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兵法 始计第一》说“夫为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为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自有人类以来，就有战争行为，随着人类智能的演进，有了战略概念。传统的战略定义为军事导向，广义上的战略泛指对全局性、高层次的重大问题的筹划和指导，如国家战略、国防战略、经济发展战略等，主要指筹划和指导战争全局的方略。我国在崛起的过程中，渐渐向世界舞台的中心靠近，发现金融交战不可避免。军事战争往往在胜负之后划定界限，至少可以保持和平到下一次战争爆发。但金融的流动性跨越边界，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流动的停止本身可能就是惩罚或者灾难。金融战争是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的，因此建立金融体系战略尤显得重要和紧迫。
金融不是一个孤立的技术体系，而是稳固经济建设的基石和确保政治稳定的关键，必须用国家治理手段来进行全盘规划。需要明确，金融发展应有全局性目的：一是巩固提高党的执政地位确保社会安全和秩序稳定；二是更加积极稳妥地改革社会治理方式；三是创新国家金融安全体系。纵观国际金融史，国家金融体系的建立需要从战略层面进行筹谋布置，以国家利益最大化的实现为终极目标，强调时刻以主权实力的牢牢把控为坚实基础，同时以与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和国内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立体动态结构为依托。
在现代社会，金融是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综合体现，因此中国金融战略体系应当参照军事国防战略，以“六大军事战略”为指导，即“战略思维、战略基础、战略预备、战略纵深、战略储备、战略协同”，构建符合新形势下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金融体系。
第一节 为何要建立金融战略？
金融业是现代经济社会运转的关键产业，其基础性作用是对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金融成为现代市场经济中牵引资源配置的核心，即通过金融资本的流动就可影响甚至决定着人力资本、其他物质资本以及技术要素的流向与相互结合，继而对于现实生产力的形成和实体经济的效率产生根本性的影响。在国际竞争中，这种对资源再配置的本质即意味着和决定了其不可避免成为战场。
现代社会，金融已经成为国民经济、国际关系的核心内容，金融安全已成为当今一国经济安全与国家安全的重要标志。因此，金融体系的建立应不仅仅考虑多层次多部分的微观设计，更应从源头上认清其已成为现代竞争手段和战争方略的事实，充分衡量国家利益在其间的最大化，并从国家战略的层面上进行系统设计和主动部署。
第一小节 金融如何成为新战场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暂时进入了和平时期，然而，战争不可能会消失也不会间断，只是改变了发生的场地和发生方式。金融就是现代社会战争的首选和必选。
历史上所有大国的崛起，都离不开战争。不同的历史时期和社会背景，战争的概念有所不同。时至今日，战争已经有了更加多元化的内涵和丰富的释义。但究其本质，都是进行秩序的重建，从而实现根本目的——重新分配资源。无论是攻城略地、战火狼烟，还是尔虞我诈、暗度陈仓，目的都是通过削弱一国实力或者干脆消灭一国实体，占有其原拥有的资源。
与此同时，战争有巨大的社会成本，修复期可能会极其漫长。人类渴望和平，因为军事战争不但会带来物质性毁坏，根本问题还在于，其带来的生灵涂炭，是反人类的。因此虽然人类历史上军事战争不断，但大家总是谴责和避免武装暴力和军事战乱。国家亦应当避免之。
然而，资源毕竟有限，利益冲突不可避免，则战争不可避免。因此，国家之要务，是必须争取在交战中占据主导或优势地位，从而获得资源的绝对分配或优先分配权力。
历史是大浪淘沙、优胜劣汰的过程。在演变中，人类也渐渐做出了新的选择，那就是：经济战优于军事战，通过经济、商品交易等方式来进行资源交换、整合的同时，也进行竞争、资源掠夺和再分配。一场利益的冲突实际上可以在不同战线上进行，国家可以避免卷入军事战，但却无法避免卷入经济战。
经济战中，金融战又优于商品战。人类发展过程中，金融资本很快超越了商品贸易，成为现代经济社会的支柱和核心。这是因为金融的本质是放大效应，无论是在物质、期限、地域还是收益方面都进行了放大。在这种杠杆效应下，经济效应和效益都变得不但更大，而且更立体。金融使收益和风险都变得更高，资源分配的能力也变得更强。商品战和金融战，犹如军事中常规武器和核武器之比。
不仅如此，随着全球化的进程，金融战已渗透到所有国家的所有方面、所有层面。资金流动的持续延伸，通信信息的不断扩张，金融早已不是狭义上的借和贷，它在社会生活中处处可见，个人经历中必不可少。同时，任何国家发展经济基础、科学技术、国家安全、军事战争均与金融息息相关。与贸易全球化、跨国生产相比较，金融全球化是当今世界推动经济全球化的最活跃的因素，与此同时，金融危机也全球化了。金融已成为一国举足轻重、风险日大、危机频仍、最关键、最敏感和最脆弱的领域。
第二小节 金融体系的建立为何不只是个技术活
金融体系的建立绝不是一个纯粹技术问题，也不是被动防御的过程，不能仅用指标来进行衡量和解决。金融涉及国家安全和主权的根本，需要从整体的、长期的、全盘的、深远的、主动的战略角度上来进行考虑、设计和实施。
金融产业是一种复合型组织体系，它一般由银行业、证券业、保险业和信托业等专业部门构成。金融产业在其发展过程中不仅要能够减轻和控制风险、避免和防范危机发生，保持正常运行与发展；在面对国外各种威胁、侵袭时，还须能够确保本国的金融体系、金融主权不受伤害。经济界通过对国际金融危机的研究，提出过不少影响国家金融安全的经济指标。如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与世界银行（WB）推出的金融稳健指标集（FSI）等。
这些指数无疑是有重要意义的，对于判断和预防金融风险具有一定的价值。各项参数通常成为金融系统设计的专业化基础。然而，犹如研究军事必须研究战争，研究金融体系的建立需要先了解金融危机。各国金融危机的应对和后果清楚地指明，建立金融体系，绝不是从技术层面、风险防御层面考虑就够了，而是要把这个问题放到战略层面上来进行主动部署。
以下案例选自近20年世界经济的两次大危机，亚洲金融危机和美国次贷风暴引发的金融危机。
案例一是印度尼西亚，其在亚洲金融危机中受到重创。1998年1月，IMF向印尼提供了一笔总价值430亿美元的援助方案，但这项“援助”方案中涉及对印尼的经济、金融、政治、贸易、外交等各个方面非常苛刻的限制条件。协议签完，3月，IMF就拒绝向印尼提供后续援助贷款，并进一步要求印尼放弃联席汇率制。金融危机继续深化。印尼政治经济震荡持续不断，并交互叠加，事态恶化。2000年，IMF再次以救助为名与印尼签署备忘录，详细规定了印尼应采取的两个改革措施，包括清盘16家印尼国有银行，发行中央银行援助周转金和重组银行债券。这份备忘录使印尼银行业全面崩溃，国债占GDP的比重迅速蹿升，从1997年的23%急升到2001年的114%。印尼在IMF的总债务则从2000年的1200兆盾提升到2001年的1700兆盾。IMF对印尼政府继续施压。印尼中亚银行一年仅仅国债利息收入就有5亿美元，但IMF却促使印尼政府以6亿美元的捡垃圾价格把中亚银行51%的股权出售给美国的信托投资公司。印尼原有国有企业、金融机构和重要工业均被外国投资者控制。其间，印尼连续三任政府首脑被迫下台，国内政治局势几度失控。可以说，金融危机已经全面影响了印尼的经济安全和国家安全。十几年后，印尼的经济始终没有回到20世纪末的水平。
案例二是美国。众所周知，早在2007年4月，美国第二大次级房贷公司——新世纪金融公司的破产就暴露了次级抵押债券的风险。2008年8月，美国房贷两大巨头——房利美和房地美股价暴跌，持有“两房”债券的金融机构大面积亏损。继而，一系列突如其来的“变故”震惊了世界，拉开了此次金融危机的序幕。百年老店雷曼兄弟申请破产保护、美林“委身”美银、AIG告急等接踵而至，华尔街对金融衍生产品的“滥用”和对次贷危机的估计不足终酿苦果。危机初起，几乎全世界都认定美国信用将遭受重创。随着美国实施货币宽松政策，全世界苦不堪言却预测这将是美元霸权的重大转折，其他货币纷纷觉得等来了百年难遇的大好历史机遇。然而，接下来是欧元区国家接二连三的沦陷。欧元在政治经济上都成为“岌岌可危”的代名词。新兴国家亦犹如乘坐云霄飞车，风光一时但难以再现。而相比其他发达经济体和新兴市场经济体，美国经济复苏的内生性更强、风险出清程度更高、宏微观复苏同步性更高，并从2013年开始呈现周期性领跑之势。时至今日，美元终于强势回归。虽然美国经济仍旧存在许多隐患，但无疑，美国经济已经在复苏，且复苏质量相当高。作为本轮危机的发源地，美国经济在短暂的衰退之后很快恢复了增长，这一道从天堂到无间又返回天堂的轮回，只用了5年时间。
同是金融经济危机，结果迥然，启示深刻。一是技术参数作为指标和目标的意义被颠覆。仅仅以传统意义上的标准衡量，如果把国际储备与外债总额的比率、当年还本付息额与国际储备的比率和短期外债与国际储备的比率等作为国家金融安全预警指标体系及金融安全的既定目标，我们会发现，印尼为了追求指标的恢复，在国际社会的救助下，至少一度是，越来越糟，并对整个国家、社会的长远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美国在指标上并不占优势。它的经济复苏也不依赖于，或者甚至是忽略了这些项目指标的修复。二是金融安全的防护不能单纯靠被动防御，也需要主动出击。印尼为了在某些指标项目上进行改善，将希望寄托于外界的经济援助，不惜将自身的主动权利逐渐放弃，不但动摇了本国政治经济的根基，事实上也从未能拯救那些反而一直在恶化的所谓的金融安全指数。美国则气定神闲，主动出击，在全世界的骂声中置若罔闻地推行着它的货币政策。美联储通过QE 把“对冲”职能发挥到了极致，发动QE—经济温和复苏—缩减QE—产生美元升值预期—美元从全球回流美国本土—美国长久缩减赤字、减少支出，环环相扣，步步为营。美联储成功的原因是其立足自身利益的战略决心和高屋建瓴的战略手笔。
第三小节 维护国家利益无所谓阴谋阳谋
国际金融体系中浮现和隐藏着的是各国之间的权力与利益争夺，每一次国际金融危机都是国家间权力与财富重新分配的过程。战略实施过程中无疑是不能缺少战术和手段的，这些手段当然也应成为战略紧密监控和严加防范的重点。无视他国“阴谋”的存在是危险的，但如果仅以阴谋论作为主线和战略思维的基调来看待这些问题，无疑是太狭隘了。我们应正视，国家的金融战略应建立在国家利益而非国际阴谋论的基础上。一国金融体系的建立、设计和调整，其目的无不是为国家利益服务的。同时，应以此为基础，进行整体研究，制定出相应的、直面的、符合中国国家利益的中国金融战略。
为什么这么说？首先，金融是什么？金融是市场的一部分。无论国际金融斗争、金融殖民主义、金融侵略主义甚至金融恐怖主义，如果存在，也必然是存在于或者衍生于市场这个运作载体之中的。这是它的基础。脱离市场，就是空谈。市场中的金融，其首要特征是逐利。它为社会和实体经济服务，而这种服务的本质，也是逐利。在这一点上，美国金融系统表现得尤为明显。美国是金融资本主义，意思是，其整个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和整个社会都是逐利的。以下不妨通过几个典型的“阴谋论”例证剖析美国金融战略思维的核心。
第一个例子是中国的外汇储备。这也是最常被聚焦的“阴谋论”。中国用辛苦挣来的外汇去买美国债券，同时吸引外资，大量美元通过投资返回来投入中国实体经济，中国这样的新兴国家变成世界生产工厂，支撑发达国家消费，但长期债券只有2% ～3%的回报，股本回报率长期则一般是13% ～15%，差不多等于把钱存成了定期存折，存折管理员拿去放高利贷。储户则基本没什么赚头，而且能不能拿回钱，还要看管理员的脸色。这种情况早已有之。20世纪70、80年代日本、“亚洲四小龙”都经过这个阶段。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把这个叫作“斯蒂格利茨怪圈”。华尔街则把这归功于智力资本，解释是“我更聪明”，所以挣取更高回报，叫作智力资本的回报差价。这种解释显然不公，造成这种怪象的根本是全球经济结构失衡，失衡的根本则是美元霸权。从亚洲金融危机中，发展中国家学到需要持有外汇，也就是大量的美元及美元资产。但解决了一个问题，又有了新的问题。美国人需要刺激经济，货币宽松，债券持有国家受害，结果美元资产贬值。更可怕的是，反向操作，持有者仍然受害。美国人宣布退出量化宽松政策，印度股票跌30%，印尼跌百分之十几，因为资本撤出，流向美国，而这些国家则几乎要垮塌。
第二个例子是2008年金融危机。此次金融危机危及全球，几乎击垮欧元，最后美元回归，摧枯拉朽。这是不是阴谋？金融危机的原因可简单总结为“六超”：超级衍生产品，超级借贷，超级杠杆，超弱监管，超级贪婪和超前消费。应该说，这是一个机制问题。现有机制鼓励大家不断创新攫取利润，监管却比市场慢。高额的利润注定了底线思维和风险意识的缺失。不仅如此，华尔街控制了华盛顿，在政治上、舆论上，为自己获得最大利益造势。此外，西方社会的政治体制和文化也是金融危机的关键。社会原因是，美国过去几十年一直是以房地产为核心拉动经济。政治体制原因是，短期的执政者要做出长期的决策，这就产生了无可解决的内在冲突。为了选票，政客什么都答应，当选兑现，没钱就借钱，换着花样借，国家借空了，老百姓也完了。这是美国政治经济的内生性决定的。
第三个例子是通过组织趁火打劫。最广为人知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各种经济危机中雪中送炭，但往往在附加条款里落井下石。差不多是刚看见柴火，还没来得及烤，回头一看，房子都已经被人家扒光了。世界银行和IMF，特别是世界银行，基本上是美国在过去五六十年间颠覆第三世界缺钱国家的主要工具。世界银行现任行长金墉没有金融经历，基本是傀儡。其前任行长佐利克做过高盛的副董事长，当过副国务卿，再前任几届都是美国政府官员。此外，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出现了一系列的全球性反洗钱组织，其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是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FATF），在30多个成员国有司法权。当年，时任日本首相小泽一郎来中国，宣布日本和中国以及美国要建立平等的关系，回去买了100亿美元的人民币，首次把人民币纳入日本的储备货币，这个信号太强烈了，美国人将其视为对美元霸权的严重挑衅，于是通过这个组织促使小泽下台。
第四个例子是斯诺登的“棱镜门”事件。该事件透露，美国国家安全局监控不仅涉及电话邮件等信息，还包括国际金融交易，尤其是信用卡交易。美国国家安全局通过一项叫作追踪金钱的监控项目，专门关注国际金融市场的银行间交易往来，为此美国国家安全局专门成立了一个叫作“Tracfin”的金融数据库，用来存储从各个金融机构得到的信息。举个例子，伊拉克禁运石油期间，我们也承诺不买，但几个月后美国人说你承诺不买了怎么还在买？我们思忖，你怎么知道我在买？因为我们买石油需要用钱，全球清算系统的总部和备份中心在纽约，任何在此系统清算的数据每天晚上都汇总纽约，因此你如果和伊拉克、伊朗、缅甸、朝鲜交易，只要不是现金交易，它都能知道。即使钱的路线不被监控，但是运输石油需要游轮，就要缴纳保险，全球运输石油的几家保险公司都是美国的，通过保费缴纳也可以知道你船从哪里走，到哪里去。
这四个例子耳熟能详，而且很典型地展现了美国国家金融战略的主要手腕。有人说，这还不算是阴谋？也有人说，这根本不算是阴谋！其实这些都算是阴谋，也都不算是阴谋。说都算是阴谋，因为美国处处处心积虑、小心算计、攫取利益。说不是阴谋，因为美国处心积虑、小心算计，说到底都是为了利益。100多年前，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曾经有一段论述，他说美国整个社会本质核心是金融资本主义。将金融资本主义作为国家根本，那就意味着它的整个体制，包括社会体制、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等都是建立在金融资本主义的框架下，是在这种模式下产生的政权和国家。有此认识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华尔街控制着华盛顿这一说法了。美国货币和金融策略的首要任务是美国利益。无论是美国的个人利益还是国家利益，都被列入美国国家战略，成为其政治、经济、军事的保护对象和坚实基础。这就好比，美国在中东有个以色列，在太平洋地区有个日本，美国对中国大陆实行武器禁运，向中国台湾出售TMD。这些是阴谋吗？只是阴谋吗？
在各种阴谋还是阳谋的讨论中，我们应当抽丝剥茧，直击要害，正面直视这个问题的核心：一国高度重视其国际金融战略，目的不过是为其国家利益最大化服务。
第四小节 从军事战略角度思考金融系统战略
从宏观角度看，金融可载舟亦可覆舟。全球化和金融化是当今世界的两大特征，它们都裹挟着乘数效应，将国家和个人利益不断放大，使资源再分配更加复杂和迅速，从而击败一些国家同时复兴另一些国家。
从微观角度看，国家治理与金融互相交融。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一个国家制度和制度执行能力的集中体现。国家治理是对一国发展和竞争的控制能力的综合体现。金融则是当今国家发展和竞争所面临的没有硝烟的战争、永无休止的博弈。
从战略角度看，金融是决定性的战略权力。金融不仅仅是金钱，也是一种权力，一种可与海权、陆权相提并论的战略权力。金融权是一切经济关系和国际关系中起决定作用的力量，谁掌握了金融权，谁就控制了世界经济。
从战术角度看，金融是工具也是武器。金融既是现代化国家治理的手段，又是现代化国家治理的关键。国家治理，必须在这张金融网络中，充分利用金融工具，牢牢把握金融权，运筹帷幄，赢得先机。
从历史角度看，金融面临巨大挑战和机遇。中国梦的提出是对国家发展目标的再认知，是对国家自我身份和世界所处地位的再定位，是对国家深度潜力的再挖掘与国际社会认同度的再判断。中华民族崛起是合乎历史发展逻辑的必然结果，为此，需动员一切可利用的战略资源。中国金融遇上了千载难逢的机会。
从现实角度看，掠夺世界财富，践踏他国主权，打压他国发展，是美国全球霸权惯有的思维和做法，这一点在金融方面表现相当突出。特别是冷战结束后，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代国际社会的主流，国家安全中军事因素的分量相对下降，经济因素的重要性因之上升，而金融业作为一国经济的核心被提到更加突出的地位。金融战略应参照军事战略建立全面性的体系，在分析国际战略形势和权衡全盘诸因素的基础上指导全局，同时又具有很强的针对性。构建中国金融战略体系应基于“战略思维、战略基础、战略预备、战略纵深、战略储备、战略协同”六个方面。
第二节 强大的金融体系战略是怎么建立的？
金融不是简单的经济问题，而是主权问题。宏大金融战略的形成和布置，需要有强大的实力，继而有强大的势力。基于美国的实力和势力，它代表了当前全球经济格局，制定了全球金融秩序。
第一小节 了解美国金融霸权战略思维的指导意义
战略思维是认识、思考、研究和处理战略问题的思维活动、思维观念、思维方式和思维方法的总称。要了解一国的战略思维，需要摸清其展开和实施的路径，洞见此路径，是展开积极防御和有效反击的关键。而路径掌握，必须以深刻了解其战略思维基本观念为基础，即他国战略是以何种基调来看待、制定和反应的。我们讨论这个问题，是基于这个目的和事实，那就是，我们要制定自身的金融战略，就必须做到“知己知彼”，了解全世界的金融格局和战略。
在全面、深刻地了解世界经济格局和金融秩序的要求下，我们的剖析，一是为了了解全球金融形势；二是为了了解制定全球金融战略的基础；三是为了了解我们最大的战略对手的攻防手段和状态；四是为了分析世界头号强手的心路历程，作为我们在世界金融领域崛起、制定本国金融战略的借鉴。这四点都指向了美国。
美国有宏大的金融战略计划，其广度覆盖了全球各个国家和经济体，其深度涵盖了所有实体和虚拟的政治经济内容，其跨度是长达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全盘考虑。在此基础上，美国金融战略为美国利益开道，甚至不惜用直接掠夺他人利益、摧毁他国的赤裸裸的方式。这种宏大的战略需要强大的基础做支撑。
作为当今及在可预见时间内的世界头号政治经济大国——美国，它的战略部署必将会对我国产生深远影响，它的战略筹谋不应当只是坊间传闻，而需要扎实、深刻地剖析和认识。
第二小节 金融霸权带来的好处
美国煞费苦心确立金融霸权，是为了在全球博弈中获得更多的战略收益。客观来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布雷顿森林体系运行的初期，美国金融霸权确实对国际货币体系的重建和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并促进了欧洲重建和日本、德国经济的恢复。当时，美国金融霸权正如“霸权稳定论”所论述的那样，是为世界经济提供公共品的最后贷款人。但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美国金融霸权已逐渐偏离其良性的一面，转而滥用权力谋求私利，其消极影响已远远超出正面作用。美国政府之所以仍不遗余力地维护其金融霸权，是为了谋求四种战略收益：一是国际铸币税收益；二是负债消费收益；三是超额投资收益；四是极大的政策自由度。
一 金融霸权带给美国的国际铸币税收益
美国金融霸权决定着美元既是主权货币又是国际货币。由于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被世界广泛接受和使用，美国能够对使用美元的其他国家征铸币税[1]。
美国所征收铸币税的狭义部分可以以外国持有的美元的票面价值与美元发行成本之差的总和来估算。如果忽略美元的发行成本，那么全球除美国之外的所有国家持有的美元外汇储备价值总和均可以算作美国所获得的狭义国际铸币税。按照全球美元储备为70%的比例计算，2007年美国征收的狭义铸币税就为2.8万亿美元。另据美国国民经济分析局报告估算，美国基础货币发行中有近45%的美元在美国以外流通，这部分美元有4000多亿美元，也属于美国所获得的狭义铸币税。只要美国金融霸权继续维持，美元在世界各国外汇储备中的比例不发生大的变化，狭义国际铸币税将一直被美国所占有。
美国征收的铸币税的广义部分也极为可观。由于美国长期处于经常项目逆差状态，美元持续贬值，美国国内通货膨胀和美元贬值使得外国持有的美元资产的实际购买力大幅缩水，美国因此获得大量的国际通货膨胀税。根据经济学家的测算，仅仅在2002～2007年6年内，其他国家通过国际通货膨胀税的形式向美国转移实际福利高达5550亿美元至11100亿美元，这些都属于广义国际铸币税的范畴而被美国所占有。
实际上，美国所获铸币收益远不止这些。由于掌握着美元的铸币权，美国不会像其他国家一样受到贸易收支平衡问题的约束，其支付能力远远超过其收入能力，能够凭借美元发行权支撑庞大的军费开支，大规模对外并购和直接投资，美国金融系统作为美元的主要信用创造渠道也获得极大的垄断性竞争优势。
二 金融霸权带给美国的负债消费收益
美国经常项目持续巨额逆差导致全球失衡，与其相对应的是美国金融项目持续顺差，表明美国正依靠向全球借债维系其国内过度消费。
仅以新古典经济学范式进行分析，美国国内过低的储蓄率和较高的投资率是其经常项目逆差的主要原因。但是为什么全世界唯有美国可以长期保持经常项目逆差？答案是，美国负债消费模式的形成和运作并不仅仅是经济因素作用的结果，而是政治、经济、军事、历史、国际关系和文化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是美国金融霸权在新历史时期的突出表现。
金融霸权使美国能够恣意印刷美元维持其过度消费。美国抛弃布雷顿森林体系之后，彻底摆脱了黄金的束缚，可以任意印刷美元。而国际货币体系“核心-外围”的金融霸权结构并未改变，只是外围国由欧洲和日本变成东亚、拉美等新兴市场国家，这些国家采取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但获得的美元名义上是硬通货，却鲜有其他有利的投资渠道，因为任何想将手中美元用于收购美国公司和资源的行为都被视为对美国的不友好行为。
美国的国际收支逆差循环实质上是基于“美国国债本位”的金融霸权剥削和掠夺其他国家资源的主要手段。这种掠夺是打着全球化的旗号，以一种更为隐蔽和冠冕堂皇的方式进行的，外围国家在“比较优势”理论的“迷惑”下向核心国提供原材料和低端制造品，而核心国一方面通过垄断技术获得高额利润，另一方面凭借金融霸权向外围国输出不断贬值的美元，并迫使这些国家购买美国国债，这种情形就好像“富人向穷人借钱去购买穷人仅有的一些有价值的东西，而对所欠的债务富人从来没有认真考虑过归还”。美国放任经常项目逆差不断扩大，是因为“若没有国际收支逆差，美国人将不得不依靠自己为联邦债务的增长融资。这会具有通货紧缩的效应，转而迫使经济体量入为出。但是，在国家债务的增长由外国央行提供融资的情况下，国际收支逆差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
此外，美国金融霸权也正在用国际收支逆差绑架世界经济，它一方面迫使外围国家经济对美国形成依附，造成世界经济跟随美国经济周期波动而波动；另一方面当美国经济出现问题时，它可以利用国际收支循环向外转嫁危机。
三 金融霸权带给美国的超额投资收益
二战后至今，美国一直凭借金融霸权享有“过度特权”[2]，即美国凭借金融霸权地位，使其所持有的外国资产的投资收益始终大于外国所持有的美国资产的投资收益。美国正打着“全球化”的旗号，以推行“自由主义普世价值”为借口，在军事大棒的威胁恫吓下，通过金融霸权迅速实现由“世界银行”向“世界风险资本家”的角色转变。
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之后，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美国主导的经济和金融全球化的大背景下，美国借助于“美元-华尔街-IMF”三位一体的金融霸权，对其他国家金融系统进行渗透和扩张，并对外围国家的外资政策施加影响，使其允许美国对其公共部门和资源产业进行投资，美国通过大量持有这些部门的股权实现对外围国家公共部门和重要产业的控制，获得超额垄断收益，并不断发行美元为其在全球的股权投资提供资金。
各种研究结果证实美国享有大量的超额投资收益。Gourinchas和Rey的研究表明：布雷顿森林体系时期美国对外资产的收益率为4.04%，仅比对外负债收益率3.78%高0.26个基点，1973年以后，收益差迅速扩大，资产平均实际收益率为6.82%，同期负债平均实际收益率只有3.50%，收益利差达到3.32%。这从侧面说明美国金融霸权实力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之后是增强的。Obstfeld和Rogoff分析1983 ～2003年美国相关数据得出：如果仅从国际收支账户中美国持有外国资产的利息和分红的狭义口径统计，平均来说，美国持有资产收益超过负债利息支出1.2个百分点。如果按照美国国民经济分析局的方法，以包括资产价格变动和汇率变动的名义资本收益估计美国国际投资头寸收益（这两种因素导致的资本收益不在国际收支和国民收入账户中反映），美国持有的外国资产年收益率超过外国持有美国资产年收益率平均为3.1%。
四 金融霸权带给美国极大的政策自由度
“三元悖论”[3]原则是指导各国内外政策搭配的重要原则。当今世界有且仅有一个国家可以突破“三元悖论”的束缚，那就是美国。金融霸权赋予美国在政策操作上的自由度和无约束性，使得美国在与其他国家的政策博弈中始终处于优势地位。
美国如何突破“三元悖论”？首先，在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方面，美国货币政策的制定历来关注其国内经济目标的实现，这也是美国宪法赋予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神圣职责”。美国近30年来也是一次次地依靠“相机抉择”的货币政策摆脱危机冲击和经济衰退，因此，美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不言而喻。
其次，在资本自由流动方面，1972年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美国对资本流动放松了管制，放松资本管制对美国金融实力的扩张和金融霸权的重新巩固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美国极力维护资本自由流动，并要求其他国家放松资本管制，按照世界经济论坛（WEF）的排名，美国是世界上资本流动最为自由的国家。
既然美国已选择货币政策独立性和资本自由流动两大目标，按照“三元悖论”原则，美国将无法保持汇率的稳定。美国表面上确实也没有坚持固定汇率制，而是实行完全独立浮动的汇率制度。但根据IMF 2014年的统计，全球采取盯住美元固定汇率制的国家有43个，另有12个国家采取盯住美元和欧元两种货币的汇率制度。当其货币与美元汇率发生波动时，该国央行必须进行干预以维持本国货币与美元汇率的稳定。从这个角度上讲，保持汇率稳定已不是美国政府所要关心的事情，而是成为别国政府必须承担的责任。
因此，凭借金融霸权，美国超然于“三元悖论”，但以别国受困于“三元悖论”为代价。突破“三元悖论”的束缚，美国在政策操作上就拥有了极大的自由度。自利性决定了美国并不关心货币政策给世界经济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和冲击，2008年后推出三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就是例证。金融霸权扩张的本性使得美国坚持资本自由流动，并极力迫使其他国家放松对资本自由流动的限制。金融霸权的独特优势又使得美国不必关心美元汇率是否稳定，保持汇率稳定的义务可以由别国去承担，而且美元汇率的变动对美国经济不会造成多大影响，美国甚至可以大幅调整美元与其他货币的比价，而不会遭受别人这样做可能遭受的不良经济后果。
第三小节 怎么能够建立霸权
——实现美国全球金融战略的基础
一 强大的经济实力是美国全球金融战略的基石
美国虽然只有200多年的历史，但却演绎了大国兴起的罕见奇迹。它在欧洲文明的基础上，独创性地走出了一条自己的发展道路，将世界第一经济强国的位置占据了一个多世纪。尤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经济实力骤然增长，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占有全面的优势。在完成了由战时经济向和平时期转变之后，美国经济从20世纪50年代起在上述优势地位的基础上进一步持续增长。从1955年至1968年，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以每年4%的速度增长。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该时期美国经济曾经出现连续106个月的持续增长，这一记录直至90年代出现所谓的“新经济”之后才被打破。国家和民族的腾飞在过去都是从血腥的战争中过来的，美国拥有地缘环境和资源禀赋的天然优势，因此能够在两次世界大战后积累大量财富，为美国金融霸权提供经济基础。时至今日，美国仍然是当仁不让的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二 货币霸权是美国全球金融战略的关键
货币金融霸权和国家安全息息相关。二战后，美国的“怀特计划”战胜英国的“凯恩斯计划”，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施行双挂钩，即美元和黄金挂钩，其他货币和美元挂钩。通过这一系列安排，确定了美元的世界货币职能和在世界货币体系的中心地位。石油危机以后，美国宣布与黄金脱钩，依靠已经获得的强大国际信用，成为国际货币的主导，奠定了美国金融霸权的根基。当今的国际储备多元化，国际收支多元化，汇率多元化，都是建立在以美元霸权为主的体系基础上的。即使在金融危机后，美元依然是国际最重要流通储备和国际避险货币。美国通过量化宽松政策放任美元贬值，冲击他国经济，欧元日元在金融危机中受到重创，最后反而突出了美元强势，加深了美元的霸主地位。此外，国际汇率体系依然是美元主导的，在各国政府的货币框架中，美元仍然是公共部门进行干预的重要手段和制定经济政策最重要的汇率包。按照IMF 2014年的统计，世界上有191个国际汇率包，有46.6%是盯住美元或包括美元在内的一篮子货币的。国际储备体系也是以美元为主，截至2014年第二季度末，美元储备占比从2009年初的65.2%小幅下降至61%，但还是最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
三 主导国际金融业是美国全球金融战略的路径
美国立国是靠发债。英国是债券市场的发源地，可股票市场是在美国蓬勃发展起来的，可以做股本投资、风险投资、天使投资，等等。美国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的发展奠定了美国对全球金融市场影响的微观基础。虽然金融危机发生，但美国的金融市场始终在全球占主导地位，从2007年至2012年的数据看，美国股票市值占全球的比例还是主要的。根据国际清算组织介绍，国际债券市场以发行人居住地来划分，美国、英国等还是占全球的前六名，在国内债券发行方面，美国的全球债券占23%，国内债券占40%。从国际银行业来看，三十多年前十家里面大概有八家是日本银行，五六年前十家基本都是欧美银行，现在有四个是中资银行。为什么日本能有七八家在世界前十大银行，但昙花一现，因为美国人和欧洲人仍是主导，他们不会让别人在前面待的时间太长，结果就是日本被迫有了一个“广场协议”，或者叫日本“失去的二十年”。在美国和欧洲主导的金融业中，中国尽管现在有一席之地，但也如履薄冰，想要上升难如登天，但坠落就是一念之间、一夕之间。
四 国际金融组织控制权是美国全球金融战略的抓手
在国际组织中，美国拥有IMF的实际权力。美国（16.8%份额）是唯一一家拥有超过15%以上份额而具有否决权的成员。IMF总部在美国，前几任IMF总裁退下来都在华尔街，常务副总裁及90%以上的工作人员都是美国人，可以通过各种渠道影响IMF的运作，对整个日常运作具有控制权。世界银行原来是扶贫机构，但是为美国政治服务非常多。金融反恐和金融制裁也成为美国控制他国的工具，反洗钱、打击毒品、贪污、恐怖主义等犯罪行为是其重要手段。后来延续到布什提出所谓的对无赖国家的制裁，现实是美国通过组织和法律体制发动金融战争。“9·11”事件以后，美国反洗钱重点转到打击恐怖融资，特别是长臂司法管辖政策，扩大了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的话语权，这甚至是对任何一个其他国家主权的侵犯，但美国通过了这个法律，并用其国内法来监管世界。另外，美国也以金融制裁为手段，实现其政治和军事目的。
五 垄断大宗商品金融定价权是美国全球金融战略的保障
大宗商品金融定价权是目前世界经济秩序中国家实力的重要体现。由于市场经济要解决的根本问题之一就是价格决定，金融定价权成了市场经济的命门。当代社会，要获得商品定价权，必须获得供应链中的垄断地位。目前市场的游戏规则是谁的金融定价能力（金融衍生品市场的发达程度）最强，谁就能牢牢控制住定价权。美国依赖二战后美元国际本位币地位的确立，承接了英国在全球大宗商品定价上的主导地位，如今以美国为首的发达金融市场通过金融衍生品继续控制着大宗商品的定价权。在现行国际贸易体系中，大宗商品的定价权直接体现为该国在该种商品全球市场中的国际影响力。由于商品期货市场具有集中交易、交易成本低、信息容量大的优点，已经成为现行大宗商品定价体系的核心，商品期货的价格成为相应大宗商品品种国际现货贸易定价的基准。世界大宗商品的定价权基本都在美国三大证券交易所实现。农产品价格形成于芝加哥期货交易所（CBOT），金融衍生品价格形成于芝加哥商业交易所（CME）和芝加哥期货交易所。纽约商品交易所（NYMEX）的轻质低硫原油期货合约是世界上成交量最大的商品期货品种之一。另一定价基准——布伦特原油所在的伦敦洲际交易所（ICE），2001年就被美国洲际交易所收购。2006年10月17日，芝加哥商业交易所与芝加哥期货交易所合并诞生了全球最大的交易所——芝加哥交易所集团。2008年3月，芝加哥交易所集团收购纽约商品交易所，一统美国的期货市场。芝加哥交易所集团这样的巨无霸横空出世，更加牢固地掌握商品定价权。美国将生产外包，但只要将金融定价权牢牢地掌握在手上，就可以最大限度地捞取利益。这本质上是一种寄生关系。邓小平同志曾将金融比作血液，金融定价权就是吸血的工具。
六 信息控制权是美国全球金融战略的利器
斯诺登的“棱镜门”已经家喻户晓。但事实上，美国对全球的信息控制早已趋于常规化、广泛化，防不胜防。国际清算银行BIS的总部在瑞士，而世界三大信用卡公司维萨、通用、万事达的总部都在美国，国际清算系统CHIPS和FEDWIRE等5家公司的总部也在美国，都是美国监控信息数据库的主要来源。我们花任何一笔钱，即使是国内的银联联名卡，只要出国交易，数据都会被提交到美国，交易信息对他们来说实现全部掌握。大型金融企业和跨国机构，也成了美国在政治上利用的工具。微软、苹果、谷歌、雅虎等纷纷被曝被美国国家安全局利用来获取信息。这也是美国要封锁华为和中兴的原因——因为涉及国家安全问题。事实上，互联网作为全球重要资源之一，对整个世界的发展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其治理机制却是由一家私营部门和一个国家所主导。2005年7月1日，美国政府发表声明，美国商务部将继续与ICANN（互联网域名-地址管理机构）签订合约，保留对13台域名根服务器的监控权。这一合约表明美国决定继续掌握全球互联网的最终控制权，这也使美国拥有独自决策封闭某个国家互联网的权力。尽管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质疑美国对互联网的控制权，认为国际性资源必须由全球共同监控。但美国却先发制人，以可能伤害互联网自由为名，拒绝让出控制权。
这六个方面，可以说是美国之所以能雄霸世界金融的基础。
第三节 中国需要怎样的金融体系战略？
金融是经济的血脉，二者互为依托，兴衰与共。金融的核心功能是通过调剂各部门的资金盈余与短缺，实现金融资源的有效配置，同时实现风险的分散与转移。一国经济的发展，离不开金融支持，并反促金融发展，经济强则金融强。与此同时，金融又往往是经济体系中的薄弱环节，成为危机爆发的突破口，进而颠覆经济的稳健运行。因此，金融的稳定对整个经济的稳健发展至关重要。
全球经济一体化是当前经济发展的特征，也是不可逆转的经济和社会进步的总趋势，对于促进世界经济发展和资源最优配置有巨大的推动作用，然而由于各国经济发展不平衡，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各国所受到的待遇和利益也不一样。存在着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各种矛盾和利益冲突，即使发达国家之间也不例外。
建立国家金融体系战略，应基于自身立场和实力的现实，应当是立体的、全面的、有弹性的、动态的。
第一小节 别人的教训给我们的启示
俾斯麦说，国家是在时间的河流上航行。所以国家兴衰的话题永远新鲜。在金融历史的视野里，一个表面上十分强大的国家，有时很脆弱，甚至经不起几句空穴来风的谣言。世界各国在金融史上的成败得失告诉我们，所谓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方法，换一种环境，竟会漏洞百出，日益颓败，无力回天。国家金融发展，因其禀赋不同，修炼的方式各有不同。但哪些是金融发展和保障金融安全所必需的？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知兴替，方能预备前瞻性战略。
一 强大的经济实力是立足点
“强大的经济实力”首先是指拥有位于世界前列的经济总量和经济规模。中国要发展金融体系战略，势必要按照美国的终极目标去追求。因为美国是武林霸主、顶尖高手。美国凭借强大的经济实力在国际舞台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四大要素为美国的金融霸权奠定了基础：发战争财奠定的经济基础；科技革命带来的生产力革命；世界货币的地位确立和金融业的迅猛发展；以政治军事实力、完善的法律体制为基石的国家主义力量确保金融战略的有序进行。
经济金融发展史表明，一国货币的国际化会使其具有其他货币不可比拟的经济优势，但货币国际化必须以强大的经济实力为支撑。无论是英国还是美国，在其货币称霸世界，成为国际货币舞台上的核心角色时，都曾是当时世界经济的枢纽，其经济实力远超同时代的其他国家和经济体。
金融与经济相伴而生，金融业发达与否是一国经济实力的体现。20世纪初，全球经济与贸易中心由欧洲转到美国，金融中心也随之迁移；21世纪初，西风东渐，保持多年高增长的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银行业也得以快速发展。2013年的千家银行排名中，中国工商银行跃居榜首，建行、农行和中国银行也均跻身前10位。中国银行业国际排名的提升，是中国综合国力增强的体现。
强大的经济实力、金融实力与政治实力和军事实力相辅相成，成为一国处于国际领先地位的基础和保证。因此，建设金融战略体系的首要任务是经济和总体实力需要更加强大。
二 实体优势产业和核心竞争力是关键
一国经济的强大还需在资源合理配置的基础上具有高效的、持续健康的发展潜力，其关键是拥有实体优势产业和核心竞争力。
金融资本的集中，使人为操纵与投机更为可能，致使金融资本极易脱离实体经济。如果失去了产业资本的广泛支撑，金融资本营运的风险也将更大，从而对一国经济造成极大破坏，甚至影响整个社会生活秩序。
从拉美地区金融危机看，虽然它们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雄厚的科研开发能力，如阿根廷早在1913年，人均GDP就达到了3000多美元，90年代末期甚至达到了9000多美元，被国际理论界认为有可能是第一个跨入发达国家的发展中国家，曾被树为“南美经济自由化改革成功的样板”。但是阿根廷在很短的时间内就陷入了危机，40%的人陷入贫困，失业率达30%，整个社会陷入混乱。不仅如此，拉美金融危机还呈现出周期越来越短、传染性越来越强、程度越来越深的态势。金融危机从单纯的债务危机，发展为政治、社会、金融多种危机交织在一起的复合型危机，带来的危害越来越大。
拉美各国在经济发展中，先后选择了“进口替代”“出口导向”“新自由主义”三种不同模式。20世纪下半叶，拉美国家为实施工业化，大举借债，实行扩张性货币政策，导致国家财政赤字迅速增加，外债急剧膨胀。20世纪90年代，在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指导下，拉美各国采用一系列自由放任的经济政策，建立起以市场全面开放为基础的经济体制，全面实行私有化，大规模出售国有企业和公共资产，外资大量自由出入。缺乏自己的实体经济支撑，外来投资则随时趋利而动，终于演变成债务危机和恶性通货膨胀，金融动荡，社会不稳。
拉美最终没能培育起在国际市场上有竞争力和比较优势的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移植来的指导经济发展理论和经济模式无法有效地根植拉美大地，与拉美各国实际相结合。过分依靠外资来弥补财政赤字和平衡国际收支，其结果势必加剧对外资和国际市场的依赖。这使拉美经济长期增长缓慢，而且金融体系相当脆弱。
拉美金融危机告诉我们，没有自己的主导产业或者缺乏产业的核心竞争力，在全球化的情况下就无法应对突如其来的危机。培养实体优势产业和核心竞争力，是一国经济保持长期稳定增长的根本条件，也是金融系统良好运作的基础。
三 牢牢掌握国家资本是核心
拥有强大经济实力和产业核心竞争力的日本同样遇到了金融难题，显现出掌控国家资本的核心意义。
日本的核心问题是，在金融上基本是被美国操控的。其对金融战略发展的重视度太低，对国家资本的掌控能力远远不够。日本整体经济很发达，贸易阶段和工业化非常好，个人金融资产全世界第一，但基本上日本没有进入金融社会，日本的金融水平无论是在金融理论还是在金融实践上，都对全球没有贡献，没有自己独立的货币政策，没有自己独立的金融市场，也没有真正的国际化金融机构。
日本金融机构庞大但脆弱。十几年前，日本通过了金融改革法案，一是把日本国内庞大臃肿的金融机构市场化，二是把一个基本封闭的金融市场全开放。结果导致美资金融机构大举进入，虽然在数量上不如日本的金融机构，但是在盈利能力上却强得多。彼时，日本连家庭妇女都去炒外汇，这就是闻名于世的“渡边太太”，跟着美国人炒美元、做期货，使日本巨额外汇储备和民间资金都被美国引走，将日本最核心的金融资源交给了美国，美国人在日本赚钱很多。同时，日本没有独立的外汇政策，美国因而也左右了日本的汇率，日元兑美元比价从360元到250元，再到150元直到90元甚至落到70元，最终是日本20年的经济衰退。
政治上，日本基本还是占领体制。从钓鱼岛问题上可以看出美国如何控制日本。几年前日本民主党上台的时候，民主党提出建立中日美等边的外交关系，提出美军撤出普天间机场、冲绳乃至日本全境，并希望建立中日韩自由贸易区。时任日本首相小泽一郎带了拥有5600人的政商代表团来中国访问，其中近200名议员。回国后很快就像他的老前辈田中角荣一样被美国的洛克希德受贿案起诉了，因为他们同样提倡中日友好。更重要的是，美国听说日本、中国、韩国、新加坡在讨论亚元的问题，亚元发行初步商定设在中国香港，这是对美元霸权的挑衅。美国人绝对不干。因此美国重拾20世纪70年代的手段，第一收拾小泽，第二策划由东京都来买钓鱼岛，树立对立的中日关系，使日本想脱离美国的企图泡汤。结果是日本买了更多的美国军火，负担了更多的驻日美军的开支，与中国乃至亚洲国家更为疏离，亚元议题则几乎成了泡影，日本的货币和金融政策又重新受到美国的摆布。而这正是美国的战略目的。
所以金融体系战略需要建立国际化、市场化的金融机构，将国家资本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拥有主权，才能拥有安全。
四 足够的储备和预备是保障
发展国家金融体系战略还需要和平理念，拥有充足的国际清偿手段（即广义上的国际储备），建立充分的战略预备、战略储备。从世界各国和各个时期对黄金的重视便可见一斑。
据披露，在金融危机中，英国女王六十年来第一次去英国中央银行的金库视察，看什么？看黄金储备。在这次金融危机中欧元最紧张的时候，德国发起“让黄金回家”运动。但美国牢牢把持住这些“暂放”在它那儿的黄金，不让运走，甚至以安全为由不让查看清点。此外，2008年危机后，全球央行增持黄金。俄罗斯普京放言，“俄罗斯复兴之路”需要黄金储备作为基础。2014年12月，在美欧重重金融制裁的压力下，俄罗斯即使在大幅抛售美元储备打响“卢布保卫战”的情况下，还在增持黄金，因为“黄金是俄罗斯央行最后的子弹。因为它有储值功能，是一种不受制于美元，或者欧美制裁的资产”。
黄金本身是没有多大工业价值的贵重金属，但和信用、银行、央行储备、央行货币发行紧紧联系在一起。美元成为世界货币，也是基于其二战后庞大的黄金储备。欧元发行前夕，欧元区国家集体增持黄金储备，发行时其黄金储备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目的也是增强货币发行和流通的信心。在历史上多次金融危机中，纸币信用丧失，黄金成为最后的储备和清算工具。蒋介石兵败逃亡，将黄金倾巢运走，这些黄金成为台湾地区当时立足国际的储备资本。新中国成立之初，外储匮乏，用黄金进行国际支付从国外进口粮食等物资，帮助我国渡过了最困难的时期。韩国在1997年那场金融风暴中遭受重创，本币贬值、外汇流失、外债攀升，是靠民众捐出黄金制品，帮助国家换取外汇，才得以渡过难关。
黄金的故事说明即使是金融发达国家也十分重视黄金储备，而即使是和平时期也要居安思危。我国目前约4万亿美元的外汇储备，黄金只有1054多吨，约占1%，太低了。
五 金融体系的战略纵深思维是底线
与国际接轨是必然道路，但在夺取最后胜利前，道路可能是曲折的，在金融体系战略上必须有底线思维，建立战略纵深。
金融全球化的不同维度对金融安全有不同影响，例如我们说的放松资本项目交易管制，资本跨境流动，容易造成资本的过度流入或外逃。现在的热点是人民币自由兑换问题。从历史上看，俄罗斯卢布自由兑换后，大幅下跌，上千亿卢布凭空蒸发。印尼过早实行自由兑换也出现问题。日本“广场协议”之前对货币国际化非常谨慎，协议后的悲剧已经人尽皆知。资本自由兑换好处很多，但需要结合自身均衡考虑路径和底线来设计。
德国是个很好的例子。从1980年开始，德国央行相继取消或放松了大部分金融市场的限制，使得马克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比重逐步上升，但美国为维护美元币值稳定，向德国和日本施压，要求其降低国内利率。德国刚开始同意降低利率，干预外汇市场，但是当发现通货膨胀的苗头时，立即上调了回购利率。德国央行没有因为美国的压力而放弃维持货币稳定的政策主张，坚决维护国内物价水平和当局稳定，甚至表示政府无权干涉。此后，在欧洲货币一体化的过程中，马克始终处于中心位置，从制度上大大推进了马克成功国际化的进程，奠定了德国在全球坚固的经济金融地位。
金融机构国际化，准入限制放松，内外资金融机构合作以及内资金融机构“走出去”，这个过程中金融机构本身有没有竞争力很重要，事关存亡。政策不能太急于和国际接轨，而忽视了我们所处阶段的不成熟和自身存在的缺陷。全球化竞争就像一个竞技圈，拳王主张统一标准，无差别搏击。但我们要先衡量以乳臭未干、羽翼未丰之身与世界拳王竞击的后果。进入竞技圈，应清楚如何制定最佳时间表，怎样达到最佳搏击状态。业务国际化、金融市场国际化、金融监管国际化，应当如何与国际接轨，何时适合接受国际监管和国际协作，都应该和国家竞争力水平相匹配。
六 正确的社会财富观是支撑
国家富强是金融的基础、金融战略的核心。金融强调在市场中获得利益，这其中既有国家的利益，也有个人的利益。良性的国家金融体系一定是能够使社会更为公平平等的体系，既要避免利益集团形成的固化壁垒，又要避免民粹主义形成的非理性消耗。
特权集团、利益集团造成的贫富不公、社会矛盾凸显是苏联垮台的一个很大的原因。官商一体对社会伤害非常大，贫富分化过速过大问题确实要好好解决。既得利益集团形成以后，严重影响了社会公正。各级官员为了保证自己的利益，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只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当时苏联有一个调查，80%的人认为苏共既不代表人民，也不代表苏联人民，只代表苏共官员。苏联被既得利益集团所绑架，改革进行不下去，“看不见的手越来越看不见，看得见的手越来越闲不住”。这些既得利益者就是想维持行政权力能够长期干预微观经济活动的现状，既利用权力占有资源，又利用市场变现。
相对地，南美政治家为了选举应和各种民粹要求，绑架国家，把民族的长远利益放在一边，结果危机不断。历史上，德国希特勒上台靠杀富济贫，杀犹太人周济德国人，在德国掀起了前所未有的民粹主义。战后德国议会、政府和执政党三方面提出废除遗产税，并把这个问题提到了国家利益的高度。他们的理由是：第一，因为富人是国家的建设者，征收遗产税会打击他们，而且会制造族群分裂；第二，收遗产税会使富人转移资产，比如去英国，结果只是为英国培养了税源和投资者。中国台湾一度高达50%的遗产税，最后减到了10%，因为当地的富人全跑了。考虑老百姓的利益要从整个社会层面上来看，杀富济贫貌似公允，看起来痛快，其思想根源是民粹主义，会破坏市场、撕裂族群，由此出发，可能经济本身都无法存在了，更不要说金融。
所以，如果说经济或金融是一种或需要一种财富积累，那么正确的社会财富观会深远影响社会财富创造的过程和结果。
第二小节 中国金融战略面临的挑战
我国金融体系真正意义上的发展仅有30多年的历程，其间经历了试错和波折，但在严格的监管和政府指导下，总体比较平稳，并顺利完成了大银行的股份制改革。过去十几年中虽然经历了两次严重的金融危机，中国的金融体系受冲击却不大。一方面是我国资本项目尚未完全放开，短期国际资本不能自由跨境流动，维护了国内金融市场的稳定；另一方面是国内的金融业尚处于发展初期，创新能力并不强，而对创新的监管也比较严格，这意味着国内金融业，特别是银行业基本以传统业务为主，杠杆率较低。但随着国际化、市场化以及创新业务的发展，未来我国金融业的稳定性也将面临较大挑战。
一“金融市场全球化”导致中国金融安全威胁上升
金融全球化是大势所趋，但也随之带来新的挑战。中国金融业开放之后，与国际金融体系的互联度提高，国际金融政策及市场波动的传导效应将越来越大。股改上市之后，国内大型银行加快了海外业务网络的拓展步伐，国际化程度不断提高。截至2013年年末， 18家中资银行通过新设分支机构、并购、参股等方式在海外51个国家和地区共设立1127家分支机构，总资产超过1.2万亿美元；中资金融机构的外币资产占比也在不断增加。目前，中国工商银行和中国银行均已被列为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此外，国际金融政策变动对中国金融稳定的影响也已开始显现。比如，美国近年来的QE政策对人民币汇率、市场流动性及通货膨胀等都产生了较大影响。根据蒙代尔-弗莱明“不可能三角”[4]，在开放经济环境中，由于受外围经济金融形势及政策变化影响，一国的货币政策独立性、汇率稳定性及资本自由流动性目标很难同时实现。未来，中国金融业将成为全球金融体系中重要的一环，国际金融风险也将更容易传导到中国，这势必会给金融稳定带来更大挑战。
二“金融风险集中化”导致中国银行业压力上升
我国金融体系结构不均衡，风险过于集中在银行业，银行资产不良贷款隐患较高，经济下行周期时的金融稳定将面临较大考验。在我国经济体制的转轨过程中，由于资本市场发展滞后，融资格局以银行融资为主，在统一利率政策指导下，对支持企业不断增长的投资需求以及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但长期以来，“银企政”关系扭曲，各级政府对银行的日常经营干预较大，信贷资金经营带有“半财政”性质，这无疑加重了银行的压力，使其营运隐含着较大风险。
目前我国的金融体系仍以间接融资为主，直接融资的比重虽然不断增加，但大量债券实际还是由商业银行持有，因此风险并没有从银行体系中得到充分的转移和释放。一旦遭遇经济下行周期，或面临产业结构调整，银行的资产质量可能出现下滑，这对于我国金融稳定将是严峻考验。
三“金融机构交叉化”导致金融监管复杂性上升
随着利率市场化和汇率改革进程加快，金融业进一步加快综合化经营和金融产品创新，业务复杂性和关联度加大将给金融稳定带来挑战。自2005年开始综合化经营试点之后，中国的很多商业银行都设立了保险、租赁、基金、信托等非银行子公司以及海外的投行子公司，还形成了平安、光大等金融控股集团，综合化经营模式已基本形成。可以预见，未来中国金融业的业务结构和组织结构将可能像如今的欧美同业一样，变得越来越复杂，金融机构之间的关联度也越来越高，这将给金融监管及金融稳定带来较大挑战。
四“金融渠道网络化”导致市场流动性风险上升
高收益的T＋0型货币基金扩张迅猛，对市场流动性产生较大影响，增加了金融的不稳定性。2013年，我国货币基金的资产管理规模增至8830亿元，2010年以来的年均复合增长率高达79%，这主要是因为通过网络或移动渠道销售的高收益货币基金异军突起。以“余额宝”为例，规模在短短半年内扩张到4000亿元，而其背后的货币型基金之前交投清淡，并不受市场青睐。市场之所以出现巨大转变，主要原因一是互联网接口提供了更便利的交易渠道，特别是在已经聚集了大量黏性客户的网站；二是可以T＋0取现，并具有支付功能，因此基本可以替代活期存款；三是其具有较高的收益率，一般高于定期的银行理财产品。与国外相比，国内对此类产品的监管相对宽松，比如大部分国家不允许货币基金T＋0赎回，并要求此类产品提取风险拨备等。由于我国银行仍受到贷存比约束，在存款流失的压力下，银行间的恶性存款竞争再次出现，或者不得不接受此类货币基金的高利率协议存款，这不仅大大提高了银行的资金成本，也导致市场流动性紧张，并进而影响到市场的稳定。2013年下半年再现“钱荒”与互联网货币基金的发展不无关系。
五“银行影子化”导致金融机构自身风险上升
处于监管之外的影子银行的发展增加了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性。近年来，以大数据、云计算、移动互联网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风起云涌，催生了第三方支付、网络信贷、众筹融资等互联网金融迅速崛起，在为实体经济提供高效融资支持、对传统金融业形成有益补充的同时，也有力推动了传统金融业的创新与变革，并成为金融体系的“鲇鱼”，给金融体系稳定带来一定挑战。如有些互联网金融公司大搞线下业务、违规发行理财产品，甚至触碰“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非法集资”的底线。此外，民间借贷、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性担保公司等非银行融资渠道蓬勃发展，这些机构的风险管理能力相对较弱，而监管也尚未到位，成为影响金融稳定的潜在隐患。近一两年来，温州老板跑路所引发的民间借贷风险向传统金融机构的蔓延，就曾引起局部震荡。
第四节“六大军事战略”构建中国金融战略体系
国家金融战略研究的是国与国之间的博弈，追求的是力量的重组，因此战略的关键是其特殊性和策略性，既需要适应世界经济秩序，同时也能顺应世界格局变化，而且符合本国在大国兴衰更替时的经济利益最大化。因此，一国应当从军事战略的角度思考金融战略体系，以制定筹划和指导战争全局的方略为目的，根据战略形势和国家利益的需要确定。
从当前国际国内形势出发，中国国家金融战略应着重“两重兼顾”。一是金融系统建设的战略性和全局性，不只是针对金融，而旨在保证经济繁荣、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应兼顾三个目标：巩固提高党的执政地位，确保社会安全和秩序稳定；更加积极稳妥地改革社会治理方式；创新国家金融安全体系。二是为达到目标，需建立一套立体而完整的金融战略体系，则必须兼顾三对既相对又统一的关系：既要有深厚的基础，又要有广阔的纵深；既要有宏观的思维，又要有扎实的储备；既要苦练内功制造预备，又要广结外援创造协同。据此，构建中国金融安全战略应当从“战略思维、战略基础、战略预备、战略纵深、战略储备、战略协同”六个方面朝着既定目标推进。
第一小节 立足国家“总体安全观”为金融安全树立战略思维
当今社会处于国际力量博弈和更替的漫长历史转折时期，影响各国的最终决定力量必然是经济因素，但不同国家经济发展阶段、体制建立形式、民主政治推进程度不同，使政策偏离经济规则的不确定性也在加大。各国政府特别是大国政府间的政策博弈，将更为深刻地通过改变偶然或特定事件的走向影响历史的进程。金融安全已经不只是国家安全的一部分，而是与政治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社会安全形成互相影响、相互牵涉、互为因果、共同作用的有机复杂体系。国家金融安全战略不是政府的平面单维选择，而是上升为国家意志的、国家战略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我们亟须达成一种共识，即金融安全思维是建立在国家战略高度的，需要主动出击、全方位筹谋和系统性协作。
我们可以将国家金融安全战略定义为，一个主权国家为谋求其战略利益，长期为提升整体国家实力和国际经济社会地位而制定的有关金融事业发展的根本性、系统性决策，它应与国家政治体制、经济形势、社会发展阶段等相一致，并与国家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战略相互交织，以谋取国家利益最大化为最大前提和最终目标。
建立金融“总体安全观”可从六大维度切入：
一是金融与政治安全。金融成为大国角力的优先选项和新战场。金融是资源配置的核心，即通过金融资本的流动带动和影响人流、物流，从而能够从前所未有的广阔的时空领域上，通过空前复杂的内外部因素，既影响外部安全，又影响内部安全；既影响国土安全，又影响国民安全；既影响传统安全，又影响非传统安全。西方在乌克兰策动新版的“颜色革命”，克里米亚问题引发了西方与俄罗斯“冷战”延续，中亚暴力化和极端化相交织的暴恐事件，中国香港“占中”引发的“雨伞革命”，背后都有美国金融之手的支撑。美俄此轮地缘战略的角力，从一定程度上已转为经济和金融实力的较量。事实再次证明，当前世界，军事冲突只是迫不得已的选择，而金融成为了大国之间较量乃至颠覆的主战场。
二是金融与公共安全。由于金融几乎贯穿于整个社会经济生活的所有方面，金融安全已成为影响最大的越来越集中的社会公共安全基础。当今反恐成为国际国内公共安全的重点，金融领域的反恐怖主义是反恐战略的重要一环。一个成功的恐怖主义组织网络，必须有相对充裕的资金做保障。随着单纯由政府或单个组织支持的国际恐怖主义活动相对减少，恐怖主义资金的来源更趋于多元化，其中有合法的和非法的各种收入，并借助于国际金融体系进行运作，最终成为恐怖主义行动的物质保障。“反恐金融战”的直接目的是通过断绝国际恐怖分子的财源遏制其行动能力，这是阻遏国际恐怖主义活动的关键一环。国际金融领域正发生着近年来最重要的制度变革。由于美国“反恐金融战”在国内外两条战线上同时展开，给各国金融行政当局和金融机构都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各主要国家在反恐怖主义和反洗钱方面有共同利益，故多顺势而为，积极强化金融监管系统。
三是金融与国防安全。国防是一种特殊公共产品，国家财政是保障国防建设的主体。当前，中国经济已进入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国防投入的刚性需求和财政收支矛盾正在日益加剧。利用金融手段，可放大财政效应，把财政资源更多集中在国防建设的关键点。因此，在战略层面要“活用金融”，发挥国家政策的引导作用，将联系财政的国家信用资源，发挥杠杆放大效应，撬动和运作更多社会资金，把过去由财政承担的部分职能任务适度分离出来，节省财政投入，带动财政集中在关键性重要点位上以发挥更大的作用。在战术层面要“用活金融”，运用金融工具和产品，利用风险投资基金、混合所有制改革、军工企业股权结构设计和提供军人金融服务等方式，以微观手段有效服务国防建设。
四是金融与经济安全。金融安全是经济安全的核心，稳定强大的政治经济是国家金融安全的基础和保障。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推进和金融创新能力的提高，金融机构之间的高度互联性已成为现代金融体系的一个显著特征。金融业的不断开放和市场化，是金融改革创新、谋求发展的必经之路，但同时应当关注，金融业高度互联带来的系统性风险，加剧了各国经济的不稳定性。经济金融体系的高度互联使得风险通过交叉持有的资产直接传递，加剧了风险传染的速度和冲击程度，并迅速扩散至全球，“蝴蝶效应”和“多米诺骨牌效应”更加显著。市场性金融风险随着金融资本的日益集中而集中，当这种集中性风险累积到一定程度，造成金融资本营运中断时，就会影响整个社会生活秩序。如果此时加诸一些内因或外因的政治影响，就能引发动荡甚至严重地破坏社会稳定。1997年和2008年由货币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最终导致了某些国家的经济危机、政治危机和社会混乱，就是有力的证明。
五是金融与金融安全。在金融领域的交锋中，国际金融制裁已成为一件战略武器。金融制裁主要是对金融资产和金融交易的冻结、限制甚至剥夺，以使被制裁者丧失经济资源，迫使其接受制裁条件。凭借美元资产和美国金融市场在国际经济贸易和金融交易中的地位和作用，美国一直把国际金融制裁作为其维护国家利益以及打击、遏制敌对势力的重要手段。近几年更愈演愈烈，除了借维护所谓“自由、民主、人权”等进行金融制裁外，更借由打击国际恐怖主义、打击国际贩运毒品、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等借口，极大扩张长臂司法管辖权力，肆意动用金融制裁，为美国国家安全、外交政策和经济利益服务。除了封锁和打击被制裁者外，美国金融制裁也用来保护本国金融体系安全，防止被制裁者的金融资产和交易对美国金融秩序造成潜在的破坏、干扰或负面影响，并且防止美国的敌对势力以任何方式利用美国的金融体系。通过立法化、组织化、全局化等手段，这种适用于国际关系的金融制裁措施被设计得越来越具有严密性、扩张性和突袭性。
六是金融与网络安全。互联网空间已成为各国继领土、领海、领空之后国家的“第四空间”，互联网战略已上升为国家战略。同时互联网产业已对传统的行业产生冲击和促进。互联网时代，金融和网络虽属于“虚拟空间”，却深度融入社会治理的方方面面，不仅超越了国界，而且可“脱虚入实”，对现实国家治理构成威胁。要想在互联网时代占据战略先机，就必须提高互联网科技水平、壮大互联网科技企业。金融作为资金融通和国家治理的重要工具，要发挥导向作用，从多渠道捍卫中国“第四空间”的安全。
第二小节 壮大国内金融实力为政经稳定夯实战略基础
中国金融发展的战略目标是建立可持续的、具有综合竞争力的金融发展模式，实现从“金融大国”向“金融强国”的历史性转变。要与全球化金融全面接轨，就必须建设有国际竞争力的金融实力。金融实力的建设是一项综合性、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的社会系统工程。在金融实力的提升过程中，要充分吸收国际金融市场的管理制度及运营方略，为我所用；在提升方式上，要立足中国国情，不能忽视当前的发展阶段特点来进行建设；在具体把握上，要坚持既大力推动又稳扎稳打的原则，有战略有战术，分阶段稳步推进。
一国经济增长、金融发展和制度优化的水平或程度，是国际竞争力的基础。必须处理好国际与国内、金融与实体的关系。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实现中国金融实力的立体提升和金融增长方式的全面转变，为建设“金融强国”奠定基础。
一是在国际上争夺货币权力、争取金融话语权，同时为国内金融市场的壮大创造空间。一国金融实力体现在国际金融的话语权上。谁若主导了国际金融的话语内容，意味着就可以向外兜售自己偏好的经济发展模式，制定对自己有利的国际金融市场规则，获得对重大国际金融事务的定义权和突发国际金融事件的解释权，从而在国际金融博弈中获得对他国的优势地位和主动权。国际金融有着高风险和动态复杂性，但反映国家金融实力的指标中很重要的一项是货币的国际可接受程度。在经济的全球化时代中，货币的国际化程度是大国实力的关键性指标。货币竞争的背后始终绕不开政治和外交的角力。随着国家综合实力增强和国际利益面扩大，中国的国际金融话语权意识逐步高涨，诉求也日益强烈。尽管暂时还难以撼动西方国际金融话语权的强势地位，但应坚定不移地有序推进对国际金融话语权的争夺。人民币国际化的终极目标不仅仅是中国拥有自己印刷世界流通货币的权力，而是真正成为国际资本体系的重要一员。
争取国际合作获取更大的货币权力。首先，以人民币跨境结算与人民币国际化为推动力，通过中国央行与各国、各地区央行的货币互换合作，以中国的经济实力，寻求全球经济稳定发展的多种途径。其次，始终如一地支持IMF的改革，力争人民币进入SDR的篮子，支持IMF和联合国有关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新的SDR 方案等议案。再次，结合人民币“走出去”进程，用好中国对外的美元援助、美元贷款、用美元购买亚洲债券等活动，促进发展中国家和东盟国家的发展，寻求在进一步推助经济全球化、亚洲经济一体化中的中国利益。最后，应以人民币国际化为中心，展开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建立一个包括股票、债券、黄金、石油、货币等所有金融品种及其衍生品在内的完全化的资本市场，争夺货币权力以及大宗商品定价、信用评级等国际金融的话语权。
二是国内需要加强金融体系的改革和完善，进一步增强国际竞争力。金融体系改革是金融体系发展壮大的基础，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前提条件。中国应从自身条件出发，清晰定位金融发展战略，厘清中国到底需要什么样的金融体系，并在体制效率、市场深度、创新能力上深化改革，大力推进完善建设金融市场的举措。从满足不同主体的投融资需求出发，稳定银行的主导作用，积极发展资本市场、货币市场、保险市场、外汇市场、期货市场、金融衍生品市场在内的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加强金融市场的基础性制度建设，完善市场功能，促进不同层次市场协调发展，发挥金融市场体系的整体功能，提高金融市场体系的运行效率。同时，需加强培育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型金融机构，加强金融机构的治理水平和盈利能力，加大创新，拓宽盈利渠道，提升金融产品定价权。
三是金融与实体经济相辅相成，使金融与实体经济水乳交融、相互支持，加强整体实力。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思想，牢牢把握发展实体经济这一坚实的基础，不仅可以有效地促进经济的发展，而且金融业自身实力也可以得到新的增强。金融机构也应确立目标，必须贯彻国家宏观调控政策、产业政策、区域经济政策以及国家经济整体布局和发展规划等国家经济发展战略，在可确认的法律框架下更好地创新，通过优化信贷结构，有效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和经济结构的调整。大力发展消费信贷，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一战略基点；大力支持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加大对“三农”、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支持；加大对科技自主创新与创新型驱动的支持力度；加大对民生产业和项目的支持力度，实施“普惠”金融；支持低碳经济发展和绿色增长，发展“绿色金融”。
第三小节 倡导良性审慎的金融市场机制为国际竞争建设战略预备
宏观审慎管理是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全球金融监管改革的核心内容，体现了今后一段时期金融监管理论及实践的发展趋势。因金融市场天生的风险性，金融制度客观就存在不确定性。随着以自由化、国际化、一体化为特征的全球性金融变革趋势向各个国家的蔓延，各国金融市场都有了不同程度的反应，这些反应的速度、准确度、有效程度决定了国家金融市场、经济态势甚至政治局势等的发展和走向，而如何反应则基于一国金融市场的体制规范和机制设计。希冀以金融自由化与金融市场的国际化来带动经济发展，但市场经济体制不完善甚至尚未建立，就极易使高度市场化的金融制度与市场化程度较低的实体经济之间出现较大的摩擦与冲突，这种体制因素所导致的不协调会急剧加大金融市场的不确定性，增加以信用风险、政策风险、管理风险与犯罪风险为主要内容的一类金融风险，成为金融动荡与金融危机的潜在隐患。
因此，各国的经济体制、法律制度与监管能力在对这种趋势的反应中变得日益突出与重要。可以说，历次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金融监管不到位和法律不健全都是深层次原因。良性审慎的市场机制是发展良性金融市场、增强金融市场避险能力、加大金融市场自我调节修复功能的基础，是建立稳定强大政治经济的战略预备。
作为战略预备，其基本条件是国内金融监管和法律系统的进一步完善。
一是建立平衡、适度、系统化的监管体系是金融市场良性运行的前提。金融系统有天然的风险性，金融业的特殊性和市场失灵，都会导致风险聚集，引发金融危机。这些都需要通过“有形之手”——监管来解决和克服。2008年金融危机后，全球金融系统都加强了监管。与此同时，金融市场又有天然的自我调节机制，金融体系的功能相对金融机构来说更具稳定性，而监管制度设计的缺陷却有可能引发金融风险。Berth曾以152个国家和地区的银行业为样本，检验监管措施对银行发展的影响，结果发现：政府加强监管有时非但不能稳定银行体系，反而适得其反。一个国家对商业银行从事证券或者非银行商业活动进行限制的程度越深，该国的金融体系就可能越脆弱，极易发生金融危机。
因此，监管强调的是在利率自由化与金融市场国际化过程中的“有效监管”。一国监管系统必须找到市场的最优平衡，兼顾市场化和规制化，兼顾遵从经济规律和矫正市场失灵，高度明确战略意图、深刻理解市场内涵，并基于此建立起符合国家金融发展战略、市场发展特征、体系成熟阶段的监管体系，制定监管政策。目前金融监管体系支离破碎，透明度不够，监管效率低下。需要合理的监管体系对市场进行审慎均衡的调整。首先，需要成立具有较高层次、较强协调能力的宏观审慎管理实体部门。进一步加强功能监管与综合风险监管。其次，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宏观审慎管理的政策工具。再次，实现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之间的协调顺畅。此外，进一步加强与国际监管机构的沟通与合作。最后，将互联网金融、影子银行等新型金融机构尽快纳入总体监管框架，实施常规监控。
二是健全法制金融则是建立良性金融市场机制的重要基础和内在要求。继续完善金融发展法治环境构成要素，就是中国金融法治建设的重要任务。市场经济本质上是契约经济，法治是市场交易有序进行的基本条件。金融市场是典型的规则导向型市场，现代金融是法治金融，金融运行、金融监管等都要受到法律的调整和规范。法治对金融业的改革和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引导、推动和保障作用。从发达国家金融危机后的调整情况看，法治建设是预防金融危机的重要手段，美国在2007年之后相继出台《金融监管改革框架》《紧急经济稳定法》等金融法案。因此，保障金融安全，必须从制度上建立起金融安全的保障体系，把一切金融活动纳入规范化、法治化的轨道，实现依法治理金融，保障金融安全。要更加重视法律建设在金融改革发展中的基础作用，把市场主导原则作为中国金融法治的基本理念。在健全金融监管体系的同时，加快金融立法速度，强化金融执法力度，建立完善法治金融体系，维护金融市场公平秩序，真正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确保健康的金融秩序。
第四小节 循序渐进与国际接轨为竞争缓冲建立战略纵深
中国要进一步享受经济全球化的好处，必须参与金融全球化。但是在以美元为主导的有缺陷的国际货币体系下，金融主导或领先国家往往引导甚至决定着其他国家的货币和金融制度及走势，国际金融市场风险多端，过快全面融入金融全球化，是极其危险的。因此在制定国家金融对外开放战略时，应当建立广阔的战略纵深，实施有限的、有序的全球化，留给自己战略性运动的余地，预留缓冲空间和周旋时间。
一是我国金融市场需要发展缓冲来成熟完善。尽管我国金融市场机制不断进步完善，金融资产快速增长，创新活跃，金融机构的质量持续改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和跨境人民币结算稳步推进，但也需正视，我国金融市场的规模，不论从广度还是从深度看，国际化程度都很低，主要资本管制项目尚未放开，尚未经历过国际市场大幅波动的冲击。人民币对于金融交易产品无定价权。在各国金融市场之间，更多的市场波动体现为国际市场影响国内市场，而不是相反。我国微观金融国际竞争力仍然不足，缺乏国际“实战”经验。有些尽管在资产、利润规模上已名列世界前茅（主要是商业银行），但治理结构不健全，基本未经历国际金融市场诡谲多变的操作历练。宏观货币政策调控的手段，基本是行政化的，更是缺乏金融强国特征下的全球金融调整的“阅历”与经验。
事实上，我国的货币与金融体系一直是在向世界其他国家的学习中逐步演进的。当前，许多人将美国的金融模式当作现代化的金融，并以此作为我国金融的发展方向，甚至是唯一方向。对于金融市场改革和发展一味求同求快，在相当程度上忽略了我国发展中转轨、崛起中大国的特性，揠苗助长，不仅难以促进中国金融的崛起规划，还潜藏着极大的风险和危机。
中国成为“金融强国”，是时代的要求，我国未来的金融发展长期目标是充分市场化，但是为实现这一伟大转型，作为金融体系还在建设完善中的发展中大国，当前时期的发展策略则应为有限全球化。这样才能充分发挥金融在优化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更有利于调动市场主体的积极性，使其具备金融条件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与此同时，在规避部分国际金融市场风险的前提下，进一步利用全球资源，参与全球竞争。
二是“有限的全球化”有利于在过渡期内制造战略纵深，趋利避害。从宏观上说，金融改革总体效果是好的，一定会带来改革红利。但从操作上说，要有优先顺序和配套安排，通过适当的顶层设计，形成统一的社会共识，稳中求进。在参与金融全球化的过程中，在汇率、资本管理、货币国际化和国内改革等核心问题上，不能按成熟、发达经济体的惯例一步到位。要尽可能避开、防范市场动荡对中国金融稳定的冲击。应分别逐步推进、相互配合促进，逐步动态逼近金融全球化，即有限的、有序的金融全球化。与此同时，在发展自己的同时保护自己，打好金融强国的基础，为金融更大的开放做好充分准备。
在积极着手稳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必须认识到，中国除了缺少成熟健全的金融体系以外，也还没有一个真正的国际金融市场，更缺少这方面的人才与市场经验。而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给中国带来货币权力的同时，也会因国际投机资本等因素带来更大的市场风险。因此，在致力于人民币国际化的努力中，应同时着手建立与国际金融市场完全同步的国际资本市场，培养和积累国际金融市场的人才储备与市场经验，运用投资组合，用丰富的金融工具和技术手段来规避市场风险。
支持国际组织关于全球“宏观审慎监管”和“全球金融监管治理”的制度措施，减少杠杆效应，稳定全球金融体系和经济发展，同时，要学会“以我为主”的思考，给中国经济发展多留些“空间”，不追求国际金融监管引领者的虚名。
通过有限的金融全球化，争取空间和时间，提高中国的金融体系效率，支持经济结构的调整，在纵深中进行缓冲，壮大实体经济的实力与竞争力，并进一步给金融体系的发展提供更多的支持和创造出更多的需求，从而扶植、培育中国金融体系的整体竞争力，实现更大范围的金融开放，逐步形成“金融强国”实力，以更积极的姿态，参与改善国际经济、金融的新秩序。
第五小节 强化底线和危机思维为防范风险构建战略储备
金融是一场不折不扣的战争，需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但也应随时保持危机意识，警惕防范金融及其派生危机的发生，坚持和强化底线思维，凡事从坏处准备。尤其是针对金融系统本身就具有内生性风险，一定要从意识上、把控力上和物质基础上牢牢掌握“底线”，这样才能有备无患、遇事不慌，牢牢把握主动权。战略储备一般是指物质性的储备，但特别容易忽略因而更需强调的是，政策储备和人才储备也同样关键。
一是政策储备。只有增强国家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控制能力，才能坚固国家对市场底线的把握能力，从而加大对战略储备的调配能力。在全力推进金融系统市场化改革的同时，需要警惕“自由化”倾向带来的对政府的弱化、对国家资本的丑化，以及对所有制的侵蚀。市场化改革势在必行，但市场化不是“自由化”。目前过分强调新古典经济学和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好处，但也应当看到，市场并非理论中理想状态的市场，市场经济里的个体并不都是完全理性的，它们经常做分割和边缘的决定，其实很难保证总体上是最佳效果。加上微观主体之间信息不对等，市场力量推动转移结构转型具有不确定性，放任政策往往是造成收入分配两极化恶果的推手。因此，2008年危机后，美欧等已经意识到了过去的谬误，政府干预力度都不断加大。而我们所效仿的许多都是美欧危机前的制度和市场片面的状态。把政府说成是市场的对立面，把国家资本说成是恶魔，并且一再主张资本去国家化和所有制去公有化。其实国外的事实一再证明，公有制并非经济活力的掣肘，美国在危机后的一系列举动，也充分证明国家干预市场的关键性和重要性。尤其在我国，所有制作为国家资本的基础，决定了经济，是执政的基石。在危机时刻更是如此，如果国家不掌控资本，怎么能够充分调配战略储备呢？因此，底线思维要把执政基础放在首位，坚定以公有制为主、端正国家资本地位、明确国家控制力的市场化改革。
二是人才储备。战略储备还应该包括金融人才储备体系，特别是加强高层次国际金融人才储备。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培养了一批高素质的金融人才。但随着金融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中国深度融入国际金融治理体系，中国金融人才逐渐进入IMF、世界银行、亚开行等机构高层。但是，总体而言，中国高层次国际金融人才缺乏的现象越来越突出。随着加速推进以中国为核心的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新型国际金融机构建设，促进国际金融治理体系改革，推动商业银行国际化，未来需要大批高层次国际金融人才。而人才的培养、建设、使用、成熟往往需要一个相当长的周期，因此，亟须未雨绸缪，完善为国际金融机构服务的国际金融人才储备体系，建立系统的国际金融人才培养体系，培养一批具有国际金融机构工作经验、国际视角的国际金融“三大复合型人才储备”：第一，金融外交人才储备。国际金融治理新秩序的建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过程，国际金融秩序的重建在某种意义上是谋求国家利益的战场，亟需具备金融专业知识和金融外交斗争经验的复合型金融外交人才，以更好地维护并争取国家利益，平衡各方利益需求；第二，国际开发性金融专业人才储备。“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建设的金融需求和资金需求量大，投资回报期长，市场不完善，需要采取“先期扶持、长期获益”的开发理念，需要建立政府和市场之间的桥梁，弥补市场的缺失，以市场化的方式服务国家战略。因此亟需具备金融实务经验和金融战略眼光的复合型国际开发性金融人才；第三，国际金融法律人才储备。“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不可避免地面临不同层次的金融法律冲突，亟需一批具有解决金融法律冲突能力，熟悉全球性金融经济法律（如世贸组织、未来可能建立的TPP、TIPP等组织）、区域性金融经济法律（东盟、海合会、上合组织等）、双边金融经济法律（双边自贸协议）和沿线各国国内金融经济法律的复合型金融法律人才。
三是物质储备。为了应对各种意外情况，保障金融市场正常运行和国民经济需求，物质储备必不可少。通常物质储备包括外汇储备、贵金属及一些大宗战略物资、能源等。外汇储备的利用应当更强调底线和危机思维，强调对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重要性和战略性，建立我国的金融战略储备制度。
雄厚的外汇储备有利于为中国经济进一步崛起和成为金融强国打下坚实的战略基础，有利于防范外部动荡对中国经济的意外冲击。中国巨额外汇储备表现出了强大的竞争力，但持有外汇储备是有机会成本的，现有管理目标还相当局限，投资渠道也相对单一。在成为当之无愧的储备大国的同时，也面临全球金融市场剧烈波动带来的风险。外汇储备的持续增长，意味着中央银行基础货币不断扩张，并在很大程度上存在引发通货膨胀以及导致国民经济出现泡沫的风险。此外，储备资产的过高增长也会降低金融资产的收益水平，并同时引发国与国之间更为激烈的贸易摩擦，加剧人民币的升值压力。事实上，作为一种金融资源，外汇储备只有在投资运用中才能凸显其价值所在。我国的外汇储备面临需要进一步盘活并创造更大效益的紧迫任务。加强外汇储备利用的顶层设计，为我国外汇储备管理提供有益的战略定位和现实的策略选择，明确外汇投资管理的战略意图，加强储备多元化及风险管理，符合当前中国实现汇率机制平衡转轨、稳步融入世界经济发展新格局的历史契机，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应对全球新型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挑战。
在全球政治经济局势微妙波动、中国争取货币权力的当下，增持黄金储备也是重要策略。鼓励实施“走出去”的对外开放战略，收购海外重要经济资源开采权，加大对我国具有战略意义的境外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和关键设备等，不断提高外汇储备的使用效益。
第六小节 主动服务国际经略为金融影响力创造战略协同
“明者因时而变，知者随事而制”，形势在发展，时代在进步。要跟上时代前进步伐，就不能身体已进入21世纪，而脑袋还停留在冷战思维的旧时代。当前中国外交的重点，是让中国梦获得更多的国际认同，充分化解中国崛起的周边压力，而实现这个目标，经济金融手段是重点。金融是国际经略利器，尽管当前中国已在使用这一利器，但未来还有其发挥作用的更大空间。
中国金融战略取向分析的一个基本出发点，是基于改革目前国际货币体系的缺陷和未来世界经济、金融的不确定性。因此更应当追求使国家金融有限资源在战略作用下发挥最大的效用，在国际政治、国际组织方向上为国家金融安全战略提供静态的横向协同以及动态的进程协同，为合理配置国家资源提供战略方向。中国需着眼于思考与顺应历史大势，未雨绸缪，主动出击，积极参与国际金融及相关事务，积极绸缪周边经济合作的供应平台，努力去营造合作、互利的外部经济金融环境。这是为了维护全球化趋势，通过改革国际货币体系和国际金融监管，更多地代表发展中国家、新兴国家利益，推动全球经济的包容性增长，积极参与国际治理，将我国的经济实力真正转化为国际政治影响力。
具体来说，发挥金融的国际战略作用，还需要从几个方向着力。
一是需要用金融手段实现周边破局。所谓“邻居好，无价宝”“朋友可选择，邻居须共处”，中国越发展，就越体会到和平稳定的周边环境之可贵。新一届政府始终把周边作为外交优先方向，2013年还专门召开了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强调要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坚持睦邻、安邻、富邻，突出体现亲、诚、惠、容的理念，积极营造更加和平稳定、发展繁荣的周边环境，推动中国发展更多地惠及周边国家，让周边国家搭中国经济发展的快车、便车，实现共同发展。从落实的角度看，积极推进“丝路基金”、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上合组织开发银行，配合中国“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等外交战略，为周边发展辅以金融助力；用“先予后取”的思路，让周边国家更多地从与中国的金融合作中获得利益，让中国投资更好地支持周边经济社会建设；在利用金融手段促进周边国家发展的同时，要兼顾当地的社会影响，尽量让周边的发展惠及所在国当地普通民众。
二是需要用金融手段实现更好地抱团发展。发展中国家是中国外交的基石，中国同广大发展中国家命运相连、诉求相近、理念相通。只有坚持道义为先、义利并举，从金融渠道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的帮助，真心实意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快发展，并共同发掘合作共赢的机会，中国才能实现和发展中国家的共进退。时至今日，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还没有过去，发达国家宏观政策调整又增加了发展环境的复杂性，部分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速下滑、通胀上升，甚至出现资本外流、货币贬值现象，国际上唱衰新兴经济体的声音再起。面对这些新情况、新问题，新兴发展中国家需要继续同舟共济、共克时艰，把经济的互补性转化为发展的互助力，不断扩大利益交汇点，实现互惠共存、互利共赢。
三是需要以金融手段推动国际金融新秩序建立。当前国际金融格局以二战后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为基础。美国为维持其全球霸权的核心——美元霸权，利用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来操纵国际金融秩序。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在给发展中国家提供贷款或者援助时都带有政治改革方面的条件和要求，而此类条件和要求往往会打乱这些国家的自我发展节奏，甚至造成内部社会的不稳定。发展中国家的实际经济表现差强人意。这一现象与国际资本对融资国的行政管理和法治环境心存芥蒂有很大关系。为推动建立公正平等的国际金融新秩序，需要改变新兴国家在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金融机构中的话语权明显不足的局面。新国际金融组织的出现将有助于撬动原有金融格局，促进国际金融组织的多元化发展，推动建立更为公正平等的国际经济金融新秩序。金砖开发银行的成立将在一定程度上起到缓解疑虑、增强信心的作用，吸引国际资金流向发展中国家，从而有效缓解这些国家的巨大投资缺口。亚投行是继金砖国家开发银行之后，又一个与西方主导体系相独立的国际金融组织。亚投行的设立可帮助中国企业“走出去”，一方面缓解相关产业和企业的产能过剩压力，并借此在全球范围内配置各类资源并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另一方面是中国雄厚的资本和技术优势，通过亚投行扩大亚洲国家在基础设施上的合作，实属两全其美，互利共赢。
四是需要从金融途径培育中国政治影响力和主导力。只有促进中国经济实力向政治影响力和周边主导力的顺畅转变，中国经济崛起才具有可持续性，中国梦才能有加快实现的更大机遇。一方面，这需要中国统筹金融能力、国际义务与全球责任，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通过金融渠道努力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事业多做贡献，同构利益共享，获得更广泛的国际支持。另一方面，这也需要中国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全球经济秩序重建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反对任何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借由国际地位的提升，为解决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发挥建设性作用，推动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积极参与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国际合作，为改革和完善国际治理体系贡献更多中国力量、中国智慧[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