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四方面军西渡嘉陵江之后，原计划是要向甘肃南部发展，消灭胡宗南主力，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但是由于优势敌人的压迫，长年战争和“左”的政策造成的困难，策应中央红军的紧迫战略需要等因素影响，红四方面军决定放弃川陕根据地。在撤离的过程中，张国焘命令部队实行“大搬家”，并在沿途“坚壁清野”，焚烧农民房屋，给人民群众造成了巨大损失。撤出川陕根据地后，从1935年5月起，红四方面军开始长征，并于6月在懋功与红一方面军胜利会师。
红四方面军长征后，川陕革命根据地遭到敌人的严重破坏。许多红军伤病员和掉队人员以及大批地方干部、红军家属和革命群众惨遭敌人杀害。据粗略统计，通江城内居民原有3900余人，经敌屠杀后仅剩1000余人；巴中县仅鱼溪区一地，全家被杀的即达210户，革命干部被杀328人；宣汉县红军家属全家被杀的有1492户，革命干部被杀370人等等。但是，面对敌人的白色恐怖，根据地人民并没有向敌人屈服、低头。不少革命群众，在被捕后虽受尽严刑拷打，依然坚贞不屈。在刑场上，他们昂首高呼“打倒军阀！”“打倒豪绅地主！”“拥护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万岁！”等口号，慷慨就义。与此同时，由刘子才、赵明恩率领的1000余人，组成红军独立师，在广元、宁羌、南郑、南江等地区，积极展开游击活动，不断打击敌人，继续鼓舞着川陕边人民的斗争。虽然，全师最后仅剩60余人枪，但仍然坚持斗争，不屈不挠，可歌可泣。
二、奠定了西北革命运动的坚固基础
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广大的农村地区建立起一大批革命根据地。正是有了这些革命根据地作为基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才名至实归，真正成为一个能够与国民党政府分庭抗礼的政治实体。但是，由于地缘政治影响及群众基础不同的缘故，这些根据地在地理位置上分布得并不均衡，即主要根据地基本上都集中在了中国的南部和东南部地区，北部和西北部地区即使建立了一些根据地，面积也都比较小，不足以影响革命全局。而红四方面军入川以及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则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这种不平衡，从而使革命的火种传播到西北地区。
首先，使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主张在中国西北部广泛传播开来。在红四方面军进入川陕地区之前，尽管革命的火种已经传播到了这里，但是其影响是十分有限的。而红军进入四川，并以通南巴地区为中心建立川陕革命根据地，则使得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主张在川陕革命根据地迅速传播开来。1935年4月下旬，红四方面军渡过嘉陵江占领阆中、南部、剑阁、昭化、梓潼、平武、彰明、北川、青川、中坝，接着一路西征攻克土门、茂县、咸州等地，和红一方面军会合后又在川康边地区辗转一年多，则把革命的影响传播到了更遥远的西北部地区。
为了使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主张为广大疾苦人民所了解，红军和各县区政权组织了宣传队、钻字队、粉刷队，广泛利用石刻、标语、对联等形式宣传党的土地革命方针，对民众起到广泛的动员作用。就石刻而言，红军在川陕根据地所遗留的石刻有近7000幅（20世纪50年代存有4000余幅，至今尚存2233幅），分布于川北、陕南26个县辖区，面积5万多平方公里（包括川陕根据地区域和红四方面军西征经过的地区），内容不仅涉及反映中国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主张的文献、布告，如《中国共产党十大纲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川陕苏维埃政府布告》《劳动法令》等，而且还包括反映根据地军民拥护马列主义、支持中国革命的标语，如“列宁万岁”“红军胜利万岁”“为保卫土地而战”等。其中通江的“赤化全川”和“平分土地”石刻，最为醒目，字体巨大，气势恢宏，充分反映了川陕军民实行革命的信心和决心。由于这些石刻通俗易懂，保存时间持久，且随处可见，因此，宣传效果十分显著，很多人正是通过石刻了解了红军的主张从而参加革命的。同时，红军和苏维埃政权，还先后出版了《川北穷人》《共产党》《苏维埃》《赤化全川报》《战场日报》《干部必读》《少年先锋》等23种红色报刊和几十种革命书籍，积极宣传党的土地革命方针政策，并及时报道全国红军和川陕苏区军民的斗争事迹和经验，使根据地广大军民得到了教育和鼓舞。此外，川陕根据地军民充分利用当地民俗特点，创作出了《十送》《盼望救星共产党》《打游击》《红军队伍开过来》《铁树总要把花开》《少年先锋队队歌》《消灭刘湘歌》等2000余首歌谣，以及《田颂尧自叹》《刘湘投江》《送郎当红军》《十劝夫》《护红谣》《打柴歌》等戏剧，极大地激发了川陕地区军民的革命热情。
正是由于红四方面军和苏维埃政权能够利用石刻、报刊、歌谣、戏剧等多种民众喜闻乐道的形式宣传党和红军的主张，因此，红军所经过之处便留下了革命的火种。即使是红军长征撤出了根据地，川陕边地区人民仍然没有放弃对革命的信心，正如歌谣中所唱道：“反动派，你莫歪，红军早迟要回来。红军走时就说过：三年五载就转来。过了三年等五年，过了五年从头来。等上几个三五年，铁树总要把花开。”
第二，沉重打击军阀统治，为西北地区革命运动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民主革命时期，中国的西北部地区一直是军阀纷争之地，如四川、陕西、甘肃都是军阀林立的省份，比较大的军阀有刘湘、刘存厚、杨森、田颂尧等。军阀的武力统治和军事纷争，一方面导致民不聊生，官逼民反，从而为革命发生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也给革命造成很大困难，使革命力量很难生存，革命影响很难传播。西北地区革命运动落后，交通和信息闭塞固然是主要原因，但是军阀统治对革命形势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也是至关重要的。红四方面军入川并建立起革命根据地，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这一状况。这不仅是因为红军宣传了革命，增加了当地群众反抗压迫的积极性，而且还因为红军在军事上的胜利大大削弱了军阀武力统治的力量，使军阀感到普遍恐慌。当军阀因惊慌失措而放松控制时，就形成了发动革命的有利条件。正是利用此有利条件，红四方面军以破竹之势攻占了川北地区。鉴于形势十分有利，红四方面军和中共川陕省委决心将川陕革命根据地建成西北革命的后方，从而推动西北乃至全国革命运动的发展。
为了使川陕革命根据地早日成为西北革命运动的大后方，红军英勇作战，相继取得了反“三路围攻”和反“六路围攻”的胜利，消灭敌人十余万，致使田颂尧部几乎全军覆灭，罗泽洲、李家钰部损失过半，邓锡侯、刘存厚部元气大伤，刘湘、杨森部精锐遭受重创，这有力地推动了西北革命运动的发展。对于这一点，中共中央和苏维埃政府给予了高度肯定，认为：“这种惊人的胜利，给整个西北革命运动奠定下了最强固的基础，在征服中国各省革命发展之不平衡上，前进了一大步。”
第三，对杨虎城部开展统战工作，为红军落脚大西北创造了条件。川陕革命根据地建立之初，就面临着四川和陕西两方面的军事压力。鉴于陕西的杨虎城、孙蔚如部并不愿和红军作战，并派遣了少校参谋、中共地下党员武志平来根据地进行联络协商，因此，为了避免四面受敌，争取更多支持，红四方面军及中共川陕省委决定，同意与山西杨虎城的第十七路军达成互不侵犯协定。为了表示对此事的重视，红四方面军还特派方面军参谋部主任徐以新与武志平到汉中与孙蔚如面谈互不侵犯协定的具体条款。后在中共陕西省委、陕南特委的配合下，通过杨虎城高参陕西著名进步人士杜斌丞的协调努力，经过多次谈判，红四方面军与十七路军终于于1933年6月24日达成了互不侵犯秘密协定，又称“汉中协定”。协定的主要内容是：互不侵犯，只要陕军不进攻苏区，红军保证不进军陕西；配合打胡宗南，如果红军西进甘肃攻打胡宗南，孙蔚如部愿给红军补充部分武器弹药，并予以掩护；红军可以在汉中设立交通站，陕军可以给红军送东西；双方只能秘密往来，由武志平与红军保持联系。
与十七路军达成互不侵犯协定，是红四方面军统战工作的重要成绩。这不仅减轻了红军在前线的压力，使红军能够集中力量对付川系军阀，而且还使川陕根据地能够与外界的交流渠道畅通无阻。正是根据汉中协定，红军和陕南地下党组织在陕南开辟了三条由西安通往根据地的秘密交通线。秘密交通线的建立，一方面使川陕革命根据地得到了急需的军事情报及医药医疗器械、通信器材、汽油等重要物资；另一方面，也为廖承志、潘自力等大批干部顺利进入根据地提供了安全保证。此外，汉中协定，还为红军长征落脚陕北及之后与杨虎城进一步合作创造了条件，对后来团结抗日和西安事变都起了相当作用。
第四，为中国革命重心由长江以南向西北部地区转移提供了重要桥梁。土地革命时期，川陕革命根据地建立的时间相对比较晚，但是，与同一时期其他革命根据地相比，其在地理位置上的战略优势却是不容忽视的。它地处长江和秦岭之间，威胁国民党军事重镇成都、西安、武汉，辐射甘肃、新疆及湘鄂豫皖等地，战略位置极其重要，可谓连接中国南北革命的桥梁。正因为川陕革命根据地具有如此重要的战略位置，因此在川陕革命根据地刚刚建立并有所发展的时候，中共中央就十分敏感地意识到其对西北地区乃至全国革命形势的影响。1933年7月24日，在一次中央一级党的活动分子的会议上，博古就代表临时中央郑重地指出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将会推动西北和全国革命运动的发展，为此他说，川陕革命根据地在地势上有巴山之天险，扼汉水长江之咽喉，向南发展可以截断长江，虎视武汉；向北发展可以据汉中而制西安；向西发展可以打通甘肃、新疆与苏联联络；向东发展可以联系湘鄂西及鄂豫皖赤区。这一力量的开展，不仅推动西北革命运动，而且是配合全国革命形势与争取一省几省乃至全国革命胜利之必要条件；不仅是消灭田颂尧及川陕军阀，而且是推翻国民党与帝国主义之重大力量。1934年1月，在全国苏维埃大会上，毛泽东就代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对川陕革命根据地的优势及其在战略上的重要意义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川陕苏区是扬子江南北两岸和中国南北两部间苏维埃革命发展的桥梁。”之后的事实证明，川陕革命根据地的确在中国革命发展的关键时期发挥了沟通南北的作用。特别是长征过程中，红四方面军兵力比较多，位于连接西南和西北地区的桥梁地带，对正在云贵川边和川西北转移的中央红军，无疑具有重要的策应作用。
长征初期，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之所以会选择向云、贵、川方向转移，除了这些地区地形复杂、国民党统治力量比较薄弱等因素影响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要和红二方面军、红四方面军会合。1934年底，当同红二方面军会合的可能已经十分渺茫时，同红四方面军会合，就成为中央红军的重要目标。据李德（奥托·布劳恩）回忆，早在黎平会议之前，毛泽东就有了“向四川进军，去和四军团（红四方面军）会合”的计划。遵义会议后，这一计划更加明确。1935年1月20日，中革军委在《关于渡江作战的计划》中就指出，中央红军的基本方针是协同红四方面军在西北方面实行总的反攻，并争取赤化全四川。尽管由于敌人重兵围堵，中央红军曾一度放弃“赤化全川”的目标，准备就地建立根据地，但是，随着形势变化以及向川西进军条件的成熟，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再次要求红军渡过金沙江向四川进军，认为这是战略上的需要。正是在这一目标指导下，红一、红四方面军最终于懋功实现了会师。会师后，中共中央在1935年6月28日的两河口会议上进一步确定了红军向甘肃南部进军和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战略方针。8月5日，在沙窝会议上，再次强调建立西北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认为红一、红四方面军在中国西北部的活动，将大大推动西北少数民族反帝国主义与反国民党的斗争，使西北广大地区土地革命的斗争进一步的尖锐化，使共产党苏维埃红军的影响大大扩大。
从中共中央在长征中逐渐确定建立西北革命根据地方针的过程可以看出，正是由于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存在，中共中央才逐渐确定了向北进军以至最终要在西北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在这个过程中，川陕革命根据地不仅是西北革命运动的后方和基础，而且还是中共中央和红军从长江以南地区转移到西北部地区的重要桥梁。关于这一点，徐向前的评价更符合当时的实际，他说：“红军进行战略大转移，如果没有川陕根据地的桥梁和连接作用，将会增加更多的困难，造成更大的损失。”
三、支持了红军的发展和战略转移
红四方面军是中国工农红军的三大主力之一，在中国革命军事史上举足轻重。但是，红四方面军的这一历史地位并非天然形成的，而是在创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和川陕革命根据地的艰苦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其中川陕革命根据地时期是红四方面军大发展时期。这期间，红四方面军由入川时的不足1.5万人，发展到了8万余人。红四方面军壮大后，不仅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川陕革命根据地，而且还有力地支援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和其他革命根据地的反“围剿”斗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