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崭新开端——五四运动
1919年5月3日晚，北京各大学的学生代表1000余人，聚集在北大法科礼堂。一位名叫邵飘萍的记者朗声道：“现在民族命运系于一发，如果我们再缄默等待，民族就无从救亡，而只有沦亡了。北大是全国最高学府，应当挺身而出，把各校学生发动起来，救亡图存，奋勇抗争。”众人听到演讲者讲述中国在和会上外交失败的情形，都捶胸顿足，愤慨万分。有一个北大学生，当场咬破中指，撕破衣襟，血书“还我青岛”四个大字，悬挂在会场的台前。此次学生聚会由此演变为一场影响深远的爱国运动。
那么，1919年五四运动缘何而起？5月4日这一天究竟发生过什么？在五四运动走过90周年之际，面向近年来不少年轻人受外来文化侵袭，对于中国传统文化逐渐产生了隔膜的今天，还需细细讲来。
屈辱与愤怒的导火线——巴黎和会
1919年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在巴黎召开“和平会议”（即“巴黎和会”）。这次和会实质上是一个帝国主义的分赃会议，其目的是为了重新分配殖民地和划分势力范围。中国曾经在战争期间对德宣战，故为“战胜国”之一。1918年12月1日，由北京政府外交总长陆征祥率领的代表团踏上前往巴黎的旅程。当时，许多中国人，包括一些进步的知识分子，对“巴黎和会”的本质还认识不清，对于帝国主义、尤其是美英帝国主义抱有幻想。认为美英帝国主义的胜利是什么“公理战胜强权”，把美国总统威尔逊看作“现在世界上第一个大好人”。他们以为巴黎和会可以使中国摆脱帝国主义的奴役。怀着这种美好的愿望，中国代表团向和会提出了几项合情合理的正当要求：一是取消外国在中国的某些特权，即废除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军警，裁退外国邮政电报机关，撤销领事裁判权，归还租借地，归还租界，关税自主。二是取消日本帝国主义同袁世凯订立的企图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三是归还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被日本抢占的德国在山东侵占的各项权益，将胶州湾租界地、胶济铁路及其他权益直接归还中国。然而，操纵巴黎和会的列强以种种荒谬理由拒绝中国提出的维护国家领土主权的正义要求，原先被德国在山东强占的领土、铁路、矿山及其他一切特权，全部让给日本，至于日本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二十一条”，又借口不在会议的讨论范围之内而置之不理。所谓的“公理战胜强权”不过是一个美丽的童话。结果公理没有战胜强权，一度标榜为公理化身的美国和英、法、日、意沆瀣一气。突然觉醒的中国青年和知识分子们在突遭背弃之后，认清了一个真理：只有依靠自己才能把握自己的命运。
火烧赵家楼
五四运动中，走在队伍前列，起着先锋作用的是一大群青年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学生。青年学生在当时是刚刚形成不久的新一代知识分子。他们生长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长期为民族的屈辱、社会的黑暗和连年不息的内战而感到痛苦。他们有着较多的近代文化知识，视野比较开阔，容易接受新思想，许多人有着“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和激情。学校中的集体生活，也使他们更容易采取集体行动。于是，当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到国内时，进步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群情激愤，“中国向何处去？”久积在中国人民胸中的怒火，像火山一样爆发出来了。
5月1日，北京大学的一些进步学生获悉和会拒绝中国人民要求的消息。当天，学生代表就在北大西斋饭厅召开紧急会议，决定5月3日在北大法科大礼堂举行全体学生临时大会。这便是文中开头的一幕。
会上，北京的学生代表纷纷提出严惩曹汝霖（经手签定“二十一条”的军阀政府的交通总长）、章宗祥（驻日公使，出卖胶济铁路经管权、济顺和高徐两铁路修筑权给日本的经手人）和陆宗舆（币制局总裁，1915年的驻日公使，向日本进行各种借款的经手人），并举行游行示威等建议。会议一致通过：一、通电全国，联合各界一致行动，誓死力争；二、电致巴黎的中国代表，决不签字；三、通电各省于5月7日（纪念“二十一条”的国耻日）举行全国游行示威等决议，并决定次日（4日）联合北京各校学生在天安门举行游行示威。
5月4日下午一时，北京大学、高等师范（北京师大的前身）、工业专门学校、农业专门学校、朝阳大学、汇文大学等十四个学校的学生三千多人纷纷来到了天安门广场。他们手持各色各样的旗子、标语牌，上面写着“取消二十一条”、“还我青岛”、“宁肯玉碎，勿为瓦全”等口号，有的还绘着山东的地图和各种讽刺画。
当学生们正在天安门集会时，北洋军阀政府的步军统领和警察总监带着一批军警闻讯赶来，企图以“大总统”的命令解散学生队伍。学生们愤怒已极，高呼“打倒卖国贼”。随后，游行队伍浩浩荡荡地前往东交民巷使馆区，表达决不屈服的意志，试图使帝国主义改变对中国的态度。但是帝国主义的巡捕和北洋军阀政府的反动军警不准大队通过。队伍退出东交民巷后，便直奔赵家楼胡同曹汝霖住宅。警察总监加派二百名警察守卫曹宅。学生围攻警察，向他们讲道理。少数勇敢学生则从窗口跳入院内，打开大门，使大队冲进曹宅，曹汝霖已从后门溜走。学生们未见到曹汝霖便愤怒地痛打了正在曹汝霖家的章宗祥，忽然有人说：打错了，大家便一哄而散，章已经不能起来。然后放火点燃曹汝霖的住宅。北洋政府出动武装军警镇压，逮捕示威学生32人。为抗议反动政府的镇压和营救被捕学生，北京各大专学校的学生从5月5日起进行总罢课。社会各界也纷纷举行罢市、罢工以支持学生们的爱国行动。在群众运动的强大压力下，5月7日，被捕的32名学生全部获释。5月9日，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因同情学生而被迫辞职出走。北京学生强烈要求政府挽留蔡元培，各校教职员也同学生一起参加斗争。19日，北京专科以上学校学生再次举行总罢课。
爱国运动遍及全国
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的行动震动了全国，“五四”爱国运动迅速蔓延中华大地，发展成为全国性的反帝爱国运动。济南、天津、上海、南京、成都、长沙、武汉、广州等大中城市的学生，在日本、法国的中国留学生，以及广大海外华侨，都积极展开各种形式的反帝爱国运动。
5月21日，日本驻华公使提交“紧急照会”，威胁北京政府，要求其加紧镇压学生运动。6月1日，北京政府下令取缔学生的一切爱国行动。这就更加激起了学生群众的愤怒。北京学生从6月3日起再次走上街头演讲，遭军警镇压。有170多人被捕。北大法科竟被当作临时监狱。学校附近驻扎着大批军警，戒备森严。第二天又有700多名学生被捕，北大法科容纳不下，又辟北大理科为临时监狱。皮鞭、警棍、刺刀和监牢没有使爱国学生屈服，反而更增强了他们反帝爱国的斗志。6月5日，全市出动了五千多学生，其中还有许多中学生，他们组成了三个纵队，到处进行讲演，连警察厅门前的马路也成了活动的地点。同学们都带着行李、用具，准备坐牢，使警察束手无策。
北京政府对学生爱国行动的野蛮镇压，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6月4日，上海学联得知消息后，立即通电全国，呼吁各界“主持公理，速起救援”。6月5日，上海工人自动举行罢工，支援北京学生。在工人阶级的带动下，上海实现了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的斗争局面。随之，全国兴起罢工风潮。沪宁、沪杭、京汉、京奉等铁路和汉口、长沙、芜湖、南京、济南等城市的工人也纷纷罢工。商人罢市也遍及各地城镇。五四爱国运动已突破了知识分子的范围，发展成为以工人为主力、有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参加的全国范围的群众爱国运动。
五四运动发展成为全国范围的革命运动后，北洋军阀政府大为震惊。工人罢工，商人罢市，使经济生活几乎陷于停顿，对军阀政府的反动统治造成了严重威胁。军阀政府被迫于6月9日和10日，释放了被捕学生，罢免了曹汝霖、章宗祥和陆宗舆三个卖国贼职务。这是五四运动的初步胜利。但拒绝和约问题还没有解决，斗争仍在继续。
6月11日，北京大学教授陈独秀、高一涵等人到北京前门外闹市区散发《北京市民宣言》，声明如政府不接受市民要求，“我等学生商人劳工军人等，惟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陈独秀因此被捕。各地学生团体和社会知名人士纷纷发出通电，抗议北京政府的这一暴行。17日，北京政府违背全国人民意愿，企图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北京学联立即号召学生投入拒签和约的斗争。18日，山东派出各界代表80多人进京请愿。北京、上海等地学生、工人纷纷响应。在巴黎的华工和中国留学生也强烈要求拒绝签约。直到27日晚，陆征祥的住处仍被数百名中国留学生和华侨商人所包围。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代表团没有出席巴黎和会在28日举行的和约签字仪式。这个消息传遍全世界，帝国主义国家大为震动。至此，五四运动所提出的直接目标基本实现。
轰然爆发的五四运动，正是在对中国前途命运的追问中，在如何拯救中国的求索中，以辛亥革命所不曾有的姿态，开启了彻底反帝反封建的爱国革命运动。它是中国革命史上划时代的事件，无疑成为中国历史不可忽视的坐标，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作了思想上干部上的准备。1939年3月，陕甘宁边区的青年组织规定以5月4日为中国青年节。那时国民党在广大青年群众的爱国高潮的压力下，也同意了这个规定。后来国民党畏惧青年学习“五四”的革命精神，觉得这个规定很危险，又改定以3月29日（1911年在广州起义中牺牲后来葬在黄花岗的革命烈士的纪念日）为青年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在1949年12月正式宣布以5月4日为中国青年节。
五四犹如春风，承载着一批批刚健有为的青年的爱国心，从太平洋，大西洋上吹来，那些新的文化、新的潮流、新的风气，将积留在中华大地千家万户中的封建阴霾来了番彻底的扫荡，五四更如春雷，震醒了沉睡着的中华民族，让新一代的中国人在这片先辈曾创造过无数辉煌的沃土上，披肝沥胆，斗志昂扬，用青春和生命，凝结成中国前进的加速度，缔造出一个新的中国。如今，中华人民共和国已走过了六十年的辉煌历程，五四时代的先辈们功不可没。九十年的京华烟云，在北京日新月异的迅捷变化里，日渐散去，古老的中华大地在血雨腥风的洗礼下日益焕发出勃勃生机。我们的祖国，以及她千千万万的子女们，所经历的一切，却仿如但丁笔下的《神曲》一般，凝炼了西方世界需要几百年才能走完的进化历程。这非同凡响的九十年，使中国从一个在世界舞台上难有一席平等之地的弱国，成为如今活跃在世界主流舞台上的崛起大国，当代中国人心智中促成这些的精英意识和先锋姿态，正缘起于五四。
作为五四运动的参与者，许德珩在1980年有感而发，为《五四群英》一书写的题词中写道：“泱泱大国，五四群英；心忧天下，身无半文；面壁十年，志在救民；赵家楼火，万众一心；烧尽腐恶，与民维新。”这几句话道出了五四青年深沉的忧患意识和博大的爱国情怀，值得后人永远的缅怀和思索。
2.真理之光——《新青年》
《新青年》杂志，在那个令人感到窒息、内外交困的历史岁月中，曾改变了一代青年人的人生价值取向，被誉为激活“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精神元典，“为中国现代历史提供了重要的思想文本”。它从高扬民主与科学两面大旗开始，到传播马克思主义，引领了时代的风尚。在其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机关理论刊物后，为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壮大作了思想和理论上的准备。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新青年》影响了整整一代人。
“德先生”和“赛先生”
北京大学校园一隅，有一座雕塑由英文字母D和S组成，代表着democracy和science，这就是先贤们称之为“德先生”和“赛先生”即民主与科学的两位先生。“德先生”和“赛先生”来到中国，那是90多年前的往事。
当时中国社会正面临断裂性与跳跃性的发展，封建势力企图复辟，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未能在我国真正建立起来。人们在其中茫然无措，大多数中国同胞仍沉浸在对旧文化的坚定信仰之中。此时的陈独秀由日本回到上海，于1915年9月15日，在上海创刊《青年杂志》，高高张扬起民主、科学的新风尚，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在那仿佛看不到尽头的荆棘中，这是何等的担当与梦想，唤起的是人性的觉醒，动摇的是权威的根基。
“自由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这是陈独秀所写的发刊词《敬告青年》寄语中向青年提出的六项建议，也是向世人发出的呐喊。自此，中国大地上汹涌澎湃的新文化运动，一发而不可收拾。
《青年》杂志最初发行量为1000份，每月一本，群益书社发行。1916年（第二卷）起改为《新青年》。第一期杂志共刊登各类18文章，题材新颖、内容活泼、结构合理。有时政评论文章，着力于西方文化思想的评介和中西文化之比较。主编陈独秀兼通日、英、法数国文字，介绍西方来游刃有余。如陈独秀作《法兰西人与近代文明》、高一涵作《共和国家与青年之自觉》，均为介绍西方思想文化之作。
此刊还发表了美国钢铁大王卡内基的长篇传记，他的半身像印在封面正中，作为“艰苦力行之成功者”的典范示于中国青年。并对卡内基予以高度评价，认为“卡氏非独实业界之英雄，抑亦学术界之恩人，思想界之伟人也”。试图用这样的成功人士，激励中国青年。这本杂志足以让今天的读者体会到90多年前中国知识界、思想界的对外开放程度，以及睁眼看世界的水平。凡当时国人关注的新知识、新问题都成为杂志探讨的热门话题。如《世界说苑》介绍了当时德国德皇威廉二世的生活趣事，德皇和皇后皇子到离宫去，都是自驾汽车，无任何特定仪式。离宫所在村子的村民如果知道德皇来了，会有一二十个少女手持国旗、口呼万岁，在道边欢迎一下，但也就仅此而已。皇后一定会和少女们一一相吻表示感谢，德皇也会挥动帽子向大家致意。在离宫周围，威廉二世拥有自己的田产和陶业制造场，离宫周围的村民大多靠为离宫工作谋得生计，但他们只把威廉二世视为离宫的主人，并不把他当作帝王。德皇在别人工作时，喜欢指手画脚，当然往往是外行指挥内行，便有较真的人非要与他理论，辩出个是非曲直来，竟然闹上了法庭，由审判官裁决。最后威廉二世被判败诉，承担了赔偿金。这种事情对于有着两千多年封建专制历史的中国与其民众而言，当然是闻所未闻，有趣而不乏深度。就算是今天读起来，也依然让人颇生感慨。
五四运动前的新文化运动，主要是宣传民主与科学的理念，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对封建主义旧思想、旧文化、旧礼教发起了猛烈冲击，震撼了整个思想界和舆论界，对于国人认识世界和更新观念，起到了思想启蒙作用。
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拉开文学革命序幕，鲁迅的《狂人日记》，是第一篇白话文小说，在新文学运动中具里程碑的意义，其中有一段脍炙人口的话：“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纸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这种对旧社会、旧文化鞭鞑的精辟和深刻程度，在当时可说无与伦比。
毛泽东的第一篇文章《体育之研究》，署名“二十八画生”（毛泽东三个字繁体共计二十八画）。文章第一句便是“国力苶弱、武风不振”，整篇文章都是阐述如何解决这一问题。认为健康的体魄、勇敢的意志和乐观的态度都是拯救中华民族所需要的。文章明快有力，有理有据。
就是这些当时中国最优秀的一代知识分子，以其鲜明独特的思考和表达方式，成为《新青年》杂志的主要撰稿人，作为其创办者的陈独秀，也因此声名鹊起，成为近代史上风云一时的人物。
揭开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新页
《新青年》名扬全国，新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聘请陈独秀担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陈起初竟犹豫着回绝：“不干，因为正在办杂志……”。蔡元培先生特允将其刊物一块儿带进了北大校园，这才有1917年《新青年》由沪移京的战略转移，编辑部迁往位于北京市沙滩附近的北大红楼，是我国著名的“五四”运动的发祥地。在北面相距不远的地方有一条窄巷，名为“箭杆胡同”9号。1917年1月，陈独秀将这里做为他的住所兼编辑部。每期杂志的发行量激增到了1万5千份。
1919年“五四”运动后的北京，实际上成了整个中国的文化中心，这里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辅仁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政法大学等全国第一流的高等学府，聚集了一大批当时中国杰出的精英文化名流。此前，经章士钊介绍，李大钊出任北大图书馆主任，新文化运动名人陈独秀、鲁迅、胡适、周作人、刘半农、钱玄同等荟萃于北大。《新青年》也由陈独秀一人主编改为同人刊物，成立编辑委员会，由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三部分人组成，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七人实行轮流编辑制，形成了以陈独秀、李大钊为核心的新文化运动的强大阵容。
五四运动把《新青年》的主旨思想推向了新的阶段，揭开了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新一页。运动的高潮稍稍过去后，许多人又逐渐认识到：单凭一时的热情和冲动，并不能解决如何救中国的问题，需要更多的理性和思考，需要正确学理的指导。人们头脑中积累了大量的问号，要求找出这些问题的答案。当然，统治了中国两千多年的旧思想、旧文化，决不是一两次猛烈的讨伐和冲刷就能清除干净的，那是个长期的历史任务。人们对民主和科学的认识，在这个过程中也在逐步深化。中国民众的大多数是工人和农民。要求民主如果只停留在少数学者和知识青年的狭小圈子里活动，那么，不管议论如何激烈，仍然只是少数人的民主，谈不上真正广泛的人民民主。在五四运动初期，由于中国社会条件的限制，只能局限在知识分子范畴，需要扩大范围。科学，最根本的是要符合实际。这同样不是单靠少数人坐而论道就能解决，需要投身到实践中去，在实践中反复经受检验，才能如愿。五四时期的先进分子，他们有滚烫的理想、有沸腾的热血、有澎湃的民族浪潮、有对普世文明的真诚向往。他们重新认识自己的国家，认识自己所处的时代，在近世中国最动荡最尴尬的时代，在重新上演的先秦百家争鸣的繁花似锦中，最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这一救国救民的科学真理。
最早高举马克思主义大旗的李大钊，利用负责6卷5号编辑的机会，主编“马克思研究专号”，刊载他的论文《Bolshevism主义的胜利》、《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文章，成为《新青年》创办以来，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标志，在五四精英的心中播下马克思主义的种子。从此，圣彼得堡传来的消息使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革命的希望所在。李大钊不仅在刊物上介绍马克思主义，还在课堂上讲授《唯物史观》、《工人运动史》等马列课程。在他的影响下，北大教师学生中出现了一批热心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积极分子，如邓中夏、高君宇等，他们后来都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先驱。
《新青年》还编辑出版了劳动节纪念专号，把宣传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成为新文化运动发展的“新的结合点”，使《新青年》向无产阶级刊物发展。它不仅继承了过去的民主主义精神，又确立了社会主义的办刊方向，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刊物。
1920年9月，《新青年》从8卷1号起，改组为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机关刊物。陈独秀在这一期上发表《谈政治》一文，其民主观、科学观开始向马克思主义转变，同李大钊一起被誉为“南陈北李”，成为当时进步思想界的领袖和党的创始人。1923年6月《新青年》成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理论性机关刊物，改为季刊，迁广州出版，由瞿秋白主编，出刊4期后休刊。1925年4月复刊，出5期，次年7月停刊。陈独秀创刊的《新青年》，从1915年创办到1926年停刊，历经十年，正如1914年他曾对老朋友汪孟邹说：“让我办十年杂志，全国思想都全改观。”然而，短时间内，人们特别是青年人对新旧事物的态度发生了巨大变化，陈独秀是迄今所知对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影响最大的人，正如他所说，读了《新青年》，我最佩服两位作者，“他们一度成为我的楷模”，这两个人一个是陈独秀一个是李大钊。这本杂志被当时青年人称为良师益友。
以《新青年》创刊为标志的新文化运动，对中华民族觉醒的重大贡献是不可磨灭的，就像平地一声春雷，使许多原在睡梦状态中的人猛然惊醒过来，唤起了人们对国家前途命运的关切，唤起了人们对新的社会理想的向往和追求，在中国政治文化向现代转型中起了构筑蓝图和发轫作用。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为中国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成立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由此实现了从《新青年》开始的中国政治文化飞跃性的现代转型。
如今《新青年》也不可避免地老去了。然而《新青年》却魅力不减，风神依旧，只因为那是一个成长的故事，是关乎青年的成长和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文明的成长与复苏的故事。
3.东方日出——中共一大
五四运动之后，马克思主义的春风激荡着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心潮，革命的工人运动蓬勃兴起，代表新兴阶级和人类希望组织——共产主义小组，在上海、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以及赴日、旅欧留学生中相继成立。这时组建中国共产党的条件基本成熟，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也在建党骨干中开始酝酿。1921年6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通知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派代表到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追忆历史，80多年的时光如东逝的流水，回顾80多年前中国共产党创立者们经历过的那段扣人心弦的历史行程，不能不激起人们无穷的感慨。那时中国共产党只有50多名党员，如今却已是具有7000多万名党员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执政党。中国共产党是怎样建立的？是少数人的一时心血来潮，还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带着崇敬，怀着真情，让我们去了解黄浦江畔的那间平凡的石库门小屋，让我们涉足嘉兴南湖岸边那艘历久弥新的“红船”，因为那里是党的“摇篮”。
石库门小屋
民国初年，饱受列强欺凌的中国积贫积弱，四分五裂。爱国有识之士，前赴后继，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入侵中国的帝国主义势力、占据统治地位的官僚资产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极端仇视马克思主义，疯狂镇压革命志士，在这恐怖的社会环境里，一切进步势力都要在秘密的情况下进行。
在上海的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有一幢石库门小屋，房子是青红砖相间砌成的二层楼，人称“李公馆”。寓主李书城，是民主革命志士、辛亥革命元老、孙中山大总统的军事参谋，他支持和帮助胞弟李汉俊在上海参与建党，利用自己的声望和居住上海法租界比较安全的条件，将自己的这幢私宅提供给中共“一大”作为会址。后来，在1949年，他应毛泽东主席之邀，参加了第一届全国政协会议，出席了开国大典，任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政协常委，并出任新中国第一任农业部长。
本来，中共“一大”可以在博文女校里召开，此校距离石库门小屋不过几百公尺，位于法租界白尔路389号（今太仓路127号）。参加会议的外地代表，统一安排居住私立博文女校内。当时正值学校暑假期间，李达的夫人王会悟找到博文女校的董事长王宗汉和校长黄绍兰，为了隐蔽党的活动，她以“北京大学暑假旅行团”的名义，租下了学校的主要房间。因为代表中有两位外国人，很容易引起注意，不便在此开会。“李公馆”客人进出颇多，而且地段偏僻，房子宽敞，还设有前后门，遇有情况疏散起来也比较方便，于是选定在石库门小屋开会。
7月的上海，昼长夜短，晚上过了7时，天才慢慢暗下来。大约晚上8时，代表陆续抵达会场。大家围坐在石库门小屋底搂客厅长餐桌四周，室内没有特别布置，陈设简单，气氛庄重。出席者除旅法小组因路途遥远未能派代表外，其他各地共7个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有：上海的李汉俊、李达；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广州的陈公博；留日学生周佛海以及陈独秀委派的包惠僧，两位共产国际代表出席了一大开幕会议，他们是取道欧洲来到上海的马林和从西伯利亚南下的尼科尔斯基，共计15位代表，分别代表全国50多位共产党员。这些代表来自四面八方，操着南腔北调，汉语的、英语的、俄语的。穿戴也极其不同，穿长衫的、着衬衫结领带的，八字胡的，络腮胡的，戴眼镜的，汇集在这十几平方米的小屋里。代表们平均28岁，正好是毛泽东当时的年龄。他们原籍多数来自湖南、湖北，大多数人又都来自北京大学或与其有着渊源的关系。陈独秀和李大钊因公务在身未出席会议，而在代表们心目中他们仍是党的主要创始人和领袖。
会议由张国焘主持，毛泽东和周佛海担任记录，刘仁静是北京大学英语系学生，便让他和李汉俊轮流担任翻译。
首先在会上发言的是张国焘，他报告了大会的筹备经过，提出这次会议要制定党纲和实际工作计划。接着马林发表热情的讲话，他首先指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具有重大的世界意义，第三国际增加了一个东方支部，苏俄布尔什维克又多了一个亲密战友，并对中共提出了建议和希望。尼科尔斯基介绍了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情况，要求中共把工作进程及时报告远东局。开幕式结束之后，当代表们离开石库门小屋时，夜色如黛，人们早已进入熟睡的梦乡。
7月24日举行第二次会议，各地代表报告本地区党团组织的状况和工作进程，并交流了经验体会。25、26日休会，由起草委员会委员张国焘、李达、董必武起草党的纲领和今后工作计划。27、28和29日三天，分别举行三次会议，因避免两名外国人进出石库门小屋招来麻烦，这几天的会议马林和尼科尔斯基都没有出席。会议集中议论此前起草的纲领和决议。讨论认真热烈，大家各抒己见，既有统一的认识，又在某些问题引起争论，会议暂未作出任何决定。
一个星期后的7月30日晚，大会举行闭幕会，原定议题是通过党的纲领和决议，选举中央机构。事关重要，马林和尼科尔斯基在夜幕降临之后，又悄然走进那座石库门小屋，密探已紧紧盯住了马林。会议刚开始几分钟，就遭受法租界巡捕房的侵扰。首先推门而入的叫程子卿，他是黄金荣的把兄弟，利用这层关系进入巡捕房，任华人探长。当与会代表询问他时，他闪烁其辞，说是找人，又说是找错了，表示道歉，转身就走。原来马林由莫斯科途经欧洲来华，曾在维也纳被警察局拘捕，虽经营救获释，但其行动一直作为“赤色分子”被严密监视。具有丰富秘密工作经验的马林，警觉地说这人一定是“包打听”，建议立即停会，话一说完，稍经商议他便与尼科尔斯基快速离去，大家也分头转移。为了不引起更大的怀疑，布置李汉俊、陈公博留下，以主人身份应付不测。
果然，十几分钟后两辆警车包围了一大会址，法籍警官亲自带人进入室内询问搜查，只见李汉俊与陈公博在楼上抽烟聊天。当问及那两个外国人，李汉俊说：“他们是英国人，北京大学教授，暑假中来上海，我们正在研究编写一本现代史书。”由于没有找到多少证据，李既能讲英语又会说法语，答话滴水不漏，警官无奈，威胁警告一番后告退。
这次冲击虽然没有带来重大损失，毕竟一大不能再在原址进行了。转移出来的一大代表当晚集中于李达寓所，有人提议到杭州开会，又有人提出杭州过于繁华，容易暴露目标。当时在场的王会悟提出：不如到我的家乡嘉兴南湖开会，离上海很近，又易于隐蔽。于是大会的最后一天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一只游船上举行。
历久弥新的红船
7月31日，下起了蒙蒙细雨，浙江嘉兴南湖的游人渐渐离去，秀丽的南湖显得格外清静优雅。11时许，一大会议在缓缓划行的游船上开始了。这是一艘雕梁画柱、陈设华丽考究的中型画舫。中舱为客堂间，顶上有气楼，悬挂明灯，当中一张八仙桌，周围有椅凳、茶几，还购置了茶点，摆设了麻将牌，完全像一群要好的朋友在游湖遣兴。王会悟坐在船舱外面，注视观察四周的动静，遇有别的船划近了，王会悟就敲窗提醒大家。马林和尼科尔斯基是外国人，怕引人注目，没有出席。李汉俊与陈公博也不便去嘉兴。
中共一大的与会者都是男性。但作为一位平凡而伟大的女性的王会悟，却自始至终是中共“一大”唯一的一位会议工作人员，负责“一大”会务及保卫工作。是她决定了上海的会址，又是她决定将会址转移到浙江嘉兴南湖的“红船”上。她把整个会议安排得井井有条，虽然遇到危险，但靠她的智慧和勇气，终于化险为夷，才保证了中共“一大”的顺利召开和圆满结束。在决定会址转移的当天晚上，王会悟就去上海北站了解到嘉兴的火车班次，第二天清早，她便搭乘头班火车先赴嘉兴，在鸳湖旅社租了房间，作为代表们的住处。又委托旅社代雇了一艘中等画舫（即游船），还点了一桌酒菜。当代表们乘第二班火车到嘉兴时，一行人由王会悟带领，在鸳湖旅馆稍事休息后，登上事先租好的南湖画舫——这只普通的中国南方游船。因为召开中共一大，这只画舫就成了蜚声中外的革命“红船”。
“一大”在南湖的“红船”上继续进行着上海30日的议题，先讨论并通过《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这份15条约700字的简短纲领，明确提出：“以无产阶级革命军队推翻资产阶级，由劳动阶级重建国家，直至消灭阶级差别；采用无产阶级专政，以达到阶级斗争的目的——消灭阶级；废除资本私有制，没收一切生产资料，如机器、土地、厂房、半成品等，归社会所有；联合第三国际”。这是党的历史上关于党的建设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文献。
接着讨论并通过《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对今后党的工作作出安排部署，鉴于党的力量还弱小，决定以主要精力建立工会组织，指导工人运动和做好宣传工作，并要求与其他政党关系上保持独立政策，强调与第三国际建立紧密关系。
下午5时，天气转晴，湖面上一艘汽艇向画舫急驰而来。大家因有上海的经历而提高了警惕，立即藏起文件，桌上摆出麻将牌，装扮成游客。后来打听到这是当地士绅的私人游艇，大家才松了一口气，会议仍继续进行。
最后，一大选举中央领导机构，陈独秀为中央局书记，张国焘为组织主任，李达为宣传主任。在当时特殊年代，共产党创始人之一的陈独秀，没有参加会议，却照常选举他为中国共产党的书记。这向世人表明共产党人选择了民主，选择了民主集中制，开创了中国民主政治先河，为后来党的民主政治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会议从上午11点左右一直开到下午6点多，会议结束时，全体代表轻声地呼出了时代的最强音：“共产党万岁！第三国际万岁！共产主义万岁！”
从此中国革命的航船就从南湖扬帆起航，犹如一轮红日在东方冉冉升起，照亮了中国革命的前程。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20世纪中国历史上划时代的大事。它是中国新兴的日益壮大的工人阶级的觉醒和伟大的“五四”运动催生的，是近代中国社会进步和革命发展的客观要求。
据中国共产党创立者之一的李达回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既有思想准备也有组织准备。但是思想准备非常之快，只是二三年的功夫，这是中国的特点。因为自1840年以后，由于西方列强的入侵，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民遭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空前深重。无数仁人志士苦苦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经过了多年的教训表明，不触动封建根基的自强运动和改良主义，旧式的农民战争，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民主革命，以及照搬西方资本主义的其他种种方案，都不能完成救亡图存的民族使命和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中国期待着新的社会力量，努力寻找先进理论，以开创救国救民的道路。建立中国共产党，率领中国亿万人民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这是历史的选择，是以实践的经验为依据的，是经过深思熟虑才确定下来的。五四运动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准备了思想上和干部上的条件。
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了，从此掀起轰轰烈烈的革命高潮。
由于党的“一大”召开于7月，而在战争年代档案资料难寻，具体开幕日期无法查证，因此，1941年在党成立2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发文正式规定，7月1日为党的诞生纪念日（党的生日）。
建国后，为纪念中共“一大”在南湖胜利闭幕，1959年，在中央和浙江省委的关怀下，建立了南湖革命纪念馆，仿制了当年“一大”开会的游船，作为“一大”纪念船，停泊在烟雨楼前湖心岛东南岸边水面展出。1964年4月5日，“一大”代表董必武同志视察南湖。董老仔细察看了纪念船的内外，非常激动地说：这条船仿制得很像，很成功。随后又欣然题诗：“革命声传画舫中，诞生共党庆工农。重来正值清明节，烟雨迷濛访旧踪。”如今南湖的水依旧清澈，在这种永恒的流动与筛选中，红船向人们生动展现着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历史场景，散发着无穷的魅力。
4.工运大潮——京汉铁路大罢工
马克思发现了工业无产阶级，它在东方的信仰者也步尘而至。1923年2月4日，成立才一年多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京汉铁路工人举行了规模空前的大罢工，1200多公里铁路顿时瘫痪，列车像死蛇一样躺在停车场里，给军阀政府以迎头痛击。这次大罢工，把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次工人运动大潮推向了顶峰，被周恩来称为中国大革命前的启蒙运动，在中国革命史和中国工人运动史上写下了无比光辉的一页。然而“工人是世界幸福之母”这句响亮的口号并没有给这次大罢工带来好运。2月7日，吴佩孚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调集大批军警对工人进行血腥镇压，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领导罢工的江岸分会委员长、共产党员林祥谦和武汉工团联合会法律顾问、共产党员施洋惨遭杀害。工人损失严重，鲜血染红了铁轨，震惊中外，举世瞩目。
工人运动 风起云涌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之后，非常重视领导工人运动，认为这是代表中国未来的潮流。于是一场以1922年1月香港海员罢工为起点，1923年2月京汉铁路工人罢工为终点的第一次中国工人运动大潮，在华夏大地风起云涌。
香港海员罢工，是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次直接同帝国主义势力进行的有组织的较量。它开始于香港，波及于长江。由于香港的中国海员经常到欧美各国航行，受到当时世界革命潮流的影响，所以觉悟较高。1922年1月12日，香港海员为了反抗英国资本家的剥削，要求增加工资，在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负责人苏兆征、林伟民等领导下，举行罢工。罢工人数超过10万人，罢工浪潮席卷了整个香港，使香港的海上航运、市内交通和生产事业全部陷入瘫痪，终于迫使港英当局取消封闭海员工会的命令，答应为海员增加15—30%的工资。正如邓中夏所说的，70年来赫赫奕奕的大英帝国主义终于在中国海员的威力之下屈服了。这次罢工由于它的反帝性质，得到孙中山和国民党的支持。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也对长江海员罢工给予援助。罢工的胜利，增强了工人阶级的战斗勇气和信心，推动了全国工人运动的发展。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开滦煤矿工人大罢工影响最大，而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是中国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的最高峰。
京汉铁路大罢工，又称二七大罢工，是1923年2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争得组织京汉铁路全路总工会的政治权利而举行的罢工。
这次罢工以郑州京汉铁路总工会为中心，北起长辛店，南至汉口。提起郑州，这是一个火车头拉来的城市。自上个世纪初，京汉铁路和陇海铁路通车以后，郑州逐渐成为重要的交通枢纽。然而，在政府腐败、国家贫穷的清末民初，这两条重要的交通命脉却始终控制在比利时、法国等国资本家手中，铁路工人受着外国资本家和封建军阀的双重压迫。他们企盼光明，企盼救星的到来。
乾坤逆转，天翻地覆。处于社会最底层的铁路工人阶级，从来都被认为与政治无关，现在却成了历史前进的动力。他们接受新思想，在京汉铁路的长辛店开展工人斗争。李大钊到郑州，给工人讲革命道理，讲工人阶级团结的力量。中共北方区委还利用军阀吴佩俘伪装“保护劳工”、“赞成劳工立法”的机会，迅速成立京汉、津浦、京奉等6条铁路工人俱乐部。在全国工人运动的高潮中，全路工人要求成立统一的总工会，加强对工人斗争的领导。
此时作为交通枢纽的郑州，成为全国工人运动的中心之一。于是1923年2月1日，京汉铁路工人在郑州举行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但在开会前夕，直系军阀吴佩孚顿时撕下了“保护劳工”的假面具，下令军方制止开会。工人们对军阀的无理行动，表示出极大的愤慨，决定照常召开成立大会。清晨，京汉铁路各站区和兄弟铁路的代表430多人和郑州铁路工人1000多人抬着各地赠送的匾额整队向会场进发。行进队伍由军乐队作前导，各代表手持红旗，身佩徽章依列前进，甚为壮观。吴佩孚派军警包围会场，妄图阻止大会的召开，双方相持数小时。面对军阀的镇压，领导京汉路工人运动的共产党人和各地工人代表并没有退缩，他们终于不顾敌人刺刀、棍棒的威胁，冲破反动军警的阻拦，进入会场。京汉铁路局局长赵继贤马上赶到了会场，高声道：“这里不准开会，不准人演讲，不准鸣炮，限大家在5分钟内自行解散离开。不然，用武力解决问题。如有人反抗，一律军法从事！”在场工人代表感到开会已不可能，便在会场高呼口号：“劳工万岁！”“打倒军阀！”“京汉铁路总工会万岁！”“工人大团结万岁！”
军警越来越多，并将会场围得水泄不通。工人们不愿离开，军警就用刺刀将工人往外赶。林育南见事态严重，为减少不必要的牺牲，赶快宣布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然后解散。杨德甫、施洋等人也同意林育南的意见。在一片混乱中，杨德甫高声向在场的工人代表们喊道：“现在我宣布，京汉铁路总工会正式成立！”
顿时，会场欢声雷动。代表们举起拳头，一遍又一遍地高呼：“京汉铁路总工会万岁！”这时，军警已层层包围了会场，会议代表很快被驱散，各地工会赠送的匾额被捣毁。旅馆、饭馆、总工会办公的地方等到处都布满了军警。
郑州城内，黑云压城，腥风血雨。代表们被强迫撤出郑州。当晚，总工会决定于2月4日京汉铁路全体总罢工，提出“为自由而战，为人权而战！”从2月4日上午9时起，不到3小时，就实现了全路3万多名工人总罢工，所有客车、货车、军车一律停驶，京汉铁路立即瘫痪。为了便于指挥这次罢工斗争，将总工会的办公地点从郑州移至汉口江岸。
全线罢工 血染中原
风可以把蜡烛吹灭，也可以把篝火吹旺。为了抗议吴佩孚的镇压，在京汉铁路总工会的领导下进行全路总同盟罢工。铁路工人纪律性强，铁路工人内部的组织也十分整齐严密，因为全路工人自司机、升火，以至小工，没有不是工会会员的。各会员听命于各分会，各分会听命于总工会，秩序井然。总工会的罢工宣言、口号、传单贴满了武汉三镇的工厂、码头、电线杆及各主要交通路口。京汉铁路郑州段首先开始罢工，紧随其后，汉口江岸分会委员长林祥谦正式下达罢工命令。火车司机拉响了汽笛，阵阵笛声，震动长江两岸，响彻武汉上空。工人们听到笛声，立即熄灭灯火，剪断电线，拆开水泵……京汉铁路全线瘫痪。
为动员更多的群众支持、声援京汉铁路工人的罢工斗争，林育南等人连夜召集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成员开紧急会议，研究了声援、支持京汉铁路工人罢工的4条具体措施：（1）以湖北省工团联合会的名义发一宣言，敦促京汉路当局尽快解决问题；（2）联合各工团举行游行大示威；（3）联络全国劳动界总罢工；（4）2月6日在江岸召开武汉工人声援京汉铁路工人罢工斗争的群众大会。会后，林育南、施洋、林祥谦等人带领群众进行大游行。游行队伍举着红旗，经租界抵华界，并沿路演讲呼口号，整个游行历时3个小时。
京汉铁路工人举行的这次大罢工和游行，引起帝国主义及其军阀的恐慌和仇恨。2月7日，军阀吴佩孚终于下了毒手。湖北督军肖耀南借口调解工潮，诱骗工会代表到江岸工会会所进行“谈判”，工会代表在去工会办事处途中，遭到反动军队的枪击，赤手空拳的工人纠察队当场被打死30多人、打伤200多人。总工会门前尸横遍地，血流成河。会所的办公设施、匾额全部被砸毁，财物被抢劫一空。反动军队还闯进工人宿舍，大肆搜捕，造成了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
当时，江岸分会委员长林祥谦与林育南同住汉口笃安里一幢楼里。军警冲进屋里时，林祥谦不幸被捕，林育南在楼上把一根绳子系在窗框上，然后翻窗吊了下去，从屋后面跑脱了。林祥谦被捕后，反动军警把他绑在电线杆上，用刀逼迫他下达命令复工。林祥谦高呼：“上工要总工会下命令，我的头可断，工是不能上的！”他宁死不屈，英勇就义。武汉工团联合会法律顾问、共产党员施洋律师也惨遭杀害。
惨案发生后，中国共产党发表《为吴佩孚惨杀京汉铁路工人告工人阶级与国民书》，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为自由而奋斗。尽管反动军阀到处捆绑工人，用恐怖手段强迫工人复工。但工人们坚持斗争，在没有得到总工会复工命令以前坚决不复工，各地工会也都拒绝单独谈判。罢工斗争坚持到2月9日，京汉铁路总工会的武汉工团联合会为避免不必要的牺牲，保存力量，准备将来进行更大的斗争，于是忍痛下令复工，大罢工宣告结束。在这场斗争中，京汉铁路各地工人死50余人，伤数百人，被捕和被迫流亡的有1000多人。接着，各地军阀也都对工人运动采取了高压政策，全国第一次罢工高潮被迫暂时转入低潮。
意义深远 精神永存
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虽因军阀的镇压失败了，但却是中国工人运动史上最伟大、最悲壮、最辉煌的一页。充分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最勇猛的奋斗精神和最伟大的牺牲精神。密切了党同工人群众的联系，提高了党和工人阶级在全国人民中的威望。它以工人的头颅和鲜血，进一步唤醒了中国人民，使人民更加认识到帝国主义势力和封建军阀是中国各族人民的敌人，必须与之斗争到底。同时，这些斗争为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提供了重要教训，要推翻反动的军阀统治，单靠工人阶级的孤军奋战是不够的，必须发动广大的农民阶级，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这就为中国共产党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如何联合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以反对军阀；如何开展农民运动，结成工农联盟。如何面对荷枪实弹的军阀，进行革命的武装斗争。
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已经过去了八十多年，往日的斗争成为遥远的过去，而今郑州市中心矗立着的“二·七”纪念塔还在证明那段不朽的历史，这是一座连体双塔，在民国时期这里有一座小桥，因军阀吴佩孚的军队在这里杀害了参与京汉铁路工会罢工的工人，解放后在小桥原址修建了一座“二·七”罢工纪念碑，后来又将纪念碑改建为这座双塔。“二·七”塔内是“二·七”罢工纪念馆。在“二·七”塔附近的步行街上，还有一处罢工遗址，是当年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的会场遗址，现在也变成了“二·七”罢工纪念馆。作为“二·七”革命的发生地，武汉也有许多相关的纪念场所。它们分布在长江南北两岸，静静地安守都市丛林。“二·七”纪念馆，馆前有一座23.27米高的纪念碑。一个取材自江岸京汉铁路工会会员证徽章的、金色的带着翅膀的车轮雕塑置于碑顶，碑石正面镌刻毛泽东的题词：“二·七烈士永垂不朽！”。“二·七”大罢工的伟大意义将永垂史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