过全区党员干部的共同努力，丰县七区党的组织很快得到健全。在广大党员的带动下，全区抗日运动蓬勃开展起来。这时，王光中发现，紧邻华山南的铜北四区的工作却始终没有起色，村民中弥漫着“恐日、恐伪”的思想，而且这种思想对相邻的七区边缘地带也有影响。王光中觉得，这种现象是组织建设的不平衡造成的。经过调查，他觉得，应该加强党对丰东南抗日斗争的领导，充分利用丰县、铜山、沛县边沿地区的地理条件开展抗日工作。他提出，华山南的铜北四区，南到梁寨、北到鹿楼，应成立丰东南党委会。他的这一想法先和区委的同志们进行了商量，思考进一步成熟后，便利用丰县县委组织部长史为公来七区召开区委会的机会，向县委作了汇报。
王光中的建议，得到了丰县县委的重视。1939年春，丰县县委作出决定，在华山区成立中心区委，中心区委下设3个分区委，即华山北分区委、华山南分区委和铜山四区分区委。新组建的华山中心区委由王光中任书记，康文惠任宣传委员，李茂芝任组织委员，朱献民任统战委员，张佩娴负责妇女工作。朱本正任华山北分区区委书记，陈启章任华山南分区区委书记，陈德彬任铜山四区分区区委书记。华山区中心区委的建立，健全了党的组织，扩大了党组织的活动范围，为开辟广泛、巩固的敌后根据地奠定了基础。
在建立健全地方党组织的同时，王光中亦十分重视群众组织的建立，重视群众的发动。要发动群众，就要有足够的骨干力量深入到群众中去做发动工作。王光中刚到七区时，这里的妇女工作比较薄弱。一次开党委会，妇女委员张佩娴提出建议，请上级派几名有文化的女干部来加强区里的妇女工作。王光中觉得这个建议提得好，经过调查，采纳了张佩娴的建议，向上级提出了充实人员的申请。不久，上级批准了他们的申请，并给他们区派来了高潮、刘营、张伶仪3名女同志。
这3名女同志年龄都不大，但工作热情都很高，肯吃苦、能干，而且都有一定的做妇女工作的方法。她们得到了区委和王光中的信任，便放手施展才干，很快就把工作开展起来。
每天，她们分别到各村，同妇女进行广泛的接触。从拉家常开始，拉近与妇女们的距离，进而进行男女要平等、妇女求解放等反封建革命道理的启发和宣传，千方百计地唤起妇女群众参与抗日的觉悟。在走家串户的过程中，她们还注意发现培养村里的妇女骨干。辛勤的工作换来了丰硕的成果，华山区很快成立了妇救会，并从当地妇女群众中选出妇救会长。在妇救会的带动下，许多村自卫队、农救会、儿童团等也纷纷建立起来。组织起来的群众贴抗日标语，站岗放哨，进行军事操练……妇救会的活动开展得热火朝天。
上级党组织派来加强妇女工作的几位女同志的到来，使华山区的抗日活动开展得更加有声有色。而这三个人中，那个叫高潮的同志则更为特殊，因为她的出现给王光中的工作和感情生活带来了不小的变化。
高潮比王光中大一岁。1920年出生在安徽宿县的一个大户人家。1938年春，抗日战争形势恶化，整个中原面临沦陷。正在宿县城里读高一的高潮响应抗日统一战线第五战区的号召，毅然放弃学业，加入了刚刚成立的由战时抗敌总动员委员会组织的教育人员战时后方服务团宣传队，积极主动投入到抗日宣传活动中。她随宣传队到乡村进行抗日宣传演讲，教民众唱抗日歌曲，到抗日部队驻地进行慰问演出。
1938年5月，宿县沦陷，宿县党组织组织了抗日人民自卫队。7月，高潮在比她大两岁的女友共产党员常俊亭的带领下，赴宿东参加了王烽午领导的人民自卫队（后编入宿东抗日游击队）。在部队里，她和常俊亭一起担任文化教员，教战士们唱抗日救亡歌曲，鼓舞士气，和男同志一样行军作战。
1938年10月，苏鲁豫特委落实党中央创建敌后抗日革命根据地的指示，高潮随部队离开家乡，抵达丰县。当时创建根据地急需地方干部，经组织决定，常俊亭、高潮还有吕钊等几十人经过短期学习培训后，到地方开展民运工作。在培训期间，经常俊亭介绍，高潮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9年1月，培训学习结束，常俊亭留在特委机关负责组建妇委工作，后又调到新成立的湖边地委任妇女部长。高潮接受组织安排，到丰县七区开展妇女工作。
王光中和高潮分别在两地生活，在两地参加革命，本来没有任何关联，为了共同的抗日目标却萍水相逢，走到了一起。他们在一个地区，在一个地方党组织的领导下开展抗日工作。他们在艰苦的农村民运工作中相识，在危险的农村民运工作中相互支持、相互理解、相互信赖。高潮欣赏自己这位小领导的坚定、稳健、有领导才干；王光中喜欢高潮有文化，却没有女学生那种娇气、傲气，喜欢她开朗、豁达、果敢、能吃苦、有办法。正是十八九岁的年龄，两个人的革命友情心照不宣地向爱情方向发展。
统一战线工作是党抓抗日工作的重要一环。中共丰县县委在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抗战方面做得比较好。县委经常召开爱国民主人士、社会贤达、开明士绅座谈会，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使大批的爱国仁人志士集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与共产党和衷共济，共同抗日。
丰县有个开明士绅叫王泗桥，是湖西抗日根据地创始人王文彬的叔父。他积极拥护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毁家纾难，支援抗日，在湖西传下美名。
在湖西抗日义勇队第二总队成立时，王泗桥将自己和家族看家护院的十几支枪捐献给义勇队，还带动其他开明士绅捐款。他家经常有共产党的军政人员过往住宿，少则二三人，多至几十人。他家开榨油、酿酒、酿醋等作坊和店铺，抗日工作人员需要钱时，就从这些店铺支付。没钱时就卖粮食，卖牛马，典当土地。抗战初期仅一年左右的时间，为支援抗日，王泗桥原来的300多亩地、二三十匹骡马以及作坊、店铺等家产，只剩下了几十亩地和几头耕牛。更可贵的是，在他的支持下，他的女儿、堂兄弟等近十个亲属都参加了党领导的抗日武装斗争。
和县里一样，王光中在领导华山中心区委的工作中，十分认真地抓了区内的统战工作。他主动地接近华山区的社会贤达、开明士绅，向他们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给他们讲王泗桥等开明士绅支持抗日的事例。
李星甫是国民党留下的华山区区长。当时，为形势所迫，他有与共产党合作抗日的愿望。王光中到任后，一直主动与他接近，团结他一道进行抗日工作。王光中还派区党委的女同志到李星甫在解楼村的家，找他的小老婆谈心，做工作。细致的工作，感动了李星甫的家人，也感动了李本人，使李星甫为首的华山国民党人士能积极地与共产党配合，共同抗日。
自抗战以来，湖西党的地方组织集中主要精力发展党员，健全了党的组织，发动群众，健全了群众组织，同时做好统一战线工作，发展抗日武装，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在许多地区迅速形成了以共产党为主，联合友党友军共同抗战的局面，初步开辟了湖西抗日根据地。但总的来说，这种好形势在湖西地区还是局部现象，湖西大部分区域还是在日伪军的控制下，力量对比还是敌强我弱。
徐州失守后，党中央根据毛泽东提出的到敌人后方去发展游击战争的战略方针，发出了《关于徐州失守后华中工作的指示》，明确指出：巩固华北，发展华中，要在津浦路以东，陇海路以南，长江以北广大地区，开展游击战争。湖西地区位于苏鲁豫皖四省的结合部，是连接华北与华中两大战略区的枢纽地带，直接威胁着津浦、陇海铁路和日寇控制的重要城市徐州、济宁。因此，这一地区成为敌我双方争夺的重点。
为了统一和加强这一地区的对敌斗争力量，打通华北与华中的联系，1938年10月底，八路军主力部队一一五师三四三旅六八五团奉中央军委、八路军总司令朱德的命令改用苏鲁豫支队的番号，从晋西孝义出发赶赴湖西地区。经过长途行军，于12月到达湖西地区的丰、单边境。
日军为了巩固和扩大其占领区，亦加强了对湖西地区的“扫荡”。12月上旬，徐州日军率伪“苏北剿共救国军第一集团军”司令金啸虎部主力，大举北犯，占领国民党冯子固部据守的沛县城。微山湖边五段一带的伪“苏北剿共救国军第一集团军第一支队”司令籍兴科部策应金啸虎部，向沛北追击冯子固部。籍兴科部和金啸虎部一路连下郝寨、魏小楼、二郎庙、龙固集，并安设据点。号称四千人马的冯子固部被打得落花流水，败走丰北十字河西。“扫荡”沛县的同时，日伪“苏北剿共救国军第一集团军第一军”军长兼第一师师长王献臣率部六七百人，在日军的配合之下，向我丰县二区、三区疯狂进攻，占领了李新庄、闽陈庄、崔庄、韩庄、汪楼等村庄，并对占领的村庄大肆烧杀抢掠。
日伪的进犯和得逞，使丰、单地区一时陷入极度危险的境地。
为挽救这一时局，苏鲁豫支队到达丰、单边后，迅速投入了战斗。首先一战是严惩汉奸王献臣部。29日拂晓，苏鲁豫支队一大队向崔庄、韩庄发起攻击，仅两个小时的战斗，就将王献臣的主力歼灭，缴获了大量武器弹药。王献臣本人身中三弹，被护兵抬着逃回丰县城。这一仗的胜利，大长了抗日军民的声威，稳定了丰、单地区的抗日局面。丰、单地区群众的抗日情绪更加高涨，党的工作也更加顺利，群众称赞苏鲁豫支队是“天上掉下的八路军”。
借此时机，地方党的组织迅速开展地方工作，支援部队，支援抗战。华山区的党员一下子发展到三百多人，还募集了大批军粮军鞋支援部队。特别是大批青年踊跃报名参军，使部队的兵员得到充实。
1938年冬，苏鲁豫支队四大队派民运干事石瑛来华山区进行扩军工作。华山区委积极协助配合石瑛。一方面以青年党员为骨干带动广大青年踊跃参军，一方面发动乡长和开明士绅捐献枪支。到1939年春，华山区即组成了一个300多人的抗日支队。部队专门派来了一名支队长，石瑛则担任这个支队的政委。这个支队成立后与华山的日伪军进行过两次战斗，显示了这个支队的作战能力。后来，这个支队跨过铁路编入新四军三师，成为三十九军前身的一部分。（石瑛曾担任三十九军政委、沈阳军区后勤部副部长。1960年王光中到沈阳后，还经常与老战友见面。）
歼灭王献臣部后，苏鲁豫支队把进攻矛头转向沛北，歼灭伪军金啸虎部1000余人，并对盘踞在郝寨一带的伪军籍兴科部形成兵临城下之势。1939年2月，中共苏鲁豫特委和苏鲁豫支队研究决定争取伪军籍兴科起义。特委派郭影秋深入籍兴科部，晓以大义，指明前途。在外有苏鲁豫支队强大军事压力，内有主力二团团长何玉祥等极力主张起义的情况下，籍兴科率2000余人起义。起义队伍被改编为苏鲁豫支队独立大队，籍兴科任大队长，郭影秋任政委。
至此，为害湖西的三支较大的伪军力量，一支被歼灭（王献臣部），一支被打垮（金啸虎部），一支起义（籍兴科部）。为进一步巩固和发展湖西抗战的大好形势，苏鲁豫支队又不断出击，给日伪军以更沉重的打击，使得湖西中心区的丰沛地区敌我态势和力量对比发生了很大变化。
敌人并不甘心失败，1939年3月，开始向抗日根据地实施反扑。日军三泽大队近2000人，又纠集丰、鱼等县伪军1000余人频繁向微山湖以西及丰县、鱼台以东的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3月下旬，日军在华山镇建立了据点，在徐屯建立了伪据点。两据点离华山中心区党委会驻地小张庄都不远，并且都不隔村。敌人的态势是企图将华山地方党的组织一网打尽。情况危急，王光中立即组织召开区党委会，这也是在张佩娴家召开的最后一次党委会。会上决定，为保存革命力量，继续开展地方抗日运动，党委会立刻进行转移，撤离小张庄，撤离张佩娴家。同志们随即清理材料离开小张庄。第二天，日伪军到小张庄抓共产党，扑了空，就对张佩娴家进行了洗劫。张佩娴的祖母被绑到汉奸营，胳膊被打断，嫂子和妹妹逃亡在外。敌人要张佩娴的父亲交出共产党员儿女，并三天两头带走毒打。张佩娴一家人为抗日作出了贡献、作出了牺牲。
对日伪军的“扫荡”，苏鲁豫支队三大队和党的地方武装联合进行了坚决勇猛的反“扫荡”，毙伤敌600余人，给日军有生力量以重大杀伤，致使日军三泽部队不敢再轻易地对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
小张庄华山中心区党委活动地被破坏后，撤出的同志部分调走，留下的同志退向丰、铜、沛边境一带。同志们没有被敌人的凶残吓倒，继续开展抗日宣传活动。刚到新地方，人、地不如原来熟，工作开展起来困难比较大。女干部张佩娴、高潮积极想办法，从结交村里有影响力的妇女入手，逐步扩大影响，紧接着就办起了妇女训练班。每期召集20人参加学习。傍晚，在新集白马林中学习，王光中亲自给妇女们上党课。参加学习的有大脚妇女，也有小脚妇女。这样一来，村里人就传开了，说白马林中开集市了，听说的人赶去看，想学习的人多起来。这样的班办了两期。
1939年6月，丰县县委进行组织调整，王光中被调到丰县县委，任组织部长。调整后的丰县县委书记是孙兆立，宣传部长陆光前，军事部长黄佑仁，统战部长王效斌，青委书记李蔚森。高潮被调任为丰县县委妇女部长和县妇联主任。县委机关约20余人，驻丰县城西小刘集。
王光中任县委组织部长后，立刻着手健全全县七个区的党组织，各区都恢复或成立了区党委，城关区还成立了特支。全县党员逐渐发展到了1000多人，农、青、妇、民兵组织也都健全起来。由于原来的抗日义勇队各大队都编入了主力部队，为了武装斗争的需要，县、区又都成立了地方武装，县为县大队，区为区中队，武装部队发展很快。虽然县里没有建立抗日民主政府，但与国民党的县长保持了统战关系，共产党与国民党在统战基础上共同成立了丰县抗日动员委员会，国民党的县政府和县常备队都有共产党派去的干部参加工作。各区许多乡政权实际掌握在共产党员手里。
经历终生难忘惨痛的湖西“肃托”事件
湖西“肃托”事件是1939年发生在湖西地区的一起在党内产生重大影响的事件，是党内个人野心家和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投机钻营，以所谓的“肃清托洛茨基匪帮”为名，进行的一场残酷的暗害活动。在这次事件中，湖西大批党政军干部被冠上“托派分子”的罪名，被捕、被杀，致使湖西抗日根据地的发展受到严重的损害。
王光中亲历了这一事件的全过程。王光中亦在这一事件中被关押，并险些被杀害。这样惨痛的事件竟然发生在党内，这让王光中一生刻骨铭心。
1939年上半年，湖西地区党的组织、人民抗日武装和民众抗日团体均得到空前发展。这是湖西地区抗日根据地发展史上蓬勃兴旺的时期，也是湖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政权建设的最好时期。可是，正当湖西抗日局面如火如荼蓬勃发展的时候，谁也没有料到，突然有一股腥风恶浪在湖西抗日根据地掀起。
事情是从湖西区党委下属的湖边地委干校开始的。
1939年5月，湖边地委为了培养干部，在鱼台县谷亭镇西北大田家村办了干部学校，参加学习的是各地来的一些知识青年。当时，干校负责人名义上由地委宣传部长袁汝哲兼任，实际上日常工作由非党教员魏定远负责。干校思想工作薄弱，致使到8月学习结束时，部分学员不愿服从组织分配留在湖边工作，提出“哪里来分配到哪里去”。而且，学员中还有“同乡会”的组织。湖边地委领导人发现这些情况后很惊慌，怀疑是有敌人在搞破坏。
当时，地委书记李毅正患恶性疟疾，就把这件事交给地委组织部长王须仁处理。因为此前不久，康生曾发表《铲除日寇侦探民族公敌托洛茨基匪帮》的小册子，夸大和虚构了托派的声势。王须仁依据这一说法，到干校后，捕风捉影地将干校发生的这个一般性的思想问题与托派联系起来，并罗织罪名，将教员魏定远逮捕，采取诱供、逼供、施加酷刑的方式，硬逼魏承认自己是“托派”，承认有一个所谓的“托派组织”。这样就牵连到一批人，为“肃托”事件的恶性发展打开了口子。
9月3日，苏鲁豫边区军政委员会在湖边地委驻地谷亭镇开会。王须仁将逼供所得材料，向参加会议的区党委书记白子明、苏鲁豫支队四大队政委王凤鸣等人作了汇报，接着又集体会审遍体鳞伤的魏定远。魏定远按王须仁逼迫的口供重复了一遍，于是参加会审的领导人信以为真，一致认为湖边地委真的发现了“托匪”组织；对王须仁施用酷刑逼供的做法不但未予纠正，反而给予赞赏和支持。
从此，王须仁更加肆无忌惮，为所欲为，把矛头指向湖边地委机关。王须仁根据从魏定远处所得的虚构而又漏洞百出的材料，逮捕了正在地委组织部等待分配工作的曹广善和地委干校干部郝晓光，并同样用酷刑逼供，使受刑人子虚乌有地牵连出更多的干部。这其中还包括许多领导干部，如鱼台县县委书记史为功、湖边地委妇女部长常俊亭、宣传部长袁汝哲、军事部长尹夷僧。
事态越搞越大，王须仁感到必须借用更高的权力进行弹压。于是，他向地委书记李毅提出地委要靠近主力部队。出于对主力部队的信任，李毅表示同意。当时，在湖西中心区开展活动的主力部队，只有王凤鸣带领的四大队。王凤鸣野心勃勃，居功自傲，正想借“肃托”实现个人野心，两人一拍即合。王凤鸣未向苏鲁豫支队请示汇报，便妄自肯定湖边地委的“肃托”完全正确，不但接湖边地委过湖与主力部队会合，还派特派员陈友仁（四大队保卫科长）去湖边地委帮助“肃托”。从此，“二王”相互勾结，狼狈为奸，随意逮捕审讯，逼供诱供，残杀干部。
9月15日，在郭里集苏鲁豫支队四大队队部院子里召开的军队、地委、县委机关干部会议上，一次就逮捕了七八十人，并于当天晚上杀害了鱼台县县委宣传部长袁汝哲、军事部长尹夷僧等30多人，随后又杀害了金乡县人民抗日武装的创始人、党的领导人翟子超、王鉴览、张宾如等10余人。就这样，湖边地委、湖边司令部、鱼台县委、县政府、金乡县委的干部大部分被无辜杀害或逮捕。
与此同时，湖西地区区党委书记白子明，根据王须仁提供的虚假材料，既不作调查研究，又不向上级请示报告，也轻率地在区党委发动所谓“肃托”斗争。而且完全采用严刑逼供的办法，于9月10日至9月17日，先后在单县东南王小庄和丰县北的于王庄逮捕、审讯大批党的干部，还残酷地将湖西区党委宣传部长马霄鹏、区党委宣传科长朱华、教育科长张基隆、《团结日报》负责人魏钦公（中弹未死，后在群众掩护下逃出）、吴被砾、第五大队一营营长孟宪深、第五大队二营营长康文彬、各连连长、排长等50余名各级党政军负责同志杀害。
9月18日，王须仁通过王凤鸣，宣称湖西区党委是“托派”大本营，并伪造山东分局发来的有关“肃托”的电报，谎称中央为防止“托匪”暴动，特委派他来采取断然措施，迅速处理。之后，王凤鸣便和王须仁带着苏鲁豫支队四大队由湖东郭里集赶到湖西丰北，包围了区党委驻地于王庄，逮捕了区党委统战部长王文彬、军事部长张如、社会部长赵万庆、青年部长孙衷文、组织部长郝中士（先软禁后逮捕）及湖边地委书记李毅。同时还逮捕或软禁了区党委各部门的大批干部。区党委的部长全部被捕，却唯独留下了区党委书记白子明。他们正是利用这个贪生怕死的书记“挟天子以令诸侯”，掌控所谓“肃托”的领导权。
所谓的“肃托”，杀害了大批党的干部，在党员和干部中造成了人人自危、朝不保夕的恐怖气氛，明显是有问题的。但是面对这种严重危急的局面，身为区党委主要负责人的白子明，不但不向上级请示报告，反而积极地主持和参与审讯被捕的同志，并伙同“二王”动用酷刑折磨毒打被审同志。他们首先对区党委统战部长王文彬和军事部长张如施用极刑进行审讯。王文彬是苏鲁豫边区的创始人之一，在广大干部和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张如原是人民义勇队二总队的参谋长，对边区人民抗日武装力量的发展和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对于这样两位党的高级干部，无论白子明或王凤鸣，都无权逮捕和审讯，更不要说作为下级的王须仁了。而他们三人践踏党的组织原则，不但对王文彬、张如施用极刑，而且公然召开“公审”大会，将二人杀害，还再次伪造中央名义，贴出布告，谎称“奉中共中央之命”将王文彬、张如处决。接着他们又杀害了常俊亭、史为功、魏定远等20余人。
在搞垮区党委之后，王凤鸣、王须仁和白子明他们并没就此罢手，又继续捏造谎言说，苏鲁豫边区的党是由“托匪”发展起来的，必须彻底审查。9月下旬，白子明还以区党委书记的名义，向所属各地委、中心县委和各县地方武装发出通知，宣称“肃托”已取得胜利，需要在干部中肃清托派的影响，并命令各县、区委委员以上的干部及其所领导的部队到区党委驻地谷亭镇集合“受训”。
于是，“肃托”波及王光中所在的丰县县委。
各地、县接到命令后，明知去“受训”凶多吉少，但又不能违反命令。丰县县委也接到区党委发来的通知。因为事先知道区党委王文彬、张如等被害，县委对“肃托”事件产生了怀疑。书记孙兆立以高度负责的精神，提出由他先到区党委了解情况后，再作决定。
孙兆立带着军事部长黄佑仁一起来到谷亭镇区党委驻地，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白子明和王须仁向他们玩了个手法。因为白、王知道丰县县委对“肃托”事件有怀疑，便在提审已自首的所谓“托派分子”时，让孙、黄二人旁听。审问时，他们故意问被审人“丰县有无托派组织？”被审人回答“没有”。孙、黄不知道这是欺骗，便信以为真。他们回到丰县向县委干部传达了他们所了解的这一情况，消除了大家的怀疑，并决定去参加集训。
10月，丰县县委全体委员除王效斌回部队外，加上动员一些区委委员，计30余人，一同按时到谷亭镇区党委驻地集合，参加集训。
各地、县“受训”人员到谷亭镇后，所带去的武装人员均被编并入苏鲁豫支队四大队。各地、县加上区党委机关，参加集训班的干部共300多人。
集训班开始时也上了几天课，讲一些马列主义、党建等课程。学习班分为干部一队、二队、青年队、妇女队。王光中在一队任指导员。一队多是县委以上的干部，队长是孙兆立。这样的安排好像对丰县的干部很重视，但不久，真相就露出来了。
办班十多天后，鱼台县发生杆子会暴乱，白子明和“二王”便以“集训班无法在谷亭镇再住下去”为由，带苏鲁豫支队四大队将集训班迁移到单县王小庄。集训班全体学员住在王小庄一家大地主的院子内，岗哨林立，戒备森严，形式很像个“集中营”。
这时，白子明和“二王”编造“托派又进行活动，勾结日本汉奸袭击区党委”的谎言，并开始在学习班里抓人。他们首先将王光中所在的丰县县委书记孙兆立、宣传部部长陆光前、军事部部长黄佑仁等丰县党的领导抓了起来。丰县县委4位领导，抓了3位，唯独没抓王光中。在第二天的早操时，他们当众宣布“托派”在学习班有活动，并建立了托派的党总支，说“丰县县委是这个总支的主要成员，孙兆立是总支书记，胡光耀（王光中）是总支组织委员，陆光前和黄佑仁都是成员”。显然他们认为王光中也是这个“托派”组织的重要成员，但是却没有逮捕，为什么？他们说，“因为他年轻幼稚，受骗上当，限他24小时内自首，给他自首立功的机会”。
站在队列里的王光中如五雷轰顶，回到房间里，抱头痛哭，愤怒、悲伤、绝望、无助，充塞在他的心头。他不知道别人，但他至少清楚自己根本就不是“托派”，也根本没参加过什么“托派的党总支”。这让他一下子就明白了，所谓的“肃托”肯定是错误的，而他们来参加集训班是上当了！但是，该怎么办呢？王光中全然不知所措。这时，住在同屋的湖西地区区党委社会部部长、当时还没有被杀害的赵万庆（后在集训班被杀害）对王光中说：“‘肃托’是完全错误的，但是这个问题眼下没有任何办法阻止他们，只有等中央来人才能解决。如果一旦审问你，就只说死的，不要说活的。”赵万庆是个比王光中大12岁的老党员。听了他的话，王光中反复思量，白子明、“二王”他们说自己是训练班中托派的组织委员，但又先不抓自己，一定是想利用自己抓更多的人，不说活的不行，说死的肯定也不行。
正当王光中一筹莫展的时候，在国民党部队搞统战，这次集训没有及时赶到的丰县县委统战部长王效斌来到了集训班，他是来找孙兆立书记的。有点自由的王光中在院门口见到王效斌。王光中告诉王效斌：“孙兆立等已被捕，自己也被宣布为‘托派’，不自首也要被抓。”王效斌非常机警，听到这种情况，马上说：“我是奉命来开会的，我走了，不见他们了。”说完头也没回，上马飞驰而去。
王效斌迅疾的决定和不辞而别，给了王光中很大启发。他想，对呀，走！走为上！只有逃走，向上级党组织反映情况，才是出路。于是，他让在青年队的李茂芝秘密告诉正与自己恋爱的高潮，要她想办法来见个面。傍晚时分，高潮来见王光中。王光中把自己的情况和想法告诉了她，没想到高潮说，他们已通知让她交代与“托派”的关系了。情况太危急了，明天一早就是王光中“自首”的最后时限，之后就会轮到高潮，怎么办？两人没有时间细细商讨，当即决定一起离开这个吃人的“集训”魔窟。
于是，两人直奔大院院门。可是，在院门口，他们被哨兵拦住了。尽管两人镇定自若地对哨兵说：“天冷了，一块儿回去取衣服，取了就回来。”哨兵还是不放行，一脸严肃地说：“白书记有命令，不许任何人离开大院，我们也是执行命令。”听了这话，两人更觉得事态严重。现在，从正门离开是不可能了。于是，两人决定当天夜里，在后院会面，翻过后墙，秘密离开。
午夜，更深人静。借着忽隐忽现的月牙儿光，王光中和高潮摸到后院。后院与外面相隔的是两米多高的院墙，凭空攀爬是不可能的。好在他们头天晚上做了侦查，知道墙边有棵大树，树旁的墙角有一个秫秸垛。他们轻轻来到这里。王光中先轻轻地攀上秫秸垛，再凭借秫秸垛爬上靠在墙头的树上，借着大树攀到了墙顶。王光中在墙顶上看墙外没有动静，便拉高潮上到墙顶。为了防备出什么差错，王光中让高潮先跳下去，自己在墙上守望。在平时，要从两米多高的墙上跳下去，对一个从没受过训练的女同志来说会很胆怯。但此时，高潮什么也不能顾了，身子一跃，跳了下去。王光中听了听，院内院外都没有什么动静，也迅速地跳了下去。
跳下后的王光中发现，高潮一直坐在地上，没有起来，原来是腿摔伤了。高潮疼痛难忍，但是，墙外不是久留之地。王光中便搀起高潮，半背半扶着她，迅即离开了“集训地”。
逃出后到哪里去？按理应该过微山湖去山东分局。但又一想，王须仁说过，他们山东分局也在搞“肃托”，而且到那里人也不熟，可能还会有危险，思前想后不能去。在这危难关头，王光中想起了他的恩师。两人觉得，最佳的选择还是投奔最信任的郭影秋老师。当时，郭影秋正带部队在安徽的萧县一带活动，于是，两人就沿着丰县南、铜山县北过陇海路奔萧县去。一路上，他们谎称是调动工作到萧县，因此得到了各地党支部同志的帮助。高潮腿摔伤，走路不便，还是当地的党员推小车送他们过的铁路。
但是，到了萧县，才得知郭影秋已带部队回到陇海路北。没办法，他们只好继续南走，先到宿县高潮老家落脚。
高潮的父母住在宿县城内。见到女儿回家，高潮父母先是吃惊，继而是高兴不已。没过门的女婿和女儿一起到家，是两位老人想都没想到的。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看到眼前的女儿和女婿这样有感情，老两口吃惊和高兴之余没想别的，就觉得这是为两个孩子办婚事的好时机。就这样，在高潮父母的极力张罗和主持之下，王光中和高潮听从老人的安排，在家里不声不响地成了婚。
为了安全起见，高潮父母将婚后的小两口送到宿县城南徐庄高潮姑母的佃户家暂住。在那里，高潮通过同学的关系，联系上了当地的抗日游击队，并和王光中一起参加了当地游击队的一些活动。
但是，王光中和高潮心中最牵挂的还是湖西的情况。一点消息都没有，这让两人焦急万分。王光中真想知道湖西的情况，真想赶紧与湖西党的组织取得联系，情急之下，便给康庄他非常了解的康文惠寄了一封信。没想到，没过多久，王光中就意外地接到了区党委组织部长郝中士的亲笔回信。原来，康文惠收到王光中的信后，把信转交给了郝中士。郝中士的信只写了两句话：“已照常营业，请速归。”字数虽少，但情况说得很清楚，这令王光中激动不已。归心似箭，王光中决定马上动身，因高潮的腿伤还未痊愈，先留下养伤。王光中只身一人化装经徐州回到湖西。
在湖西，王光中见到了组织部长郝中士。王光中向组织上报告了自己外走的情况。听到组织的介绍，王光中了解到，他和高潮逃走后，“肃托”继续扩大，在单县王小庄、郝平房等处又有数批同志被杀害。11月，在王小庄，对党忠心耿耿的区党委社会部长赵万庆，与他朝夕相处并肩作战生死与共的领导加亲密战友的县委书记孙兆立、县委宣传部长陆光前、军事部长黄佑仁在受尽各种酷刑后，亦都被残酷地杀害。这些消息是王光中最不愿意听到的，然而，这个残酷的事实就摆在他的面前，这让他心如刀割，痛不欲生。
丰县县委班子成员除了他和王效斌外，全部牺牲了。这些同志没有死在敌人的枪口下，却死在了党内搞所谓的“肃托”的坏人手中。这些同志都忠于党，热爱党，为党的事业甘愿抛头颅，洒热血；这些同志大都和自己一样，都还年轻。孙兆立就任县委书记时只有19岁，牺牲时也才20岁。他们是那样地朝气蓬勃，无私地为党的事业奉献自己的青春年华。王光中深深地感到，这些同志的牺牲，是党的重大损失。自己作为幸存者只有化悲痛为力量，百倍地努力，继承他们的事业，才能对得起他们。
回到湖西，王光中还了解到，除在学习班逮捕审讯了许多同志外，白子明和“二王”还将矛头指向主力部队，逮捕了苏鲁豫支队副支队长兼四大队大队长梁兴初、参谋长颜立荣、政治处主任罗荣生，湖西抗日游击队的总队长李贞乾、政委郭影秋等一大批部队干部，并对他们严刑拷打逼供。梁兴初是位老红军，又是湖西主力军苏鲁豫支队的重要领导，他的被逮捕引起了苏鲁豫支队的怀疑。支队长彭明治特意从陇海路南赶来了解情况，并将情况急电告一一五师师部。
事实上，起初，冀鲁豫支队司令员杨得志、政治部主任崔田民得知“肃托”事件的情况后，曾电告一一五师和山东分局，要求制止这一事件。一一五师和山东分局的领导知道湖西“肃托”的情况后，亦曾几次急电制止白子明和“二王”的行为，但白和“二王”拒不执行上级指示，继续编造谎言，对湖西党的干部实施迫害。
随着事态的不断扩大，湖西地区的干部和群众对“肃托”由怀疑到清醒，逐渐认识到这是一起越来越严重的冤案。一些受害干部家属想方设法向有关方面反映，有些被审查而逃出来的干部也通过各种渠道向山东分局和党中央报告。被关押的郝中士、孙衷文、李毅、耿荆山等，共同写了一份材料，托人辗转交给沛县干部刘昭筹。刘昭筹找到湖上游击队队长张运海（张新华），二人一起赶到鲁南山区，将材料呈交给一一五师罗荣桓政委。
罗荣桓进一步了解了情况后，决定亲自前往湖西制止事态的发展。动身前，特别向王凤鸣等下达电报指示：即刻停止审讯和捕杀。接到电报，王凤鸣一伙感到不妙，他们想抢在罗荣桓到来之前，逼审出更多的口供，以便为自己推卸罪责。所以，他们不但没有任何收敛，反而日夜兼程地对被抓的同志进行刑讯逼供。郭影秋、李贞乾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再次惨遭毒打，几次昏死过去。
情况紧急，罗荣桓政委会同山东分局书记郭洪涛、八路军山东纵队指挥长张经武、山东分局统战部长郭子化等率部日夜兼程。到达湖西后，他们严厉斥责了王须仁、王凤鸣和白子明乱捕乱杀的犯罪行为，责令立即释放被打得遍体鳞伤的李贞乾、郭影秋、梁兴初、郝中士等被冤枉的同志。如果不是罗荣桓等首长的到来，这些同志难逃一死，他们是在险遭枪杀的千钧一发之际幸运获救的。
由于有其他任务，罗荣桓、郭洪涛等不能在湖西多作停留，对“肃托”事件无法进行全面深入的调查和彻底的解决，但当机立断，作出了初步处理决定：无条件释放被冤枉的同志，恢复其工作；解散所谓“干部训练班”，将各县、区委的组织恢复起来；改组苏鲁豫区党委（但为了稳定当时的局面，白子明仍为书记，增郝中士、郭影秋为常委，孔真、刘剑为委员）；将暗害分子王须仁押送一一五师保卫部，将王凤鸣等在这一事件中犯有严重错误的人带回一一五师保卫部审查处理。
王须仁自知罪孽深重，在押解途中的费县白彦村畏罪自杀。王凤鸣在1942年2月得知要将其交军法处判处徒刑，逃跑投敌，充当汉奸，改名杨步云，在伪军郝鹏举部任团长，后在苏北赣榆被我军击毙。
罗荣桓等首长到湖西，采取紧急措施，及时果断地制止了乱捕乱杀行为，防止了“肃托”事态的进一步扩大，扭转了险恶的局势，挽救了大批党员、干部，恢复了党的组织和党的正常活动，对湖西抗日根据地走出阴霾起到了重要作用，因而赢得湖西地区广大干部和群众的拥护和支持。
但是，“肃托”事件所造成的损失及其危害还是相当严重的，教训也极其惨痛。
1941年2月20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湖西边区锄奸错误的决定》。指出并总结了“肃托”事件“造成了一批优秀干部被杀害、党政组织陷于瘫痪、地方武装渐趋削弱、群众基础悉被摧毁、统战工作遭到破坏、抗日根据地急剧缩小”等六大严重危害。
“肃托”事件中，湖西地区先后有五六百名各级忠实的党、政、军干部被捕、受审，其中约300人惨遭杀害，尤其是湖西抗日根据地的创始人王文彬、张如、马霄鹏等均罹难于此惨祸之中。事件中，除因冀鲁豫支队和新四军彭雪枫支队的抵制，使鲁西南和萧（县）、宿（县）永（城）地区幸免于难外，其他地方党辛苦缔造的各级组织机构均遭到毁灭性破坏。由于主力苏鲁豫支队四大队一些领导干部和地方部队大批干部被捕、被审、被杀，在部队中造成恐慌和混乱，不少战士离队逃散，许多抗日民众团体也自行解散，因而极大地削弱了抗日武装力量。“肃托”的乱捕乱杀也在广大群众中造成了恐怖的氛围，在较长时间内，群众惶惑不解，对共产党和八路军心存疑虑，严重破坏了党和军队在群众中的威信。区党委统战部长王文彬被杀后，国民党顽固派以此为借口，大肆攻击党的统战政策，把不少中间分子以及原来跟党走的知识分子笼络到他们的队伍中去，国民党顽固派甚至以“帮助共产党肃托”为名，杀害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驱逐我党派到其部队中的政治工作人员。日伪军乘机加紧对我根据地进行“扫荡”，致使苏鲁豫边区根据地的武装力量损失惨重，根据地由20余县缩小到仅以单县东为中心的纵横20多公里的一小块地区，致使1941年湖西区党委降格为湖西地委。
湖西“肃托”事件，从发生到制止，不到4个月时间，但问题的解决曲折复杂，前后经历了长达44年的时间。
1940年3月，山东分局派出巡视团到湖西，专门调查处理“肃托”事件。由于当时白子明仍然在主持区党委工作，巡视组受其影响，写出的调查报告仍认为湖西“肃托”是正确的，问题只在于“扩大化”，而扩大化的原因是由于一些干部在审讯中经不起考验“自首叛变”造成的。报告除了认定王须仁是来历不明的敌对分子外，主持“肃托”并亲自审讯杀害干部的白子明只受到严重警告处分，与王须仁勾结一起行凶的王凤鸣交由部队处理。而那些受迫害、在严刑逼供下被迫承认是“托派”的受害者，却被定是“自首变节”行为，受到开除党籍、撤销工作或严重警告、警告等处分。王光中因在集训班出走，也受到了党内警告处分。对于这些不恰当的处理及错误的、不应有的处分，党内党外反映很大，大家愤愤不平，通过各种渠道继续向山东分局和党中央反映意见。
3月3日，砀山县民主人士孟昭潜（字仰陶）等13名罹难烈士家属及当地士绅名流写信给山东分局并转呈陕北中央毛泽东主席，反映“肃托”事件的真相。毛泽东得知“肃托”事件的详细情况后，随即给山东分局发来电报。毛泽东的电报对在“肃托”事件中被诬牺牲的同志深表哀悼，向罹难烈士家属致以慰问。电报指出：由于暗害分子王须仁的借刀杀人及边区负责人王凤鸣、白子明的姑息纵容，遂使暗害分子假借“锄奸”，酿成冤狱，使中共若干优秀党员及革命干部横被惨杀，为此次事件之主要原因。毛泽东的电报对当地父老贤哲仗义执言，奔走营救，及对抗战大业之关怀眷顾，表示感奋难忘；并示山东分局商同山东战工会，妥为善后。
接到毛泽东的电报之后，山东分局将电报的内容，以山东分局和山东战工会的名义，用复函的形式告孟昭潜等13人。
1940年，山东分局到延安参加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郭子化、孙志谦受郭影秋、郝中士的委托，也将湖西“肃托”事件的经过向党中央作了详细汇报。对此，中央专门成立了以陈云为首的五人小组，重新审查湖西“肃托”事件，召开几次山东代表座谈会，并作了重要指示。就是在这之后，1941年2月20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湖西边区锄奸错误的决定》。分析了“肃托”错误的原因和造成的严重后果，并对王凤鸣、白子明作出了严肃的处理决定：“王凤鸣应即撤销工作，开除党籍，交军法处判处徒刑”，白子明则“撤销工作，由正式党员降为预备党员”。同时还决定“对于无辜牺牲者，应分别安慰抚恤”；“对被诬陷因严刑拷打而屈打成招者，基本上应原谅他们的幼稚，不能当叛徒看待，不能一律开除党籍，应按情节分别给以适当处分”。
根据毛泽东电报和中央《决定》的精神，1941年秋，山东分局又作出了《对湖西锄奸事件的总结》，并派刘居英再次到湖西处理这一事件，在单县辛羊庙召开了隆重的平反追悼大会，宣布给“肃托”事件中无辜牺牲的同志恢复名誉，授予烈士称号，对其家属进行抚恤，减轻一些受害同志的处分等。
应该说上述措施对挽回“肃托”事件造成的恶果，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但总体看，对事件中受害同志的处分仍然偏重，而过重的组织处理，仍使一些同志背着沉重的精神包袱。特别是对“肃托”事件中指定的七个所谓“真托派”的问题始终没有明确的说法，而且还留有不少其他问题。
1942年秋，刘少奇从华中回延安经过湖西，郭影秋向他陈述了自己对“肃托”中一些问题的不同看法。刘少奇表示，一定把反映的问题带回延安，请党中央认真研究，妥善处理，并告诉所有受委屈的同志，要积极为党工作。
这起在抗日战争中湖西地区发生的“肃托”事件，在党内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一直是人们关注的历史问题之一。特别是亲历湖西“肃托”事件的同志、遭受迫害同志的亲友一直不断地为这一事件彻底公正的解决而奔走呼号，但终因各种复杂的因素而不能如愿。
粉碎“四人帮”，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后，亲身经历湖西“肃托”事件，并在北京工作的几位离休老同志，在郭影秋、郝中士等的关心指导下，经过大量调查，掌握了证明“肃托”事件中指定的七个所谓“真托派”根本不是“托派”的确凿材料，并写报告给山东省委。山东省委再次进行了调查研究后，又给中央写了调查处理报告。
1983年12月23日，经党中央同意，中央组织部转发了山东省委《关于湖西“肃托”事件遗留问题处理意见的报告》，指出：湖西“肃托”事件的性质，是一起重大的历史冤案，不是扩大化的错误，应予彻底平反；原定单子英、牛籍庵、朱华、朱新民、王天章、曹广善、魏定远等7位同志为“真托派”是无根据的，完全错误的，应予以平反昭雪，恢复名誉，消除影响；对在湖西“肃托”事件中被错杀、错处理尚未平反的同志，一律彻底平反昭雪。对受株连的家属子女，尚未纠正的，予以彻底平反，消除影响；对受冤枉的同志所戴的各种政治帽子和给予处分的，凡未纠正或纠正不彻底的，一律予以彻底纠正。
至此，湖西“肃托”事件终于完全彻底平反，从而也使其成为我党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坚持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勇于和善于改正自身错误的一个范例。
这一事件以惨痛的代价换来了惨痛教训，而这些教训后人应该永远记取，那就是：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深入进行调查研究；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严格组织纪律，反对无组织无纪律、个人独断专行；坚持相信和依靠大多数，走群众路线，遇事与群众商量；增强领导班子和革命队伍的团结，反对吹吹拍拍的庸俗作风；警惕个人野心家和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投机钻营进行暗害活动；对人的处理，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严禁逼供信，不能轻信口供。
王光中亲身经历了这场惊心动魄的严重事件，事件发生的原因、过程、产生的后果、解决的过程、得到的教训，对他来说都刻骨铭心。他在所著的《八十回眸》中这样写道：
“从我个人来说，当时是一个幼稚的年轻党员，在被宣布为‘托派’的生死关头，为了不白白牺牲，为了不被作为扩大化的对象，作出逃出训练班的选择，是出于无奈，也是应该的。但在逃出之后，因听信‘山东分局也在肃托的谣言’，而没有直接去山东分局，向上级党组织报告情况，这是不对的，是组织观念不强的表现，每念及此，深感后悔。从这一事件本身，可以充分认识到，暗藏在党内的敌人具有多么严重的危害性。这个事件的始作俑者就是混入我们党内的敌对分子王须仁，他拉拢野心家王鸿鸣（王凤鸣），利用贪生怕死、丧失原则的白子明，借刀杀人，造成巨大惨案，事件中牺牲的干部，远远超过在这个地区抗日战争中牺牲的人数。这一严重事件，是当时的掌权者，采用残酷的法西斯手段，运用各种酷刑指名逼供，大搞‘逼供信’制造的严重的冤假错案。”
“这一事件发生时间虽然只有4个月，而处理事件前后历经四十余年，最终作出正确的结论。这说明真理是经得起历史考验的，实事求是的精神是颠扑不破的。”
在湖西走过抗日战争最艰苦的岁月
王光中从宿县回到湖西丰县，重新回到组织的队伍里。但是，这次回来，他和同志们面临的是抗日环境十分恶劣，抗日斗争十分艰苦的形势。
在“肃托”事件发生前的1939年夏，湖西的抗日斗争轰轰烈烈。但是“肃托”事件之后，形势急转直下，变得紧张而又恶劣。湖西党、政、军组织受到极大破坏，人民抗日武装也受到极大的削弱，日伪军乘机向根据地大举进攻；我湖西军民在克服“肃托”事件带来的种种影响和面临重重困难的情况下奋起抗击。
1939年12月8日，丰、沛、鱼三县日伪军联合向苏鲁豫支队驻地谷亭镇“扫荡”，苏鲁豫支队坚决抵抗。此役毙伤敌二百余人，稳定了湖西中心区的形势。1940年春节，区党委在谷亭镇召开庆祝大会，开展拥军爱民活动，全力挽回“肃托”造成的影响。
1940年11月中旬，日军纠集其14个县城据点的兵力，配合顽军朱世勤部，对我根据地残酷“扫荡”近20天，并设立新的据点，企图用“囚笼政策”分割我根据地。我军民奋起反“扫荡”，粉碎了敌人的阴谋。
在日伪军向根据地大举进攻的同时，国民党实行反共、限共、溶共的政策，破坏抗日统一战线，由秘密反共变为公开反共，由政治反共发展到武装进攻。
1939年11月21日，国民党顽固派铜山保安团团长耿继勋（外号耿聋子）打响了在湖西进行军事反共的第一枪，保安团五六百人配合丰、沛顽军乘我军主力不在，雨夜突然包围了我铜北办事处驻地千里井。逮捕和杀害共产党员和抗日干部，制造了血腥的铜北“千里井”惨案。
1940年6月初，国民党沛县县长冯子固下令，将沛县第五区区长李剑波（共产党员）撤职，取消共产党领导的区政权，引起群众万人集会请愿。冯子固部向手无寸铁的群众开枪并杀害请愿干部。同时，为了迫使我抗日武装撤出沛县县境，从而控制湖西抗日根据地经丰县东北部十字河一带过微山湖到鲁南的交通要道，冯子固又包围我沛（县）北独立营，枪杀我干部和抗日群众，制造了震惊湖西的沛县“六一三”事件。
国民党丰县顽军董玉觉、黄体润部，乘我苏鲁豫支队南下之机，与沛县顽军冯子固部遥相呼应，相继侵占我丰县南第六区、第七区，丰县北第二区，丰县第五区东部和第四区南部，逮捕、杀害共产党员和抗日群众，并在丰县西刘元集、赵庙和丰县西北便集、刘老庄、孙庄、贵庄修筑围寨，企图将我军挤出丰县。
在国民党顽军袭击我根据地的同时，日伪军还煽动“杆子会”在根据地暴乱。日、伪、顽、匪相会同向我进攻，我党领导根据地军民在四面临敌的境遇中，顽强坚持斗争。
1940年6月，在湖西地区战斗了一年的主力部队苏鲁豫支队奉中央军委命令南下华中，八路军黄河支队奉命挺进湖西。
为了打击顽军的反动气焰，扭转局势，6月14日，来到湖西的黄河支队向盘踞在便集、刘老庄和孙庄的顽军黄体润所部丰县常备队发起进攻，毙、伤、俘敌700多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打下便集。
7月6日，顽军朱世勤、冯子固、黄体润等部2万余人倾巢出动，分东、西两路向我湖西根据地发起进攻，又被黄河支队迎头击溃。
黄河支队在同日伪军展开浴血搏斗，同国民党顽固派势力展开错综复杂斗争的同时，还要打击反动“会道门”的挑衅，先后平息了反动“会道门”“红枪会”“杆子会”的万人暴动。
黄河支队挺进湖西连战连捷，狠狠地打击了国民党顽军和各种反动势力的气焰，在湖西立住了脚，扎下了根。但湖西地区仍然处于敌（日军）、顽（国民党地方军）、我（共产党八路军）三角斗争的严峻局面之中。
1939年底，王光中回到丰县时，湖西地区党的各级组织已经遭到严重的破坏，特别是他所在的丰县，当时面临的最紧急的任务就是要迅速地恢复县属各区党的组织。回到丰县，王光中继续担任县委组织委员。由于在“肃托”中，县委的负责同志大部分被杀害，县委的领导力量大大削弱，所以，王光中和同志们感到肩上的担子十分沉重。
地方党组织瘫痪，恢复工作困难重重。王光中深入各个自然村，先从寻找熟识和比较坚定的党员入手，然后再向外一个一个地扩展。当时，群众不敢接近党组织，党员更是害怕。有的党员不敢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有的党员则到处躲藏，不愿见面。工作中，王光中感到，我党的威信明显降低了。
从县的角度讲最急的任务是恢复县属各区党的组织，而从整个湖西地区的角度看，重要的工作则是要把县一级党的组织尽快整顿和恢复起来。当时，整个湖西地区干部奇缺。王光中在丰县组织委员岗位上工作不到一个月，就被湖西地区党委调到砀山县任县委书记了。
王光中到砀山的首要任务亦是恢复所属各区党的组织。砀山县因为“肃托”事件的影响，党的组织也被严重破坏，大部分地区已被日伪控制。砀山这一带原来是我们的根据地，而现在变成了我们的游击区。县委机关没有固定的办公地点，是随着县大队在砀山北部的砀、单边境活动，因为这里可以依靠主力部队黄河支队的十团作后盾。但是，这里又紧靠陇海路，离日伪的据点也非常近。所以党组织在这里的活动亦不能公开，只能秘密进行。
王光中和同志们白天不能露面。一般情况下白天在屋里睡觉或处理点文件，夜里出去活动。砀北地下党组织有一定基础，建有秘密区委和党支部。王光中和组织部长张子英常于夜晚化装到砀北的各党支部开会。有时候，参加一个支部的会议要跑十几里甚至几十里的路。当然，到哪个支部都是预先计划好的，不能落空，即使是刮风下雨也要按时到达。党的领导机构和负责人严守纪律，为下级组织和党员、群众作出榜样，得到了下级党员和群众真心实意的支持和保护。
王光中在砀山期间，正赶上日、伪、顽对我根据地的大肆“扫荡”和进攻。王光中领导的中共砀山县委和县抗日武装也多次遭到砀山国民党顽固派反动县长窦雪岩部队的袭击，砀山县党的基层干部稍不注意就被逮捕，抗日环境日益险恶。在这种情况下，王光中深知更需要加快根据地的恢复和建设。所以，王光中和同志们更是不顾生命危险，更加不知疲倦地工作。
王光中和同志们到各村，住的地方除了党员干部家，有时也住在老百姓家，当然，这老百姓除了贫农就是佃农或者雇农。但是，这样的群众家都没多余的房子。在一起住，要等人家起了床，他们再到炕上休息，他们的黑天白天和老百姓是颠倒的。吃饭在老百姓家，大小便也不能随便出去。为了防止敌人搞突然袭击，他们还在房东屋内挖个通向外面的洞，以便突然事件发生时从洞中撤离。在砀北游击区开展恢复党的组织工作的同时，王光中还特别注重抓好砀山城里党的情报工作。城内地下党经常及时把得到的敌伪活动情报送出来，这些情报对我党领导的反“扫荡”具有重要的价值和作用，为我军有效地歼灭敌人，避免或减少民众和军队伤亡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当时，敌我斗争的形势十分严峻。敌人为了动摇抗日军民的意志，经常到处抓捕我党抗日武装和抗日政权的家属。王光中的父亲和爷爷都被日军或国民党反动派抓去过。父亲被抓过两次，爷爷被抓过一次。因为弄不清王光中的具体身份，加上找人花钱赎，最终都被放了出来。但是，一旦敌人弄清了王光中的实底，王光中的家里人就将面临极大的危险。为了便于秘密活动，同时也为了不给自己的家庭带来拖累，王光中一到砀山就改了名字。这以前他的名字叫胡光耀，这之后改名为王光中。而且后来一直沿用王光中这个名字。把“光宗耀祖”改成“光耀中华”，更有意义，而将胡姓改成王姓，是因为在王光中老家，有胡、王是一家的说法。
王光中领导的砀山县委遵照地委确定的方针开展恢复党员组织生活的工作。党员能否恢复组织生活是以党员的态度作为标准，也就是看其“干还是等”。有的同志表示“只要有上级的领导，就秘密地干”，持这种态度和愿意这样做的同志都恢复了组织关系；而那些说“等八路军来了再干的”，则没有给恢复组织关系，但仍当赤色群众与其联系。恢复党员组织生活的方法也是地委的工作方针中确定的，即“个别考察，个别恢复，长期隐蔽，积蓄力量，以待时机”。通过这样的方法，成熟一个恢复一个。这段时间，党的组织没有新的发展，基本上是过去的党员重新恢复组织关系。被恢复关系的党员虽然人数不多，但都很坚定，且有战斗精神。事实证明，这样稳妥地进行党员恢复工作，对后来的革命斗争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也为党培养了可靠的干部。
由于我党控制的区域和党的组织因“肃托”事件而萎缩，1940年初，区党委将丰县、单县和砀山县合并，成立了三县中心县委，由刘昭筹任中心县委书记。接着，三县中心县委又改称苏鲁豫区党委二地委，三个县的县委书记均为地委委员。
1940年，经过组织整顿，基本上恢复了从地委到县、区的组织；通过开展建立标准支部的活动，也提高了各个支部的战斗力。
湖西地区的险恶处境和危机局面的形成，与“肃托”事件的发生有关，也与地方党组织没有重视建立抗日民主政权，没有重视发展党领导的边区武装有关。
事实上，在“肃托”事件发生之前，湖西党组织在统战工作中也存在对政权建设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的倾向。当时，我们没能利用有利时机建立抗日民主政权，而是帮助国民党恢复旧政权；没能及时利用优势更多地发展中共领导的武装，而是去帮助国民党收容、发展、训练部队。由于共产党的帮助和扶持，湖西国民党各县地方部队迅速恢复扩大。丰县常备队发展到4000多人，沛县冯子固部发展到5个团5000余人，砀山县窦雪岩部发展到1000多人。他们借助中共力量发展起来，为后来的反目创造了条件。
不但如此，“肃托”事件发生后，湖西根据地党所控制的民主政权还遭到了摧毁，党的地方武装的战斗力也大大削弱。到1940年8、9、10三个月，边区地方武装在进行的40多次大小战斗中，还在不断地增加伤亡，不断地增多非战斗减员，这使得党的地方武装的战斗力还在进一步地减弱，从而影响根据地的恢复。
为了转变这种不利形势，苏鲁豫区党委和黄河支队决定，集中力量，实行军事与政治双管齐下的办法，发动群众，发展县、区武装；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加强政权建设，争取迅速打开局面，扩大根据地。
农村是抗日战争的基地和兵源。部队的战斗、转移、驻扎，多在农村，给养和各种供给多需农村提供。兵源主要靠农民补充，支前、运输、挖沟、破路等等大量民工，也需农民承担。只有有了比较巩固的农村政权，才能担负起这些繁重而艰巨的任务。
为了打好基层政权基础，湖西根据地实行了编村制度。编村制就是把邻近的四五个自然村组织成一个行政村，每个行政村由党组织派出工作人员，协助、指导党支部和村长开展工作，这样更方便了党的统一领导，对于发动群众、贯彻党的政策、开展对敌斗争、巩固农村政权、推行抗日民主政府法令和巩固根据地，都起到了很好的保证作用。湖西区根据地和游击区共有1033个自然村，编村之后，根据地的村庄编成143个行政村，游击区的村庄编为51个乡。
1940年3月，山东分局社会部长刘居英来到湖西处理“肃托”事件时，传达了山东分局关于民主选举建政的指示。这之后，各县党组织积极开展了建政工作，先后有邹县、鱼台县、金乡县、单县、丰县建立了抗日民主政府。随后，苏鲁豫区宪政促进会在金乡宣告成立。全区各县、区、乡普遍开展“宪政”运动，按照“三三制”原则，民主选举产生各县、区参议会。通过参议会选举产生参议长、副参议长和专员。同年7月，湖西专署建立，李贞乾任专员，郭影秋担任湖西参议会参议长，鹿渠清任副参议长。
砀山县委在王光中领导下，经区党委批准，也作出召开县参议会，罢免顽固派县长窦雪岩，成立砀山县抗日民主政府的决定。1940年夏天，当砀山县正在召开参议会的时候，国民党县大队纠集武装数百人，前来进攻。包围了开会的王炮楼会址，与我县大队发生激战。后来，我主力部队赶来救援，才击退了敌人的进攻。在这种情况下，砀山的民主政权没有建立起来，砀北地区处于与国民党“拉锯”的状态。
王光中在砀山工作一段时间后，在宿县养伤的妻子高潮也回到湖西党的组织中。这之前，高潮是丰县妇救会主任。这次回来，组织上安排她任苏鲁豫边区二地委的妇联主任。那时，根据敌我斗争情况，边区的干部要分别深入到各县的村庄开展工作。按理，高潮可以到王光中所在的砀山县。但因王光中的县委工作处于游击状态，高潮身体患有癫痫病，所以就留在相对安全的解放区陇海路北的丰县工作。
那时，为了组织的安全，组织上对下乡村工作的同志有个规定，即在一些村庄活动几天后，可以回到解放区进行一段休整，然后再到另外一些村庄工作，这样可以避免敌人的跟踪。
高潮虽然身体不好，但仍和同志们坚持夜以继日地到各村庄开展工作。然而，她那不知什么时候发作的癫痫病，会经常给她带来不小的麻烦。
那是1940年夏的一天，高潮回到湖西不久，她和几个同志刚来到一个新的村庄开展工作。这时，日伪军突然来“扫荡”，高潮赶紧和同志们将村里的群众疏散到附近青纱帐里隐蔽。连续几天走村串户找党员谈心、做思想工作，高潮已经十分疲惫，突然又高度紧张地组织群众疏散，那天，天气闷热，在潮湿的青纱帐里蹲了几个小时后，高潮的癫痫病犯了。为了不被敌人发现，在青纱帐里的人大气都不敢出，高潮的发病让所有的人都十分紧张。癫痫病无法自控，一旦发出大的声响，把敌人引来怎么办？这时，高潮的病越来越厉害，突然还发出一声怪叫。和高潮待在一起的一个县委的同志第一时间作出反应，捂住了高潮的嘴，同时，用力掐捏她的人中。周围的群众全都惊呆了。因为高潮刚到这里工作，大多数群众还不认识她。很多人表现出不满的神色；有的人还用手比画嘀咕着：“掐死她！掐死她！”幸亏高潮这次发病是一过性的，很快就平静了下来，但青纱帐里的安全仍然揪着大家的心。这时，县委的一位同志迅速离开青纱帐，顺着交通沟找到了县委，把这里发生的情况作了汇报。
因为王光中所在砀山县委的活动地点就在丰砀两县的交界地，离高潮所在的农村不到四五十华里的路。高潮犯病的消息，王光中很快得知。为了不让高潮的病连累了群众，夜幕降临的时候，王光中和警卫员一起骑马急赴高潮他们隐蔽的青纱帐。王光中把极度虚弱的高潮扶上马，冒着危险，在夜色中，带着高潮离开丰北的青纱帐。
将高潮接回砀山，仍然是个问题。因为王光中的县委处于游击状态，不便于照顾。正好，当时县里一位姓吕的同志的母亲从宿县来看望女儿，王光中就托这位老大娘把高潮带回宿县老家疗养。回到宿县，高潮住在其姑母家。后来，王光中借一个机会回宿县，把身体好转的高潮接回，而且，还将高潮年仅15岁的妹妹一起带出。这个小妹妹被送到湖西的根据地中学读书，两年后参加了革命。
8月，为了加强苏鲁豫地区的领导，中共山东分局派潘复生到湖西接替白子明的职务，领导党的工作。由于苏鲁豫区根据地已经缩小，11月3日，中共山东分局决定将苏鲁豫区党委改为湖西地委，下辖金乡、单县、丰县、沛县等11县，划归鲁西区党委领导。
1940年秋，中共山东分局再派社会部长刘居英来湖西处理“肃托”事件。王光中因在集训班中出走，受到党内警告处分，工作调动到区党委机关担任总支书记。1941年初，又调到党校担任指导员、支部书记。王光中在党校工作整整3年，而这3年亦是湖西抗战最艰苦的关头。
1941年，国际反法西斯斗争面临着日益严峻的形势。6月22日，德国向苏联发起进攻，12月，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日本帝国主义企图把中国变成它扩大侵略战争的后方基地，一方面加紧在中国占领区的殖民统治和经济掠夺；另一方面，加紧对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的“扫荡”。从1941年3月开始的两年中，日军在华北连续5次推行“治安强化运动”，采用“清乡”、“蚕食”、“扫荡”等不同手段，实行所谓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总力战”，妄图以此隔绝并进而摧毁敌后各抗日根据地，消灭中国共产党和人民革命力量。在此期间，国民党顽固派掀起了三次反共高潮，亦妄图剿灭共产党。
1942年，日伪军纠集数千乃至万人连续向湖西根据地周围地区发动大规模“扫荡”。至1943年初，日军在几次万人大“扫荡”后，在我湖西中心区留下数千日伪军，安设数十个日伪军据点和碉堡，并以据点、碉堡为支点，增修1400华里公路，挖掘600华里的封锁沟，形成“Y”字形封锁线，将湖西中心区分割成三小块，连同原有的金单、金鱼、金城封锁线，在湖西地区形成纵横交错的格子网。
盘踞在各县的国民党地方顽军也不断配合日军对根据地实行经济封锁和军事进攻，再加上1941年到1943年连续三年大旱，整个湖西抗日根据地陷入了极端困难的境地，活动的区域大大缩小。
面对这种困难的局面，湖西区党委根据中央的精神提出“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充分发挥党政军民的整体力量，充分发动和依靠群众，战胜困难，坚持巩固根据地”的斗争方针。
环境越是艰苦，越是需要过得硬的党员干部带领群众渡过难关，坚持斗争。王光中在地委党校坚决贯彻区党委确定的方针，在无固定地点上课，还要经常突然组织群众反“扫荡”战斗的情况下，坚持组织举办了十几期党员干部训练班。
党校的训练班，主要培训对象是区委委员和党支部书记，目的是提高学员的政治思想觉悟、理论水平和实际工作能力。训练班的主要课程是毛泽东的《论持久战》、马列主义原理和党的建设、共产党员修养，还有抗战的形势、任务、方针、政策，统一战线，群众工作等等。王光中负责讲党的建设和党员修养（这时已有刘少奇《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小册子）。给别人当先生，自己首先要当学生，王光中说：“这段时间对我的学习有很大的促进。”
党校主要随党委机关活动，行动和游击队一样。冬天在屋里上课，春、夏、秋天则在露天的大树下上课，遇到敌人“扫荡”就分散隐蔽，经常行军转移，过军事化、战斗化生活。学校的师生要自制桌椅，一手拿笔，一手拿枪，一边学习，一边战斗。当时流传一首歌谣：“庙宇、祠堂当教室，大树下边为课堂；木板、石块当桌椅，树枝为笔沙为纸，写出抗日好文章。”
1942年12月，在日军对湖西边区进行的一次大“扫荡”中，徐州、济南等地1万多日伪军从陇海路由南向北进行拉网式“扫荡”，形成铁壁合围。我专员公署被敌包围，夜晚机关突围，突围中李贞乾专员等不幸牺牲。党校随地委机关被迫向金乡县境转移。作为当时的党校负责人，王光中根据地委指示，采取果断措施，迅速地指挥党校人员随当地学员就地分散隐蔽，并约定“扫荡”后的集合地点，因此在这次突围中，整个党校的人员和学员都没有受到损失。
王光中在湖西地委党校期间，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下，和党校的全体教职员工克服种种困难，出色地完成了举办培训班及各项教学任务，为党培养了大批干部，为推动湖西地区革命斗争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在丰鱼战斗到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1943年8月，湖西军民反击顽军李仙洲部战役取得胜利，湖西地区抗日根据地局面好转。为了便于领导，根据地的建制进行了调整。由于丰县、鱼台两县抗日武装活动范围缩小，中共苏鲁豫三地委决定将丰县与鱼台县合并建立丰鱼县。同时建立中共丰鱼县委、丰鱼县参议会、丰鱼县抗日民主政府、丰鱼县大队和丰鱼县群众团体组织。组织上决定调王光中任丰鱼县委书记兼县大队政委，吕英任丰鱼县长兼县大队大队长。
1943年9月，王光中离开党校，到丰鱼县委就任。王光中到任前，丰鱼县党的组织已经健全，由于实行了编村制，农村政权得以巩固。王光中到任后，带领丰鱼县委一班人在地委的领导下，认真贯彻执行中央制定的“对敌斗争、精兵简政、统一领导、拥政爱民、发展生产、整风运动、审查干部、时事教育、三三制和减租减息”的十大政策，团结了广大群众，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因素，使丰鱼县党的领导得到了进一步加强，根据地得到了巩固，为和全国人民一道赢得抗日战争的胜利打下了基础。
反顽斗争取得胜利，湖西地区形势在向着有利于我方转变，但是，1943年的斗争形势仍旧是敌、顽、我尖锐复杂的三角斗争态势。日伪军盘踞在城内，并在各要道、村镇建碉堡驻防，常出来抢粮抓人；国民党顽军在近城地区，与日伪军暗中勾结，共同对付我军；我军处在边沿地区，以狭小的根据地进行抗日斗争。针对抗日根据地的重重困难，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高瞻远瞩，指出：解放区的困难只是“黎明前的黑暗”，只要我们坚持斗争，就能战胜困难，夺取最后的胜利！
王光中到丰鱼后，首先狠抓了对敌斗争工作，领导全县人民继续反“蚕食”、反“扫荡”，积极领导地方武装配合主力部队消灭敌人有生力量。当时，冀鲁豫三军分区十一团和丰鱼县大队完全控制了十字河西岸地区，与国民党顽军丰县武装隔河对峙。国民党顽固分子一方面拼命扩大军费，购买枪弹，为反共积聚实力；另一方面组织小股暗杀部队，用重金收买可耻的叛徒，向抗日根据地进行突击，暗杀我党政军领导干部和人民群众。
为了给顽军以严惩，三军分区十团、十一团在丰鱼县大队的配合下，分别向东、西两面出击，给十字河东的薛廷隧团、彭世亨团和湖西地区其他顽伪军以沉重打击。
9月中旬，我军围歼顽军薛廷隧部驻守的宋庄、吴庄、邵庄等据点，生俘顽军副中队长马行本，毙、伤、俘顽军五六十人；10月初，袭击顽军彭世亨部驻赵庄区安庄据点，毙、伤、俘顽军40余人；11月初，攻打丰顽保安旅二团安庄、刘庄据点，并在许庄、段堤口一带截击其援军，沉重打击了其欺压群众的嚣张气焰。
丰鱼县四区区长马乐山领导群众搞自卫联防，给敌人数次致命打击，使根据地逐步巩固扩大，被评为模范区长。敌人既怕又恨，密谋刺杀马乐山。由于叛徒出卖，马乐山被捕，受到严刑拷打，但他宁死不屈。最后被挖去双眼，惨遭杀害。1944年1月，中共丰鱼县县委、丰鱼县抗日民主政府在丰鱼县召开追悼马乐山同志大会。中共冀鲁豫湖西地委书记潘复生、晋冀鲁豫边区湖西区专署专员郭影秋、丰鱼县委书记王光中、县长吕英和数千名群众参加了大会。参会群众对敌人的残忍无比愤慨，决心对敌人以牙还牙，狠狠打击，为死难烈士报仇。
1944年夏，抗日战争进入新的阶段，丰鱼县、单县地方武装配合冀鲁豫第十一军分区部队向苏北大堤上的敌伪军据点发起强大的政治攻势和军事围攻，展开反碉堡斗争。6月25日，利用在敌伪军内部建立的“关系”，一夜便将苏北大堤上丰鱼县边境的伪军碉堡付之一炬，老百姓称为“火烧洋楼”。碉堡内的伪军惊恐万状，逃跑的逃跑，投降的投降。经过数十天的政治和军事攻势，日军在湖西封锁抗日军民的“格子网”全部土崩瓦解。
1944年7月8日，中共中央军委指示，为策应八路军太行、太岳部队向河南进军，并配合新四军第四师在淮北地区的发展，决定由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委罗荣桓统一指挥鲁南及湖西的部队，组织微山湖区反顽战役，彻底扫除该区顽敌。
1944年7月下旬，王光中和丰鱼县委接到指示后，立即组织力量，全力以赴配合主力行动。先后参加了西姚桥战斗、魏楼战斗、新范庄战斗、李单楼战斗，通过和平劝降拿下汪庄，还参加了黄口、马庄等战斗。主力东进讨顽时，丰鱼县根据地的广大民兵和县区武装在地委统一指挥下，不辞劳苦，不怕牺牲，圆满地完成了支前和抢救伤员的任务，解除了主力部队的后顾之忧。至1944年9月黄口、马庄战斗之后，丰县除丰城、常店驻有日伪军外，残余的顽军全部被赶到徐州西北。
这次反顽战役，我主力部队在地方武装和群众的配合下，历时两个月，转战几百里，歼灭顽军2万多人，完成了策应八路军太行、太岳部队向河南省敌后进军，并配合新四军第四师向淮北地区发展的战斗任务。
1942年8月初，刘少奇由华中新四军驻地前往延安，路过湖西时，传达了我党我军在军事上“敌进我进”的战术指导方针，并对地委工作作了重要指示。他指出：你们没有被敌人挤垮赶走，是很大成绩；对敌斗争要有战略眼光，不要轻易搞大兵团作战；对伪军要以政治瓦解和争取为主，要深入发动群众，坚决实行减租减息，发挥群众的抗日积极性，不搞减租减息就是机会主义；灾荒严重，要做好生产救灾工作，要加强湖上交通线的控制，保障华中与华北、延安之间的联系，做好护送过往干部的工作。
王光中担任丰鱼县委领导期间，认真领会、忠实执行了中央和上级领导的指示。在对敌斗争方面，县委按照“敌进我进”的方针，组织武工队，抓住机会向敌伪顽军占领区实施突击；镇压罪大恶极的汉奸，打击其反动气焰；牵制住敌人，制止其继续向我“蚕食”，以争取相持局面，抓紧巩固根据地。
毛泽东在抗战初期就指出：“我们的胜利不但是依靠我军的作战，而且依靠敌军的瓦解。”抗日战争重要的策略是统一战线，争取瓦解敌伪军是对敌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王光中到丰鱼县后，县委根据中共湖西地委的指示，在对敌斗争中，对敌、伪、顽采取了不同的斗争策略。对敌（日军）斗争的策略是发动群众进行游击战争予以打击，敌人实行碉堡战术，四处“扫荡”，抗日军民就针锋相对，毁碉堡，反“扫荡”。对顽军、伪军则采取了打击、争取和分化瓦解的策略，大力开展军事进攻和政治攻势。
对封锁线上各据点的伪军，丰县县委广泛发动群众，全力开展政治攻势。组织县里的武工队员半夜到敌据点周围，向伪军喊话。喊话的内容主要是：“小日本是秋后的蚂蚱就要完蛋啦！”“弃暗投明八路军给优待！”“顽抗到底死路一条！”等等。当时，老百姓把这叫给“二鬼子”“上夜课”。县委还专门编印了针对伪军的宣传品。为了蒙蔽敌人，宣传品封面印的是《京戏大全》，内容则是“身在曹营心在汉”和“伪军投诚”、“纳粹毁灭”的宣传画或标语。这些宣传品有时组织地处边沿区的小商贩传送，有时由武工队去散发张贴。
与此同时，县委还组织开展了伪军家属工作，掀起了“索夫唤子”运动，动员、劝说伪属到据点叫回丈夫、儿子。为了最大限度地争取伪军反戈抗日，王光中和县委的同志们商定对伪军实施镇压和宽大相结合的政策。他们利用各种办法在伪军中广泛宣传，说八路军对伪军是要秋后算账的，坚决惩治死心塌地的汉奸。县委和县政府的同志们还运用记红黑点的办法，扬善惩恶。就是对暗中帮助我军和为百姓做好事的，做一件记一个红点，红点记得越多，将来得到的优待就越多；对做坏事的就记黑点，记了黑点就向伪军、伪属或敌占区的群众广为宣布，屡教不改的予以镇压。每次惩恶之后，都在街上张贴布告，公布罪行。这些办法对伪军起到了很大的震慑作用。
通过采取“团结中间的，争取动摇的，打击反动的”的策略，对分化瓦解伪军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我方的强大攻势下，顽伪人员纷纷投诚。鱼台顽军吴品三带领2000名伪军起义反正。丰城的汉奸队长也经常向解放区报告日军活动情况，并将抗日宣传品在城内大量散发。
县委还组织民众破路挖沟，切断敌人的运输线，填平敌人的封锁沟。组织小部队伏击、截击、封锁、监视据点之敌，使敌日夜不得安宁。当时，丰县我边区与国民党反动派争夺的焦点是东部十字河。十字河是我党通往山东、华中的交通要道，是人员往来、物资输送的必经之地。十字河东边的丰二区，我党的基础较好，各乡都有党支部，而且不少乡政权掌握在我党党员手中。但是，国民党部队占领二区后，经常逮捕杀害干部，骚扰群众。我县、区大队配合主力部队在十字河地区进行反复的争夺，直到1944年七八月间，我军分区组织湖西部队东渡十字河，打垮沛县冯子固部和丰县黄体润部，根据地向东扩大百里，打通了前往鲁南的通道，实现了湖西根据地的一次重大的胜利与发展。
与此同时，丰鱼县委还十分重视县城的地下工作。1943年秋，丰鱼县委在丰城建立了敌工站，积极领导城内地下党组织开展活动。1943年9月，日军集结重兵对湖西进行大“扫荡”，由于我情报工作做得好，对敌情了如指掌，事前做好了充分反“扫荡”的准备。我根据地虽遭敌人反复“扫荡”20多天，但我党政军民并未蒙受多大的损失。
1944年，中共中央发出“六五”城市工作指示，要求各级党委要坚持“长期埋伏，隐蔽精干，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城市地下工作方针。根据党中央的指示，中共丰鱼县委向丰县县城派人员，进一步加强城内的地下工作。
丰县城内敌伪顽组织纵横交错，既互相监视，又相互勾结，与党的地下组织形成三角斗争局面。特别是抗战后期，国民党特务与汉奸皇协队及伪特高科、日宪兵队狼狈为奸，互通情报，搜集地方游击队的军事情况及我党的地下活动情况。一些社会残渣余孽也乘机泛起，成为敌伪顽固的牵线人，给我地下党的活动造成很大的困难。
1944年上半年，对敌斗争形势日益尖锐复杂。国民党设在丰城内的特务组织对我党的地下活动进行一系列的干扰破坏，日、伪特务活动也十分猖獗，大肆搜捕我丰城地下工作人员。在这种情况下，我党丰县城内的地下工作仍然坚持在更加隐蔽中秘密进行。1945年7月，潜入丰城敌人内部的地下党员，查清了城内的确切情况，绘制出丰城地图，地下工作者利用其合法身份破坏敌人的两挺机枪，为解放丰县城作出贡献。
王光中在丰鱼县期间，抗日战争正处在从相持走向反攻的阶段。在地委的领导下，王光中认真贯彻和执行中央在这一时期指导抗日战争总的方针和策略，领导全县实行精兵简政和党的一元化领导，开展整风运动、大生产运动、减租减息运动和群众性的参军运动，直至抗日战争夺取最后的胜利。
为了减轻人民的负担，克服财政经济困难，巩固抗日根据地，中共中央于1941年12月发出“精兵简政”的指示，要求缩编主力部队及其指挥机关，充实连队；紧缩各级组织机构和人员编制，加强基层，提高效能，节约人力物力。王光中来到丰鱼县委后，认真贯彻中央的这一指示精神，结合丰鱼县地域狭小，敌顽封锁严密，加上严重旱灾，根据地经济十分困难的实际，实行精兵简政。通过缩减机关人员，充实加强基层，充实加强地方武装和民兵，提高效率，节约人力物力，减轻人民负担。同时，在全县对党政军实行一元化领导，形成统一的领导机构。县区武装一般由县长、书记分别兼任大队长、政委，区长、区委书记兼任区中队长、区指导员。如王光中任丰鱼县委书记同时兼县大队政委。军政人员经过精简紧缩，大为精干，提高了战斗力。实行党政军一元化领导后，增强了党政军的团结，提高了应付突发事变的能力。
1942年6月，中央宣传部作出了《关于在全党进行整风学习运动的指示》，全党开始整风学习。整风的内容主要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1943年至1944年，中共湖西地委开展了整风运动，中共丰鱼县委按照地委的统一部署，也在党政机关普遍开展了整风运动。由于当时敌人“扫荡”频繁，战斗不断，县委工作地点不固定，整风学习只能时断时续，采取集中和分散相结合的方法，部分党员到地委党校参加整风学习，其余的留在县内参加整风。在整风过程中，县委首先组织全县党员认真学习毛泽东的《整顿党的作风》、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和陈云《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等论著，在整风学习的过程中，注重于使广大干部党员学习、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学习和掌握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个根本的思想原则，发扬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以及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提高路线觉悟，增强党性，加强团结。在学习22个整风文件的基础上，遵循整风方针，结合工作和思想的实际，相互之间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由于湖西有“肃托”事件的教训，“整风运动”以学文件和谈心的方式为主，基本上做到了和风细雨。通过整风，清除了党内非无产阶级思想，使全县党的组织和广大党员接受了一次深刻的马克思主义教育，从而进一步增强了党的团结，从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加强了党的建设，保证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
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阶段，为了克服日伪顽的军事进攻和经济封锁造成的困难，中共中央及时提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财政经济总方针，号召解放区和根据地的广大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要求做到“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在整风的同时，中共丰鱼县委积极贯彻落实党中央发展根据地经济生产的方针政策，带领全县党员干部学习延安精神，开展了大生产运动。在地委部署下，在县政府设立了建设科，除号召军政人员帮助农民种好地外，还大力提倡自己种田。王光中等县党政军负责人“一手拿枪，一手拿镐”，带头拿起锄头开荒种地，县委还在李庄种了试验田。当时最困难的是畜力缺乏，牲畜都被日伪顽军抢劫一空，政府发放贷款解决的牲畜远远不能满足生产的要求。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县委提倡人拉犁耙。开始群众信心不足，但是看到机关、部队的工作人员带头扶犁拉耙，特别是看到专员郭影秋、书记王光中以及县、区各级领导都带头扶犁拉耙，很受感动，都跟着干起来。灾荒之年，种子相当困难，县委号召干部节衣缩食，把省下来的粮食拨给农民。在一些群众基础比较好的村庄，还开展了生产互助，组织了劳动互助组，解决了一些贫困户劳力、畜力、种子不足的问题。县委还发出“不能荒掉一分地”的号召，根据地各村的村前、房后、沟边、坑沿都种上了庄稼。县委还号召发展手工业和副业生产，组织妇女纺纱织布，采取以工代赈的办法，组织灾民生产自救。
为了推动大生产运动的蓬勃开展，1944年初，中共丰鱼县委召开了“表彰劳模大会”，接着各区乡也召开了表彰会。在表彰会的推动下，全县的大生产运动搞得热火朝天。当时有一首歌曲这样唱道：“拿起锄头，背起粪筐，生产工作大伙儿忙。你担水桶去挑水，我拿锄头去开荒。努力生产，哎哟！争取模范，哎哟！”
大生产运动不仅使部队和机关做到了部分自给，减轻了人民的负担，而且推动了群众性的生产活动，密切了军民关系，增强了干部和指战员的劳动观念。党政军民同甘共苦，齐心协力生产自救，使根据地的经济状况逐渐好起来。
1942年初，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指出：“各抗日根据地实行的土地政策，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土地政策。”这种政策的基本原则是“地主一方面要减租减息，农民一方面要交租交息”。湖西地区的减租减息运动是在1942年8月刘少奇路过湖西强调提出以后逐步开始的。1943年，丰县县委、县政府在全县发动民众分期分批地开展减租减息的群众运动。按照地委的精神，县委在宣传中，既强调要减租减息，减轻地主对农民的剥削，同时又强调要交租交息，以团结抗日的各阶级、各阶层。这次运动在方法上是“突破一点，四面开花”。县区两级抗日民主政府，派出工作队，分赴各地宣传政府“二五减租”，即减去原租额25%，“分半减息”，即把利息减为年息一分半的法令、政策，发动和鼓励群众组织起来开展斗争。运动共分四个步骤：第一步，调查研究，进行阶级分析。主要是通过典型调查，摸准农村各阶级的经济情况，分清哪些是斗争对象，哪些是依靠的力量，哪些是属于团结争取的对象，同时培养运动的积极分子。第二步，召开群众大会，进行动员，反复宣传政策，争取开明地主。第三步，斗争顽固地主。方法是说理和诉苦，并进行清算斗争，同时发展群众组织，为建立基层政权做准备。第四步，发展党员，建立党支部，巩固和扩大群众团体，改造农村政权。在开展减租减息运动的过程中，对原来的各种封建性经济剥削，诸如送礼、无偿做工及现扣利、出门利、利滚利等，都予以取缔。对雇工进行增资。在运动中一方面依靠贫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孤立打击反动地主；另一方面又动员一些开明士绅带头减租减息。也确有一些开明士绅，从抗日爱国的愿望出发，主动进行减租减息，推动了工作的开展。在执行减租减息的各项政策时，县委还注意防止发生“左”或右的偏向。
通过深入发动群众，开展对恶霸地主的斗争，实行减租减息，大大减轻了农民的负担，改善了群众生活，调动了广大群众抗日和发展生产的积极性，密切了党和群众的关系，达到了组织群众、武装群众的目的。在运动中，结合进行了建党、整顿党的支部、发展党员的工作，发挥了党员的先锋作用，提高了支部的战斗力。
1945年春，为了迎接抗日战争的胜利，扩大武装力量，丰鱼县落实上级指示开展了群众性的参军运动。广大群众经过八年艰苦抗日斗争，觉悟普遍提高。已经能够看到胜利的曙光，广大群众热情高涨，成群结队的青年涌向县政府报名参军，各乡村敲锣打鼓，出现了父母送子、弟妹送哥、妻子送郎参军的高潮。新兵披红戴花，高高兴兴入伍，使主力部队、地方武装迅速扩大。
1944年，国际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已发生根本好转。德日法西斯末日临近，但日本侵略者并不死心，为支持太平洋战争，进攻东南亚，企图打通大陆交通线。由此，日军向南扩大战场，其战线更加延长，兵力更加不足，对我敌后根据地再也无力进行大的“扫荡”，甚至避免与我主力作战。这样更有利于我军寻机歼敌，敌后战场上形成了对我空前有利的局面。于是，八路军、新四军对日军接连发动了春季、夏季、冬季攻势，给敌人以重创，抗日战争的形势空前好转。
1945年7月3日，湖西地区军分区司令员王秉章指挥主力部队十团、十一团与地方武装密切配合，一举攻克丰县城。又乘胜拔除丰县城外围及丰徐公路上二十多个敌伪据点，日伪军向徐州逃跑，丰县全境获得了第一次解放。县委、县政府随军进驻丰县城，全面搜索敌散兵游勇，清查收缴敌枪支弹药，安定县城秩序，动员群众拆除城墙和敌伪军修筑的碉堡工事。7月中旬，中共丰鱼县委在北店子召开丰县解放庆祝大会，并成立了丰县城关区区委和区政府，王万选任区委书记，常瑞林任区长。王光中和县长吕英等县委、县政府的同志们参加大会，与广大干部群众共同分享胜利的欢乐。
1945年5月，法西斯德国战败投降。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苏联红军分四路出兵我国东北。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号召中国人民抗日力量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配合苏联及其他盟国作战，并指示人民军队，向一切不愿投降的日伪军实行广泛的进攻，猛烈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呼吁全国人民应该加强团结，为夺取最后的胜利而斗争。
1945年8月15日，走投无路的日本侵略者宣布无条件投降。不可一世的日本侵略者终于低下了头，中华民族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赢得了最后的胜利。中共丰鱼县委和丰县抗日民主政府在丰县城体育场召开万人大会，热烈庆祝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王光中在会上作了兴奋、激动的讲话。当时，王光中的妻子、时任边区妇联主任的高潮还怀着身孕，也来到会场，分享胜利的喜悦。
抗日战争是近代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阶段，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民反对外国列强侵略的斗争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这是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胜利，是人民战争路线的胜利，是全国人民及爱国军队英勇奋战、流血牺牲换来的结果。
八年抗战，艰苦奋战，最后胜利来之不易。王光中经过八年抗日战争的锻炼，经过党的教育，从一个只知抗日救国一般道理的普通战士，到树立为建立社会主义的新中国，为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而奋斗的理想和信念，直至成长为一名有觉悟的共产党员和党的干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