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茹毛饮血
人类的饮食方式，最初同一般动物并无多大区别，不知烹饪为何物，只是生吞活剥，按先哲们的话说，叫做“茹毛饮血”。对于人类这一段艰难的漫长历程，汉代及汉代以前的许多古代学者都有过推测。
《白虎通义》说：“古之时未有三纲六纪，民人但知其母，不知其父……饥即求食，饱即弃余，茹毛饮血而衣皮苇。”《礼记·礼运》说：“昔者先王未有宫室，冬则居营窟，夏则居橧巢。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实，鸟兽之肉，饮其血，茹其毛。”这是说在人类之初，没有后来的婚姻制度，所以人们只知母亲，而不知父亲是谁。寒冷的冬天住在洞窟里，炎热的夏季则睡在树枝架起的棚巢上。那时还不知用火，所以是生吃鸟兽之肉和草、木果实，渴了喝动物的血和溪里的水，冷了就披上兽皮。
生活在东北黑龙江地区的鄂伦春人，他们在学会火食以后，烤肉煮肉都只做到五六分熟，食者认为熟透了反而不好吃，实际上他们的胃口是适宜生食的。贵州地区有的苗族也喜食生肉，东北的赫哲族则爱吃生鱼。这表明，进入火食时代以后，人类或多或少地还怀念着过去那种茹毛饮血的生活，常常要体味祖先所创造的那种生活模式。这种茹毛饮血时代的传统烙印，还不知要经过多少年的反复才能完全磨平。
2 人工取火
饥饿、寒冷与黑暗，汇成一片苦海，最初的人类在这苦海中挣扎。自从人类掌握了用火，发明了取火和保存火种的方法，便获得了光明、温暖和熟食。
人类最早使用的是天然火，天然火时有发生，人类起初见到熊熊烈火，同其他动物一样，都要避而远之，逃之夭夭。但是人与动物毕竟是有区别的，在一处不大的火区，在大火熄灭后的余烬中，他们在恐惧中感觉到了温暖，于是便有意收集一些柴草，将火种延续下来，借此度过那难熬的严寒。有时在烈焰吞噬的森林中，也会发现一些烧死的野兽和烤熟的坚果，取过一尝，别有一番滋味，于是人类开始了烧烤食物的试验，不知不觉间将烹饪发明了出来。
人类最早用火的确切证据还没有找到，开始用火的年代不得而知。周口店北京人洞穴发现过用火遗迹，在洞穴厚达4～6米的灰烬层中，夹杂着一些烧裂的石块和烧焦的兽骨，还有烧过的朴树子。北京人的年代最早距今70万年。在其他较早的人类化石地点，也曾发现过炭层和烧骨，有人认为是用火的遗迹。
中国古代将远古燃起第一把人造火的功劳判给“燧人氏”。燧人氏是谁？是“造火者”。虽然肯定有最先造出火的人，他的真实名字却没有流传下来，也许他根本就没有一个像样的名字，出于感戴，古人称他为燧人氏，以纪念他的伟大发明。晋人王嘉的《拾遗记》一书，对燧人氏造火有生动的想象，燧人氏钻火的传说还见于《韩非子·五蠹》及张华的《博物志》。我们尽可不必相信王嘉等人记述的神话，但谈到造火者是因受某种自然现象的启发而用钻木方法钻得火出，却是合乎情理的推想。在古代，不仅有燧人氏造火的说法，也有说黄帝或伏羲造火的，但都只是传说而已。
钻木取火至今还保存在一些民族中。海南的黎族的做法是，用一块山麻木削成砧板，在一侧挖成若干小穴，穴底刻一竖槽，槽下有导燃的艾绒。当用一根细木杆垂直快速地在穴孔上钻动时，摩擦部位发热以至冒出火星，火星通过竖槽降落到艾绒上，艾绒就被点燃了。云南的佤族则用硬木在蒿杆上钻火，钻出的火星可将火草点燃。他们还用藤条或竹篾绕在木棒上来回拉锯，也能锯出火星来。熟练的人只需几分钟就能钻锯出火，高超的钻手十秒钟就足够了。钻火实际是钻取火星，要取得火星并不只限于钻木一途。如果敲击石块，火星似乎要来得更容易一些。在制作石器的过程中，石料碰击会迸出火星，这火星偶尔引燃了植物细纤维，人们由此而发明出击石取火。通过不断摸索，后来终于找到铁矿石同坚硬的燧石相击的更有效的方式，这样可以很容易得到足够点燃火草等易燃物的火星。
火在起初的用途是有限的，也许只有取暖和熟食两大项。此外，火还可以用来猎取野兽和防备猛兽袭击，火是工具，也是武器。自从人工取火成功，人们再也不用担心篝火突然熄灭，他们已经一跃而成为火的主人。
人类自从有了自己造出的火，开始有比较稳固的火化熟食，而后大大加快了进化的速度，体质形态越来越接近于现代人。有了人工火，它照耀着人类进化之路。如果没有这火，我们现在必定还在猿人圈里徘徊。
3 农业文明
当男人们四处打猎之时，女人们也忙碌不停，纷纷到驻地附近采集果实。春去秋来，开花结果，这样年复一年无穷反复的规律，起初使人迷惑不解，但思考和探索早已开始了。大概是将吃剩的植物子实扔在驻地附近，于是发芽、开花、结实，人们观察到一个完整的生长过程，收集到无意种出的果实。人类在这个基础上又有意地进行了无数次试验，也不知经过了多少代人的经验积累，终于他们不再感到惊奇，他们成功了，农业时代到来了。这个过程被现代科学家称之为“绿色革命”，这个革命的生力军无疑是妇女，妇女为人类创造了新的生机。
中国古代将农业的发明归功于神农氏。《白虎通义》说：“古之人民，皆食禽兽肉，至于神农，人民众多，禽兽不足。于是神农因天之时，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农作。”《新语·道基》也说：“至于神农，以为行虫走兽难以养民，乃求可食之物，当百草之实，察酸苦之味，教民食五谷。”这是说在禽兽不足以维持人们的生活时，神农发明农具，教人们根据天时地利进行种植，使谷物成为主要的食物来源。神农当然也是传说人物，又称烈山氏、厉山氏，被后世奉为农神。
最初的农业种植不仅规模小，方法也很原始。后来经历刀耕火种的阶段，发展到进步的锄耕农业，人们懂得了土地开垦、休耕、施肥、灌溉等耕作技术，种植面积扩大了，栽培作物品种也逐渐增加了。生产用的工具也不断加以改进，发明了磨光石器，提高了土地开垦效率。考古学家把原始种植业和磨光石器的使用以及家畜饲养业，作为新石器时代到来的重要标志，这三者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西亚地区的新石器革命，完成了大麦、小麦的栽培，以及山羊、绵羊、猪、牛的驯化，这大约有将近1万年的历史。美洲新大陆的中南部，公元前五六千年开始种植西葫芦，此后又成功栽培南瓜、菜豆和玉米。农业耕作在中国一开始就形成了南北两个不同的类型，不论谷物品种或栽培方式都存在一定差别，这都是地理自然条件所决定的。
在黄河流域广大干旱地区，尤其在黄土高原地带，气候干燥，适宜旱作，占首要地位的粮食作物是粟，俗称小米。小米遗存在一些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都有发现，在稍晚的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及龙山文化遗址中也均有出土。它或被装入陶罐，作为随葬品埋入墓中，或作为储备埋藏在地窖内，其最早年代可追溯到距今9000年前，是世界上见到的最古老的小米实物。在华北与粟同样悠久的栽培作物还有黍，俗称黄米。与小米相比，它的种植范围可能稍小一些。另外，北方在文明时期广泛种植的大小麦，新石器时代似乎没有普遍种植。新石器时代末期小麦在黄河流域以及新疆地区已有种植，近些年考古发现了许多小麦遗存。
华南地区气候温暖湿润，雨量充沛，河湖密布，因而大面积种植的是水稻。较早的栽培稻实物出土于江浙地区的河姆渡文化和马家浜文化遗址，距今约为7000年。在河姆渡遗址一些炊器的底部，还保留有大米饭的焦结层，有的饭粒还相当完整。那时的水稻已区分为粳、籼两个品种，表明水稻的驯化在此之前很早就完成了。后来在湖南澧县彭头山发现距今9000年前的稻谷遗存和农业生产工具、陶器等，湖南道县玉蟾岩和江西万年仙人洞遗址发现了距今1万年以上的稻作遗存，这些发现表明长江中游地区可能是稻作农业的发祥地之一。
古代常有“五谷”、“六谷”之说，包含的内容不很一致，一般指的是稷、黍、麦、菽、麻、稻，除麦和麻以外，都有7000年以上的栽培史。蔬菜作物北方出土了油菜子，南方则有葫芦子和完整的葫芦，它们与上述四种粮食作物具有同样悠久的历史。
华北粟类旱地农业，华南稻类水田农业，这个格局自古就影响到南北饮食传统的形成。主食的大不相同，不仅带来了文化上的一些差异，甚至对人的体质发育也产生了深远影响。例如有一种观点就认为，以稻米为主食的部族有旺盛的繁殖力，有性早熟的特点，因为水稻中构成米蛋白质的氨基酸的成分，较其他粮食有很大的不同。
就烹饪方式而言，也因为食物类别不同而显示出一些南北差异，这一点到后来愈趋明显，尤其是面食在北方普及之后。而起初不论是稻米，还是小米乃至小麦，基本都是以粒食为主，差别不是太明显。
中国传统饲养的主要家畜，历来称为“六畜”，即马、牛、羊、鸡、犬、豕（猪），这些家畜在新石器时代都已驯化成功，饲养也比较普遍。到了殷商时代，猪、马和水牛等都有了相当好的品种。家畜驯养成功，不仅为人们提供了新的肉食来源，而且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力役，这反过来又推动了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人类又掌握了对自然力新的支配权。
4 从石烹到陶烹最初的熟食，是最简单不过了。既无炉灶，也还不知锅碗为何物，陶器尚未发明，烹饪方式主要还是烧烤。鄂伦春人有时将兽肉直接丢在火堆中烧熟，有时则用树枝将肉串起来，插在篝火旁炙烤。苦聪人吃刺猬时，用泥土包住整个刺猬放入火内烤干，这便是炮。从这类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先民们饮食生活的缩影。
还有一种“石板烧”，不仅有现代民族学的例证，也见诸于古代文字记载。《礼记·礼运》注云：“中古未有釜甑，释米捋肉，加于烧石之上而食之耳。”《古史考》也说：“神农时民食谷，释米加烧石之上食之。”即是说，将米和肉放在烧烫的石板上烤熟再吃。云南独龙族和纳西族，常在火塘上架起石块，在石板上烙饼。
利用石块熟食，还有一种绝妙的做法。东北地区的一些少数民族将烧红的石块投进盛有水和食物的皮容器内，不仅水能煮沸，连肉块也能烹熟，只是投石过程要反复多次以至数十次。云南傣族宰牛后，将削下的牛皮铺在挖好的土坎内，盛上水和牛肉，然后将烧红的石头一块块投进水里。鄂伦春人也用烧石投进桦树皮桶里煮食物，有时还把食物和水装进野兽的胃囊，架在篝火上烧烤。类似办法在世界其他原始民族中也很流行，如平原印第安人也用牛皮当锅烹煮食物。这些方法可称之为无陶烹饪法，在没有发明陶器的时代，可算得上是绝顶高超的烹饪法，人们的美味大餐就用这原始的办法做了出来。
从这些发明看，并不是有了铜鼎铁锅才有美味。类似办法还有许多，比如盛产竹子的南方，人们截一节竹筒，装上生食，煨在炭火中，同样能做出香美的馔品，古时文人称之为“竹釜”。
种植业成为一种获得食物的主要手段，人们的饮食结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谷物已成为主要的食物，不过如何食用，却成了一大难题。谷物一般不宜生食，起初大概是将谷粒放在石板上热烤，或放在竹筒中烹熟，类似方法说不清延续了多少个世纪。
人们在寻求烹饪谷物新方法的过程中，发明了陶器，人类又完成了一项科学革命。有了陶器，可以将它直接放在火中炊煮，这为从半熟食时代进入完全的熟食时代奠定了基础。陶器显然是为适应新的饮食生活而创造的，当种植业出现以后，人类有了比较稳定的生活来源，不再像过去那样频繁迁徙，开始了定居生活，陶器正是在这种时候来到人们的生活中。最初的陶器多为炊具，也可以证明这一点。制炊具的陶土羼和有砂粒、谷壳、蚌壳末等，具有耐火、不易烧裂和传热快等优点。
定居生活开始，一座座简陋的房屋聚合成村落，人们按一定的社会和家族规范生活其间。这些矮小的住所，既是卧室兼餐厅，同时又是厨房，没有更多的设备，几乎无一例外都有一座灶炕，再就是不多的几件陶器。生活在距今六七千年前的关中地区仰韶文化居民，居住的是半地穴式房屋，上面是木结构的草屋顶。居室中间多半是一个平面像葫芦瓢形的火塘，火塘旁边还埋有一个陶罐，那是专门储备火种的。烹饪用的陶罐可以直接煨在火塘内，也可以用石块支起来。到了龙山文化时期，人们普遍住上了抹得平整光滑的白灰面房子，居室中心仍固定为火灶之所。在寒冷的冬季，当太阳匆匆落下以后，一家人就围着这火灶吃饭、睡觉。进食时极有规矩，长辈将食物按份分给每个家庭成员，大家随意围坐在一起吃。常常也没有固定的早晚餐，谁饿了随时都可以找东西吃。不过食物分配已有较强的计划性，预先要将过冬谷物储备在仓库里——北方多用地窖，全家靠此过冬，一直挨到下一个收获节的到来。
中国的原始陶器，按传说有三人享有发明权，即昆吾、神农和黄帝。《世本》说：“昆吾作陶”，又说“神农耕而作陶”。《古史考》说：“黄帝始造釜甑，火食之道成矣。”又说“黄帝始蒸谷为饭”、“烹谷为粥”。
最早的加砂炊器都可以称为釜，古人说它是黄帝始造。将“始造釜甑”，以至于成就“火食之道”的功勋，都归于黄帝，是为了附会他“成命百物”的说法。炊器中陶釜的发明具有第一位的重要意义，后来的釜不论在造型和质料上产生过多少变化，它们煮食的原理却没有改变。更重要的是，许多其他类型的炊器几乎都是在釜的基础上发展改进而成。例如甑便是如此。甑的发明，使得人们的饮食生活又产生了重大变化。釜熟是指直接利用火的热能，谓之煮；而甑烹则是指利用火烧水产生的蒸汽能，谓之蒸。有了甑蒸作为烹饪手段后，人们至少可以获得超出煮食一倍的馔品。
中国的甑，在陶器出现之初似乎还没有发明。在中原地区，陶甑在仰韶文化时期已开始出现，但数量不多。到龙山文化时期，甑的使用就十分普遍了，黄河中游地区的每个遗址几乎都能见到陶甑。在水稻产区长江流域，甑的出现较仰韶文化要早出若干个世纪。长江中游地区的大溪文化已有甑，在屈家岭文化中更为流行。长江下游地区的马家浜文化和崧泽文化时都用甑蒸食，河姆渡文化时也已出现陶甑。最早的甑出自跨湖桥文化，年代早到距今7000年前。
蒸法是东方世界区别于西方饮食文化的一种重要烹饪方法，这种传统已有了不下7000年的历史。直到现在，西方人也极少使用蒸法，像法国这样在烹调术上享有盛誉的国家，据说厨师们连“蒸”的概念都没有。
史前已经发明了附有三足的鼎，这是非常重要的炊器和食器。鼎在长江流域较早见于下游的马家浜文化，河姆渡文化只是晚期才有鼎。中游的大溪文化也只是晚期有鼎，而屈家岭文化则盛行用鼎。河姆渡文化和大溪文化中鼎虽不多见，却发现许多像鼎足一样的陶支座，可将陶釜支立起来，与鼎同功。
与鼎大约同时使用的炊具还有陶炉，南北均有发现，以北方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所见为多。仰韶文化的陶炉小而且矮，龙山文化的为高筒形，陶釜直接支在炉口上，类似的陶炉在商代还在使用。南方河姆渡文化陶炉为舟形，没有明确的火门和烟孔，为敞口形式。商周秦汉时期风行的火锅，就是在这些陶炉的基础上不断改进完善的结果。
新石器时代晚期，中原及邻近地区居民还广泛使用陶鬲和陶斝作为炊煮器。这两种器物都有肥大的袋状三足，受热面积比鼎大得多，是两种进步的炊具，它们的使用贯穿整个铜器时代，并普及到一些边远地区。此外还出现了一些艺术色彩浓郁的实用器皿，有的外形塑成动物的样子，表现了饮食生活丰富多彩的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