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开大学肇端于1898年张伯苓在威海卫亲历“国帜三易”奇耻大辱之后所执教的严氏家塾，奠基于甲午战争爆发十周年之际创建的南开学校，开办于因“外争国权”而掀起的五四运动大潮之中，是爱国教育家严修、张伯苓创建的南开学校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办学立校的宗旨即“文以治国，理以强国，商以富国”，人才培养的目标是塑造兼具“爱国爱群之公德”与“服务社会之能力”的兴国之才。建校以来，南开大学不仅培养了以周恩来、陈省身、吴大猷、曹禺等为代表的一大批杰出人才，为民族振兴和国家富强做出了重要贡献，而且在长期办学过程中，秉承、践行“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校训，形成了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别具一格的南开道路、南开品格、南开精神。
南开人有着高度的历史自觉。所谓历史自觉，就是社会实践主体在深刻认识历史发展潮流和历史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形成的强烈的历史责任感、使命感，以及对自身历史定位的能动把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现实、未来是相通的。历史是过去的现实，现实是未来的历史。”他还特别强调：“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学习历史是“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继续推向前进的必修课”。对于南开人来说，南开校史、南开教育史就是指导南开未来发展的一部教科书；学习南开校史，就是坚持南开道路、光大南开品格、弘扬南开精神，把学校各项事业继续向前推进的一门必修课。只有深刻了解南开的过去，才能全面把握南开的现在，正确开创南开的未来。
中华民族有着重视修史的优良传统。南开人继承了这一优良传统。翻开南开的办学历史，每到学校发展的重要节点，南开人都要对走过的道路进行全面回顾，从中总结出可为未来发展提供借鉴的经验与启示。
早在1934年南开大学举行校庆之际，华午晴、伉乃如在《十六年来之南开大学》一文中，回顾了南开大学兴学强国的历史，指出“南开虽小，而其发展之程序适足以反映我国革新运动之趋势”。这里，已经比较清晰地表达了“南开的发展道路与国家民族的发展道路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在1944年南开校庆之际，张伯苓老校长留下了永载南开史册的传世名篇——《四十年南开学校之回顾》。他满怀激情地指出：“回顾既往奋斗之史迹，展望未来复校之大业，前途远大，光明满目。南开之事业无止境，南开之发展无穷期，所望我同人同学……抱百折不回之精神，怀勇往直前之气概，齐心协力，携手并进，务使我南开学校，能与英国之牛津、剑桥，美国之哈佛、雅礼（今译为耶鲁）并驾齐驱，东西称盛。”这段话，强烈表达了南开人要把南开大学建成世界一流大学的雄心。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南开大学的校史研究在国内各高校中也是起步较早的。1979年校庆前，学校编写出版了《南开大学六十年》一书。1984年6月，学校专门通过了《关于编纂校史的决定》，正式成立由吴大任教授担任主编的校史编写组，目的就是要“以史鉴今、资教育人”，从以前走过的发展道路中，汲取面向未来的智慧和力量。
今天，我们学习和研究南开校史，不是要沉浸在过去的辉煌中而自我陶醉，也不能仅仅纠结于曾经的艰难曲折而扼腕不已，更重要的还是通过对南开办学历史过程中内在规律的揭示，为推动今天的教育改革和发展提供历史依据、历史经验和历史启示，并在坚持和发展南开道路的新征程中，把以“公能”校训为代表的南开传统、南开精神、南开品格，继承下来并发扬光大。只有把“以史鉴今、资教育人”作为根本任务，校史工作才能方向正确、主题鲜明、作用到位，才不会埋头于故纸堆中自说自话、自我欣赏、自我陶醉。
校史工作要服务于现实，但同时，又必须正确地处理好科学性与功能性的关系，也就是人们常说的科学性与政治性的关系。只有写出一部得到师生广泛认可、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信史，才能使之切实发挥“以史鉴今、资教育人”的重要作用。因此，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以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去对待历史、书写历史。这一点，老一辈南开校史工作者为我们做出了表率。
校史编纂研究不仅要坚持科学性，还要注重编研成果的转化，多推出一些图文并茂、可读性强的普及性读物，向中国和世界讲好南开故事、塑造南开形象、提升南开地位，为促进学校事业发展、建设世界高水平大学营造良好氛围。龚克校长主编的《南开大学史话》，就是这样一部简要介绍南开大学近百年办学历史的小册子，其篇幅虽小，但脉络清晰、人物鲜活，从中亦可感受到几代南开人“秉公尽能”“越难越开”的精神，而这种精神，正是今天我们深化高等教育综合改革、办好人民满意教育所需要的。
2015年1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