岭南北亘万山重叠的五岭，南濒浩瀚的大海，汉唐间陆路和水路交通均不发达，尤其是五岭，阻隔了岭南与中原地区的交流。地理上的封闭导致了岭南文化的封闭和文化演进的缓慢。先秦时期，岭南仍处在原始部落文化阶段；秦汉时期，随着郡县的设立，中原人的迁入，岭南才开始进入到中原文明体系之中；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人为避战乱再次大量迁入，岭南文化初步发展；唐代，岭南经济渐兴，文化也得到进一步发展。虽然自秦至唐，中原文化不断输入岭南，但传播却较为缓慢，岭南的原始文化氛围仍比较浓郁，正如屈大均所云：“天下之文明至斯而极，极故其发之也迟。”[7]“粤处炎荒，去古帝王都会最远，固声教所不能先及者也。”[8]在这种文化状态下，岭南小说发生较迟，演进缓慢，相比于中原小说的成就，显得颇为萧条和局促。
但浓郁的原始文化氛围却催生出了富有岭南特色的小说——地理博物体志怪小说，它成为岭南汉唐间最具有代表性的小说。此外，还产生了轶事小说和传奇小说，但这两类小说没有得到充分发展。小说创作队伍主要由从中原入岭南的客居作家构成，如西汉的陆贾、三国时的万震、晋代的刘欣期、南北朝的沈怀远、唐代的裴铏等，他们为岭南小说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岭南本土作家数量非常少，仅有东汉的杨孚、晋代的王范和黄恭等。地理博物体志怪小说记岭南地理、物产、风俗传说，轶事小说记岭南的奇闻逸事，传奇小说熔铸岭南诸种传说。这些小说富有想象力，内容新颖独特，风格奇幻瑰丽，具有鲜明的岭南特色。
第一节 地理博物体志怪小说
岭南地理博物体志怪小说滥觞于西汉初年，成熟于东汉，兴盛于魏晋南北朝，至唐尚有余音。它是在中原地理博物体志怪小说的影响下产生发展起来的，具有中原地理博物体志怪小说的基本特征，但是，由于它根植于被当时中原人视为“绝域殊方”“远国异民”的岭南，因此又具有不同于中原的岭南特色，这些小说数量众多，自成体系，是岭南古代小说的源头，对后世岭南小说产生了深远影响。
但是，这些小说一直湮没无闻，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它们保留在岭南汉唐间的地理博物著作中，研究者一般从史学、地理学角度对这些著作进行研究，忽略了其中虚构、夸张的内容。汉唐作家在客观记录岭南地理物产的同时，也记录了当时流传的关于地理物产的诸种传说，这些传说荒诞虚夸，实为珍贵的地理博物体志怪小说；二是岭南汉唐间的地理博物著作均已散佚，仅有较少的一部分保留在各种类书及地理志中，致使研究者很难窥其全貌，今人杨伟群的《南越五主传及其它七种》，骆伟、骆廷的《岭南古代方志辑佚》，刘纬毅的《汉唐方志辑佚》对岭南地理博物文献进行了辑佚和整理，为学术界研究提供了资料。
一 发展历程
（一）西汉的滥觞
岭南地理博物体志怪小说可以追溯到西汉初年陆贾的《南越行纪》。
陆贾，汉初楚人。赵佗自王于南越，汉高帝派陆贾出使南越国，封赵佗为南越王。文帝时，陆贾再次出使南越，为岭南政治局势的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南越行纪》记其两次出使岭南的所见所闻，已佚，仅有两则保存在晋代嵇含的《南方草木状》中，一则为“耶悉茗花”，一则为“胡杨梅”。“胡杨梅”云：
陆贾《南越行纪》曰：罗浮山顶有胡杨梅，山桃绕其际。海人时登采拾，止得于上饱啖，不得持下。[9]
嵇含所引甚为简略，但此则已不是客观地记录胡杨梅的植物特性，而是记载了一则关于胡杨梅的传说——“止得于上饱啖，不得持下”，晋代裴渊在《广州记》中交代了“不得持下”的原因：
东莞县有庐山，其侧有黄梅、山桃。只得于山中饱食，不得取下。如下，则迷路。[10]
胡杨梅“不得持下”的原因极有可能与“黄梅”“山桃”一样，为会“迷路”，因此“胡杨梅”一则透露出很浓的志怪意味。
（二）东汉的成熟
岭南地理博物体志怪小说成熟的标志是东汉杨孚所著的《异物志》。
杨孚，字孝元，南海（今广州市海珠区下渡村）人，汉章帝建初中，举贤良对策上第，拜议郎，当时交阯刺史“夏则巡行诸郡，冬则还大府表奏、举刺。其后竞事珍献”。[11]为矫正这种“竞事珍献”的风气，杨孚撰《异物志》，介绍岭南山川道里、动植物及风土民俗。
《异物志》，《隋书·经籍志》著录为1卷，《水经注》引作杨氏《南裔异物志》，《艺文类聚》或引作《交趾异物志》，或引作《交州异物志》。
《异物志》在客观记录岭南地理物产的同时，还记载了关于地理物产的传说，开启了著述“异物”传说的传统，在当时和其后都备受推崇，历代效仿尤多，直接影响了魏晋南北朝岭南地理博物体志怪小说的繁荣。
此后，三国时期有《扶南异物志》和《南州异物志》。《扶南异物志》，朱应撰。朱应，吴时为宣化从事，曾与中郎将康泰出使扶南、林邑等国，归后撰此书，已佚。
《南州异物志》，《隋书·经籍志》著录为1卷，万震著。万震，吴时丹阳太守，曾在岭南居住，“余寓番禺，曾游新会县”[12]，遂作《南州异物志》。南州，又称“广南”“南交”“南越”，是古代交州的泛称。是书受杨孚《异物志》的影响甚大，部分内容与杨孚《异物志》相类，但亦有部分传说不见于《异物志》，较为新颖独特。
（三）魏晋南北朝的兴盛
魏晋南北朝时期，岭南地理博物著作兴盛，地理博物体志怪小说也随之进入了兴盛期。此时期作者队伍庞大，约20余人，他们或为岭南人，或任职、寓居于岭南。受当时创作风气的影响，他们在客观记载岭南地理物产的同时，亦热衷于记录流传于岭南的诸种民间传说。
晋代的地理博物著作最多，有11部，包括刘欣期的《交州记》、王范的《交广二州记》、黄恭的《交广记》、裴渊的《广州记》、顾微的《广州记》、盖泓的《珠崖传》、嵇含的《南方草木状》、徐衷的《南方记》、袁宏的《罗浮山记》、撰者不详的《交州杂事》和《交趾外域记》，这些作品中有大量的地理博物体志怪小说。
《交州记》，刘欣期撰。刘欣期生平事迹不可考。交州，包括今广东、广西、海南及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
《广州记》，明黄佐《广东通志》著录为2卷，裴渊撰。裴渊生平事迹不可考。广州，即今广州市。
《广州记》，明黄佐《广东通志》著录为1卷，顾微撰。顾微，晋吴郡（今江苏苏州）人，著有《广州记》《吴县记》等。
以上著作中的地理博物体志怪小说比例较高。另有《南方草木状》3卷，嵇含撰。嵇含，官广东刺史。此书“乃含为广州刺史时目睹南越、交趾植物珍奇，中州之人或昧厥状，故为诠叙成书”。[13]是书较为客观，传说较少，且均为植物传说。
南北朝时期的地理博物著作有6部，包括刘澄之的《交州记》、沈怀远的《南越志》、王韶之的《始兴记》、竺芝的《扶南记》、刘昶的《岭外录异》、姚文咸的《交州记》，此外，还有约作于魏晋南北朝，但著者不详的《郁林异物志》《广州异物志》《交趾外域记》。
《南越志》，《隋书·经籍志》著录为5卷，宋沈怀远撰。沈怀远，吴兴武康（今浙江省德清县）人，因坐事徙广州，后官武康令。该书被称为五岭诸书之最在前者。现存佚文最多，其中地理博物体志怪小说亦甚多。
《始兴记》，南朝宋王韶之撰。王韶之，山东临沂人，终吴兴太守。清曾钊云：“元嘉初，徐豁为始兴太守，有政声。韶之未尝至始兴，或即从徐豁讨问故事，笔为此《记》欤？”[14]始兴，三国吴永安六年（263）置始兴县，属始兴郡，为今粤北和粤、湘、赣、桂交界之处。其中地理博物体志怪小说亦甚多。
据《岭南古代方志辑轶》《汉唐方志辑佚》《南越五主传及其它七种》记载，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地理博物著作现存佚文500余则，其中地理博物体志怪小说约占1/3，主要集中在沈怀远的《南越志》、刘欣期的《交州记》、裴渊的《广州记》、顾微的《广州记》和王韶之的《始兴记》中。《交广二州记》《交广记》《南方记》《扶南记》《岭外录异》《郁林异物志》《广州异物志》《交趾外域记》等，散佚甚为严重，或仅有零星佚文，或仅见于史志著录，但这些著作在创作目的、内容等方面应与《南越志》《广州记》等相类，其中亦应有不少地理博物体志怪小说。此时期的地理博物体志怪小说数量众多，内容丰富，从远国异民到山川湖泊、草木鱼虫，可谓异彩纷呈。
（四）唐代的衰落
至唐代，岭南地理博物著作渐趋衰落，仅有中唐孟琯的《岭南异物志》、晚唐房千里的《南方异物志》、唐末刘恂的《岭表录异》，以及撰人不详的《续南越志》，岭南地理博物体志怪小说亦随之渐趋衰落，数量不多。
《岭南异物志》，《新唐书·艺文志》著录为1卷，孟琯撰。孟琯，湖南郴州人，唐元和进士，任职岭南而著此书。
《南方异物志》，房千里撰。房千里，河南人，大和进士，曾官端州别驾、高州刺史。《南方异物志》被《新唐书·艺文志》列入史部地理类，被《宋史·艺文志》列为子部小说类，已佚。
《续南越志》，撰人不详，《岭南古代方志辑佚》辑录3则，3则均为地理博物体志怪小说。
《岭南异物志》和《续南越志》的现存佚文中的小说比例非常大，《岭南异物志》还被《崇文总目》列入子部小说类，《南方异物志》出入于史、子两部，由此可以推测，这3部著作的虚构内容极有可能超过了客观记录的内容。这些小说在内容上多因袭前人，缺乏新意，但受唐传奇的影响，艺术水平有了提高。
《岭表录异》，《永乐大典》著录为3卷，刘恂撰。刘恂，鄱阳人，进士，官至广州司马，任满后居南海而作此书。刘恂是以比较科学的态度撰写此书的，虽间记岭南动植物传说和当时的奇闻逸事，但以客观平实的记录为主，地理博物体志怪小说非常少，可见唐末地理博物体志怪小说已经明显衰落了。
唐之后，岭南地理博物著作亦代有所出，元代吴莱撰《南海古迹记》，宋代郑熊撰《番禺杂记》，清代范端昂撰《粤中见闻》，这些著作客观平实，少虚幻，虽偶间杂传说，但数量甚少，不能像汉唐时期那样自成一系了。
二 内容
先秦时期，岭南仍处在原始文化时期，产生了大量的民间传说。因原始部落众多，地理环境复杂，物产丰富，这些传说多与原始部落、山川地理和物产有关。由于五岭的阻遏，岭南长期孤悬一隅，地理上相对封闭，因此，这些原生态的民间传说被很好地保存下来，汉唐间在岭南广为流传。对于当时处于文化发达地区的中原人来说，这些传说是奇异的，有巨大魅力的，客居岭南的作家陆贾、万震、顾微、嵇含、沈怀远、孟琯等，十分热衷于记录这些奇异的传说，甚至连未到过岭南的临沂人王韶之亦对此颇感兴趣。岭南本土作家亦受此风气影响，东汉杨孚和晋代王范、黄恭均为岭南人，对岭南传说更为熟悉，他们的著作，尤其是杨孚《异物志》中的传说，尤为新颖和生动。不仅作者热衷于此，当时的读者也有这方面的审美需求，因此这些小说在汉唐间大受欢迎，王范就曾因撰写《交广二州记》而“自是名动京师”。[15]
岭南地理博物体志怪小说的内容主要有4部分：一是关于远国异民的传说，二是关于山川湖泊的传说，三是关于动植物的传说，四是关于奇珍异宝的传说。
（一）远国异民传说
远国异民传说是岭南地理博物体志怪小说的重要一类，多见于两汉魏晋。汉代杨孚的《异物志》记载了“穿胸人”“乌浒”“儋耳”“黄头人”“斯调国”“扶南国”等诸部落的传说，如：
穿胸人，其衣则缝布二尺，幅合两头，开中央，以头贯穿胸，不突穿。[16]
万震的《南州异物志》记载了“乌浒”“典逊”“句稚国”“歌营国”“无论国”“师汉国”“姑奴国”“察汉国”等诸部落的传说，如：
师汉国，在句稚西，从稚去行可十四、五日，乃到其国，亦称王上，有神人及明月珠，但仁善不忍杀生，土地平博，民有万余家。[17]
晋代刘欣期的《交州记》、裴渊的《广州记》和顾微的《广州记》亦有“交趾”“泥黎城”“郁林”“缴濮国”等传说，如：
交趾之人，出南定县，足骨无节，身有毛，卧者更扶，始得起。[18]
交胫国人，脚胫曲戾相交，所以谓之交趾。[19]
永昌郡西南一千五百里，有缴濮国，其人有尾，欲坐，辄先穿地作穴，以安其尾，若邂逅误折其尾，即死也。[20]
晋兴有乌浒人，以鼻饮水，口中进啖如故。[21]
然而随着原始部落逐渐消亡，这一类小说也逐渐减少，至南北朝时就很少有这一类传说了，到了晚唐，刘恂的《岭表录异》中有一则《六国》，写了“狗国”“毛人国”“野叉国”“大人国”“流虬国”“小人国”的故事，可谓此类小说的集大成者。
（二）山川湖泊传说
山川湖泊传说多见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刘欣期的《交州记》、裴渊的《广州记》、顾微的《广州记》、沈怀远的《南越志》、王韶之的《始兴记》等著作中均有很多，其中有的是关于山川湖泊来历的，如“穴流泉”“圣鼓城”“马鞍山”“菖蒲涧”“贞女峡”等：
东江，本博罗县之东乡也。有龙穿地而出，即穴流泉，因以为号。[22]
城北有尉佗墓，墓后有大冈，谓之马鞍山。秦时占气者言：“南方有天子气。”始皇发民，凿破此冈，地中出血，今凿处犹存，以状取目，故冈受厥称焉。[23]
有的是关于山川湖泊发生的奇异之事的，如：
雪山，在新昌。南人曾于山中得金块如升，迷失道，还置本处，乃得出。[24]
居风山，去郡四里。夷人从太守裴庠求市此山，云出金。即不许，寻有一妪行田，见金牛出食，斫得鼻锁，长丈余。人后往往见牛夜出，其色光耀数十里。[25]
河源县北有龙穴山，连岩亘地，累嶂分天，常有五色龙，乘云出入此穴。[26]
这些山川湖泊多有神异之物，这些神异之物多具有巫术功能，遇之或使人迷路，或使人生病，或使人发狂，或使人死亡，反映了岭南早期的原始宗教信仰，如：
龙川县营岗北有巨镬，恒有悬泉注之，终岁不满，常有采薪者欲推动之，忽然震电迷失路，十许日乃至家。[27]
熙安县山下有神鼎，天清水澄则见鼎，刺史刘道锡，常使系其耳而牵之，耳脱而鼎潜，既而执纼者，莫不疾耳，盖尉佗之鼎。[28]
（三）动植物传说
物产传说最为丰富，涉及范围很广，有草、木、鱼、虫、鸟、兽等。其中动物传说最多，有“向风复活”的风猩，有“大如水牛”的鼠母，有“数十间屋状，目如车轮”的大蛇，有“水为之开”的木犀等，如：
晋兴郡蚺蛇岭，去路侧五、六里，忽有一物，大百围，长数十丈。行者过视则往而不返，积年如此，失人甚多。董奉从交州出，由此峤见之，大惊云：此蛇也，住行旅，施符敕，经宿住看，蛇已死矣。左右白骨，积聚成丘。[29]
关于“化虎”的传说，在汉唐间亦非常兴盛，杨孚的《异物志》、刘欣期的《交州记》、顾微的《广州记》、裴渊的《广州记》都有此类传说，如：
浈阳县里民有一儿，年十五六牧牛，牛忽舐此儿，随所舐处，肉悉白净而甚怏，遂听牛日日舐之，儿俄而病死，其家葬儿，杀此牛以供宾客，凡食此牛肉者，男女二十余人，悉变为虎。[30]
兴宁县，义熙四年（408），忽有数十大鸟，如鹙，少焉化为虎。[31]
岭南盛产鱼类，关于鱼的传说亦甚多，有“声为雷，气为风，涎津为雾”的大鱼，有“八月化为黄雀，到十月入海为鱼”的黄雀鱼，有“目化为明月珠”的鲸鱼。这些传说充满奇思异想，如《异物志》中的“懒妇鱼”：
懒妇鱼，昔有懒妇，织于机中，常睡，其姑以杼打之，恚死，今背上犹有杼文疮痕。大者得膏三、四斛，若用照书及纺织则暗，若以会众寡歌舞，则明。[32]
汉唐间人们对植物的认识比较客观，因此植物传说相对较少，主要见于杨孚的《异物志》和嵇含的《南方草木状》，有“诸蔗”“吉利草”“枫人”等：
吉利草，其茎如金钗股，形类石斛，根类芍药。交、广俚俗多蓄蛊毒，惟此草解之极验。吴黄武中，江夏李俣以罪徙合浦。初入境，遇毒，其奴吉利者偶得是草，与俣服，遂解。吉利即遁去，不知所之。俣因此济人，不知其数，遂以“吉利”为名。[33]
太元中，汝南人入山，伐一竹，中央蛇形，已成枝叶，如故吴郡桐卢民，尝伐竹。遗竹一宿，见竿化雉，头颈尽就，身犹未变化，亦竹为蛇为雉也。[34]
还有关于植物神奇功能的传说，大多带有较浓的原始宗教色彩，如裴渊的《广州记》：
熙安县有孤古度树，其号曰古度。俗人无子，于祠炙其乳，则生男，以金帛报之。[35]
（四）奇珍异宝传说
此类传说并不多，如“虾头杯”“铜鼓”“金池”“银山”等：
南海以头为长杯，头长数尺，金银镂之。晋广州刺史常以杯献简文，简文用以盛药。未及饮，无故酒跃于外。时庐江太守曲安远，颇解术数，即命筮之，安远曰：“却三旬，后庭将有喜庆者。”果有生子，人面犬身。[36]
广州浛洭县金池黄家，有养鹅鸭池，尝于鸭粪中见麸金片，遂多收掏之。日得一两，缘此而致富。其子孙皆为使府，剧职三世，后池即无金，黄氏力殚矣。[37]
三 艺术特征
岭南地理博物体志怪小说自汉初至唐末绵延千余年，在这千余年中，随着时代的变迁和文学的演进不断发展，主要体现在作者的创作意识和作品的艺术表现上。
（一）创作意识的演进
在创作意识上，由两汉的“实录”发展到魏晋南北朝的“尚虚构”，再发展到唐代的“有意为小说”，体现了由不自觉到自觉的创作过程。两汉时期，岭南作家是以客观的、真实的态度来撰写地理博物类著作的，如杨孚为讽切当时岭南刺史“竞事珍献”的风气，才“枚举物性、灵悟”[38]，即使兼记传说，亦本着“实录”的原则，并非有意虚构和夸张。然而这些传说同《山海经》中的神话传说一样，多“动以物，惊以怪”，内容荒诞，具有非常强的文学因素。至魏晋南北朝，岭南作家在记录地理物产传说时，逐渐从“实录”的原则中脱离出来，不再仅仅满足于客观的记录，而是大胆融入虚构，如王韶之的《始兴记》：
林水源里有石室，室前磐石上行罗十瓮，中悉是饼银。采伐遇之不得取，取必迷闷。晋太元初，民封驱之家奴密窃三饼归，发看有大蛇，螫之而死。其夜，驱梦神语曰：“君奴不良，已受显戮，愿以银相备。”驱觉，奴死，银在其旁。有徐道者，自谓能致，乃集祭酒盛，奏章书，击鼓吹入山，须臾雷震雨石，倒树折木，道惧走。[39]
“林水源里有石室，室前磐石上行罗十瓮，中悉是饼银。采伐遇之不得取，取必迷闷。”这是两汉的记录方式，但王韶之并不满足于此，又写了封驱的家奴和徐道的故事，具有非常强的虚构性。相比于两汉，魏晋南北朝作者的创作意识无疑有了进步。
至唐代，随着唐传奇的兴盛，岭南地理博物体志怪小说创作进入了“有意为小说”的阶段，作家已有自觉创作的意识，体现在重虚构、追求情节的曲折离奇等方面，如刘恂《岭表录异》中的《六国》：
陵州刺史周遇，不茹荤血。尝语恂云：顷年自青社之海归闽，遭恶风，飘五日夜，不知行几千里也。凡历六国：第一狗国。同船有新罗客，云是狗国。逡巡，果见如人裸形抱狗而出，见船惊走。经毛人国，形小皆被发，而身有毛蔽如狖。又到野叉国，船抵暗石而损，遂搬人物上岸；伺潮落，阁船而修之。初不知在此国。有数人同入深林采野蔬，忽为野叉所逐，一人被擒，余人惊走。回顾见数辈野叉，同食所得之人。同舟者惊怖无计，顷刻有百余野叉，皆赤发裸形，呀口怒目而至，有执木枪者，有雌而挟子者。篙工贾客五十余人，遂齐将弓弩枪剑以敌之。果射倒二野叉，即舁拽朋啸而遁。既去，遂伐木下寨，以防再来。野叉畏弩，亦不复至。驻两日，修船方毕，随风而逝。又经大人国，其人悉长大而野，见船上鼓噪，即惊走不出。又经流虬国，其国人幺麽，一概皆服麻布而有礼。竞将食物求易钉铁，新罗客亦半译其语，遣客速过。言此国遇华人飘泛者，虑有灾祸。既而又行。经小人国，其人悉裸，形小如六岁儿。船人食尽，遂相率寻其巢穴。俄顷见果，采得三四十枚以归，分而充实。后行两日，遇一岛而取水；忽有群山羊，见人但耸视，都不惊避，既肥且伟。初疑岛上有人牧养，而绝无人踪。捕之，仅获百口食之。[40]
此则小说不再像杨孚的《异物志》那样，仅对岭南原始部落或海外诸国进行片断描写，而是虚构了一个主人公“刺史周遇”，通过周遇的曲折经历来展现海外诸国“狗国”“野叉国”“毛人国”“大人国”“小人国”“流虬国”的奇异，体现了作者丰富的想象力，堪称唐代岭南地理博物体志怪小说作家自觉创作小说的典范。
（二）艺术表现的演进
随着创作意识的发展，岭南地理博物体志怪小说在艺术上也由低级向高级演进。两汉艺术水平较低，篇幅短小，语言质朴，描写多为片断式，叙事粗陈梗概、散漫简略，如“穿胸”“乌浒”“鲸鱼”等多描写奇异的特性，不注重叙事。至魏晋南北朝，虽仍有片断式的描写和简略的叙事，但开始注重情节的完整与生动，语言渐趋优美。唐代虽在内容上多因袭前人，但情节生动曲折，语言华美绮丽。以岭南著名的龙母传说为例，可见岭南地理博物体志怪小说的艺术发展轨迹，龙母传说首见于晋顾微的《广州记》：
有龙掘浦口，昔蒲母养龙，龙取鱼以给母，母断鱼，误斫龙尾，人谓之龙掘。桓帝迎母至于浦口，龙辄引舫还。[41]
此则寥寥数语，简略勾勒了龙母传说的梗概，情节完整，但不够生动，没有人物形象的刻画，缺乏艺术感染力。至南朝，沈怀远对此则传说进行了加工创造：
昔有温氏媪者，端溪人也。常居涧中，捕鱼以资日给。忽于水侧遇一卵，大如斗，乃将归置器中。经十许日，有一物如守宫，长尺余，穿卵而出，因任其去留，稍长五尺，便能入水捕鱼，日得十余头，稍长二尺许，得鱼渐多，常游波中，萦回媪侧。后媪治鱼误断其尾，遂逡巡而去，数年乃还。媪见其辉色炳耀，谓曰：“龙子今复来也”。因蟠旋游戏，亲驯如初。秦始皇闻之，曰：“此龙子也，朕德之。”所致诏使者，以元珪之礼聘媪，媪恋土不以为乐，至始安江，去端溪千余里，龙辄乡船还，不逾夕，事本所如此数四，使者惧而止，卒不能召媪。媪殒瘗于江阴，龙子常为大波，至墓侧，萦浪转沙以成坟，土人谓之拙尾龙，今南人以船为龙拙尾，即此也。[42]
较之前一则的粗陈梗概，此则情节已相当曲折生动，一波三折，在情节的推进中着力描写温媪和龙子之间的深厚情感，具有相当高的艺术性。至晚唐，刘恂《岭表录异》的《温媪》一则艺术性更高，情感细腻，语言优美，沈怀远的“温媪”在结尾处指出岭南因之而有“龙拙尾”船，但刘恂在结尾不再交代“龙拙尾”船与传说的关系，而是继续以生动细致的笔触描写龙子对温媪的深深依恋：
朝廷知之，遣使征入京师，全义岭，有疾，却返悦城而卒。乡里共葬之江东岸。忽一夕，天地冥晦，风雨随作；及明，已移其冢，并四面草木，悉移于西岸矣。[43]
总体来说，岭南地理博物体志怪小说历时千余年，影响深远。首先，它作为岭南小说的源头之一，开创了岭南小说根植于岭南、反映岭南的文学传统，唐代岭南传奇虽数量较少，但均以岭南为表现对象，《崔炜》《张无颇》《蒋武》《金刚仙》等皆取材于岭南地理博物体志怪小说；宋明时期，岭南本土作家和客居作家所撰写的笔记，亦以岭南传说和奇闻逸事为主，宋代朱彧的《萍州可谈》、明代王临亨的《粤剑编》均注重记录岭南的奇闻逸事；清代出现了岭南本土作家创作小说的高潮，欧苏的《霭楼逸志》、黄芝的《粤小记》、刘世馨的《粤屑》、颜嵩年的《越台杂记》、罗天尺的《五山志林》等，皆以岭南地理、物产、风俗传说和奇闻逸事为表现对象，这种文学传统使岭南各时代的社会生活和精神风貌得以展现，并使岭南小说自汉至清都具有浓郁的地域特色。
其次，岭南地理博物体志怪小说为我国古代小说提供了新颖独特的素材。如南北朝时任昉的《述异记》有《懒妇鱼》一则，云“淮南有懒妇鱼。俗云：昔杨氏家妇，为姑所溺而死，化为鱼焉。其脂膏可燃灯烛，以之照鸣琴、博弈，则烂然有光；及照纺绩，则不复明焉。”[44]研究者一般认为这则优美的传说乃《述异记》之独创，实际上这则传说来源于杨孚的《异物志》。
第二节 轶事小说
岭南轶事小说可追溯至魏晋南北朝，但它没有随着中原轶事小说的繁荣而繁荣，发展得十分缓慢。首先，没有产生如《西京杂记》和《世说新语》这样独立的轶事小说集，而是与地理博物体志怪小说一样，散见于岭南地理博物著作中，刘欣期的《交州记》、王范的《交广二州记》、黄恭的《交广记》、裴渊的《广州记》中都有轶事小说。其次，数量不多，虽然由于岭南地理博物著作散佚严重，无法推测当时轶事小说到底有多少，但从仅存的数量来看，应当是很少的。
此时期轶事小说主要记岭南历史上和当时的人和事，带有史传的特征，但和正史不同，以记奇人奇事为主，具有较强的传闻性质，体现了轶事小说“求奇”“求异”的美学追求。现存最早的轶事小说见于晋刘欣期的《交州记》：
赵妪者，九真东安县女子也。乳长数尺，不嫁，入山聚群盗，遂攻郡。常着金蹋踶，战退，辄张帷幕，与少男通，数十侍侧，刺史吴郡陆胤平之。[45]
赵妪为岭南历史确有之人，公元248年，与其兄赵国达起义反抗中原统治者。此则意在丑化反抗者赵妪，颇不可取，但在艺术上，采用漫画式手法夸大人物的形体特征，将赵妪描写为“乳长数尺”的奇人，使这一人物形象具有了鲜明的特点，这对后来岭南小说的人物描写乃至民间人物传说都产生了影响，刘恂《岭表录异》中的冼氏“乳长二尺”，民间关于冼夫人的形象传说为“乳长二尺”，都突出人物局部特征的奇特。
《交广二州记》，晋王范撰。王范，南海人，晋平吴后，为广州大中正，因当时的秘书丞司马彪著《九州春秋》略掉了岭南一地，于是王范搜罗百粤典故，写成《交广春秋》。是书现存佚文9则，其中轶事小说有3则，关于南越王赵佗墓一则，颇具传奇色彩：
佗生有奉制称藩之节，死有秘异神密之墓是也。孙权尝遣交州从事吴瑜访之，莫知所在。独得明王婴齐墓，掘之，玉匣珠，黄金为饰，有玉玺金印三十六，铜剑三，灿若龙文，而文王胡墓亦莫知其处。[46]
《交广记》，晋黄恭撰。黄恭，字义仲，南海人，自少恬淡，为刺史邓岱器重，召为记室参军，以孝廉举著作佐郎，后于乡里教授生徒，征辟不就，乃补广州大中正。撰《交广记》，后扩为《十三州记》，现仅存佚文5则。后人称此书“以君亲伦理为重”，[47]确乎此，“吴甫”“尹牙”都体现了较强的伦理道德倾向：
吴甫，举茂才，七年不迁。甫有老母，言九十以上。上言自乞减品养亲者也。
合浦尹牙，为郡主簿，太守到官，三年不笑。牙问其故，曰：“父为太尉所杀。”牙乃辞，至洛为太尉养马，三年，断其头而还南。[48]
“尹牙”一则叙述了太守因父仇而“三年不笑”的悲愤，赞颂了尹牙为替太守报仇甘愿为奴3年并最终杀敌的豪侠精神。
裴渊的《广州记》中亦有轶事小说：
董奉与士燮，同处数积，载思欲还豫章，燮情拘留，不能免后，乃托以病死，燮开棺看，乃是茅人。[49]
此则描写了董奉与士燮的深厚情感，同时刻画了士燮的机智，颇有魏晋气韵。
至唐代，岭南轶事小说仍未得到充分发展，仅刘恂的《岭表录异》中有3则，一为《南中假僧》：
南中小郡，多无缁流。每宣德音，须假作僧道陪位。昭宗即位，柳韬为容广宣告使，赦文到，下属州。崖州自来无僧家，临事差摄。宣时，有一假僧不伏排位，太守王宏夫怪而问之，僧曰：“役次未当，差遣编并，去岁已曾摄文宣王，今年又差作和尚。”见者莫不绝倒。[50]
此则诙谐幽默，讽刺了当时盛行假僧的虚假行为。受晚唐豪侠传奇小说的影响，刘恂还创作了两篇反映豪侠精神的轶事小说，一为《洗氏》：
洗氏，高州保宁人也，身长七尺，多智谋，有三人之力。两乳长二尺余，或冒热远行，两乳搭在肩上。秦末五岭丧乱，洗氏点集军丁，固护乡里，蛮夷酋长不敢侵轶。及赵陀称王，遍霸岭表，洗氏乃赍军装物用二百担入觐。赵陀大慰悦。与之言时政及论兵法，智辩纵横，陀竟不能折。杖委其治高梁，恩威振物，邻郡赖之。今南道多洗姓，多其枝流也。[51]
洗氏即冼氏，乃西汉时人，生平事迹不可考，隋时谯国夫人冼氏为其后裔，此则写了冼氏超群的武艺和“智辩纵横”的才能，采用夸张的手法塑造了一个与众不同的“奇人”形象。另一则为《麦铁杖》：
麦铁杖，韶州翁源人也。有勇力，日行五百里。初仕陈朝，常执伞随驾。夜后，多潜往丹阳郡行盗。及明，却趁仗下执役。往回三百余里，无人觉者。后丹阳频奏盗贼踪由，后主疑之，而惜其材力，舍而不问。陈亡入隋，委质于杨素，素将平江南诸郡，使铁杖夜泅水过扬子江，为巡逻者所捕。差人防守，送于姑苏。至亭，遇夜，伺守者寐熟，窃其兵刃，尽杀守者走回。乃口衔二首级，携剑复浮渡大江。深为杨素奖用，后官至本郡太守。今南海多麦氏，皆其后也。[52]
麦铁杖，隋朝将领，封宿国公，此则突显出麦铁杖超越常人的能力和非凡的勇敢，极具传奇色彩。
第三节 传奇小说
唐代，中原的传奇小说十分繁荣，取得了极大的艺术成就。岭南本土作家在传奇方面并无建树，但岭南独特的风土人情、奇异的神话传说却影响了一位仕宦于岭南的中原作家，他就是中唐时期《传奇》的作者裴铏。
裴铏，事迹史传未载，《新唐书·艺文志》在“裴铏《传奇》三卷”下注“高骈从事”，其事迹仅见于宋计有功的《唐诗纪事》和清董诰的《全唐文》。《全唐文》卷805裴铏条云：“铏，咸通中为静海军节度高骈掌书记，加侍御史内供奉，后官成都节度副使，加御史大夫。”[53]裴铏为高骈掌书记，高骈于咸通七年（866）镇守安南，为静海军节度使。静海军节度使在唐时设置，管理交州，即今越南及两广一带。裴铏大约从咸通七年（866）起在岭南任职。高骈于唐僖宗乾符二年（875）移镇西川，裴铏追随高骈到西川，《唐诗纪事》云：“乾符五年，铏以御史大夫为成都节度副使。”[54]裴铏大约于乾符二年离开岭南。因此，裴铏在岭南任职的时间大约为咸通七年（866）至乾符二年（875），共10年时间。
《传奇》，原书3卷，已佚，今人周楞伽据《太平广记》《类说》等辑录31篇。这31篇中，除《王居贞》外，故事发生的年代皆为宣宗大中以前，因此，周楞伽认为《传奇》的写作时代“至迟不出乾符初，到了乾符五年，他已作了成都节度副使，爬上封建统治阶级的地位，这时便不免要崇儒兴学，《题文翁石室》诗，再不会去写《传奇》一类作品了”。[55]可以说，《传奇》应是裴铏在岭南任高骈掌书记期间所作。
10年不短，在这10年中，裴铏无疑受到了岭南文化的熏染。此时期，自汉魏就在岭南流传的各类传说仍在广为流传，这些充满奇思异想的传说对裴铏产生了深刻影响，他创作了5篇以岭南为表现对象的传奇小说：《崔炜》《张无颇》《陈鸾凤》《蒋武》《金刚仙》，与《传奇》中的其他小说相比，甚至与唐代传奇小说相比，这5篇都显得独特而迷人。
一 取材于岭南民间传说
（一）《崔炜》
小说写主人公崔炜居南海，尚豪侠，财业殚尽，替乞食老妪解难，老妪赠越井冈艾，并云此艾“不独愈苦，兼获美艳”。炜为任翁治愈赘疣，任翁反欲谋杀崔炜以飨独脚神，幸得任翁之女帮助而逃脱。后坠入枯井，井中有蛇，炜为蛇治赘疣，蛇载炜至一石门前，炜入户，见一室富丽无比，4女子出见，云皇帝赴祝融宴，已将齐王女田夫人许配给炜，并取国宝阳燧珠授炜，云：“郎君先人有诗于越台，感悟徐绅，遂见修缉，”并嘱炜于中元日在广州蒲涧寺候田夫人。炜与羊城使者归人间，方知已过3年。炜至波斯胡邸鬻珠，老胡人曰：“郎君的入南越王赵佗墓中来。”原来此珠乃大食国宝，为赵佗所盗。炜于城隍庙访得羊城使者，又访得任翁原来是南海尉任嚣。及中元日，4女伴田夫人至，田夫人告炜4女俱为殉者，乞食老妪为葛洪妻，蛇乃安期生坐下物。后炜挈家往罗浮访鲍姑，竟不知所适。
《崔炜》的地点、人物、环境、风俗皆取材于岭南古老的传说。小说的主要地点南越王赵佗墓的选择，实受岭南“赵佗古墓”传说之启发，晋代王范《交广二州记》云：
越王赵佗，生有奉制称藩之节，死有秘奥神密之墓。佗之葬也，因山为坟。其垅莹可谓奢大，葬积珍玩。吴时遣使发掘其墓，求索棺柩，凿山破石，费日损力，卒无所获。佗虽奢僭，慎终其身。乃令后人不知其处，有似松乔迁景，牧竖固无所残矣。[56]
南朝沈怀远《南越志》亦云：
越佗疑冢，孙权时，闻赵佗墓多异宝为殉，乃发卒数千人，寻掘其冢，役夫多死，竟不可得。次掘婴齐墓（婴齐，即佗孙），得玉玺、金印、铜剑之属，而佗墓卒无知者。[57]
这两则传说皆写赵佗墓神秘莫测，多奇珍异宝，令人向往。裴铏在此基础上虚构了崔炜误入赵佗墓这一情节，并用浓彩重笔描写了赵佗墓的富丽堂皇：
但见一室空阔，可百余步。穴之四壁，皆镌为房室，当中有锦绣帏帐数间，垂金泥紫，更饰以珠翠，炫晃如明星之连缀，帐前有金炉，炉上有蛟龙、鸾凤、龟蛇、燕雀，皆张口喷出香烟，芬芳蓊郁。旁有小池，砌以金璧，贮以水银，凫鹥之类，皆琢以琼瑶而泛之。四壁有床，咸饰以犀象，上有琴瑟、笙篁、鼗鼓、柷敔，不可胜记。炜细视，手泽尚新。炜乃恍然，莫测是何洞府也。[58]
小说中的另一地点大枯井是通向赵佗墓的入口，“乃一巨穴，深百余丈”“四旁嵌空宛转，可容千人”。[59]此大枯井亦与古老传说有关，大枯井即为建在越王台下的越台井，相传为赵佗所凿，刘恂《岭表录异》云：
越台井，井在州北越王台下，深百尺余，砖甃完备，云南越赵佗所凿。[60]
此外，蒲涧寺、越王台、罗浮山等无不与古老的岭南传说有关。
小说中的人物除崔炜是虚构的外，其他均为历史人物或传说人物。赵佗和任嚣是历史人物，但已被民间神化了。赵佗，是汉初岭南霸主，《南越志》记载他曾经获得过神人的帮助：
南越民，不耻寇盗，其时尉佗治番禺，乃兴兵攻之，有神人适下，辅佐之，家为造弩一张，一放，杀越军万人，三放，三万人。[61]
任嚣，秦时任南海尉，《南越志》亦将其神化：
尉任嚣疾笃，知己子不肖，不堪付以后事，遂召龙川令越佗，谓之曰：秦室丧乱，未有真主，吾观天文，五星聚于东井，知南越偏霸之象。故召佗授以权柄。[62]
羊城使者、鲍姑、鲍靓、安期生、葛洪皆是岭南传说中的人物：
州厅事梁上画五羊像，又作五谷囊，随像悬之。云昔高固为楚相，五羊衔谷于楚庭，于是图其像。广州则楚分野，故因图像其瑞焉。[63]
鲍靓，为南海太守，尝夕飞往罗浮山，晓还。有小吏晨洒，忽见两鹊飞入，小齐吏帚掷之坠于地，视乃靓之履也。[64]
此外，粤地风俗尚鬼，巫风甚炽。作者将时间安排在鬼节“中元日”，“时中元日，番禺人多陈设珍异于佛庙，集百戏于开元寺”。[65]小说还再现了岭南古老的人祭习俗，崔炜替任翁治病，留宿其家，“时任翁家事鬼曰独脚神，每三岁，必杀一人飨之”“遂令具神馔，夜将半，拟杀炜”，杀人以享鬼神的人祭是原始巫术信仰的遗存。这些习俗为这篇传奇增添了神秘色彩。
（二）《张无颇》
小说写人神相恋的故事。张无颇游丐番禺，袁大娘来访，赠玉龙膏和暖金合，并曰：“不惟还魂起死，因此亦遇名姝。”数日之后，一黄衣宦者来请，云广利王知其有膏，故召见。无颇跟宦者至一殿庭，见王者，王者令无颇为贵主医病。无颇出玉龙膏与贵主服之，贵主即愈，王赠珍宝，遂归番禺。月余，忽有青衣送红笺，笺有贵主所赠诗二首。顷之，黄衣宦者又至，云贵主有疾如初，无颇复往，为贵主切脉，王后至，无颇进盛玉龙膏之药合，王后见药合，至王处曰：“爱女非疾，私其无颇矣。不然者，何以宫中暖金合，得在斯人处耶？”王遂将贵主嫁与无颇。无颇携妻与珍宝归，居于韶阳。月余，袁大娘来访，无颇妻曰：“此袁天纲女，程先生妻也。暖金合，即某宫中宝也。”每三岁，广利王必夜至张室，后无颇不知所适。
此篇传奇亦取材于岭南民间传说。小说中“衣王者之衣，戴远游之冠，二紫衣侍女扶立而临砌”的广利王以岭南神话人物广利王为原型，广利王即南海海神祝融，唐玄宗天宝十年（751），被册封为广利王，岭南人祭祀甚盛。小说主要情节在广利王的宫殿展开，宫殿庄严壮丽，曲折幽深，中多奇珍异宝，“食顷，忽睹城宇极峻，守卫甚严。宦者引无颇入十数重门，至殿庭，多列美女，服饰甚鲜，卓然侍立”“无颇又经数重户，至一小殿，廊宇皆缀明玑翠珰，楹楣焕耀，若布金钿，异香氲郁，满其庭户”。此宫殿乃以广利王庙为原型，广利王庙，即南海神庙，建自隋开皇年间，宏伟壮丽，相传多有珍宝异物，元代吴莱《南海古迹记》云：
南海广利王庙。在番禺。南庙有唐韩文公碑，庙有玉简、玉箫、玉砚、象鞭，精致。郑絪出镇时，林霭守高州，献铜鼓，面阔五尺，脐隐起，有海鱼虾蟆周匝，今藏庙中。宋真宗赐南海玉带，蕃国刻金书表，龙牙火浣布并存。[66]
小说中还颇多岭南异产，“玉龙膏”具有神奇的功能，以酒吞之，病立愈，它极有可能是用蛇制作的药物，屈大均《广东新语》载：“西粤土司，凡蚺蛇过三十丈者皆称龙。”“凡有蛇之所即有蛇药……以酿酒，可治疮疥。”[67]《太平广记》有“玉龙膏”一则，云：“安南有玉龙膏，南人用之，能化银液。说者曰：‘此膏不可持北来。苟有犯者，则祸且及矣。’”[68]记载了玉龙膏的神奇。此外，广利王赠送张无颇价值巨万的“骇鸡犀”即为“通天犀”，亦岭南传说中的神奇之物。
（三）《陈鸾凤》
小说写海康（今广东省海康县，在雷州半岛）陈鸾凤负气义，不畏鬼神。海康有雷公庙，每岁祭祀新雷日，“百工不敢动作，犯者不信宿必震死”“不得以黄鱼彘肉相和食，食之亦必震死”。时逢大旱，邑人祈而无应，鸾凤大怒，烧毁雷公庙，食用黄鱼彘肉，持竹炭刀以待雷神，雷雨果起，鸾凤挥刀击雷，雷坠地，血流如注，鸾凤欲杀之，为群众所阻。复有云雷，裹雷神去，沛然云雨。鸾凤被乡人驱逐，至其舅家，舅家被雷焚烧，“复持刀立于庭，雷终不能害”，鸾凤又被舅逐出，往僧室，僧室亦被雷震，乃入于岩洞，雷不能复震。自后海康每有旱，就请鸾凤持刀挑战雷神，皆云雨滂沱，于是鸾凤被乡人呼为“雨师”。刺史询其原因，鸾凤云：“愿杀一身，请苏万姓。”
周楞伽认为“这是取材于雷州半岛的一个民间传说”，“裴铏这篇作品相当保持了民间传说的原型”。[69]由于地理位置的原因，雷州半岛多雷，屈大均《广东新语》云：“雷生于阴之极，故雷州多雷。”[70]雷会带来雨水，亦会带来灾害，人们自然对雷产生恐惧与敬畏，因此雷州产生了雷神，“故雷神必生于雷州，以镇斯土而辟除灾害也”。[71]从南北朝时起雷州已经开始祭祀雷神，“庙名灵震，创于陈，禋祀于伪南汉”。[72]雷神在雷州人民心目中既是保护神，又是凶神，是不可冒犯的，唐刘恂《岭表录异》云：“雷州之西雷公庙，百姓每岁配连鼓雷车。有以鱼彘肉同食者，立为霆震，皆敬而惮之。”[73]雷州不仅多雷灾，其他自然灾害亦危害着人们的生存，“风水之灾，皇皇焉拜跪不宁”“求一夕之安，未易数数然也”。[74]在这样险恶的自然环境中，人们渴望有英雄来征服自然，于是民间便产生了敢于挑战雷神并能战胜雷神的英雄，“陈鸾凤在当时也许实有其人，是人民所热爱的敢于反抗封建权威和世俗之见的气盖山河的英雄”。[75]
（四）《蒋武》
小说写河源（今广东河源）蒋武胆气豪勇，善射猎。忽有一猩猩跨白象而至，曰：“象有难，知我能言，故负吾而相投耳。”并云山南有巴蛇，吞象数百，请武射蛇除害。武应之，至岩下，发箭中蛇目，“俄若穴中雷吼，蛇跃出蜿蜒，或掖或踊，数里之内，林木草芥如焚”。蛇死，“乃窥穴侧，象骨与牙，其积如山”。象献红牙10枚与武，武乃大富。忽又有一猩猩跨虎而至，云4虎为一黄兽所害，请求武杀黄兽。武欲行，前者跨象猩猩又至，曰：“昨五虎凡噬数百人。天降其兽，食其四矣。”“跨虎猩猩，同恶相济。”武乃射杀虎与跨虎猩猩。
周楞伽认为此篇传奇“大概也是采自民间传说，或者是根据《山海经》所说‘巴蛇吞象，三岁而出其骨’的说法构成这篇故事”。[76]此传奇确受到《山海经》的影响，但与岭南民间动物传说关系更密切。汉唐时期岭南有很多蛇吞巨大动物的传说，东汉杨孚的《异物志》已记载“髯，惟大蛇，既洪且长”“食豕吞鹿，腴成养创”。[77]《交州记》则进一步夸大了蛇的形体，“如数十间屋状，目如车轮”。[78]晋顾微的《广州记》还记载了一则巨蛇吞人的故事：
晋兴郡蚺蛇岭，去路侧五、六里，忽有一物，大百围，长数十丈。行者过视则往而不返，积年如此，失人甚多。董奉从交州出，由此峤见之，大惊云：此蛇也，住行旅，施符敕，经宿住看，蛇已死矣。左右白骨，积聚成丘。[79]
这与《蒋武》中的蛇非常相似，“果见双目”“光射数百步”“长数百尺”“象之经过，咸被吞噬，遭者数百，无计避匿”。蛇死，“象牙与骨，其积如山”。岭南亦有关于猩猩的传说，猩猩像人一样能讲话，郦道元《水经注》卷37记载，交阯县有猩猩兽，“人面，头颜端正，善与人言，音声丽妙，如妇人好女。对语交言，闻之无不酸楚。”[80]《蒋武》中有跨象猩猩和跨虎猩猩，这两只猩猩一善一恶，皆能言善辩。此外，还有关于象的传说，杨孚的《异物志》记载象“驯良承教，听言则跪”。[81]《蒋武》中的象亦能跪地行礼，涕泣如雨。
（五）《金刚仙》
《金刚仙》是《传奇》中的佛教故事。小说写清远（今广东省清远市）峡山寺有西域僧人金刚仙，善拘鬼魅。一日峡山寺李朴见大蜘蛛和两头蛇相斗，李朴将此事告诉了金刚仙，僧至蛛穴，振环杖而咒，蛛俨若神听，触杖而死。僧夜梦蜘蛛捧布匹答谢。数年后，金刚仙欲归天竺，于峡山金锁潭中捕一泥鳅，乃龙之子，欲煮以为膏，“则渡海若履坦途”。是夜，有白衣叟贿赂寺内仆役，使其“为持此酒毒其僧也”。仆奉酒给僧，僧欲饮，忽有小儿跃出，打翻酒，曰：“酒是龙所将来而毒师耳”，“吾昔日之蛛也”，言毕而灭，僧放归龙子，归天竺。
周楞伽认为此篇传奇“在全书取材中是比较特异的一篇。裴铏的作品多以神仙道术为骨干思想，对佛教没有什么好感，因此书中写到僧人的地方都带着憎恶的感情……本篇却例外地以西域胡僧的法术为题材”。[82]确乎此，《传奇》中《马拯》《姚坤》中的佛教僧人是丑恶的、凶残的，独此篇例外，其原因大概是此篇传奇也是在民间传说的基础上加工而成的。金刚仙应是寓居岭南的西域僧人，是岭南民间传说中的神异之人，裴铏在创作此篇传奇时，没有根据自己的好恶将金刚仙写成一个恶僧，而是尊重民间传说，将其塑造成具有超凡法力的人。小说中最精彩的部分为蜘蛛和两头蛇的打斗，关于蜘蛛与蛇相斗的传说已不可考，但岭南流传着蜈蚣是蛇的克星的传说，唐刘恂《岭表录异》云：蜈蚣“长数丈，能啖牛”，[83]屈大均《广东新语》“蜈蚣”条亦云：“能伏蛇，每自口入食蛇腹”。[84]《金刚仙》中的蜘蛛长丈余，其杀蛇方法与蜈蚣相类。
二 藻丽绵渺的艺术美
清梁绍壬《两般秋雨庵随笔》卷1云：“《传奇》者，裴铏著小说多奇异，可以传示，故号‘传奇’。”[85]清汪辟疆《唐人小说》叙录云其文奇事奇，藻丽之中，出以绵渺。的确，文奇事奇、藻丽绵渺乃《传奇》的主要艺术特征，此5篇传奇亦充分体现了这一艺术特征。由于取材于岭南民间传说，因而它们在内容上已具有了奇异之美，并且裴铏注重情节的离奇曲折、人物形象的鲜明、环境和场面描写的细腻，营造了藻丽绵渺的艺术美。
（一）离奇曲折的情节
5篇传奇篇幅不长，但情节均波澜起伏，引人入胜。张无颇两次去广利王庙才娶得龙女；蒋武两次受邀，两次射猎；金刚仙度脱蜘蛛，蜘蛛又助其脱困，情节皆离奇曲折。5篇传奇中最为精彩的是《崔炜》，它由一个首尾照应的情节统摄，即崔炜为鲍姑解困，鲍姑以越井冈艾相赠，并云此艾“不独愈苦，兼获美艳”，崔炜最后因此艾得到财富与美妇，小说在这一总的统摄中，又安排了一系列离奇曲折的情节：崔炜得艾后为一老僧治病；老僧介绍他为任翁治病；炜为任翁治病，却险些被害，幸得任翁女相救；逃跑时落入大枯井，为蛇治病；蛇携崔炜至南越王墓，获赠宝珠；崔炜随羊城使者归番禺，鬻珠访南越王墓和羊城使者；中元日于蒲涧寺候田夫人。这一系列情节在开元寺、任嚣墓、大枯井、南越王墓、蒲涧寺等不同环境中转换，令人惊奇不已，更重要的是这一系列情节虽离奇曲折，却紧密相连，环环相扣，一个情节引起下一个情节，从而使全篇紧密有序。
（二）鲜明的人物形象
5篇传奇中的人物形象均鲜明有特色。张无颇是困顿落魄的书生，金刚仙是具有超凡法力的威严的神人。最鲜明的为豪侠形象，崔炜“不事家产，多尚豪侠”，尽管“财业殚尽”“栖止佛舍”，但看见乞食老妪被当垆者殴打时，毅然“脱衣为偿其所直”；蒋武“魁梧伟壮”“胆气豪勇”，同情弱者，帮助象射杀蛇，当他知道跨虎猩猩的恶行后，毫不犹豫地“回矢殒虎，踣其猩猩”。陈鸾凤这一形象尤为光彩夺目，他是一个有“愿杀一身，请苏万姓”胸襟的英雄，小说在开头即交代陈鸾凤“负气义，不畏鬼神，乡党咸呼为‘后来周处’”，接下来通过陈鸾凤和雷神、乡党的冲突，对这一形象进行浓彩重笔的渲染：当本邑大旱时，他向雷神挑战，并将雷神击伤；当他欲杀雷神时，反被乡人驱逐；当雷神不断地报复他时，他毫不惧怕，持刀立于庭，一个不畏强权，为了人民的利益勇于和恶势力斗争的英雄豪侠形象出现在读者面前，以至于周楞伽赞叹道：裴铏“毫不改窜民间传说中的英雄本色，具体地刻画出陈鸾凤这个人物的光辉形象和坚强不屈的性格，至少是值得赞许的。”[86]后世岭南小说中亦有敢于质疑雷神权威的人物形象，但缺乏陈鸾凤的光彩，如《夷坚志》中的“熊雷州”，崇仁熊某为广府通判，摄守雷州，不相信有雷神，亦颇慷慨激昂，“吾知有社稷山川之神，学宫之祀而已，乌有于雷祠”。但当“言未讫，烈风骤雨，震霆飞电，四合而起”时，他不敢像陈鸾凤一样和雷神战斗，而是“不胜恐，急致香币谒谢”[87]，最后屈服于雷神的威严。
（三）细腻的环境描写和生动的场面描写
此5篇传奇的藻丽绵渺之美与精致细腻的环境、场面描写密不可分。《崔炜》的环境描写极为出色，“南越王墓”是小说主要情节的展开地点，作者对古墓中“锦帐”“金炉”“水银池”“宝床”等进行精致细腻的描写，展现了古墓的富丽和神秘，增强了小说的艺术感染力。此外作者还使用写景的诗句来渲染环境：
又登越王殿台，睹先人诗云：“越井冈头松柏老，越王台上生秋草，古墓多年无子孙，野人践踏成官道。”兼越王继和诗，踪迹颇异。[88]
此诗描写了越王殿台的荒凉，增强了小说的抒情性和悲凉气氛。
此5篇传奇中颇多生动的场面描写，如陈鸾凤斗雷神、蒋武杀巨蛇，这些场面描写皆富艺术表现力，其中尤以《金刚仙》中蜘蛛与两头蛇相斗的场景最为惊心动魄：
忽登山，见一磐石上有穴，睹一大蜘蛛，足广丈余；四驰啮卉窒其穴而去。俄闻林木有声，暴猛吼骤。工人惧而缘木伺之，果睹枳首之虺，长可数十丈，屈曲蹙怒，环其蛛穴，东西其首。俄而跃西之首，吸穴之卉，团而飞去，颖脱俱尽。复回东之首，大划其目，大呀其口，吸其蜘蛛。蜘蛛驰出，以足擒穴之口，翘屈毒丹，然若火，焌虺之咽喉，去虺之目。虺懵然而复苏，举首又吸之。蛛不见，更毒虺，虺遂倒于穴而殒。蛛跃出，缘虺之腹咀内，齿折二头，俱出丝而囊之，跃入穴去。[89]
裴铏用浓墨重笔将此场面的紧张激烈渲染出来：蜘蛛暴吼，两头蛇蹙怒，蜘蛛使用毒丹，两头蛇大口吸，蜘蛛异常勇猛，两头蛇顽强不屈，这些描写均体现了裴铏高超的艺术技巧。
此5篇岭南传奇取得了相当高的艺术成就，对后世岭南小说产生了深远影响。宋代洪迈《夷坚志》中的《张敦梦医》明显受《张无颇》的影响，明代杨珽的传奇《龙膏记》即据《张无颇》改编而成，明代瞿佑的传奇小说集《剪灯新话》中的《水宫庆会录》亦受《张无颇》的影响。《夷坚志》中的《熊雷州》受《陈鸾凤》的影响。宋代《太平广记》卷459《番禺书生》的蛇吞象情节受《蒋武》的影响。这5篇传奇也对岭南笔记产生了一定影响，《羊城古钞》《粤中见闻》等岭南笔记都有收录或改编。此外，这5篇传奇反过来又影响着岭南传说，当代人王建勋主编的《羊城人仙神·广州市民间故事选》中收录的广州民间故事《崔炜与鲍姑》，即本于传奇《崔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