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变是永恒的、绝对的，不变是暂时的、相对的。人类作为具有文化属性的高级动物，是自然界、社会、人类自身、宗教、文化变化的参与者。同时，人类对自然界、社会、人类自身、宗教、文化的认识也随之变化，是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的过程。
第一节 人类文明的历史演变
人类文明的演进不是偶然发生的，而是具有一定的规律和方向。在环境的变迁和时代的更换中，人类在生存、生活的竞争与合作中逐渐积累经验。这些宝贵的经验沉淀下来，使人类文明越来越成熟、丰富和多样化。
一 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
自然界是人类意识以外，并不依赖人类意识而存在的客观实在。自然界不仅涵盖人类已知的部分，而且还涉及人类尚未认知的部分，它可以小到原子、粒子，大至整个宇宙。自然界在运动、变化与发展过程中，呈现出系统性、多样性和复杂性特点，并不断地被人类的意识所认识和改造。
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大致经历了从“天然自然”到“人化自然”的过程，这个过程典型地体现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变化。在上古时期，在人类看来，自然界是神圣的，它创造了宇宙万物，满足了人类的生存需要。因此，人类对自然界顶礼膜拜。正如马克思所言，自然界起初是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的、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们对立的，人们同自然界的关系完全像动物同自然界的关系一样。
在古人眼里，自然界神秘莫测、威力无穷、高高在上，人们敬畏自然、害怕自然，逐渐形成了自然中心主义，即人类依赖自然、服从自然。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历史和社会的进步，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的能力不断提高，逐步具备了驾驭自然的能力。自然界出现分化，有了“天然自然”和“人化自然”之分。人类从依赖自然演进到改造自然、驾驭自然，以满足自己更高的生活需要。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最早提出“人化自然”的观点，指人类把自己的意志贯彻到外在客观自然界时，人类把环境人化了，人化的环境就是人化的自然界。
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也从以前的自然中心论过渡到人类中心论。人类对自然认识的这一转变，同时也是人类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历史进化过程。人类在改变自然的过程，又认识到自然并非完全被动地接受人类改造，而是会同人类进行互动，人与自然要和谐相处。其一，人类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要遵循自然规律。自然规律是指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客观事物内部的规律，指自然现象固有的、本质的联系，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性，不能被人所改变、所创造或者所消灭，但是能被人类所利用。其二，人类在改造自然和利用自然规律时，必须要把握一个适度原则，做到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正如恩格斯所讲，人类可以通过改变自然来使自然为自己的目的服务，以支配自然界，但我们每走一步都要记住，人类统治自然界决不是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类要把尊重自然规律和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紧密结合起来，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二 人类对政治的认识
政治，本质上属于国家上层建筑，指不同权力主体建立、巩固和维护切身利益的特定行为，以及由此所构建的特定关系。政治是人类历史发展到一定时期所产生的一种重要社会现象，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域和不同文化中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政治思想、政治制度不断演进，同时人类对政治本质的认识也在逐渐深入。
西方语言中的“政治”一词，最早是指城邦中民众参与统治和管理公共生活行为的总称。“政治”一词在中国先秦时期也已经出现，《尚书·毕命》有“道洽政治，泽润生民”的记载，《周礼·地官·遂人》有“掌其政治禁令”的记载，“政”是指国家的权力和制度，“治”是指管理和教化民众，以期达到社会的稳定。可见，在中西方的最早认识中，政治主要指对公共事务的管理，并没有认识到政治的阶级性，更没有认识到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
政治的发展阶段是从低级到高级，人类对政治的认识也是由表及里的。政治的核心是权力，权力追求和博弈是政治运行的基本动力，不同权力主体为了保障自身的利益，都想最大限度地控制国家机器。政治作为不同权力主体之间的关系，表现出不同主体之间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权力的背后是阶级，政治反映着阶级关系。阶级关系又是生产关系的核心部分，是由生产力决定的。
在国家出现之前，人类社会处于原始社会状态，对社会的认知是很有限的。当时，生产力非常低下，剩余产品非常少，形成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氏族制度，权力、阶级尚未形成。人类进入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后，阶级出现了，国家出现了，国家成为阶级统治的工具。当时的人相信“君权神授”，没有认识到权力背后的阶级关系。人类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后，才对阶级关系、国家权力的本质有了更深入的理解。
直到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出现，政治的阶级性、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才得到透彻、深入的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强调，政治是经济基础的集中体现，是以政治权力为核心的各种社会活动和社会关系的总和，其核心是政治权力，政治权力的中心问题是国家。
政治和国家将会在人类社会中长期存在，并且随着人类对社会认知能力的提高而不断发展变化，只有人类从根本上摆脱少数人统治的政治模式，彻底实现社会的自我管理时，人类社会的政治现象才会转化为一般社会现象而最终消亡。
三 人类对宗教的认识
宗教是人类社会文化的一种重要现象，动物界不存在宗教。其实，在人类社会的早期，人的脑海中也不存在宗教这种意识形态。截至目前，人类已经有了三百万年以上的历史，而宗教的历史才十万多年。宗教的产生和发展，本质上是人类精神生活不断丰富的产物。
旧石器晚期以后，人类逐渐产生对宗教的认识，当时的宗教只是人类解释自然和社会的一种方式和工具。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认为，宗教和神话都是人类的文化创造，本质上是人类对各种自然和社会挑战的回应。人们不明白日月为何穿梭、为何会有电闪雷鸣、人为何会做梦、人为何会有生老病死等，于是就把这些现象进行拟人化理解和诠释。例如，人们认为大自然像人类一样具有丰富情感的变化，能够喜怒哀乐。在这种思维方式的导向下，早期的人类逐渐形成了自然界物活论的观念。
由于思想的蒙昧和生产力水平低下，早期人类对自然和社会充满了崇拜、敬畏和依赖的情感，认为宇宙万事万物背后有一个无所不能的主宰力量，像人一样有灵魂，又远比人伟大，能够左右人类的生死、灾难与幸福，这在早期人类的思想中便是神灵，人类需要对此顶礼膜拜，以此来保佑安康，于是，早期人类的宗教观念便出现了。在原始社会，氏族－部落是社会的基本单位，因此当时的宗教形态被称为氏族－部落宗教。
在世界文化的发展过程中，早期人类对宗教的认识具有极大的共性。其一，宗教观念产生的原生性。宗教是早期人类在生活实践中自然而然形成的，没有主观人为因素的添加，没有宗教典籍，没有教主，没有固定的宗教组织等。其二，具有鲜明的地域性。当时的人类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社会流动性较差，往往固定在某一个区域繁衍生息。因此，他们所顶礼膜拜的神灵与其生活的环境密切相关。其三，祭拜神灵的实用性和现实性。在生产力极其低下的时期，满足基本的生活需求是人类最大的愿望。祭拜神灵的根本目的是物质生产和生活的需要，而不是精神的慰藉和解脱，祈求神灵主要是保佑自己和家人，消灾免祸、平平安安。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分化出了专职宗教人员与宗教特权阶层。由于阶级和国家的形成，氏族－部落宗教逐渐演变成国家－民族宗教，宗教成为国家的上层建筑。无论是氏族－部落宗教，还是国家－民族宗教，其信仰者都具有地域的局限性与种族的狭隘性，而不具备普世性。
后来，随着国家之间、民族之间交流、冲突与融合的持续与扩大，世界性宗教（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出现了。这是人类对宗教认识的一种升华与发展。世界性宗教有以下明显特征：产生的人为性、宗教组织的独立性与教规教义的完善性；在宣扬自身神性与信众普世性的同时，又对其他宗教有着严厉的排他性。
由此可见，从宗教的产生与发展看，宗教宏观上经历了三个历史发展阶段，分别是原始氏族－部落宗教、国家－民族宗教、世界性宗教。宗教是人类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有其存在与发展的自然、社会与认识根源，随着这些根源的消失，宗教也会逐渐消亡。正如恩格斯所言，当谋事在人、成事也在人的时候，宗教中反映出来的最后异己力量就会不复存在，因而宗教本身也就随之消亡。
第二节 宗教的历史演变
宗教是历史的产物，自然会随着历史的演变而变化，随着社会现代化而现代化。当然，宗教有其相对稳定的部分，世界三大宗教的基本教义相对稳定，但是宗教对自然、社会的认识在变化，宗教对信徒生活的规范在变化。
一 佛教
佛教，公元前6世纪起源于古印度，历史上曾传播到亚洲各国，近现代远传到欧美地区，具有深远而又广泛的历史和现实影响。历史上，佛教因为利益、宗教哲学、传教方式等方面的分歧，曾多次发生内斗和分裂。
释迦牟尼去世100年后，佛教内部出现分化，改变了原始佛教的基本面貌。刚开始，佛教僧团分为上座部和大众部，形成佛教的“根本分裂”。上座部的组成人员是僧团长老，思想保守；大众部的组成人员是下层僧侣，思想比较自由。后来，佛教进一步分化，上座部和大众部共分为18个小的部派，历史上称之为“枝末分裂”。这次争论的焦点主要有三个：一是宇宙究竟是实有还是假有，二是佛陀究竟是神还是人，三是“有我”与“无我”之争。
从公元1世纪开始，印度佛教进入大乘时期。古印度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佛教僧团内部，农村公社的成员迅速分化，少数部派僧团在统治阶级的优待下，过着相对奢侈而又安逸的生活，偏离了原始佛教所倡导的种姓和男女平等原则，其思想与实践脱离了社会现实和世俗活动，主要集中于佛教经典的编撰和佛经玄学的思考。同时，大量的人沦为佃农和奴隶，这是大乘佛教兴起与发展的社会背景。主张佛教改革的被称为大乘佛教，部派佛教被称为小乘佛教，双方在修习目标、宗教哲学和修习方法上均有较大差异。
公元7世纪至13世纪，印度佛教发展到密教时期。这一时期印度在政治上处于分裂局面，出现众多封建小国。政治的不稳导致社会的动荡，佛教内部出现了新的派别，即密教。密教是大乘佛教、印度教和古印度民间信仰的混合文化现象，其显著特征是以咒术和仪礼为手段，宣称口诵真言咒语（语密）、手结契印（身密）、心观佛尊（意密），三密同时相应，可达到“即身成佛”的目的。
佛教传入中国时，僧侣们开口闭口要去深山修行，要去闭关修行，过一种隐居山林、避世清修的苦行僧生活。他们的修行目的也多为自求解脱，而对社会人生鲜有关心。修行者自己的命运都寄托在来世，以消极忍辱的行为来对待现世的不幸和痛苦。近代以来，佛教开始关注现世生活，鼓励人们在学佛之前，先要学会做人。佛教界秉承佛陀“慈悲为怀，济世利人”的本怀，多方募化善款，用于救济贫病之人，帮助灾区人民重建家园，资助贫苦学生完成学业。
同时，佛教不断向政治权力妥协、合作，获取生存空间。在封建社会，封建帝王有的信佛，有的灭佛。佛教以圆融善巧的方式，赢得帝王的欢心与支持，以使佛教得到发展壮大。佛教高僧认为，皇帝作为世俗的统治者，是现世之佛，佛陀是未来之佛。在现代社会中，佛教发展更加离不开稳定的政治环境和政府的保护与支持。因此，佛教更要处理好与政治的关系，在与社会相适应中得到健康发展。在这方面，传统佛教的一些处世理念需要经过适当的变化，使佛教更加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为社会提供更多的服务，让佛教得到大众的肯定和认同，从而促进佛教自身的发展。
佛教在传播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同当地传统文化相融合。佛教传入中国之初，就把佛教的“五戒”与中国儒家的“仁义礼智信”相比较，认为两者是相通的，能够用来相互解释。通过拉近不同文化之间的距离，增进民众对佛教的认同感，从而使民众逐渐接受并信奉佛教。
当前，佛教传播方式的现代化则更突出、更明显。佛陀时代，印度的主要语言有13种。佛陀传教也使用多种语言。佛涅槃后，第一次的圣典结集，大多采用混成的俗语，后来有了梵文。今天，佛教的传播使用中、梵、巴、藏、英、日文等多种文字。佛在世时，到四方教化是行脚托钵；玄奘大师西行求法，也是以步行走过八百里流沙；真谛三藏到中国，使用了船只；现在传教又进步到使用汽车、飞机等文明产物。现代的小型弘法布教，有麦克风、音响、幻灯片、音乐、录像机等现代器材之应用。大型的佛学讲座，也利用了现代的科技，使用电视、电台、卫星转播、投影仪等现代设备，更配合音乐、舞蹈、灯光，乃至利用电脑、传真，来统计、传送资料。
二 基督教
基督教起源于公元1世纪的巴勒斯坦地区，是信仰耶稣为救世主的一神论宗教。公元11世纪东西教会大分裂，形成了以罗马天主教为主体的西方基督教和以东正教为主体的东方基督教。公元16世纪，基督教以地理大发现为契机逐渐传播到世界各地。
基督教的现代化进程也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有一个变化发展的过程，大致经历了古代基督教、中世纪基督教、近代基督教和现代基督教四个历史阶段。
古代基督教 公元1世纪上半期，耶稣开始传播天国的福音。基督教先受巴勒斯坦地区犹太贵族镇压，后遭罗马帝国欺压。基督教最初形成后的300年间，基本处于非法地位，遭到残酷迫害。
公元313年，罗马帝国出于政治统治的需要，西部皇帝和东部皇帝在米兰达成协议，史称“米兰敕令”，结束对基督教的镇压与迫害，基督教成为官方认可的合法宗教。到4世纪末，基督教成为欧洲唯一合法的宗教。同时，基督教失去了往昔的自由和独立，从主教的任免、调动到教义的确定都受到皇帝的控制。基督教按照罗马皇帝的意志被改造之后，长久以来都是作为罗马帝国的统治工具，小心翼翼地服务于罗马皇帝。后来的教皇，更是全心全意贯彻罗马皇帝的意志。
中世纪基督教 在西欧长达一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对基督教产生最大影响的是教权和皇权之间的相互利用和斗争。这一情形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社会动荡，加重了人民生活的困苦，人们开始反对教皇的权威，一定程度上为16世纪的宗教改革奠定了社会基础。
8世纪至9世纪中叶，特别是查理曼在位时，教会一度受世俗政权的管辖和支配。751年，教皇为丕平加冕，“君权神授”给王权涂上了一层神圣的色彩，同时为国王加冕意味着教皇对王位有批准和罢免之权。11世纪末到12世纪初，发生了教权和皇权之间的主教授职权之争。1075年《教皇敕令》宣布，废除世俗的圣职授予权，“只有教皇才可以废黜和恢复主教”，从而挑战先前的政治和法律秩序。最终，教会和王室双方都放弃各自最激进的要求，通过艰苦的谈判，以妥协告终。依教会法规，在教会内部选举产生主教和修道院长，皇帝可临场监选。同时，教皇承认皇帝的世俗授任权。从此，教会权力和国家权力的斗争告一段落，政教开始分离。15世纪，随着西欧中世纪的结束，整个社会思潮在文艺复兴与人道主义思想冲击和影响下，极力反对和批判教会政治的专制和腐朽，逐渐形成新教理论。16世纪初期，德国的马丁·路德以反抗教会贩卖赎罪券为起点，进行一系列从宗教问题到政治问题的社会改革运动，标志着宗教改革运动的开始。
近现代基督教 在宗教改革、英国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巨大影响下，新兴的资产阶级在18世纪的欧洲取得了全面性胜利，确定了自己的政治地位，其社会思潮是崇尚理性、提倡个性自由。在这种政治和社会背景下，18-19世纪的基督教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与挑战。随着科学的不断发展，民众对自然、社会和自身的认识水平逐渐提高，开始怀疑和批判基督教意识形态。英国的洛克认为，人的观念来自后天的感知与经验，而不是天赋的，反对笛卡尔式的“天赋观念说”。法国以狄德罗、霍尔巴赫和爱尔维修等为代表的百科全书派，对基督教进行了理性批判，强调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辩护，否则就放弃存在的权利。马克思主义的无神论，更是提供了批判基督教神学的锐利武器。
三 伊斯兰教
伊斯兰传统文明形成于中世纪的阿拉伯半岛，自然经济和个体生产是当时主要的社会生产方式。伊斯兰教的兴起深刻影响着阿拉伯文明的发展与演变，社会的发展变化也直接、间接影响着伊斯兰教的演进。
伊斯兰教不仅仅是一个宗教派别，它的主张和教义涉及人们的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古兰经》规定，一切土地皆属安拉所有，确定了国家土地所有制的经济原则。伴随着阿拉伯人对外征服的步伐，国家土地所有制逐渐成为伊斯兰文明的基本经济原则。在伊斯兰教初期，为了巩固自身地位，伊斯兰教特别强调穆斯林之间的兄弟团结，一定程度上排斥异教徒。最初的伊斯兰教还强调政教合一，主张建立政治权力和宗教权力合一的哈里发国家。
18世纪末，西方的工业生产方式开始向中东地区扩散，以工业为主体的现代经济制度逐渐在阿拉伯社会萌芽。19世纪以来，西方国家不仅对伊斯兰地区进行商品输入，而且在这些地区建立资本主义工业。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伴随伊斯兰社会经济层面的剧烈动荡与变革，传统伊斯兰教的许多思想受到巨大挑战。随着奥斯曼帝国的衰落，阿拉伯世界出现一些现代民族国家，伊斯兰教传统意义上的土地国家所有制不再占支配地位，土地已经作为商品进入流通领域。
经济领域的变革导致穆斯林与非穆斯林之间社会界限的淡化和法律地位的趋同。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随着西方列强对中东地区殖民侵略的加强，中东地区的世俗民族主义兴起，穆斯林与非穆斯林在共同反抗西方列强的共同目标下加强内部的联系，慢慢消融宗教之间的隔阂，增强了民族意识。如1882年奥拉比兵变期间，反对英国的殖民侵略成为埃及穆斯林与科普特派基督徒的共同目标，兵变期间的著名口号是“埃及是埃及人的埃及”，强调埃及人超越宗教界限而共同致力于埃及的政治解放，具有世俗民族主义的历史内涵。
19世纪以来，伊斯兰教现代化进程的主要表现是现代主义思潮的兴起和政治伊斯兰意识形态的强化。倡导以理性和科学原则来解说伊斯兰教，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有两位，即加马路丁·阿富汗尼（1839-1897年）和穆罕默德·阿卜杜（1849-1905年）。两人均倡导伊斯兰文明与现代社会的同步性，强调伊斯兰教信仰与现代科学的一致性，应该根据现代科学和理性对《古兰经》重新诠释，与时俱进地适应穆斯林生活环境的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