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现代最伟大的思想家和哲学家之一，1844年10月15日生于德国东部吕采恩镇附近的勒肯村。他的祖父是个虔诚的基督徒，写过神学著作。他的外祖父是个牧师。他的父亲当过家庭教师，后来也在家乡担任牧师。尼采就在这样一个有浓烈宗教气氛的家庭里呱呱坠地。
1849年7月，尼采的父亲死于脑软化症。数月后，年刚2岁的弟弟又夭折。当时尼采才5岁，亲人接连的死亡，使这天性敏感的孩子过早地领略了人生的阴暗面，铸成了他忧郁内倾的性格。后来他自己回忆说：“在我早年的生涯里，我已经见过许多悲痛和苦难，所以全然不像孩子那样天真烂漫、无忧无虑……从童年起，我就寻求孤独，喜欢躲在无人打扰的地方。这往往是在大自然的自由殿堂里，我在那里找到了最真实的快乐。”
父亲去世后第2年，尼采随同母亲和妹妹迁居瑙姆堡，投奔祖母和两位姑母，在那里度过了他的童年时代，读完了小学和文科中学。在学校里，他显得孤僻而不合群，很少与同学们一起玩耍。但是，他也异常珍惜友谊，择友的趣味很高。在文科中学，他有两个知心朋友；威廉·平德尔和古斯塔夫·克鲁格。前者是他的诗友，他们常常在一起谈诗，互相交换诗作。后者是他的乐友，他们常常在一起讨论音乐，演奏乐曲，或者共同倾听克鲁格的父亲——一位精通音乐、与门德尔松交往甚笃的乐师——弹琴，沉浸在德国古典音乐的旋律里。诗歌和音乐是尼采的终身爱好。10岁时，他便爆发了艺术创作的热情，一年里写了50首诗，作了一曲圣歌。他自己回忆，到14岁时，他已经有过三次写诗高潮。后来，他仍不断写诗。他的格言诗和抒情诗独具一格，在德国现代诗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尼采的早期诗作充满忧伤的情调。他10岁时作的一首诗，描写一个漂泊者在一座古城废墟上沉睡，梦见该城昔日的繁荣和最后的毁灭，醒来后悟到人间幸福的短暂。15岁时作的几首诗里写道：“树叶从树上飘零，/终被秋风扫走，/生命和它的美梦/终成灰土尘垢！”“我岂能相信/我会躺入丘坟/不再能啜饮/生命的芳醇？”“当钟声悠悠回响，/我不禁悄悄思忖：/我们全体都滚滚/奔向永恒的故乡。”读中学时，他还构思过一部题为“死亡与毁灭”的中篇小说。这一切清楚地表明，由于过早目睹死亡的现象，悲观主义已经在他幼小的心灵里扎了根。既然终有一死，生命还有什么意义？这个问题始终折磨着尼采。让我们记住这一点，因为这为理解尼采后来的哲学思想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
尼采对音乐的感悟也很早。在童年时代，他酷爱古典音乐，把莫扎特、海顿、舒伯特、门德尔松、贝多芬、巴赫、亨德尔视为精神支柱；但不喜欢柏辽兹、李斯特的现代音乐。青年时代一度迷恋瓦格纳，后期则喜欢比才及其《卡门》。他自己也常常谱曲。他是那样看重自己的音乐作品，以至在精神失常前夕，还声称终究是个老音乐家，并希望由他自己谱曲、他的女友莎洛美作词的管弦乐合唱曲《赞美生活》传世，作为对他的纪念。
1858年，尼采以优异成绩从瑙姆堡文科中学毕业，获得历史悠久的帕弗塔文科预备学校的奖学金。这是一所水平很高的教会学校，拥有优秀的人文主义教师，校纪甚严，学生们过着刻苦勤奋的斯巴达式生活。德国文化史上的许多著名人物，如克罗卜斯托克、费希特、施莱格尔、兰克，都曾在这里就学。正是在这里，尼采读到了青年黑格尔派成员大卫·施特劳斯的名著《耶稣传》，对基督教的信仰悄悄瓦解了，使虔信的母亲和姑母们大为惊恐。在所有的课程中，他最喜欢希腊课，常常读古希腊文献至深夜。他一生崇尚希腊精神，反对基督教精神，在这里已经有了端倪。
如同一切有创造力的少年一样，尼采的兴趣决不局限于规定的课程。他和老朋友平德尔、克鲁格组织了一个小团体，每人每月提交一篇作品，彼此交流和批评。他们还自筹经费，订阅《音乐报》等报刊。在此期间，尼采的音乐趣味开始发生变化，从古典音乐转向现代音乐，他渐渐喜欢瓦格纳了。小团体的最后一笔经费，就用来购买歌剧《特里斯坦和伊索尔德》的门票。在文学方面，尼采的兴趣从歌德转向了浪漫派。他格外喜欢荷尔德林。在17岁的一封信里，他表现了对荷尔德林诗作的深刻理解。荷尔德林所表达的那种至深的忧郁和对理想故土的怀念，那种对现代德国野蛮化的痛恨，那种终于导致精神崩溃的剧烈的内心冲突，引起了尼采的深深共鸣。他对荷尔德林发疯前夕和疯后的一些诗歌尤其心领神会，视为“德国诗歌艺术中的纯美精品”。令人深思的是，这个赞赏“疯诗人”的青年，后来自己也疯了。
回顾尼采的早年生活，最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他的浪漫而又悲观的气质。他几乎是一个天生的浪漫主义者和悲观主义者。他后来喜欢叔本华哲学和瓦格纳音乐，实出于天性之必然。当他着手建立自己的哲学时，他又猛烈地批判“浪漫悲观主义”，其实那是一种自我治疗和自我克服。
1864年10月，尼采从预备学校毕业，进入波恩大学。结业时，他的其他各门课程均为优秀，唯有数学不及格。
这时，尼采20岁了。这是人一生中对未来想得最多的年龄。尼采在波恩大学选修的是神学和古典语言学。读神学是家里的要求，其实尼采自己对基督教的信仰早已动摇，所以，仅仅一个学期后，他便放弃了这个专业。至于读古典语言学，则是他自己的选择，因为他在中学时已对希腊文献产生了浓厚兴趣。与此同时，他还试图借古典语言学研究所必需的严格的考证功夫来抑制自己的浪漫激情，以求得心理的平衡。
入学后，尼采加入了学生团体（Pfanconia），他和别人一样，似乎热衷于击剑，饮酒，聚会，跳舞，结交异性。可是，为时不久，他厌倦了这种喧闹的社交生活，以一份得体的书面声明退出了学生团体。没有人理解他内心的想法，同学们只是觉得他孤傲，清高，怪僻，不讲交情。这是尼采一生中爆发的第一次精神危机。人生绝非一场消遣，他要为自己寻求一种更加真实的人生。自幼折磨着他的生命意义的问题，这时明确地呈现在他的意识中了，驱使他自觉地走上了苦苦求索、永不安宁的命运之路。
尼采的古典语言学老师李契尔是一位富于艺术气质的学者，深受尼采敬重。李契尔也把尼采视为自己最得意的门生。波恩大学在古典语言学领域享有国际声誉，人才济济。李契尔与另一位语言学者扬恩的学派冲突使尼采深感烦恼，因此，在第二学年，他便决定转学到莱比锡大学。接着，李契尔也移教莱比锡。在李契尔的建议下，尼采在莱比锡创建了一个语言学学会，并先后在学会中作关于忒俄格尼斯（公元前6世纪麦加拉诗人）和亚里士多德的学术报告。这些论文作为获奖论文刊印在《莱茵博物馆》杂志上。尼采在语言学界迅速闻名，用李契尔的话来说，成了“莱比锡青年语言学界的偶像”。
对古希腊文献的研究，尤其是对第欧根尼·拉尔修作品的研究，唤醒了尼采的哲学兴趣。但是，真正点燃尼采的哲学热情的却是叔本华。在莱比锡期间，他偶然在一个旧书摊上购得了叔本华的《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一书，欣喜若狂，每日凌晨2时上床，6时起床，沉浸在这本书里，心中充满神经质的激动。后来他回忆说，当时他正孤立无助地经历着某些痛苦的体验，几乎濒于绝望；而叔本华的书就像一面巨大的镜子，映现了世界、人生和他的心境。他觉得叔本华好像是专门为他写了这本书一样。
我们既已了解尼采的气质和早年经历，就完全可以理解叔本华哲学何以给他造成如此强烈的心灵震撼了。他很早就对人生产生了怀疑，生命意义的问题始终痛苦地折磨着他。人们浑浑噩噩地生活着，对这个根本性问题无所用心，愈发使他感到孤独。现在，他发现在他之前也有人受同一问题的折磨，并且用哲学的语言表达了对人生的同一悲观看法，顿时便有觅得知音之感。一时间，他成了叔本华的狂热信徒。1867年秋，尼采在瑙姆堡服为期一年的兵役，这次服役因他骑马负伤而提前结束。在隆隆炮声中，他低呼着：“叔本华保佑！”叔本华竟成了他的上帝。
可是，这是怎样一位上帝啊。基督教的上帝许人以灵魂永生，叔本华却在尼采耳旁呵斥：生命毫无意义！舍弃人生吧！听天由命吧！尼采毕竟还年轻，他悲观，却不厌世，这可悲的人生在他眼中依然充满魅力，令人迷恋难舍。有趣的是，恰在尼采如痴如醉地沉湎在叔本华的悲观哲学中的时候，他生平第一次坠入情网，爱上了一位到莱比锡巡回演出的女演员。他给她寄去了一首自己谱曲的歌，并附上热烈的献辞。理论上的悲观主义终究扼杀不了青春的活力。不过，这个羞怯的大学生并不敢有进一步的行动，就像他以后的几次恋爱一样。他的初恋毫无结果。
尼采后来对叔本华的悲观哲学采取了否定态度，但他始终赞赏叔本华真诚探讨人生问题的勇气。由于叔本华的影响，他更加自觉而明确地以生命意义问题为自己哲学思考的主题，这正是叔本华对他的影响的积极一面。在1874年写的《作为教育家的叔本华》一文中，他如此谈论叔本华；“他站在整幅生命之画前面，解释它的完整的意义，这便是他的伟大之处；而那些太机敏的头脑却不能摆脱一种谬见，以为只要详尽地研究画这幅画所用的颜色和材料，就已经在接近对画意的解释了。”并且指出，“每种伟大哲学的要求”就是“作为整体始终只是说道：这是全部生命的图画，从中学知你的生命的意义吧。以及反过来：仅仅阅读你的生命，从中理解普遍生命的象形文字吧”。对于哲学使命的这一信念，尼采是终身恪守的。正是为了对抗叔本华的、同时也是他自己的悲观主义，他在日后建立了他的酒神哲学和强力意志学说。
1868年秋，尼采在莱比锡瓦格纳姐姐的家里结识了他仰慕已久的音乐大师瓦格纳，两人久久地谈论他们共同喜爱的叔本华哲学。事后，尼采写信给他的好友罗德说：“啊，你可想见，听他以难以形容的热情谈论叔本华，说他感谢他，他是懂得音乐本质的唯一哲学家，这于我是何等的享受！”叔本华一开始就是尼采与瓦格纳之间的精神纽带。后来，当尼采转而否定叔本华之时，他与瓦格纳的友谊也就宣告破裂了。
1869年2月，在李契尔的热情推荐下，尼采受聘担任瑞士巴塞尔大学古典语言学教授。莱比锡大学根据他业已发表的论文和大学教授资格，免试授予他博士学位。
同年5月，尼采到巴塞尔大学执教，他的就职讲演《荷马和古典语言学》博得了同事们的一片赞叹。这位年仅24岁的教授在校内外都大受欢迎。巴塞尔的上流社会向他打开大门，名门贵胄之家争相邀请，尼采身穿新燕尾服，经常在舞会上露面。在人们心目中，他是一个受人尊敬、前程无量的青年学者。然而，为时不久，他的老毛病又犯了。社交生活使他感到厌烦。他对语言学研究的价值也产生了怀疑。就像过去否定神学一样，现在他又要否定语言学了。他生来不是当学者的材料，不愿意把自己的生命浪费在故纸堆上。这颗不安的灵魂总是在寻找着什么，凡是到手的都不是他所要寻找的东西。他预感到一种与众不同的命运在向他召唤。
1870年，普法战争爆发。8至10月，尼采在战地担任护理兵。正当全德国陷入“爱国主义的激动”之时，他怀着厌恶这场战争的心情，神游于古希腊的审美国度，酝酿了他的《悲剧的诞生》一书的基本思想。
1872年初，《悲剧的诞生》发表。这是尼采的第一部哲学著作，其中他一生的主要哲学思想已经形成。尼采哲学的主题是生命的意义问题，而他对这个问题的解答便是：靠艺术来拯救人生，赋予生命以一种审美的意义。这部著作所提出的日神和酒神两个范畴，象征着人的两种基本的艺术冲动。日神冲动造成美的外观的幻觉，使人执着人生。酒神冲动通过情绪的放纵造成个人解体、融入宇宙大我的体验，使人超脱人生，从痛苦和毁灭中获得悲剧性快感。尼采的结论是：“艺术是生命的最高使命和生命本来的形而上活动。”
这本书名义上研究的是古希腊的悲剧艺术，实际上却是尼采借希腊艺术为题发挥自己的思想。他在为苦苦折磨他的生命意义问题寻求一个答案，并且已经显示出与叔本华的悲观哲学的根本分歧：叔本华全盘否定人生，他却竭力借艺术肯定人生。在书中，他集中抨击了始自苏格拉底的科学主义人生态度，连带也攻击了基督教。书发表后，学术界和同事们保持冷冰冰的沉默，他们寄予厚望的这个青年学者竟然写出这样一部全然不合古典语言学学术传统的著作，使他们感到惊讶和失望。连李契尔也保持沉默。几个月后，青年学者维拉莫维茨发表长篇文章，对尼采的哲学观点和语言学知识进行全面攻击，起而捍卫古典语言学传统。只有少数几个朋友支持尼采，学术界却一边倒。尼采的学术威信扫地，一时间，学生们纷纷离开他，他的课堂里只剩下两个听众。
在尼采的支持者中，瓦格纳是最热烈的一个。事实上，尼采写作此书的动机之一是受了瓦格纳音乐的鼓舞，他把希腊悲剧文化复兴的希望寄托在瓦格纳身上。尼采到巴塞尔的头3年，是他与瓦格纳的友谊的蜜月时期。当时，这位比尼采年长31岁的音乐大师与他的情妇（后来结婚）、李斯特的女儿柯西玛正侨居瑞士卢塞恩湖畔的特里伯森。尼采成了他们府上的座上客，拥有两间专为他准备的房间，过从甚密。瓦格纳正踌躇满志，要大干一番音乐革新事业，他把尼采的出现视为命运赐给他的最大恩惠，称尼采是唯一懂得他的心愿的人。《悲剧的诞生》一发表，他立即给尼采写信说：“我还不曾读过比你的书更精彩的东西！”他相信自己的事业获得了最好的助手。尼采暂时也沉浸在对大师的幸福信仰之中。
《悲剧的诞生》所引起的猛烈批评并未动摇尼采的决心，他坚定地走上了自己的路。1872年二三月间，他以“论我们的文化设施的前途”为题作了五次学术报告，集中批判了现代文化。其中指出：科学分工正在毁灭文化，新闻事业正在取代真正的文化事业。接着，从1872年到1876年，他又多次开办前苏格拉底哲学方面的讲座。在尼采看来，体现在希腊悲剧和前苏格拉底哲学中的文化与人生息息相关，而现代科学化商业化的文化却远离了人生的根本。这是他一生坚持不懈地批判现代文化的基本出发点。
1873至1876年，尼采先后发表四篇长文，结集为《不合时宜的考察》一书。书的主题仍是文化批判。第一篇《告白者和作家大卫·施特劳斯》，以施特劳斯为例，批判了庸人型的学者。值得注意的是，书中第一次公开抨击了普鲁士的霸权主义，指出：普法战争虽以德国胜利告终，其险恶后果却是使德国文化颓败，“使德国精神为了‘德意志帝国’的利益而遭失败乃至取消”（《校勘版尼采全集》第1卷，1980年慕尼黑版第160页）。此后尼采一贯立足于文化的利益而批判强权政治，并且在德国陷入民族主义的政治狂热之时自称“最后一个反政治的德国人”。第二篇《论历史对于生命的利弊》，指出生命因历史的重负而患病了，呼吁解放生命，创造出一种新的文化。第三篇《作为教育家的叔本华》，抨击哲学脱离人生，要求以叔本华为榜样，真诚地探索人生问题。第四篇《瓦格纳在拜洛伊特》，重点批判现代艺术。这篇文章名义上是替瓦格纳音乐辩护，视为现代艺术的对立面，其实明扬暗抑，已经包含对瓦格纳的批评。文章写于1875至1876年间。在此之前，尼采内心已经与瓦格纳产生了隔阂。瓦格纳是个十足的自我中心者，在他心目中，尼采只是命运安排来为他的艺术服务的。从1872年起，他移居拜洛伊特，热衷于他的音乐会演的筹备工作。每次见面，他言必谈会演，而对尼采试图与他讨论的哲学问题毫无兴趣。这使自尊心极强的尼采深感压抑，渐渐产生对抗心理。尼采开始有意疏远瓦格纳，多次谢绝其邀请。1876年夏，在德皇威廉一世支持下，第一届瓦格纳音乐会演在拜洛伊特隆重举办。会演前夕，尼采躲到附近一个林区，写下《人性的，太人性的》一书的最早的笔记，该书包含有明显批判瓦格纳的内容。在尼采妹妹的请求下，尼采才在会演剧场露了一面。他十分厌恶会演的铺张场面，观众的庸俗捧场，瓦格纳的戏子作风。此后，尼采与瓦格纳仅偶然相遇一次，瓦格纳兴致勃勃地谈论自己新剧本的构思，尼采却极其冷淡，匆匆告别而去。1878年1月，瓦格纳给尼采寄去一份表现基督教主题的《帕西法尔》剧本，尼采没有一字回音。5月，尼采把《人性的，太人性的》一书寄给瓦格纳夫妇。从此，互相不再有任何往来。
《人性的，太人性的》写于1876至1879年，它是尼采用格言体写作的第一部著作。在内容上，它也标志着尼采思想上的重大转折，开始批判形而上学包括《悲剧的诞生》中曾经提倡的“艺术形而上学”。后来，他仍强调酒神精神，但着眼点不是放在与宇宙本体的融合，而是放在以充沛的生命力（强力意志）来战胜人生的苦难上。
自1873年起，尼采的健康状况开始恶化，患有严重的神经衰弱、胃病和眼病。到1879年，他才35岁，已悲叹自己“被死神包围”了。其间，他一度渴望结婚，以求有人照料他，安度余生。1876年三四月间，他旅行于日内瓦湖畔，结识荷兰少女玛蒂尔德，分别时写信求婚，遭婉言拒绝。他的一位忠实的女友梅森葆夫人（比尼采大28岁，先后与赫尔岑、瓦格纳、罗曼·罗兰有亲密交往）也曾替他多方物色合适的对象，但终于没有结果。迫于病痛，尼采于1879年5月提出辞呈，离开巴塞尔大学，从此踏上了没有职业、没有家室、没有友伴的孤独的漂泊之路。
从1879年到1889年年初，尼采辗转于意大利、法国、瑞士、德国的一些城镇之间，为他多病的身体寻找合适的气候，在一地逗留不超过数月。他常在一个名叫西尔斯——玛丽亚的山村度夏，在尼斯过冬。一开始是疾病驱使他易地而居，但是，一旦走出书斋，置身于大自然中，他发现这种萍踪无定的生活原是最符合他的本性的。他的大部分著作，包括《朝霞》（1881）、《快乐的科学》（1882，1886）、《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1883—1885）、《善恶的彼岸》（1885—1886）、《道德的谱系》（1887）等，都是在10年漂泊中写的。其中大多是格言体，是他浪迹四方的随感的结集。在此期间，尼采形成了强力意志、永恒轮回、超人、一切价值的重估等重要思想。
1882年4月，在梅森葆夫人和另一位朋友雷埃邀请下，尼采到罗马旅行。在那里，两位朋友把一个富有魅力、极其聪慧的俄国少女莎乐美介绍给他，做他的学生。尼采深深地坠入了情网，莎乐美也被尼采的独特个性所吸引。两人结伴到卢塞恩旅行，沿途，尼采向莎乐美娓娓叙述往事，回忆童年，讲授哲学。但是，羞怯的性格使他不敢向莎乐美吐露衷曲，于是他恳请雷埃替他求婚。殊不知雷埃自己也爱上了莎乐美。莎乐美对这两位追求者的求爱都没有允诺。她尊敬和喜欢尼采，但只是把他看作自己的人生导师。尼采仍然痴恋着莎乐美，不得不克制自己，以师生之谊相处，两人保持着友好的接触。尼采的妹妹伊丽莎白却对他们的友谊满怀妒恨，恶意散布流言蜚语，挑拨离间，使他们终于反目。仅仅5个月，尼采生涯中的这段幸福的小插曲就终结了。
由于尼采长期独身和多病，借照料他的生活之机，伊丽莎白愈来愈深地进入了他的生活。但是，她根本不理解尼采。她对尼采与莎乐美的友谊的粗暴干预，一度导致兄妹关系破裂。重归于好之后，彼此仍然经常发生摩擦。尼采在给朋友的信中不止一次地抱怨，他受不了她，和她在一起，他就会生病。尤其使他烦恼的是伊丽莎白与柏林臭名昭著的反犹分子福尔斯特的婚姻。在犹太人问题上，兄妹之间常常发生激烈的争吵。尼采历来对犹太人有高度评价，厌恶反犹运动。后来，伊丽莎白追随福尔斯特到乌拉圭建立德国殖民村，事败，福尔斯特自杀。此时尼采已患精神病，但他的名声正在迅速扩大，伊丽莎白觉得有机可乘，回到德国，垄断了尼采著作的版权及其全部手稿，以尼采的保护人和解释尼采思想的权威自居，篡改手稿，捏造言论，曲解思想，不遗余力地把尼采打扮成种族主义者和反犹太主义者。尼采思想后来遭到世界性误解，他的妹妹负有重要责任。
作为一个思想家，尼采需要孤独。然而，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他又渴望人间的温暖。也许没有比尼采更孤独的人了。他长年累月独居，常常一连许多天找不到一个可以说说话的熟人。寂寞的岁月在他身上留下了明显的痕迹，严重地摧残了他的身心健康。1887年9月，他的分别了14年的朋友多伊森夫妇到西尔斯——玛丽亚看他，几乎认不得他了：“这段时间里，他发生了多大的变化！不复有从前的骄傲的举止，灵巧的步伐，流畅的谈话。他步履艰难，步态蹒跚，身子略微向一边倾斜，说话明显地变得迟钝，时常停顿。”尼采指着天空，忧郁地说：“亲爱的朋友，当我积累我的思想时，我的头顶上必须有蓝天。”又把客人带到悬崖边一块空地上，说：“我最爱躺在这里，酝酿我最好的思想。”分手时，尼采把他们一直送到邻村，噙着泪水诉说他的阴郁。
1888年，在疯狂的前夜，尼采的创作欲突然高涨，一连写出五本小册子：《偶像的黄昏》《瓦格纳事件》《尼采反对瓦格纳》《反基督徒》《看哪这人》，其中有两本是专门攻击已于5年前去世的瓦格纳的。还写了一组形式和内容皆奇特的抒情诗《酒神颂》。有人认为这是尼采精神失常的先兆。其实，尼采对瓦格纳的批判是有明确的内容的，他把瓦格纳当作浪漫悲观主义的典型加以批判，认为瓦格纳歌剧中的那种歇斯底里的激情，过度亢奋的敏感，对神经和官能的刺激，集中体现了时代的颓废症。在与瓦格纳决裂后，尼采曾经承认，他与瓦格纳在血缘上是多么相近，所以，对瓦格纳的批判又是一种自我批判。尼采具有强烈的反省精神，他的理论似乎是对他的气质的一种抗衡。他自己浪漫而悲观，却偏要批判浪漫悲观主义。他自己体弱多病，却偏要鼓吹强健的生命本能。他自己多愁善感，却偏要鼓吹坚强不仁。这使他的哲学充满复杂的矛盾，其实正是他内心激烈冲突的反映。
1888年底和1889年初，尼采正寓居都灵。他的朋友们突然收到一批奇怪的信，署名“上帝”“酒神”“钉在十字架上的人”。信中的疯言癫语却也证明他至死仇恨德国的霸权主义和反犹主义：“我本人刚刚就建立反德联盟一事拟定了致欧洲各宫廷的备忘录。我想用一件铁衣裹起这个‘帝国’，煽动它打一场绝望的战争。在我尚未把那年轻的皇帝连同他的喽啰擒拿到手之时，我没有空。”“取缔一切反犹分子。”1889年1月3日，尼采走到街上，看见一个马车夫在残暴地鞭打牲口，这个神经脆弱的哲学家就又哭又喊，扑上前去，抱住马脖子，疯了。数日后，他的朋友奥维贝克赶来都灵，把他带回德国去。病历记载：这个病人喜欢拥抱和亲吻街上的任何一个行人。孤独使他疯狂，他终于在疯狂中摆脱了孤独。此后，尼采在精神的黑夜中苟延了10余年无用的生命，于1900年8月25日在魏玛与世长辞。
我于十多年前对尼采哲学发生了浓烈的兴趣，出版了专著《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1986）、《尼采与形而上学》（1990）和译著《悲剧的诞生——尼采美学文选》（1986）、《尼采诗集》（1986）、《偶像的黄昏》（1987）。后来，又陆续翻译了尼采的一些作品，尚未出版。应图书界朋友的要求，我从我的已出版和未出版的译著中选取一些篇章或段落，编成了这个读本。全书84节的标题，除少数原来已有的加以沿用，多是我根据内容而拟定的。排列次序则按照原著的写作和出版时间，在每一节的末尾都注明了原著的出处，以便读者查找。选取标准是：内容上表达了尼采的重要思想或精彩见解，文体上反映了尼采的风格，同时照顾到可读性。我相信，读了这个读本，凡是喜欢哲学和文学的读者，都会和我一样，对尼采发生浓烈的兴趣。
周国平
2002年7月1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