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永图
2010年3月23日
各位领导、老师、同学们：
今天非常高兴来到华侨大学，同各位交流我对当前全球经济形势的一些看法。全球新的金融危机以后，大家对全球经济的现状和全球经济到底向何处去提出了许多的问题。今天，我就全球金融危机时代整个经济的走向提出三个基本判断，供大家参考。
一 第一个基本判断：这次全球金融危机虽然对整个经济产生重创，但是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没有改变
关于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没有变化这个判断是一个很重要的判断，这个判断并不是我们的判断，也不是我们这些搞经济的人的判断，这是中央的判断。
（一）中央对经济形势的判断：“两个没有变”
这次金融危机发生以后，中央就国际国内经济形势作出两个判断：第一个就是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没有变；第二个就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面没有变。这是当时中央对国际国内整个大趋势的基本判断。这个判断就成为我们当时应对金融危机所带来的影响的最重要的两个基础。
正因为这两个没有变，我们才能够继续按照中央既定的改革开放政策，在当下充满发展机遇的历史阶段来进一步推动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所以当时讲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没有变，这是一个重要的意见。因为一旦全球化的趋势发生重大逆转，中国对外开放的环境就会发生很大变化，中国能不能继续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就存在很大的问题。因为中国实行对外开放，一方面是由我们自己的政策决定的，另外一方面还要看国际的大环境。比如，新中国成立初期，那时我们能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吗？即便我们想实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全面的围堵，全面的遏制、封锁，我们想执行哪怕一条开放政策也不可能。
所以说这次金融危机以后，如果全球化的大趋势发生很大变化，那么我们几十年成功的对外开放政策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所以中央在那时候及时指出，即便产生严重的全球金融危机，但是全球化的大趋势不会改变。所以我今天想讲金融危机以后第一个大的趋势，就是虽然全球遭受严重的金融危机，但是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没有变。
（二）为什么说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没有改变
我们首先要了解一下什么是经济全球化。根据1999年江泽民同志在一次重要经济会议上的讲话，经济全球化有三个基本的要素。
第一个就是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因为每一次科学技术的发展都推动了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也就是说，科学技术的发展始终是经济全球化最重要的动力。为什么几十年来发达国家一直成为全球化的引擎？因为一些主要科学技术的创新都是在发达国家进行的。所以经济全球化的第一个基本要素就是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
第二个要素就是跨国公司的全球贸易和投资。这是经济全球化的载体。经济全球化之所以能够实现，就是因为成千上万跨国公司的全球贸易和投资活动，所以它是个载体。
第三个基本要素就是全球范围内产业结构的调整。也就是我们经常讲的全球产业的大转移。
所以，按江泽民同志讲的这三个要素，归纳起来，经济全球化就是以科学技术为动力，以跨国公司的全球贸易为载体，而进行的一场全球范围内的产业结构调整。
那么，这次金融危机以后这三个要素发生了什么变化？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是否发生了改变？
1.全球新的科学技术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动力仍然存在，全球经济仍然会继续发展
这次金融危机以后，西方国家科学创新的动力并没有减弱，因为危机的重点主要是在金融领域，而实体经济并没有受到重大影响。所以科学技术由于全球气候变暖以及资源环保的压力等问题而出现新一轮的全球性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低碳科技、新能源科技、可再生资源、绿色制造、绿色房屋和环境领域的许多新技术。而这些新技术大多来自西方发达国家，所以这次金融危机以后以绿色科技、低碳科技为核心的新科技出现了新的发展。这些技术将成为今后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的动力。
这里我也简单讲一下，为什么西方国家对全球气候变暖的问题这么关注，对于搞低碳经济那么热衷。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它们知道今后在推动整个低碳经济和环境保护的历史进程中，它们将再次引领全球的发展。
我们要看到事情的两个方面。我们也是赞成搞低碳经济的，我们也是赞成遏制全球气候变暖的，但是我们在整个参与的过程中——包括最近举行的哥本哈根会议——很清楚地知道发达国家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要借助这一系列新的技术，继续在全球引领经济的发展。所以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一方面要表示积极的态度，因为我们不可能不参与全球的这样一个历史进程，中国的科学发展观也要求我们搞低碳经济，也要求我们发展新的能源，也要求我们发展绿色的经济。但是我们也不要低估发达国家在这里面的重大意图。我们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同发达国家在气候变暖的问题上、在搞低碳经济的问题上，一个核心的分歧就是发达国家必须更多地向发展中国家转移新的技术，更多地打破技术壁垒，更多地支援发展中国家发展低碳经济和低碳技术。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要过分天真，在倡导绿色技术、绿色经济的同时，我们要知道在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发达国家会有更大的利益，而且如果我们不经过斗争来使发达国家在转让技术的问题上、在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支援的问题上作出更大的努力，那么这次博弈的结果可能又是一次发达国家的胜利。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哥本哈根会议上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进行了一场非常艰苦复杂的斗争；这就是为什么在我们坚持自己利益立场的时候，发达国家会说我们在哥本哈根会议上表现很傲慢的重要原因。我们并不是傲慢，我们是要坚持自己的一些基本立场。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在新一轮的经济全球化中，科学技术发展的动力是存在的，而发达国家又是这次科技发展领头的力量。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我们既要积极又要冷静。所以这次温家宝总理在人大的报告中并没有谈低碳经济，他谈的是低碳技术。如果没有低碳技术也谈不上低碳经济。我们在研究整个国际形势时确实要看到，在全球环境保护、遏制全球变暖的历史进程中，中国人不能落后，中国人也不能离开这样一种全球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流，但是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
2.跨国公司的全球贸易和投资活动没有停止，也不会停止
因为西方发达国家这一次所遭受的重创主要是在金融领域，而它们的制造业并没有遭到特别严重的损失（即便是像汽车制造业遭到了一些重创）。但是这一次金融危机以后，以中国、印度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在经济上有了很大的发展，特别是在市场的空间上有了很大发展。所以跨国公司的贸易和投资活动重点可能逐渐从西方发达国家转移到新兴经济体，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这就给中国和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带来了巨大的历史机遇。
有些同志认为，在这次金融危机以后西方国家向中国的产业转移会停止，甚至会出现已经转移到中国的西方国家的产业回流的问题。我们的回答是，西方国家向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产业转移是由市场的力量决定的，是不可能回流的。前一段时间，当中日关系处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出现了一个非常奇怪的现象，就是当时日本向中国的投资不但没有减少，反而以20％以上的速度增加。当时我和日本驻华大使作了一次长时间的交流。我问大使，中日政治关系出现了这么大的困难，为什么日本企业对华投资的热情没有减少，反而在不断地增加？日本驻华大使说，日本企业向中国大量转移和投资不是由政治因素来驱动的，而是由市场因素来驱动的。中国的市场和中国的廉价劳动力使得众多的日本企业认识到，如果不把日本的产业转移到中国来，许多日本的产业就是死路一条。这对日本的企业来讲是一个生死存亡的问题，和政治没有什么关系。所以这次金融危机后跨国公司向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产业转移不会停止，这是由基本的市场因素所决定的。因此，全球产业向中国的转移不会停止，当然也不会出现回流，因为产业转移以后，它在中国会形成一个非常完整的产业链，一个个项目、一个个产业，单独的产业回流的可能性不大，回流有时候就是死路一条。所以全球产业向中国的大转移、跨国公司向中国的贸易和投资活动不会停止，这也是经济全球化所表现的一个重要趋势。
我曾经和微软的全球副总裁作过一次交流，我说，这次全球金融危机以后跨国公司对中国的贸易和投资活动会出现什么新的动向？他说，新的动向是：如果跨国公司在过去十年是把中国作为它们的市场重心，而过去五年跨国公司已经开始把中国作为它们的研发中心，那么从这次金融危机以后很多跨国公司可能要把中国和其他一些新兴经济体作为它们的战略重心。跨国公司整个的市场、研发和战略重心的转移将使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成为全球大转移的赢家。所以我们要迎接跨国公司的研发中心和战略重心向中国的转移，而不是消极地认为这次金融危机以后全球产业的转移会停止甚至会产生回流。所以我们对形势作出的这样一个基本判断完全符合中央的判断，就是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没有发生大的变化，没有出现逆转。我们也看到，在去年和今年初国外对中国的投资大幅度增加，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证明。也就是说，中央认为这次金融危机以后，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没有变化，而且如有些经济学家认为的，在以后的产业转移当中，产业转移的重点可能会发生一些变化。
如果说过去30年发达国家向中国转移产业的重点是轻纺工业和电子工业的话，那么今后可能会出现发达国家的重化工业和高端装备业、高端制造业向中国的转移。有些经济学家认为中国可能会跳过重化工业阶段而直接进入以服务为主的经济结构，我认为不可能。中国不可能跳过重化工业阶段，中国不可能跳过高端制造业阶段，中国将继续成为重化工业和高端制造业的全球基地。对这一点，我们虽然要大力发展服务产业，但是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们在发展高端服务产业，成为一个以服务业为主的国家的过程当中，是不可能跳过重化工业和高端装备制造业这个阶段的。这实际上是中国成为一个经济强国的基本条件。改革开放30年我们确实取得了重大成果，我们确实成了所谓的“世界工厂”，但是大家知道我们制造业当中的很多核心零部件、核心技术、核心原材料还是在西方国家生产的。
两三年以前，我在德国参加一个研讨会，当时大家说到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大家知道德国人是很直率的），有一个德国的专家说，中国是成为了世界工厂，但是我们德国和我们欧洲是制造世界工厂的工厂。因为他知道，中国生产很多制成品的工作母机、核心原材料都是在德国、在欧洲生产的。所以他们说自己是制造世界工厂的工厂也不为过，我们听了也不要太受刺激。我们如果不发展中国自己的重化工业，一些产品的核心原材料，特别是重化工原材料和其他一些核心原材料不能由我们中国自己制造；如果我们生产汽车、造船的工作母机不是在中国生产的，那么我们就不可能说中国是一个真正的世界工厂。我们应该迎接下一轮的全球产业转移，也就是重化工业和高端装备制造业的转移，中国今后还要搞几十年、上百年的制造业。
前一段时间，有些同志一提起我们搞制造业好像就抬不起头。实际上，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大国不是中国而是美国。美国制造业的整个产出比我们中国高三倍，我们所缺的就是怎么在附加值和利润方面赶上美国，而不是搞不搞制造业的问题。我们还要长期地大搞制造业。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它就是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大国，那么我们成了全球经济大国，我们必然成为全球制造业大国。因为中国的基本国情和人口众多的现实，使得我们很长一段时间很难成为一个以服务业为主的国家，这也是我的一个基本判断。所以这一次金融危机以后，像美国，奥巴马总统强化了美国整个制造业的发展。他们也知道，光金融业、光那些虚拟经济是靠不住的，最后还得靠这些实打实的制造业。我认为这是美国从这次金融危机当中所汲取的教训：光靠美国那些金融天才变戏法，搞那么多的金融衍生品，是不可能维持美国的全球经济地位的。所以我觉得全球化的结果就是全球产业的继续转移，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向中国转移高端装备制造业和重化工业的趋势会加快。
另外，我们要培养更多的人才进入转移到中国的西方发达国家公司担任高层管理人员。在这个方面我觉得要加强我们自己人才的培养，包括不断向国外输送人才，然后回来成为跨国公司在中国总部基地的高管，我们应该树立这样一个雄心壮志。过去我们有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西方发达国家在中国企业的高层管理人员，很多都是新加坡人，或者是美籍华人，或者是我们中国的香港、台湾地区的人，真正来自中国大陆土生土长的作为跨国公司高管的非常少。虽然跨国公司知道在中国的高管需要懂得中国的文化，懂得中国的语言，但是很可惜的是，我们中国的高管在了解西方的法治文化，了解西方的规则文化方面是欠缺的。所以，怎样在我们的学校里面、在我们的企业里面培养一批既懂管理和中国文化又懂西方文化特别是西方法治文化的人才，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如果在这个问题上不开始着手，那么我们引进西方大量的研发中心，特别是管理中心，转移到中国以后，我们还是不能够控制跨国公司在中国运作的主导权，这对我们将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损失。现在我们有很多人在国外学习，我们也希望他们能很快回来，特别是成为外国跨国公司转移到中国的战略重心的高级管理人才，但是一个核心的问题是他们必须学会国外的法治文化，这是我们在接收全球化产业转移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所以第一个大趋势，就是虽然全球经济遭受重创，但是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并没有改变。这是因为，以环保、新能源、低碳经济和低碳技术为核心的新技术将继续作为新一轮经济全球化的动力，跨国公司向中国、向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产业转移将继续成为全球化的载体而推动全球化向前发展。这一点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这次金融危机以后还必须坚持执行中央的对外开放政策，因为对外开放的基本大环境没有发生变化。这是我们对金融危机以后全球经济发展趋势的第一个判断，就是全球化的大趋势没有变。
二 第二个基本判断：全球经济力量的对比虽然发生了重大变化，但是世界经济的基本格局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
（一）20国集团的出现标志着全球经济结构的根本性变化
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一次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在金融危机当中确实遭受到重创，大部分西方国家出现了负增长，而且这种负增长很难在短期内很快得到改变，所以西方经济的力量受到很大的削弱。而在这个过程当中，中国、印度、巴西、阿根廷这样一些新兴经济体的力量迅速增强，全球经济力量的对比、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力量的对比、东方和西方力量的对比确实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此长彼消，以中国、印度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力量达到开始可以和发达国家在某种意义上抗衡的地步。一个很重要的表现就是20国集团峰会的出现。20国集团峰会在这次金融危机当中开了两次重要的会议，一次是伦敦的金融峰会，一次是后来在匹兹堡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两次峰会胡锦涛主席都参加了。20国集团开始走向全球经济决策的历史舞台，这是整个全球经济实力结构的一个历史性的变化。
大家都知道，过去全球经济的决策权主要掌握在西方发达国家手里，掌握在七国集团手里，就是美国和欧洲的手里。所以，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的重大问题上基本上没有决策权，没有发言权。这一点像我们这些长期参加国际经济谈判的人是深有感触的，很长一段时间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经济谈判中是没有什么话语权的。不知道在座的有没有去参观过在日内瓦的世界贸易组织总部，世界贸易组织总部的一楼是所谓的谈判间，它的谈判间的格局是非常奇怪的，整个一楼的中间有一个很大的咖啡厅——喝茶喝咖啡的地方，而这个大的咖啡厅的周围是大大小小的谈判室和一个大会议室。我在日内瓦谈判的十年当中参加了很多次多边谈判，所谓发展中国家的这些穷哥们参加谈判，实际上是不参加谈判，是在那里等谈判的消息。每一次重大的谈判你都可以看到，在大的咖啡厅里面坐着来自非洲、来自亚洲、来自拉丁美洲的这些穷兄弟们。而真正的谈判是在咖啡厅周围大大小小的谈判间里进行的。当时我们在日内瓦看到非常典型的一个现象，就是大家正在喝着咖啡或者喝着茶的时候，突然哪一个谈判间的门打开了，一个世界贸易组织的代表——美国、欧洲或者日本的代表走了出来。然后向大家宣布：女士们先生们，报告一个好消息，经过激烈的谈判，协议第八条第九款达成了共识。如果这个协议是对发展中国家有利的，咖啡厅的穷兄弟们会热烈地鼓掌。这就是谈判，发达国家谈判，发展中国家等消息、等结果就是谈判。
当时我们开始和美国谈判的时候，美国人一上来就把他们的谈判底线讲出来，美国代表团的立场是一……二……三……四……五……除了第三条第二款可以有谈判的余地以外，其他都没有谈判的余地。美国人从来都是这样谈判的，给你一点点小小的谈判空间，其他主要的条款都没有谈判的余地。但是他们不知道中国人是不吃这一套的。我当时非常生气，我就跟美国人讲，如果在这些问题上都没有谈判的余地，那么要我们这些人来干什么呢？是来听取你们美国代表团的立场，然后跑回北京，第二天来告诉你们，亲爱的美国代表，我们完全同意你们的谈判立场吗？这就是谈判吗？所以当时我们和美国人谈判开始进行得非常艰苦，说老实话从某种意义上不是进行实际上的谈判，而是打态度战，就是美国人必须把态度纠正过来。所以在整个国际经济领域当中，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是完全不平等的。但是这次金融危机以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感到，如果今后坚持以七国集团为基础来作为全球谈判的一个平台，那是不可能了。所以它们在七国集团的基础上增加了十几个国家，其中包括中国、印度、巴西、阿根廷、土耳其以及南非一些国家。20国集团的诞生标志着全球经济结构的一个根本性变化，也标志着这次金融危机以后全球力量的对比发生了变化，全球经济谈判的格局发生了好的重大变化，这应该说是一个历史性的转变。
（二）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贸易经济格局没有发生变化
但随着20国集团的出现，又出现了另外一个概念，就是提出了两国集团，即中国和美国来主导谈判，来主导20国集团。像我们这些过去经常谈判的人，听到两国集团的提法以后，心里也很得意。但是中央对这一点非常地清醒，很快奥巴马总统访问中国，温家宝就向奥巴马提出来，中国不赞成这样一个概念。当时温总理说：第一，我们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我们没有这个实力和美国来主导全球性的经济谈判；第二，我们中国从来不结盟，我们不希望和美国结盟来主导全球的谈判；第三，我们希望经济的决策过程是一个非常民主化的决策过程。
我们在参与20国集团的活动以后，就否定了两国集团的提法。这实际上也就说明，在参与全球经济活动的过程中，我们仍然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仍然知道中国是不能当这个头的。因为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小平同志对中国外交的一个重要指示就是我们绝不当头，当然也更不能称霸。那天听了温家宝总理对奥巴马总统讲我们中国不赞成提出两国集团的概念以后，我回去翻了一下小平同志的一些讲话，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当时很多发展中国家都希望中国出面来当这个不结盟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头，去和西方国家进行谈判。当时小平同志就明确指出，我们绝对不能当这个头。我给大家念一下小平同志当时在会见外国的一个代表团时讲的这样一段话。小平同志讲：这个我不赞成，我们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根本的国策，这个头我们当不起，自己力量不够。小平同志当时讲这个是很客观的，我们没有这个力量。大家可以想象，如果我们接受了两国集团的概念，那么这次在哥本哈根全球气候大会上，我们将有多么被动。所有的要求都会向中国和美国提出来，因为中国和美国在碳排放方面是全球最大的，当然我们和美国的碳排放在量上是不可相比的，从历史的角度讲也完全不可比。但是如果我们接受了两国集团这样的一个概念，我们在全球所有的主动权都丢掉了。
所以从这样一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全球的经济力量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的力量得到了很大的增长，而且在全球的影响力有了很大改变，但我们要保持一个非常清醒的头脑。有些同志认为，这次西方发达国家在金融危机当中受到重创，我们是最大的赢家，中国可以扬眉吐气地说话了。但是我们还要清醒地看到，以美元为中心的全球货币体系并没有因为金融危机而发生重大的变化，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经济贸易格局也没有发生变化。这次金融危机开始的时候，很多同志都认为美元肯定大幅度贬值，美元一定会遭到重创。最后结果恰恰相反，在这次金融危机当中，美元不仅没有贬值，而且大幅度增值，美元的地位得到加强。为什么呢？主要是经济全球化的结果。美国大的跨国公司在全球运作，这次美国本土发生了重大问题以后，美国的跨国公司在全球的子公司纷纷把美元调回国内，来支撑它们母公司的经济地位，这是从美国的公司来讲；另外一个方面，全球的中央银行的管理者都在考虑手上的外汇储备到底买什么样的资产，最后大家斟酌的结果，大多数还是选择了美元市场，还是选择了买美国国债。西方的一个经济学家讲，这次金融危机就像所有的人都掉到水里，大家都在找一根救命的稻草，找来找去还是美国的那根稻草。这就使得这次金融危机之后，美元的地位加强了，特别是试图和美元进行对抗的欧元遭到了重大的挫折。
过去很多年来，像我们这些人对欧元都抱有很高的崇敬，欧洲人确实不简单。他们丢掉了自己的货币发行权，丢掉了自己决定银行利率汇率的权力，最后搞了一个欧洲货币。应该说欧洲这些政治家是很有思想很有远见的，他们的目的就是想形成一个可以和美元对抗的全球货币，但是历史的进程是复杂的，这次较量的结果是美元胜利了，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欧元从此会走向衰落。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这次经济危机以后，由于美国的全球经济实力，他们还是保住了美元的中心地位，这一点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从国际贸易来讲，由于美国的出口产品很多都是不可替代的，也都是一些高科技产品，而不可替代的出口产品是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不像我们中国的很多出口产品是可以被别的国家替代的。由于美国是全球最大的进口国，出口的又是最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产品，所以美国在世界贸易组织和全球贸易体系中的地位也强化了。
（三）中国要真正成为贸易大国，必须做两件事
如果要真正成为全球的贸易大国、贸易强国，中国要做两件事情。
第一，中国必须成为一个贸易进口大国。以前一直搞不明白为什么美国在贸易当中始终称王称霸，最后我搞明白了，因为美国是最大的进口国。在全球贸易经济体系中，谁进口得多谁就有发言权、谁就是老大，所以中国在国际贸易当中必须强化进口，不能把钱砸在自己的手上。怎样使中国成为进口的大国，是我们对外贸易中要研究的一个很重大的问题。实际上为了使我们的产业升级，我们需要大量进口国外高端的设备和技术，我们现在必须打破的就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高新技术产品的进口限制。
第二，我们必须成为一个出口不可替代产品的大国。当然我们要继续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这是中国的基本国情决定的。但是要逐步生产一些具有我国自主知识产权的不可替代产品，这样才能使我国在全球贸易中的地位得到加强。
美国是最大的贸易强国，第一，它是全球的最大进口国；第二，它的出口产品又是基本不可替代的、具有核心竞争能力的产品，这就使得美国在全球贸易中的地位没有受到真正的威胁；第三，美国的优势还在于它的人才优势，美国的人才优势是上百年来实行的非常宽松的移民政策所决定的，宽松的移民政策和相对自由的国内教育体系使得全世界最优秀的人才都到美国去了。我们看到，美国在这次全球金融危机当中仍然处在中心地位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它的人才战略，它开放的、包容的人才战略，和它崇尚自由竞争、崇尚学术自由这样一个体制。
最近大家一直在谈学校改革的问题，谈学校去行政化的问题。学校的校长书记是不是还应该有行政级别，好像有很多的争论。我当然赞成去行政化，我认为学校的校长书记不应该因为他是一个副部级或者正厅级干部而受到人们的尊重，而应该是他的学术地位，他的权威、影响力而受到尊重。有人提到如果我们的校长没有副部待遇就见不到省长书记，我认为这是对我们体制很悲哀的一种描述。如果我们的校长书记是真正具有学术地位的，是真正在社会上最受尊重的人才，我认为市长书记们应该来拜会我们的校长和书记，而不是相反。所以我们中国的学校要培养一批真正的优秀的人才，我们学校的领导不应该因为行政级别而决定他的权威，应是因为他的学术地位而决定他的权威、决定他的社会地位。在这样的一些问题上，我并不是对美国的体制不加条件地给予肯定，但是有很多东西确实值得我们借鉴。我们的教育体制确实应该有一个重大的变化，使我们的学校真正能培养出第一流的人才。最近上海搞金融中心，最大的问题就是缺乏金融人才。他们有个统计数字，上海一个城市至少缺80万金融人才，所以我们中国要真正成为世界经济强国，如果没有一批真正优秀的人才，不可能成为世界经济大国。所以这次全球金融危机确实对全球的力量对比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是美国的中心地位没有变化，这当中有很多问题值得我们深思。
我们作出这样的判断就使我们有一种真正的紧迫感和危机感，就不会因为这次金融危机使我们中国在全球经济的地位有所提高、全球的经济力量对比发生变化，我们就感到沾沾自喜。我们应该看到，中国成为经济强国，真正赶上美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美国预测我国在2012年经济总量会赶上它，但是即便中国在经济总量上赶上美国，我们还不是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体，对这点我们要有非常清醒的认识。这是我对全球经济危机后经济形势的第二个大的判断，就是虽然全球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但是全球的经济格局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以美元为中心的货币体系，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经济格局没有发生变化。
三 第三个基本判断：这次全球经济危机以后，虽然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但是经济、贸易、投资自由化的大趋势没有改变，国际贸易保护主义还没有成为国际贸易的主流
（一）对于贸易保护主义，我们的态度一是反对，二是不怕
这次金融危机以后确实出现了贸易保护主义，特别是针对中国的贸易保护措施。对于这些贸易保护措施，我们理所当然应该给予反击。因为如果对全球的贸易保护主义采取姑息的态度，那么全球的贸易保护主义就会恶性发展，从而危及全球经济贸易利益。但是我们应该清醒地看到，虽然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但还没成为主流。
我们对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的态度，第一是反对，第二是不怕。我们之所以不怕贸易保护主义，是因为中国经过一二十年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特别是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中国大量的贸易和投资，使得中国和西方国家形成了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贸易格局。也就是在经济和贸易上，我们已经和美国坐在同一条船上了，我们有共同的利益。美国上千个跨国公司在中国有投资，中国50％的贸易都与西方跨国公司在中国的贸易相关联。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如果对中国的贸易进行制裁，对我国实行恶性的贸易保护措施，那么它们打击的首先是它们在华的利益。所以我一直认为，一个国家越开放就越安全，因为只有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美国人才不会下手，即便下手也是象征性的。所以在这次金融危机以后，美国对中国采取一些贸易保护措施，采取一些反倾销或是特别保护条款的措施，但是并没有伤及中国根本的贸易利益，它涉及的金额只不过占中国出口的1％～2％。所以美国对中国实行的贸易保护主义只是美国自己内部的政治需要，这并不是美国不愿意打击中国的贸易利益，而是他们看到现在已经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美国打击中国就是打击它自身的利益。所以对这点我们有着一个坚定的信念，美国不可能对中国采取大规模的贸易保护措施。
另外一条就是经过30多年的国际贸易谈判，世界贸易组织已经形成一套反对贸易保护主义的规则及措施。任何国家（包括美国）如果采取公开的贸易保护措施，必然违背世界贸易组织的规则，对于美国的形象是有很大损害的。从这一条来讲，我也觉得美国不会也不敢对中国实行全面的贸易保护主义和更加严厉的贸易保护措施。这就是中国30多年开放的成果，如果美国在中国没有任何利益，美国是敢对中国下手的。因为我那么多年和美国打交道，知道和美国人谈判，就是向美国人下跪都没有用，更别说是说些好话。你就要这样告诉他，如果你要这样做，你就打击你自己的利益，他马上就会收回去。而要做到这一点就是要实行全面的开放，实现这种利益的融合，这种融合才会使我们的利益比较安全。现在大家担心美国在人民币的汇率上对中国施加很大的压力，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美国也不敢走多远，原因就在于，如果把中国逼急了，严重地损坏了中国的利益和稳定，对美国也是一场重大的损失。我认为在人民币的问题上，我们也应该在国内的很多结构性问题和社会政策问题上进行思考。
（二）中国制造业的前途需要一批忠诚的对社会满意的蓝领工人
今天上午，我参观了泉州的一个工厂，工厂老板告诉我，他们现在最担心的问题就是人民币汇率的变化，因为他们出口很多。我们绝对不会在其他国家干涉下调整人民币的汇率，因为汇率问题是一个国家的国内政策，是我们主权范围内的事情，是由中国政府来决定，而不是由美国政府来决定，这是一个大的原则问题。所以我们企业要放心，我们国家不可能在别的国家的威逼利诱下做出违背国家利益的事情，这是一个基本前提。
但另一方面，我们还是要认真反思一下中国在国际贸易方面特别是出口方面的一些做法。这些年来我们的贸易、我们的出口有那么大的发展，很重要的原因是我们出口的产品每年以20％的速度发展，这确实会使全世界感到恐慌。我们每次到别的国家去的时候，美国官员包括发展中国家的官员都跟我们说，我们算账都算不出来，你们中国的产品为什么那么便宜。他们确实算不出来，他们不知道中国的劳力有多么便宜。我觉得中国20年来出口的竞争力在很大程度上是给农民工过低报酬的结果，不仅仅是过低的报酬，我们没给他们真正的社会保障，我们欠农民工太多了。正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我们才有了廉价的出口。这种格局必须改变！并不是美国人要求我们人民币要升值，并不是美国人认为我们倾销，而是要改变千千万万农民工待遇的问题。
所以在汇率的问题上就是要改变国内的结构问题，这不是美国压我们，这是我们自身要解决的问题。我们城镇化已经达到了45％，说什么工作半年的农民工就可以算城镇的人，这怎么可能呢？他们根本没有成为市民嘛！我们搞了20年、30年的城镇化，还把城镇化搞成这样的水平，我觉得不把这里面的水分挤掉的话，那比房地产的泡沫还可怕！必须把这个泡沫挤掉，使得那些在城市里工作很多年的农民工能真正享受市民的待遇。这样才能使我们每年找工难、招工难的尴尬局面得到改变。说实话，德国、日本会有这样好的制造业，主要是它们有一批最好的蓝领工人。我们企业也要培养一批最好的蓝领工人，应该培养他们对企业真正的忠诚度，这就是我们中国制造业最基础的工程。引进高端的设备或者引进高端的人才也好，这都是重要的。如果我们没有一批忠诚的、对这个社会非常满意的蓝领工人，我们的制造业就没有前途，也没有强大的竞争力，我觉得这是重要的问题。如果我们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工问题，使其真正成为30多年改革开放的受益者，那么我们的改革开放就存在很大的问题。必须补上这个孔，只要我们这个问题解决了，国际上的汇率、反倾销、贸易保护主义等问题都会迎刃而解。我要强调一点，我们解决这个问题，不是在国际的压力下才进行的。我们解决30年城镇化中出现的严重问题，解决我们几亿农民工真正享受改革开放成果的重大问题，这是我们自身的要求。
四 如何进一步适应全球经济的发展变化：三个基本判断和一个思考角度
我讲的这些话总结起来，对当前国际形势的基本判断就是：第一，虽然全球经济受这次金融危机重创，但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没有改变，所以我们必须坚定地实行改革开放，因为只有坚定不移地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我们才可能把30多年所取得的成果发扬光大；第二，当世界经济力量的对比发生变化，但世界经济格局没有发生根本改变的时候，我们应该以更加清醒的头脑，以更大的紧迫感和危机感来从事我们的事业，在这样的问题上我们千万不能忘乎所以；第三，我们虽然没有看到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成为世界的主流，但是我们应该看到目前我们在国际贸易中碰到的问题，都是国内政治经济问题深层次的表现，我们必须面对这些问题。我们不可能在其他国家的压力下改变汇率政策，但是从我们自身的现实出发，我们必须改变我们的许多做法。只有国内的问题解决了，国际的问题才好解决。因为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也好，国际经济政策也好，都是国内政策的延续，国内政策若没有重大的变化，这些政策的实施就不会有一个安定的局面。
今天因为时间关系，我只讲了一个关于农民工的问题，来说明国内政策与国际经济政策的这样一个关系。我希望同时以这样一个角度来进一步思考怎样才能使我们的国际经济政策、国内经济结构得到转变，从而进一步适应全球经济的发展变化，使得中国不仅仅是一个世界强国、世界大国，而且是世界上一个受人尊重的国家。一个负责任的国家，首先是要对自己的人民负责任，这样才会在世界上有面子、有尊严、有地位。
（本稿根据录音整理，有所节减，未经演讲者审阅）
互动交流环节
1.如何看待郎咸平提出的应对三项大战的主张？
听众A：
郎咸平先生撰文指出，面对国内经济困局，美国总统奥巴马的经济改革不仅继承了罗斯福总统的两项改革措施——贸易大战和汇率大战，即加大出口和逼迫人民币升值，更增加了第三项措施——成本大战。他同时还引用了毛主席的话指出我们对美的应然态度——“放弃幻想，准备斗争”。
请问您是如何看待郎咸平这一主张的，这与您的主张是否有冲突？
龙永图：
我觉得现在对待美国的问题和当年毛主席处理对美关系相比，整个大的形势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应该看到，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美国的经济利益、贸易利益和我们有很大的交叉，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所以处理与美国的贸易、经济问题，从我们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立场来看，是可以通过谈判达成某种妥协，形成一种双赢的局面。所以郎咸平先生讲的那种“放弃幻想、准备斗争”，那就是准备着放弃取得任何双赢结果的谈判和协商，这是我不认同的。
我觉得和美国关系的问题，既要看到美国有自身的政治利益、有自身的经济利益，但是也要看到它的经济利益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与我们交织在一起。我们对美国也是这样，我们对美国也有重大的经济利益和商业利益，我们买了8000多亿美元美国的国债，我们当然不希望美元在哪一天早上突然宣布变成废纸，我们在某种程度上也希望美元更加稳定，我们和美国的利益也是交织在一起。所以我希望同学们在看待中国和美国关系的时候，一方面要看到双方利益的不同，同时我认为也要更多地看到双方是可以通过协商和谈判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的。这一点是和过去毛主席时代完全不一样的。当时美国和我们的力量对比悬殊，对外关系上是完全的一边倒。我们没有别的选择，我们只有选择斗争。现在斗争不是我们唯一的选择，我们还没有被逼到那样的程度。
所以我认为，我们处理和美国的关系时，从根本上来讲，就是要采取这种协商、谈判方式，寻求共同利益这样一个立场才符合两国的利益，也符合我们中国的根本利益。意气用事、举起双手喊一声“打倒美帝国主义”是解决不了问题的，现在也不是那个时代。这位同学讲了郎咸平先生的那些话，他只是一个教授，他不知道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关系多么复杂，他讲得很痛快，但痛快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2.2010年人民币是升值还是贬值？
听众B：
我是晋江市委书记杨益民，我和晋江的企业家们都非常关注人民币升值贬值的问题。龙秘书长刚刚特别讲到人民币的升值问题，我想请教龙秘书长，依照您的判断，今年的人民币是会升值还是会贬值？
龙永图：
人民币汇率问题，我认为应该是个很复杂的问题。人民币汇率问题并不完全是我国和美国的一个双边问题。但是过去几年来像日本和很多国家对中国的出口大幅度增加，而且最近一两年来我们中国的贸易顺差大大减少，去年贸易顺差减少了1000亿美元，差不多减少了30％以上。如果从这样的一个趋势来看，我们人民币的汇率并不是定高了，如果人民币的汇率太高，那我们的顺差要继续扩大，因为这会增强中国的出口竞争能力。但情况却恰恰相反，所以美国人指责我们中国在操纵汇率的话也是不公平的。美国不应该因为自己的出口竞争力不够，或者是因为它限制对中国许多高科技产品的出口而导致我们中国从美国的进口减少，而来责怪人民币的汇率问题。美国应该从自身来找自己的问题，就像刚才我最后讲人民币汇率问题的时候我在找自身的问题。我希望美国也抱这样的态度来考虑一下美国自身经济结构的问题。
我们对美国的出口只占美国进口的不到10％，我们的贸易额也只不过占全球贸易额的6％左右。我们中国一家的货币汇率不可能影响美国贸易的全局和全球贸易的全局，这个数量本身就决定了这一点。所以我觉得在这样一些问题上，汇率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个国家国内的经济社会政策。就是刚才我讲到我们对于农民工长期维持一种比较低的工资水平造成了我们出口的一些劳动密集型产品竞争力强的问题。这些都是一些深层次的问题，每一个国家都应该考虑这些深层次的问题。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的回答就是，人民币的汇率和其他货币的问题从根本上来讲是个国内政策的问题，而不仅仅是国际贸易政策的问题。国际贸易政策的问题只不过是国内政策的一个延伸而已。要真正解决人民币汇率升值的问题，就要从根本上来解决中国国内经济体制和社会体制改革的问题。
3.如何看待房地产泡沫？政府如何作为？
听众C：
请问如何看待中国现阶段房地产业发展过程当中的泡沫？你认为政府在这一泡沫产生过程当中的责任和今后的作为应该是什么样的？现在北京的房价能承受吗？
龙永图：
关于中国的房地产发展过程中是否有泡沫的问题，我们先谈一谈中国房地产的问题，好像有一个命题叫“中国的房地产”。实际上中国实在是太大了，所以要谈中国的房地产问题、谈泡沫问题的时候，一定要一个层次一个层次地谈，一个地区一个地区地谈，泛泛地来谈中国的房地产、中国的房地产泡沫是一个毫无意义的问题。因为北京和泉州是完全不一样的，贵州和上海也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要按照不同地方的地情、省情来谈，才会有意义。
今天谈这个问题，我觉得现在大家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一个共识，就是1998年我们搞的住房体制改革，是利大于弊，功大于过。因为1998年住房体制改革解决了单位分房、政府分房的问题。正是因为这样，中国的房地产业才使得中国的经济在过去十年有了这样重大的发展。应该说房地产行业是功不可没的，房地产是推动中国经济的两个重要引擎之一，所以那一次改革我认为它的功劳是最大的。
但是我觉得当时住房体制的改革忽略了一个问题，就是住房体制的改革不应该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的内容，它更重要的是一个社会政策的问题。那个时候急急忙忙地把所有人的住房问题都推向社会、推向市场，那是走得太快了。在这个问题上，它违背了小平同志“摸着石头过河”和循序渐进的原则。那次住房体制的改革如果是一步一步地来，比如说第一年10％的市场，第二年20％的市场的话，到了今天我们就相当稳定。
我自己当初在对外经贸部当副部长的时候，我就为那些年轻同志打抱不平，他们1998年分到部门的时候就有住房，体制改革的第二年他们就分不到房子了，这是不公平的嘛。让这些年轻人怎么去解决他们的住房问题？所以我就觉得要解决中国的问题还要解决很多观念上的问题。过去我发表的一些观点我认为是正确的，比如我认为我们大部分的年轻人还是要租房而不是马上就想到买房的问题。当时观点一提出就遭到很多人的责骂，认为是我已经有房子了就让他们去租房。实际上我们这些人，包括丘校长、徐书记，我们都租了几十年房子。我记得我当初的房租是一块九毛九，十几平方米的房子，当时我大学刚毕业，结了婚，当时也很满足。所以我觉得年轻人在解决住房问题上还是要把我们的观念解决了，如果所有的人都要去买房子，要求政府在一夜之间把所有的住房问题都解决掉，那是不现实的。
但是我觉得有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政府在那么多年中，当它在房地产发展中得到很多益处的过程中忽略了保障房建设，这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所以我觉得如果政府能够把更大的精力放在保障房建设上，我们房地产的这个问题就能解决。我觉得我们不要再在房地产的问题上争来争去了，我们只需要做两件事情：第一就是政府建更多的保障性住房；第二就是我们的老百姓包括我们的年轻人改变一定要买房的陈旧观念。两方面结合起来就能缓解住房稀缺这样一个矛盾，使得我们的房地产产业逐渐走上健康的道路。至于商品房和那些真正走市场的房子，对于它的价格政府不应该给予过多的干预，只要它是按照一种健康的、透明的、合乎法律法规的办法来做的。
4.中国—东盟的发展前景如何？
听众D：
我的故乡在广西，2010年1月1日，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正式成立，自由贸易协定也随之生效。我想请教龙先生关于中国—东盟关系的发展前景，尤其在新一轮产业转移的背景下，双方贸易发展的状况。
龙永图：
关于中国和东盟自由贸易的问题，我觉得我还是可以跟大家谈谈的。因为中国和东盟的谈判，是我作为中国代表团团长开始谈的，当时的背景是中国入世谈判刚刚结束，国务院决定让我率中国代表团和东盟谈这个协定。当时我们刚刚谈了中国的入世协定，主要谈判对手都是西方发达国家（像美国），我们经过了十年的谈判，所以说我们这个谈判队伍还是很强硬的。我们正是带着这种强硬的心态，开始了和东盟的一场性质完全不一样的谈判。平等互利互让是对的，但是我们心里比谁都明白，我们中国和东盟谈判，由于我们的经济发展程度超过了很多国家，由于我们整体的规模比东盟大得多，我们在和东盟的谈判中，特别照顾了东盟的利益，也让东盟像我们一样享受中国这几十年改革开放带来的成果。我们在和东盟的谈判当中，应该更多地给予东盟更大的利益，所以后来的谈判进行得比较顺利。现在自由贸易协定实施以后，我觉得从总体上来讲，是有利于东盟国家的，因为谈判的很多结果都是照顾了东盟的利益，考虑了东盟的特殊情况。
由于这么多年的发展，中国成为了世界工厂，所以我们和东盟实行了零关税的自由贸易协定，那么东盟的很多制造业，特别是零部件的制造业都可以发展起来，在东盟我们就像在国内那样采购零部件。这样就可以大大地促进东盟制造业的发展，促进电子产业的发展，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这对东盟建立自己的制造业是很有好处的。由于我们和东盟在气候上不一样，我们进口东盟的热带农产品和热带水果，这对东盟也是很有好处的。所以总体上说，中国和东盟的贸易会更多地汇集，而且实施东盟自由贸易协定也是向我们的邻国承担我们自己的一些国际义务的重要组成部分。
5.如何看待各地提出的区域规划？
听众E：
去年很多省市推出了关于本地区的区域规划，我们福建也提出了建设海峡西岸经济区，不知您对于这些区域规划有什么看法，是不是其他地区有跟风的嫌疑，这些区域规划是否是配合了金融危机下振兴中国而提出的？
龙永图：
出台的这些规划包括：从北部湾经济区到海峡西岸经济区，到江苏的沿江沿海发展区，东北吉林的图们江这样的经济区。我认为，在过去30年里，我们之所以取得这么快的发展，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中西部地区向沿海人口的大转移，从而形成了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环渤海等经济高速增长的地区。因为在每一个重大的发展阶段，人口转移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中国之所以取得这么大的成就，就是因为中西部转移了大量的人口到沿海地区。这样既发展了沿海地区的制造业，又解决了中西部地区的发展问题和就业问题，我认为这个政策是完全符合经济规律的。
这么多年来珠三角、长三角在资源的问题上已经面临不少压力，继续容纳更多的中西部转移人口已经不太可能。所以我们必须发展更多的沿海经济区，海峡西岸经济区也好，北部湾经济区也好，江苏沿江经济区也好，都是沿江沿海地区。这样就使我们在沿海产生更多新的经济增长点，容纳更多从中西部转移的人口，从而使得我们沿海地区成为一个发展比较快的地区。从这点来看，我觉得这些地区发展规划基本符合大的发展规律，它缓和了长三角、珠三角的环境资源人口压力，使得我国的经济在沿海形成更加均衡发展的局面。当然还有一些因素要考虑，如海峡两岸经济的问题、北部湾周边国家的问题。但是我认为总的趋势就是形成更多的沿海地区和更多的沿江地区经济发展带。这样长、珠三角地区的效应能扩大到更多的地区，容纳更多的中西部转移人口，从而促进中国战略性的发展。
6.应如何看待中国大量持有美国国债？
听众F：
美国参议院最近在美国国内宣扬，要迫使人民币升值。他说不怕中国抛售美国的国债，因为这样会伤及中国的利益，使美国的汇率下降，这也是美国希望看到的、中国不愿意看到的。这是否意味着中国在美国的国债失去了威胁美国利益的作用，而成为中国的定时炸弹？
龙永图：
我觉得我们还是从为什么买美国国债讲起，买美国国债是有历史原因的。过去大量的外贸顺差，主要是和美国的外贸顺差。因为从整体上讲，美国的市场是全世界最大的也是最开放的，所以我们中国过去积累了大量的贸易顺差，其中60％是来自美国。也就是说，在这样的情况下，当时在处理我们的外汇储备时，用60％的中国外汇储备去买美国的国债也是合乎逻辑的。而且从当时来讲，美国的利率比起欧元的都要高，美国的国债当时是以美国主权担保的债券，所以权衡了各方面利弊，我们主要买美国的国债。
买美国的国债应该说是一个双方互利的事，不能说是我们给美国的恩惠，是我们借钱给美国人用，我们借给美国的国债就像老百姓有了钱存入银行一样，总不能把中国的外汇储备装在大坛子里埋在地下吧？就像老百姓总不能把多余的钱存在罐子里埋在地下，总是要存入银行的。我们把我们的外汇用来买美国的国债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存入美国的中央银行里面。这是一件互利的事情，并不是我们对美国单方面的恩赐。就像你去银行存钱，并不是单方面给银行的恩惠，因为你找不到别的投资的办法，你也不会玩股票，也不会房屋投资，只能存在银行里。我们中国的本事也不大，我们也不敢买兄弟的债券，也不敢在国际市场上大动干戈，我们就得老老实实地买这个主权担保的债券，就像我们看到工行不会倒（后面是中国政府），就把钱存进去一样。所以说对于这个问题不要采取一种政治性的作风，好像我们买了美国的国债美国就欠我们的一样，我们就可以拿美国的国债威胁美国人。他们也不怕你中国抛这个国债，国债一抛，美元一跌，你自己也不是倒霉吗？就像你们都去银行存钱，这个银行垮掉，你们的钱都没了一样的道理。
我们很多老百姓对于买国债的性质没有太多的认识，不要把它政治化，不要认为我们买了美国的国债我们就能威胁美国人，也不要认为美国人怕我们中国人。就像这位老兄讲的一样，本来这就是一种互利的事情，本来就是互相有所求的事情。就如我刚才回应郎咸平的言论，中国和美国关系在这么多年中形成了互相离不开的关系。这种关系对双方都好，使大家最后不至于撕破脸皮，互相制裁。所以说在这些问题上，你不要听到美国参议院这么一宣扬，你就认为我们拿到美国的国债，就烫手了。它这样说话是吓你们的，它也是把这个问题政治化了。国债的问题、中美关系经贸的问题都不要把它政治化。
我希望在这些事上老百姓少掺和，我过去参加世贸谈判时最怕老百姓提意见。如果当时互联网像今天这么发达，我过去的入世谈判是谈不成的。有消息传出去网民就跟帖，我们就成了叛徒、卖国贼。我们在中央的领导下是从国家的长期利益来谈的，从全局来谈的。我们老百姓都是从自己的利益谈的，听到一点风声，一知半解就讲一些外行话，在网上搞得轰轰烈烈的。所以我希望我们的网民要做专业的网民、负责的网民、理性的网民，不要给政府添乱，特别是处理中美关系的时候，不要给政府添麻烦，别给中央造成困难，这样才是最大的爱国。
陈少峰简介
陈少峰 福建漳浦县人。1980年起先后在福建师范大学、南京大学、北京大学、日本早稻田大学等大学学习，1991年获北京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91～1993年在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做博士后研究。1993年起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2000年起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现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副院长，文化部北京大学国家文化产业创新与发展研究基地副主任，中国文化产业前沿论坛召集人。
陈少峰教授多次参与国家部委和省市有关文化产业政策、体育产业、动漫、电影、文化出口、青少年文化建设等领域的课题研究或者发展规划的制定，为许多城市主持文化产业集聚园策划和大型文化企业的发展战略规划，并且主持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论坛研讨和高级文化经营人才项目。2009年7月，陈少峰教授应邀参加第五届两岸经贸文化论坛，并与台湾艺术大学校长共同主持了文化产业专题论坛。陈少峰教授还先后应邀为各级政府官员和香港文化界解读文化产业政策与趋势的报告100多场次。
陈少峰教授的主要研究领域为伦理学、管理哲学和文化产业，近年来着重研究社会正义与政府管理、企业家管理哲学和企业文化，以及文化产业的商业模式等。已经出版了《中国伦理学史》、《伦理学的意蕴》、《德育志》、《正义的公平》、《宋明理学与道家哲学》、《文化产业战略与商业模式》、《企业家的管理哲学》、《学而优则商》、《企业文化与企业伦理》、《文化产业读本》等多部专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