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荒历经千辛万苦来到北平，并于1932年考入东北中学，1933年考入东北大学，1937年毕业。
在党领导的“一二·九”学生运动激流中，李荒经受了教育和锻炼，思想政治觉悟不断提高，从一个爱国主义的热血青年走上了追求解放全人类的革命道路。
一、“我是激进的”
1935年12月9日，北平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一二·九”学生运动。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后，又企图吞并华北五省。而国民党反动政府，还是奉行“不抵抗主义”，采取“先安内而后攘外”的反革命政策。对内“剿共”，镇压群众和学生的抗日爱国宣传活动；对外妥协日寇，签订《何梅协定》，搞所谓“华北政权特殊化”，“爱国有罪，冤狱遍布国中；卖国有偿，汉奸弹冠相庆”，“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在此中华民族危亡的时刻，广大爱国青年学生对蒋介石的卖国行径极为愤慨，抗日救亡的要求更加迫切。当卖国的“冀察政务委员会”将于12月9日成立的消息传出后，北平大中学校学生，在中共北平临时市委和北平学联领导下爆发了抗日救亡的“一二·九”运动。
每一个学生，在“一二·九”学生运动中，都经受着严峻的考验。李荒在“一二·九”学生运动中，表现是怎样的呢？李荒说：“我是激进的。”什么叫“激进”？就是他一直对国民党蒋介石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采取“不抵抗主义”，表示出强烈的不满，积极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的路线。
这种“激进”，不是偶然的。早在1934年，李荒就表现出“激进”了。当时国民党为控制进步学生的爱国思想，中央军25师在北平黄寺搞所谓“军训”，要求各学校把进步学生当成“不老实学生”送去受训。李荒是其中之一。刚去的第一天晚上，教官点完名后，说：“若有自己不愿来而强迫来的，可以提出回校。”说完，谁也未站出来。19岁的李荒第一个站出来，说：“我不愿受训，希望回校。”这表现出李荒的勇气和胆量，也说明他“激进”。第二天，他便被送回学校。但是，学校当局为了顾全“体面”，叫校医证明李荒是“因病不能受训”。接着，学校又送第二批所谓“调皮”学生受训，又遭到反对。校方竟以停止伙食相威胁。李荒参加了声援同学的正义斗争。
1935年12月8日，东大参加北平市学联会议的代表郑洪轩、邹素寒（鲁风）回校在俄三班宿舍传达“一二·九”请愿游行的决定。消息迅速地在爱国学生中间传开，大家奔走相告。
20岁的李荒，参加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一二·九”运动。
李荒同东北大学游行队伍向新华门前进。高呼：
“反对华北自治！”
“停止内战！”
“武装保卫华北！”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1939年12月9日，毛泽东在延安各界纪念“一二·九”运动四周年大会上，阐明“一二·九”运动的伟大意义。他说：“红军经过万里长征，在1935年10月到达陕北吴起镇。12月10日在祝捷声中，听到北平‘一二·九’运动的消息，我们心里好不欢喜！红军同志完成了这么伟大的长征，学生同志在北平发动了这样伟大的救亡运动，两者都是为解放民族和解放人民而斗争，其直接意义都是推动抗日战争。所以，‘一二·九’运动在历史上讲，是抗日战争准备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毛泽东还说：“所以‘一二·九’运动是动员全民族抗战的运动，它准备了抗战的思想，准备了抗战的人心，准备了抗战的干部。”（《毛泽东文集》第2卷，第251～253页）
历史证明了毛泽东预言的正确性。伟大的“一二·九”运动，确确实实为抗日战争“准备了抗战的思想，准备了抗战的人心，准备了抗战的干部”。
李荒参加了“一二·九”游行之后，又积极参加了“一二·一六”示威游行。
1935年12月16日，是“冀察政务委员会”宣布成立的日子。为了给汉奸卖国贼以迎头痛击，北平学联决定在“一二·九”运动胜利的基础上，再次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
在“一二·一六”游行中，李荒负责游行的交通安全工作。他骑自行车往返于北平街头。
李荒在积极参加“一二·九”、“一二·一六”游行示威的同时，还以笔作刀枪进行斗争，为《学运通讯》（生活周刊）写通讯文章，报道学生英勇斗争的情况。
“爱国有罪，冤狱遍布国中”。国民党对东大学生运动的骨干恨之入骨，进行秘密逮捕，但李荒未被逮捕。李荒对笔者说：“我是上了黑名单的，但捕人那天我病了，到我姐姐家去了。所以，未抓着我，幸免于难。”
二、南下宣传
“一二·一六”大示威以后，南京政府下令解散平津学联，并宣布平津各校提前放寒假，学生一律限期离校，以分散学生，孤立进步学生，便于当局对各校个个击破。为了粉碎这个阴谋，北平党组织和学联决定把学生集中起来，组成一个抗日救亡宣传队，南下到工农中去宣传抗日救亡。于是，在1936年1月2日，北平学联发起组织了平津学生南下扩大宣传团。参加该团的多为“一二·九”运动中的骨干和积极分子。李荒参加了南下宣传。东北大学党组织负责人关山复（曾任中共吉林省委书记、中国文联党组书记）说：“李荒南下宣传团去了。去的人不多，一共二十多人。”为什么“去的人不多”？一是非常艰苦，吃的是冰冷的干粮、咸菜，住在铺着麦秸的地上，冒着刺骨的寒风，徒步行走到各地向农民宣传抗日救亡。二是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受到警察等迫害，有被捕坐牢的危险。
李荒坚定地参加人数不多的南下宣传。南下宣传团到过冀中的安国、雄县、霸县等地，南下宣传接触农民，使李荒经受了重大的考验和教育。开始懂得抗日救亡的伟大任务，光靠学生游行示威不能成功，必须发动群众，团结工农群众。而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是件十分艰巨的事。李荒在认识上有了进一步的提高。
三、“我是民先分队队长”
1936年2月1日，北平成立民先队。全称是“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为什么成立民先队呢？民先队在成立宣言中明确地指出：
“处在国防第一线的平津学生，发动‘一二·九’、‘一二·一六’两次英勇的示威斗争，不到一个星期，便掀起了全国各地抗日的怒潮。在这两次的经验与教训里，我们一致认为，抗日救亡伟大任务，绝不是单独的学生所能胜任。因此，平津学生联合会组织了徒步南下的‘扩大宣传团’下乡宣传，使民众知道当前的中华民族危机的严重和救亡的策略。这样才能使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大众充分地觉悟到只有自动武装起来，共同抗日，才是出路。”
党组织为了将南下宣传的大批积极分子进一步组织起来，决定成立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队）。
毛泽东十分赞赏民先队的成立。他指出：“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北平学生、群众，在我们党领导之下，发动了英勇的爱国运动，成立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并把这种爱国运动推广到全国各大城市。”（《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6～1037页）
民先队，是党领导下的一个抗日的先进的具有广泛群众性的青年组织。东大地下党负责人关山复说：“民先队的特点是：政治公开，组织保密。”
民先队有总队、中队、分队。李荒说：“我是民先分队队长。队员有二三十人。总队负责人是杨克冰等同志。”
可以说，李荒是一个很积极的民先分队队长。他积极进行民先队的组织建设，积极发展民先队队员，并积极组织民先队队员到北平西山进行军事夏令营活动。女同学还练习救护。李荒用民先宗旨教育民先队队员，一定要与工农相结合，才能取得抗日的胜利。美国著名记者斯诺评论说：“把城市示威扩展到农村去的事情上，东北大学的学生证明是最积极的。每逢假日，许多同学都深入农村，叙述日本侵占他们的家乡的事实，并鼓励人民备战。”（转引自《张学良与东北大学》，第113页）
1936年5月，李荒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四、护校斗争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后，全国人心沸腾，中国形势进入一个转折点。
从1936年下半年到七七事变，东北大学事实上逐渐成为北平学生运动的重要活动场所。因此，蒋介石把它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决心消灭之。国民党教育部下令接收东北大学，迁校西安，由“省立”改“国立”，派臧启芳代替已被南京扣押的张学良为校长。
这一阴谋遭到东北大学大多数师生的强烈反对。南京反动政府遂停发教育经费，企图在经济上陷东大于死地。1937年5月15日，北平报载：东大“学生伙食费仅可维持3个月……”
由此，引起一场轰轰烈烈的护校斗争，学生中分成两派：一派倾向共产党；一派倾向国民党。这两派学生，围绕“护校”还是“迁校”展开激烈的争论和斗争，甚至大打出手。李荒说：“当时也武斗了，打得头破血流的。”佟磊说：“李荒领导东大南校学生反对国民党斗争，一下子把二三十个国民党分子打出学校去了！”
五、南下请愿
斗争在继续。由护校斗争导致了南下请愿。
1937年5月18日下午，东北大学北校礼堂召开全体学生大会，到会四百六十余人。
负责人王英才，总指挥吕沛然，副总指挥王禹明（明新）、王玉璋。会上议决：
全体同学即日赴南京请愿，不达目的决不罢休。万一交涉车辆无结果时，即徒步南下。
南下请愿目的是什么呢？
（一）要求财政部照发东大补助费；
（二）维护东大完整，校址在北平；
（三）反对臧启芳为校长。
还发了快信，告社会人士，说明请愿真相。
会后，一支几百人组成的队伍，高举临时制作的“东北大学护校南下请愿团”的大横幅，从西直门内崇元观东北大学北校出发，浩浩荡荡向前门火车站前进。
李荒参加了东北大学南下请愿团。
北平前门东车站，人山人海。“东联”、“东妇”等各东北救亡团体及各校学生、市民代表云集车站送行，并临时组成东大南下请愿后援会。
东大南下请愿团，几经交涉，北平铁路局拒发车辆。不配车，同学们就愤然抢占车厢，并纷纷卧轨示威。北平5月的晚上，寒气袭人。学生们匆匆出发，衣衫单薄，难以御寒。有的女学生，只穿一件单大褂，冻得直打战。但革命学生，不畏天寒地冻，坚持26个小时之久。
5月19日下午5时5分，铁路当局迫于铁路瘫痪，在众怒难犯的情况下，只好配车放行。去南京的列车开动了。车厢外边挂有用棉花蘸红药水写成的大标语：“救救我们！我们要到南京去！”
当东大南下请愿的列车从北平开出后，北平铁路局就向南京政府请示对策：列车不准进南京，要在江苏柳泉堵截！当列车开进柳泉车站一个独头的道岔时，即被国民党军警重重包围，两边都是武装警察，四周早已架好机关枪。宪兵强行登上机车，放掉车上的存水，企图以饥渴胁迫学生就范。
请愿团同学们目睹这种情势，异常愤慨，立即布置警戒，把守车门，禁止外人登车。同学们高呼口号：
反对迁校！
继续发给经费！
反对分化学生运动！
保存东北学府！
培养抗日力量！
全国一致抗日！
收复东北失地！
保卫华北！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请愿团同学们呼完口号，又高唱抗日救亡歌曲。当唱到“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的时候，同学们声泪俱下。围困学生的士兵，侧耳细听，有的也被感动了。
这时，一位自称是教育部代表叫郭莲峰的人，要求会见学生代表。但他怕被扣留做人质，不肯登车。学生也防备被扣留而不肯下车。正在僵持之际，一个叫苗勃然的以乡长身份出面从中斡旋。后来又有离校同学以东北军代表身份参与调停其事。
几经谈判，请愿团同学得出结论：
（一）这次南下请愿已达到揭露南京政府迁校野心和扩大宣传的目的。
（二）已被军警重重包围，要继续南下，已不可能。
（三）要讲求斗争策略，保存实力。
于是，王一伦、王英才、程光烈、王警寰等十余名学生代表与教育部代表谈判。教育部代表应允转达请愿书，请愿团遂原车返回北平。
5月25日，东大南下请愿团返抵北平。北平各团体及学生五百余人到前门火车站欢迎，盛况极为壮观。
回校后，东大师生举行庆祝大会，演出由邹鲁风、韩国儒（林火）创作的《柳泉之夜》，再现了南下途中悲壮的斗争。
东北大学地下党支部书记关山复，还安排了韩国儒与李荒合写了《东大赴京请愿记》小册子，向社会广泛散发宣传。
《东大赴京请愿记》，具有真实、悲壮、战斗性强的特点，歌颂东大同学不畏强暴赴京请愿的爱国行动的全过程，把国民党反动派揭露得体无完肤。李荒参与写《东大赴京请愿记》，为后人研究东大革命史留下了珍贵的史料，这是一个很大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