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
——党的建设的根本原则
在当今世界的政治环境里，多数国家的政党都是通过普选竞争上台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还要不要继续坚持下去，这的确是许多人关心的热点话题。这个话题是历史与现实的话题，也是由历史和现实所决定的。
党的领导是历史形成的，这是确定无疑的！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经过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艰苦卓绝斗争，成功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在中国近代历史上从真正意义上完全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建立了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中华民族的发展从此开启了新的历史纪元。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也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
党执政后卓有成效地发挥了领导能力。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社会各项事业展现了前所未有的景象，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广泛、最深刻的社会变革，使古老的中国以崭新的姿态屹立在世界的东方。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大幅度提高了我国的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现代化开辟了广阔前景。
党领导完成的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任务，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决定了中国历史的发展方向，也在全世界产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历史证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了共产党，中国的面貌焕然一新，中国的发展充满希望。这是中国人民从长期奋斗历程和社会发展实践中得出的最基本、最重要的结论。
党的领导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基本原则。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里，坚持党的领导的思想是十分清晰的。尽管主要是从阶级角度阐述的，但内在逻辑非常严密，主要是：只有在党的领导下，工人阶级才能由自在的阶级变成自为的阶级；只有在党的领导下，工人阶级才能联合起来作为一个阶级整体行动；只有在党的领导下，工人阶级才能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因此，无产阶级政党要义不容辞地肩负起领导人民的历史使命。
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特征。从发展道路的角度看，党从诞生开始，就明确提出了为共产主义奋斗，党的理想信念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源，体现科学社会主义原则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党的领导下开辟的。从思想理论的角度看，党在创建之初就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之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产生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从制度的角度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中国政党制度是在党的领导下建立起来的。从文化的角度看，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是一个整体。可见，党的领导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的性质和发展方向。
党的领导是由中国现代化性质决定的。在当代中国，谁能够肩负起中国现代化发展的重任？实现中国现代化是几代中国人的梦想。这个梦想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曲曲折折，最终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实际的现代化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沿着这个“伟大事业”之路走下去，就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大业。而这个“伟大事业”与党的领导紧密联系在一起。
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在当代中国，党的领导是一种制度设计，也是制度的一个部分，而且是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根本政治保证。
民主集中制是党的领导制度。在党的领导下，民主充分体现了广泛、有序和有效，这为正确的决策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同时，实行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党的领导下实行正确集中的决策便于有效执行，这保证了党的领导的利益表达整体性和有效性。
维护社会的稳定发展需要坚持党的领导。千百年来广为传颂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康乾盛世”等繁荣景象，其前提是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反之，就谈不上繁荣发展。美国政治学者亨廷顿在研究了发展中国家现代化发展的经验后认为：“一个现代化社会中政治体系的安定，取决于其政党的力量。一个强大的政党能够使群众的支持制度化。政党的力量反映了大众支持的范围和制度化的水平。凡达到目前和预料的高水平政治安定的发展中国家，莫不至少拥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党。”[1]这个观点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提供了合理性的依据和观点佐证。政党是现代政治生活的核心力量。对于以国家为主导的现代化发展来说，形成强大的政党领导，是现代化取得最终成功的关键。因为，强大的政党能够创造和保证现代化发展所需要的安定的政治局面。
党的领导有利于最大限度地调动和利用一切积极因素和条件。现代化发展的历史表明，哪个国家能够最大化地聚集资源、综合要素、利用条件，哪个国家就能更好地发展。在中国，“谁”能够最大限度地代表和满足人民群众利益需求？“谁”能够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面临的种种复杂问题？“谁”能够最大限度地凝聚社会？……比较来比较去，中国共产党是唯一的最合适的领导者，是其他政治组织无法替代的。假如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而有力的领导，中国社会将会怎样？还会有现在的发展成就吗？还会有现在的发展态势吗？不可能！
增强中国国际竞争力需要坚持党的领导。今天的中国已经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大国，如何在国际竞争中保持优势，不仅需要发展经济、繁荣文化，还需要坚持和发挥自身具有的优势和特点。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有利于国家形成“整体性力量”，在国际竞争中具有更多的主动权、赢得更多的先机。
诚然，党的领导并不是完美无缺的，也确实存在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其实，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表明，人们对任何政治体制的选择都不是最优的，只是较优或次优的。任何政治体制都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没有任何问题的政治体制只存在于人们的主观愿望中，而现实中是不可能有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也同样。但只要正视它，认真地解决问题，那就会锦上添花。
党是最高的政治领导力量。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但党领导一切，不是包办、包揽、包干一切，更不是替代一切组织、机构去直接领导、直接管理、直接组织。要把“党是领导一切的”与“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统一起来理解和实践。国家治理体系是众多子系统构成的复杂系统，这个系统的核心是中国共产党。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领导，是制定重大路线方针政策的领导，是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
党的政治领导，主要是政治方向、政治原则、重大决策的领导，集中体现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领导上。党要发挥政治领导的作用，首先必须制定和执行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党必须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客观实际，确定党在一定历史时期的纲领、目标和任务，确定实现目标的步骤和方法，通过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引导人们沿着正确的政治方向前进。从这个意义上讲，党的领导是社会发展的“方向性领导”。党通过使党的主张经过法定程序上升为国家意志，通过党组织和党员的作用，实行对国家事务的领导。
党的思想领导，就是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和教育人民，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就是坚持用党的思想路线，正确地认识和解决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种复杂问题；就是向人民群众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把党的主张变成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有了正确的思想领导，才能制定和执行正确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认同是政治合法性的基础。党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要让人民群众能够认同和接受，党才有广泛的社会基础。思想领导是“内核性领导”。
党的组织领导，就是建立健全党的组织，培养、选拔、使用和监督党员干部，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通过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以及全体党员的工作，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有效实施，从而实现党对国家的各个领域、部门、组织的统一领导。组织领导是“保障性领导”，也是不可缺少的。
党的政治领导、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党的政治领导是党的领导的核心，关系党前进的方向和道路；思想领导是政治领导、组织领导的重要基础和前提；组织领导是服务于政治领导和思想领导的，是实现党的政治领导和思想领导的重要保证，没有党的组织领导，政治领导和思想领导就不能落实。总之，党的领导只能是政治、思想和组织的全面领导，三者密不可分，决不能将其割裂开来或对立起来，否认其中任何一个方面，都是对党的领导的削弱和否定。
坚持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
——党的建设指导方针
方针是遵循，是指引导事业前进的方向和目标。有了方向和目标，事业才能更好地发展。因此，党的建设方针引领着党的建设沿着正确方向前进。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是党的建设指导方针。
方针强调的“管党治党”思想，体现了党的主体定位、主体责任、主体作为以及主体要求。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核心力量，是长期执掌国家政权的党，是由先进分子组成的先锋队性质的政党，党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自身的政治角色、所处的社会地位以及肩负的历史使命。党治理国家和社会，首先必须管好自身，这是党自身的责任，也是党的义务。党要实现领导，要执好政，必须管好党、治好党。因此，从中央到地方和基层组织，都必须增强“管党治党”意识，增强“管党治党”的自觉性，坚定不移全面从严治党。
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这个指导方针是党的建设的必然要求。2013年6月，习近平同志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指出：“党要管党，才能管好党，从严治党，才能治好党。”历史表明，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不是与生俱来的，也不是天经地义的，更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加强党的建设才能得以保持和体现，否则，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就会丧失掉。
从一般意义上讲，党的建设是政党为完成自身的使命而进行的领导国家、社会和提高自身生机及活力的理论和实践活动。因此，在领导国家和社会治理过程中，必须首先治理好自身。方针充分体现了党的历史经验。邓小平曾经铿锵有力地指出，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如果管党不力、治党不严，党就不可避免地被历史淘汰，党所肩负的历史使命就无法实现。“打铁还需自身硬”，只有把党建设好了，党才有资格和力量领导事业发展。
全面从严治党，基础在全面。“全面”是指管全党、治全党，在范围上，覆盖党建各个领域、各个方面、各个系统、各个部门、各个层级，一个都不能缺；在主体上，中央组织、地方组织、基层组织，党委、党总支、党支部、党小组、党员，一个都不能少；在内容上，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制度建设等一个都不能漏；在方法上，是综合治理、多管齐下，而不是单打一。全面就是要做到无空缺、无盲点、无遗漏。党的建设只有体现了全面，党的建设才能整体有效，全面开花，否则就可能残缺不全。为此，要全面谋划，全面推进，全面检验。
全面从严治党，关键在严。不能“鞭子高高举起，轻轻放下”，管党治党决不能“施之于软”“施之于空”“施之于松”。严是爱、宽是害。党存在的林林总总的问题，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不严是重要原因之一。因此，要把从严管理党员干部贯彻落实到党的建设全过程，教育要严，管理要严，制度要严，执纪要严，惩治要严，只有这样才能把党建设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全面从严治党，要害在治。“治”就是从党中央到省市县党委，从中央部委党组（党委）到基层党支部，都要肩负起“管党治党”的主体责任，各级纪委要担负起监督责任，勇于执纪问责。“治”关键要得法，要采取有效的方式方法。党的十八大以后，所采取的以上率下法、刚柔并济法、上下互动法、点面结合法、里应外合法等方法，就是很好的党的建设实践，这些成功的实践给管党治党提供了十分有益的启示。
全面从严治党，根本在制度。制度治党符合党的建设的规律性要求，要贯穿党的建设始终。制度的功能作用是多方面的，制度不仅是一种价值取向和价值标准，同时也是规范和约束。制度不仅具有刚性，而且更带有根本性、统领性、长期性，只有紧紧牵住“制度治党”这个“牛鼻子”，才能使党的建设成效更加持久、显著。这是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得出的深刻结论。
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要看到，党执政的环境是复杂的，影响和弱化党的先进性、纯洁性的因素是复杂的，党内存在的思想、组织、作风等不纯的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是长期的和复杂的，面临的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是尖锐的和复杂的。为此，全党必须保持清醒头脑，坚定不移地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通过全面从严治党，目标是把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险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
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
——要牢牢把握党建主线
先拿个比喻，既要当好人，也要当能人。但只当好人是远远不够的。生活中，有的人人品不错，但事情常常办不好，这是一个缺陷和不足。所以，好人还要成为能人，要“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所以，党员要有本领，要成为业务的尖子，行业的骨干，业内的精英，总之要有能力，这样才能使好人更好，好人更强，好人更受人尊敬。反过来，当能人也要当好人。生活中，有的人能力很好，但品德差，那会害人害事业。被执行死刑多年的安徽省原副省长王怀忠，曾被人称为“小诸葛”，是一个“能人”，但又被人贬为“王坏种”，说明其道德败坏。一个有能力的人，德出了大问题，对事业的损害往往更大。
中国共产党人既要做“能人”，也要做“好人”，执政能力建设要解决“外力”，要提高执政本领，增强执政成效；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要解决“内质”，保持党的本质属性和政治本色不变。
执政，就是执掌政权、主持政务。包括与国家政治权力关系、体现政治地位、维持执政地位的实践活动。而执政能力，是指执政党在领导、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过程中表现出来的本领，或者说，执政党通过掌握和运用国家机器，综合运用经济、政治、法律、行政等各种手段，领导、管理国家与社会事务的本领和水平。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指出，党的执政能力，就是党提出和运用正确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和策略，领导制定和实施宪法及法律，采取科学的领导制度和领导方式，动员和组织人民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经济和文化事业，有效治党治国治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本领。
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主要内容：一是不断提高科学判断形势的能力；二是不断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三是不断提高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四是不断提高依法执政的能力；五是不断提高总揽全局的能力。党的执政能力具体可以分为以下十个方面的内容：①科学分析形势和任务，制定执政的纲领、路线的能力；②掌握国家政权、保持执政党合法性和执政地位的能力；③驾驭国家机构、协调各种政权组织相互关系的能力；④运用国家机器、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进步的能力；⑤坚持执政为民、满足人民群众利益要求的能力；⑥整合社会关系、解决社会矛盾、保持社会稳定的能力；⑦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能力；⑧正确处理国际关系、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利益的能力；⑨应对复杂局面、抵御各种风险的能力；⑩从严治党、拒腐防变、保持执政党自身先进性的能力。
执政不等同于领导，领导的概念要宏观、宽泛得多。领导是针对全部的国家和社会生活而言的。领导的对象，既包括国家和社会的公共事务领域，也包括社团、企业及其他社会组织。党通过制定路线方针政策、进行宣传教育以及党组织的其他活动实施领导。执政则是针对国家政权而言的，主要发生在国家政权活动领域。党的领导承担的是政治责任，而执政活动必须受法制的规范和约束，不仅要承担政治责任，还必须承担法律责任。依法执政是政党执政最重要的特征和标志，领导主要是政治活动（政治、思想、组织），而执政更多的是法治活动。如何评判执政能力：一是要考察执政活动的全过程，综合分析党的执政理念是否正确，执政方式是否科学，执政绩效是否明显等；二是既要看党的执政地位是否稳固，领导集团是否坚强有力，各级组织和党员是否奋发有为，更要看执政党能不能更快地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更好地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不断提升国家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三是把握评判的原则，即客观性原则、系统性原则、人民性原则。
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建设是党的建设的根本任务和永恒课题。先进性、纯洁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属性，是共产党的行为准则和价值追求，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生命所系、力量所在。坚持和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是马克思主义建党理论的一个根本原则。
马克思主义政党从创建开始，就明确强调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问题。马克思主义政党是与先进生产力发展始终相联系的政党，是“先锋队性质”的政党。共产党是代表劳动人民利益而登上历史舞台的，是忠实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党，不是一个“特殊利益集团”，它本身决无私利可图（与西方资产阶级政党本质不同）。共产党有崇高理想和奋斗目标，共产党是人民群众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为完成特定的历史任务的一种工具。因此，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必须始终保持党开拓前进的精神动力，必须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必须始终保持党的蓬勃活力，必须始终保持党的肌体健康。
先进性与纯洁性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先进性主要强调的是党在社会发展中的影响作用，纯洁性主要强调的是党作为政治主体的政治品质。先进性决定了纯洁性的价值取向，是纯洁性的根本体现，也是判断党是否纯洁的根本标准；纯洁性是先进性的重要条件，做不到纯洁，也就谈不上先进，始终保持党的纯洁性是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的基础、前提、条件，是先进性的可靠保证。党的纯洁性与先进性具有内在联系，是辩证的统一。先进性是党的本质特征，纯洁性是党的生命之基、活力之源。
先进性和纯洁性关系到党的政治前途和政治生命，关系到党的生存和发展。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的必然要求，也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但要看到，先进性和纯洁性都不是与生俱来的，更不是一劳永逸的。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是党的建设的永恒主题。党的建设要长期紧紧围绕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纯洁性建设展开，而且在党的建设的过程中，要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要齐头推进，不可偏废。
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与党的先进性建设既有各自的侧重点，也有内在的统一性。一方面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为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建设提供目标，先进性、纯洁性建设成效要通过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成果体现；另一方面党的先进性、纯洁性建设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供动力和保证。必须把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纯洁性建设有机结合起来，贯穿于党的建设方方面面，这是党的建设必须坚持的根本方向。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与先进性、纯洁性建设犹若两根“捻子”，只有揉在一起成为“灯芯”，才能点亮党——“这盏灯”，才能使党——“这盏灯”照亮未来。
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
——事关党的建设方向和效果
“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的论断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为全面从严治党和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导和根本遵循。
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无产阶级政党。自成立以来，就旗帜鲜明地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最高政治纲领，并依据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科学制定了不同历史时期的基本纲领和路线方针政策，指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取得了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
旗帜鲜明讲政治是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要求。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是有着政治理想和政治追求的现代坚定信仰型、崇高理想型政党。因此，它对党员在政治上有着不同于一般政党的要求，要求党员一定要有政治觉悟，要有坚定的政治立场，坚持正确的政治信仰、政治方向、政治原则和政治道路，党员对组织要有高度的认同和绝对的忠诚。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对共产党与其他一切政党不同之处的强调，深刻表明了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党在价值取向、理论和实践上有着更高的政治要求。列宁则进一步将共产党的独特政治内涵和政治属性转化为党的政治组织性和纪律性，以明确的组织原则和政治纪律要求表达出来，强调政治上的先进、坚定、纯洁。只有全党的意志和行动统一，才能保证党真正起到先锋队的作用，实现党的政治功能、社会组织动员功能。反之，党就会出现涣散、分裂乃至瓦解。
中国近现代的历史已经深刻表明，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带领中国人民从积贫积弱、一盘散沙的局面中走出来，领导中国人民取得革命、建设、改革的巨大成就，正是由于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达到高度的成熟、巩固和统一。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时期曾指出，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是真正的政治道德，共产党人要以正确的政治方向去教育人民、组织人民。
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是新时代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建设现代化国家治理体系的内在要求。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不是简单的行政管理体系的建设和完善，而是需要不断加强政治上的引领力、组织上的动员力。中国共产党作为“两个先锋队”，承担着独特历史使命，既要带领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要追求实现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不加强政治建设，没有政治上的成熟坚定，没有政治上的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是不可能实现这些历史任务的。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各个方面的建设中都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政治道路，各方面的建设都不能不讲政治。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党应当广泛地在各个社会部门中作为政治核心，起到政治引领、政治组织和政治动员的作用。
以政治建设为统领推进党的建设，必须把党的政治建设的统领地位落到实处。①首要任务是以高度政治自觉落实好“保证全党服从中央，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必须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不断完善坚持党的领导的体制机制；②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不断激励全党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自觉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③加强政治骨干队伍建设，切实加强各级党的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不断提高党的各级领导班子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④突出政治标准，树立正确用人导向，着力选拔使用对党忠诚、有政治定力和政治担当、敢于坚持原则、政治能力强、廉洁自律、干净干事和艰苦奋斗的干部；⑤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严明政治纪律，重点强化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带动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生活纪律严起来；⑥提高政治能力，全面增强执政本领，不断增强学习本领、政治领导本领、改革创新本领、科学发展本领、依法执政本领、群众工作本领、狠抓落实本领、驾驭风险本领，才能更好地把党的十九大确定的宏伟目标落到实处。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始终突出的新时代主题
早在2012年11月17日，习近平同志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举行的第一次集体学习时就强调，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贯穿党的十八大报告的一条主线。2013年1月5日，在新进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他又指出：说一千道一万，归结为一点，就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实际上，改革开放几十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主题始终是突出的，这条主线始终是贯穿其中的，从之前改革开放后的历次党代会的政治报告题目就可以看出：党的十二大报告《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党的十三大报告《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党的十四大报告《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 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党的十五大报告《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党的十六大报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党的十七大报告《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党的十八大报告《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可见，改革开放以来，历次党代会的主题都是围绕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展开而且不断深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的不断推进和深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也在不断前进和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是对历史方位的新判断。这个新时代，是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焕发生机与活力，其影响力前所未有的时代；是进入历史交汇期，并开启新征程的时代；是社会主义本质得到充分彰显，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时代；是中国进入“强起来”的历史阶段，谱写国家强大新篇章的时代；是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已经进入“冲刺”的历史阶段的时代；是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做出更大贡献的时代；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时代。因此，新时代要有新气象、新要求、新任务、新作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是连续性和阶段性相统一的过程。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会也不能永远停留在一个水平上，而是不断发展、持续前进、步步登高的过程。由于社会条件、面临的矛盾问题、所确定的目标任务等的变化，必然形成不同的阶段性特征。我国实行改革开放、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近四十年，世情、国情、党情、民情都发生了新变化，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们要充分认识和把握新的历史方位和新的时代特征。但要看到，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没有改变我们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从党的历史来看，在不同历史时期，由于社会历史条件、国际国内关系变化，国内主要矛盾就会发生变化，我们面临的形势、任务和奋斗目标也会随之发生变化。
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明确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分两步走，在21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明确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是“五位一体”、战略布局是“四个全面”，强调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明确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明确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明确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是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把人民军队建设成为世界一流军队；明确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要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提出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突出政治建设在党的建设中的重要地位。以上八个明确就是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宣言。
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要明确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人民当家做主；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持“一国两制”和推进祖国统一；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以上十四条基本方略就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行动纲领。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篇大文章。习近平同志指出：“现在，我们这一代共产党人的任务，就是继续把这篇大文章写下去。”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要做到五个深刻领会：一是深刻领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和人民长期实践取得的根本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开创的，也是建立在我们党长期奋斗基础上的，是由我们党的几代中央领导集体团结带领全党全国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接力探索取得的；二是深刻领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由道路、理论体系、制度、文化四位一体构成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途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行动指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根本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根基，四者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三是深刻领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依据、总布局、总任务，总依据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总布局是“五位一体”，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四是深刻领会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胜利的基本要求，按照党的十九大提出的基本方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五是深刻领会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我们党担负着团结带领人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
紧紧围绕政治路线建设党
——“轴心”决不能偏离
犹如客观世界的物质运动，围绕中心的物质运动，物质才不会偏离，才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党的建设也同样。围绕党的政治路线建设党，是党的建设的一条基本原则，也是党的建设的一条重要历史经验。
1939年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深刻分析了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他认为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民主革命时期党的政治路线要解决的两个基本问题。处理好这两个基本问题，党就能巩固和发展。毛泽东把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视作战胜敌人的两件基本武器。而武器要人去正确掌握才能发挥效能。只有党更加坚强和巩固了，才能掌握好武器，才能正确处理好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据此，毛泽东提出了党的建设“同党的政治路线密切联系着”的论断，深刻揭示了民主革命时期党的建设基本规律。这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的贡献。党的政治路线是党在各个历史阶段实现党的最终目标的行动纲领和准则。为了实现党的最终目标，党必须根据各个历史发展阶段和不同时期的社会经济政治状况，确定党的政治任务以及实现这些任务的策略和方法，以统一全党的思想与行动，指导党的各项工作向着既定的目标前进。
党的建设与政治路线相联系是党的建设的内在要求。正确的政治路线标志着党的领导的正确性，也决定着党的建设的方向和目标。这是因为，党的政治路线是实现党的最高纲领和最终奋斗目标在一定的历史阶段的具体体现，是党在一定历史阶段的行动纲领。党的建设只有围绕政治路线进行，才能把全党的意志和行动集中到一个共同的奋斗目标上。党的政治路线集中体现了人民的意志和根本利益。为党的政治路线而奋斗就是为人民的利益而奋斗。因此，党的建设只有服从和服务于党的政治路线，才能得到人民的信任与支持，也才能真正体现党的建设的价值和意义。
党的政治路线与党的建设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党的政治路线有着决定性影响。历史经验表明，什么时候党的政治路线正确了，党的组织就巩固和发展；反之，党的组织和力量就会削弱。但是，党的建设不是消极地反映和适应政治路线的要求，党的建设对党的政治路线的制定和执行有着积极的直接的影响。正确的政治路线的制定和执行，必须建立在正确的思想路线基础上，必须有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必须以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为条件，必须以完善和健全的科学制度为支撑。可见，党的建设对党的政治路线的制定和执行意义重大。
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就是党的政治路线。其内容是：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这条基本路线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总纲。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的基本路线是依据我国的基本国情制定的。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包括三层含义：第一，我国社会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第二，我国的社会主义还处于初级阶段，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从我国的国情出发，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第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在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需要上百年的时间。明确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非常重要。因为，正确认识我国现在所处的历史阶段，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首要问题，是我们党制定和执行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根本依据。我们讲一切从实际出发，最大的实际就是我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石，也是深入理解党的基本路线和打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门的一把钥匙。
“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是党的基本路线的简明概括和主要内容。“一个中心”，是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两个基本点”，是指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在现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任务，是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逐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并且为此而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方面与环节。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是党、国家兴旺发达和长治久安的根本要求。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是党和国家生存发展的政治基石，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健康发展的根本保证。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和条件，是党和国家发展进步的活力源泉。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首要任务，其他各项工作都服从和服务于这个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坚持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必须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也离不开“两个基本点”。“两个基本点”相互贯通、相互依存，统一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始终贯穿于现代化建设的整个过程。党的基本路线是党和国家的生命线，是实现科学发展的政治保证。
虽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了巨大的发展，但中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的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也没有变，因此，必须长期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同样，党的建设必须围绕党的基本路线进行，毫不动摇。
加强和维护中央权威
——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后“放权让利”，一段时间各路“诸侯式”的“分散主义”曾有所抬头。有的经济专家认为中国出现了“诸侯经济”，当年西方有些人士更是危言耸听，说中国将出现南北分裂……此类风言风语一时间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感觉。对此，1988年9月12日，邓小平在听取党内有关负责人关于价格和工资改革方案汇报时明确强调：中央要有权威。1990年12月24日，邓小平再次针对当时的政治气候，慎重地对当时的几位中央负责人说：“中国问题的关键在于共产党要有一个好的政治局，特别是好的政治局常委会。只要这个环节不发生问题，中国就稳如泰山。”[2]邓小平这段语重心长的话符合中国实际。
中国是一个需要“权威”的国家，这是一个现实问题，也是历史问题；是一个文化问题，也是政治问题；是一个主观问题，也是客观问题；是理论问题，也是实践问题。权威和权力都以服从为前提，两者有联系又有区别。权力是一种强制力量。权威是通过令人信服的威信、影响、声誉发生作用。在许多场合，权威和权力结合在一起，相互为用、相互促进。但有“威望”的权力才是“真正”的权力。今天的中国需要增强真正的有威望的权力。
党内的制度决定。党章明确规定，党员个人服从党的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组织服从上级组织，全党各个组织和全体党员服从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这“四个服从”是对党内生活秩序的总概括，反映了党的组织之间以及党员个人与组织的相互关系，确定了党内关系的具体形态。而这“四个服从”的“核心”是全党服从党的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党的代表大会结束后，中央委员会组织负责日常工作，而中央委员会的“核心”是政治局常委。这个党内的纪律规范决定了中央处于一个特别重要的位置上，这也说明党内存在严格的“上下层级”关系。
党内历史惯性导向。“相信党中央”，这是在很长时间里许多党员习惯的一个说法。在党的历史上，特别是第一代领导集体，使党的权威得到了确立。在革命征途迷失方向时，是党中央指明了前进的正确方向；在严峻斗争的环境中，是党中央带领全党排除了一个又一个险情、战胜了一个又一个困难。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央权威是绝对的、至高无上的，是不容任何人挑战的。什么原因？一是新中国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打出来的，功勋卓著，他们本身就具有“高、大、强”的人格魅力；二是他们解决了亿万老百姓的基本生存问题，尤其是解决了工人有工作、农民有地耕、百姓有饭吃这类过去统治者解决不了的问题，95%以上的老百姓发自内心“感激”他们，他们的权威具有“绝对的群众基础”；三是新中国成立后所表现的独立和自强，使中国人民真正体验到了做中国人的自豪，人们将屈辱历史一去不复返的功劳记在了第一代领导人的身上；四是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意识形态高度的强化，将原有中央的高度权威推到了一个极致。
总之，历史和现实、客观和主观、正确和错误，使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央权威（尤其是毛泽东个人的权威）达到了顶峰。那时很少有人敢对中央权威阳奉阴违。在历史上，在党内传达中央指示、领导讲话是不可缺少的内容，对此，党内有着强烈的愿望，也反映着全党对党中央的无比信任。这种做法是党的优良传统，也反映出党内的团结和统一。“相信党中央”也是党内的政治文化表现，有利于形成上级组织意识、服从意识，为实现党的有效领导提供了良好条件。
党的事业发展必须。邓小平指出：“改革要成功，就必须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没有这一条，就是乱哄哄，各行其是，怎么行呢？”[3]这句通俗而有力的话表明，党的事业发展需要一个坚强有力的有权威的中央领导集体。没有权威的中央，就会导致社会许多问题得不到根治与解决，就会出现官员不作为、贪官为一己私利不择手段、不惜牺牲国家民族利益来中饱私囊，其危害犹如洪水猛兽。由于地方官的不作为，中央政府的行政法令不能顺利有效地得到执行，地方政府所考虑的不是国家民族的整体利益，而是自己的小利益，时常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对中央的政策从来都不能认真正确地贯彻执行，久而久之就形成了“山高皇帝远”，中央对地方鞭长莫及的状态。有句话很说明权威的下降：“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国务院下文件，一层一层往下念，最后念了也白念，文件根本不兑现。”所以，事实证明，中国社会所需要的不是海市蜃楼的虚华蛋糕，而是实实在在有权威的中央领导。
中国民主政治发展需要。生产力的发展必然要求上层建筑做出相应的调整和改变，这是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中国的民主政治如何发展？大量事实表明，中国民主政治发展必须在党的领导下有序推进，这是最佳的选择。因为，无序的民主会使公民走上街头举行集会，从而可能引发政局的不稳定；使一些在非民主条件下很简单的事务变得相对复杂和烦琐，从而增大政治和行政的运行成本；无序的民主往往需要反反复复的协商和讨论，常常会使一些本来应当及时做出的决定变得悬而未决，从而降低行政效率；无序的民主还会使一些夸夸其谈的政治骗子有可乘之机，成为其蒙蔽人民的工具；无序的民主还可能破坏法制，导致社会政治秩序的一时失控，在一定的时期内甚至会阻碍经济社会的发展；无序的民主甚至可能破坏“国泰民安”的和谐环境，造成国内的政治、社会分裂。假如出现了无序民主的现象，说明了中央权威的丧失。
中国民主政治发展实践证明。中国需要的是有权威的民主，是有序的民主，而有序的民主就需要有权威的领导。其实，权威产生于人们组织起来进行联合活动的客观需要，它是社会生活不可缺少的条件，特别是在社会发展的特定阶段里。马克思说：“许多个人进行协作的劳动，过程的联系和统一都必然要表现在一个指挥的意志上，表现在各种与局部劳动无关而与工场全部活动有关的职能上，就像一个乐队要有一个指挥一样。”[4]这个“指挥的意志”就是权威。没有权威，任何一个社会要保证生产连续不间断地进行，社会秩序正常运转，都是不可能的。随着生产过程日益社会化，人们交往活动日益扩大，权威愈益深入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
不过，权威不是“说”出来的，而是“做”出来的。“有威望的权力”才具有权威。除了需要全党自觉维护权威外，更需要中央组织以自身的行为和能力体现出来。
中央权威不是抽象的，是具体的。党的领袖是核心人物。核心就是中心，是事物的主要部分。一个政党的核心就是这个政党领导集体的中心，在领导集体中起重大决定作用的人即政党的领袖人物。中国共产党是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理论建立起来的工人阶级性质的政党，对领袖的认识理解有特定内涵。列宁曾指出：“政党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所组成的比较稳定的集团来主持的。”[5]“在历史上，任何一个阶级，如果不推举出自己的善于组织运动和领导运动的政治领袖和先进代表，就不可能取得统治地位。”[6]
确定核心性领导人物是党的历史经验。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非常重视领袖作用的政党，在党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领袖的作用是巨大的。60多年前没有毛泽东这个核心，就不可能完成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30多年前没有邓小平这个核心，就不可能开创改革开放的新局面。今天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发展关键阶段，确立和维护“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其意义十分重大。邓小平曾指出：“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7]“一把手”在领导班子中居于核心地位，是整个领导班子的主心骨，决定了在领导活动中发挥着特殊作用。党的领袖是在实践中产生的，在实践中证明了他们具有较高的理论水平，表现出超人的智慧，具有非同寻常的组织领导才干，有众望所归的威望等。
严肃党内政治生活
——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党内政治生活是为实现党的目标，在特定政治秩序下处理党内关系、开展各种政治活动的总称。党内政治生活是党内各级组织和党员按照党章及党内各项规章制度进行的各种政治活动的总和，其内容广泛，包含了学习教育、组织管理、党内监督、民主生活会、组织生活会等。从广义上看，党内政治生活是指党内全部政治活动，包括党内组织体系、党内文化、党内政治关系、党内制度等内容。从狭义上看，主要是指党内的思想文化活动、党内领导决策活动、党内关系和党内制度、党内行为状态等。党内政治生活具有政治性、思想性、组织性和纪律性等特点。党内政治生活是党组织教育管理党员和党员进行党性锻炼的主要平台。
开展严肃认真的党内政治生活是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中国共产党是按照马列建党原则建立起来的政党，党从创建开始就高度重视党内政治生活，积累了丰富的党内政治生活的经验。毛泽东早在1929年《古田会议决议》中就涉及党内政治生活问题，如他在反对党内主观主义错误时指出：“纠正的方法：主要是教育党员使党员的思想和党内的生活都政治化，科学化。”1980年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正式采用“党内政治生活”概念。此后，党的十二大通过的党章及以后历次修改的党章总纲中都明确提出“党在自己的政治生活中正确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在原则问题上进行思想斗争，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党内政治生活与政治生态存在内在关联。政治生态是整体、系统的概念。生态是指在自然界的一定空间内，生物与环境构成的统一整体，在这个统一整体中，生物与环境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政治生态是一个地方政治生活现状以及政治发展环境的集中反映，是党风、政风、社会风气的综合体现。党内政治生活直接影响和决定党内政治生态。良好的党内政治生态既取决于良好的党内政治生活，同时又对党内政治生活以重大影响。党要管党必须从党内政治生活管起，从严治党必须从党内政治生活严起。
只有严肃认真开展党内政治生活，才能营造健康洁净的党内政治生态。习近平同志曾形象地指出：党内政治生活是锻炼党性、提高思想觉悟的熔炉。如果炉子长期不生火，或者生了火却没有足够的温度，那是炼不出钢来的。有什么样的政治生活，就会有什么样的党组织，也就会有什么样作风的党员。正常的党内政治生活对党员具有教育、改造、管理、监督等作用，对党的组织具有凝聚作用，对领导班子具有民主决策功能和权威维系功能，对全党具有统一意志、统一步调的作用。而非正常的党内政治生活，则会使党的组织涣散、纪律松弛，使领导班子失去正确决策的能力和威信，使整个党失去凝聚力、创造力和战斗力，失去群众信任。所以，从严治党必须从党内政治生活严起。历史经验证明，党内政治生活严肃认真，党内政治生态就会山清水秀、风清气正。反之，党内政治生活混乱，党内政治生态就会恶化。两者相互作用和相辅相成，需要双发力和双优化。
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是解决党内存在问题的重要途径。一些地方和部门自由主义、分散主义、好人主义、个人主义盛行，有的搞家长制、独断专行，以至于一些人不知党内政治生活为何物，是非判断十分模糊。党内政治生活有很多不正常现象，小到称呼称谓，大到“圈子”，都有问题。党的组织原则和领导制度成为摆设，光有集中没有民主，搞团团伙伙、帮帮派派，政治生活“江湖化”。有的党内政治生活不严肃，党内政治生活要么是政治性、原则性和战斗性缺失，要么是科学性和民主性缺失；有的党内政治生活存在假大空、随意化、平淡化、娱乐化、庸俗化、形式化、简单化等问题，就是没有坚持党内政治生活的科学性、政治性、原则性和战斗性的表现。有少数党员散布政治谣言，宣传与党的政治主张不一样的东西，甚至有些党的理论工作者，散布与党的主张相抵触的理论，非但根本没意识到这是违反党的政治准则的，反而认为是自己的理论更加高明、是言论自由。其实，我们党内并非不让党员反映不同意见，而是对反映方式和途径有具体规定。另外，对于党的决策，有的人对自己有利的就执行，对自己不利的就阳奉阴违，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的地方对民主生活会这个概念不是很清楚，流于走过场，或者是“哥俩好，相互表扬”。解决这些问题的途径之一就是严肃党内政治生活。
如何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呢？
一是严肃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党的组织是一个大熔炉，党员应当能经常得到党组织的教育引导，得到党内同志的批评帮助。要保持正常的、健康的党内生活，应在党内倡导不怕得罪人、容得下尖锐批评的作风，让敢于批评和自我批评成为党员干部的一种担当、坚守和责任。做到“真”批评，动真碰硬、触及问题、触动灵魂，洗涤思想、去除污垢；“敢”批评，敢于揭短亮丑，敢于自我解剖，敢于解剖别人，敢于同错误和消极现象做斗争；“严”批评，坚持原则，严肃纪律，严格要求，严于律己。
把批评与自我批评武器运用好。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清除党内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的有力工具。无论批评还是自我批评，都要出以公心，本着对自己、对同志、对班子、对党高度负责的态度，大胆使用、经常使用这一工具，使之越用越灵，越用越有效。坚决打消怕伤感情、伤和气、伤关系，怕丢位子、丢选票、丢帽子等思想顾虑，坚决克服“礼炮”“哑炮”“空炮”等现象。要实事求是，不夸大也不缩小，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既不掩盖护短，又不“抓辫子”“扣帽子”“打棍子”，当面指出而不背后议论，真正达到既有红红脸、出出汗的紧张和严肃，又有加加油、鼓鼓劲的宽松与和谐。
二是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的根本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是党内政治生活的基本准则。一方面，认真贯彻“集体领导、民主集中、个别酝酿、会议决定”的基本原则，提高运用民主方法形成共识、开展工作的本领，营造民主讨论的良好氛围，鼓励讲真话、实话，允许保留不同意见，再进行正确集中，防止只要集中不要民主的独断专行；另一方面，坚决纠正软弱涣散、无组织、无纪律现象，强化统一意志和共同意识，实现民主基础上的集中，防止只要民主不要集中的软弱涣散。
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最根本的是认真执行民主集中制，着力解决发扬民主不够、正确集中不够问题。要健全和认真落实民主集中制的各项具体制度，促使全党同志按照民主集中制办事，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带头执行民主集中制。加强民主集中制教育培训，使党员干部懂得民主集中制的方法，熟悉并严格遵守民主集中制的规矩。加强民主集中制贯彻执行情况的经常分析和考核评估，对贯彻执行不力、发生重大偏差和失误的班子与个人追究责任。“一把手”要以身作则，自觉坚持集体领导，充分发扬党内民主，严格按程序、按规矩办事，坚决克服个人独断专行和软弱涣散现象。
三是认真执行党内政治生活制度。坚决落实“三会一课”、组织生活会、党员议事制度、民主评议党员、党员党性定期分析和党员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党员领导干部双重组织生活等制度，提高党内政治生活质量。强化党内政治生活制度的约束力和执行力，促进制度效力和功能作用的发挥，增强党组织的凝聚力。强化内部监督，增强党员的制度意识，形成遵守制度的良好氛围。
严格的组织生活，是解决党内自身问题的重要途径。党内生活松一寸，党员干部队伍就散一尺。党性不是天生的，必须在严格的党内生活锻炼中历练强化。严肃党内生活，就是要使党员干部在这座大熔炉中千锤百炼，练就“金刚不坏之身”。要坚决反对自由主义、好人主义，增强党内生活的政治性、原则性、战斗性，使各种形式的党内生活都有实质性内容，都能有针对性地解决问题。
四是自觉遵守党的各项纪律。严格执行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财经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等各项纪律，从严要求、从严教育、从严管理、从严监督广大党员干部，把从严管党治党贯穿到党的建设各方面和各环节。严格纪律教育，加强组织管理，坚决纠正无组织无纪律、自由主义、好人主义等现象。认真学习并严格遵守党章规定，做到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严格执行请示报告制度，坚决同违反党内政治生活有关规定要求的行为做斗争。
党的团结是党的生命。严肃党内生活，目的在于真正解决存在的问题，团结起来干事业。团结的前提是增强党性。维护好团结，必须在增强党性上下功夫，牢记党对干部的要求，讲党性、顾大局、守纪律，坦荡做人、谨慎用权，光明正大、堂堂正正。领导干部不能闹无原则的纠纷，不能为个人的利益争来争去，要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拧成一股绳，大事讲原则、小事讲风格，一把尺子待人、一个标准行事，不断增强能够掏心见胆、并肩奋斗的真正团结，防止和克服那种表面一团和气、实际上相互较劲设防的虚假团结。
五是不断创新党内政治生活方式方法。坚持与时俱进，不断丰富党内政治生活的内容，把党内生活搞得更加生动活泼，提高政治生活的吸引力与感染力。注重解决党性党纪党风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切实增强党员干部的党性修养，增强党组织的凝聚力向心力。创新党内政治生活形态和方式方法，扩大参与对象和范围，不断提高党内政治生活的开放性与共享性。
党内政治生活不能局限于一个特定层次，应该上下级组织互动起来，这样有利于维护党内政治生活整体健康，有利于增强党的肌体机能。党内政治生活也不能局限于党内，应该打开党的组织体系，让群众走进党内，听听群众的意见，发挥群众的监督作用。在党内尤其要发挥普通党员的作用，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使党内政治生活充满活力。
加强党内政治文化建设
——政党文化维系着政党的生命
当我们高唱革命歌曲时，当我们在井冈山、延安等地进行“红色之旅”时，当我们在观看《张思德》《亮剑》等影视作品时，当我们面对印有“镰刀和锤头”图案的党旗举手宣誓时，当党支部开民主生活会时，当我们面对鲜艳的五星红旗高唱国歌时……你可曾想到，这些都是中国共产党的政党文化。我们生活在政党文化环境中，一方面在接受和享受这种政党文化的成果，另一方面也在接受着政党文化的熏陶。
民族的认同，离不开文化的维系；政党的发展，也离不开文化的浸润。如果说文化是民族的生命，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政党文化是政党的生命。
所谓政党文化，主要是指政党所具有的为党内外普遍认同的包括意识形态、行为准则、制度规范、行为作风在内的观念体系。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具有90多年历史的大党，其自身建设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政党文化积淀、政党文化构建的过程。
构建政党文化是文化与政治交融的发展态势的要求。当今社会发展的一个明显特点，就是文化渗透到社会、政治、经济各个领域，并影响和制约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因此，文化向政治渗透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向政党的渗透。在此背景下，在思考党的建设问题时，不能简单地就事论事，而应以文化的视野来观察，或以文化的眼光来审视，如此则应将政党文化的构建作为党的建设的着力点。事实上，任何政党执政的重要条件之一就是人们对它的文化认同，若一个政党的文化支配了社会秩序，主导了人们的观念、取向和行为，它在社会生活中自然就会居于领导地位。因此，如何促成人们对它的文化认同关系到政党的长治久安，而文化认同的获得有赖于政党文化的构建。正因为如此，党应通过构建政党文化，寻求文化认同，来赢得执政的合法性，巩固执政的社会思想基础。
构建政党文化是多元文化并存的现状的要求。随着经济成分的多元化和世界范围内文化交流的拓展，中国目前的文化现状是多种文化并存：主流文化和非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先进文化和落后文化、官方文化和民间文化，共同形成了今天的文化环境和文化氛围。这种多元文化并存的局面，在满足了大众多样文化需求的同时，也带来了不少负面的影响。因此，只有大力构建政党文化，才能引领社会文化的发展方向，消解多元文化发展带来的消极影响；只有构建政党文化，增强政党文化的吸引力，才能在多元文化的选择中，使人们接受、认同政党文化；只有构建政党文化，才能真正做到“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构建政党文化是党自身建设的客观要求。政党文化具有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特点，它往往通过浸润、扩散的形式，引导党员逐步形成共同的理性认识、价值观念，形成一定的舆论环境和心理态势，来促进党的建设。中国共产党是已经掌握国家政权的非竞争性政党，政党文化对自身建设具有独特的促进作用。如塑造与熏陶党员，不断地对党员进行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的教育，用党的制度、纪律来约束、规范党员的行为等，就能促进党员对政党文化的认同，达到党内思想上、政治上、价值取向上的一致，增强党的凝聚力。又如保证政党行为的延续性。政党文化一经形成，便会超越党员个体而存在，成为政党行为的基本准则，对政党产生持久、稳定的影响，使政党的执政方式、行为方式，不因领导人的更替而变化，使政党理论纲领、方针政策的制定与推行，不因领导人的失误而出现偏差。
中国共产党要确保在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在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和考验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的领导核心，不仅要通过利益整合与表达、政治动员与社会化等影响和领导国家经济、政治与社会生活，而且还要通过政党独有的政党文化，发挥政党文化的导向功能，引领社会文化发展。
政党文化对社会文化的影响是巨大的，一方面将政党意识、价值理念、制度规范、执政理念、政党作风等有效地传达给社会成员，并转化为他们的政治认同；另一方面通过政党文化对社会文化的整合与引领，把握和引导全社会的主流思想，从而实现政党对社会的思想领导。
如何加强政党文化建设，是需要认真探讨的问题。这里从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的主要来源的角度谈三个问题。
一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最基本的文化“基因”，决定了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的价值体系、目标方向、行为取向，奠定了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结构和制度基础，是凝聚全体党员和其群众基础、阶级基础的政党文化核心。因此，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的核心内容，决定了中国共产党的政党文化性质。此外，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这一内容的丰富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决定了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的遗传信息和文化基因，因此，在建设政党文化时，必须继承作为其核心内容的马克思主义。因为，政党文化在建设和发展中，必须保持其核心文化的稳定性。核心文化是指人们在历史的创造与选择过程中形成的价值体系。核心文化是政党的灵魂，如果抛弃了政党的核心文化，就会改变政党性质，即使它的组织还在，但它已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政党，而只是一个“躯壳”。抛弃了政党的核心文化，也就意味着政党的目标取向和行为取向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同时，由于政党文化提供了党员的身份认同基础，如果政党抛弃其核心文化，这种认同基础就势必薄弱，进而影响到政党的凝聚力，不仅会导致其党员失去对党的认同感，而且也会失去大量党的追随者，失去其基本的群众基础，从而最终连政党的躯壳也无法维持下去。
二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国共产党是在中华民族文化的土壤中生长起来的，深受中华民族文化的滋润，中国共产党的政党文化包含着丰富的中华民族文化内涵。如党的思想路线的核心内容——“实事求是”就源自中国传统文化并被赋与新的内涵。《汉书·河间献王传》中所述“修学好古，实事求是”，讲的就是从实际出发，不夸大、不缩小，正确地对待和处理问题。又如“以德治国”思想符合中华民族重视道德伦理的传统要求。为政以德、修己安民，是中华民族的优良道德传统，也是对治国安邦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
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的生命活力来源于中华民族文化。因此，政党文化在发展过程中需要不断吸收中华民族文化的营养。可以说，吸收得越充分、融入得越深入，政党文化的根基越牢固，政党文化的生命力就越强。
三是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丰富实践。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之所以能够形成，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中国共产党有着非常丰富的实践。在党执政前的28年，在对敌斗争方面，有井冈山、瑞金中央根据地的艰苦卓绝的斗争等；在党群关系上，有“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和工作方法等；在学习上，有“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作风等；在党内生活上，有批评和自我批评等作风和方法；在战胜困难上，有不怕艰难险阻、气壮山河的红军长征精神等；在独立自主上，有南泥湾精神等。新中国成立后，在建设和改革时期，有领导社会主义改造的成功经验，有打破封锁的独立自主的创业精神，有以无私奉献、鞠躬尽瘁的焦裕禄为代表的无数先进人物思想和精神，有敢为人先的特区精神，等等。这些大量而丰富的实践，已经上升为思想理论，转化为人们的理念，形成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养成了行为习惯，这是政党文化建设的牢固基础。
政党文化建设就是将这些政党文化资源很好地利用起来，使这些政党文化资源成为真正的精神财富。特别是使这些资源系统化、功能化，以更好地发挥资源的整体性作用。
当前，重要的是积极探索政党文化社会化实现的新途径。政党文化的社会化就是政党文化获得党内和社会认同的过程。改革开放以来，传统的政党文化社会化途径受到了现代科技发展，尤其是网络媒体发展的冲击。在新的条件下，发挥政党文化的示范功能，探索政党文化社会化，一要坚持和优化传统社会化途径，发挥已有的途径的作用，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党政机关部门、企事业单位等在政党文化社会化中的作用，加强执政党对社会的影响和掌控。二要适应现代科学技术的新发展和新运用，积极利用现代传媒的影响力，营造政党文化理论研究、宣传的氛围，为政党文化社会化搭建高科技含量的平台。三要探索政党文化对社会价值和利益的整合及表达的路径，把握、控制和主导社会的主流思想，引领社会文化发展方向。四要积极促进政党文化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有机结合，使之融为一体。
党的建设科学化
——一个重大的理论和实践课题
翻开《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在《关于纠正党内错误思想》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话：“主要是教育党员使党员的思想和党内的生活都政治化，科学化。”可见，从党的建设角度看，使用“科学化”这个概念是比较早的。但从几十年的党建实践看，党的建设科学化还面临着许多问题。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提出了“推进党的建设科学化”问题。毫无疑问，这个问题是党的建设的一个重大的理论和实践课题。
党的建设科学化问题，首先是科学问题。科学是指关于自然界、社会和思维的知识体系，它运用范畴、定理、定律等思维形式反映现实世界各种事物的本质的规律。1888年达尔文曾给科学下过一个定义：科学就是整理事实，从中发现规律，做出结论。从核心层面看，科学的定义是事实与规律问题，是指客观事物之间内在的本质的必然联系。
其次是科学化问题。“科学化”是一个合成词，是由“科学”与“化”构成的。在《辞海》中，“化”是指转变成某种性质或状态，如知识化、大众化、市场化、全球化等。可见“化”是一个过程，是一种转移，是一种状态。根据这样的词义，可以将“科学化”理解成为某事物逐渐地转变成为一种更具有科学性的状态、更具有科学性的规范。因此，“科学”是“化”的指向和趋向、“化”的目标和方向。
显然，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就是遵循执政党建设规律，使党的建设逐步科学化的过程。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就是以科学理论指导，弘扬科学精神，遵循科学规律，采取科学方法，加强科学管理，形成科学机制，扎实有效地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过程。
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需要处理好几个关系。
一是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党的建设科学化重在实践，这是由党的建设的实践特性决定的。科学化本质上是对客观规律的探索、掌握和运用，这就离不开理论创新和理论指导。因此，要注重理论创新，但更要注重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科学不科学，最终看能否普遍而有效解决实践中面临的问题，没有实践的验证，就没有科学化的真正价值功能，当然就不具有科学性。因此，理论与实践相互促进，必须有机统一于党的建设历史进程中。
二是继承与创新的关系。强调“党的建设科学化”，着重在于“提高”，并不是说之前的党的建设不科学，相反，党在历史上是遵循科学建立、发展和壮大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创建初期，就涉及一系列的“科学”问题。当年共产党的导师恩格斯在回答欧洲一些政党提出的先进性的疑问时，就特别强调因为无产阶级政党掌握了科学的理论，更能了解社会运动的进程、条件和一般结果。还特别强调了民主建党的科学原则，能防止党内“密谋狂的道路”。为此，共产党要有“历史底气”“历史自豪感”。
但时代不同，党的目标、任务以及环境也会不同。党一方面需要继承和弘扬党的建设经验，另一方面也需要创新和发展，继承与弘扬是党的建设科学化的具体要求和体现。也就是说，用已经被实践证明了的、是正确的党建经验指导党的建设，就是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的内容要求。创新和发展也是党的建设科学化的现实与未来要求。创新是继承的一种延续，没有很好的创新就无法很好地继承，而要很好继承，也需要不断创新。
三是局部与整体的关系。党的建设科学化是一个系统工程、一个整体事物，涉及思想、组织、制度、作风、反腐倡廉建设等方面。党的建设科学化既要在每个层次、每个方面、每个部分积极展开，又要注重统筹协调、合理布局、完善结构、整体推进。单纯地实现党的建设某一方面、某一领域、某一层次的科学化，不同时推进党的建设整体的系统的科学化，还不能称作是真正意义上党的建设科学化。因此，党的建设既要着眼于局部，更要着眼于整体。既要从整体高度设计局部，又要把局部置于整体中进行谋划、布局、实施。
四是原则性与开放性的关系。原则性体现的是对党的建设发展方向、根本要求的把握和遵循，如民主集中制、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等的党建原则和方针，应当继续坚持。在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的过程中，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党的建设原则必须始终坚持。历史经验表明，动摇了党建原则，也就动摇了党建根基。坚持党建原则，并不是坚持一切不变，并不是坚持党建的一切内容和形式。要提高党建科学化，必须视党建为一个开放性的系统，必须善于借取外部的一些科学理念和科学方法。因此，党建科学化就必须体现开放性。开放性体现的是对人类社会的一切文明成果的重视和吸纳。为此，党应当开阔眼界、开阔思路、开阔胸怀，借鉴其他国家及政党的有益经验。
五是长期性与阶段性的关系。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具有目标的指向性。探索执政党建设规律是一个长期课题，党的建设也是一个持续推进、没有止境的过程，因此，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不断地追求。当然，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也具有标准的相对性，如制度的完善与不完善也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从发展进程看，党的建设科学化也是以一定阶段性成果不断地表现出来，可以实现阶段性目标。而阶段性目标的实现，也意味着科学化水平层次的提升。
宏观上看，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要高度重视以下几个问题。
必须遵循政党规律。所谓科学，反映的是事物的本质联系和世界的客观规律。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就是要将党的建设提升到规律的高度来研究和把握，更加自觉地把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创造新经验。
规律是一种“共性”，是普遍适用的“本质要求”。任何一个执政党，要实现更好执政，都必须面对执政党自身建设这个课题。历史经验表明，无论什么性质的执政党，无论面临什么样的执政环境和执政条件，政党执政都有一些通则可遵、规律可循。是否尊重规律，能否把握规律，决定着一个执政党在时代变革和人民选择中的主动权、生存权、发展权，如民心是执政之基，政党必须善于与民众沟通，以有效反映和维护民众利益。
构建党建科学化理论。提高党建科学化水平，就是要以改革创新精神提高和完善党的建设，以科学发展观构建党建科学化理论，以党建科学化理论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首先，必须运用执政经验提高党建科学化水平。十七届四中全会总结出的“六条基本经验”，反映了我们党加强自身建设的丰富实践，是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的重要指导原则。其次，必须坚持科学理论提高党建科学化水平。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发展真理，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作为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首要任务。最后，党的建设不能超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发展阶段。党的建设必须从这个阶段出发。假如脱离了这个阶段的实际，党的建设就会流于形式。因此，党的建设的目标和任务、内容和形式、标准和要求等，都需要考虑这个阶段实际存在的条件和因素。
此外，党的建设要紧紧围绕现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纲领。党的纲领是党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奋斗目标和任务的简明规定，是党举什么旗、走什么路、达到什么样目标的根本标志，是党昭示社会的政治宣言。因此，党的正确纲领是党的先进性的重要内容。党的建设要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面临的矛盾和问题。能否解决好社会发展面临的矛盾和问题，是对党执政能力的考验，而执政能力的强弱是党的建设成效的具体体现，党的执政成效是对党的建设成效的检验。党的建设要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实践要求相协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的建设的前提和条件，不考虑这个前提和条件，党的建设就没有牢固的基础。
善于运用科学方法。方法是否科学对于事业的成败、工作的好坏关系极大。在加强党的建设过程中，讲究科学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意义十分重大。因为党的建设科学化，要通过一定的科学方法来落实。方法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手段，是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办法，是把各项工作落到实处的措施。方法是落实理论要求、执行制度的方式，有了科学的方法，在实践中贯彻理论就有了过河的“桥和船”。
方法具有层次性，是一个系统，存在不同的层次，一般说来，思想方法决定工作方法，怎么想才会怎样做，思想方法是核心层面的方法。方法具有动态性，客观事物不断变化，反映客观事物的党建方法也要变化，因此，这就需要探索符合新的实践要求的新的方法。方法具有关联性，任何事物都是相对的、有限的，任何方法都不是独立的，是相互渗透、联系的，因此，需要善于综合运用不同的方法。方法具有目的性，目的决定手段，手段从属于、服务于目的。没有无手段的目的，也没有无目的的手段。
对共产党人来说，首先要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意义上的方法，如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对立统一等，这是共产党人的“传家宝”，是改造世界和认识世界的武器。但还不够，还需要掌握现代科学意义上的方法，如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心理学、行为学、管理学、社会学等。进而需要研究和运用在实践操作层面的方法，如调查研究等，以提高具体工作方法的艺术水平。
健全和完善科学制度。制度建设“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党内制度建设意义重大。制度关系党内成员思想的培植、生成以及强化和固化，制度对党内成员具有很强的规范力、约束力、导向力。但要看到，党内制度、体制还存在一些明显的缺陷，如体系不健全、协调性不强、程序性欠缺、适应性不对称等，因此，必须尽快健全和完善科学制度。
从党内的制度实践看，改革和完善党内制度，首先必须科学设计好制度。努力使制度、体制具有系统性、可操作性、规范性、协调性、权威性。
树立和弘扬科学精神。科学精神是人们在长期的科学实践活动中形成的共同信念、价值标准和行为规范的总称。科学精神主要是指由科学性质决定并贯穿于人的行为之中的基本的精神状态和思维方式。
科学精神主要包括探索精神、创新精神、求真精神、务实精神、精确精神、实践精神、民主精神、开放精神、理性精神、批判精神等。没有这些精神的体现，就谈不上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问题。如理论创新问题，要有求真的精神，不能随便把领导人的讲话一概说成“创新”。这是一种没有科学精神的现象。其实，理论的创新过程、内容、程序都十分严肃，不能太随意！一般理论创新的条件，必须“面临重大问题、具有理论体系、解决实际问题”。
注释
[1]〔美〕亨廷顿：《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李盛平等译，华夏出版社，1988，第376页。
[2]《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第365页。
[3]《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第277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人民出版社，1972，第431页。
[5]《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151页。
[6]《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286页。
[7]《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第31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