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收录了沈志华、杨奎松、牛军、李丹慧、李滨（Douglas Stiffler）等中外学者的22篇论文。这些论文分别探讨了中国内战时期苏占区的中苏关系，1950年代的中苏教育合作、中苏文化交流、中苏经济合作、中苏军事合作，1950年代后期开始的中苏在第三世界的竞争，1950年代末开始的中苏分裂，1960年代末开始形成的中美苏大三角关系，1980年代开始的中苏关系正常化等问题，揭示了那些被遮蔽或被忽略的历史真相。
回首20世纪，对于中国和世界来说，中苏关系无疑是最重要也最令人难以理解的双边关系之一。虽然21世纪已进入所谓“后冷战”时期，但当前中俄之间的微妙关系以及“冷战”与“后冷战”之间错综复杂的联系，都无不向历史学家提出这一要求：全面而深入地理解冷战时期的中苏关系。
有鉴于此，为了“着重反映近年来中苏关系史研究的整体动向”，2009年1月华东师范大学冷战国际史研究中心在上海召开了题为“冷战与中苏关系：外交、经济与文化交流”的国际学术会议。这次会议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热烈回应，共有来自中国、美国、俄罗斯、英国、加拿大、日本、匈牙利、塞尔维亚、新加坡等国家的40多位学者参加，其中30位学者提交了自己的代表性研究成果，并分9个单元进行了主题发言。本文集就是在这次会议的主题报告的基础上形成的。
这次“冷战与中苏关系”国际学术会议反映了当前国际学术界有关中苏关系史研究的特点——研究领域的进一步扩大和研究课题的多样化，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目前国际学术界有关中苏关系史研究的最高水平，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30个研究报告涵盖了自1940年代后半期至1980年代末的时代跨度，研究领域没有局限于政治、外交，而是延伸至经济、文化、社会等以往中苏关系研究中较薄弱的领域，且研究课题丰富多彩。
冷战结束以后不久，国际学术界即开始摆脱冷战时期的思想限制而重新审视中苏关系史，此时的研究重点在于通过梳理大量的解密档案，重新构建中苏关系的历史框架和史实描述，并主要集中在政治和外交领域。在国外，这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首先应推冈察洛夫、刘易斯和薛理泰合著的《不确定的伙伴：斯大林、毛泽东与朝鲜战争》（Sergei N.Goncharov, John W. Lewis, and Xue Litai, Uncertain Partner: Stalin, Mao, and the Korean War,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随后有文安立主编的论文集《战友：中苏同盟的兴衰（1945～1963）》[Odd Arne Westad (ed.), Brothers in Arms: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Sino-Soviet Alliance (1945-1963),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最近出版的两部年轻学者的著作很有影响，即吕德良的《中苏分裂：共产主义世界的冷战》（Lorenz M. Luthi, The Sino-Soviet Split: Cold War in the Communist World, Princeton and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拉钦科的《天有二日：中苏争夺领导权的斗争》（Sergey Radchenko, Two Suns in the Heavens: the Sino-Soviet Struggle for Supre-macy, 1962-1967, Chicago: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在国内，比较突出的著作有杨奎松的《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和沈志华的《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2007），以及沈志华主编的《中苏关系史纲》（新华出版社，2007）。虽然这些论著的观点和侧重不尽相同，但都是建立在对历史过程详细考察的基础之上的，从而大体上实现了对中苏关系基本史实的重构。
从20世纪末期以来，国际学术界对中苏关系史的研究出现了新的动向。学者们一方面继续考察中苏双方之间的政治和外交活动，其研究重点集中在1980年代中苏关系正常化阶段，并注重在国际冷战的整体框架中把握中苏关系的变动，另一方面又开辟出一片新的研究天地，这表现为研究视角开始多样化，研究领域逐步从以往的高层政治扩展到经济、文化、教育、司法等方面。从这次会议的讨论分组即可看出这一发展趋势：
一 中苏经济技术合作（Sino-Soviet Economic and Technical Cooper-ation）
二 中苏文化交流（Sino-Soviet Cultural Exchange）
三 侨民、留学生与“旅大地区”（Immigrants, Students, and Special Zones）
四 苏联指导下的学术和法制改革（Academic and Legal Reform under Soviet Tutelage）
五 60年代的中苏关系：分裂还是和解（Sino-Soviet Split or Recon-ciliation in the 1960s）
六 中苏关系与第三世界（Sino-Soviet Relation and the Third World）
七 联盟与敌人（Allies and Enemies）
八 苏联与中国的改革（The Soviet Union and China's Reforms）
九 中苏关系正常化（Sino-Soviet Normalization）
这些研究所采取的新视角与新研究领域的出现大大推进了中苏关系研究的广度与深度，它们不仅比较全面地勾勒了中苏合作在不同历史阶段、不同地域、不同行业、不同群体中所具有的复杂形式，也揭示了在基层水平上中苏合作所面临的问题与累积的矛盾，从而大大加深了人们对中苏合作及其影响——特别是对曾以苏联为样板、全面学习效仿苏联的中国的影响——的认识。由于篇幅限制，本论文集从30个主题发言中挑选了22篇论文，按照时间顺序分为九大主题，力求尽量展现国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并以此推动相关研究的进一步深入。
一 中国内战时期苏占区的中苏关系
中共与苏联最早展开全面而直接交往的地区是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成为苏联势力范围的中国东北地区，其中尤以苏联实施直接军事占领的旅顺大连地区为代表。根据雅尔塔协议和1945年《中苏同盟条约》在旅大地区合法享有军事占领权的苏联，面对当地人民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需要中共进入旅大帮助管理当地社会，并扭转当地人民对苏联和苏军的不良印象。何凯思的《苏联人在旅顺和大连的活动（1945～1955）》，探讨了中共是如何利用了中苏友协[1]和中苏夏令营这两种组织，将苏军塑造成中国人民的解放者和朋友，并将社会主义苏联描绘成中国未来发展的模板。而郑成的论文《内战时期东北地方层面上的中苏关系：以〈实话报〉为例》，讨论了中共与苏军是如何利用由苏军主办的《实话报》来实现这一目的的。《实话报》的创办与结束都是服务于苏联方面的政治需要——宣传苏军占领的合法性、树立苏军和苏联的正面形象、宣扬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尽管中共全力配合该报的创办与运作，但苏军很少顾及中共与中方人员的要求，从而引发了中苏职员之间的冲突。郑成认为，这一个案说明，即使是有共同的战略利益与意识形态，中苏之间合作的基础还是在于彼此实力的强弱而非平等对称，因此极易产生矛盾。这一特点贯穿了中苏关系演变的全过程，甚至在当时的旅顺也达到了十分严重的地步，为了安抚苏军，中共不得不撤换一批当地的中共高级干部。
二 1950年代的中苏教育合作
中苏之间在基层层次发生互动的一个重要场景是教育领域。李滨的《苏联专家在中国人民大学（1950～1957）》，研究了1950～1957年间苏联专家在人民大学的活动。在肯定了苏联专家对于人民大学的高等教育正规化建设所做出的重大贡献之外，李滨更观察到这样一个令人深思的现象：1950～1953年期间人民大学对苏联专家的态度是无条件地服从，但从1954年开始，中方的态度逐渐发生了转变，不仅越来越指责苏联专家的教育活动不与中国实际情况相结合，而且对苏联专家的使用也逐步减少，并最终于1957年结束。文章令人信服地指出，这一变化实际上反映了斯大林死后中国对苏联——包括苏联的知识与教育方式——的态度已经在发生微妙的变化，这一变化既源于客观上1953年后中共在国际共运中地位的提升，也源于中国自己的主观自我评价与抱负发生了变化。
李滨考察的是在中国场景下发生的中苏人员互动，与此对应，马意莉则考察了在苏联场景下发生的中苏人员互动：中国留苏学生。1950年代中国留苏学生后来多成长为中国各个领域的领导人物，作为一个群体，他们对当代中国历史的影响巨大，考虑到其人生观和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正是他们留学苏联时期，因此对这一问题进行研究显得很有价值。文章指出，由于中国与苏联处于社会主义发展的不同阶段，由此两个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差别令中国留苏学生处境尴尬。中国留学生到达苏联后不仅发现作为社会主义样板的苏联并不完美，而且自己被赋予的重任反而令他们很难在已经比较成熟的苏联找到合适的定位。马意莉认为，中国留学生在苏联的境遇反映了中苏两国由于处于不同的社会主义发展时期而在彼此互动中存在着的现实张力与象征性张力，这正是她的论文题目《两个革命之间：在苏联的中国留学生》的用意所在。
三 1950年代的中苏文化交流
本次研讨会上关于中苏文化交流的研究也是一个亮点。傅朗的文章《政治认同：1950年代中国与苏联、东欧的文化交流》，十分独特地将整个社会主义集团之间的文化交流作为考察对象。傅朗考察了社会主义阵营内文化交流的四种主要渠道：艺术家互访、国际文化交流会议、文化艺术学生的交流，以及最为重要的各国社会主义文学的翻译。文章指出，即使这些文化交流活动的目的是为了宣扬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但其具体的运作与表现却恰恰体现了社会主义集团内部所具有的等级结构——苏联在这一国际文化交流活动中占有核心地位，而东欧国家和中国则处于边缘地位。从中苏文化交流的角度来看，这种交流并不均衡，苏联对中国的文化影响要远远大于中国对苏联的文化影响。傅朗深刻地指出，正是这种等级结构决定了社会主义阵营最后走向分裂。
与傅朗的宏观考察相映成趣的是另外两篇有关中苏文化交流的个案研究。陈庭梅的《苏联电影的引进及其对塑造毛泽东时代中国的意义》，探讨了中国官方对苏联电影的态度和苏联电影对中国民众的教育感化作用这两个方面。陈庭梅发现，中国官方对苏联电影的态度并非一成不变，而是根据自身的政治需要不断调整对苏联电影的宣传重点和解释，而且中国对苏联电影的引进数量并不一定与中苏关系的起伏同步。例如在1950年代，中国官方强调的是苏联电影对普通民众的教育作用——培养人民对社会主义大国苏联的向往，而在中苏分裂期间，有关十月革命和列宁的苏联电影则被中国官方当作批判苏联“修正主义”的有力武器。
何冬晖则提供了另一个有关中苏文化交流的个案研究。她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苏联教育小说与两代中国读者》以在中国家喻户晓的这部著作的阅读史作为考察对象。该文发现，即使中苏关系破裂也并未妨碍中国人，特别是青少年对这部著作的阅读。何冬晖提出，随着中苏关系与中国国内政治气氛的变化，这部著作对于读者的意义也在发生变化：1950年代这本书被当作是教育中国青少年为社会主义事业献身的经典，其阅读方式也是由官方组织的公共阅读，但是到了1960年代和1970年代，中苏关系的破裂与中国国内政治气氛的激进反而令这本书的阅读变得私人化，读者从而有可能在这种私人阅读中发掘出与1950年代的阅读截然不同的东西，而这恰恰是1950年代官方在引进这本书时想要极力消灭掉的——比如保尔和冬妮娅的恋情。
中苏之间的文化交流还发生在侨民和法律领域。美国加州大学谭安（Glenn Tiffert）的《南橙北枳：1950年代中苏司法建设合作的经验教训》，围绕1950年代中国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建设，考察了中国在苏联方面的帮助下展开的司法人才培养工作。他认为尽管中国大学全面引进苏联模式的司法教育，但由于很多学生毕业后并不直接从事司法工作，反而是遵循中国传统的道德价值观以及旧有的法律文化的退役军人和文化水平较低的中共干部主导了中国的司法工作，因此苏联对中国的司法建设影响有限。而北京师范大学张在虎的《1954年和1955年中国苏侨集体遣返：由来、实施及存在的问题》系统考察了中苏之间在遣返在华苏侨问题上的互动。虽然这一遣返比较成功地完成了，但其中出现的问题和矛盾还是体现了中苏在侨民问题上的互动中存在着国际主义和国家利益之间的张力。这两篇文章都相当有新意，但出于篇幅考虑并未纳入本论文集。
四 1950年代的中苏经济合作
在中苏经济合作领域，本次会议也有较新的研究突破。相对以往中苏经济合作研究主要以工业经济合作为考察对象，姚昱的《橡胶合作：中苏经济关系的个案研究》发掘出了中苏经济合作中比较少见的跨林业、外贸和技术合作个案，从而提醒人们必须注意到中苏经济合作存在着多样性和复杂性。文章指出，与工业领域的合作项目都表现为苏联对中国的单向援助不同，中苏橡胶合作却是双向的，它展现出中国是如何利用自己的有利条件来帮助苏联的。为了满足兄弟国家对战略资源天然橡胶的需要，中国利用自己在气候、地理位置、对外经济联系等方面的相对优势与苏联展开了大规模的林业、外贸和技术合作。尽管双方在各个层次上都存在着矛盾，但双方都为这一共同的事业而竭尽所能。然而，这一合作事业的结果却令人诧异：虽然中国在苏联的配合下成功地打破了西方在外贸领域的封锁，但当时在华南地区大规模展开的橡胶种植却以失败告终。在这一失败中，苏联的要求过大过快与中国盲目相信苏联经验这两个因素起了非常关键的作用。该文最后做出了这样一个非常值得深思的判断：虽然历史证明中苏经济合作关系的兴衰一般取决于中苏政治和外交关系的变化，但中苏橡胶合作这一个案却说明，从技术角度讲，中苏经济合作本身也有难以克服的障碍。
五 1950年代的中苏军事合作
相比上述对中苏教育、文化和经济合作的研究，中苏之间在军事领域的合作更为复杂和微妙。沈志华的《援助与限制：苏联对中国研制核武器的方针》专门探讨了中苏在核武器这一极为敏感和重要的领域所进行的互动。文章客观地指出，中国核武器之所以能快速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苏联所提供的全面援助，但苏联在提供这一援助时并非完全积极主动。心存戒惧的苏联领导人一开始限制对中国的核武器技术转让，而是将其援助集中在和平利用原子能领域。苏联之所以后来会向中国人打开核武器援助的大门，是赫鲁晓夫在国际共运和国内政治的斗争中获取毛泽东大力支持后所给予的回报。苏联的核武器技术援助所赖以发生的这一基础注定中苏之间的核武器合作不会一帆风顺，而核武器所具有的敏感性与重要性又注定它会在中苏关系的演变中起到核心作用。该论文精彩地展现了中苏关系的起伏是如何影响到苏联对中国核武器研制的援助，而这一援助自身出现的各种问题又如何影响了中苏领导人对彼此的判读。
国防科技大学赵阳辉、朱亚宗合著《苏联专家与中国军校的创办：对军事工程学院档案的考析》，专门讨论了苏联是如何援助中国第一个军事工程学院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该文证明了在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建立过程中，苏联专家们自始至终都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这一研究与沈志华的研究都凸显了这样一个十分有意思但至今尚无系统研究的问题：在中苏分裂之后，中国如何对待极为重要和敏感的国防领域的苏联技术和经验，如何判断这些技术和经验对中国军队的军事现代化的影响？
六 1950年代后期开始的中苏在第三世界的竞争
中苏之间的合作与冲突除了发生在中苏两国之间，也发生在另外一个从1950年代末越来越重要的场景：第三世界。周万的论文《与中苏争夺第三世界：1958～1959年铁托的亚非之行》，细致地考察了1958～1959年南斯拉夫领导人铁托的亚非之行以及中苏的反应。周万指出，中苏之所以十分重视铁托的此次亚非之行，是因为担心铁托会掌握亚非国家不结盟运动的主导权。但是中苏的反应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别。苏联的“和平共处”外交方针实际上与铁托宣扬的“不结盟”运动存在着一致性，而中共的“世界革命”理论及成为亚非革命运动领袖的愿望则与铁托的活动针锋相对。论文给出了这样一个令人信服的判断：1958年中苏之所以齐力批判南斯拉夫，只是为了维系已经出现裂痕的中苏关系，两者此后不久就展开了在第三世界中的竞争。
杰瑞米·弗里德曼的《1960年代苏联对发展中世界的政策与中国的挑战》呼应了周万的研究，并指出，中国的挑战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1960年代苏联对发展中国家政策的转变。弗里德曼认为，从1960年代初开始，由于中苏之间在如何对待发展中国家的民族解放斗争与经济发展问题上存在着根本性的分歧，双方展开了激烈的竞争。由于在第三世界的影响落后于中国，苏联不仅调整“和平共处”的外交方针，并提出了“全民民主”理论，以支持发展中国家的民族解放斗争，更在宣传、经济援助、意识形态与军事援助等方面对中国发动了反击。
安德烈·耶丁姆斯基的《苏联参加第二次亚非会议的计划及对华策略》一文，详细论述了苏联为准备参加第二次亚非会议而进行的充分、细致的准备。虽然苏联十分希望能够参加这次会议，以便加强亚非国家对苏联的认同并树立苏联在亚非世界中的领袖地位，但考虑到中国一直反对苏联参加这次会议，莫斯科的态度既积极又谨慎，并曾设想与中国进行建设性的合作。相对于弗里德曼的研究，耶丁姆斯基的论文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到1960年代中期冷战因越战和其他事件而再度加剧时，在某些具体情况下中苏仍有进行合作的可能与空间，至少苏联表现出了这样的意向。两位学者的结论虽然看似矛盾，但实际上指出了中苏在第三世界的竞争具有这样的特点：实力较弱的中国在许多情况下掌握着主动权。
七 1950年代末开始的中苏分裂
承接上述对中苏在第三世界的竞争的研究，戴超武的论文《中印边界冲突与苏联的反应和政策》，特别考察了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之一，印度在中苏分裂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当时推行“和平共处”的苏联十分重视不结盟运动的领袖国印度的国际地位和影响，但中印边界冲突涉及中国的国家根本利益，而中共领导人对世界局势和印度领导人的看法则较为激进，作为盟友的中苏双方在这一问题上存在着根本性的分歧。中印边界冲突不仅引发了中苏之间的激烈争吵，而且在中苏分裂中起了重要作用。此外，苏联的反应和立场还极大地改变了南亚地区的战略格局。
李丹慧的论文《失去的机遇？——赫鲁晓夫下台后中苏实现和解的新尝试》，与普罗祖缅希科夫的论文《苏中和解的最后尝试：对最新解密俄国档案的解读》，分别从中苏两个方面探讨了1964年赫鲁晓夫下台后双方为缓和两国关系而进行的努力及其目标。虽然在资料使用和研究重点上各有侧重，但两位学者都认为当时并不存在中苏达成和解的可能性。尽管中苏双方都存在着和解两党关系的意图，而且都采取了一定的缓和措施，但双方在原则上和目标上却是根本对立的：苏共方面坚持苏共二十大确定的方针路线，并要求继续加强苏共在国际共运中的领导地位，但中共方面则认为赫鲁晓夫的下台已证明苏联犯了路线错误，苏共应当彻底承认错误并向中国的正确路线靠拢。这种根本性的分歧和认识上难以弥合的差距决定了中苏和解是无法实现的。
八 1960年代末开始形成的中美苏大三角关系
吕德良在他的论文《不期而遇的局面：1969年中苏美三角关系论析》中提出了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针对以往研究多认为中美苏大三角的形成是某国或某个政治家深思熟虑与高明操作的结果这一看法，吕德良在系统考察了中美苏三方已有资料后指出，中美苏大三角关系的形成乃是一系列不可预料的事件彼此影响的产物。吕德良认为，面对当时中美苏三者之间彼此互相敌对的危险局面，直到1969年中美苏任何一方都受制于国内政治和体制因素的限制而难以实现对这一困局的突围。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1969年的中苏边界冲突以一种偶然的和不可预料的方式导致了中美缓和、联手抗苏的局面的形成。
吕德良有关中美苏大三角关系的形成并非理性决策的结果这一看法，在杨奎松的论文《中美和解过程中的中方变奏：毛泽东“三个世界”理论提出的背景探析》中得到了某种回应。杨奎松指出，在中美缓和期间，以世界革命领袖自居的毛泽东并不愿放弃自己的世界革命路线，虽然他出于对国家安全的考虑而与美国进行接触，但他的态度却是一直在革命与缓和之间摇摆不定。虽然中美实现缓和之后毛泽东曾提出了联美制苏的“一条线”、“一大片”世界局势理论，但1972年和1973年出现的美苏缓和却令毛泽东的设想受挫。迫不得已，毛泽东最后提出了“三个世界”理论来重新认识国际局势和重新定位中国的外交方针。主导中国外交的毛泽东从同意中美缓和到提出“三个世界”理论，其中经历颇多反复与犹豫，究其原因，除了当时国际局势不断变化之外，更与毛泽东自身不愿放弃革命理念所产生的自我限制有关。随着毛泽东逐步放弃世界革命的理念，以及后毛泽东时代中国领导人对世界局势采取了务实态度，中国外交中的这一意识形态限制才逐步消失。
九 1980年代开始的中苏关系正常化
1980年代开始的中苏关系正常化的过程十分漫长，直到1989年冷战结束前才正式完成。这一问题吸引了众多学者的注意，四位学者分别从东欧、苏联和中国三个角度来解释这一过程漫长的原因。
王俊逸的论文《中苏关系正常化过程中的中国与东中欧关系》评价了东欧国家在中苏关系正常化过程中起的作用。王俊逸认为，在1980年代初，中苏之间存在着难以弥合的障碍，因而中苏两国难以实现缓和，而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因其与苏联关系特殊，被中苏双方认为是调整中苏双边关系的重要中间人和试验场。中苏两国的这种考虑以及东欧对苏联态度的重视，决定了中国与东欧的关系是从属于中苏关系的。因此尽管中国与东欧较早进行了关系改善，而且双方在进行经济改革等问题上的确存在着共同点，但这一关系始终受制于中苏双边关系的演变。这一关系的本质也解释了为何在1989年中国与苏联关系正常化和东欧剧变后，中国与东欧的关系反而出现了倒退。
相比王俊逸的研究，魏丽莎的文章《1980年代早期苏联对中国政策延续和变化的压力》探讨了苏联内部各种力量对苏联调整对华政策的促进与妨碍作用。受益于中苏边境贸易的苏联边疆地区官员欢迎中苏关系的进一步改善和正常化，苏联的一些开明学者和官员也呼吁中苏关系的正常化并认同中国的经济改革，但因为反华而登上政治舞台的苏联外交精英与苏联保守派官员却既对中苏缓和不抱希望，又反对国际共运的新变化，更对中国的经济改革持批判态度。正是由于这些反对力量在很长一段时期主导了苏联外交决策，致使苏联在中苏关系正常化的道路上行动迟缓。而拉钦科的论文《苏联外交机构的干部更替与对华政策转变（1985～1986）》，则更为细致地介绍了1980年代中期对中苏关系正常化持不同看法的苏联对华决策者及其幕僚的情况，苏联方面在中苏关系正常化道路上的迈进，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热衷于双边关系正常化的决策者上台的缘故。
牛军的论文《“告别冷战”：中国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的历史涵义》，强调了中国领导人分步骤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领导人此时确立了以“改革开放”为核心内容的新的国家发展战略。正是因为中国国内经济发展战略的改变同时也要求建立与之相匹配的外部环境，所以中国领导人转向了跳出冷战思维框架的“独立自主”的外交方针，而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是其中关键一环。决定中国在中苏关系正常化道路上的步伐的是中国领导人对国内因素的考虑，一些外部事件只是起了次要作用。
在编辑这本论文集的过程中，我们又仔细地研读了提交会议的所有主题报告，认为这些论文作为一个整体极大地扩宽了中苏关系史研究的视野和角度，这证明了中苏关系史研究具有极大的活力和吸引力。更为重要的是，与会的学者在彼此交流与讨论中提出了许多国内外学者可以进行合作研究的重要课题，指出了各国不断解密和披露新的档案文献为挖掘史料开辟的学术空间，从而使我们有可能将中苏关系史研究推向更高的研究层次和更深的研究领域。这一结果恰恰是我们组织这次会议与编辑这本论文集的初衷——以此为平台为国内外学者创造学术交流的机会，让中国了解世界，让世界认识中国。
沈志华 李滨
2010年4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