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朗
1949年10月1日的开国大典，象征着全国政治制度、经济秩序、社会秩序等将要经历深刻的变化。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也意味着另一个宏大工程的开始：重新定义作为民族国家的中国及其在国际舞台上的身份。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建立后，自称为“新中国”，向内外皆表示，所谓“中国”，从此含有全新的意义。“新中国”不单要终结一百年被压迫与被侮辱的经历；中国人民“站起来”以后，要加入更广大的联盟，成为新兴的社会主义世界的一部分。建国初期提出的“一边倒”政策，表明新的共和国从其诞生的那一天起，就要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一员。[335]从华沙到河内，从索菲亚到平壤，从柏林到北京——社会主义世界波及半个地球。“新中国”可以融入这一宏大联盟，对于新的国家及其领导人，具有重大意义，为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新政权提供了大量的合法性。开国大典时所做出的国际性选择，影响到新中国数十年的发展方向。
文化交流的政治意义
在政治层面上，新中国加入社会主义阵营体现于政府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尤其是苏联——所签订的一系列双边协议；中华人民共和国与东欧以及亚洲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合作从此制度化。以上过程近年来已广受学术界的注目。[336]然而，这些政治与经济方面的对外协议，仅仅是中国共产党宏伟事业之第一步而已。下一步必定是重新定义作为民族国家的中国之身份，重塑中国人民的认同感。这一宏大工程的重要性，并不亚于获取新同盟国的外交承认。中国人民的新认同感，必须兼有民族性与国际性，必须定义民族国家又能超越民族国家。中国政府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都面临同样的任务：如何造就和普及这种新的认同感，是巩固各国新政权的关键所在。在这一过程中，文化因素的作用十分重要。社会主义世界内部的文化交流，是让各国人民分享共同的目标和价值观，进而产生一种凝聚力的最理想方式。[337]
因此，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中国共产党便开始建立一系列文化交流的组织和机构。文化战线上的这些努力，将要配合并补充其外交政策，进一步巩固中国在社会主义阵营的地位。文化外交的优越性，在于比较容易深入人民群众，将新的政治认同感灌输到老百姓的心中去。与中国早期的外交、政治相比，新中国的文化外交活动较少获得学术界的关注。[338]本文的目的在于系统地介绍中国与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活动，分析其文化外交的主要渠道与范围，并且进一步探讨上述文化交流活动在冷战初期的政治特性。[339]
本文首先介绍新中国对外文化交流的主要渠道，由此探讨中华人民共和国同社会主义世界之文化互动的特征。这些文化交流包括各方交响乐团、剧团、作家代表团的互访，新中国代表团对各种国际比赛和节日活动的参与，以及艺术、戏剧和音乐专业学生的交流。尤其重要的，是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文学翻译。在共同努力下，各国文学的代表作，尤其是显示社会主义精神的新作品，同时被翻译成多种文字，在社会主义阵营中流传。因此，在同一个时间，诸如波兰、罗马尼亚、朝鲜、中国等国的读者，会在读同样的苏联小说；而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学，则被翻译成各国的语言，提供给社会主义世界的新公民。社会主义阵营新近建立的政府部门，希望以此团结各国人民，重塑他们的意识与认同感，构建不同国家和民族之间的兄弟情谊。不可忽略的是，共同的新文化的形成，也是为了堵住西欧和美国腐朽的旧文化的入侵。然而，在看似友好平等的文化交流的表面下，也可以分辨出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多种矛盾与权利分配上的不平等。本文认为，从社会主义世界的文化交流体系，可以了解到这种融合国际与民族成分的认同观念所内含的潜在矛盾和冲突。无论在国际舞台或者在个人的层面上，这些内部的矛盾日益显明，导致了50年代末的决裂。
对外文化交流及其渠道
冷战不单是政治和军事的冲突，更是一种不同文化和信念的竞争。按照美国驻莫斯科大使哈里曼（W.Averell Harriman）的说法，这是两个政治体制的搏斗，是“一场关于意识形态的殊死战争”。[340]在这一竞争中，冷战双方——美国与苏联——从一开始就不仅通过外交和经济援助政策，还运用文化外交来巩固和扩大各自的势力范围。[341]在东亚，美国以台湾、香港为基地建立起一系列文化外交机构和组织，试图堵住苏联日益扩大的文化影响。[342]文化交流从1950年代起也成为中苏关系的一个重要纽带。然而，与美国的文化外交策略不同，社会主义阵营的文化外交具有多边性质：文化交流不仅局限于中苏两国之间，而且包括东欧与亚洲的人民民主国家。从处于西面的前线国家至东方被分裂的朝鲜和越南，全都被联结成一种包括半个地球在内的文化交流网络。在这一网络中，苏联起到了协调的作用——莫斯科乃是社会主义世界文化生活的重心。社会主义阵营内的文化交流形式多种多样，在此无法一一列出。本文将简单地介绍最重要的三种文化交流活动，即各种作家、交响乐与艺术家代表团的互访和表演，大规模的国际比赛（例如世界青年艺术节），以及艺术、戏剧与音乐等专业学生的交换活动，并对冷战初期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跨国文学翻译及其作用进行更为详细的分析。[343]
各国作家、艺术家代表团建立关系、相互访问、交流经验与学习，是社会主义世界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344]中国在50年代初期已开始参与上述互访交流活动；新中国与不同人民民主国家签订文化合作协定之后，这些交流活动则更为频繁。[345]尤其是苏联的各种代表团来华，为新近建立的中央人民政府提供了合法性，表明中国已被接受成为社会主义世界的正式成员。例如1952年11月，由苏联的艺术家、红旗歌舞团和苏联电影界代表组成的高级文化代表团来到中国，访问北京、沈阳、天津、上海、杭州、广州等十几座城市，与当地文化工作者会面，建立友好关系。[346]又如1954年8月，中国代表团访问波兰之后，作为对中国访问的回应，9月波兰派出文学艺术代表团到中国，并且参加10月1日的国庆大典。这次回访，是在两国签署文化合作执行计划之下安排实现的。[347]
中国不只是许多社会主义国家代表团访问的目的地，中国的作家和艺术家也接受邀请出国访问，获得机会与社会主义世界其他国家的同行会面与交流。[348]影响最大的是出席一些国际或国家级别的重要会议。例如周扬、丁玲、老舍，曾受邀参加1954年12月召开的苏联作协第二次大会。[349]中国作家首次出国参与的重大国际活动，是1950年9月在华沙举行的第二届世界保卫和平大会。中国代表团由时任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主席的郭沫若带领，包括丁玲、巴金等知名作家，从北京前往华沙，途中在莫斯科、基辅、列宁格勒做了短期停留。在莫斯科，巴金还拜访了奥维奇金（Valentin Ovechkin）等著名苏联作家。[350]
除郭沫若、巴金等作家外，中国较为年轻的作家和艺术家同样也有机会出国访问，认识其他国家的年轻人，从而培养一种国际主义的社会主义世界观与认同感。每两年举行的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联欢节是社会主义世界中跨国文化交流最重要的一项活动。[351]世界青年联欢节，名义上是一次国际性集会，有时也邀请美国和西欧的左翼团体参加。事实上，规模庞大的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联欢节是由主办国家的官方文化机构精心组织与策划的，因此可称为社会主义世界文化外交的“峰会”。
第四届世界青年联欢节于1953年8月2日至16日在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举办。此次联欢节的规模史无前例，吸引了来自106个国家的共28000名参与者。[352]新中国派出的代表团，共428名来自各行各业的青年，[353]由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书记胡耀邦带领。[354]代表中除了作家、音乐家、艺术家和运动员之外，还有从朝鲜战场载誉而归的战士，包括战斗英雄高玉宝。作为业余作家，高玉宝曾经讲述自己的战斗经验，广受中国青年的欢迎，现在获得机会将自己的经历讲给更广大的观众。[355]
世界青年联欢节的活动包括艺术表演、电影观摩以及大型的体育竞赛等。新中国派出的中国青年艺术团体以合唱、芭蕾舞、舞术和戏曲表演参与比赛；而中国的运动员则参与多种体育竞赛。[356]在正式的比赛以外，联欢节期间几乎每天都举行许多小型的聚会。例如国内报刊提到了旨在促进来自不同民族、种族和宗教背景的青年之间友谊而举办的晚间舞会。[357]世界青年联欢节虽然是多边性质的活动，但同时也为各种双边会晤提供了机会。例如8月4日中国与苏联代表团举行了一次会谈，以加强两国代表团领导和成员之间的互相关系。[358]几天以后，两国的艺术团即组织了一场合作演出。[359]
在第四届世界青年联欢节上，中国的艺术家赢得了一系列重要奖项。例如在音乐比赛中，长笛吹奏家李学全获得一等奖；钢琴家傅聪与男高音歌唱家楼乾贵都取得了二等奖；获得三等奖的则有女中音歌唱家董爱琳与罗忻祖。作曲家刘炽的协奏曲《荷花舞》获得了评选委员会的特别奖项。另外，中国舞蹈团的《狮舞》和京剧表演也都获得了奖项。[360]这些奖项具有双重的意义：一方面，是对表演者各自成就的肯定，以及对他们祖国传统文化的赞赏；另一方面，则要让演奏者及其观众意识到，自己属于更大的一个集体，自己的文化也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共同分享的社会主义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
然而，在社会主义世界的国际主义表面之下，不难发现各种等级结构依然存在。恰好是这些分等与权利结构，导致了后来社会主义集团内部的争执和最终分裂。首先，前五届世界青年联欢节皆是由东欧的人民民主国家主办，但联欢节的最后决定权在莫斯科。苏联的特殊地位，即使在一些较小的活动和竞赛上都显而易见——例如，头等奖项按照惯例都授予来自苏联的艺术家。在社会主义世界的象征等级制度下，东亚国家的定位问题则更显复杂。第六届联欢节在莫斯科举行是不难接受的，但1959年第七届世界青年联欢节的主办权却授予了维也纳——一个非社会主义国家的首都。这一决定，无论对于中国还是朝鲜和越南来说，无疑是很大的失望。筹划者的决定，不免令欧洲以外的新兴社会主义国家产生疑问：他们在社会主义世界的地位何在？
值得讨论的第三个文化交流渠道是学生交换。留学生，尤其是音乐、艺术和戏剧等专业学生的交换，在社会主义阵营的文化外交中起了关键作用。[361]虽然1949年前及新中国成立之初，已有少数中国学生前往苏联学习，但大规模的学生交换，则是从1952年开始的。是年上半年在中国开始首次正式招生，数千名各种专业背景的学生获得自己学校的推荐，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全国统一招生考试。考试内容广泛，包括政治、历史、地理等学科。绝大多数被录取的学生来自科学和工程专业，但也有一小部分名额留给了文科和艺术专业。考试竞争激烈，例如在音乐专业，共有10名学生参与考试，只有3人被录取。通过考试的学生，不分其具体专业，一律进入了北京的预备学校，为期1年，主要内容是学习俄语——直到此时，每个学生的具体目的地（国家）还未公布，但俄文将要作为社会主义世界的共同语文，因此是主要学习内容。直到1953年夏季，在出国前不久，预备学校的学生才获知他们被派送的国家。[362]
在国内，交换学生的事务都由教育部负责。进一步的安排——例如决定中国学生将要进入哪所学校等——则是学生到了各自的目的地之后由当地政府做出的。他们的学校此后便成为学生的单位，负责他们的学业和日常生活等。学生的奖学金也是由接待方提供的，并通过所在大学分发。[363]被分配到莫斯科中央音乐学院——苏联最高音乐学府——的中国留学生倍感庆幸，不仅因为他们被安排到著名的学校，而且也因为可以获得较丰厚的奖学金，足以在莫斯科过上舒适的生活。相比之下，被送往其他国家或苏联较为落后地区的学生，则没有如此幸运。[364]
所在学校尽管对中国留学生负有主要责任，但中国驻外大使馆亦设立了留学生管理处，要求学生与大使馆保持经常性的联系。通过大使馆，中国学生可以了解国内的政治动态。大使馆也负责受理学生在寒暑假申请回家探亲案件，会请示外交部与文化部的意见。[365]
到达莫斯科的中国学生，身处一种气氛活跃的、国际主义的环境中。例如，中央音乐学院除了俄裔及苏联其他共和国的学生外，也接待来自各东欧以及部分亚洲友好国家的学生。此类学生交换项目早在40年代末即已开始，到50年代初期发展到相当的规模。中国学生1953年报到，算是较晚的，当首批中国学生注册入学时，一部分来自欧洲的学生已即将毕业。许多朝鲜学生也已在莫斯科学习，只有越南的学生比中国学生来得更晚。日常生活中同苏联老师、同学以及来自其他国家的交换生的来往，带给留学生一种集体感。专业培养与知识学习虽然是这些中国学生的主要目标，但留学岁月的国际氛围，令他们产生了一种与专业知识同样珍贵的国际主义认同感。毕业以后，他们将自己的经历和体验一起带回祖国。值得注意的是，许多最早的交换学生是他们这一代中最优秀的人才。回国以后，他们要进一步推广和传播国际主义精神。[366]以音乐专业学生为例，许多老留学生回国后成为中国音乐界表演和教学的骨干，并在80年代成为本行业的领导者。[367]
文学翻译与政治认同
学生交换、青年联欢节以及代表团的互访，在50年代成为中国文艺界精英与社会主义世界主流接轨的重要通道。然而，上述活动的范围必定有限，无法对人民大众产生迅速有效而广泛的影响。社会主义世界各种文化交流方式中最重要的、对新中国的文化生活产生立竿见影功效的，乃是社会主义阵营新文学的跨国翻译出版。[368]50年代初期，新中国对文学翻译所投入的资金和人力甚大，翻译作品的数量也是空前的。由此可见，跨国文学翻译在建立一种新的国际主义认同观这一宏大工程中，具有十分显著的地位。
50年代初期的中国翻译活动，大体上可以归为两大类，反映两种不同但互有关联的运行模式，从中亦能了解到社会主义世界文化交流背后的基本逻辑。这些运行模式并不是中国所特有的，而是整个社会主义世界的普遍规则，其大概情况如下：（1）在“学习苏联”的方针下，中国译者将大量的苏联作品翻译成中文；（2）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部分代表作品被译成中文，而同时，少量中国文学作品被译成外文，供给社会主义阵营其他国家的读者（被翻译的中国作品虽然为数不多，但还是超越了1949年前的任何时期）。上述两种情况之间有明显的数量差距，苏联作品成为最重要的翻译对象，反映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等级结构——以莫斯科为中心，而围绕着苏联的新兴社会主义国家则处于边缘的位置。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看，这一等级结构基于历史发展的规则：作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走上共产主义道路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近30年，自然就要扮演领导者的角色，在文学领域也是如此。[369]
在上述格局中，苏联提供了一种新的社会主义文学模式，后来者非模仿不可——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在社会主义世界内部，翻译传播主要是一种由中心到边缘的单向性过程，并在数量上造成显明的不对称。[370]与此同时，处于边缘的国家也大力推荐自己文学的代表作品，以此证明自己已成功地融入社会主义世界。凡是获得肯定的作品将被翻译成他国文字，尤其是斯大林文学奖得主的作品。[371]这样的作品展现出一个国家在新文学领域的成就，可以符合莫斯科制定与管理的最高标准。更重要的是，各国优秀新作品在其他国家的翻译和传播，是要培养出一种跨越国界的、国际主义的社会主义认同感。
对苏联文学的翻译，是1949年后中国更为广泛的翻译浪潮的重要内容之一。在1949年至1954年间的翻译书籍中，大约40％属于科学技术，25％属于人文社会科学，而30％左右乃是文学艺术作品。这就意味着在不到5年的时间里，有将近2000部苏联文艺作品被翻译成中文。[372]那么，哪些作品被选中进行翻译？其背后的逻辑又是什么？
不难想象，在大规模翻译作品中，苏联社会主义经典作品处于首位。奥斯特洛夫斯基（Nikolay Ostrovsky）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在1949年至1954年间的发行量高达90万册，成为最重要的畅销书之一。[373]该书于1942年由梅益翻译，新知书店出版。梅益此前曾翻译史沫特莱（Agnes Smedley）及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等左翼人士的作品。梅益不懂得俄文，因此，最初是依据亚力克·布朗1937年的英译本《英雄是如何诞生的》翻译的。[374]1949年再版时对照俄文本进行了修改。新中国成立后，《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先由三联书店发行，后来交给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375]
《钢铁》成功之后，不同出版社争相翻译奥斯特洛夫斯基的第二部小说《暴风雨所诞生的》。最早的译本出自禾金之手，1947年潮锋出版社出版。1950年另一种译本问世，由王语今翻译，先后由三联书店和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印数为20万册。禾金的译本继续发行，1953年由光明书局出版，印数1万册。同年，原来出版过禾金译本的潮锋出版社，又推出了另一个译本，译者为方羽。这一举动的缘由不详，但发行量高达4万册。[376]
在50年代初期，同一本书出现不同译本并不罕见，由此可见直至1953年前后中国出版界的混乱局面（尤其是在长期以来作为中国出版中心及翻译阵地的上海）。许多私营和公私合营的出版社争夺翻译文学这一高速膨胀的市场，造成激烈的竞争。对不少出版商而言，“向苏联学习”的方针乃是维持其收入和获取利润的良好机会，而翻译苏联文学的政治风险又低于翻译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学作品，此外，通过此举他们也参与了日益发展的认同政治。
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中，《钢铁》的成功是独有的。不过，50年代初期还有一些苏联小说一度十分畅销。尼古拉耶娃（Galina Nikolaeva）的《收获》是在社会主义世界广泛宣传的苏联作品之一。[377]该书率先在1952年由苏联的外文出版社译成英文和德文，德译本在同年又由东德的文化与进步出版社出版发行。在中国，这部700多页的小说先后由文化工作社（韦丛芜翻译，1951）和时代出版社（王民泉翻译，1952）出版。与时代出版社10万册的印刷量相比，文化工作社的5000册显得黯然失色。时代出版社由中苏联合投资，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最初设在上海，后来迁至北京。40年代末至50年代，时代出版社是翻译文学市场出色的参与者，翻译了大量重要作品，印刷量一般都很大。作为中苏文化外交的主角之一，无论在作家还是作品的选择上，时代出版社经常是独具慧眼，指出方向，并大大促进了这些译文的宣传和推广。
苏联新文学的经典作品，几乎无一例外地被翻译成中文，尽管发行范围远远没有奥斯特洛夫斯基的作品大。自1936年以来，肖洛霍夫（Mikhail Sholokhov）的著名小说《静静的顿河》和《被开垦的处女地》几次被翻译成中文。《顿河》最早的全译本在1940年至1941年由光明书局出版，由金人（原名张君梯）翻译，重印至1957年光明书局被接管时为止，1949年后的出版总量为4万册。《处女地》的两种译本分别由周立波和钟蒲翻译，由不同的出版社发行。然而直至1954年，最重要的三联版本印数仍未超过1万册。1950年到1952年间，爱伦堡（Ilya Ehrenburg）的《暴风雨》有三个译本出现，共发行2.5万册。[378]
随着这些翻译作品的大量出版，苏联新文学的主要作家及其作品赢得了广泛的中国读者，并对他们，尤其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379]尽管如此，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是50年代初期被引进中国的苏联文学之一部分而已；从统计数据来看，甚至并不是最大的部分。一个经常被忽略的、面向不同读者群的市场份额，乃是社会主义儿童文学和革命英雄故事的翻译作品。这些作品的出版数字巨大；不管是否能反映读者的真实偏好，抑或是中央文化部门的决定，但这些印数和围绕着儿童文学及革命英雄故事的大力翻译和宣传本身，有助于我们理解社会主义世界跨国认同政治的内在逻辑。[380]
1949年至1954年间，销量最高的翻译文学作品——甚至比《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还高——是柯斯莫捷米扬斯卡亚（Liubov Kosmodemianskaia）的《卓娅和舒拉的故事》。该书1952年由青年出版社出版，销量在两年内接近130万册。《卓娅和舒拉的故事》是典型的英雄故事。卓娅是一位17岁的少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参加游击队，为祖国、为社会主义的宏大事业而奋斗，最终在法西斯主义侵略者的手中光荣牺牲。1952年，该书一经出版就成为苏联青年团一项大规模教育运动的中心，不久之后即波及社会主义世界其他国家。《卓娅》很快就被翻译成德文，在随后的7年间重印十几次。[381]中文版在原版出版后不久便问世，获得大量的新闻宣传，并且推荐给中国共青团团员阅读。[382]为了进一步传播卓娅的革命英雄主义，从1952年起，至少有三种面向少年儿童的节选本出版，销量在20万册以上。另外还有一种中俄对照版，提供给学习俄语的学生阅读。[383]节选本之一又从中文被译成朝鲜文和蒙古文，以便在少数民族地区传播。
紧接《卓娅》出版之后，伊琳娜（Il'ina Elena）的《古丽雅的道路》（又名《第四高度》）同中国的青年读者见面。该书由任溶溶翻译，时代出版社出版。作者讲述的也是在革命斗争中成长的英雄的故事。第一版1953年出版，此后多次再版，同年出版修订本。至1954年6月为止，总销量已达到71.5万册。[384]另一本关于革命英雄主义的小说是茹尔巴（Terent' evich Zhurba）1950年出版的《普通一兵：亚力山大·马特洛索夫》，讲述一位19岁的士兵，为了拯救自己的战友而用身躯抵住敌军的机枪。1952年该书的两种译本在中国出版。第一种由金人翻译，时代出版社出版，印刷量47.3万册。第二种由孙广英翻译，青年出版社出版，印数为8.5万册。[385]除中文以外，《普通一兵》也被翻译成多种其他语言，例如德文版在1953年出版，被指定为东德青年组织的必读物。直到1980年代，在东德还有青年活动中心以马特洛索夫来命名。[386]除上述小说以外，另一本畅销翻译小说是卡达耶夫（Valentin Kataev）的《团的儿子》，在中国也广受欢迎。1946年，卡达耶夫曾获得斯大林文学奖，茅盾便将《团的儿子》译成中文，由万叶书局出版，1952年后交给主要出版青少年文学书籍的开明书店重印。[387]同《卓娅》一样，这部小说讲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位参加苏联红军的男孩的故事，销量共2万册。更重要的是，在1948年至1953年间，至少有三种节选本在中国出版，总印数高达到20万册，并被指定为青年扫盲班的课外读物。[388]
在文化交流的工程中，青少年文学的翻译比社会主义经典小说还重要，其实并不奇怪。在社会主义世界里，青年一代通常被视为塑造新世界观的关键所在：正在成长的年轻人，要形成一种跨越国界的、各地青年所分享的基于社会主义阵营共同意识形态的认同感。青年联欢节与学生交换，可以归为同样的逻辑，为社会主义世界的青年提供共享的经历，让他们作为一个新的跨国集体的成员而团结起来。培养和塑造下一代的国际主义意识和认同感是跨国文化交流的核心任务，而为实现这一目的，没有比青年大众文学更有效的媒介。这些跨国的大众文学作品，与教科书和革命英雄电影一起，都是为这一观念的塑造而服务的。
然而，社会主义世界的认同政治，除了国际主义的一面之外，另外还有指向国内政治需求的一个层面。各国的文化交流活动，一直十分谨慎地保持着这两个层面的平衡。例如世界青年联欢节或斯大林文学奖等竞赛时，必定会有部分奖项（或公开或私下地）预留给社会主义世界之边缘的国家。他们所争得的奖项，以及他们的表演所获得的认可和关注，都旨在展现他们各自的国家在走向社会主义道路上所取得的成就，增强他们的国民的信心，并且为各人民民主国家的政权提供合法性。这一逻辑，在各国文学的互相翻译中同样也能被观察到。
东欧各国的文学较早受到中国知识分子的关注，尤其是因为这些国家为民族解放与现代化而进行的斗争，因此有部分作品被介绍到中国。[389]尽管如此，东欧各国文学的中译本直到新中国成立前仍为数不多。1949年后，社会主义世界的国家开始有组织、有系统地翻译与宣传各兄弟国家的文学作品。各地的外文出版社都为此做出努力，但翻译工作的大部分是在中国完成的；中国因为缺少相关的翻译人才，经常从新近出版的俄译本转译。
对东德民族文学的翻译可以作为一例。中国翻译家首先针对的是德国的古典文学遗产——这是50年代初期中国翻译工作的惯例。郭沫若所翻译的歌德（Goethe）名著《少年维特之烦恼》与《浮士德》（第一、二部分）分别在1951年和1952年重版。[390]前者甚至取得了相当可观的销售量，达到2.5万册。[391]文化生活出版社在1953年出版格林兄弟童话集，可算作少年儿童文学作品。翻译外国古典文学时，中国的出版者通常选择了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进步作品。例如德国现实主义诗人海涅（Heine），在中国翻译家中广受欢迎，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版本是以批判和讽刺闻名的《织工歌》。[392]然而，在新中国最受关注的德国作家则是安娜·西格斯（Anna Seg-hers）。作为资深的共产党员和民主德国作家协会主席，西格斯成为德国在社会主义世界的典范作家。她1951年获斯大林文学奖之后便成为国际性宣传的对象。1952年至1954年间，共有6部西格斯的作品被翻译成中文，其中销量最高的是讲述纳粹时代集中营的小说《第七个十字架》，印数为2.2万册。[393]上海的文化工作出版社将西格斯的书列入其“世界文学译丛”。这一系列还包括了大量来自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学作品。
波兰作家塔道乌施·康维茨基（Tadeusz Konwicki）因他的小说《新线路》而与中国读者见面。中译本（转译自德译本）于1954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销量达50万册，当是一次相当大的成功。[394]该书以反映社会主义生产为主线，是康维茨基的处女作。康维茨基因而被波兰寄予厚望。不过在50年代中期以后，作者与波兰政府公开争论，成为持不同政见的小说家、电影编剧和导演。也正因如此，《新线路》是他唯一被翻译成中文的作品。
同样的模式，在中国翻译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的文学作品时亦能看到。在一切翻译作品中，代表各个国家文化传统的主要作家作品及青少年小说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翻译家的大部分精力则集中于一两个社会主义新文学的典范作家（如西格斯）。这些文学作品被翻译成多种文字，提供给各国读者，因此成为社会主义世界共同分享的文学经典。这些作品是用不同文字写成的，它们的作者来自不同国家，但它们反映的是相同的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意识。更重要的是，从华沙到平壤，从列宁格勒到上海，各国的读者几乎能同时阅读到同样的作品，跨越各种语言与国界。但尽管如此，从这些作品的销量来看，来自东欧的作品无法对苏联作家的绝对权威提出挑战，因此也不可能对中国读者产生长久而深远的影响。许多中国读者至今还能把最受欢迎的苏联社会主义经典作家与契诃夫（Chekhov）、普希金（Pushkin）等人并提，但大多读者想象中的德国文学，则是歌德，而非西格斯。在1950年代初期引进到中国的许多东欧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品，过几年之后就绝版而渐渐被遗忘。从各地翻译作品在流传中的不同命运，可以看到隐藏在社会主义世界国际主义表面之下的等级制度。
建立不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也会进入社会主义世界的文学宇宙。中国文学译介到苏联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模式，与上述德国、波兰文学在中国译介的过程完全相符。[395]被翻译的中国文学可以分为四大类：古典文学、五四新文学、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以及获得斯大林文学奖的作家之作品。[396]
翻译成不同东欧国家文字的中国作品，在数量上并不平均，这与各国翻译者的多寡有关。这一点最突出地反映在中国古典文学在国外的翻译上，可见在上述四种类别中，古典文学的重要性最低。从1949年至1954年，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没有翻译任何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匈牙利至少还有《水浒传》的译本和屈原、杜甫、李白、白居易等人的作品选。绝大多数中国古典文学的翻译都出现在20世纪上半叶已具有较发达的汉学研究的国家，即苏联与捷克斯洛伐克。[397]也就是在这些国家，才有较多的五四文学作品得以翻译出版。在捷克斯洛伐克，甚至还有几部晚清小说被翻译出版。[398]
五四时期的左翼文学是翻译成他国文字的重要文学类型之一。鲁迅的不同作品集被译成社会主义阵营的二十多种文字，其中最完整的翻译计划是在捷克斯洛伐克进行的。[399]老舍的《骆驼祥子》发表于捷克和波兰。茅盾的《子夜》被翻译为保加利亚语、罗马尼亚语和捷克语。罗马尼亚、波兰和阿尔巴尼亚的读者也能读到郭沫若的剧作《屈原》。这些作品记录了中国的文学革命与民族革命的历程，中国追求现代化的曲折道路，以及中国人民对外来侵略和内部阶级压迫的反抗与斗争，因此被选择进行翻译。不过，另一个重要原因可能是，不少原先的五四作家到了1950年代初期，已担任政府要职——如茅盾任文化部部长，郭沫若为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自1954年起，他也担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等。他们虽然决策权不大，但作为文化领导人物，在国内外的知名度皆很高。他们经常出国访问，或在北京接待来自国外的文化代表团，因此社会主义阵营的读者对他们较为熟悉。其文学作品的翻译也可以进一步提升他们的国际名望。
虽然如此，五四文学在国外的翻译出版在数量上不如另一种作品，即更加明确地提倡社会主义精神的40年代现实主义新作品。这些作品以更为系统的方式被翻译。马烽和西戎的《吕梁英雄传》（1945年）共有4个译本，孔厥和袁静的《新儿女英雄传》则有6个译本。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代表作《白毛女》被译介到罗马尼亚、捷克、波兰、蒙古和越南。最受翻译家欢迎的是赵树理的小说。除了阿尔巴尼亚外，赵树理的小说集被译介到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他的长篇小说《李有才板话》（1943年）和《李家庄的变迁》（1946年）特别符合东欧与东亚翻译家的口味。中国政府将赵树理塑造为模范作家，他的作品描述了中国广大农村生活及其革命潜能。《吕梁英雄传》与《新儿女英雄传》中对于游击战争和尚武精神的描写，可以很容易令读者联想到《卓娅和舒拉的故事》或《亚力山大·马特洛索夫》等，因而被推荐给国外青年读者。这些英雄故事，可以被看作社会主义世界共享的文学主题在中国本土的再现。
最系统翻译到国外的文学作品，则是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与周立波的《暴风骤雨》——即1951年获得斯大林文学奖的两部作品。获得斯大林文学奖，即意味着质量的保证，因此可以迅速地被翻译。《暴风骤雨》被翻译成8种文字；丁玲的《太阳》则有苏联、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波兰、东德、阿尔巴尼亚和蒙古等国译本。这两部作品从此被公认为中国社会主义文学的代表作，是新中国为一种跨越国界的文学生产和文化消费、为社会主义世界的文学宇宙之贡献。如同《卓娅和舒拉的故事》或西格斯的《第七个十字架》，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学根植于本民族自身的经验，并给本国带来荣耀与尊严；但这些作品又分享共同的主题和精神，因而能普及到各个国家，加强社会主义世界的团结和凝聚感。因此，各国新文学的跨国翻译乃是建立和普及一种兼容民族和国际层次的认同观念的关键因素。
结论
本文探讨了新中国如何参与社会主义世界的文化外交网络，通过哪些渠道成为社会主义阵营的正式成员，并且解释跨国文化交流在其成立初期对新中国的认同政治所起的影响与作用。新政权成立后不久，中国共产党开始重建国家政治、社会和经济的基础，并进而重塑人民大众的认同感。“一边倒”的战略性抉择意味着，新中国的认同政治必须包含民族与国际的两种元素：作为苏联所领导的联盟成员，新中国的世界地位从此要在社会主义世界这一宏观脉络中定义。面临这项任务的国家并不仅是中国，东欧和亚洲的新兴人民民主国家都面临着同样的抉择。如上所述，文化交流的各种形式——学生交换、学术和专业人才的接触、世界青年联欢节等大型国际活动，以及新文学的翻译出版——在培养社会主义世界的共同意识时起了关键作用：一种兼顾各国政权的合法性需求和全联盟的身份共识的意识构造。尤其是新型社会主义文学的互相翻译，成为这一工程中的重要环节。苏联大众文学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作，在十几个国家的同时发行与阅读，才能对各地读者产生直接的影响，让无数群众接触与吸收社会主义世界的文化与意识。
总结上述讨论，还有两个重要问题在等待答案：社会主义世界的政治认同观念中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的，并且对中苏关系的本质能说明什么？还有，如何评价50年代文化交流的实际影响，尤其是它长远的、在大众意识中的影响？对于这两个问题，目前只能做初步的解答。
从历史的角度看，中苏关系从一开始就含有多种问题与张力。许多学者长期以来试图说明，一个当初如此蓬勃、被寄托无限希望的联盟，如何在短短十几年间就走向分裂？基于本文所提供的考察，我们可以重新考虑这一问题并作出一些初步的答案：文化外交及交流的工程最终被围绕着核心的两股相互对立的力量所撕裂。一股是在超越国界的国际主义主张下形成的围绕着苏联的强大向心力，一股则是各国的独特认同政治（如人民民主国家为斯大林奖的竞赛）的离心力。前者——向心倾向——是经由“一边倒”方针的提出而被公开宣布的，但在50年代初期并不能讨论其内在问题。然而，学生交流和跨国文学翻译等，清晰地展现出社会主义世界体制内的等级结构：莫斯科永远是最高权威，拥有制定标准的权力，而联盟中的其他国家处于同样永恒的边缘地位。中苏联盟破裂以后，中方曾用“社会帝国主义”这一名词来形容这种不平等状态。[400]就中国与社会主义集团的文化关系而言，时至50年代末，来自国际主义的认同意识与苏联“老大哥”的认可价值，已不如中国共产党在国内自己所能谋求的政治合法性重要了。换言之，国际主义的认同政治越来越限制了中共的灵活性与探索空间；双重的国际主义认同观也挑战了中国大众对中共的忠诚和尊重。因此，中共才开始提出本土的、新的文艺理论和指导方针。
苏联与美国的文化外交策略区别很大。与苏联不同，美国从未邀请自己的盟国（英国、法国等）来参与美国同东亚和东南亚的文化外交活动。美国与台港的文化交流是双边的，并且从一开始也明确地指出这些文化交流的不平等性质。这一策略与社会主义世界的多边文化交流截然不同。这种结构较为简单、要求与目标也更低的文化交流模式是否有益于巩固和维持美国的文化外交，有待进一步比较研究。可以确定的则是，美国的文化交流策略野心较小，并且坦白地承认两方的不平等，因而没有或较少遇到被称为虚假与侵略性的这一危险。中苏关系恶劣化之后，苏联面临的正是这一命运。
最后需要提到的是文化交流的实际效果这一问题。作为社会主义世界文化外交的核心任务，建立兼具民族特性和国际共性的认同观念这一工程到底是否成功？这一问题的最后答案，要待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尤其是关于认同政治的实际运作，例如在各种学校教科书等（上述的苏联英雄故事曾被列入新中国的教科书）。中国及其他人民民主国家所建构的社会主义“新人”以及相关的心理影响等问题都值得更多的关注。[401]跨国文化交流对于新中国认同建构的工程影响最明显的，是在科学技术等领域（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翻译大潮中，苏联科技类教科书的比例也最大）。“学习苏联”的号召以及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学生交换活动培养了一大批科技精英人才。就是这一批人，在数十年后继续治理全国的最高党政机关，而且对中国的科研事业也产生尤为深远的影响。
本文已经指出文艺领域的一些类似发展。绝大部分在50年代初期和中期被送到国外的学生，在他们回国时国内的政治气候已在开始变化，再不能公开地流露对他们留学经验（大部分属正面的）的向往与情感。[402]但由于其专业知识和优秀技能，他们在60年代纷纷担任要职。改革开放之后，许多老留学生就担任各种学术和管理机构的重要领导任务。至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多数翻译文学作品，也并未全都消失。虽然绝大部分来自东欧的作家与作品渐渐被淘汰与遗忘，但特别是那些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最受欢迎并拥有最大销量的文学作品——例如苏联的青少年文学和革命英雄故事——在90年代市场化的出版体系中，可以成功地再版，重新跟读者见面。最杰出的例子当然就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钢铁》不仅是老一代用以缅怀过去的最佳读物，而且还继续吸引新一代的年轻读者。因此，尽管苏联的文化外交可能在50年代末没有产生当时所预想的效果，但从长远来看，中苏文化交流的实际影响比通常所承认的大很多。中苏关系的破裂以及民族主义的主流史学，在1960年以后一直试图淡化新中国成立初期文化交流原有的辉煌，忽略了新兴思想的跨国流动所带来的长远影响。
欲了解文化外交的持续影响与意义，或许不如去考察这一认同政治工程在中苏关系破裂之后的命运。60年代的中国，曾经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文艺理论来挑战从苏联进口的文艺思想体系，以此否定莫斯科的中心地位。然而在这一过程中，与其说原本中苏文化外交模式中所隐含的不平等状态得以消除，毋宁说这一状态被重新定义。60年代初期，当中国试图以第三世界文化外交中心的身份与新近取得独立的亚非国家建立关系时，以往的社会主义世界之文化外交模式又重演一次，“苏联世界”一变而为“中国世界”。此时的中国，如同当时的苏联；而亚非第三世界国家，则处在了中国当年的边缘位置——过去的学徒已掌握了当年的课本，自己成为国际舞台上的教师。不过，这些问题已超越本文探讨的范围，因此无法进一步处理。尽管如此，它们同样帮助我们了解到新中国初期文化外交的双重目标——民族主义与国际主义——之间所包含的张力与矛盾。
（朱星威 译 徐培木 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