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主义——一个理想与现实的话题
提起共产主义，我的耳边总会响起庄严而又雄壮的《国际歌》声，“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在历史上，这歌声曾让世界上无数的人心潮澎湃、热血沸腾。
讲起共产主义，年龄稍大的人不由会想起20世纪50年代广泛流传的美好憧憬：“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点灯不用油，耕地不用牛”。也会想起前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提出的“土豆加牛肉”式的所谓共产主义生活。也会有人想起革命烈士在临刑前气壮山河的振臂高呼……当然，或许也会有人想起“海市蜃楼”，并为此感到困惑、迷茫。甚至与英国学者托马斯·莫尔撰写的《乌托邦》描绘的社会联系在一起，给予否定，乃至嘲笑。
诚然，有这样那样的想法是很正常的，因为，共产主义毕竟是人类社会遥远的未来，而未来则很难也不可能加以清晰地具体描绘。
《中国共产党党章》总纲第一自然段明确阐述：“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党章的第二条明确强调：“中国共产党党员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锋战士。”第6条规定的入党誓词有一句：“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可见，党员与共产主义紧紧联系在一起。邓小平曾经说：“我们多年奋斗就是为了共产主义，我们的信念理想就是要搞共产主义。在我们最困难的时期，共产主义的理想是我们的精神支柱，多少人的牺牲就是为了实现这个理想。”[1]
共产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必然，还是人们脱离实际的主观臆想？作为共产党人，我们不能不给予明确的回答。回避不是办法，模糊更不可取，怀疑极不科学，否定则完全错误。不弄清共产主义的基本问题，就必然使人对共产党所追求的理想感到困惑和迷茫，甚至使人误认为共产主义是一种空想、幻想，其后果极为严重！
共产主义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充分发展和高度发达的基础上才能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将是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民精神境界极大提高，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社会。必须看到，实现共产主义是一个非常漫长的历史过程……我们对社会未来发展的方向可以作出科学上的预见，但未来的事情具体如何发展，应该由未来的实践去回答。我们要坚持正确的前进方向，但不可能也不必要去对遥远的未来作具体的设想和描绘。”[2]我们虽然不能也不可能对遥远的未来进行具体描绘，但我们讲的共产主义，作为一个概念是指什么？应该大致清楚。否则，就会产生种种关于共产主义的歧义、误解。
通常讲的共产主义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内容：
第一，共产主义指的是一种理想的社会制度。共产主义作为制度是社会主义发展的高级阶段。共产主义社会是怎样的社会呢？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想世界里，主要包含着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①生产力高度发展，社会产品极大丰富；②全面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代替私有制；③实行按劳分配最终达到按需分配，劳动不再是谋生的手段而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④一切阶级对立彻底消灭，城乡之间、工农之间、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之间的差别将消失；⑤国家将消亡，对人的统治将由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所代替；⑥人类将获得彻底解放，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内容是人类社会未来发展高层次的必然体现，是人类社会共同渴望和无限向往的美好未来。
其实，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类的一种美好理想。人类从古至今曾有过许许多多美好的理想。如中国古人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洪秀全的“太平天国”、康有为眼中的“大同世界”等。古希腊柏拉图的“理想国”、英国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托·康帕内拉的“太阳城”，以及近代资产阶级提出的建立“自由、民主、博爱、平等”的社会等，都体现了人类对充满自由、平等、和谐的“人间天堂”式的美好社会的想象。而共产主义理想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内容，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对空想社会主义理论的批判和继承中创建的，具有科学理论和社会实践的基础。
理想是人们的一种向往和追求，也是基于现实而在意识中对未来美好、圆满的一种想象，一种对未来的构想和设计。理想凝聚着人们对未来的全部憧憬和希望，召唤、激励着人们把它变成新的现实。美好的未来理想在充当人的生活实践先导的同时，还为人的精神世界拓展新天地提供不竭的动力源泉。理想能打开人类尘封的心灵而使阳光泻入，理想能使情感、心灵的荒漠变成绿洲，使狭隘的胸怀变得宽广，使短浅的目光变得远大，使萎靡的精神变得振奋，使脆弱的意志变得坚强。有了理想，人类才变得更加聪慧、更加灵气。历史证明，只有那些最富理想的个人和民族才最有力量。
理想与空想、幻想是有区别的。空想缺乏现实客观条件，是根本无法实现的想象；幻想在现实中有一定根据，但这些根据还达不到实现的必要条件，所以它既有实现的可能性，也有不能实现的可能性。而理想则不同，它是人的意识对现实的自觉反映，符合事物的发展规律，既有实现想象的必要条件又有实现的现实条件，因而经过奋斗最终是可以实现的。共产主义理想符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是马克思主义“先锋队性质”的政党——共产党的崇高追求！
第二，共产主义指的是一种思想体系。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指出：“共产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的学说。”[3]从广义上讲，共产主义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因为，马克思主义包含着共产主义思想的世界观、方法论，特别是指出了实现共产主义的奋斗目标和发展道路。共产主义思想从诞生起就是共产党人的指导思想，是共产党人观察世界、研究问题的思想武器。从狭义上讲，共产主义思想是指为共产主义奋斗的理想和精神。共产主义思想既然是一种精神，就是可以培育的。培育共产主义思想就是当今共产党人的责任和使命。
共产党追求的精神是崇高的。这种精神可以穿越时空、跨越历史，超越国家、民族和地域的界限。
共产主义思想体系的形成是长期的，需要逐步培育和发扬光大。如“雷锋精神”、“铁人精神”、“焦裕禄精神”、“孔繁森精神”等所包含的大公无私、助人为乐、先人后己、无私奉献、艰苦创业、为民服务、集体主义等思想都具体体现了共产主义思想。这些高尚的精神有利于积极促进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加快共产主义社会实现的历史进程。
共产主义思想和精神需要共产党员带头体现。共产党员是先进分子，先进在何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表现在具有高尚的思想和精神。共产党员应该比一般的社会成员更具有无私奉献精神、更具有履行社会责任思想、更具有突出的实践表现。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水平还不很发达，人们思想的发展还受到种种制约。因此，不能要求所有的人都达到很高的层次，对共产党员来说也一样。但经过大家共同的努力，共产主义思想和精神是能够部分得到体现甚至更大程度的体现，也能够达到一定层次或较高的水平。沈浩、王瑛、郭明义等许许多多优秀共产党员的先进事迹已经充分证明只要经过不懈努力，共产主义思想和精神一定能培育起来，并且能够发扬光大。我们对此要有充分的信心。
共产主义精神可以“积累”，要靠数代人的不懈努力，逐步建立一个共产主义思想和精神的雄伟大厦，这个大厦将与共产主义物质文明大厦一样巍然耸立。共产主义思想和精神是不断发展的，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深化，不断与时俱进。共产主义思想的不断完善给人类社会从思想和精神上带来愈来愈光辉灿烂的未来！
第三，共产主义指的是一种实践运动。共产主义运动是一种有目的、有目标的实践过程。这个历史的实践运动过程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共产主义实践运动由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组成，它包括马克思主义诞生，无产阶级政党的建立，无产阶级革命斗争，无产阶级掌握国家政权，社会主义建设，直到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过程。这个过程是渐次的、长期的、曲折的，具有光明的前途。
共产主义“实践运动”是长期的历史过程，在整个历史过程中体现着共产党的最高奋斗纲领。这个最高纲领就是实现共产主义。
共产党是一个有鲜明纲领的先进政党。党的纲领是党的奋斗目标和行动路线，是党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依据，是党团结一致的行动准则，也是判断党实践水平的根据。党的纲领体现着党的性质，反映着党的实践水平；党的纲领是统一全党思想、组织全党团结战斗的旗帜；党的纲领有巨大的号召力和凝聚力；党的纲领也是党章的前提和总则，是党章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共产党是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的统一论者。最高纲领也称最终目标，即实现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使人获得自由和全面的发展。最高纲领为最低纲领的制定指明前进方向，而最低纲领则是实现最高纲领的必要准备条件。党既要为最高纲领而奋斗，也要为最低纲领而奋斗。没有最高纲领，最低纲领就会失去灵魂、偏离正确的方向；没有最低纲领，就不可能脚踏实地做好现阶段的工作，最高纲领就变成美好的空谈。
实现共产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崇高的政治理想和最高价值追求。每个共产党员都必须坚定共产主义理想，把实现共产主义作为自己终身的奋斗目标。忘记远大理想而只顾眼前，就会失去前进方向；离开现实工作而空谈远大理想，就会脱离实际。共产党员要把远大的共产主义理想同各项工作紧密结合起来，不做不切实际的空想家，而要做脚踏实地的实干家。
“先锋队”是怎样的“先锋”——从雷锋“改名”说起
雷锋——在中国，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响亮名字。但很多人却并不知雷锋名字的真实来历。
雷锋的原名叫雷正兴。为了响应国家号召，身为湖南省望城县一名公务员的他，毅然来到了辽宁省鞍山钢铁厂当一名工人。他工作、入伍后的那个火热年代，是人们满怀着热情、激情、豪情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雷锋为了“争先进，当先锋”，把雷正兴改为今天大家非常熟悉的“雷锋”。雷锋没有玷污他争当先锋的“名”，在事业、工作、生活中确实成为真正的“先锋”。其实，雷锋只是共产党员的一个缩影，一个典型的杰出的代表。只有无数雷锋式的“先锋”才能构成真正意义上的“先锋队”。
雷锋是共产党员的一分子，他的精神体现了党对他的要求。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对党内成员有特殊的要求。
世界上的政党很多，具有现代政党特征的政党目前大约有5000多个。共产党是众多政党中的一种类型，但却是一种特殊类型！
共产党是工人阶级性质的政党，这是共产党的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60年前确定的。那么，他们为什么要把共产党与工人阶级紧紧联系在一起呢？这不由使我想起本人在工厂工作时的直接感受。
我1976年高中毕业后，曾经在一家县级食品加工厂工作过。工作的流程至今还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第一步，工人通过机器把面粉和相关配料搅拌好，然后取出来放在宽大的木桌上和成一团面；第二步，把大大的面团切揉成拳头般粗的条条，然后，再把一条条面切成块；第三步，把一块块面团放到木制的模具里拍打，其间还添加些配料；第四步，从模具里取出放在特制的铁盘上，送进烧烤炉里烧烤；第五步，从烧烤炉里取出饼干，待凉后即装入饼干箱里。到此，算是完成了对饼干的制作。虽然工人们当年是以手工为主，但工序是通过好几个班组经过细致的分工协作完成的。
这段经历使我联想起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年的一些政治理念。
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政党——共产党，诞生于160多年前，即1847年。在这一年6月共产主义同盟成立。这是一个特殊的年代。上溯十八世纪中叶，随着纺织机、蒸汽机的发明和运用，工业革命首先在英国发生，随后波及德国、法国、美国等主要西方发达国家。到了共产党诞生的年代，资本主义现代工业的生产体系已经基本形成。现代工业造就了现代工人阶级，而现代工人阶级的发展壮大，又客观上推动了现代工业的发展，现代工业的发展又提升了在现代工业中工人的整体素质。这个内在的逻辑联系，已经被现代工业发展的实践结果所证明。因此，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工人阶级始终与生产力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工人阶级是工业化大生产本身的产物，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是随着工业发展而不断发展壮大的阶级。共产党要成为先进的政党，理所当然要成为工人阶级的政党。只有成为工人阶级政党，共产党才能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中国共产党在90年前为什么诞生于20世纪20年代的上海，历史地看存在着内在的必然性。20世纪20年代初，中国产业工人已经超过200万。而当年的上海是产业工人最集中的城市之一，有产业工人50多万，占全国产业工人总数的1/4。产业工人的人数在全国人口中所占比例虽然不高，但在中国已经显现出新兴阶级的先进力量。尤其在1919年的“五四运动”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
工人阶级形成后，有其自身的阶级属性和特征。工人阶级的革命性是其突出特征。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生活的年代，工人阶级没有资产，“一无所有”，或者仅有微乎其微的维持生活的家产。工人阶级要改变自身的生存状况就必须改变现状，因此，他们有强烈的变革社会的愿望和理想。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是恩格斯在1842年至1844年期间，对英国工人阶级的处境所做的研究，他以当时工业发达的英国的工人阶级为典型论述了当时英国工人阶级受剥削、受压迫的处境。当时英国存在严重的社会问题。如广大劳动人民群众不能维持衣、食、住、行及用的最低劣的生活水平；不能受到普通教育；没有医疗卫生条件；没有劳动保护，工人的身心健康受到残害；没有环境和社会服务设施……恶劣的生存条件致使不少工人多病早亡。而当时英国的立法、司法、警察制度，纯系镇压工人阶级的工具。总之，“社会谋杀”愈来愈严重，“社会战争”日益尖锐化、公开化。恩格斯所引用的反映英国工人阶级生存状况大量的数据和资料，表明当时英国资产阶级占有大量物质财富，广大劳动人民极端贫困，社会失去了平衡，畸形发展，孕育了社会主义思潮，为共产主义思想诞生创造了社会条件。
工人阶级具有组织性和纪律性。关于此问题，当年的马克思和恩格斯采取比较分析的方法得出了结论。他们认为，相对于劳动行为分散的、与落后生产方式相联系的、目光短浅的农民来说，相对于唯利是图的、行为散漫的商人来说，相对于心胸狭窄的、庸俗小气的小市民来说，相对于生活奢侈的、靠剥削吃饭的贵族来说，工人阶级是最具有组织性和纪律性的阶级。工人阶级人数众多，但他们是在工厂有序化的生产结构和活动秩序中存在的。在工厂中劳动工作的人，有分工、有合作，而且要严格遵守劳动中的种种规章制度。因此，在这个“特定”环境里，劳动者最易培育、生成组织观念和纪律意识。当然，工人阶级的状况使得他们形成了统一的利益整体，要改善他们的工作环境，提高他们的工资待遇，改变自身的生活状况，他们就必须团结起来，进行共同的斗争。这个举动不仅增强了他们的阶级意识，而且也培养了他们的团结精神。
现代工人阶级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于产业的升级、科技的发展等原因，企业的规模、结构、形态等都发生了史无前例的变化。从世界范围看，传统工人阶级确实发生了深刻变化：阶级的整体贫困已经不存在，传统产业工人数量在急剧减少，企业员工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虽然工人阶级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工人阶级的本质属性并没有根本改变。工人阶级今天以及今后仍然与生产力发展密切联系着。
中国共产党是经过历史洗礼的“革命党”，与工人阶级有着紧密的联系。工人阶级是党的阶级基础。党的阶级属性永远不能改变。党的阶级属性决定了共产党必须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
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产生许多新的社会阶层，而且不断增多和扩大，这是社会发展趋势。“工人阶级”所涵盖的范围受到局限，而人民作为更广泛的概念，其中也包含着“工人阶级”所特指的对象。必须清楚，党不“等同”于人民，党只是人民群众中的各个阶层中的优秀分子所组成的“先锋队性质”的政治组织。党这个政治组织在本质上具有“人民性”。中国共产党建立和发展的历史就是与人民利益密切联系的历史。1939年10月毛泽东就明确提出了要建立一个“广大群众性的”[4]政党。党是中国人民的“先锋队”，说明党在中国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党是中国人民的忠实代表者，是通过带领人民从而为人民利益奋斗的先行者。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利益是党的天职。党要走在时代的前列，带领人民奔向更加美好的生活！
党是中华民族的先锋队，说明党肩负着民族复兴的伟业，承担着实现国家现代化的历史重任。近代的中国是一个多灾多难的国家，有着屈辱和伤痕累累的历史。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诞生时就明确了争取民族自由和解放的历史使命。1938年10月毛泽东强调：“共产党员应在民族战争中表现其高度的积极性；而这种积极性，应使之具体地表现于各个方面，即应在各个方面起其先锋的模范的作用。”[5]
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与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完全一致、高度统一的。中国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是为完成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而存在的。而工人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终解放自己。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同全体人民和整个民族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其历史使命也是同全体人民和整个民族的前途命运紧密关联的。我们党从一开始就肩负着阶级、人民、民族的使命，不仅代表中国工人阶级的利益，同时代表中国人民和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不仅要为实现工人阶级的利益而奋斗，同时也要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利益而奋斗。因此，坚持党的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就必须使党同时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
共产党代表谁？——历史给予了明确回答
“老乡，参加红军，可以分到土地！”这是上世纪30年代初，当年红军在“鄂豫皖根据地”张贴的一张标语上的内容。2011年5月13日我在湖北省红安县讲课后，特意去了“鄂豫皖根据地纪念馆”。馆内的资料令人震撼。红安原名黄安，是“黄麻起义”的策源地，也是红四军的诞生地。红安为中国革命胜利献出了14万英雄儿女的生命！查明登记在册的烈士有22552人。在这块土地上，诞生了董必武、李先念两任国家主席，走出了韩先楚、秦基伟、陈锡联等223名将军。在工农红军的队列中，曾经每三个人中就有一个红安人，每四名英烈中，就有一个属红安籍。红安的土地是革命先烈的鲜血染红的。“像割韭菜一样，一茬又一茬，割不完”，这是当年反动派对老百姓死心塌地跟着共产党走的无奈感叹。
在近代中国，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而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土地问题，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能拥有土地是数亿农民的长期渴望。1927年初，毛泽东回到了家乡，“走，跟我去闹革命！”他对弟弟说。他们走前，把家里的全部土地无偿送给农民。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的部队上井冈山，经过广泛调查和总结经验，于1928年12月颁布了《井冈山土地法》，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部成文的土地法。当年的农民中大多数人无地或少地，为了生存，不得不向拥有大量土地的地主豪绅租地耕种，承受着封建地主阶级残酷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他们对于夺回被地主阶级所剥夺占有的土地有着强烈的愿望。而共产党的革命行动使他们实现了自己的愿望。只要不抱历史偏见，毫无疑问，共产党是代表广大劳动人民利益的政党。
160多年前，应刚刚成立不久的“共产主义者同盟”委员会的请求，马克思为同盟起草文件，他特别在写好的文章中加上了这样一段话：“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自觉的运动。”[6]这段话犹如画龙点睛之笔，非常精彩！
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是共产党的本质特征，也是其与西方资产阶级政党的根本区别。从历史上看，西方资产阶级政党，一开始是与少数人的利益联系在一起的。因为，西方资产阶级政党最早是形成于议会内部，是在议会议员中产生的。而当年要获得议员资格必须具有相应的必备条件。翻开英国的历史不难发现，当年的法律明文规定：有300镑或600镑动产或不动产的人方有资格拿到选票，而有钱的人拿到选票投给谁呢？可想而知，必然投给贵族、富人阶层。而在贵族、富人组成的议会中产生的政党又如何能代表处于社会下层的广大贫苦劳动人民的利益呢？显然不可能。
只要不抱政治偏见，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上，共产党从诞生开始就是与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政党。共产党自然就与社会上多数人相联系，道理很简单，因为劳动人民是社会中的绝大多数，是社会的“主体”，是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
利益表达是现代政党的重要功能。“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是共产党利益表达功能作用的最直接、最具体、最集中、最形象的表述。共产党具有人民利益表达功能，是其性质和宗旨、理论和纲领决定的。中国共产党在90年的奋斗历程中，完成和推进了“三件大事”：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进行了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开创、坚持、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三件大事”是在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帮助下完成的，在本质上体现和表达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共产党的利益表达特性主要体现在：一是多数性。共产党的本质特性是代表多数人民的利益。从马克思恩格斯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提出，到列宁“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的概括，到毛泽东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价值判断根本标准的强调，再到江泽民提出的“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都阐明了利益表达对象上“量”的多数性原则。二是谋利性。利益表达在于最大限度地实现人民的利益。马克思认为，共产党要把人民利益置于高于一切的地位，而且要“因共产党的行为而使人民群众获得益处”。因此，为人民表达利益，在于使人民的利益得到真实体现。胡锦涛强调，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三是自觉性。表达人民的利益是主观的不是客观的；是积极的不是消极的；是主动的不是被动的；是内在的不是外在的。自觉为绝大多数人民的利益着想，是共产党人的一种高度政治自觉。共产党来自人民，必须为了人民。四是持久性。共产党维护和实现人民利益，是自始至终的，是长期的、持久的，不是阶段性的、暂时性的，更非是权宜之计。
党的利益表达要求：
理论和纲领的表达。政党以自己的理论和纲领使其代表的利益要求理论化、集中化、政治化、深刻化、明晰化，从而有效地凝聚着政党的利益要求和政治意识。中国共产党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反帝、反封建、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纲领的提出，到新中国成立后的“三大改造”，再到改革开放时期党的基本路线的制定和执行，都说明了其着力表达和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现阶段党的政治纲领的总概况、总表述，它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具体内容。要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利益，就必须坚持和发展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方针和政策的表达。方针政策是党的实际行动的指导原则和出发点，是行动依据和准则，并表现于行动的过程和归宿，且为党的战略任务服务。从土地革命时期的“打土豪分田地”到改革开放时期的“共同富裕”的政策，一以贯之代表人民利益。党的方针和政策，之所以得到社会各阶层的赞成和拥护，深层次的原因在于具体表达和充分体现了人民的利益。
制度和体制的表达。制度、体制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体系。一个国家的社会制度、体制是其利益表达的最高层次体现，也是利益表达的根本保证。制度、体制反映了利益表达的性质、倾向、对象和内容，对表达什么利益及如何表达利益至关重要。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政治制度就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个制度就是从制度层面根本保证人民利益的有效表达。
思想和行动的表达。这是表达人民利益的最重要的体现。政党的行为受政党的思想支配，而政党的思想又为政党的理论所决定。正因为党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党的思想和行动的出发点及落脚点都应该集中体现人民的利益，以人民的利益为价值取向，以人民的利益为价值标准，以人民的利益为行为准则。
人类社会发展历史表明，在利益表达中需要有效地实现政治整合，政治整合能力和整合程度决定、影响着一个政党力量的强弱。政党的政治整合职能在于使社会成员认同某种基本价值观念和国家基本结构，在于找到共同利益，在于协调关系、缓解矛盾、消除隔阂，以期达到一定程度上的统一。历史经验和教训证明，能否解决好政党自身和社会整合问题，关系到社会一切力量的调动和发挥，关系到社会一切条件的利用和综合，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发展。
在中国社会利益主体日益多元化的今天，如何有效地表达、维护、实现各个阶层的利益，是对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的严峻考验！特别值得高度警惕的是，要防止党内特殊利益集团的形成和扩大，否则，就有可能会出现从历史上的“多数人利益的代表者”蜕变成“少数人利益的维护者”的情况，那么党的性质则完全改变，也意味着党的政治生命不会延续太长！这是中国共产党当今和未来都需要高度重视的问题！
为人民服务——一个“小人物”引出的重大话题
1944年9月初，当毛泽东听说警卫班战士张思德因窑洞崩塌牺牲时，他马上命令尽快把遗体从窑洞里挖出来，并指示把张思德的身体擦洗干净，换上新衣服。毛泽东要给张思德同志开追悼会，还要亲自讲话。毛泽东在中央警卫团追悼张思德的会上动情地讲了40多分钟。这就是后来整理出的收入《毛泽东选集》中的“老三篇”[7]中的一篇——《为人民服务》。其实，这篇文章的内容只是毛泽东讲话中的一部分。若是按照正常语速每分钟约150个字左右，至少也有6000字。可惜当年没有录音机，加上速记的水平有限，有些内容遗漏了。现在看到的《为人民服务》文章篇幅不到1000字。况且，这篇文章还是新中国建立初期在编辑《毛泽东选集》时重新整理编出的。
毛泽东为什么要亲自为一个普通战士讲话？其实张思德普通而又不普通。张思德，四川仪陇人，是当时中共中央警卫团的战士。但他1933年就参加了红军，经历了长征，还负过伤。他平时工作踏踏实实、任劳任怨，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他为了部队精简的需要，可以从班长位置上主动退下来再当普通战士，对此毫无怨言。他经常放弃休息时间为战友和群众做好事，是全警卫团烧炭数量最多、质量最好的人。为了给老百姓找丢失的小猪，他山上山下跑了几十公里寻找，把小猪抓住抱到老乡家里，由于极度劳累几乎昏倒。张思德做事从不张扬，总是默默无闻，不善言表。毛泽东一次散步遇到他，问：“小张，你说你有什么特点吗？”张思德嘿嘿一笑，不说话。过了几天，毛泽东再次遇到他，问：“前几天问你有什么特点，想起来了吗？”不料他又是嘿嘿一笑。于是毛泽东说：“我看，你的特点最明显，就是多做事，不说话。”总之，张思德是一个平凡而伟大的人，是一名真正合格的共产党员。
张思德虽然只是一个“小人物”，但“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8]毛泽东富有远见地以“小”说“大”、以“小”见“大”。在这次讲话中明确地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的根本宗旨，是党的一切行动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是党的先进性的本质体现，是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根本标志。
毛泽东后来在多个场合的题词都强调了为人民服务。这里摘引如下：1944年冬，毛泽东为党内刊物《书报简讯》题词：“书报简讯办得很好，希望继续努力，为党即是为人民服务。”
1945年5月1日，毛泽东为八路军一二〇师三五九旅七一九团烈士纪念碑题词：“热爱人民，真诚地为人民服务，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1945年9月20日毛泽东在重庆为《大公报》报馆职工题写了“为人民服务”五个飘逸苍劲的大字，将他及中国共产党的思想凝于其中，以昭示报界。
1950年7月12日，毛泽东为跟随自己多年的卫士长李银桥题词：“努力学习，学好后再做工作，为人民服务。”
1964年，毛泽东为人民大会堂工作人员题词：“勤学苦练，为人民服务。”
1965年9月15日，毛泽东为庆祝人民广播事业创建二十周年题词：“为全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服务。”
1970年6月27日，毛泽东为铁道兵司令部工作人员题词：“为人民服务。”
……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由党的性质所决定的。党是“先锋队”性质的政党，是中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党的性质及其历史任务决定了党必须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的根本宗旨。1945年，党的七大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正式写进党章，以党的根本大法的形式把党的宗旨确定下来。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和最终决定力量。这表明，谁能顺应人民群众创造社会历史的要求，谁就能领导人民胜利前进，否则的话，只能被历史所抛弃。党提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符合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我们党只有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才能生存、发展、壮大。因此，党不脱离人民群众，这是我们党胜利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先决条件。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还是这样。
党的宗旨首先涉及“为什么人”的问题，这是根本问题、原则问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是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一切为了人民，这是党与群众关系中最基础、最根本、最重要的内容。这说明，党的一切都是为了人民群众，决不是为了“别的什么人”服务。党的宗旨强调的是“人民利益高于一切”。党章规定，党除了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党在任何时候都必须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坚持党的宗旨，就是要“深入群众，和群众打成一片”，就是要“关心群众生活，解决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实际问题”，就是“要为人民掌好权和用好权”，就是要“完全彻底地为人民服务”，就是要把为人民服务作为一切行动和言行的检验标准。现在党员队伍中存在着的腐化堕落、脱离群众、当官做老爷、行贿受贿等现象严重违反了党的宗旨。这些问题警示党员干部，如果忘记了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迟早要犯错误，最终要被人民所唾弃。
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新时期党的宗旨的集中体现和根本要求。党只有一心为公，立党才能立得稳；只有一心为民，执政才能执得好。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应当贯穿于党的全部工作中，体现在每一个党员和干部的思想行动上。党员干部要强化作为人民公仆的思想意识，真正做到自觉地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身体力行地去坚持和实践党的宗旨。
“老祖宗”不能丢！——事关共产党的“政治基因”
“老祖宗不能丢啊！”[9]这是邓小平在1991年8月，语重心长地同当年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中的著名警句。
老祖宗是谁？从政治上讲，中国共产党人的老祖宗是指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老祖宗不能丢，就是马、恩、列、毛的思想和学说不能丢，尤其是他们思想中所体现的基本立场、基本观点、基本方法不能丢。因为，它们是老祖宗学说中的精髓和灵魂，属于党的理论中最高、最本质、最核心层面的内容。
为什么老祖宗不能丢？道理很简单，因为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建立和发展起来的政党；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唯一选择。老祖宗的学说是党的指导思想、理论基础，是中国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旗帜和灵魂。如果丢掉了老祖宗，就意味着丢掉了根本。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根和源”在马克思主义之中。毛泽东曾有一个形象的比喻：马列主义是主干，其他都是枝叶。没有主干，就没有枝叶；枝叶茂盛，离不开主干。邓小平也曾经指出，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与此同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归根到底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样认识，有助于更深刻地理解这一理论体系与老祖宗学说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是共产党生命的根基，倘若违背了就可能导致出现大局性错误。如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生产力是最终决定因素和生产力标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社会主义历史发展的必然性等。马克思主义基本方法，就是唯物辩证法，如对立统一规律的矛盾分析的方法，世界普遍联系的系统分析方法，事物永恒发展的运动分析的方法，以及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分析方法等。
联系中国现阶段的实际，绝不能忽视以下最基本问题也是重要的问题：
从实际出发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的方法论原则不能丢。恩格斯说过：《共产党宣言》里提出的一般理论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为了使社会主义变为科学，就必须首先把它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列宁也指出，马克思主义所提供的只是总的指导原理，因而它的应用在各个国家里有所不同。毛泽东反复说明马克思主义必须与本国实际相结合的道理。老祖宗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科学社会主义所揭示的是社会主义运动共同的规律性的东西，而不是个别的具体的行动方案。
诚如恩格斯所言，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所以从实际出发搞社会主义，属于指导思想、思想路线、根本方法论的问题。改革开放以前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一波三折，就是因为背离了中国的实际，犯了超越发展阶段的错误。30多年来的突飞猛进，就是因为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开辟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
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特征不能丢。作为一种社会制度，社会主义具有与资本主义根本不同的特征，即质的规定性。对此，老祖宗在科学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有过精辟的论述，但囿于历史条件，只能作粗线条的概述和描绘。1982年党的十二大曾结合中外社会主义的实践经验，首次概括了六条：即剥削制度的消灭和生产资料的公有；按劳分配；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的发展；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政权；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和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坚持这些基本特征，才是科学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当然，为了遵循把社会主义置于现实基础上的根本方法论原则，中国的社会主义必须具有中国特色，这种特色具体体现在中国现行的基本经济、政治和文化制度之中。突出“中国特色”至关紧要。但是必须坚决反对只讲“中国特色”而不讲社会主义；只重视市场经济，而忽视了“市场经济”前面还有“社会主义”规定。否则，我们的社会主义就是“挂羊头卖狗肉”。
社会主义的最高价值取向不能丢。其中最重要的价值取向就是实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都讲发展生产力，区别在于发展生产力的目的和结果不同。马克思认为，在新的社会制度中，生产将以所有人的富裕为目的。恩格斯曾指出在未来新社会中，应该结束牺牲一些人的利益来满足另一些人的需要的状况，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1955年，毛泽东也提出要实行“大家都有份”的“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制度。邓小平更是明确指出社会主义财富属于人民，社会主义的致富是全民共同致富，不能搞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一条根本原则。
共产主义的最终奋斗目标不能丢。无产阶级政党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后，接着实现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和社会的巨大进步，最后进入共产主义社会。这是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最终目的。列宁明确指出：我们开始社会主义改造的时候，应当给自己清楚地提出这些改造归根到底所要达到的目的，即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的目的。毛泽东在七大报告中强调说：我们的将来纲领或最高纲领，是要将中国推进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去的，我们党的名称和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明确地指明了这个将来的、无限光明的、无限美妙的最高理想。邓小平在1985年3月的一个讲话中强调：“一定要让我们的人民包括孩子们知道，我们采取的各方面的政策，都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为了将来实现共产主义。”[10]他还多次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个名词就是共产主义。所以，老祖宗不能丢，最根本的问题就是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和崇高理想不能丢。
毛泽东思想——永远高举的旗帜
在普通的中国老百姓眼里，毛泽东是神话般的人物。实在巧合，在毛泽东身上有很多神奇！“毛泽东”三个繁体字，28画；党的一大代表13个人的平均年龄是毛泽东的年龄，28岁；从建党到新中国成立，28年。秋收起义9月9日，毛泽东去世也是9月9日。最为神奇的是，毛泽东在西柏坡时用的毛巾编号“8341”，这是数千里之外当时上海一家毛巾厂的毛巾生产编号，其编号竟然与毛泽东后来的警卫部队的对外番号重合。毛泽东活了83岁，从遵义到1976年，刚好41年……太多的神奇。迄今，还延续着这种“神奇”。
2010年8月下旬，我去陕北考察。又听到“神奇”。现在，陕北的地下石油很多，天然气很多，有的老百姓说：“托毛主席的福啊！”。因为，毛泽东当年转战陕北，说是毛泽东当年解的大便变成了石油，放的屁变成了天然气。2011年5月我去湖南韶山讲课，有一个人给我讲毛泽东塑像在韶山“毛泽东广场”立起来的情景：立前，乌云密布，大雨瓢泼；立后，云开雾散，阳光灿烂。实际上，在中国民间还有许许多多有关毛泽东的神话传说。
当然，许多神话确实带有“迷信”色彩。毛泽东已经“走下神坛”，他是伟人，也是普通的人。但神话的背后是什么？也确实包含着老百姓对领袖毛泽东深厚的感情以及情感的寄托。邓小平曾经指出，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这句话从某种角度点明了毛泽东对中国革命的历史性贡献以及在中国革命中所处于的重要地位。
高举毛泽东思想，是因为毛泽东思想的崇高地位。毛泽东思想是在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过程中，在总结我国革命和建设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20世纪上半叶，帝国主义与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主题是毛泽东思想形成的时代背景；党领导的革命和建设实践是毛泽东思想形成的实践基础。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历史过程，同时也是毛泽东思想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创立了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系统回答了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如何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并对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进行了艰辛探索，以创造性的内容为马克思主义宝库增添了新的财富。
正是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经过长期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斗争，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顺利地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发展了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和文化。
高举毛泽东思想，是因为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重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思想围绕着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主题，提出了一系列相互关联的重要的理论观点，在许多方面以独创性理论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构成了一个博大精深的科学思想体系。它的主要内容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理论；革命军队建设和军事战略的理论；政策和策略的理论；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的理论；党的建设理论……。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是贯串于上述各个理论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它们有三个基本方面，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
毛泽东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飞跃，它所确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奋斗方向、基本原则和基本方法，指导着中国共产党不断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推向前进。毛泽东思想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科学指南，过去是中国革命的旗帜，今天依然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旗帜，并将长期指导我们的思想和行动。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是中国人民不断奋斗前进的强大精神动力，将长期激励和指导我们前进。
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思想的灵魂、精神的支柱。从某种意义上讲，否认毛泽东思想就否认了中国共产党；否认毛泽东思想，中国共产党就失去了根基。
高举毛泽东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实和未来需要。我们今天之所以要高举毛泽东思想，不仅仅因为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核心”，最最重要的是毛泽东思想是深刻的，其基本观点是正确的，并没有过时。这里不妨引用毛泽东有关群众观点的精彩话语：“群众观点是共产党员革命的出发点和归宿。”“群众生产，群众利益，群众经验，群众情绪，这些都是领导干部们应时刻注意的。”“根据人民的实际需要和意见，不断修改我们的措施”“要联系群众，就要按照群众的需要和自愿。一切为群众的工作都要从群众的需要出发，而不是从任何良好的个人愿望出发。”“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就是要使群众认识自己的利益，并且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共产党员要善于同群众商量办事，任何时候也不要离开群众。”……
毛泽东思想中所包含的基本观点和方法，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实要求。现实生活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正是因为没有很好地体现毛泽东思想的基本观点和方法。如脱离群众的问题，就是因为部分党员干部没有树立好群众观点，没有运用好毛泽东思想中的群众工作方法等。
当然，今天要辩证地看毛泽东思想。任何政治家、理论家等都必然受到历史、时代的局限，毛泽东也同样摆脱不了历史、时代的局限。毛泽东主要生活在“革命与战争”为主题的时代，毛泽东思想不可避免地带有历史的烙印、时代的痕迹。因此，毛泽东思想中的有些观点与时代不符合是难免的。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正确理论
“一块石头，两只猫，三条鱼，四只鸡……”这是老百姓对邓小平理论的一种形象比喻，是指“摸着石子过河”、“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三个有利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内容。虽然表述不准确、不严肃，但说明老百姓多少了解一些邓小平理论中的一些内容。
从“传统的体制”中走出来，如何走？我们起初并不清楚，需要有勇气探索。“摸着石子过河”就是形象的比喻。邓小平理论就是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邓小平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一个开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是极具中国特色的崭新的社会主义形态。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具有开创性的伟大实践。这个伟大实践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紧紧联系在一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对这个伟大实践的总结，是认识的升华，是经验的结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新时期以来我们党全部理论创新的成果，是准确而又富有新意的科学综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体系。邓小平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奠基之作；“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承上启下的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最新成果。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既面对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共同主题，又侧重探索和解决不同发展阶段遇到的新矛盾、新问题，是一个相互衔接、相互贯通的统一整体，共同构成一个内涵丰富、逻辑严密的科学理论体系，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所包括的内容，坚持从实际出发，注重总结改革开放不同时期、不同阶段的新鲜经验，注重探索和回答不同时期、不同阶段遇到的新矛盾、新问题，始终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展开，贯穿了我们党的思想路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深刻阐述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路线、发展道路、发展阶段、发展战略、根本任务、发展动力、依靠力量、国际战略、领导力量和根本目的等问题，形成了一系列具有独创性的重大理论观点，系统回答了在中国这样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如何摆脱贫困、加快实现现代化、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历史经验和改革开放以来新鲜经验，并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这个理论体系，内容贯通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学科，涵盖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党的建设以及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祖国统一、国际战略和外交工作等各个领域，涉及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各个方面，是内涵丰富、思想深刻、系统科学的理论体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宝贵心血，反映了党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重大认识，反映了党对新的历史条件下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认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党最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是扎根于当代中国的科学社会主义，是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思想武器。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作为我们党领导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伟大实践的重要理论结晶，有力地指导和推动了改革开放伟大实践。正是在这个理论体系指引下，中国人民的面貌、社会主义中国的面貌、中国共产党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
广大党员、干部要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学习放在突出位置，自觉运用这一理论体系指导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改造，提高运用科学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做到感情上真诚认同、政治上坚定信仰、行动上自觉运用，使党的创新理论得到普及，使党的创新理论成果转化为推动科学发展的坚定信念、实际能力、过硬本领、真挚情感、自觉行动，积极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项事业健康发展。
紧紧围绕政治路线建设党——“轴心”决不能偏离
犹如客观世界的物质运动，只有围绕中心的物质运动，物质才不会偏离，才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党的建设也同样。围绕党的政治路线建设党，是党的建设的一条基本原则，也是党的建设的一条重要历史经验。
1939年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深刻分析了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他认为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民主革命时期党的政治路线要解决的两个基本问题。只有处理好这两个基本问题，党才能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是党战胜敌人的两个基本武器。只有党自身更加坚强和巩固，才能掌握好武器，才能正确处理好统一战线和武装斗争的关系。据此，毛泽东提出了党的建设“同党的政治路线密切联系着”的论断，深刻揭示了民主革命时期党的建设的基本规律。这是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党建学说的贡献。
党的政治路线是党在各个历史阶段实现党的最终目标的行动纲领和准则。为了实现党的最终目标，党必须根据各个历史发展阶段和不同时期的社会经济政治状况，确定党的政治任务以及实现这些任务的策略和方法，以统一全党的思想和行动，指导党的各项工作向着既定的目标前进。
党的建设与政治路线相联系是党建的内在要求。正确的政治路线标志着党领导的正确性，也决定着党建的方向和目标。这是因为，党的政治路线是实现党的最高纲领和最终奋斗目标在一定历史阶段的具体体现，是党在一定历史阶段的行动纲领。党的建设只有围绕政治路线进行，才能把全党的意志和行动集中到一个共同的奋斗目标上。党的政治路线集中体现了人民的意志和根本利益。为党的政治路线而奋斗就是为人民的利益而奋斗。因此，党的建设只有服从和服务于党的政治路线，才能得到人民的信任和支持，才能真正体现党建的价值和意义。
党的政治路线与党的建设是相互影响、相互促进的，党的政治路线对党的建设有着决定性影响。历史经验表明，什么时候党的政治路线正确了，党的组织就巩固和发展；反之，党的组织和力量就会削弱。但是，党的建设不是消极地反映和适应政治路线的要求，党的建设对党的政治路线的制定和执行有着积极的直接的影响。正确的政治路线的制定和执行，必须建立在正确的思想路线基础上，必须有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必须以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为条件，必须以完善和健全的科学制度为支撑。可见，党的建设对党的政治路线的制定和执行意义重大。
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就是党的政治路线。其内容是：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这条基本路线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总纲。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的基本路线是依据我国的基本国情制定的。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包括三层含义：第一，我国社会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第二，我国的社会主义还处于初级阶段，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从我国的国情出发，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第三，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在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需要上百年的时间。明确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非常重要。因为，正确认识我国现在所处的历史阶段，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首要问题，是我们党制定和执行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根本依据。我们讲一切从实际出发，最大的实际就是我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石，也是深入理解党的基本路线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一把钥匙。
“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是党的基本路线的简明概括和主要内容。“一个中心”，是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两个基本点”，是指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在现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任务，是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逐步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并且为此而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方面和环节。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兴国之要，是党、国家兴旺发达和长治久安的根本要求。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是党和国家生存发展的政治基石，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健康发展的根本保证。改革开放是强国之路，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动力和条件，是党和国家发展进步的活力源泉。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首要任务，其他各项工作都要服从和服务于这个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坚持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必须服从和服务于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也离不开“两个基本点”。“两个基本点”相互贯通、相互依存，统一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贯穿于现代化建设的整个过程。党的基本路线是党和国家的生命线，是实现科学发展的政治保证。
虽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了巨大的发展，但中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的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因此，必须长期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同样，党的建设必须围绕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
党的思想路线——党的建设的灵魂
从字面上说，“路线”两字是有了“路”才必然形成“线”。路线是从一地到另外一地所要经过的道路，这个道路是规定和选定的，不是随意或盲目的。因此，路线是便于行走的“方向”、“轨道”。有了“路线”才不会走偏方向。
中国共产党是一直比较重视路线的党。从党的建设的角度看，有政治路线、组织路线、思想路线、群众路线等。思想路线是灵魂，决定着党的其他建设。因为党的思想路线是党实践活动的思想方法和思想原则，是党制定和贯彻路线方针政策的基础，它对于统一全党的思想认识，对于取得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的胜利具有重大意义。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是党的思想路线的简明表述和高度概括，“三者”是辩证统一的整体。这条思想路线就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
党的思想路线深刻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我们党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建立起来的党，从创立开始就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这是党从中国实际出发的正确选择。这个选择体现了党的思想路线的精神，也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邓小平曾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11]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也就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党的思想路线是党自觉地依据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制定的，因此，党的思想路线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保持着高度的统一。
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认为人的认识的唯一源泉是客观物质世界，这体现到思想路线上就必然要求我们一切从客观物质世界的实际情况出发，即“一切从实际出发”，绝不能只凭主观想象和热情，只凭书本上的个别观点和结论，去臆造事物的本质和规律。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认为人的认识是在一定思想、理论的指导下进行的，特别是在整理感性材料时需要有正确的理论做指导，在获得理性认识后又需要将理论运用于实际以接受实践的检验并为改造世界的实践服务。这体现到思想路线上就必然要求“理论联系实际”。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认为人的认识要从对客观事物的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达到对事物规律的把握，这体现到思想路线上便必然要求“实事求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认为人们获得理性认识后还必须使理性认识回到实践中接受检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被实践证实的真理也要在实践中得到检验、并不断丰富和发展，这体现到思想路线上就必然要求“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
由以上可见，党的思想路线集中而完整地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的理论基础。因此，我们要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哲学高度去深刻理解党的思想路线，增强坚持党的思想路线的自觉性，更好地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从而更好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党的思想路线是在长期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逐步形成、确立、丰富和发展起来的。党在中国革命的实践中，反对主观主义、经验主义，尤其是反对教条主义，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认为：“‘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统一了全党的思想，为取得民主革命胜利提供了根本思想保证。可以说，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形成以及中国革命实践的成功，归根结底是实事求是的结果。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坚持实事求是、解放思想，进行了一系列的拨乱反正，恢复了党的正确思想路线，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等一系列理论观点，探索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确立了改革开放的总方针。邓小平曾指出，解放思想就是使思想和实际相符合，使主观和客观相符合，就是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有机统一，丰富了思想路线的内涵。解放思想，就是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正是由于坚持了正确的思想路线，才有了改革开放的新探索、新成就。因此，只有解放思想才能实事求是。
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强调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理论品质就是与时俱进，进一步丰富了党的思想路线。江泽民指出：“与时俱进，就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工作要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能否始终做到这一点，决定着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12]坚持与时俱进，就是要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善于在解放思想中统一思想，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我们的理论和实践要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时代的变化，不断开拓创新，顺时应势，永远走在时代前列。
胡锦涛指出，求真务实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以贯之的科学精神，是党的优良传统，也是共产党人应该具备的政治品格。坚持党的思想路线，必须弘扬求真务实精神，积极探索，大胆试验，开拓进取，创造性地开展工作，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与时俱进的“与”就是紧紧跟随，“时”就是时代，“俱”就是全面，“进”就是前进。与时俱进反映了时代特征和党的要求。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核心问题是实事求是。坚持实事求是，就必须从实际出发，以实践的事实为依据。不符合实践要求的思想就要抛弃，这就必然要求解放思想。为什么要与时俱进，是因为时代变化了，形成了新的社会实践，需要从新的实践出发，这仍然是实事求是的问题。所以，坚持实事求是，就必须解放思想，就必须与时俱进；而要做到解放思想、与时俱进，就必须坚持实事求是。
着重在思想上建设党——党的建设的显著特色
1929年12月中旬的一个夜晚，毛泽东在“松荫堂”的煤油灯下奋笔疾书，油烧完了，就让秘书找来火把照明继续写作。这时一阵微风吹进，一个火花溅到毛泽东披着的棉军衣上，不一会燃烧起来。此刻，由于毛泽东过于全神贯注，全然不知。这一情景刚好被打瞌睡醒来的秘书发现，急忙把火星打灭。毛泽东友善地笑了笑，随即又全神贯注地继续伏案疾书。毛泽东在写什么呢？原来他在起草文件，为开好“古田会议”做准备工作，已经连续几天没有很好休息了。
1929年12月28日，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在古田曙光小学隆重召开。曙光小学是一座祠堂，称为万源祠，始建于1848年，为古田第一大姓氏廖氏所建，故又称廖氏宗祠。大会一个重要成果就是提出了“着重从思想上建党”的思想。为什么要重视思想教育呢？因为到1929年5月，红四军的党员成分中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占了76.6％，而到了古田会议的前夕，又上升到81.2％。从整个党的情况看，农民为主体的状况比较明显。据1928年的六大统计，党员成分中工人只占10.9％，而到1929年6月党的六届二中全会召开时，工人党员所占的比例下降到仅有7％。[13]这是当时中国社会的客观事实所反映出的必然现象，工人阶级总数只有200多万，占大多数人口的是农民。如何把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为主要成分的党，建设成为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保持党的先锋队性质，这的确是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但这个问题在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中找不到。因为马列主义经典著作里强调的是组织建党，大量吸收工人阶级入党，巩固党的工人阶级基础，以保持党的先锋模范作用，但这在当时的中国实际情况下根本做不到。而古田会议解决了这个历史性课题，就是通过思想建党，把党建设成一个无产阶级性质的政党，这是前所未有的重大课题。
其实，中国共产党的这个创造性的实践，也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建党原则要求的。重视思想理论建设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显著特色，也是政党性质的本质要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建无产阶级政党的过程中，不仅从理论上阐明了无产阶级政党的性质、宗旨、纪律和作风等问题，还同形形色色的非无产阶级思想进行了斗争，为无产阶级政党奠定了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
列宁用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创建了新型的无产阶级政党，强调必须加强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坚决克服和防止各种形式的官僚主义，为无产阶级政党建设留下了宝贵的精神遗产。
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时期就确立了思想建党的原则，在此后各个历史时期都坚持把思想理论建设放在党的建设的首位，十分注意用无产阶级思想改造和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用马克思主义武装全党。正是由于始终把党的思想理论建设放在首位，才保持了我们党的马克思主义纯洁性和朝气蓬勃的战斗精神。
思想理论建设是贯穿于党的一切建设的中心环节。党的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都离不开思想理论建设，都要以思想理论建设为基础，都要以思想理论建设作保证。离开了党的思想理论建设，党的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就失去了前提和基础，就没有了可靠的保证。
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必须始终把思想理论建设放在首位，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水平。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不断研究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党的建设面临的新形势新问题，及时做出新的理论概括，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
重视思想理论建设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内在要求，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党建特色，反映出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发展要求。可以说，没有这个“党建特色”，就不可能有党的发展，就不可能把一个由大多数农民成分的党员组成的政党改造成为工人阶级先锋队性质的政党！党的历史发展证明，“理论上的成熟是政治上坚定的基础，理论上的与时俱进是行动上锐意进取的前提，思想上的统一是全党步调一致的重要保证。”[14]理论创新每前进一步，理论武装就跟进一步，这是加强党的建设的一条重要经验。
重视思想理论建设符合人的认识规律。人的思想不是自发产生的，更不是天生的。特别是形成系统完整的思想，仅靠个人“零散”的认识和有限的实践很难形成。因此，人需要接受教育。而接受教育的高层次体现就是学习理论。理论是人认识的升华、经验的结晶、实践的总结，具有系统性、完整性、深刻性。学习理论可以使人尽快达到认识真理的目标、拉近与真理的距离，缩短认识真理的时间。
但是，必须看到，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是不能解决所有问题的。它只是党的建设的一部分内容和形式，而不是全部！实践证明，制度建设是党的根本建设，此外其他建设也不可缺少。
确立共产党人的价值观——“价值坐标”不能倾斜
这里先说几件事。曾有报道说，黑龙江原政协主席韩某，竟然在家里设有佛堂，经常供奉着菩萨，且写有对联：“菩萨保我做大官，我做大官保菩萨”。更让人匪夷所思的是在“双规”后，她还遗憾地说：“菩萨啊菩萨，我供你这么多年，你也不保佑我。”沈阳市原副市长马某，在中央党校学习时竟然随身携带着《赌术精选》，酷爱如宝。山东省泰安市原市委书记胡某，曾“刻苦钻研”相书。浙江省富阳市原书记周某在党校学习期间，得知纪委在查他的事，第二天悄悄返回，竟然去找算命先生算命。更为可笑的是河北省邯郸市某局长在监狱里的“反思”。其人在关押前收受了别人两尊金佛的贿赂，他怕被人发现，偷偷地把两尊金佛送回老家，并埋在老家房子对面的大树底下。在监狱里他苦思冥想，问题出在哪儿呢？后来他终于找到了原因，金佛应该放在桌子上供奉，怎么能埋在地下呢？正因如此遭到了佛的“报应”。此类的事还有很多很多。这些事说明什么？值得反思的内容还有很多，但毫无疑问，是这些人的价值观混淆了、颠倒了、模糊了、偏移了、边缘化了。
从精神层面看，共产党员思想的核心问题是价值观问题。共产党人的先进首先是价值观的先进。
什么是价值呢？这一概念在学术界众说纷纭，主要有以“客体满足主体需要”而界定的“需要说”；有以“客体对主体所具有的积极意义或消极意义”而界定的“意义说”；有以“客体和主体之间肯定与否定的特定关系”而界定的“关系说”；有以“客体对主体有用的属性或功能”而界定的“属性说”；也有以“客体对主体的一种特定的效应”而界定的“效应说”等等。尽管人们对价值有种种说法，但任何价值含义的本质都在于客体的主体化，为主体服务，否则就无所谓价值关系；尽管价值关系总是在不同领域、不同层次和不同时态上具体地形成和变化着，展示着多样化的具体形式，但就主客体特定关系而言，大体上可归结为两个最基本的关系，即人与物之间的价值关系以及人与人之间的价值关系。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价值是揭示外部客观世界对于满足人的需要的意义关系的范畴，是指具有特定属性的客体对于主体需要的意义。
价值观是指人对周围客观事物（包括人、事、物）的意义、重要性的总体评价和看法。价值观是人们对社会存在的反映，是社会成员用来评价行为、事物以及从各种可能的目标中选择自己合意目标的准则。价值观通过人们的行为取向及对事物的评价、态度反映出来，是世界观的核心，是驱使人们行为的内部动力。它支配和调节一切社会行为，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
共产党员的价值观，是关于集中反映共产党人价值本质的根本看法和基本观点。其显著特点概而言之，充分体现着党章的要求，具有先进性和代表性。党的性质，决定了共产党员价值观的本质与特征。
共产党人的价值观是先进性的本质内容。如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发扬大公无私的精神、坚持集体主义原则、坚持马克思主义、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等都是共产党人的价值观。正是无数共产党人体现了这些崇高的价值观，共产党人才无愧于光荣的称号。
核心价值观是价值观的“中心”部分，是最根本、最本质的东西。在所有价值目标中处于主导和支配地位，对社会意识和社会思潮具有强大的引领和整合功能。核心价值观就是某一社会群体判断社会事务时依据的是非标准，遵循的行为准则。它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一个人，长期形成的一整套根本原则，是深层的、恒久的影响到一个人、一个民族的价值判断和走向，甚至决定着一个民族的兴衰。
核心价值体系是形成了的价值观系统，也是对诸事物的看法和评价在心目中主次、轻重的排列次序。核心价值观和核心价值观体系是决定人行为的心理基础。价值观体系是无形的，但又是确确实实、潜移默化地在影响着每个人的行为和价值判断。
党自身确立价值观还不够，还要在全社会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因为，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领导核心，不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就不能真正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因为，社会主义不仅有高度发达的生产力，而且还要有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价值观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具有导向作用的内容，确立什么样的价值观，关系到用什么样的价值观引导人民、用什么样的价值观导向人民、如何从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问题，是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兴衰成败的重大问题。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就抓住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灵魂。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强大动力，树立共同理想，就突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题。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基本实现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国家，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体现了全国人民的愿望，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理想。
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的精神支撑。培育和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就把握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精髓。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在长期共同实践中形成的民族意识、民族心理、民族品格、民族气质的综合，是一个民族生生不息的源泉，是民族文化最本质、最集中的体现。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既要继承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又要紧跟时代的步伐，充分体现社会进步的要求。“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自己的精神支柱，就等于没有灵魂，就会失去凝聚力和生命力。有没有高昂的民族精神，是衡量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强弱的一个重要尺度。”[15]改革创新是时代精神的核心。改革开放是决定中国命运的重大决策，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强国之路。创新是一个民族充满活力的源泉。
社会主义荣辱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础，是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奋斗过程中用以引导、规范人们的思想和行为的道德准则，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优秀革命道德与时代精神的有机结合，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荣辱观，就打牢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础。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共产党员价值观的核心。历史经验表明，要取得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成功，不但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真理观，而且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价值观。这是真理尺度、真理原则与价值尺度、价值原则的具体的历史统一。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得到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之所以能领导人民夺取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胜利，从价值观的角度看，其奥秘在于：从成立之日起，就确立了建立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基础上的，以无产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为主体的价值观，解决了“为什么人”这个首要问题、根本问题和核心问题。用一句简明的话来概括其基本思想，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我们把这一价值观，称之为“人民主体价值观”。通俗地说，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价值观”。这是每一个共产党员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坚持的价值观。
当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的价值观是有层次的。共产党员既要有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爱国主义这个在全社会占导向地位的价值观，更要有以无私奉献、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特征的共产主义这一最先进、最高层次的价值观。当然，我们不能以共产主义价值观要求全体人民，但共产党员必须做到这一点。不能因为存在层次性，而放松对共产党员的先进性要求。在新时期，只有坚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的共产主义价值观，才能引导不同觉悟的人们积极向上，共同奋斗。
重视思想政治工作——党的优良传统不能丢
20世纪80年代初，一个由企业家和学者组成的美国代表团到日本考察企业文化。企业文化最早发端于美国，却“高峰”于日本，是什么原因所致？代表团赴日想寻找答案。但令代表团感到惊讶的是，在考察一个著名企业时，这家企业一位高管却说，他们的企业文化建设是受到了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的启示。其实，中国共产党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善于做行之有效的思想政治工作。
提起思想政治工作，使人想起昔日昏黄的煤油灯下、热烘烘的炕头上、忙碌的田间地头上党员与群众促膝谈心的情景，让人想起机器声轰鸣的车间里、热火朝天的工地上高音喇叭传出的表扬信，让人想起群众集会场上激情澎湃的感人演讲以及党组织活动前的政治动员……在过去的日子里，思想政治工作曾经发挥过巨大的作用。“一帮一，一对红”，“喊破嗓子，不如做出样子”等等都是过去年代行之有效的方法。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依靠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唤起了广大民众，使党领导的革命斗争获得了人民群众的积极响应和热情参与，最终赢得了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通过思想政治工作热情宣传社会主义新制度，宣传人民群众翻身解放、当家做主的新生活，动员亿万人民在党的领导下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奋力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在改革开放新时期，我们党重新确立了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的思想路线，推动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为实行改革开放做出了积极努力。深入宣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宣传改革开放的形势任务和方针政策，充分展示经济社会的深刻变革和人民群众的鲜活创造，充分展示干部群众解放思想、与时俱进的崭新精神风貌，激励各族人民奋发有为、开拓进取，积极投身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进入新世纪新阶段，全党重视深入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教育，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大成就鼓舞人民，大力弘扬伟大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特别是在成功举办一系列重大活动、战胜一系列重大自然灾害、应对一系列重大突发事件中，各级党组织做了大量思想教育工作。
以上可见，重视思想政治工作是党的历史传统。思想政治工作有着丰富的内容和形式。如工作原则，有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原则、物质鼓励和精神鼓励相结合的原则、解决思想问题与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的原则、身教与言教相结合及身教重于言教的原则、表扬与批评相结合及以表扬为主的原则、思想政治工作与经济和业务工作一道去做的原则等。再如工作方法，有以理服人与以情感人相结合的方法、抓两头带中间与抓中间促两头相结合的方法、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和“一把钥匙开一把锁”的方法。还有“疏通引导”、“为基本路线服务”、“坚持两手抓”的方针等。可见，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已经形成了系统理论，并且积累了极其丰富的实践经验。
实践证明，党的思想政治工作还是“管用”的。之所以“管用”，是因为思想政治工作是一门科学。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是做党员、干部和广大群众的工作。说明思想政治工作的对象是人，是千百万党员、干部和群众。从宏观层面看，思想政治工作是研究人的“工作”。不过，思想政治工作不是研究人的一切方面和一切领域，而是研究人的某一特殊领域的工作。行为学是研究人的行为活动和变化的规律，教育学是研究对人进行一般教育特别是文化教育的规律，生理学是研究人体各种生理功能活动变化的规律，而思想政治工作则是研究人的思想和行为之间的活动变化规律以及党对群众进行思想政治工作的规律。其实，思想政治工作是一门综合性很强的科学，涉及许多学科领域，可以说是多学科在实践中的综合性具体运用。
人们的一切行动是受思想支配的，而支配行动的思想，是人们所处的社会条件、生活条件、工作条件、文化教养以及环境影响等客观条件作用于大脑的结果。这就是人们思想和行为活动的基本规律。既然人们的思想是通过行为表现出来的，不管人们的思想怎样复杂、怎样多变，总是有规律可循的。可以说，人们的思想和行为的活动规律，决定着思想政治教育和管理的规律。只要认识和掌握了这一基本规律，就能有效地开展思想政治工作。
当然，不要过于夸大思想政治工作的作用，更不能将它当成“万能”的。思想政治工作虽然不是“万能”的，但却是不可缺少的。今天思想政治工作面对的对象更为多样、环境更为复杂，对思想政治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在新的历史时期，思想政治工作面临新形势新任务，必须以改革创新的精神加强改进思想政治工作。要按照高举旗帜、围绕大局、服务人民、改革创新的总要求，坚持以人为本，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创新体制机制和方式方法，深入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宣传普及活动，大力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学习教育，不断增强全体人民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深入开展形势政策教育，着力营造有利于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良好氛围；深入开展爱国主义教育，最大限度地凝聚社会共识；深入开展民族团结进步的宣传教育活动，大力营造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浓厚氛围，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思想保证。
政党文化——维系着政党的生命
当我们高唱革命歌曲时，当我们在井冈山、延安等地进行“红色之旅”时，当我们在观看《张思德》、《亮剑》等电影、电视剧时，当我们面对印有“镰刀和锤头”图案的红旗举手宣誓时，当我们面对鲜艳的五星红旗高唱国歌时……你可曾想到，这些都是中国共产党的政党文化，我们生活在政党文化环境中，一方面在接受和享受这种政党文化的成果，另一方面也在接受着政党文化的熏陶。
民族的维系，离不开文化的支撑；政党的发展，也离不开文化的浸润。如果说文化是民族的生命，是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政党文化是政党的生命。
所谓政党文化，主要是指政党所具有的为党内外所普遍认同的包括意识形态、行为准则、制度规范、行为作风在内的观念体系。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具有90多年历史的大党，其自身建设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政党文化积淀、构建的过程。
构建政党文化是文化与政治相交融的发展态势与要求。当今社会发展的一个明显特点，就是文化渗透到社会、政治、经济各个领域，并影响和制约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因此，文化向政治渗透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向政党的渗透。在此背景下，在思考党的建设问题时，不能简单地就事论事，而应以文化的视野来观察，或以文化的眼光来审视，如此则应将政党文化的构建作为党的建设的着力点。事实上，任何政党执政的重要条件都是人们对它的文化认同，若一个政党的文化支配了社会秩序，主导了人们的观念、取向和行为，它在社会生活中自然居于领导地位。因此，如何促成人们对它的文化认同关系到政党的长治久安，而文化认同的获得有赖于政党文化的构建。正因为如此，党应通过构建政党文化，寻求文化认同，来赢得执政的合法性，巩固执政的社会思想基础。
构建政党文化是多元文化并存的现状与要求。随着经济成分的多元化和世界范围内文化交流的拓展，当前的中国文化呈现出多种文化并存的特征：主流文化和非主流文化、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先进文化和落后文化、官方文化和民间文化，共同形成了今天的文化环境和文化氛围。这种多元文化并存的局面，既满足了大众多样的文化需求，也带来了不少负面的影响。因此，只有大力构建政党文化，才能引领社会文化的发展方向，消解多元文化发展带来的消极影响；只有构建政党文化，增强政党文化的吸引力，才能在多元文化的选择中，使人们接受、认同政党文化；只有构建政党文化，才能真正做到“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
构建政党文化是党自身建设的客观要求。政党文化具有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特点，它往往通过浸润、扩散的形式引导党员逐步形成共同的理性认识、价值观念，形成一定的舆论环境和心理态势，来促进党的建设。中国共产党是掌握国家政权的非竞争性政党，政党文化对于自身建设具有独特的作用。如塑造与熏陶党员，不断地对党员进行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的教育，用党的制度、纪律来约束、规范党员的行为等，就能促进党员对政党文化的认同，求得党内思想上、政治上、价值取向上的一致，增强党的凝聚力。再如保证政党行为的延续性。政党文化一经形成，便会超越党员个体而存在，成为政党行为的基本准则，对政党产生持久、稳定的影响，使政党的执政方式、行为方式，不因领导人的更替而变化，使政党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与推行，不因领导人的失误而出现偏差。
中国共产党要确保在世界形势深刻变化的历史进程中始终走在时代前列，在应对国内外各种风险和考验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全国人民的主心骨，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始终成为坚强的领导核心，不仅要通过利益整合和表达、政治动员和社会化等影响和领导国家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而且还要通过政党独有的政党文化，发挥政党文化的导向功能，引领社会文化发展。政党文化对社会文化的影响是强大的，一方面将政党意识、价值理念、制度规范、执政理念、政党作风等有效地传达给社会成员，并转化为他们的政治认同；另一方面政党通过政党文化对社会文化的整合和引领，把握和引导全社会的主流思想，从而实现政党对社会的思想领导。
如何加强政党文化建设，是需要认真探讨的问题。这里从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的主要来源角度谈三个问题：
一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最基本的文化“基因”，规定了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的价值体系、目标方向、行为取向，奠定了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结构和制度基础，是凝聚全体党员和其群众基础、阶级基础的政党文化核心。因此，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的核心内容，规定了中国共产党的政党文化性质。此外，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这一内容的丰富和发展。
政党文化在建设和发展中，必须保持其核心文化的稳定性。核心文化是指人们在历史的创造与选择过程中形成的价值体系。核心文化是政党的灵魂，如果抛弃了政党的核心文化，就会导致政党死亡，即使它的组织还在，但它已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政党，而只是一个“躯壳”。抛弃了政党的核心文化，也就意味着政党的目标取向和行为取向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由于政党文化提供了党员身份认同的基础，如果政党抛弃其核心文化，这种认同基础就势必削弱，进而影响到政党的凝聚力，不仅会导致其党员失去对党的认同感，而且也会失去大量党的追随者，失去其基本的群众基础，从而最终连政党的躯壳也无法维持下去。
二是中华民族文化。中国共产党是在中华民族文化的土壤中生长起来的，深受中华民族文化的滋润，中国共产党的政党文化包含着丰富的中华民族文化内涵。如党的思想路线的核心内容——“实事求是”就是传统文化的精髓。《汉书·河间献王传》中的“修学好古，实事求是”，讲的就是从实际出发，不夸大、不缩小，正确地对待和处理问题。
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的生命活力来源于中华民族文化。因此，政党文化在发展过程中需要不断吸收中华民族文化的营养。可以说，吸收得越充分、融入得越深入，政党文化的根基就越牢固，政党文化的生命力就越强。
三是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丰富实践。中国共产党政党文化之所以能够形成，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中国共产党有着非常丰富的实践。在党执政前的28年，在对敌斗争方面，有井冈山、瑞金中央根据地的艰苦卓绝的斗争等；在党群关系上，有“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和工作方法等；在学习上，有“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作风等；在党内生活上，有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和方法等；在战胜困难上，有不怕艰难险阻、气壮山河的红军长征精神等；在独立自主上，有南泥湾精神等。建国后，在建设和改革时期，有领导社会主义改造的成功经验，有打破封锁的独立自主的创业精神，有无私奉献、鞠躬尽瘁的焦裕禄为代表的无数先进人物思想和精神，有敢为人先的特区精神，等等。这些大量而丰富的实践，已经上升为思想理论，转化为人们的理念，形成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养成了行为习惯，这是政党文化建设的牢固基础。
政党文化建设就是将这些政党文化资源很好地利用起来，使这些政党文化资源成为真正的精神财富。特别是使这些资源系统化、功能化，以更好发挥资源的整体性作用。
政党文化的社会化就是政党文化获得党内和社会认同的过程。改革开放以来，传统的政党文化社会化途径受到了现代科技发展，尤其是网络媒体发展的冲击。在新的条件下，发挥政党文化的示范功能，探索政党文化社会化的道路，一要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党政机关部门、企事业单位等在政党文化社会化中的作用，加强执政党对社会的影响和掌控。二要适应现代科学技术的新发展和新运用，积极利用现代传媒的影响力，营造政党文化理论研究、宣传的氛围，为政党文化社会化搭建高科技含量的平台。三要探索政党文化对社会价值和利益的整合和表达的路径，把握、控制和主导社会的主流思想，引领社会文化发展方向。
多维度看党性——认识党性的不同视角
看一个事物需要多个角度。因为多角度看事物才能看得更清楚、看得更全面、看得更深入。认识党性也同样。
（一）人性与党性
提起人性，使我想起在军营里的生活。
1978年3月我从一名中学教师转变为一名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当兵时的种种记忆至今还在脑海里，可以说是历历在目。与之相关的两件事我至今难忘：
第一件事，在一般情况下，周日午睡后，战士们要把棉被拿到外面去晾晒。在阳光的照射下，军被上一块块斑点尤其显眼。在军营里，老兵们都叫它“跑马”。有时老兵还调侃、讥笑新兵说：“你又画‘地图’了？”我知道那其实是遗精。青春年少、身强力壮的战士，怎么可能没有这种现象。其实，在大学校园里，在施工的工地上，在体育训练的基地内，只要有年轻人的地方，此类话题就一直存在。
第二件事，饭前列队集合，唱完革命歌曲后，分班依次进入饭堂，围桌子一圈坐下。饭菜端来，没有几分钟就被“扫荡”一空。正在长身体的小伙子们，哪能忍得住饥饿。尤其是高强度军事训练后，可以看见“争先恐后”吃饭的“热闹”情景。人的食欲是人自身天然固有的。“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心发慌”，“吃”维持着人的生命，没有生命一切等于零。
这两件事都涉及人的自然属性——性欲和食欲，这不禁让我想起了人性。人性是什么？这是千百年来长盛不衰的话题，只要人类社会存在，这个话题将永远存在。
今天我们讲党性，是对共产党员而言的。“共产党员”是一个政治称谓，是“政治人”，“载体”是人，共产党员不是抽象的，是具体的人，是要通过人来表现的，这就涉及了人性。
什么是人？翻开中外词典，通常有这样的定义：人是由类人猿演化而成的，能制造工具和使用工具，能劳动并能用语言进行交流的高等级动物。
实际上，从不同的角度，对人的解读与结论也不同。从哲学角度看，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从社会学角度看，人是构成社会肌体的细胞；从经济学角度看，人是社会生产力中最关键、最核心、最活跃的要素；从生物学角度看，人是由细胞构成的；从艺术家角度看，人是生命跳动的最美妙的音符，人体存在着无限的美；从数学家角度看，人是一个抽象的“符号”；从政治学家角度看，不论什么人都需要利益表达……
不管从什么角度看，人最基本的属性就是人性。其实，人性是人的正常情感和理性。中国的圣哲前贤们大都从社会伦理角度阐发人性。孔子曰性相近，承认有人性，但未说人性是什么；孟子说人性善，荀子说人性恶，告子说无所谓善恶，又说食色，性也，等等。
东方与西方关于人性的认识存在差别，也是文化差别的源头之一。中国儒家文化中，关于人性说，总体偏向于“善”，正如宋代学者王应麟的《三字经》所言：“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可以说，两千多年来，在中国的思想史中，关于人的阐述贯穿了儒家学说的人性本善说这条主线。而西方文化中则不然。这可以从占主导文化的基督教教义中得出结论，人总体偏向于“恶”，人生来就笼罩在恶的阴影之中。
显然，人性本善说和人性本恶说都是失之偏颇的。共产党的导师马克思认为，人性是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统一。我极为认同这个观点。分析人性，宏观和微观都不可缺少。在人性中包含着社会属性和自然属性，两者难以分离。
人是社会的人，任何人都要受到社会环境的约束和影响。所以，在社会中，人一般都要遵循社会通行的规则行事，按常规约束自己，能表现出“正常的情感和理性”。当你走在大街上，身旁一个老人不小心跌倒在您的面前，您难道会视而不见吗？当您在河边散步，看见一个小孩在您面前突然掉到河里，您会袖手旁观吗？不会，一般都不会，俗话说：“人心都是肉长的。”此时，人性善的一面就会表现出来。
实际上人性善的方面就是党性的“天然基础”。因此，讲党性，首先是讲正常的情感和理性，把人性善的方面充分表现出来，每个党员都要做一名“好人”，学会关心人、理解人、帮助人、爱护人、体贴人等。不能做一名“好人”，就谈不上做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但不能不看到，人性在客观上存在着弱点，如人的自私性、贪婪性、懒惰性等。因此，讲党性的过程，也是不断弱化、克服、消除人性弱点的过程。
人性是党性的基础，是讲党性的前提；党性是人性的升华，是达到新的高度、新的层次、新的境界并赋予新内涵的要求和体现。
（二）党性与政治性
讲党性，讲什么党的党性？是共产党的党性，不是其他政党的党性。由于特定的历史和现实原因，政党代表的对象不同、理论纲领不同等，政党之间存在着本质的区别。
早在古希腊时期，著名思想家亚里士多德就说，人天生就是一个政治动物。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人是社会的人，人都是处在特定的社会群体中，位居一定的社会层次上，人的自身利益需要维护，人的意志需要体现，人的主张需要表达，所以，人关心政治问题在本质上是由人的自身利益所决定的。
因为，政治反映了人们的一种理想追求，政治是与一定的阶级、阶层相联系的一种特定社会关系，政治是与国家政权相联系的特殊现象，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正因为，政党的理论主张不同，实施的纲领不同，追求的目标不同，代表的利益不同，政党之间才存在着根本的差异。
不从政治上认识党性，就不可能深刻地认识党性，更不可能很好地体现党性。党性是政党固有的本质属性。刘少奇曾经说过，党性是阶级性最高最集中的体现。显然，党性是一个政治话题。
（三）党性与时代性
“生的伟大，死的光荣”，这是毛泽东给年仅15岁的刘胡兰的题词。面对着敌人明晃晃的铡刀，年轻的刘胡兰大义凛然，毫不畏惧……这样的事迹在革命和战争年代举不胜举。许许多多的共产党员在革命战争年代抛头颅、洒热血，显现了共产党员党性的光辉。
党性是一个具有时代内容的话题。党性的内容是党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初步形成的，是党的历史经验，也是党的历史财富，有其特定的政治内涵以及原则性要求，不能随意改变，要保持其政治本色。但要知道，随着时代的变化和发展，强调的党性内容侧重面不同。
从某种意义上讲，人类社会的历史是由不同时代所构成，而不同时代是不同的经济、政治、文化及其相互作用影响所形成的特定社会发展阶段。而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社会的需要不同、要求不同。因此，不同时代有不同的要求。在战争年代，党员不怕流血牺牲是党性的重要表现，而今天则不是。现代社会赋予了党性更丰富的内涵。
当今时代是崭新的时代，信息化、全球化、高新化等特征日益突出。党员应该成为人才型、知识型、科技型、法律型、民主型、竞争型、创新型、进取型等符合时代要求的新型党员。只有这样，共产党员的党性才具有时代价值、社会意义。
（四）党性与社会性
党性不仅是历史的，更是具体的。党性是在特定的社会环境里存在和表现的。我们必须重视社会环境的变化对党性产生的影响。
中国社会发生了全面、重大、深刻的变化，形成了崭新的社会环境：结构重组——从单一性结构向多样性结构转变；状态更变——从封闭半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变；层次升迁——从农业型社会向工业化、信息化社会转变；规范加强——从伦理型社会向法制型社会转变；体制转轨——从计划经济社会向市场经济社会转变；内涵丰富——从简单内涵社会向丰富内涵社会转变，等等。中国社会完全进入一个新的层次，是一个已经形成新类型、具有新特征的社会。
今天党性的表现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制约和影响，也面临着新的挑战和考验。如廉政建设，60多年前，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中强调，党员干部要防止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给党员干部敲响了警钟。现在不仅仅是“糖衣炮弹”更是“激光制导导弹”。需要从权力那里获得好处的人会“瞄得很准”，千方百计地使用各种手段，从腐蚀权力到俘虏权力，以使权力为我所用。腐蚀权力的环境远比过去“险恶”得多。社会价值观愈来愈多元，在价值观多元的环境里，党员干部选择和确立什么价值观，对每一名党员干部都是严峻的考验。
（五）党性与实践性
党性与实践紧密相连，党性离不开社会实践，社会实践是加强党性锻炼的根本途径。
党性是在社会实践中形成、巩固和发展的。所谓实践，是在人们的意识支配下的自觉的有目的的改造现实世界的“活动”，这个活动一方面是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具有主观能动性；另一方面，它又是客观的物质活动，具有直接的现实性。因此，实践是沟通主客观的桥梁。实践的这一鲜明特点决定了党性锻炼的实践性。
党员的党性是党对每个党员提出的要求，这个“要求”不可能无条件、无前提地完全转化为党员的“党性”，必须要通过实践锻炼才能得到逐步强化、转化、优化。
实践的直接现实性表现，是“知与行”的统一，即强调理论联系实际，把党性要求付诸行动。讲党性，不能坐而论道，说一套、做一套。所以，党性状况如何，不仅仅在于说得怎样，更在于做得怎样。也就是说，党性如何，需要通过实践表现出来。
党性在实践中面临着来自多方面的考验。实践具有多样性、复杂性。这种多样性、复杂性使党性面临着种种考验：如对待工作的态度，对待名利的态度，对待同事的态度，对待组织的态度，对待利益得失的态度，对待生活的态度等等，无一不是实实在在的直接考验。这些考验都是每个党员在不同的工作、生活、学习实践中所面对的。
实践是“课堂”，是认识的来源，给人以真才实学，也使人有许多感悟；实践是“熔炉”，党性在实践中得到磨炼、锤炼，得到增强；实践是“镜子”，在实践面前，应经常“梳理”自己，检查自我，时常反省自己；实践是“战场”，有时是“真刀真枪”的冲突，党性强者则胜利，而党性弱者就将败下阵来；实践是“试金石”，党性究竟如何，最终要靠实践检验、评判；实践是“日记”，每个党员都在日日月月书写着自己的党性，党性怎样是自己书写成的。因此，实践是党性锻炼的根本途径，要勇于在实践中锻炼，在实践中接受监督，在实践中自觉磨炼，以使党性更加完美！
党的建设科学化——一个重大的理论和实践课题
翻开《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在《关于纠正党内错误思想》一文中有这样一段话：“主要是教育党员使党员的思想和党内的生活都政治化，科学化。”可见，从党的建设角度看，使用“科学化”这个概念是比较早的。但从几十年的党建实践看，党的建设科学化还面临着许多问题。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提出了“推进党的建设科学化”问题。毫无疑问，这个问题是党的建设的一个重大的理论和实践课题。
党的建设科学化问题，首先是科学问题。科学是指关于自然界、社会和思维的知识体系，它运用范畴、定理、定律等思维形式反映现实世界各种事物的本质和规律。1888年达尔文曾给科学下过一个定义：科学就是整理事实，从中发现规律，做出结论。从核心层面看，科学的定义是事实与规律问题，是指客观事物之间内在的本质的必然联系。
其次是科学化问题。“科学化”是一个合成词，是由“科学”与“化”构成的。在《辞海》中，“化”是指转变成某种性质或状态，如知识化、大众化、市场化、全球化等。可见“化”是一个过程，是一种转移，是一种状态。根据这样的词义，可以将“科学化”理解成为某事物逐渐地转变成为一种更具有科学性的状态，更具有科学性的规范。因此，“科学”是“化”的指向和趋向，是“化”的目标和方向。
显然，提高党的建设的科学化水平，就是遵循执政党的建设规律，使党的建设逐步科学化的过程。提高党的建设的科学化水平，就是以科学理论为指导，弘扬科学精神，遵循科学规律，采取科学方法，加强科学管理，形成科学机制，扎实有效地推进党的建设的新的伟大过程。
提高党的建设的科学化水平，需要处理好几个关系：
一是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党的建设的科学化重在实践，这是由党的建设的实践特性所决定的。科学化本质上是对客观规律的探索、掌握和运用，这就离不开理论创新和理论指导。因此，要注重理论创新，更要注重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科学不科学，最终看能否普遍而有效解决实践中面临的问题，没有实践的验证，就没有科学化的真正价值功能，当然就不具有科学性。因此，理论与实践相互促进，必须有机统一于党的建设的历史进程中。
二是继承与创新的关系。强调“党的建设科学化”，着重在于“提高”，并不是说之前的党的建设一点不科学，相反，党在历史上是遵循科学建立、发展、壮大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创建初期，就涉及一系列的“科学”问题。当年共产党的导师恩格斯在回答欧洲一些政党提出的先进性的疑问时，就特别强调无产阶级政党掌握了科学的理论，更能了解社会运动的进程、条件和一般结果。还特别强调了民主建党的科学原则，能防止党内“密谋狂的道路”。为此，共产党要有“历史底气”“历史自豪感”。
时代不同，党的目标、任务以及环境也会不同。党一方面需要继承和弘扬党的建设经验，另一方面也需要创新和发展。继承和弘扬是党的建设科学化的具体要求和体现。也就是说，用已经被实践证明了是正确的党建经验指导党的建设，就是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的内容要求。创新和发展也是党的建设科学化的现实和未来要求。创新是继承的一种延续，没有很好的创新就无法很好地继承，而要很好继承，也需要不断创新。
三是局部与整体的关系。党的建设科学化是一个系统工程、一个整体事物，涉及思想、组织、制度、作风、反腐倡廉建设等方面。党的建设科学化既要在每个层次、每个方面、每个部分都积极展开，又要注重统筹协调、合理布局、完善结构、整体推进。单纯地实现党的建设某一方面、某一领域、某一层次的科学化，不同时推进党的建设整体的、系统的科学化，还不能称作是真正意义上党的建设科学化。因此，党的建设既要着眼于局部，更要着眼于整体；既要从整体高度设计局部，又要把局部置于整体中进行谋划、布局、实施。
四是原则性与开放性的关系。原则性体现的是对党的建设的发展方向、根本要求的把握和遵循。如民主集中制、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等的党建原则和方针，应当继续坚持。在推进党的建设科学化的过程中，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党的建设原则必须始终坚持。历史经验表明，动摇了党建原则，也就动摇了党建根基。坚持党建原则，并不是坚持一切都不变，并不是单纯地坚持党建原有的一切内容和形式。要提高党建科学化，必须视党建为一个开放性的系统，必须善于汲取外部的一些科学理念和科学方法。党建科学化必须体现开放性。开放性体现的是对人类社会的一切文明成果的重视和吸纳。为此，党应当开阔眼界、开阔思路、开阔胸怀，借鉴其他国家及政党的有益经验。
五是长期性与阶段性的关系。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具有目标的指向性。探索执政党的建设规律是一个长期课题，党的建设也是一个持续推进、没有止境的过程，因此，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不断地追求。当然，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也具有标准的相对性。如制度的完善与不完善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从发展进程看，党的建设科学化也是作为可以实现的阶段性目标以一定阶段性成果不断地表现出来。阶段性目标的实现，则意味着科学化水平层次的提升。
宏观上看，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要高度重视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必须遵循政党规律。所谓科学，反映的是事物的本质联系和世界的客观规律。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就是要将党的建设提升到规律的高度来研究和把握，更加自觉地把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建设规律，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创造新经验。
规律是一种“共性”，是普遍适用的“本质要求”。任何一个执政党，要实现更好地执政，更长期地都必须面对执政党自身建设这个课题。历史经验表明，无论什么性质的执政党，无论面临什么样的执政环境和执政条件，政党执政都有一些通则可遵、规律可循。是否尊重规律、能否把握规律，决定着一个执政党在时代变革和人民选择中的主动权、生存权、发展权。民心是执政之基。政党必须要善于与民众沟通，以有效表达和维护民众利益。
第二，构建党建科学化理论。提高党建科学化水平，就是要以改革创新精神提高和完善党的建设，以科学发展观构建党建科学化理论，以党建科学化理论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首先，必须运用执政经验提高党建科学化水平。十七届四中全会总结出的“六条基本经验”，反映了我们党要加强自身建设的丰富实践，是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的重要指导原则。其次，必须坚持用科学理论提高党建科学化水平。把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发展真理，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作为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首要任务。再次，党的建设不能超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初级发展阶段。党的建设必须从这个阶段出发。假如脱离了这个阶段的实际，党的建设就会流于形式。因此，设立党的建设的目标和任务、内容和形式、标准和要求等，都需要考虑这个阶段实际存在的条件和因素。
此外，党的建设要紧紧围绕现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纲领。党的纲领是党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奋斗目标和任务的简明规定，是党举什么旗、走什么路、达到什么样目标的根本标志，是党昭示社会的政治宣言。因此，党的正确纲领是党的先进性的重要内容。党的建设要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面临的矛盾和问题。能否解决好社会发展面临的矛盾和问题，是对党执政能力的考验，而执政能力的强弱是党的建设成效的具体体现，党的执政成效是对党的建设成效的检验。党的建设要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实践要求相协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党的建设的前提和条件，不考虑这个前提和条件，党的建设就没有牢固的基础。
第三，善于运用科学方法。科学的方法对于事业的成败、工作的好坏关系极大。在加强党的建设过程中，讲究科学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意义十分重大。党的建设科学化，要通过一定的科学方法来落实。方法是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手段，是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办法，是把各项工作落到实处的措施。方法是落实理论要求、执行制度的方式，有了科学的方法，在实践中贯彻理论就有了“过河的桥和船”。
方法具有多层性，是一个系统，存在不同的层次。一般说来，思想方法决定工作方法，怎么想才会怎样做，思想方法是核心层面的方法。方法具有动态性，客观事物不断变化，反映客观事物的党建方法也要变化，因此，这就需要探索符合新的实践要求的新的方法。方法具有关联性，任何事物都是相对的、有限的，任何方法都不是独立的，是相互渗透、联系的，因此，需要善于综合运用不同的方法。方法具有目的性，目的决定手段，手段从属于、服务于目的。没有无手段的目的；也没有无目的的手段。
对共产党人来说，首先要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层面上的方法，如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对立统一等，这是共产党人的“传家宝”，是改造世界和认识世界的武器。但这还不够，还需要掌握现代科学层面上的方法，如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心理学、行为学、管理学、社会学等。进而需要研究和运用在实践操作层面的方法，如调查研究等，以提高具体工作方法的艺术水平。
第四，健全和完善科学制度。制度建设“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党内制度建设意义重大。制度关系到党内成员思想的培植、生成、强化和固化，制度对党内成员具有很强的规范力、约束力、导向力。但还要看到，党内制度、体制还存在一些明显的缺陷，如体系不健全、协调性不强、程序性欠缺、适应性不对称等，因此，必须尽快健全和完善科学制度。
从党内的制度实践看，改革和完善党内制度，首先必须科学设计好制度。努力使制度、体制具有系统性、可操作性、规范性、协调性、权威性。
第五，树立和弘扬科学精神。科学精神是人们在长期的科学实践活动中形成的共同信念、价值标准和行为规范的总称。科学精神主要指由科学性质所决定并贯穿于人的行为之中的基本的精神状态和思维方式。
科学精神主要包括探索精神、创新精神、求真精神、务实精神、精确精神、实践精神、民主精神、开放精神、理性精神、批判精神等。没有这些精神的体现，就谈不上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的问题。如理论创新问题，要有求真的精神，不能随便把某某领导人的讲话都一概说成“创新”。这种现象是一种没有科学精神的表现。其实，理论的创新过程、内容、程序都十分严肃，不能太随意！一般理论创新的条件，必须“面临重大问题、具有理论体系、解决实际问题”。
建设学习型党组织——实现自我超越和发展
“认字就在背包上，写字就在大地上，课堂就在大路上，桌子就在膝盖上”这是党领导下的红军重视学习的生动历史记录。其实，在历史上，我们党有着丰富的学习实践。今天谈论建设学习型党组织，是把丰富的实践上升到更高的理论层面进行思考。
学习型党组织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这的确是大家普遍关心的问题。在我看来，从“型”字的理解切入有利于认识和把握。
“学习型”在于“型”。这个型包含着三层内容：一是指一种“类型”，即具有相同特征的事物区别于其他事物的一些基本特征。譬如人才，电焊工、木匠是技术性人才，而教授、院士则是专业的知识性人才。组织也同样，经济组织、政治组织各有不同的特征。二是指一种“模式”，即某种事物的标准形式或使人可以照着做的标准样式。说明学习型党组织必须具备一些基本的要素、形成基本的做法，而这些要素是不可缺少的，做法是可以参照的。三是一种“机制”，指的是一种先进的长效的党组织的发展机制。因此，“学习型”不仅强调的是一种学习行为，而且涉及党组织的结构和规范、制度与体制等问题。
学习型党组织应该具备以下基本特征：
一是实现自我超越发展。学习不只是为了掌握知识或获取信息，而是要更加明白和更好适应外部世界的实际情况和变化情况，以达到自我更新、自我超越、重新塑造自我、发展自我的目的，以实现党组织自身主体的各方面升级，以使政党自身全面发展，有效履行党组织的职责。对中国共产党而言，从“传统型”政党转变为“现代型”政党，实现政党现代化就是一种自我超越。
二是体现组织整体力量。学习型党组织既要充分开发个体的学习潜能，又要形成党组织的整体合力，使集体的力量大于分散的个体力量。通过组织学习，使得每一名党员都是学习型党员、每一个党支部都是学习型党支部、每一个党小组都是学习型党小组。党组织要不断激发每个党员的热情，挖掘每个党员的潜能，将分散在每个党员头脑中的智慧、经验、知识和信息整合成党组织共同的资源、财富，并使之形成巨大的创新发展能量，转化为推动发展、开拓创新的动力。
三是形成新的思维模式。学习型党组织应当改善党组织内部成员的“心智模式”，改变已有的不能适应急剧变动的实践和社会发展要求的思维定式，确立起系统的、动态的、全新的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思维方式。人的“心智模式”是普遍存在的。它决定了人们观察事物的视角和做出的相关结论，指导着人的思考和行为方式，通常将自己的推论视为事实，并直接影响着人的行为结果。因此，必须高度重视政党“心智模式”问题。特别是对传统型政党来说更应该高度重视这个问题。如何走出思想“禁锢”，形成新的思想理念，是党面临的课题。
四是形成共同愿景。学习型党组织内部应当建立“共同愿景”，确立组织发展的共同目标，以激发党组织内部成员自觉进行创造性学习的动机与活力。组织内部成员的学习，不是只为个体的学习，而是把个体的学习与组织的奋斗目标与方向紧紧联系在一起。学习型党组织应该确立共同的理想和信念，形成共同的政治价值观和价值追求。因此，学习型组织的学习是为了一致目标的学习，从而为实现共同的目标进行奋斗。
五是学习工作一体化。学习不仅是为了获取知识或掌握技能，更重要的是学会分析解决问题的辩证思维方法和工作技巧，培养创新思维，促进工作能力、工作效率和工作质量的提高。要把每一项工作都视为一个学习的机会，从工作中学习新技能、新方法；视学习为一项必要的工作，像搞好工作一样认真刻苦学习，使得工作学习一体化，即把学习引入工作，把工作引入学习，在工作中学习，在学习中工作，实现“两促进、两提高”。
六是学习动力内在化。学习型党组织的内部成员在学习态度上是高度自觉的，是“心甘情愿”、“发自内心”的，并能跟党组织的“共同愿景”紧密联系在一起。同时，党组织整体也能为个体进行真正的创造性学习营造良好的氛围，提供必要的学习条件，使个体学习是乐意的、愉快的，让每一位党员在党组织内由工作、学习“活出”生命的意义。
七是共享学习成果。党组织内部的集体学习和个体学习，既是为了有效地实现组织目的，提升组织对外部环境的适应能力，同时，也是为了更好地促进个人的全面发展，增强个体对外部环境的适应能力。学习型组织内部的学习是一种交流与共享学习，通过分享不同个体的学习资源、收获，进一步提高组织和个体学习的效果。党员个体能够分享组织的集体成果，组织集体同时也能够分享个体的学习成果。
八是形成长效运行机制。学习型党组织的相关要素，不是分散的、凌乱的，而是有序的组合，相互之间建立了内在有机联系，互为条件、互相制约、互相影响，形成一个系统的整体。这个整体表现出持续的状态，不是短期的、阶段性的，而是长期性的、持续的。通过更新学习理念，创新学习制度，形成一套科学的学习机制，推动党组织学习不断走向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
建设学习型党组织需要加强如下几个着力点：
第一，着力于学习理念的更新、优化。导入反思质疑、深度沟通、团队学习、系统思考、共同愿景等新学习理念，要从认识论与方法论的层面下工夫，促进党员干部跳出原有的思维定式，树立新的学习理念，建立创新思维、战略思维、系统思维的思考方式，这是创建学习型党组织的基础性任务。
第二，着力于推动学习能力的增强。首先，领导的带动和组织能力，是由领导的职能所决定的，也是对领导组织能力的检验。其次，要提高价值判断和整合能力。领导干部要具备整合、培育价值观的能力，要有能力整合组织成员心灵深处的真正愿望，在尊重个体愿景的基础上，建立起集体的共同愿景。再次，团队配合能力与沟通协调能力要增强。领导干部要有能力深度挖掘每个人内心深处的创造力，要善于在团队学习中加强党的民主集中制建设，提高党组织的整体搭配绩效与和谐度。
第三，着力于建立持续学习的内在动力机制。首先，建立持续提升领导集体能力的机制，提升领导班子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其次，建立持续发展组织绩效的机制，将领导班子的领导力转化为对党组织发展愿景的定位、认同、分解与实施，从战略层面推动事业整体绩效的持续发展。再次，建立持续推动党组织建设的机制，营造开放、信任、分享、互助的学习氛围，以政党文化与制度互为支撑，激发学习的内在动力，使学习创新转化为党组织带领党员实现共同愿景与创建卓越业绩的自觉追求。
第四，着力于促进学习方法工具的变革。向学习型党组织转型的关键，是学习文化的深刻变革，不能仅用传统的组织管理模式和方式，而需要导入科学的方法工具，促进传统学习从理念到模式方法的转变。导入“问题分析和有效决策的系统方法”、“团体共同思考”、“深度汇谈技术”等工具方法和“共识营”等学习形式，使组织呈现出反思、质疑、分享、互动等学习型党组织的形态。
第五，着力于建设学习型党组织标准的落实。这些标准主要是：学习理念的先进性；学习主体的自觉性；学习内容的科学性；学习方法的创新性；学习目的的实践性；学习机制的长效性。只有将这些标准确切落实，学习型党组织才能够建立起来。
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重大政治原则和历史使命
胡锦涛同志在纪念建党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回顾90年来中国的发展进步，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结论：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这个结论是坚定的、明确的，也是客观的。历史如此，现实如此，未来也如此。
在当今世界的政治环境里，多数国家的政党都是通过选举竞争上台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还要不要继续坚持下去？这的确是许多人关心的热点话题。这个话题是历史与现实的话题，也是由历史与现实所决定的。
党的领导是历史形成的，这是确定无疑的！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经过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艰苦卓绝斗争，成功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在中国近代历史上从真正意义上完全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建立了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中华民族的发展从此开启了新的历史纪元。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也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
党执政后卓有成效地发挥了领导能力。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独立而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社会各项事业展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广泛、最深刻的社会变革，使古老的中国以崭新的姿态屹立在世界的东方。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大幅度提高了我国的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开辟了广阔前景。
党领导完成的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任务，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决定了中国历史的发展方向，也在世界上产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历史证明，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了共产党，中国的面貌就焕然一新，中国的发展就充满希望。这是中国人民从长期奋斗历程中和社会发展实践中得出的最基本、最重要的结论。
党的领导是马克思主义的一条基本原则。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里，坚持党的领导的思想是十分清晰的。虽然这主要是从阶级角度阐述的，但内在逻辑关系非常严密，主要是：只有在党的领导下，工人阶级才能由自在的阶级变成自为的阶级；只有在党的领导下，工人阶级才能联合起来作为一个阶级来整体行动；只有在党的领导下，工人阶级才能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党的领导是由中国现代化的性质所决定的。在当代中国，“谁”能够肩负起中国现代化发展的重任？实现中国现代化是几代中国人的梦想。这个梦想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曲曲折折”，现在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实际的现代化之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沿着这个“伟大事业”之路走下去，就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的复兴大业。而这个“伟大事业”与党的领导紧密联系在一起。
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现代化“发展模式”的一种内在要求。这种要求与中国国情有着内在联系。事实上，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并不是所有国家都适应，只是在欧洲、北美以及东亚的少数国家和地区有所体现，其他多数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并不理想。
维护社会的稳定发展需要坚持党的领导。千百年来广为传颂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康乾盛世”等繁荣景象，其前提都是国家统一、民族团结。若失去了稳定，就谈不上繁荣发展。美国政治学者亨廷顿在研究了发展中国家现代化发展的经验后认为：“一个现代化中政治体系的安定，取决于其政党的力量。一个强大的政党能够使群众的支持制度化。政党的力量反映了大众支持的范围和制度化的水平。凡达到目前和预料的高水平政治安定的发展中国家，莫不至少拥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党。”[16]这个观点从某个角度来说也是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提供了合理性的依据和观点佐证。政党是现代政治生活的核心力量。对于以国家为主导的现代化发展来说，形成强大的政党领导，是现代化取得最终成功的关键。因为，强大的政党能够创造和保证现代化发展所需要的安定的政治局面。
实现党的领导有利于最大限度调动和利用一切积极因素和条件。现代化发展的历史表明，哪个国家能够最大化聚集资源、综合要素、利用条件，哪个国家就能更好发展。在中国，“谁”能够最大程度地代表和满足人民群众利益需求？“谁”能够有能力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面临的种种复杂问题？“谁”能够最大限度地凝聚社会？……比较来比较去，中国共产党是唯一的最合适的领导者，是其他政治组织无法替代的。假如没有中国共产党坚强有力的领导，中国社会将会怎样？还会有现在的发展成就吗，还会有现在的发展态势吗？回答是肯定的：不可能！
增强中国国际竞争力需要坚持党的领导。今天的中国已经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大国，如何在国际竞争中保持优势，不仅仅是发展经济、繁荣文化，还需要坚持和发挥自身具有的优势和特点。坚持和完善党的领导有利于国家形成“整体性力量”，在国际竞争中具有更多的主动权、赢得更多的先机。
诚然，党的领导并不是完美无缺的，也确实存在着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其实，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表明，人们对任何政治体制的选择都不是最优的，只是较优或次优的。任何政治体制都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没有任何问题的政治体制只是存在于人们主观的理想里，在现实中不可能存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也同样，只要正视它，很好地解决它，那就会锦上添花。
党的领导是指什么？主要是指政治领导、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
党的政治领导，主要是指政治方向、政治原则、重大决策的领导，并集中体现在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上的领导。党要发挥政治领导的作用，首先必须制定和执行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党必须根据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客观实际，确定党在一定历史时期的纲领、目标和任务，规定实现目标的步骤和方法，通过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引导人们沿着正确的政治方向前进。从这个意义上，党的领导是社会发展的“方向性领导”。党通过使党的主张经过法定程序上升为国家意志，通过党组织和党员的作用，实行对国家事务的领导。因此，党的领导不是包办一切，更不是领导一切。
党的思想领导，就是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和教育人民，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就是坚持用党的思想路线，正确地认识和解决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各种复杂问题；就是向人民群众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把党的主张变成人民群众的自觉行动。思想领导是“内核性领导”。有了正确的思想领导，才能制定和执行正确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认同是政治合法性的基础。党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要让人民群众能够认同和接受，党才有广泛的社会基础。
党的组织领导，就是建立健全党的组织，培养、选拔、使用和监督党员干部，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通过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以及全体党员的工作，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有效实施，从而实现党对国家的各个领域、部门、组织的统一领导。组织领导是“保障性领导”，也是不可缺少的。
党的政治领导、思想领导和组织领导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党的政治领导是党的领导的核心内容，关系党前进的方向和道路；思想领导是政治领导、组织领导的重要基础和前提；组织领导是服务于政治领导和思想领导的，是实现党的政治领导和思想领导的重要保证，没有党的组织领导，政治领导和思想领导就不能落实。总之，党的领导必须是政治、思想和组织的全面领导，三者密不可分，决不能将其割裂开来或对立起来，否认其中任何一个方面，都是对党的领导的削弱和否定。
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的历史使命
20世纪80年代，党内某个领导人曾感叹地说：“什么是社会主义，谁也说不清”。这个“感叹”在党内引起很多困惑、疑问。其实，这是一句很直白的话。当时很多事都在“摸着石子过河”，怎能清楚呢？但却不能因此而悲观，重要的是需要探索，而探索需要勇气。
在很长一段时间，对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我们的认识并不深刻，由此导致出现了许多错误甚至严重的问题。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党带领人民不断探索和回答这些问题，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中华民族以前所未有的雄姿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实践证明，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才能把中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与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社会主义。“中国特色”具有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和时代特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从本本上照抄来的社会主义，而是从实践中“闯出来”的社会主义，是汲取国内外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探索社会主义发展新道路的必然抉择，具有鲜明的实践特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从他国模式“克隆”出来的社会主义，而是符合中国国情及其发展要求的社会主义，是植根于中华民族优良传统、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最大实际的自觉选择，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走封闭僵化老路或改旗易帜邪路的社会主义，而是锐意改革、着力发展、坚持开放、以人为本、促进和谐的社会主义，是顺应时代潮流、走在时代前列的客观要求，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涉及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以什么理论为指导以及建设什么制度等重大问题。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总概括”，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整体概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从政治层面讲的概念，是要解决举什么旗的问题。旗帜反映了党的纲领和目标。党的纲领是党对自己所奉行的主义的直白宣告，向人们昭示自己依据什么而存在，为了什么而奋斗。它是党的理想信念、奋斗目标、政治主张的集中概括和体现。一个政党以什么作为自己的纲领，从根本上决定了它的内在性质、历史使命和社会作用。旗帜指引方向，旗帜凝聚力量。始终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是我们党、国家和中华民族的希望所在。“外界”，即国人和世人，也就会根据这面旗帜来判断我们党。高举伟大旗帜不是空洞、抽象的政治口号，而是应当有其特定的内容、指向和落脚点，这就是胡锦涛在建党90周年讲话指出的：坚持并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理论体系和制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从实践层面提出的问题，是要解决走什么路，即路径选择、制度、方向、体制、机制选择的问题。道路问题历来是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大问题。道路对了，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就会得到发展，赢得胜利；反之，就会遭受挫折，甚至失败。“道路”的实质是前进方向问题。道路正则方向明，道路偏则方向斜，反之亦然。所以，无论是革命、建设还是改革，首先要把道路走端正，把方向搞明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一概括包括了领导核心、历史方位、基本路线、历史任务、总体布局和奋斗目标等内容，是相辅相成的原则性规定，涉及根本政治保证、现阶段根本任务、兴国治邦根本要求等内容。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从理论层面讲的，是要解决以什么理论作指导思想以及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的问题。“理论”的实质是党的指导思想问题。理论之是否科学，直接关系党的事业的兴衰成败和前途命运。正如列宁所言：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坚强的社会主义政党，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党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这个理论体系是我们党在改革开放实践中不断创造性地探索和回答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是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认识的产物和结晶。其中邓小平理论是这一理论体系的开创和奠基之作，“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承上启下的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是重要的创新成果。三者之间一脉相承，体现了继往与开来的结合以及阶段性成果和发展性要求的内在统一。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侧重从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必须遵循的总规程、总准则的角度来讲的，是要解决建立什么社会制度的问题。所谓“制度”，在宏观意义上是指一定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体系或规则的总和。在这一制度体系中，有三个不同层次：一是根本制度，即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突出了这一政治制度在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中的特殊地位，因为它从根本上象征着和体现了我们国家和社会的社会主义性质。二是基本制度，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这是基本政治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也应属于它的构成部分）；经济上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制度，即基本经济制度。三是具体制度，指的是建立在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基本经济制度基础上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等各种体制。“制度”的提出和确立，意味着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长期的稳定的，并在逐步走向成熟和完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