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默然先生，居住在沈阳城著名的北陵大街中部西侧的一个普通的院子里。
从门洞进去，迎面可以看见一个巨大的花坛。邻居们有幸，可以在春夏之际，看到李默然出来浇花、锄草。他呢，也会和大家说上几句笑话，谈几段新闻趣事。
按行政级别和文艺级别，他的住房，在20年前应当算是可以的。然而，同当今演艺界大明星数千万的豪宅相比，已显得很寒酸了。外观是陈旧的，室内也看不到什么21世纪的显著装饰特征。
对此，这位83岁的人民艺术家说：“我不和他们比，和我的贫寒童年比，我对人民只有发自内心的感激。”
说这话时，老人的脑海里可能会闪出一个卖烟卷的男孩子。那个在寒风中瑟瑟发抖的孩子，那个被日本警察暴打的孩子……
走进他的客厅，最引人注目的是用《李尔王》的剧照织成的大挂毯，上面绣有曹禺的题词：“衷心祝贺李默然同志为首的辽宁人民艺术剧院演出的《李尔王》获得极大成功。”
刘海粟的大字“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也高挂在墙壁之上，其阳刚壮美之至，也写照了李默然的表演艺术风格。
走进这个家，也就是走进了一座艺术殿堂。至少关于中国话剧的瑰宝，让人们目不暇接。
2010年元旦前夕，记者与李老先生做了一次面对面的长谈。尽管他刚刚过完82岁生日，但他还是我十多年前看见的风貌，那样的雄健，那样的敏锐，那样的浩然。
老先生拿出几天前传真过来的采访提纲，我们谈了起来。
他说：“年纪大了，一般社会活动不去了。在家里颐养天年，但这并不影响我思考问题。现在的中国，总的感觉是中华民族历史上少有的繁荣时代，我常想我们这个国家和民族的未来，想历史上正反两个方面的教训，想光明的，也想曾经有过的曲折，想如何继续发扬，更想如何克服一些东西……我在想我的童年，我的青年，我的壮年，我的老年，我整个的一生，我80多年的人生和60年的艺术，想我对我的祖国、我的民族全部的感情……”
这深沉大爱，来源于他那穿过重重苦难与祖国和人民同行的神圣之旅。
前苏联戏剧家波波夫说：“对人的爱，对自己祖国和故乡的大自然的爱，是灵感的永生不息的源泉。人在这里可以获得创作的力量，取得声音和色彩……”
李默然自己也多次说：“一个演员，没有强烈的感情，没有对祖国对人民的执著热爱，他是无法产生激情的。”
人们说，李默然是操纵情感的大师。他的戏，大都气势宏大，激情洋溢，“如幽燕老将，气韵沉雄”，具有感人肺腑的情感力量。
从这些话里，聪明的读者就可以追索出李默然表演艺术卓越的根源所在。
1947年，参加革命队伍的文工团后不久，李默然真切地看到了共产党是为人民办实事的，确实像人民所唱的那样，是人民的大救星。他决心，要为国家为人民好好演戏，要用自己的艺术去引导百姓，提高他们的境界。他当时曾这样表达自己朴素的思想感情—“我要好好为国家、人民做事，要做出成绩来，为此，我愿掉几斤肉，我愿牺牲一切。”
他艺术上的成功，就是来源于此。
1995年8月13日，在美国纽约林肯艺术中心举办了一场盛况空前的纪念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合唱音乐会。令人心潮澎湃的《黄河大合唱》开始了，李默然伟岸的形象出现在飞雪音乐厅的舞台上，朗诵词还未出口，就掌声如潮了。
朋友！你到过黄河吗？你渡过黄河吗？你还记得河上的船夫拼着性命和惊涛骇浪搏战的情景吗？如果你已经忘掉的话，那么你听吧！黄河以它英雄的气魄，出现在亚洲的原野；它表现出我们民族的精神：伟大而又坚强！我们是黄河的儿女！我们艰苦奋斗，一天天接近胜利。但是，敌人一天不消灭，我们一天便不能安身；我们难道永远逃亡？听啊：珠江在怒吼！扬子江在怒吼！啊！黄河！掀起你的怒涛，发出你的狂叫，向着全中国被压迫的人民，向着全世界被压迫的人民，发出你战斗的警号吧！保卫家乡！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
他纵情传达母亲黄河的惊天涛声，传达中华民族宁死不屈的血性。那一刻，他是被日本警察殴打的儿童；那一刻，他是跟随大军转战南北的文艺战士；那一刻，他是驾舰冲向敌人的邓世昌；那一刻，他是中国男人的典型；那一刻，他是黄河杰出的儿子。
飞雪音乐厅颤抖着承载他奔腾的气势，回应着他气壮山河的呐喊。人们说，如果没有深厚的爱国主义情感，是创造不出这样的艺术效果的。
10年后，在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的大型晚会上，一位著名演员接到《黄河大合唱》的朗诵任务。他说：“我压力太大了，因为李默然老师曾经朗诵过……”
对前辈艺术大师的爱国壮举，李默然推崇备至。他曾不止一次地对青年演员说：“梅兰芳、程砚秋面对日寇的侵略，蓄须明志，荷锄耕田，既表现了两位大师的民族气节，也反映了他们本人对荣誉的珍惜和爱护。当他们卖字画为生时，看到自己的书画上写了敌人的名字，他们就把书画撕成碎条条。这是何等的感人哪！”
在李默然先生喜欢朗诵的诗歌里，有一首是艾青的《我爱这土地》，其中那句“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每次朗诵至此，李默然都要哽咽。
对自己的祖国，李默然一向是爱得深沉。
上个世纪80年代末，影视界有些人专门拿暴露中国落后、愚昧的作品去讨好国际社会上别有用心的人，从而去猎取所谓国际奖。
对此，李默然非常生气。
他说：“我觉得影视剧创作绝不能把着眼点放在得国际大奖上，我不太赞成这个做法。假如一个作品，其主要内容或主要内涵是所谓什么揭露中华民族的封建意识，揭露中华民族的愚昧落后，揭露中华民族的丑恶现象。这样的作品，即使拿到国际大奖，我觉得也并不光荣。爱国是具体的，不是抽象的，我们经常把祖国比为母亲，试问哪一个母亲不是具体的，如果只是口头上喊爱国，而行动上却尽在那儿挑剔她的这个不足、那个不对，这个缺陷、那个毛病，以把这些东西弄到银幕、荧屏上或者舞台上为己任，这就不可取了。我也不否认我们生活当中还有这样那样的缺陷，但是为了子孙后代，我们还是应该多创作一些积极、健康、向上的东西，多创作一些能够给青少年以思想启迪、情操陶冶、美学教育的东西。我愿意在有生之年能拼搏的时候，和同志们一起拿出好的、有意义的戏剧或影视作品，来贡献给青少年，贡献给广大观众。”
1992年3月23日至4月23日，我国影星姜文去美国访问，是美国国务院有关部门对世界杰出青年人才的邀请项目。美国建立这个项目已有几十年的历史。我国的老舍、曹禺、吴贻弓等都曾在这个项目邀请之列。在一个月的访问活动中，姜文用一个中国人的尊严演绎了一出爱国大戏。
美国国务院翻译问，姜先生有什么要求，要不要去科罗拉多大峡谷、迪斯尼乐园、拉斯维加斯赌城等地去玩？
姜文回答说，就一个月的时间，我不愿把它花费在玩上。我想看看戏剧演出和电影制作。另外，我想看看美国农村和农民的生活，因为我是从一个农业国家出来的。另外，我要求与美国电影界最优秀的制片人、发行商、导演和演员见面。
美国国务院翻译说，可以，但我们无力办到这最后一点，因为这些艺术家不搭理国务院。如果你的朋友能帮你的忙，我们愿出钱。（姜文的愿望实现了，朋友帮了他的忙。）
姜文兴致勃勃地参观了美国十几个州的十几个城市。走访了田纳西州的农民，了解了当地农民的生产和生活。在百老汇，姜文看了一场又一场的戏剧和歌舞剧，参观了纽约著名的演员培训所。姜文满意地笑了。美国著名导演马丁·斯科西斯、奥立弗·斯通，著名演员达斯汀·霍夫曼、迈克尔·道格拉斯、林思特·伊思特伍德、吉布森和芭芭拉·赫西等纷纷向他走来，伸出热情的双手，热烈拥抱。
美国国务院翻译说，姜先生，你这是在“扫荡”好莱坞，不是陪你，我想都不敢想能有那么多的机会、那么多意外的惊喜，我们平时根本不可能见到这么多明星。
霍夫曼全神贯注地看着姜文说，你才29岁就成了明星，太年轻了。你的年龄使我想到很多。我29岁时刚拍第一部戏《毕业生》，从此改变了我的生活。而你29岁时已是拍了七部戏的中国头号男演员。
姜文微微一笑说，这不算什么，我们中国优秀的青年演员多了，我只是其中极普通的一个。
霍夫曼说，我过去一直不了解中国，但如果中国人是你这样的，我开始改变对中国的印象。
……
李默然看了1992年9月2日《文汇电影时报》上对姜文这一举动的长篇报道，非常赞赏。
他说：“我和姜文不熟悉，只在晚会上见过几次，但我很想见见他，愿意和他结忘年交的朋友。因为从文中，我看到一个形象，一个当今演艺界难得的具有中华民族自尊、自豪感的可敬可爱的形象。如果我们大家把思想、精力、视觉都像姜文同志那样，用在中华民族的电影事业、整个文艺事业上，在世界范围内分个高低上下，那该多好呀。”
姜文的回应是：“我是看《甲午风云》长大的。”
1999年5月8日，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悍然袭击我驻南联盟大使馆。李默然在接受采访时，充满了对侵略者的义愤。老人将双手紧握成拳头，他说：“这是善良的人们所想不到的。我想劝告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不要以为有了先进的武器装备就可以称霸世界。多行不义必自毙！这说明那些一面讲人权、一面拿炮弹的侵略者，霸权主义本性一直没有改变。现在的中国已经不是甲午海战时的中国。今天美国想仰仗其武器装备的优势称霸世界，这是绝对办不到的。只有经济富强，科技进步，国内政治安定，中国才能巩固在国际上的地位。对一小撮想把中国搞乱的人，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保持国内安定团结。敌人想让我们乱，我们绝不能上这个当！”
针对庸俗杂志的媚外倾向，他说：“我们的报刊不应满足于介绍外国的某某影星，而要把更多篇幅留给我们自己的人，这不是排外，这是应有的自尊。如果我们的杂志把封面、封底、插页的大量地盘都让出来给外国影视界的演员，我是脸红的。”
2008年8月24日，奥运会闭幕。
李默然兴奋地说：2003年，我得病时就问过医生，我还能不能看到2008年北京奥运会。医生说，能。我当时高兴极了。我等了整整五年啊。我曾经是个在日本侵略者统治下的亡国奴，我最愿看到的，就是我们当代中国强大的力量。在这16天里我亲眼见证了一个“东亚病夫”成长为世界体育强国的过程。
中国人民成功地举办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这对于炎黄子孙来说，是带有里程碑意义的、令国人骄傲的、令后人难以忘怀的历史性盛会。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使用了“无与伦比”这个词来概括本届奥运会，不仅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也为今后奥运会应当怎么办提供了一个很有意义的参照系。
2009年9月30日晚，中央电视台播出庆祝新中国成立60周年特别节目—《影响中国》，李默然率先在节目中讲述的主题是“爱国”。
他说：“我的童年时代，是在日寇的铁蹄下度过的。为生活所迫，我曾去贩卖烟卷，我遭到过日本人的毒打。这种痛苦的记忆让我对于国家，对于民族有着浓烈的感情。在我心中，‘爱国’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一个概念，更是贯穿于血脉的原动力。大家都知道我演了《甲午风云》当中的邓世昌，这是一个民族英雄，是抗击日寇的民族英雄。当我接触到《甲午风云》这个剧本的时候，我和邓世昌对待敌寇的这种仇恨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当我演这个角色的时候，田汉的《义勇军进行曲》给了我极大的动力。《甲午风云》最后一个场面—撞沉吉野的时候，我的耳边曾经响起过‘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所以，我对田汉有着另外一种情感上的怀念，对他的民族气节、爱国情怀，有着一种非常高的崇敬。”李默然对祖国的赤胆忠心，于此可见。
那么，作为高级干部，作为大艺术家，李默然对待人民的感情有多深呢？
笔者将李默然对人民的爱，分解成对观众、对朋友、对同志三个部分。
李默然是真正视观众为上帝的人。
笔者所住的小区外面，有个复印社，老板叫赵锦安。我经常去他那里复印材料。他今年55岁，小时候在皇寺广场那一带住。他讲了一件和李默然之间发生的趣事，令人感动。
1963年夏天，8岁的赵锦安和同学正在皇寺广场跑着玩儿。忽然，从北道口那边开过来一辆“伏尔加”轿车，车刚过铁道口，速度有点儿慢。赵锦安在车的后排座上看到了一张熟悉的面孔，“这不是电影上的邓世昌吗？”那时他刚刚看完《甲午风云》。就是在身后不远的群众电影院里看的，学校包场看一回，他自己又跟爸妈要钱看了第二回，他喜欢这个电影。看到李默然，他喜出望外。他冲着车大喊：“邓世昌！邓世昌！”他的同学也看到了，都不让他喊，说这样不礼貌。他不管，接着喊，只是这回他改变了称呼，以表示自己懂礼貌。“邓大人！邓大人！”司机本来是要加速的，可是突然停了下来，李默然摇下车窗，冲赵锦安摆摆手，微笑着说：“你好，小朋友！”车，这才慢慢开走。
赵锦安现在讲起来，依然感叹：“这人太谦虚了，那么大的明星，没有因为我是小孩而不理我。我那时所以大声喊，就是怕车开快了，我看不到他。没有想到，他的车还停了下来，还跟我打招呼，问我好……”
有一年，李默然随一个慰问团来到沿海一个海军基地，海军官兵们列队欢迎他们。欢迎仪式结束后，忽然，一名战士从队列里跑了出来，向他敬了个军礼，然后，郑重地将一顶海军帽戴到他的头上。对他说：“邓大人，我崇拜您，如果将来有了海战，我要像您一样奋勇杀敌！”说罢，又陪着他走了好长一段路。
李默然拿着那顶军帽，内心非常激动。回到驻地，他才听说，这顶军帽是战士自己作主送他的。每个战士只有一顶帽子，送给了他，这名战士只好光着头了，列队出操都影响军容。连排干部看了，挺着急，又不知如何办好！
李默然赶紧把帽子送还给那位热情的海军战士。就在当天晚上，部队决定，将这顶海军帽正式赠送给这位铁骨铮铮的“海军将领”，同时，另外给那位战士发一顶军帽。
至今，那顶海军帽一直放在李默然家客厅最显著的位置。
1979年，李默然进京演《报春花》。一连演了280场。李默然像50年代那样累倒在舞台上。住了几天医院后，他继续上台。医生告诫他：“一定要注意了，你可是老冠心病。记住，你不能劳累，不能熬夜，不能激动。”李默然听了，笑道：“谢谢你，可是，我们做演员的，这三点一条也做不到啊。现在观众手捏着票等着我呢，我不能让他们失望。我还是要回到舞台上啊……”
1984年，李默然随《花园街五号》剧组到各地与观众见面。到邯郸矿区演出时，长途跋涉，使李默然的健康发出了警报信号。他感觉心脏不舒服，剧组里的人也都看他脸色不好。可是，矿工的掌声太热烈了，那一双双黑大的手拍得让人不能自已。他们要见“邓大人”。李默然热泪盈眶，他捂着胸口，像邓世昌当年要上奏折一样地坚定——“上”！
庞学勤和编剧李玲修等人都替他担心，在日夜两场中，他们只让李默然上一场。李默然不同意。矿上领导说：“您身体不好，上台露个面就行。”导演姜树森说：“李老师，您只露面吧，不演节目了。”李默然摇摇头，他说：“那不行，你们听外面的掌声，我不能辜负矿工兄弟的心！”
李默然在掌声中走上台。他当时的状况，已没有能力朗诵那首《观众，我心中的星》，他改念了艾青那首短诗——
假如我是一只鸟，
我也应该用嘶哑的喉咙歌唱……
然后，我死了，
连羽毛也腐烂在地里。
为什么我两眼常含着泪水？
因为我对这块土地爱得深沉。
李玲修在观众海啸般的掌声中，捂着脸哭了起来。
《花园街五号》在某地公映，李默然在街上看到电影发行公司的广告：“《花园街五号》编导、演员来本市与观众见面，在放映《花园街五号》前，有摄制组明星们的精彩节目……”下面标着票价和首映式地点。
李默然生气了。他直接找到长影宣传发行处，对处长大发雷霆：“请你们把海报给揭下来，把钱退给观众。不然的话，我拒绝演出。”发行处的人听了发呆。他进一步解释说：“咱们这些小节目是临时凑起来的，是咱们与观众见面的形式，根本就不够售票水平，让观众花钱看这样的节目，这不是欺骗吗？”
大家这才听明白，几经商量，决定加演一部新片，这样，加上原定要放映的《花园街五号》正好符合票价款数。而小节目就成了义务奉献了。
李默然高兴了，他盛装登台，朗诵《观众，我心中的星》。
无论是在云南的彝良县，还是在河北的工厂、矿区，观众都热烈地欢迎他们。在河北，他们一下火车，当地的党政领导便亲自来迎接他们。群众放鞭炮，鸣鼓乐，就像欢迎哪个国家的元首一样隆重而热烈。有的观众自己没带笔记本，赶忙从别人的笔记本上撕下一张极不规整的纸片来请他们签名留念……李默然说：“观众为什么如此由衷地热烈欢迎我们？作为演员，我们手中没有权，一不能给他们涨工资，二不能给他们解决住房问题。他们无非是希望我们多拍出好片子来。为此，《花园街五号》的编剧李玲修写的诗《观众，我们心中的星》，在每次和观众见面时，我都以极大的热情去朗诵。尽管我年纪大了，又患有冠心病，每朗诵一次，都要出身透汗，有些声嘶力竭。但心情却是激动的、愉快的。”
在云南的前线医院，李默然看望了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受伤的战士。这些战士，最大的22岁，最小的才18岁。他们有的已截了肢，有的已双目失明，有的全身百分之三十的三度烧伤……李默然和同志们含着热泪，为战士们朗诵了编剧李玲修为英雄们写的诗——“高高的木棉树为什么这么火红？是英雄的青春热血染成。南疆为什么不可逾越？是英雄们筑成了铁的长城……”
李默然说：“作为一个演员，不但要在银幕上给观众表演，还应深入到基层中去，通过各种方式直接倾听观众的意见，向群众学习，在心灵上和观众沟通。这对提高演员的思想水平和表演艺术水平都是有好处的。我们只不过做了自己应做的一点工作，观众对我们就这么敬重，给了我们这么多荣誉，这是对我们的鞭策和鼓励。莎士比亚有句名言：‘无瑕的荣誉是世界上最纯粹的珍珠。’我不是什么家、什么明星，观众才是我们心中的永远发光的星。”
对朋友和同志友爱的故事，那就太多了。
他和话剧大师于是之的友谊令人叫绝。
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话剧呈现出京辽双雄对峙的格局。京派以于是之为代表，辽派以李默然为代表。一时还有“南于北李”之说，但两位大师之间的友谊，让人们看到了英雄惺惺相惜的美好品格。你看，李默然笔下的于是之——
“于是之，是我国当代话剧界的一代名优。于是之同志演的丁文中听到周总理逝世，他有一个大背身，我记得他是在桌子犄角站着，拄着拐棍，听了报道之后，他有非常强烈的扭身动作，然后，听不见任何声音。只看见两个肩在抖动，两条腿在颤抖，憋了好长时间才出来苍老的声音。他的《茶馆》中的王掌柜、《骆驼祥子》中的老马、《龙须沟》中的程疯子、《雷雨》中的周萍、《洋麻将》中的魏勒，这一系列形象都展示了他的聪慧、禀赋。当然，这些形象有上、中、下之分，总的来说，是上居主导地位。为什么？不少同志说，是之同志的表演成就达到了无表演痕迹的境界。而我一直坚持不同见解。我认为是之同志是以他渊博的知识、深厚的阅历、扎实的生活，通过高超的独具风格的表演而获得巨大成就的。”
于是之，是我国著名话剧表演艺术家。他因成功塑造了《龙须沟》中的程疯子、《茶馆》中的王利发，饮誉大江南北。他还在电影《大河奔流》里塑造了中国电影银幕上第一个毛泽东的艺术形象，具有再现领袖人物的开创意义。
李默然非常尊敬于是之，反过来，于是之也十分看中李默然。两人在人格和艺术上，互相欣赏，惺惺相惜。
李默然与于是之同岁，于是之大李默然半年。两人结识于上个世纪50年代，应是于是之演《龙须沟》之后。李默然很欣赏于是之塑造的程疯子形象。
1978年，李默然到京演出《市委书记》。一天，正好是休息日，他与几位艺术界朋友在东来顺吃涮羊肉。一抬头，看见于是之与英若诚等人走了进来。他非常高兴，立即让他们坐在自己身旁。“再加一火锅！”他对服务员高声喊。这是“文化大革命”后，两人首次相聚，他们情绪激动，话多，酒多，主题当然是彼此的“牛棚生活”，酸甜苦辣说也说不完。
1979年，两人同时加入中国剧协主席团，并同时当上副主席。这样，开会、出席活动，见面机会多，谈的话题也多，但主要是围绕着表演艺术的探讨。谦虚的李默然一直扮演请教的角色。1981年，《戏剧报》召开了一次话剧表演座谈会，两人同时参加。那天，李默然发言，对“银幕上的虚假表演来自话剧舞台演员”的观点进行反驳。于是之听了，拍案而起，他说：“既然如此，以后就不要找话剧演员了嘛，何必羞羞答答？”散会后，于是之余怒未消，李默然连连安慰他。过了好一会儿，于是之才平静下来。
1985年，两人同时应邀去广州参加电影表演艺术学会成立大会。那时候，于是之和谢晋为筹拍电影《赤壁之战》，正在河南搞调查研究，是为塑造曹操收集资料，来广州开会，属于忙里偷闲。
广州聚会，时间较长，谈论较多。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两人才知道彼此同龄。这次谈论的主题是“不能当官”。当时，于是之主持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工作，李默然任辽宁人民艺术剧院院长。他们的共识是“不是干这个的料”。李默然告诉于是之，自己有冠心病，干满5年就退，他还劝于是之也别干了。于是之长叹一声，说：“上边不同意啊！”接着，他倾诉了不少“当官”的烦恼与痛苦。外行不能领导内行，但内行专家一旦主政，其事业往往受到荒废的威胁。因为“行政”二字的内涵实在太丰富了，专家们往往难以承受。
有一天，李默然在厦门结交的一位老友，得知他在广州，就打来电话，让他邀几个知己，到东方饭店一聚。李默然想了想，就邀上了于是之、谢晋、上海的李志舆、山东的王玉梅、中央实验话剧院的郑振瑶一起去了。
大家刚刚坐下，酒菜还没有上桌，李默然突然发现于是之脸色发白，冷汗沁出额头。他赶紧把于是之扶进房间。医生诊断后，说：“没事儿，就是疲劳过度了。”李默然听了这话，一颗心放下了。这一夜，李默然没有睡好，他惦记着好朋友的身体。
第二天清晨，李默然从餐厅把早点打回来，亲自送到于是之的房间。没想到，这一举动，竟让于是之激动起来。他起身紧紧握着李默然的手，半天说不出话来。
广州分手前，李默然向于是之敬请墨宝。于是之略加思索，在他的扇面上写了“以为是老兄，原来是老弟”几个隽秀的字。
1995年夏，李默然去武汉参加著名话剧演员胡庆树表演学术研讨会。李默然刚住进宾馆，就听见隔壁有于是之的声音，还有一片欢声笑语。他立即搁下行装，直奔那个房间。敲开门，他愣了。他发现于是之反应迟钝，语言时而出现障碍。老友相逢的喜悦心情暗淡了许多。在接下来的三天里，李默然又发现于是之的思维常常出现紊乱。为此，这次见面他不再谈严肃话题了，闲聊的时候，也尽量不影响于是之休息。
在一次剧协主席团会上，因种种原因，李默然提出辞去副主席职务。散会后，于是之立即找到李默然。他的目光是那么焦急，可他的讲话又是那么吃力。他说：“你，……怎么能不干呢？你不能不干哪，你不干，……谁干哪？”其诚恳之至，令李默然欲罢不忍。他看出来了，于是之为公义所急。
1996年，李默然到北京，正好赶上梁秉堃的新作《冰糖葫芦》上演。他来到海淀剧院看戏。没有想到，看着看着，他居然看到了于是之。于是之拖着病体和朱琳在舞台上出现了。他们在剧中演了一对“过场”老年群众。看着于是之那蹒跚的台步，看着于是之渐渐消失在侧幕里的背影，李默然的眼泪立刻流了下来，这戏他看不下去了。他的神思离开了剧情，离开了舞台，他百感交集。身体已经是那样的状况，却如此执著地眷恋舞台、眷恋话剧。他为于是之这种精神感动，同时，也十分心疼他的身体。
从此以后，于是之就很少出来活动了。而李默然只要有机会，总要向熟人询问于是之的病情，并表示要前去看望。大家都对他说：“还可以。”但都不主张李默然去看望，主要是怕于是之激动……
一天，李默然得到一个信息，说在北京陶然亭居住着一位朝鲜族医生，专门诊治于是之患的那种病。他立刻打电话，告诉北京人艺领导。后来，他见到了副院长崔宁，崔宁说：“我们当时转告了是之家人，他们向您致谢。”
1998年，剧协举行第五届代表大会，一项内容是换届。李默然的副主席没有辞掉，反而被推上主席的位置。他认为，这个“角色”应该由于是之担任，但于是之身体不行。李默然只好记住于是之的叮嘱：“你不能不干呀！”为此，在任内他不敢有半点儿马虎。
时至今日，李默然仍在关注于是之的健康状况。
在辽宁人民艺术剧院工作了50多年，李默然对那里的同事情同手足。无论是当普通演员，还是成为大明星、大院长后，他一直是大家的兄长、兄弟，从不恃才傲人。
他说过，“在单位里边，炊事班的炊事员，烧锅炉的锅炉工，司机班的司机跟我都是好朋友，见了我面没人把我当院长看，当大演员看，都是一口一个默然一口一个默然，叫着很顺口。”
在《尤利乌斯·伏契克》中，李默然和魏华门对戏。李默然扮演伏契克，魏华门扮演另一个革命者别塞克。两人的表演，令人倾倒。他们关在一间牢房里，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伏契克在敌人面前宁死不屈，坚决斗争，敌人在他嘴里得不到想要的东西，要杀害他了。伏契克赴刑场之前，在牢房里和别塞克有一段告别的戏。两位革命者没有任何豪言壮语，他们默默地注视。许久，李默然转身往外走。忽然，他又回过身来和战友作最后的诀别。李默然的眼神里有慷慨赴死的悲壮，有生离死别的痛苦，更有绝不让法西斯看见眼泪的坚强。魏华门深深理解伏契克的心情，也深深理解李默然的心境，他默默地注视李默然，接受他的激励，同时也激励对方。两人通过无言的形体动作和面部表情的变化组合，把这段静戏演得异常震撼，全面真实地传达出人物此刻内心的云水翻腾。在一次排练中出现了奇迹，扮演法西斯看守士兵的演员看二人的表演，感动得哭了，竟然忘记了他该说的台词。
在舞台上是这样，在生活中，李默然和魏华门也情同手足。
1963年，魏华门病重。李默然很难过。
辽宁人民艺术剧院院长洛汀听人说上海广慈医院的董方中教授专门治这个病。他就想请董教授来沈阳，为魏华门治病。担心请不动，就找到李默然，对他说：“默然，你去吧，现在你最有名，观众们认你，你有说服力。”李默然说：“院长，我现在就去。”接着，他去看望魏华门，对他说：“老魏，你等着我，我这就给你搬救兵去。”果然，李默然带着董教授飞回了沈阳，在中国医大第二医院，董教授和外国专家一起，对魏华门进行了抢救。
李默然与著名表演艺术家王秋颖的深情厚谊，令人一叹再叹。
王秋颖，著名话剧表演艺术家，是辽宁人民艺术剧院演员。因在电影《甲午风云》中成功塑造李鸿章、《兵临城下》中饰演胡高参而闻名全国。
1984年，王秋颖患肝癌，痛楚难当。病危之时，李默然接到王家人的电报，从外地赶回来，看望老友。可是护士不让他进去。李默然很激动，差点儿和护士吵了起来。王秋颖当时神智还清楚，从声音上判断出是李默然，就轻轻问出一句他在电影《甲午风云》中的台词：“谁在二堂喧哗？”李默然听到后，推门而入，泪如雨下。他哽咽地答道：“启禀中堂，是标下邓世昌在二堂等候。”话一出口，左右的人都哭了。后来有人写成散文《演戏演到这份上》来歌颂两位艺术家的旷世友谊。
王秋颖的儿子王晓颖曾说：“李默然叔叔在我父亲去世后的座谈会上，曾三次失声说不下去，在场的人听了，无不为之感动……”
1954年秋天，王秋颖所在的辽西话剧团并入辽宁人民艺术剧院。这时，两人开始了长达30年的友谊，也共同在舞台与银幕上工作了30年。李、王二人，是辽宁人民艺术剧院双悬的日月。当年，在一些不明真相的观众中曾有一传说，误认为王秋颖是位女演员，并进而误认为“她”和李默然是一对夫妻。这个笑话，反映出观众对二人的喜爱程度。
李默然对这位长自己三岁的老大哥，非常尊敬。
他喜欢王秋颖的艺术。当年，他们第一次上形体课时，李默然惊讶地发现，年过三十的王秋颖居然能踢腿过顶，而且下腰时双手还能触摸到地板。见他吃惊，王秋颖说：“我从小到现在就不间断地进行训练。”从那时开始，李默然练功更加刻苦。在《吝啬鬼》戏中，王秋颖高大的身躯要矮下一半，两条腿还要蜷曲起来。不是一分钟两分钟，而是要坚持两个多小时。没有过硬的形体功夫，那是难以想象的。王秋颖的面部肌肉灵活，直到双耳都可以自由活动，常常引得大家发笑。其实，这是他经过长期艰苦的训练才达到这种程度的。所以，他塑造的诸多形象留给人们的才不是一副面孔，而是各具特色，各有特征。他演的阿巴公，一会儿开怀大笑，一会儿猜疑窥测，一会儿暗自揣度，一会儿又是狂吼怒骂，一会儿还有调情卖俏。这样一个内心复杂的人物，正是靠王秋颖灵活而又松弛的肌肉和两只富有表现力的眼睛表现出来的。
王秋颖创造的《边外村》中的老五爷子、《前进再前进》中的齐万钧、《吝啬鬼》中的阿巴公、《胆剑篇》中的勾践、《日出》中的李石清、《甲午风云》中的李鸿章、《兵临城下》中的胡高参、《花好月圆》中的范登高，以及最后的影片《内当家》中的刘金贵，都让李默然由衷钦佩。
上世纪50年代，在排练《前进再前进》时，两人一起到工厂体验生活。李默然看到，王秋颖在与工人共同劳动、同学习的时候，每天晚上，都要做记录，他的笔记里活灵活现地记着他所接触到的人，他们的思想、性格以及外貌特征。这些都给李默然以深刻的印象，他暗暗下决心，要向这个老大哥学习。对生活的深刻观察与日积月累，形成了王秋颖在表演艺术创作中的“锦囊宝袋”。这个“锦囊宝袋”，正是王秋颖在塑造不同性格特征的艺术形象时，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原料宝库。
王秋颖训练有素的表现力，也是李默然对他近乎崇拜的原因。
“体验”与“体现”的表演艺术之争，曾使他们二人困惑了多年。渐渐地，他们懂得了，这两大流派应该互相补充、互为因果，才能产生准确、鲜明而又生动的艺术形象。可惜，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段里，为避形式主义之嫌，大家过分强调了体验，而忽视甚至不敢涉猎体现派的理论与实践。可是王秋颖，李默然自认识他那天起，就发现他是一个十分注意表现力的培训与锻炼的人。正因为如此，他所塑造的舞台、银幕形象，不仅神似而且貌似。比如，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李鸿章那藐视一切、奸诈狡猾的大眼皮；比如见钱眼开、视财如命的阿巴公那两只贪婪的鼠眼；比如耿直刚毅的老五爷子那令好人起敬、令坏人生畏的赤颜白须；比如李石清那见什么人说什么话，两面三刀的性格及其举止言行，在王秋颖的创作中，都体现出了鲜明的特色。
李默然自身的台词功夫，可谓天下一绝。但是，面对王秋颖，他的态度是“师事之”。他认为，王秋颖的语言功力深厚，对塑造阿巴公收到了惊人的艺术效果。哭、笑、怒、喜、怨恨、悲凄，他都表现得那么淋漓尽致，不瘟不火，恰到好处。
王秋颖那令人叹服的模仿力，几乎让李默然佩服到家。他不但能模仿各地方言，令李默然叫绝倾倒的是他那苍劲、浑厚的音色居然可以效仿细语莺声、少妇老妪各种声音。在念台词时素以苍劲、浑厚著称，但在塑造阿巴公时，却从具体人物出发，以沙哑、有气无力、色厉内荏为基调对自己的声音进行了化妆。李默然知道，如不是平素声音训练有素，这种音色上的化妆，一两场就会使演员的嗓子出现问题。可是王秋颖凭着他语言训练上的功力，可以连续演一二十场。
王秋颖逝世后，李默然一度陷入很深的悲痛之中。他曾写《哭秋颖》一文，回忆了他们三十多年的友谊。
他是这样写的——
可恶的病魔，夺走了秋颖的宝贵生命。秋颖，在您与世长辞时，我未能站在您的身旁，听一听您最后的声音，是我终生憾事。又因急事需赶赴外地，只是难舍地看了您几眼，便匆匆告别了您的遗体，我一直深感不安。您去了，您所塑造的众多栩栩如生的舞台和银幕艺术形象，将永远留在人们的心中。您去了，您铿锵、苍劲、浑厚的诗词、散文、小说等的朗诵，将永远响彻在人们的耳际。您留在人间的是最美好的艺术，是感人的、严谨的、刻苦的艺术创作作风。
我与您整整在一起工作、战斗了30年。30年中，您我多次在舞台上、银幕上合作。想说的话、可写的事，能出一本书。此时此刻，我心情难以平静，一件件难以忘却的往事从脑海里涌出。
60年代，我们一起排演，演出纪念共产主义战士、保加利亚共产党的伟大领袖季米特洛夫的话剧《第一次打击》，我演季米特洛夫。正式演出后，组织上恐我一人难以坚持到底，与您商量，让您演二组的季米特洛夫。我担心您不会同意。以我当时的错误观点，认为像您我这样同类型演员，谁要是演个“二组”，会被人另眼相看的。可是您，欣然接受，而且主动找我“请教”。您这种不计个人得失的高尚情操，感染了我，我们合作得很好。无论在沈阳，还是在首都，我俩从没有因为谁多演一场少演一场争过。
1960年，您和我同赴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甲午风云》，我是初上银幕，而您却是三进影城了。开拍前，您多次细致地给我介绍拍电影与演舞台剧有何不同。在拍摄中，您又及时鼓励、及时提示，以消除我的紧张。影片上映后，您和我都得到观众的鼓励。而我的微小成就，除导演、摄影等同志的指导和帮助外，其中还有您很多的心血，很大的功劳。然而，您却从未向任何人谈及这些事，反而一再向熟人讲：“默然创作有成就，有成就。”我怎能忘却？这是多么可贵的戏德！
1981年，院里上演反映铁路员工和广大军民与洪水搏斗、抢救遇险列车的《短夜长歌》。您当时正住院疗养，我也是刚刚出院不久，而排演任务十分紧急，演出任务又很繁重。组织上让我演剧中海军某部政委，考虑到我一个人能否完成任务，于是，又一次征求您的意见，请您暂停疗养，回来赶排二组。当时我为拉您从疗养院出来而不安，可是您，正是您，又一次欣然从命，短时间内就排完了，立刻上戏。特别是1982年春节，我突患脚病，不能登台。您愉快地挑起一天演两场的重担，每天乘车往返四小时，到苏家屯为工人演出。并一再嘱咐您爱人告诉我：“不要着急，好好休息。告诉默然，别把冠心病急犯了。”
秋颖同志，我从未向您说过，您可知道，我躺在床上，望着棚顶，由您这种感人的行动，想了许许多多。现在，回忆起来，仍不禁泪打两腮。
秋颖，我们的友谊是建立在为事业共同奋斗的基础之上的，它是那么美好，那么令人难忘。
在您从事表演艺术工作的40年中，特别是参加革命后，您为社会主义戏剧事业日夜操劳，真是到了忘我的程度。有人说：“秋颖为了艺术创造，真是到了‘与世无争’的程度。”如果说，您不争官，不争出风头，确实如此。但在艺术上您是争攀高峰，争塑造鲜明艺术形象的。每当您接受创作任务，就专心致志，忘却了一切，这一点，多么值得您的战友，特别是青年同志学习。
安息吧，老战友！安息吧，亲爱的同志。您为之奋斗终生的戏剧事业，将由您的战友去继续奋斗。（见《戏剧人生》37页）
见过很多功成名就的明星，在自己单位里唯我独尊、老子天下第一、谁也不承认。人们称李默然为“艺术家”，可他自己对这一称号的解释是“艺术家就是艺术靠大家”。李默然在辽宁人民艺术剧院，几乎对所有同事都有客观公正的评价，言谈话语中表现出对他们由衷的欣赏，流露出很深的友谊。
著名话剧、电影演员赫海泉逝世了。
李默然写文章说：
赫海泉同志在解放战争胜利在望的1948年，投身于革命，参加了东北文化教育工作队，随之转东北人民艺术剧院、辽宁人民艺术剧院，在话剧舞台上一直战斗到停止呼吸。他先后在几十出话剧、十几部影片中塑造了诸多鲜明的艺术形象。其中，电影《兵临城下》中之起义将领赵崇武、话剧《日出》中之潘四爷、《市委书记》中之市长李洋，可谓脍炙人口。1953年东北大区会演，他在话剧《在建设的行列里》成功地塑造了一工人形象，而获得表演奖。
《兵临城下》中赵崇武充满激烈斗争的内心独白；《日出》中潘四爷与李石清大段“狗咬狗”的对骂；《市委书记》中李洋色厉内荏的嘶喊，赫海泉同志皆处理得恰到好处。达到如此高度，不经过几十年的刻苦努力是办不到的。
如果说从事表演艺术工作，思想、生活、技巧的修养与锻炼是三大要素，那么，赫海泉同志对此亦是孜孜以求，全身心地进行了不懈的探索与艰苦的自我改造。他的思想修养，随着革命的锤炼与教育，逐渐地成熟了。对革命的、有益于人民的事业，他不讲价钱，不计名利。生活中，他待人诚恳、率直，有时也难免执拗，但对同志是不计前嫌、豁然大度的。
他创作每一个形象，都努力到生活中去捕捉素材，体验学习。由于他平时强调实践“生活是艺术创造的源泉”这一原则，因此，其艺术创作，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更加娴熟，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更加深化。
正当人们期待着他晚年能有更成功的艺术形象问世时，不幸，疾病在一瞬间夺走了他的生命……赫海泉同志逝世前仍在工作。不久，我们将看到他在银幕上留下的最后一个形象——长影厂拍摄的《直奉大战》中的曹锟。
作为他的战友，书此短文，以慰亡灵。（见《戏剧人生》379页）
在《李默然论表演艺术》一书中，李默然对辽宁人民艺术剧院的著名演员一一进行评点——
在塑造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时，首先遇到的是“神似”与“形似”的问题。我们认为这二者是不能对立起来，不能截然分开的。“形似神不似——不真，神似形不似——不是，形似神亦似——真是。”
赵凡同志在《陈毅出山》中塑造的陈毅形象，调动各种创作手段，力求达到神似形亦似，呈现在舞台上的陈毅形象是令人信服的。让人听得懂的四川话，诗人、帅才的风度，平易可亲的普通人的特质，敢喜、敢怒的豪放性格，这一切的一切都使人犹如重新和陈毅同志生活在一起。
赵凡同志塑造的陈毅，既见内心视像，又具外貌特征，既有充实而深刻的内心体验，又见外部技巧的有力呈现，哪怕是背对观众，从他的双肩颤动，头部垂下扬起，都可让人窥见元帅真实的、丰富的内心世界。
已故的魏华门同志生前创作过不同年龄、不同身份、不同时代、不同命运的人物。如《日出》中的黄省三、《李闯王》中的李自成、《曙光照耀着莫斯科》中的老教授，至今留在人们心里。特别是1956年全国话剧汇演获得一等奖的《前进再前进》中的老工人徐殿九形象，更是淘尽了沙子、剩下了金子的光彩夺目的形象。这个绰号“铁人”的老工人，在生产上，他经受得住任何艰难困苦，但当他得知自己的亲人为试制新产品而遭不幸时，又是那么的悲痛，他老泪纵横，泣不成声，甚至连身子一下子都好像被压弯了。这是多么真实可信的形象，多么有血有肉的形象。
大家熟悉的女演员白玲同志。她的表演真实地、准确地体现了曹禺同志的名著《日出》中的陈白露和《雷雨》中的繁漪这两个艺术形象。大家知道，演好这两个人物是需要功力的。因为她们共同的特点就是思想矛盾、性格复杂、感情错综，是女性中大宕大跌、大起大落的有血有肉的人物。而她们所处的时代、具体环境又距我们今天的年轻人较远。如何让广大观众正确理解这样的人物，是演出者的重要任务。白玲同志的优越处在于她本人经历过那个时代，见到过这类人物。但是，即使有先决条件，演员如无仔细的观察，认真的分析，娴熟的表现能力，也是难以驾驭这繁重的任务的。
一个演员最忌讳的是总处于冰冷的理性的工作中。白玲同志作为一名优秀演员，就在于她一演起戏来，始终处于炽热的感情生活中，这就为她有力地体现人物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陈白露的一会儿玩世不恭，一会儿天真无邪，一会儿放荡不羁，一会儿又情真意切。繁漪的苦闷、压抑、窒息和强烈的求生欲望，心想爱情生活自由，强烈追求梦想中的美好意境，母亲、妻子、女人，在封建社会中，封建家庭中的挣扎、反抗可又无能为力，这一切，如果不是训练有素、阅历深厚的人，是难以体会，也是无法表现的。
在“宋国锋表演艺术研讨会”上，李默然评价说：宋国锋继承了辽宁人民艺术剧院50年的演剧传统，并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他的表演既写实又写意，既有深刻的内心体验，又有丰富的外部体现；既有斯氏学派的神髓，又有中国戏曲的韵味；既有充实的文化含量，又有高度的表演技巧，达到了多种流派兼容并蓄。
李默然评说《吕后》《天国春秋》两剧时指出：“这是两部历史题材剧，白曼同志根据剧情需要，人物的特质需要，采用大开大阖的手段，把那一特定环境中的人物，体现得鲜明有力。王早来、陈颖、王大明、王咸玉、陈洪生等同志还在某些方面、某些片断吸取了戏曲表演的精华，用于话剧表演，达到了兼容并蓄的良好效果。”
在话剧民族化的道路探索上，李默然特别欣赏如下一些演员。
“1956年，洛汀同志执导的《家》，从小说到剧本，给民族化的尝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二度创作中，演员的表演从民族风俗到人物刻画都令人难以忘怀。贾华同志的瑞珏、红怡同志的梅表姐、赵尚英同志的大姨妈、王咸玉同志的鸣凤、佟彭麟同志的婉儿、潘崇煜同志的冯乐山、王连桂同志的觉慧、丁尼同志的觉新，至今令人难忘。他们在剧中塑造了栩栩如生、特色鲜明的形象……而更令人高兴的是，中青年同志也在民族化道路上取得了可喜的成就，宋国锋、王桂琴、周红、沙金燕等同志近年来创作的舞台形象，都有成功之处，都值得称道。”
在辽宁人民艺术剧院，李默然享有崇高威望，并不完全是因为他的表演艺术征服了大家，而是他的一往深情赢得了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