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铃还需系铃人
《21世纪经济报道》的记者刘玉海、叶一剑、李博在进行了大量采访和调查的基础上撰写了一部专著《困境——京津冀调查实录》，我读后感慨万千。因为20年来我一直坚持着对京津冀区域经济合作问题的研究，对书中提到的问题和各种场面备感亲切，对区域经济合作的困境旧事重提又感到几分酸楚、几分无奈，对提出的解决问题的对策又感到几多欣慰。
作者以京津冀局外人的身份，站在客观的立场上，从国际化、市场化、城市化、工业化、信息化的视角来考察京津冀区域经济合作问题，大胆地揭示了其中尖锐的矛盾，并进行了鞭辟入里的分析。作者在《困境——京津冀调查实录》一书中重点论述和分析了以下几个问题：京津冀当前利益格局形成的历史和原因；京津冀各自的优势和劣势；京津冀和中央“三地四方”的竞合与博弈。
马克思说过：“理论要说服人就要彻底，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困境——京津冀调查实录》一书没有回避矛盾，大胆地指出体制障碍和利益分割是京津冀区域经济合作的根本性的制约因素。全书渗透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和朴实的文风，没有矫揉造作，没有文过饰非，不讨好任何人，不刻意做文章，而是刻意暴露、解决问题，令人喜读。
《中国省域竞争力蓝皮书》发布2010年全国各省、市、区经济综合竞争力综合评价，北京排名第五，天津第七，河北排名第十一位。但由于人口数量差距大，京津冀三家之间人均可支配财政收入就相差太多了。北京市服务业已经达到75％，天津服务业也已经过半，而河北省则二产过半，三产只有34％。说明北京已经达到后工业化阶段，天津即将实现工业化，而河北省还处在工业化中期。
现实是历史的产物，现实中一切问题的答案只能到历史中去寻找。京津冀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问题是个老问题、大问题、难问题，即“老大难”问题。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个在全世界和全中国都特别特殊的问题。
首先是地理区位特殊——一个省中间包围着两个特大的直辖市，一个是首都，一个是沿海工商业大都市。三省市各自的定位都有一个变化过程。虽然中央60多年从来没有将北京定位为全国经济中心，但是北京自己一直在为建成经济中心而奋斗。天津有运河漕运的历史，商业传统悠久。1860年开埠后，天津对外经贸大发展，至1937年已经成为北方经济中心。北京和天津本来隶属直隶省即河北省，20世纪先后“独立”出去。被挖出去最好最发达的两个市，河北省自身被割得四分五裂，从此没有了自已的经济中心；北京有政治优势和人才优势，天津有沿海和海港优势、工商业基础发达的优势，天津市经济发展的潜力非常大。这两个直辖市在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的过程中极化效应非常大，不断吸纳河北的资金、人才、项目，而河北省沿海直到21世纪才得到大开发，致使河北的经济发展被京津甩在了后边。京津冀区域内城乡之间、区域之间收入差距过大，特别是在太行山和燕山还存在着连片的贫困地区，即环京津贫困带。这是区域经济合作的第一个障碍。因为区域经济合作的基础是互利，不是施舍。
其次就是牵扯到京津冀和中央“三地四方”利益格局和行政区划、现行财政体制等极其复杂的大问题。即使京津之间也存在着“谁是老大”的双核之战。这种行政割据使得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进展不太顺利。
这些问题在《困境——京津冀调查实录》一书中都有比较充分的论述。
解铃还需系铃人，随着国家“十二五”规划的制定与实施，京津冀区域经济合作展现了令人振奋的前景。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首都经济圈纳入国家“十二五”规划，河北沿海地区发展规划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冀中南地区被列为国家层面的重点开发区域，同时将太行山、燕山连片贫困地区纳入国家“十二五”重点扶贫开发规划。随着这些国家战略规划的实施，河北省的投资集聚效应将很快显示。河北省下决心打破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双二元结构，促进社会整合，促进社会融合。随着工业化的完成，京津极化效应也将逐渐弱化，其辐射效应将逐渐显示出来。
杨连云[1]
2012年7月
注释
[1]杨连云，河北省社科院原副院长，曾任中共张家口市委常委、宣传部长，第九届政协河北省委员会委员，现在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学科评审组专家、第十届省政协财经委特邀委员。长期从事区域经济学、生态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