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甚至可以意识到自己是在做梦，因为只要我一转头，就能看见石胜在不远处。
他看起来是十六七岁的模样，穿着白色衬衫与黑色长裤，站在画架之后。他那么瘦，从侧面望去像是毛笔拓出的扁扁一笔水墨，印染在黄昏光线于天空铺陈出的宣纸上，或是泛黄的旧照里一束不经意闯入的斜阳。
我和他站在破旧的天台上，探身往下望，是往来的车流与寻常的街景，只有两列郁郁葱葱的梧桐树与灰蒙蒙的光线让我辨出这是上海。
他看起来那样青春，年少得栩栩如生，仿佛从未跋涉过岁月长河。可我知道，这只是一个梦。
因为我从未见过十七岁的他。
石胜之于我，似乎永远只是一个过客，他出现于我生命中不同的节点，刻下或深或浅的印记，来过，却没有留下。
但梦里的我依然控制不住想要靠近他，迟疑着想要握住他的手。我怕这个肥皂泡般的梦境一触即碎，又怕若是错过，从此连在梦中也再见不到他。
最终我只是走到他身后，沉默地注视他笔直的背影。他似乎感觉不到我的存在，专注于眼前的画作。
三十一岁的我看着梦中十七岁的石胜。
他用铅笔涂抹画纸，寥寥几笔勾勒出轮廓，再细致地描绘五官。
只画到眼睛，我便已知道他在画那个女孩。
他眼前除了上海灰旧的天空再无一物，但他每次下笔都毫不迟疑，仿佛画中人就在面前，或者是他已经画过太多遍，一笔一画都刻于心中。
我用手紧紧捂住嘴，妄图阻挡自己发出呜咽。
十七岁的石胜在想念那个女孩。
我要在很久之后才能懂得，他是曾经如此……如此沉默地，而又用尽全力地想念过她。
手机铃声响起，我睁开眼，恍惚了几秒钟，发现自己在哭。
屏幕上显示着“姚霖凯”三个字，我拿着电话的手微微发抖，按下接听键，却发不出一丝声音。
那边也只有细微的沙沙声，沉默了一会儿，才终于听到他轻轻喊我名字：“阮丛。”
直到这一声，我才意识到自己已经从梦中醒来，现实如冰冷的刀锋般瞬间切开了刚才那个昏黄温暖的幻境。我声音嘶哑，尽力掩盖着未散尽的哭声：“你……知道了？”
“嗯，我听——”他微微一顿，小心翼翼地斟酌着用词，“我听阿姨说了。”像是生怕引起我的不快，他没有等我回应，很快接下去说，“现在，怎么办？”
仿佛有一个声音超脱了意识，我几乎想都没想就脱口而出：“我去找他。”
姚霖凯吃了一惊：“你知道他在哪儿了？”
“我不知道，但是——”我的声音陡然升高，“我梦见他了，姚霖凯，我梦见他在上海，在一个天台上，他在上海！”
“阮丛，你冷静、冷静一点！”他显然并不相信，只是想安抚我激动的情绪，“你只是一时接受不了打击，才会做这样的梦。”
“真的，我知道他在上海，我就是知道！”我没有理会他的劝说，身体因为忽然蹿出的念头而颤抖，“我现在就去订机票，我马上来上海，你等着我，我去找他！”
“阮丛！”
“你相信我这一次好不好，姚霖凯，我要找到石胜，我一定要找到他。”我的声音忍不住再一次哽咽起来。
姚霖凯沉默了，也许是不忍戳穿我的幻想，他一直是这样一个温柔的人。最终，他松了口：“好吧，我在上海等你，有什么事我们见面再商量。”
我挂下电话，手机上显示今天是2012年12月16日。
石胜失踪已经七天了。我不知道他在哪儿，是生，还是死。
但我决定抓住最后一线直觉去上海找他。沉默地，用尽全力地去找他。
我还记得那年夏末午后，走下火车的刹那，八月上海的湿气便瞬间和着腾腾热度迎面缠来，像千万条潮湿的舌头将外露的皮肤寸寸吸舔，黏腻感如附身般挥之不去。
我妈将行李箱外侧抵住我的小腿，催促我快走。不同于我被湿热空气束手束脚的不舒服，她深深吸了一口气，脸上的表情仿佛是透过放大镜观望般随之放大了一号，说：“还是这个味道，多少年了都没变。”
这大概可以称之为故乡的味道吧，我不是太懂。许多年后我会逐渐明白，自己也许将一辈子也无法知道这种味道的确切含义。但当时十八岁的我以为自己用不了多少时间就会同妈妈一样，将这种味道深入骨髓——那是上海的味道。
我妈是曾经的上海人，但她若是知道我这样定义她，定会吵吵嚷嚷好几天。她会用混合着沪语、普通话及南城方言的奇妙语调不遗余力地反驳我：“吾哪能不是上海人？吾生在上海长在上海，道地的上海人，老上海人。”
是的，老上海人，这是我妈几十年来对自己坚定不移的定义。
可在我看来，一个在十几岁下乡来到边疆，并在那里结婚生子、落地生根待了二十多年的知青，已经算不上真正的上海人了。
我心里的这点想法我妈当然无从知晓，此刻她已经全身心地沉浸于“到家了”的归属感中。事实上，当我收到那封来自上海的录取通知书时，最高兴的人是我妈，仿佛即将在上海读书生活四年的人是她。我想，那几天在她夜晚的梦中，会不会幻想自己一眨眼回到十八岁的年纪，接到知青返城的通知，和她同期的伙伴如释重负地踏上回上海的火车，将那几年贫瘠困苦的知青生活迫不及待地抛在脑后，直到许多年后她已垂垂老矣，才慢悠悠地将那段过往从记忆深处打捞出来，带着陈旧的锈迹，作为一个催眠的睡前故事同孩孙们一起反复咀嚼。
我的妈妈，我从未怀疑过她对当初选择的后悔——不管那选择是迫不得已还是心甘情愿，她都在这后悔中煎熬了近二十年。因为如果不是后悔，她不会从我记事起就一遍又一遍地告诫我：“侬是上海人，晓不晓得，记好了，妈妈是上海人，侬也是。”也不会自我上学后将所有的希望都寄予在我身上：“丛丛，一定好好读书，将来考回上海的大学去，妈妈全指望侬了。”
任何一件事被最亲近的人千叮咛万嘱咐十八年，都会成为脑中一枚鲜亮的指示箭头，几乎能将一个孩子大半生的方向都标明——
我是上海人，我要带着妈妈回到上海去。
十八岁的我，如愿以偿地考上了第一志愿，或者说是唯一的志愿（我所有的志愿都填的是上海的大学，妈妈说，这样填就算这次没被录取，也能复读重考而不会被迫去别的地方），即将在上海开始四年的大学生活，之后我会留在上海工作，成家立业，成为真正的上海人……
其实不只我妈，连当时的我都毫不怀疑未来这条道路的走向，也绝对预想不到这条看似浑然一体的前路，竟会在将来被剖为那样多的分支，每一条路通向的，却都早已不是最初的终点。
我和我妈拖着两箱行李，按照通知书附件里的指示从火车站坐车前往学校。这是我第一次来上海，这座城市对我来说是传闻中的熟悉，以及实际意义上的陌生。而我与它的初次见面，却与想象中很不一样。在我的脑海中，上海该是遍地的摩登大厦，灯红酒绿，金碧辉煌……总之，是金贵到有些不食人间烟火的地步。这种没由来的印象，大约是来自于电视里总反复播放的几个宣传片段吧——夕阳西下（或者是日出东方也未可知），太阳的光辉将东方明珠照射得通体闪耀，其下是波光粼粼的黄浦江与高楼耸立的外滩，这幅画面几乎已成为了那时上海的名片。我听说对摄影师来说，一张照片的好坏最重要是取决于光线，光是最神奇的魔术师。那么我对上海原先的幻想，大约也是由于光线作祟，那宣传片里金色的光线雕琢了上海的轮廓，也粉饰了一个孩子对一座城池的向往。
而当我坐在充斥着沪语的公交车上，透过车窗，我望见的上海是灰蒙蒙的——明明也没有太多云朵，但天空并不会因此显得蔚蓝。太阳高挂，阳光却并不刺眼灼肤，仿佛空气里充足的水分洗去了光线的颜色，只剩下一种如老者疏眉的灰白，像一张张密不透风的网，层层叠叠，无孔不入，让我第一次感觉到“热”竟然是会有重量的。如果说南城的热是像小孩清脆响亮的叫声，那么上海的热则像是女人贴身内衣里浸开的汗水吧。
而在这片灰色的天空下，一幢幢小区单元楼、沿街的小店铺、起伏不平的人行道、并不见得有多么宽敞笔直的马路……以车窗为屏幕，当这一切走马观花地流经眼底，我甚至产生了一瞬间的恍惚，我是不是，还在南城？
当然，再过不久，当我真正开始在上海的生活，开始和我的同学用每个周末去熟悉这个城市的角角落落，我会发现上海确有它的繁华，它的苍凉，它的现代，它的市井……正因为很难用一个词去准确地概括这座城市，所以“上海”本身才成为了一个独一无二的形容词。但有一点，无论在这之后上海如何一次次改写我对它的印象，那种仿佛发自于城市本身的灰蒙蒙的底色却从未改变。
而我最初隔着车窗接触到的那一面，只不过是中国所有城市建设造成的后遗症——那即是，所有原本各具特色的地方最终都会被建设为同一副城市的模样。
我怀着一丝恍惚，与几分没由来的不满足，贪婪地望着车窗外。而我妈像是见惯了场面一般毫不在乎地闭目养神。有时我指着远处问：“妈，你知不知道那里是什么地方？”她便不耐烦地说：“坐了两天火车侬还不吃力呀，让吾休息一下，待会儿到学校还有得忙。”
我依言转过头去不再说话，当然不会发现我妈悄悄掀开一只眼睛，瞄了一眼窗外的景象，脸上渐渐浮现出一种混合着茫然与不甘心的失落。
我们到达学校时，那里早已聚集起长长的来报道的新生及家长队伍，数不清的各式汽车与出租车在学校门口堵起长龙，水泄不通。等办完入学手续已是接近傍晚，我们将行李搬到四人间宿舍时，另外三位室友都在，一番相互的自我介绍之后，我知道她们分别叫易嘉燕、王洁、郭云芳。易嘉燕和郭云芳是上海人，而王洁来自陕西农村。
我妈听到有本地人后像拾到什么宝贝似的眼睛发亮，改用沪语殷勤地同那两个女孩打招呼：“侬好，侬好，哎呀原来都是老乡呀，阿拉也是上海的。”她似乎注意不到历经南城的二十多年，她自认为地道的沪语早已被方言熏陶得不伦不类。两个女孩听着她奇怪的发音，眼中有些疑惑，出于礼貌勉强忍住笑意，换成上海话问我：“既然才是本地额，刚刚为撒要刚普通诶话内？”（既然都是本地的，刚才为什么要讲普通话？）
我张张嘴，却不知要如何回答她。准确地说，是我不知要如何用沪语回答她，来证明我上海人的身份。虽然从小听惯了我妈这种半缸子沪语，我现在也能听懂七八分上海话，但“说”却是一句也不会的。
“我……”我尴尬地想用普通话解释，却被我妈一下打断。
“她还不会讲上海话，阿姨吾是上海人，当年知青下乡，就留在当地了，现在么这个女儿争气，考回上海了。”她絮絮叨叨地说着，仿佛当别人真有耐心听她如数家珍般交代这段历史似的。
女孩脸上已经隐隐显出一丝不耐烦的神色，她重新改回普通话问：“那到底是从哪里来的？”
“云南的南——”我还想把城市的名字也说清楚，又被人再次打断，只不过这一次换成了那两个上海女孩。
“哗，云南？真的假的？这么远！我是第一次认识云南人诶！你们那边是不是家里都养大象的，连上学上班都骑着大象去？”
“我听说云南那边到处都是卖毒品的，街上随便就能买到白粉，是不是真的？好恐怖哦！”
她们两个表情耸动，像是在讲什么鬼故事似的一惊一乍，说出一些离谱到令人笑不出来的荒唐话。
当然这也怪不得她们，就算到了通讯如此发达的现在，云南在不少外省人的固有印象中依然是落后边远的蛮荒之地，像什么“上学骑大象”“街边卖毒品”一类的闲话也依旧谣传不断。
而当时的我则是愣在当场，不知道是该笑还是该解释。若是要解释，我又该如何讲述那个我生活了十八年的云南南城呢？
如今提起云南，人们最多想到的还是丽江、大理、西双版纳这三处旅游胜地，仿佛那里的风土人情便足以概括云南。但并不是这样，在我看来这三处地方，更多是做出来给观光客看的“云南”，里面的很多成分是在迎合旅游者想象中的那个“彩云之南”。
而南城不一样，那里靠近中越边境，两百多年前靠着开采矿藏而逐渐繁荣，曾在清末民初被法国殖民者觊觎，逼迫清政府出让筑路权，修建铁路，成为争夺矿藏、联结越南的开放口岸。在建国之后，那里依旧以矿产作为支柱产业，也曾兴盛一时。但随着多年的开发，矿藏储量逐渐耗空，南城失去了发展依托，狭长窄小的地形也限制了城市转型，南城被拖慢了发展速度，从一个繁荣富足的城镇慢慢陷落为疲惫寥落、不值一提的小城。如果北京、上海是一线城市的话，那南城就是连名次都排不上的弹丸之地。
这样的地方，一年到头也不会有多少游客，更别提会有外人对它有什么了解了，而这就是真实的，在生活着的“云南”之一。
我生在南城，长在南城，可我不会说“我是南城人”——因为妈妈从不允许。正如她坚定不移地将自己定格为“上海人”一样，十八年来她用“紧箍咒”一般的反复灌输让我毫不怀疑我虽然暂时生活在南城，但我是上海人，终有一天，我会回去，回到我的故乡。
在我还在迟疑的时候，我妈已经出声反驳两个女孩：“侬小姑娘家是听了哪里的话，乱讲出来是要惹笑话的。再说了，阿姨是上海人，吾女儿当然也是上海人咯，你们以后要好好相处。”
她一副教训人的长辈语气，自然是会惹人厌的。那个叫郭云芳的女孩似乎不太好相处，此刻脸色已变得有些阴沉，刚要发作，被易嘉燕拉住。
我妈毫无察觉，边帮我整理床铺边与那几个女孩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等收拾得差不多，天已经彻底黑下来。我妈邀她们一起去吃饭，被婉言拒绝，她倒也不在意，拉着我出门。
就在宿舍门即将关上时，我突然听见房里传出嬉笑声，郭云芳迫不及待地拉长声音模仿着我妈那怪声怪调的沪语，尖声利气地说：“哎呀，阿拉是上海人，阿拉一家都——是上海人！”易嘉燕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我站在门外，像被人扇了一巴掌。
我妈在我前面几步远，挽在脑后的发髻有些松散了，几缕发丝搭在肩上。她穿一件半袖的碎花衬衫，是好几年前买的。因为天热，后背一大块被汗水打湿，粘在身上隐隐透出里面胸罩的带子。下身是一条咖啡色半裙，露出的小腿因为坐了两天火车而肿胀得有些变形。
我呆呆地看着她的背影，直到她走到楼梯拐角处回头瞥了我一眼：“侬发什么呆，快走呀。”
我回过神，沉默地跟上去。我不知道她有没有听见刚才宿舍里传出的声音。
我妈打算在上海待两天，等我全部安置稳妥再走，我和她去学校附近的小旅店里订了房间，这才去找吃的。经过学校门口时我突然听见有人喊：“阮丛！阮丛！”
那熟悉的声音令我心里猛地一跳，我虽然知道我们考进了同一所学校，专业却是不一样的。我一方面感到难以言喻的欣喜，但另一方面也在暗暗苦恼开学后要如何相遇——想不到我一个暑假的苦思冥想却抵不过一次最简单的巧合。
我迅速将长袖拉好遮住左手，调整好表情，露出笑容，这才转过头，朝声音传来的方向招招手：“姚霖凯，真巧，没想到会在这里碰见你。”
男孩也顺势抬起手朝我挥了挥，向着我大步走来，学校门口白炽的灯光将他的眉目拓染得深邃明晰。短短的一路上已有不少路过的女孩都情不自禁地偷偷拿眼角余光瞄向他，有些没看清的女孩在同伴的窃窃私语中甚至转过头着急想看他正面一眼。其实我对这样看向他的眼光已经习以为常，每次我看着他，总会想起安妮·普鲁写过的一句“外表胜过‘好看’两字所能形容”。
他走到我身边，先向我妈问了声“阿姨好”，这才笑吟吟地说：“我刚刚才跟我爸说不知道阮丛的宿舍在哪儿呢，这下好了，一出来就见到，真是有缘。”
“是、是啊，我也没想到。”我勉强用平静的语气说着，脸颊却已忍不住变得微微发烫，幸好有夜色与昏黄的路灯将脸上的红晕一并模糊。
“咦，小姚，侬爸爸也来送侬了？”我妈在旁边好奇地问。
“嗯，他怕我人生地不熟。唉我爸真是，我又不是第一次来上海。”他小小地抱怨着，其实却是讨人喜欢的口吻。
“哎呀，侬小孩家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大人还不是担心。”我妈掩嘴笑，“再说侬怎么样也不会有侬爸爸熟悉这里呀，侬爸爸跟阿姨一样可都是老上海人！”
我在心里叹了口气，我妈是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放过强调自己是“老上海人”的机会的。我暗暗着急，不知道她这样毫无意义的显摆是否会引起姚霖凯的不快，但又不知道要怎么阻止她。
好在这时姚霖凯的爸爸走来，同我们打招呼，并说：“你们还没吃饭吧，大家难得碰到一定要聚一聚，我请客。”
我妈假意推辞了一下，便应承下来，跟着走进一家看起来中等档次的餐厅。我看了一眼餐厅门上注有“本帮菜”的字样，不由问：“本帮菜是什么？”
姚叔叔一下笑起来，我妈急冲冲地戳我一下：“笨蛋，本帮菜就是上海菜呀！”
“也不知道这家正不正宗，不过我两三年才来一次上海出差呀探亲呀，也管不上这么多了，到底是家乡菜嘛。”姚叔叔脸上露出怀念的神色。
“就是，就是，要说正宗，怎么比得上阿拉小时候吃的正宗呀。”我妈一脸殷切地附和着。
我撇撇嘴，心想人家姚叔叔是真的隔段时间来上海，可我妈至少也有十几年没回来过，哪里还想得起什么本帮菜的味道？
菜很快上齐，我们边说边吃，我妈和姚叔叔两个“老上海”聊起小时候的事、当知青的事，正说在兴头上。而我的精力明显已经被桌子对面的姚霖凯吸去了。我低着头不敢直视他的眼睛，在视线范围里是他修长的手指执着木筷，优雅地辗转于餐盘间。
是的，优雅。我知道这样一顿普普通通的家常便饭不该用这样文气而略显做作的词来形容，可我只找得到这个词。在我眼中，他的每一个举动、每一个表情都是这样从容不迫，妥帖自然。举手投足间都有浑然天成的优雅。
“阮丛，你怎么不吃了，菜不合口味吗？”似乎注意到我好长时间不动筷子，姚霖凯用好听的声音低声问。
“没、没有，我在吃。”我慌张地掩饰着，脸再一次不受控制地变红，只得将头埋得更低，胡乱夹了几片菜叶放进碗里。
我恍惚想到，我和姚霖凯是不是真的有些缘分呢？
我和姚霖凯是从小一起长大的——这虽然是我一相情愿的说法，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是事实。
我们念同一所幼儿园、小学、中学，并且初中三年还是同班。因为我和他的父母都是上海知青与南城本地人这样的组合，所以又多了些亲近感。但不同于我平凡无奇的家庭，姚霖凯的父母都是高级工程师，家境自然要好很多，再加上他帅气的外表，学习、运动也无一不优秀，所以无论在哪所学校哪个阶段都是当之无愧的宠儿。
像姚霖凯这样的男孩似乎就是为了印证一句话的正确性——“造物主唯一的公平在于他的不公平”。而我这样的普通女孩，在深切感受到不公平的同时，也禁不住被这因为仰视而变得动人的不公平所吸引。
我喜欢姚霖凯好久了。准确地说，是从初二开始。过去我虽然一直知道有姚霖凯这个人，但毕竟不同班，只把他当做一个遥远的传说，有时候和同学在操场上遇见，还会和别的小女生一起发花痴：“真的好帅啊！”但也就仅此而已。而初中知道和姚霖凯同班时除了闪过一丝“这下每天都有帅哥欣赏了”的念头，再没有别的想法。
喜欢上姚霖凯是不知不觉的。起初因为他的一举一动都会备受瞩目，我也不能免俗地会时不时留意他。但渐渐地，我发现自己的视线已经离不开他了，无论是在上课时还是下课后，我仿佛被安装了定位雷达，总能在人群中第一眼就搜索到他的身影。当时他的座位在我斜前方，中间隔着好几排位置，而我几乎在所有课上都在注视着他的背影，仿佛有磁力一般，我控制不了那种力量，控制不住地就想看着他，看着他，哪怕只是一个背影也好。
我始终不能确定人之所以喜欢上一个人，是因为发现了什么对方身上令自己心动的东西才喜欢的吗？如果说我是因为外貌、头脑或者性格之类的原因才喜欢上姚霖凯，那为什么之前同班的一年多里会毫无察觉呢？我像是一觉醒来发现自己踏入了另一片天地，那个世界如此广阔又如此渺小，唯一的法则便是——我喜欢姚霖凯，无条件也没有道理地喜欢。
许多年后我会发现，对姚霖凯的喜欢贯穿了我的整个青春期，几乎是我少年时代最不曾间断的一笔。我会叹服，并且疑惑于那个平凡女孩对于一段不见天日的感情的执著，有时候她甚至清楚这种喜欢是不会有结果的，每次想到这里她会有说不出的难过和茫然，但她最终决定，不去在乎。
而此时此刻，十八岁的我喜欢姚霖凯已经四年了。其实后来想想，也许正因为是这样悄无声息的单恋，不需要对方的回馈与反应，这种感情才得以持续如此长的时间吧。当时的我，已经为自己这份不受控制的执著而茫然若失了好几次，也暗暗想着要在来上海后有个新的开始。可是，当我坐在姚霖凯对面，看着他偶尔加入大人们对话时那种专注而愉悦的神情，一切因为无法诉诸于本人而产生的孤单像是终于得到了迢迢传来的回音，那回声如此沉着如此深厚，足以将那些由一天天、一月月、一年年累积起来的怅然震得粉碎。
“你们这次是坐火车过来的？很辛苦吧？”姚叔叔低沉的声音将我拉回现实。
“是啊，两天的火车，还是硬卧！侬看看吾这腿肿得，过两天还得再坐回去，没个十几二十天这肿是消不下去了！”我妈应和着，甚至将桌子下的双脚露出来让姚叔叔看。她的脚肿得如同两只馒头，原本合脚的凉鞋鞋带勒住脚背，像是上了五花大绑抄过滚水的螃蟹，泛着难堪的红紫色。
我一时间不敢看姚叔叔和姚霖凯的脸，害怕自己会捕捉到他们脸上转瞬即逝的厌恶。我只能气急败坏地小声喊：“妈！吃饭！”
“真是辛苦了。”姚叔叔感叹地说，“大人还好，忍忍就过去了，小阮还是小孩子，不容易啊。我和霖凯坐飞机三个多小时都觉得累，但毕竟比火车节约时间多了。”
“唔，是啊，飞机是快。”我妈含糊地应着，这时她像是忽然恢复了自尊心似的，急切地想把这个话题岔开。
因为这触及了她的软肋——我们家并不是可以随便就坐飞机往返的家境。
很多时候我都摸不透我妈的心思。在我看来是很丢脸的事，比如当着外人的面展示自己多么落魄，她却毫不自知。而在我看来别人都心知肚明的事，比如我家的家境，她却千方百计地想要掩饰。
我担心因此被姚霖凯笑话，越发吃得心不在焉。
“你们两个从小就是校友，是有缘分的，现在又都是独自在上海，一定要互相照应，知不知道。”吃完饭走出餐厅，姚叔叔亲切地拍了拍我的肩膀，“特别是小阮，一个女孩子家，有什么搬东西之类的重活就叫霖凯过来，千万别客气。”
“爸，瞧你说的，我是那种人吗！”姚霖凯将头转向我，“阿姨，有什么事我会帮阮丛的，您放心。”
我听到这句话，惶然地抬起头，趁着灯光昏暗飞速地扫过姚霖凯的眼睛。尽管知道这只是一句再平常不过的客套话，但我仍像是得到了最慷慨的保证似的，安心得快要流出泪来。
那天晚上我并没有回宿舍，而是和我妈一起住在旅馆里。我们挤在一张床上，疲惫像涨潮的海水般从肿痛的脚底开始蔓延上来，但偏偏大脑又活跃着不肯让位于睡意。我妈握着我的左手，将一路上叮嘱了好几遍的各种事项又交代了一次，就在我快要被她的唠叨催眠过去时，她突然使力掐了我一下：“跟宿舍的那两个女孩搞好关系晓不晓得，多跟上海本地人在一起，赶紧学会上海话。早让侬学侬偏不听，连一句上海话都不会还敢说自己是上海人，今天连吾都替侬害臊！”
我像被浇了一盆冷水，浑身打了一个激灵，反驳的话立即涌上嘴边——明明是你一直在说我是上海人，而且你以为你那种不东不西的上海话不丢脸吗，你有没有听见那个女孩都在背地里笑话你！
我脑子里转过千百句话，却最终什么也没说出口。我听见她时不时会因为双脚肿痛而疼得吸气，我知道，她是为了我。
“还有，”她将头凑得更近，几乎是贴着我的耳朵，悄声说，“侬也别整天只会读书，眼睛擦亮点儿，现在侬在上海了，有条件合适的上海男孩子就赶紧抓住，侬以后能不能留在上海，这个很重要，晓不晓得。”
我没有应她，因为我的思绪已经飞快地飘到了姚霖凯身上。我当然想过自己迟早有一天会喜欢上别的男孩，可是我甚至不知道除了姚霖凯，自己会喜欢什么样的男孩，他会长什么样，有多高，性格怎么样……这一切统统都被挡在了姚霖凯身后的黑暗中，耀眼的光线只聚焦在姚霖凯一个人身上。
我对于喜欢的人的定义，只有姚霖凯一个坐标，这让我感到不甘心的迷茫，又有一种酸楚的甜蜜。我忽然没由来地想，对于妈妈来说，姚霖凯算是“条件合适的上海男孩”吗？
两天后，我将妈妈送上回程的火车，开始了在上海的生活。
紧接着就是军训，我并没有机会去找姚霖凯。不过因为集体活动的缘故，哪个系哪个专业有什么帅哥美女叫什么名字这样的小道消息倒是传播得异常迅速。很快，姚霖凯的名字便开始出现在班上的女生口里，甚至有人趁着吃饭时间专程去“参观”。经历同校这么久，我当然料到这是迟早的事，但当它真的成为事实，却又觉得曾经一瞬间拉近的距离似乎又被推回了原先的位置，甚至更加遥远。
军训结束后，我因为防晒不当被晒伤，脸上开始脱皮，被晒黑的皮肤与脱皮之后红色的新肤交错分布，丑陋而恐怖。因为还没正式上课，我便躲在宿舍里几天都不出门。
直到开课前一天，我正对着镜子愁眉苦脸地烦恼，突然听见楼下有人喊：“阮丛！阮丛在不在！”
王洁刚好在阳台上，往外看了看，像发现什么新大陆似的嚷起来：“阮丛，叫你呢！是个帅哥！”
“哪里哪里？让我看看！”易嘉燕和郭云芳闻声而动，从床上一跃而起，赤着脚就跳到阳台上。
郭云芳眼尖，一下子认出来：“诶，这个是不是就是这一届建筑系的那个——姚霖凯？！”
我扔下化妆镜，猛地站起身，又忽然顿住脚步。
“阮丛，我是姚霖凯！”声音再次响起，并且他似乎怕我不知道是谁，干脆报上了名字。
这一幢宿舍楼里住的都是大一女生，因为刚开学，不会有多少男生等在楼下。再加上军训时女生当中的口耳相传，“姚霖凯”三个字一出，似乎在宿舍楼里投下了一枚不大不小的炸弹，一时间只听见此起彼伏的开窗声刷刷作响。
我硬着头皮走到阳台，刻意不去看舍友们的表情，朝楼下挥挥手。
姚霖凯仰头看到我，脸上露出灿烂的笑容，我仿佛能听见整幢楼里女生们的心脏整齐划一地漏了一拍。
他示意我下楼，我匆忙走出宿舍，突然意识到什么，又冲回去穿上长袖外套，戴上帽子和口罩，这才走下楼。
九月中旬的上海暑气还未散尽，穿着长袖，用帽子和口罩将脸捂得严严实实的我看起来是那么地不合时宜，但我已经顾不上这么多。姚霖凯出现在楼下喊我这件事已经让我快眩晕得分不清东西南北了。
我在众目睽睽之下走出宿舍楼，姚霖凯看到我这副打扮，不由好看地皱起眉头：“你怎么了？”
“这个……”我隔着口罩，犹豫着该不该告诉他是因为脸上脱皮的缘故。但我实在不想让他看到自己这样难看的样子。
也许是声音闷在口罩里吧，他伸出手拍了拍我的帽檐：“你感冒了？”
我像个傻瓜一样僵在原地，直到他又重复问了一遍，才含糊地顺势点点头。
他担心地说：“没事吧，有没有去看病？都怪我，没问清楚就叫你下来。本来我是想叫你去吃饭的，上次又忘了问你宿舍电话，只好来下面叫了。不好意思啊，你不舒服的话要不咱们改天再约？”
我陷在越来越强烈的眩晕感中，连忙强行让自己清醒一点，慌忙说：“没、没事，刚好我在宿舍里闷了几天了。”
他开心地笑起来：“那正好，我也是几天没出学校了，咱们现在就走。”
这不会是我的一场梦吧——在走去餐厅的路上，我迷迷糊糊地想。
如果这是梦，也是我做过的最好的梦了吧，因为这甚至是我在中学里的那几年连幻想都不敢的场景啊。我走在姚霖凯身边，听着他兴致勃勃地聊着军训时的趣事，而再过一会儿，我将和他单独吃饭——
我痛恨自己的皮肤不争气，戴着口罩只能用含糊的声音回应他，也不能对他回以笑容。但同时，我又庆幸自己有口罩可以挡住烧红的脸颊，有帽檐遮挡能让我时不时地悄悄瞄他几眼。
姚霖凯晒黑了一些，但同我惨烈的皮肤不一样，他脸上呈现出的小麦色皮肤让他看起来健康而迷人。
我心脏的跳动似乎快要超出身体的负荷。
绕过两个街角，他带我来到一间餐厅门外，我正要进去，他却停下脚步环顾四周，又抬起表来确认时间：“我们好像来得早了一点。”
“我们？还要等谁吗？”
他看了我一眼，眼中充满笑意：“两个绝对是出乎你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的人。”
我糊涂了，飞快地在脑海中搜寻，却想不起在上海还有什么认识的人。
姚霖凯打定主意要保密，我的心脏缓缓下坠，因为我终于证实了这并非我与他的“约会”。我知道自己不该抱有妄想，却又眼睁睁看着妄想在现实面前不堪一击地破碎。我想在心里狠狠嘲笑自己，却失落得连撇出冷笑的力气都没有。
姚霖凯在这时抬起手，冲着远远走来一前一后的两个人挥动，大声喊：“这边，这边！石胜！陈闵雯！”
我正在无限下坠的心脏在听到这声之后戛然停止，一动不动。
那两个正走来的人相互对视一眼，仿佛这才认出彼此是要一起吃饭的人。我还看不清他们的样子，或者说，我无论如何也不想看到她的样子——
陈闵雯，我最讨厌的女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