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凯思
1945年8月初，大连还是一个令人不安却保持着平静的城市。甚至当苏联红军与日本关东军作战横扫中国东北时，一个日本观察家评论说这个城市根本没有表现出“任何战败国的焦虑迷茫”。[80]另一个观察家认为，直到15日苏联军队逼近大连和旅顺的时候，大连仍似乎显得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公司职员还在上班，有轨电车仍旧在照点运行”。[81]作为日本殖民帝国的主要港口和生产中心，这个城市继续按日常节奏运转着。
8月22～23日，随着苏联军队和坦克进城，这种平静被彻底打破，日本对关东租借地40年的统治画上了句号。作为该地区的主要城市，大连和旅顺首先在19世纪90年代末俄国统治期间得到初步发展，1905年至1945年则处在由势力强大的南满铁路公司领导的日本殖民当局控制之下。然而与中国东北其他地方不同的是，苏联军队在1946年以后仍驻留在大连和旅顺。《雅尔塔协定》和《中苏友好同盟条约》都承认把辽东半岛末端这片1300平方英里土地的控制权让给苏联，该地区就是过去作为日本殖民地长达40年的关东租借地，包括工业港口城市大连和海军港口旅顺。[82]显然，斯大林对协议相当满意，以至于在地图上指着旅顺大连说，“这是我们的”。[83]这一地区的全部主权直到1950年才还给中国，最后一支苏军直到1955年才撤离该地区。
从1945年8月至1950年的苏联直接军事管制时期，苏联军队与中国当局、中国本地人之间在社会与政治方面时常出现关系紧张的局面。中共传统历史叙述在涉及苏联控制辽东半岛问题时，重点关注的是苏军存在带来了长期稳定局面，以及大量中苏模范企业和机构的发展情况，这使得旅顺和大连在新中国版图中成为实践苏联模式条件优越的地区。到20世纪40年代后期，大连是许多苏联和中苏合营工业企业、一家重要的中苏报社的总部所在地，并且是中共成立中苏友好协会最早的城市之一。中共还在旅顺中小学较早实验了苏式教育。1949年，这个前殖民地港口欢迎游客来参观一个大型工业展览，并吸引了几十万参观者来到大连。这次展览的主要作用是显示其早期采用苏联模式取得的工业化成就。占地最大的展览是中苏友谊馆，它深入描述了苏联人给大连和旅顺带来的所有正面影响，其中的关键是说只要工业回到正轨并且妥善管理，大连会像苏联一样进入发达社会主义的阶段。[84]
中国没有其他地方经历过如此长时间的苏联占领，也没有其他地方像大连和旅顺那么早就在许多方面对苏联模式进行了实验。因此，苏联占领留下的遗产是理解中苏关系在中国影响力的重要内容。尽管有人考察了苏联人在大连和旅顺时期带来的复杂的政治影响，但关于苏联人对城市社会生活影响方面的探讨还是个空白。[85]鉴于该地区作为苏联人与中国人在中国土地上主要接触点所具有的特殊意义，这是很让人奇怪的。本文探讨了从日本殖民地向社会主义过渡这个重要时期，苏联占领大连和旅顺所产生的社会影响。首先分析居民中普遍存在的对苏联占领军持消极看法的问题，其次揭示这种情绪在1947、1948年如何成为推动中共与大连的苏联当局建立更紧密联系的背景因素，进而又成立社会机构来宣传苏联人的正面形象，以及苏联人如何完成了用社会主义制度重新改造大连和旅顺的任务。
“老大哥”？中国的民族主义与苏联占领军
对于已从农村根据地派遣大量干部进入该地区的中共而言，其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就是如何在这个自清朝以来中国人就一直没有统治过的地区建立起自己的合法性。殖民制度的某些方面，如带有剥削性的土地和劳动力支配制度、警察以及司法制度已被废除，通敌分子也被从权力机关中清除了，以上这些都是中共建立合法性过程中希望采取的重要步骤。到1946年末1947年初的时候，另一挑战是如何使这个城市的工业走上正轨，以使其能够支持中共对国民党军队的战争。鉴于农村党员在管理重要工业城市方面经验不足，以上这些任务每一个都非常艰巨。此外还有一个现实情况，即该地区正处在苏联严厉的军事管制之下。人们可以想见中共在大连和旅顺所面临的困难形势：如何在一个再次由外国占领的前殖民地和已厌倦战争的居民中建立自己的合法性。
在苏联占领期间，那些在20世纪50年代成为中国社会生活主要特征的苏联模式和苏联文化的优点，还远远没有表现出来。根据中共官方资料的说法，苏联军队作为“解放者”最初受到该地区中国居民兴高采烈地欢迎。然而就像是北朝鲜和东欧一些国家的翻版，随后就是苏联军队几个星期不加区别的掳掠。虽然这种不受任何约束的暴力行为持续时间很短，但它无疑破坏了苏联人在中国居民以及中共派往该地区官员心目中的形象。中共官员有时发现自己要在枪口威胁下来保护当地中国人免遭苏联军队的侵害。在一起事件中，一名中国警察开枪打死了两名正在强奸中国妇女的苏联军官。[86]
在这样的环境下，苏联军事当局与中共的政治关系很快就发生了质变。苏联人不想让该地区出现任何可能破坏履行与国民党所签条约的不稳定迹象，因此他们阻止中共人员在群众中开展公开活动，而这是中共在农村根据地得以成功的工作方式。对于在尽力组织反日、反通敌分子的公开斗争，并借此在当地居民心目中建立合法性的干部来说，以上做法极具破坏性。在一起事件中，苏军驱散了中共干部领导的声讨几个日本人谋杀中国人的群众集会。在这个仍居住着20万人以上日本平民的城市，苏军指挥官担心事态会变得不可收拾，故而派出坦克驱散人群，甚至逮捕了几名中共组织者。[87]
政治紧张关系在1947年达到顶点，当时许多主要干部因公开反对苏联在大连和旅顺的行为和政策而遭到撤换，其中包括担任中共在旅大地区第二把手的刘顺元和中共工会负责人唐韵超。刘拒绝签署一份中苏合营公司的协议，用他自己的话讲就是：“苏联人害怕国民党会重新控制大连以及该市所有工业设施”，“因此他们开办了这些‘中苏合营’工业，这样即使国民党来了，苏联人还能控制它们。实际上我们（中共）只是在这些公司挂了个名，苏联人事实上有完全的控制权”。[88]按照苏联当局的说法，唐犯的一个错就是允许自己的工人把苏联称为“一个帝国主义国家”。[89]
其他重要的冲突还表现在如何重建大连工业方面，这个城市的绝大部分工业由苏联控制着。中共知道把该市产业工人组织起来十分重要，并向工人承诺新政权将满足他们的需求。正如唐和其他工会领导人看到的，就工人工资水平来说，苏联人控制的工厂要明显低于中国人经营的企业，因此很难称赞苏联人的管理水平。[90]
除了官员和工人外，中国居民中也普遍对苏联占领军存在着不满和敌意。当时流行的一个俗语就反映了这种情绪，它以人种特征比拟了苏日两国的情形，“小鼻子（日本人）走了，大鼻子（苏联人）来了”。[91]中国当地人用各种方式来反抗苏联当局。例如，公交和火车售票员让苏联人等到中国人买票后他们才能买；苏联人理发、裁剪衣服、坐人力车会被收取双倍价钱；自来水工人会关掉通往苏联人住户的水龙头，然后收取很高的修理费。[92]有人在反击时表现得更激烈，一次偶发的看似平常的冲突瞬间就能变成严重事件，这说明人们心中存在着极大的不信任和愤怒。中国守夜人在一个郊区果园抓住4个偷摘果子的苏联士兵后，一场战斗发生了。在冲突中，守夜人开枪打死两名士兵，打伤了另外两人。[93]
反苏的中国民族主义的兴起，也许是苏联人控制大连和旅顺最大的威胁因素。在这块前殖民地，提出结束外国控制的要求特别有煽动力，尤其是鉴于40年代末期苏联人在当地的不佳声誉。因无法向大连派出官员并获得立足之地，日益灰心的蒋介石政府在大连有效地组织了一次短暂但有强烈象征意义的反苏学生运动，以此来抗议苏联人的占领。尽管这些活动在大连很快就被压制下去，但相关信息通过上海和南京出版的新闻报道及书籍传到了全国，这使得大连在国民党地图上成为反共、反“红色帝国主义的关键战场”。[94]于是“光复大连”成为整个中国健康发展必不可少的因素。一本于1947年出版的关于大连形势的国民党书籍，督促读者“高度关注旅大，这是一个关系我们民族生存的问题，如果我们很轻易地就屈服于苏联人的要求，那么我们就是在自杀”。[95]
国民党官员早在1945年9月就来到了大连，并得到学生和知识分子的普遍支持。中共各种回忆录都谈到，早在1945年10月，大连所有学校都张贴了写有反苏口号的标语。[96]第一场针对苏联当局的大规模学生游行出现在1945年11月12日。像中国许多学生抗议活动一样，这次游行起初是为了纪念一个重要的历史日子——孙中山的诞辰。当时苏联人也刚刚完成该市的民事政府组建工作。超过1万名的学生上午聚集在一个公园，并进行了几个小时的演讲。下午他们占领了街道，手拿标语牌聚集在警察局以及新成立的政府门前，高喊着口号：“打倒傀儡政府！”“支持国民政府！”“推翻共产主义！”当警察赶来平息事态时，学生们开始向警察投掷石块，冲突很快就升级了。这次游行最后以人群被驱散而告终。[97]
1946年在苏联人和中共参加第一个五一劳动节庆祝活动时，由国民党领导的又一轮抗议活动也开始了。学生们拿着支持国民党的旗帜试图参加那天的游行，但遭到工会民兵的阻拦。1919年5月4日是中国现代第一个抗议活动的发起日，并且被认为是现代中国民族主义和学生行动主义的起源。利用五四运动的声势，国民党领导人进一步推动了反帝情绪的扩散。在那天中共干部对学生发表纪念演讲时，国民党组织者派学生到讲台上，以不平等条约、军事强权作为例证，提出了把苏联人比作帝国主义者的问题，并要干部们就形势做出解释，从而导致会场大乱。两天后，即1946年5月6日，学生们又分成小组到大连周边地区进行反苏和支持国民党的宣传。[98]
国民党人很快抓住了大连经济恢复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与学生抗议活动一样，他们利用失败例子来说明苏联在该地区令人怀疑的意图。在40年代后期撰写的论著中，大连的形势在内战和全球共产主义向前推进的背景衬托下，被一成不变地说成是关系民族生死存亡的斗争。那些遭到逮捕以及被从该市驱逐出去的国民党官员和特务分子，带着箱子来找新闻媒体和蒋介石政府。1947年4月，这些领头者向蒋本人递交了一封信，指出苏联的占领与日本的领土要求并无二致，并把形势比作日本用武力占领中国东北的“第二个九一八事件”，要求“以武力收复旅大”。[99]
全国性报纸的各种社论督促立刻采取行动，“阿瑟港（旅顺）和大连是中国领土，接管它们是中国至高无上的权利。任何阻止中国接管的国家都是中国的敌人”。[100]这种要求得到旅大地区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的呼应，给在这两个城市的中共组织造成很大压力，因为他们在被迫接受苏联当局的同时，还要努力在民众中建立自己的合法性。
40年代中后期，大连人并不是轻易就接受了苏联作为拯救者和解放者的形象，人们也没有众口一致地接受苏联模式及其未来形象。因此，这副担子落在了中共身上：他们不仅要处理与苏联当局的政治紧张关系，还要向民众解释苏联军队待在这里的原因，以及他们要学习越来越多的苏联社会主义经验的原因。
了解“老大哥”：中共宣传苏联形象的努力
要改变苏联当局的负面形象，就有必要低调处理苏联与中共政策之间存在的敌意和分歧。为了传播苏军的正面形象、解释苏军驻留旅大的重要性，以及展示苏联作为一个理想社会的形象——中国在不久的将来同样会达到这样一个阶段，人们在文化领域费尽了心机，利用了当地报纸、电台节目、电影、杂志、艺术表演等形式，建立中苏友好协会和青年组织这样的新机构，也是为此目的。中苏友好协会通过各种社会活动、演讲比赛、艺术表演，以及讲述中苏友谊故事的方式，来宣传苏联文化。从苏联引进的儿童夏令营，也成为了中苏儿童相互接触的场所，这有助于增强人们的印象，即中国像苏联一样马上就可以享受到社会主义的成果。
鉴于大连和旅顺的殖民地历史，大力宣传苏联文化显得尤为重要。中国东北大部分地区在中国收回之前曾被日本人控制，当地人因与日本人长期接触而经常被视为可疑分子。在旅大地区，城市文化、音乐、艺术和教育由于同日本帝国主义有着关联，在政治上都是被怀疑的对象。在这里，几乎没有很明确地同中国相联系的时空或文化标志。在近代，它“周而复始”地作为外国的殖民地，没有城墙，没有过中国人管理的历史。在东北其他地区，人们为了把哈尔滨变成一个真正的“中国城市”而修建大型孔庙，但在旅大地区没有这种情况。[101]这里过去完全是一个殖民地，日本人很明确地认为这是他们的领土，并按照他们对西方现代性的理解来统治它，包括在市中心矗立一座大型神道教建筑。大连甚至比上海和天津的外国租借地还不像“中国城市”。
这反过来影响了如何看待现存城市文化的问题。例如，主管文艺的中共干部公开痛惜道：从文化上来看，大连是一个与中国没有联系的地方，这里的知识生活“完全没有基础”。[102]再如，在日本人统治下接受教育的中国学生不被看作通敌分子，而被认为是日本教育制度的牺牲品，是这种制度抹去了他们的民族和国家意识。[103]五四运动时期的艺术形式和基础，以及在延安形成的对文艺在当代中国历史作用的新认识，从中共以外的旁观者视角来看，都是大连人无法理解的东西。大连在日本失败后第一年的经济生活就像喧闹的废品市场，它在毁灭着自己，而这里的艺术被称作“垃圾”，它充斥着日本和伪满洲国留下来的各种东西。[104]主管文化工作的中共干部相信，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清除这些垃圾，并向大连人民介绍新的文化形式。
帝国主义文化遗留下来的“垃圾”包括殖民时代的歌曲、音乐、戏剧，它们在1945年后还曾十分流行。为了阻止这些艺术形式继续传播，东北文艺工作团于1946年来到大连，在它的指导下，中共干部开始通过作词、作曲及歌咏比赛来推介新歌曲，这些比赛经常在学校举行。就中共在大连控制的出版社印刷数量而言，新艺术、新文学作品仅次于政治书籍。[105]在消除旅大殖民时代城市文化的背景下，从苏联复制过来的新的社会主义信息和形象也被介绍进来。正如我们后来看到的，此类活动对当地知识青年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在日本制度下的经历，使年轻人很容易接受自己缺乏强烈民族意识的说法。[106]通过诸如《民主青年》这样的新刊物，模范工人向读者讲述了他们孩童时期在日本统治下的生活。一篇标题为《爱祖国》的文章，就是《民主青年》出版者为解决“如何爱我们的国家”问题而举行的座谈会的产物。在题为“我们曾是没有祖国的孩子”的段落中，读者知道了在1945年以前，大连的工人和学生都是没有身份感的人。在识字运动中被授予特等识字模范的刘梅兰告诉读者，“我11岁就开始在日本人工厂工作，那时我不知道自己是中国人”。另一位叫张玉兰的写道，“我不知道自己的国家在哪里”。[107]
“纠正”以上状况以及向青年人灌输民族主义意识的做法，使旅大地区的形势变得更为复杂，因为这必然要全面支持苏联军队和接受苏联文化。我们看到，较早时候大连青年人，尤其是青年学生非常积极支持国民党政府散播的反苏信息。现在他们被要求去接受是大连和整个中国未来发展样板的苏联。那么这些青年人被传授的是什么样的苏联经验，以及中共是如何向他们介绍这些的呢？
在大连和旅顺异常活跃的中苏友好协会
在传播关于社会主义和苏联正面形象的知识信息方面，中苏友好协会是最为重要的新机构。陈庭梅和余敏玲近来的研究都认为，到50年代中早期，该组织在中国社会生活中已变得无处不在，成为传授苏联以及社会主义未来发展图景知识的主要渠道。[108]
大连和旅顺是中国最早一批成立中苏友好协会的地方。从1945年到1950年，该机构发挥了许多关键性作用，是一个非常活跃的组织。由于中共在大连不能公开活动，该市的政治复杂性使得中苏友好协会成为中共与广大居民保持联系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沟通渠道。实际上，中共几乎所有文化活动都是由该组织经办的。例如，东北文艺剧团就是通过中苏友好协会发出邀请后首次来到大连的。[109]由于该市微妙的政治形势，这是他们能来此地表演的唯一方法。另外，协会的公开任务是宣传中苏友谊和传播关于苏联的知识，这也有助于完成向人们解释苏联人在旅大存在的意义这样复杂的任务。其作用不仅是要宣传苏联取得的成就，而且要向人们解释苏联军队在旅大的地位，以及中共对《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理解。[110]
在1945年下半年，中苏友好协会在大连和旅顺成立了。尽管理论上是自愿组织，但实际情况是当地居民在该组织成立初期经常是被迫成为其会员的。人们发现，对于那些拒绝加入协会的家庭，某些中共官员威胁要采取降低工资和减少食物配给的措施。很多人承认加入协会的原因是会员身份能带来各种实际好处，包括在通过苏联海军基地区域苏军边界检查站时会减少麻烦。在这里，人们知道在挡风玻璃上挂有中苏友好协会标志的卡车很容易就能通过检查站。[111]
更为重要的是，在旅大的中苏友好协会是中共活动的主要阵地，尤其在1945年后期到1946年的工业恢复时期，当时党的干部以中苏友好协会的名义成立了各种贸易公司。[112]1947年后，按照党关于再次推动中苏关系在旅大地区发展的安排，中苏友好协会的作用及重要性进一步得到提升，分支机构在苏联控制地区的每一个城镇和乡村都建立起来。到1949年，该地区5人中就有一人是协会800多个分支机构的会员。[113]
第二轮大力推动中苏友协发展的活动，使得该机构成为通过电影、报纸、杂志和演讲讨论等方式宣传苏联文化的主要工具，同时该机构也为干部听取、分析人们对苏联和社会主义的态度提供了便利。[114]中苏友好协会的活动范围相当广泛，到1949年，关东的中苏友好协会宣称已经举办了180多场摄影展览和3000场研讨会，并放映了几百部苏联电影。[115]
电影是中苏友好协会传播苏联知识及其正面形象的主要媒介。协会领导人定期组织巡回放映队到工厂和城郊的农村放映电影。在大连市，苏联人和中共干部利用许多日本人建造的大剧院来放映苏联影片。1945年8月来到大连后，苏联军事当局成立了苏联电影出口公司大连分公司，它占有了几个最大的日本剧院。这些剧院从此开始专门放映苏联影片。通过该公司，这些影片还加上了汉语字幕和旁白。这些早期的影片绝大多数讲述的是关于苏联历史、列宁和斯大林以及苏军击败法西斯德国的故事。[116]
1946年至1949年期间，大连市共放映了1596部影片，其中1310部是苏联电影，观众总数达到1857.88万人。[117]观看此类银幕图像，是最为有效、最能激发人们了解苏联，并想象自己未来的方式。在关于50年代苏联电影在中国的影响及接受情况的论著中，陈庭梅探讨了此类电影所表现出来的国际主义主题，她认为它们提供了“对中国人自我理解极为重要的比喻性视觉图像、语言和比较框架”。协会领导人希望通过观看银幕上的苏联人，会使人们想到这些苏联人也是正在形成的社会主义世界的一分子。我们不能低估这种视觉上的影响力。田桂英是中国第一位在大连接受培训的女火车司机，她就是在看到苏联女性驾驶火车的影像后受到鼓舞，进而想对这个潜在的职业一探究竟的。正如陈认为的，这些电影加上由中苏友好协会领导人经常举办的演讲和座谈会，变成了强有力的工具，它们在想象中苏人民存在共同纽带的过程中提供了巨大帮助。[118]
中苏友协的另一项重要职责是在旅大举办各种苏联的及中苏友好纪念日庆祝活动。其中包括2月23日苏联红军建军节，以及其他3个纪念日——8月15日（苏联进入中国东北参战日）、8月22日（大连“解放日”）和9月3日（日本战败日）。8月和9月中的这些日子成为大型的全城庆祝日，这就是为人所知的“中苏友谊月”，它最后也成为全中国庆祝的节日。[119]
在这些纪念日举行的许多活动都意在为苏联军队赢得支持，并尽力从全球角度来定位苏联人驻留大连的问题。例如，1946年9月3日上午，数万城市居民聚集在大连最大的公共广场，纪念苏联红军对日胜利一周年。曾是日本殖民政府机构的楼群环绕着广场，几个月后该广场被重新命名为“斯大林广场”。[120]活动的高潮是一面有几千位大连的中国人签名的红绸旗帜被打开，之后这面旗帜被送给了斯大林，以感谢他把该地区从日本人统治下解放出来。当时在莫斯科以及苏联控制下的从东欧到大连的所有城市，这种活动都是义务性的。庆祝活动还包括赞扬苏军保护远东和平的官方谈话。苏联当局以及被任命为当地领导的中国人带领着人群，重复喊着“伟大的解放者斯大林万岁”、“苏联红军万岁”和“伟大的中苏人民友谊万岁”等口号。[121]
对于旁观的中国人和现场活动观察者来说，这类游行必定会使他们想起刚刚过去的不愉快的历史。就是在曾为日本殖民政府司令部楼群之间相同的地方，他们看到了同样赞美日本军队的活动，因为日本军队也承诺要给人们带来和平与繁荣，一个版本不同但一样对地区归属问题进行了模糊化处理的承诺。2月23日，苏联红军成立日的庆祝活动同样充满了意在展示苏军强大的壮丽色彩和象征主义。例如在群众集会上，有意安排了中国女孩向苏联士兵献花的仪式，以感谢他们解放了大连。[122]为纪念苏联红军成立而撰写的文章，对在大连的苏军也表达了敬意，认为苏军的驻留“在战争时期带来了和平”。这些文章还从冷战地缘政治的角度向读者解释了苏军继续驻留的问题。美国及其对日本的继续占领不断威胁着地区和平，而大量苏联军队在辽东半岛的存在保卫了和平。[123]
这些纪念日的活动还包括苏联和中共文艺部队的文艺演出，中苏友好协会的代表来到机关和学校做关于苏联生活的演讲，电影巡回放映队则会到机关和农村放映影片。[124]在这些纪念性节日，电影院放映的苏联影片是免费观看的，巡回放映队到工厂和乡村放映影片，不到一个星期，观众就经常达到4万人。[125]
中苏友好协会会议也提供论坛，以便就社会主义和意识形态问题同当地人保持积极的联系，这些论坛被用来解释苏联军队为什么不是“帝国主义敌人”，而是熟悉的“苏联老大哥”等问题。[126]通过考察中苏友好协会在大连的主要出版物《友谊》上的文章，我们能看到尽力宣传社会主义及其未来前景的官员，与把苏联人看作帝国主义占领者而持怀疑态度的当地人之间发生的各种十分有趣的讨论。
在协会会议上，中共官员发现自己要面对有人提出的关于苏联人及其意图的难题。在听完大连殖民压迫历史的长篇演讲后，一位工人问了以下十分敏感的问题：为什么“大连过去是俄罗斯的殖民地，现在又被苏联人解放了呢？苏联人就是俄罗斯人。到底是怎么回事啊？”[127]当然，答案是这些俄罗斯人是不一样的，因为他们是社会主义者。然而，这句话又是什么意思呢？
许多中共干部对社会主义只有非常粗浅的理解，当他们置身于协会会议时，这方面的不足就会成为一个主要问题。官员黄裕田就坦承：“以前我真的无法告诉你社会主义与帝国主义的不同之处。现在我知道了什么是社会主义国家，也知道苏联是我们的朋友。”[128]一位大豆加工厂的协会分支机构负责人同样承认，“我知道苏联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我不知道苏联为什么就好。想到这一点，那么什么是社会主义呢？”[129]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由于对共同的贫穷经历的感性认识，大连当地人开始尝试理解如何使自己的生活同苏联人保持一些相似性的问题。无疑，中苏的宣传会重点强调苏联是一个强大国家。毕竟，苏联军队在几周之内就击败了日本人。然而在中苏友好协会会议上，社会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领导权的理论经常被描绘成是对穷人友善的。这使得人们头脑中出现了相互矛盾的苏联形象。一方面，在电影和报纸中呈现的苏联是一个强大富足的社会主义乐园，是中国某一天会达到的境界；另一方面，我们看到大连周边最贫困地区的人们认为自己与苏联人是一样的，因为他们知道苏联人就像自己一样是穷人。例如，一个小卷烟厂的职员一听见苏联士兵帮助中国人的故事，就喊道：“看我们的苏联老大哥就是好，这件事就说明天底下我们这些穷人是一家人”。[130]另一名职员也很有把握地说：“我一直就知道苏联人与日本人不一样，苏联人实际上是日本人的对头。日本人恨穷人，苏联人爱穷人”。中国共产党人认为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榜样，但它被理解为是一个“穷国”，而像美国这样的国家是“富国”。此类问题在《友谊》杂志上被公开提了出来。主管中苏友好协会的干部得到指示，“要增强自己对国际主义的理解”。各个行政区负责人和中苏友好协会各分支机构领导都上了夜校，这些夜校举办的目的就是向干部灌输“全世界工人是一家人”的国际主义信念，而反驳苏联是“穷人党”执政、美国是“富人党”执政的思想认识。[131]我们看到，在中苏友好协会会议坦率交流各种思想的过程，也是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观点呈现在大连人面前，以及大连人如何把这些思想和形象内化的过程。
讲述中苏友谊的感人故事
讲述中苏友谊故事是中苏友好协会在全中国进行的主要活动之一。到50年代中期，这些故事经常重点关注的是苏联专家，以及他们在帮助特定工作单位解决某项难题中所起的作用。[132]然而在大连和旅顺，这些故事经常是围绕意在展现苏军正面形象的主题进行的。在50年代早期的旅大地区，这些故事主要有以下几个主题。一些故事详细描述了苏联士兵帮助当地中国人的英雄事迹，其例子经常是苏联士兵帮助干农活，或者用他们高超的医疗技术挽救了孩子或老人的生命。[133]苏军在该地区出版的主要汉语刊物《实话报》刊载一篇报告，从中我们获悉了乐于助人的苏联医生看到中国病人急需输血时，就自愿献血的故事。这个有典型比喻成分在内的事例被加以利用，成为有效的宣传工具，即苏联人的血液挽救了当地中国人的生命。在因输血恢复身体健康后，据说得到命令的讲述人说道，“任何语言都无法描述我们的苏联兄弟所表现出来的伟大的国际主义友谊。这里的苏联医生和护士完全没有民族隔阂地照顾了我”。[134]在另一个关于苏联医生给中国病人输血的例子中，受伤的王宋氏被输入来自苏联医生的血液后，对记者说：“苏联人待我比他自己的家人还亲”。[135]
关注家庭是故事的另一个重要主题。这些故事会超越一般的家庭关系把苏联人称作“苏联老大哥”。[136]正如有的故事讲的是中国小孩爱苏联士兵“叔叔”和苏联妈妈的情节，在这里苏联军队已成为家庭的一分子。[137]母亲和家庭主题是宣传在旅大的苏联人保护和帮助中国人形象特别有效的方法。尤其对于中国青年人，实际上他们经常在这些故事中被看作苏联家庭的一分子。母性主题是友谊故事的另一个特征，讲述苏联妇女收养中国孩子的故事并不稀奇。许多这类故事发生在1955年，当时苏军及其眷属最终撤离了旅大地区。这些故事通常会渲染眼泪汪汪的分别场面，一个中国人留在火车站眼看着自己的苏联家人踏上了回家的旅途。例如，阎守明曾与一个苏联家庭生活了9年，她的故事被一家日报做了报道。在文章中，阎回忆说：苏联妈妈“像我的亲生母亲一样爱我。我觉得苏联母亲都爱中国孩子”。阎还写了她与家人分离时的痛苦，“我最亲的妈妈、兄弟姐妹离开了我，我怎么能不悲伤呢？”[138]
还有的故事讲述了人们与认为苏联军队是“外国人”的消极态度作斗争的故事。例如，六年级学生宋凤奇写了一篇《我爱苏军叔叔》的文章，文章说他的“叔叔”是一位住在隔壁的苏联军官，并且真的不像其他外国人。他还问道：“过去我们在南京蒋介石匪政权统治下生活的时候，我常常看到美国士兵，并且十分害怕。为什么看到苏联士兵时我不仅不害怕，而且感觉在他们周围很轻松呢？”当然，宋的妈妈给出的回答是“美国人是帝国主义者”，而“苏联人像我们一样是社会主义者”。[139]这个故事的意思是说社会主义的共同纽带，使外国士兵变成了更熟悉的家人。
也许这些故事最吸引人的部分，是呈现给读者的在大连和旅顺的苏联人的形象，他们与中国人在一起生活，并结成了很有意义的关系。很难讲这种事情的发生频率或它们通常是如何互动的。就目前得到的资料来看，除了在工厂或学校与专家的联系外，中国人与苏联人的接触是有限的。我的看法是苏联人不论是军人还是平民，都过着与大多数中国人相对隔离的生活。事实上，这也符合我们知道的苏联占领北朝鲜的情况。[140]苏联孩子上他们自己的学校，有自己的娱乐活动。如果出现中苏青年人相互交往的情况，通常就会成为广为宣传的事例，夏令营和学校出现的教育交流活动就是例证。
与“老大哥”做游戏：中苏夏令营
中苏友好协会会议上呈现的苏联形象和故事，是大连人和旅顺人熟悉苏联以及社会主义问题和经验的主要方式，他们和其他中国人将要共同分担这些问题和经验。除了照片和影片外，体验未来新的生活方式也开始出现可能性。正如大连的中苏合营企业是第一批在中国实行苏联模式的例子一样，教育机构成为人们真正开始实验的主要场所之一。
旅顺中学是第一批采纳苏联教学方法的学校之一，该校教师定期参观附近的苏联儿童学校，观摩和学习那里的教学方法。[141]苏联学校在方法上强调自学，教师并不经常要学生到黑板前写下答案，实习教学在重要性上不如小组讨论。在上语言课时，出错的同学经常得到其他同学的纠正。五级评分制度被从苏联引进，它记录学生每天的成绩，同时也被用来对学生进行评估。在一起广为宣传的活动中，中国教师采用多种方法来展现他们的学校是一流学校，是向苏联学习的榜样。[142]
不过，一种新的课堂之外的学习体验——青年夏令营在大连和旅顺出现了，它是受到苏联夏令营的启发而出现的。1945年以后，夏令营在苏联逐渐流行，到1949年苏联举办了6000多个夏令营，参加人数超过了500万。[143]战争期间，国民党政府在中国举办过夏令营，这些夏令营重点关注的是在思想意识上信奉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其在很大程度上是国民党进行战争的动员工具。1948年8月，大连和旅顺第一次开办了苏联模式的夏令营，之后在50年代每年开办一次。[144]
像苏联夏令营一样，这些夏令营主要是进行政治学习、自由学习、大量户外活动、篝火演讲以及讲故事。每年8月，当地报纸和《民主青年》杂志都会报道夏令营的故事。这些文章配有集体活动和参加者在海中或海滩上幸福表情的图片。旅顺开办的最好夏令营每年有1500多名学生参加。[145]到1951～1952年，全东北地区的学生都受邀参加该地区的夏令营。[146]苏联儿童有自己的夏令营，同样开办在风景秀丽的旅顺周边海滩。与苏联在该地区的学校情况类似的是，负责组织旅顺地区中国夏令营的中共干部会以苏联夏令营作为参考模型，因此花了相当多时间来参加和观摩苏联为军队家庭儿童设立的夏令营的各种活动。[147]
夏令营的普及很快就成为旅大青年人文化活动的主要特征之一。在大多数宣传媒介强调为战争节约并努力工作的时候，能有机会离开父母，与同学在景色优美的海滩上玩耍，是夏令营能吸引人的一个主要方面。夏令营包括许多社会活动，人们通过各种方式对它进行描述，其中都强调说中国学生像苏联学生一样，在过着社会主义带来的美好生活。这个地区著名的海滩也曾是日本殖民者度假之地，现在变成了中国学生的社会主义游乐场。夏令营要在风景优美的海边地区开办10天，许多夏令营活动还包括学习苏联舞蹈、集体演唱、体育运动竞赛和海中嬉戏。学生们离开自己的父母，他们要帮助准备饭菜、护卫营地以及在受轻伤时互相照顾。[148]一般一天包括两小时自学有关政治和历史问题的读物，这些问题随后要在上午进行小组讨论。体育活动、跳舞和唱歌活动则安排在下午和晚上进行。[149]
暑假期间，旅顺中学学生在把苏联教育方法从教室带到夏令营的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他们在许多方面是夏令营的主角。例如在1949年，他们带头教大连参加夏令营的学生跳苏联舞。旅顺中学学生掌握的关于苏联文化的技能和知识使他们非常自豪，他们也成为其他学生的榜样。一个来自大连附近地区参加夏令营的学生特别提到，“当我看到旅顺中学学生在跳这些苏联舞，我感到很难为情，我不会跳这些舞，但他们帮我学习后，我就能抛弃我的封建思维方式了”。实际上，旅顺中学学生整个学年都在学习苏联舞，并且每周可以同苏联孩子一起休假，其中经常是举行足球友谊赛。[150]旅顺中学学生在带头进行小组讨论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这种讨论主要是基于自学包括毛泽东、中共和苏联历史等政治书籍进行的。[151]
旅顺夏令营生活不仅提供了练习苏联舞、学习苏联历史的机会，而且提供了与苏联参加夏令营的学生相互交流的机会。从旅顺各区挑选的一组中国夏令营学生，会得到在苏联夏令营生活一天的机会。另外，总数有150多人的苏联夏令营会全体来到中国夏令营参加夜聚会，主要活动有集体唱歌和跳舞。[152]双方共同参加的聚会是夏令营体验活动的一项主要内容，尤其对于东北地区其他地方参与者来说，尽管时间短暂，但他们获得了同苏联学生相互交流的宝贵机会。
通过《民主青年》这类出版物的宣传，中苏青年人的团结合作在报道苏联儿童生活时得到进一步重视。[153]中国青年人在阅读这类刊物上的文章时，也了解了苏联夏令营的情况。其中包含的信息是苏联儿童在享受社会主义成果，现在我们中国人也在享受着社会主义成果。重要的是，中国夏令营也被视为整个共产主义世界类似文化活动的组成部分。例如在1951年夏天，11名中国学生受到邀请参加一个在东柏林举行的共产主义国家“国际”夏令营。[154]到1950年初，夏令营明显地成为党让人接受以下思想的工具，即社会主义会带来“旧社会”人们不知道的舒适生活。甚至在走向内战和朝鲜战争的时期，在描述这些夏令营时仍不断使用着“幸福”二字。延安时期形成的艰苦朴素思想已经不见了。[155]人们看到的是，青年人通过这种苏联制度在过着社会主义的美好生活。
结论
苏联五年的军事管制给大连和旅顺留下了多方面的遗产。一方面，它带来了稳定和相对安全的局面，使得这两个城市能较东北其他地方更快地得到恢复。同时，作为新中国首批重要的中苏合营企业所在地，战后初期的大连及其工人处在试行苏联模式的最前沿。另一方面，中共不得不与当地现实存在的苏联强权达成妥协。苏联当局与中共在大连和旅顺发生的冲突表明，中共在低调处理曾是革命基石的活跃的排外民族主义问题时，要面对各种难题。苏联人和当地中共干部对社会主义的不同理解，也导致双方出现紧张关系。在50年代全中国开展进一步重视苏联模式的行动中，缓解紧张关系，理解苏联人并在民众心中树立起苏联人的正面形象，成为中共要面对的重大挑战之一。大连和旅顺恰恰处于这个过程的前沿地带，因此分析早期这种努力的例证，如在全国出现的中苏友好协会，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又如，除了安排好的青年人见面以及用于宣传的友谊故事外，我们需要做更多工作来阐明苏联人与中国人真正的接触范围和程度。鉴于苏联占领问题的政治敏感性，相关资料很难获取，因此将来很有必要进行一些访谈调查。
最后简要说一下把大连和旅顺的经历与更大范围内探讨苏联影响的研究结合起来的必要性，其中不仅包括苏联在中国的影响，还包括苏联在1945年后苏控区其他地方，如在部分东欧国家和北朝鲜的影响。从战后中国历史来看，大连和旅顺的情况有些特殊，但如果同北朝鲜做比较的话，它们的经历也不是唯一的。在北朝鲜，处理与苏联占领军关系的类似问题和相关努力都存在过，在接受苏联重塑战后当地政治、经济和社会关系的作用问题上，像友好协会这样的机构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令人遗憾的是，现在几乎还没有人进行过此类比较研究。
（谢华 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