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说，要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意思就是不要轻易根据一个人小时候的表现来推断其长大后的成就。因为一个人最终的成就不仅与其天生的聪明程度相关，也与后天的努力相关。
王安石的一篇文章《伤仲永》，就是记述了一个名叫方仲永的早智而速成的神童。方仲永一家人世代以耕田为业。仲永长到五岁时，有一天哭着要书具（笔墨纸砚）。父亲对此感到诧异，因为他之前从未见过这些东西。于是从邻居家借来给他，仲永立即写了四句诗，并且题上自己的名字。他的父母将诗传送给乡里的一个秀才观赏，秀才大为赞赏。从此，指定物品让他作诗，他能立即完成，并且诗的文采和道理都有值得欣赏的地方。同县的人对此感到很诧异，渐渐地，人们便请他的父亲去做客；有的人用钱求仲永的诗作。他的父亲认为这样有利可图，便每天拉着仲永四处拜访同县的人，不让他学习。过了几年时间，方仲永的文采已经变得平庸，最后“泯然众人矣”。
有先天的天赋，如果不经过努力，那么最终会将这些天赋浪费掉。先天的才能不足的，经过后天的勤奋努力，一样可以有所成就。
因为年代太久远，姜子牙的生卒年不可靠。传说他活了100岁，这毕竟是传说。但姜子牙确实是大器晚成的代表性人物。
姜子牙先世本为贵族，舜时为官，因功封于吕（今河南南阳）。后来家道中落，至姜子牙时已沦为贫民。
相传当年姜子牙学成下山之后，直奔殷商京城朝歌而来。他曾在朝歌住过，认识一个朋友宋异人。姜子牙决定先去宋家暂住一时。宋异人是个经商的人，对姜子牙的才学很是赞赏，并对他有着相当的期望。但姜子牙却只管住着，并未见他有所施展。
宋异人看姜子牙的年纪已经不小了，就给他介绍了一个妻子马氏。马氏当时已经六十八岁，而姜子牙也已是七十二岁。不久二人便结成夫妻，但因为没有家，所以姜子牙夫妇就寄住在宋家。
姜子牙成亲后，对新婚之乐不大在意。心中却常常疑虑：自己空有一身才学，但并不知道从何着手。一日，马氏对子牙说：“虽然宋大哥对待我们亲如手足，但寄人篱下，终非长久之计。我们还是应该为将来做点儿打算，不如你就学着做点儿生意吧。”姜子牙点头称是。
于是，姜子牙与妻子自立门户，先后卖过笊篱，干过磨面的营生，做过磨豆腐的买卖，贩卖过牲畜，但都无一例外的赔了本。在宋异人的帮助下，姜子牙在城里开起了算命馆来，这正合姜子牙的心意。姜子牙替人解难息纷，教导人民，奋发图强，跨出了施展自己抱负的第一步。
当时商朝的天子是纣王，他荒淫无道，残害忠良，任用奸邪小人，朝政非常腐败；再加上连年外战，国库空虚，他就对人民横征暴敛，使百姓流离失所、家破人亡。姜子牙的这个算命馆的确帮助了不少困苦百姓。受益之人，口口相传。姜子牙的好名声迅速传扬开来。
朝歌有了这样一个奇人，声望隆隆。此事很快传到了纣王耳中。纣王派人宣姜子牙进宫：“百姓好像很尊重你，朕有意造一宴乐之台，使你为监造之职，限三十天完工，到时有厚赏。”姜子牙回奏说：“陛下，此台工程浩大，劳民伤财。而今国库空虚，倘若兴此大工，必然加重税赋，百姓何堪？恐怕必思变乱。小人为陛下考虑，不如留心邦本，与民造福才是。”纣王大怒，喝令卫士把姜子牙乱棒赶出。
然而，姜子牙的正直和智慧却很快传遍了国家的每一个角落。有人向纣王进谗说：“此人笼络人心，不利于陛下，十分危险，不如尽早除之！”纣王认为有理，就派人抓捕姜子牙。
姜子牙得到了纣王要抓捕他的消息，自觉生命危急，此间无所留恋，于是不顾八十岁的高龄，连夜逃到遥远的西歧去了。
一晃已皓首。烈士暮年的姜子牙，获悉文王广求贤能，觉得机会不容错过，乃迈着蹒跚的脚步，来到渭水之滨，以垂钓为事。终于巧遇明主，共谋“翦商”大计。姜子牙的才干此时最终得以发挥，最终帮助文王的儿子武王姬发，灭掉了商朝，实现了自己建功立业的愿望。
灭商之后，姜子牙因首功封于齐，都营丘。姜子牙理财富国，目光独具。他首抓“三宝”（即农、工、商）：“农一其乡则谷足，工一其乡则器足，商一其乡则货足。三宝各安其处，民乃不虑。无乱其乡，无乱其族。”“三宝”分足鼎立，而钱币则可把三者融汇贯通，使之聚散适宜，物尽其利；并且还制定九府圜法。九府的职能是掌管货币，九府圜法就是用行政手段保证财货的均衡流通与合理出入。依靠“三宝”并重、本末并利、货币流通的思路，齐乃大治，临淄成为当时中国高度繁荣的经济特区。太公以商行政，使齐富甲一方。
神话故事里说姜子牙32岁上昆仑山学习，72岁下山，80岁才遇到周文王，又经过十几年的时间才推翻商朝，这时他都已经90多岁了。姜子牙一生困顿无为，直到90多岁才做出这么大的事业来，可以说是历史上最传奇的大器晚成。
韩愈说：“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成才同样也有早晚。关于一个人成功的途径和机遇，不能一概而论，不必求合责备。每个人的机遇不同，所处环境不同，受教育程度不同，甚至性格也不尽相同。因此，其成才的早晚也是不同的。有少年英发，便有大器晚成。有甘罗十二岁封上卿，便有子牙八十拜相。以成才早晚论英雄，当有偏颇之嫌。
变类有同体之嫌
变类有同体之嫌，意思是说，同类的人相处，当彼此实力相差悬殊或才能各有所侧重时，就会互相依赖、合作，共同对待不同体的人；同体的人当彼此实力相当时，则水火不容，斗争激烈。
从有利于己与有害于己的观点去分析，跟自己利害一致的同类之人，毫无保留地对其进行赞美；跟自己利害相反的异类之人，一律加以攻击；跟自己无利害关系的杂体之人，既不赞成也不反对，根本不予理会。
同类之人中间也有矛盾。俗话说：“一山不容二虎。”当双方势均力敌之时，就很少有人愿意处于对方之下。于是会发生下列的状况：性格直率的人性情都很激昂，喜欢别人也以正直待人，却不能忍受别人的批评；性格外向的人感情外露，喜欢别人全心全意地待人，却不能接纳别人的直言；热衷功名的人喜欢追求仕进，不甘心居于超越自己的人之后。
因此，同类之人彼此实力悬殊时，会相互援助扶持、依赖共存；当彼此实力相当时，妒彼胜己，会互相竞争而彼此妒害。这就是同类之间的变化。当人直过于己直，则非毁之心生，这时助直反而成为毁直；当人明过于己明，则妨害之心动，这时与明反而成为毁明，自私得可怕，由此可见。
陈轸和张仪均为战国时期的谋士，而人皆投靠到秦惠王门下，受到了重用。
张仪的妒忌心很强。不久，他发现陈轸很有才干，能力远远高过自己，因此担心日子一长，秦王会冷落自己，偏爱陈轸，他便找机会在秦王面前说陈轸坏话。
一次，张仪选了个时机，悄悄地对秦惠王说：“大王应该知道，陈轸以前是楚国的大臣，现在他奔走于楚、秦之间，但现在楚国不见得对秦友好，反而却和陈轸的关系非常亲密。如此看来，陈轸的一切举动都是为自己，而不是为了秦国。况且陈轸又企图背叛秦国而投奔楚国，大王为什么不明察此事呢？最近，我又听说，他打算离开秦国到楚国去。要是这样的话，他对于我们秦国来说就是一个很危险的人物，大王还不如先杀掉他。”
于是秦王就问陈轸说：“我听人说你准备背秦而去楚国，有这回事吗？”
陈轸一开始听得莫名其妙，两眼直盯着秦惠王。很快陈轸就明白了，秦惠王这是话中有话，肯定是有人在秦王面前说自己的坏话了。于是陈轸镇定地回答说：“有这回事。”秦王有点儿生气地说：“那么张仪所说的话是真的了？”
此时，陈轸心里完全清楚了，原来是张仪这个小人向秦惠王进了谗言。他没有马上回答秦惠王的话，而是定了定神，然后不慌不忙地解释说：“何止张仪知道这件事，就连路人也知道这件事！我离开秦国后无疑会到楚国去，以便顺从您和张仪的意思。”
秦惠王听后，大吃一惊。
陈轸顿了一下，又接着说道：“从前，殷高宗时孝已爱他的父母，天下的父母都希望自己有孝已这样的儿子；吴国的伍子胥忠于他的国君，以致天下的君王都想请他做自己的臣子。所以，准备出卖仆妾不出里巷就被人买走的，必然是良仆贤妾。在乡邻就被娶走的女儿，多是好女子。如果我不忠于大王您，即证明我不是忠臣，聪明的楚王怎么会把我当成忠臣呢？”秦惠王听了，觉得有理，点头称是，但又想起张仪讲的泄密的事，便又问：“既然这样，那你为什么将我秦国的机密泄漏给楚国呢？”
陈轸接着说道：“一个楚国人有两个女人，有个人想勾引其中年龄大点儿的女人，这个女人立即痛骂了那人一顿。不久之后，这个人又去勾引年龄较小的女人，那个女人开始半推半就，后来就以身相许了。几年以后，那个楚国人死了。有客人问那个曾经勾引死者两个女人的人：‘你想娶那个年长的寡妇做妻子，还是娶那个年少的做妻子呢？’那个人回答说：‘当然要那个年长的。’客人疑惑地问：‘年长的女人曾经骂过你，不与你相就；而年少的女人喜欢你，与你私通，你为什么愿意娶年长的女人呢？’那个人说：‘以前她是别人女人的时候，我当然希望她喜欢我，与我私通；但当她做了我的妻子后，我当然希望她能为我而痛骂别人。难道我还乐意娶那个喜欢别人，愿意与别人私通的人为妻吗？’大王您想想看，我身为楚国的臣子，如果我把秦国的机密泄露给楚国，楚国会信任我、重用我吗？我是不是楚国的同党，大王您应该明白了吧？”
秦惠王连连点头称是。
当秦惠王把陈轸所说的话转述给张仪时，张仪纵使口若悬河、舌如利刃，至此也无话可说了。
陈轸和张仪同为谋士，皆富有才华。当他们势均力敌的时候，为了一家独大，就相互排挤对方，这就是同类相残。
古人讲“文人相轻”，也是同体之嫌的一个例证。文人因为才学相同，职务相同，境况相同，因此在工作中存在着激烈的竞争。一些用心不良之人，常常在背后诋毁对方，贬低对方的学识和才干。
同体之嫌的另一个表现是同类相护。因为共同的利益，共同的爱好或共同的对敌需要，一些同体之人就会暂时结合成为同盟，对同体之外的人进行打击。如官场上的“官官相护”，就是因为他们之间有“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所以面对外来的威胁，就会团结一致。这就是人们常常说的“结党营私”。
论才有申压之诡
“论才有申压之诡”。“申”指“显达”，“压”指“穷困”。上等才智的人，显达之时，不忘勤劳俭朴；穷困之时，仍然洁身自好。中等才智的人，富贵显达时，挥霍无度；穷困潦倒时，众叛亲离，招致怨谤。人们不善于根据各种情况鉴别人才，就不能得出正确结论。
论才必须考虑客观情势。有人曾说：“不努力一定不会成功，可是努力也不一定会成功。”为什么努力不一定会成功呢？因为要成功，除了努力与聪明才智之外，还有环境、机运等客观的因素。因此识人若单以成功来论英雄，那就陷入本段所要谈的谬误——“申压之诡”之中了。
成功是需要资本的，有财有势的人更容易取得成功。刘劭说，人在富有、尊贵、享通的时候会得到提拔；在穷困匮乏的时候会受到压制。这是相对于中等才智的人来说的。中等才智的人，如果他们依靠财富而得势，便会将很多财物存起来，并周到地帮助他人；得到他救济的人，会找一些他值得赞美的方面赞美他；得到他帮助的人，会挖出他小的德行加以夸大。这是有财势的人得以成功的资本。而一旦身处贫困、地位低下时，想施舍别人但没有钱财，想帮助他人却没有权势；不能体恤亲人，也不能救济朋友；无法去做那些仁义的、能给自己换得名声的事情，即使有才能也会被别人的非议甚至怨恨之声所埋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