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马司搬运茶叶的办法：一是依靠商人贩运，“令出产州县出给长引，指定只得于熙、秦州、通远军及永宁寨茶场中卖入官”。并且“先具客人姓名、茶色、数目、起离日月，关报逐处上簿，候客人到彼，画时收买。如计程大段过期不到，即令行遣根逐”；二是官府直接把茶搬运至熙、秦各地卖茶场。于是，“有茶及搬茶郡县，知州、通判、知县皆由茶司与转运司奏明差注”。并且在沿途设立水陆茶递铺，把茶叶先搬至凤州（陕西凤县），然后转搬至秦州和熙河出卖。总计水陆运茶每年达四五万驮之多。搬茶劳力，除强迫招募沿途百姓外，还差成都府路厢兵充当搬茶劳役。其中水运则置“百料船三十只，差操舟士兵六十人，军大将一人管押”。由于川路险阻，搬茶至陕西极难，所差搬茶百姓和士兵，往往死于非命。
川茶运往熙、秦出售，利润特厚。据吕陶讲：“名山茶一驮，榷买载脚，至秦州不满十贯，而卖三十贯以来，或四十贯”，净利高达三倍至四倍。官府为了保证茶马贸易和垄断茶叶专卖的利益，规定少数民族只许于官场买茶，严禁私相交易和内地商人贩茶到少数民族地区出卖，违者除货没收外，还要依法判刑，其中将茶子、茶苗“贩卖与诸色人，致博卖入蕃及买之者，并流三千里。其停藏负载之人，各徒三年，分送五百里外，并不以赦降原免”。属于茶园户者，“将茶园籍没入官”。州县官失于察觉，也要受到处分。其目的在于使少数民族地区永远不能种植茶树，永远依赖官府供给茶叶，永远必须以马换茶，以利于对少数民族的羁縻统治和保证战马的来源。
官府卖茶场所卖茶叶分为博马茶和杂卖茶二类。博马茶用马与茶按市价折价互换，杂卖茶则由蕃商和当地居民用现钱和物货购买。为了鼓励吐蕃等族以马易茶，官府规定博马茶的市价低于杂卖茶的价格。减价以致马多，“马来既众，则售茶亦多”，既保证了战马的来源，又做到薄利多销，茶利颇丰。同时考虑到“蕃戎嗜名山茶，日不可阙”，把名山茶“与蕃商以杂货贸易，规取厚利”，将造成“其茶入蕃，既以充足，缘此遂不将马入汉中卖，有害马政”。还特别规定名山茶专用博马，不得他用。必须候年终买马数足，方许杂卖。
买马办法除主要用茶与马按价互换外，也用金银钱绢等物买马，从其卖马者所欲。其中茶马互换办法，一般是马以一匹，茶以一驮为单位。按马的骏驽、茶的优劣，分别计算市价。“如马价高茶价少，即将余数以银、绢及见钱贴支。内银、绢并依逐处在市见卖实价纽折，不得有亏官私。其见钱仍计每匹价值，不得过十分之一。如不愿请银绢等，只愿以余数算请零茶，亦从其便。如马价少茶价高，即许贴钱请茶，或合并就整请领，或据钱数算请零茶。”并且规定“蕃部牵马赴场，候拣中，据合请茶数，限当日出给关子，赴场请茶，画时支给。所有愿贴请银、绢及见钱等，只就买马场，亦限当日支给。已上如稍嵇滞，干系官吏，并从严断”。但是，经办官员利用权势，贪赃枉法，“ 长吏旁缘为奸，不时归货，以空券给夷人，使待资次，夷人怨恨”，影响少数民族运马入汉博易的事件难于避免，并常有发生。至于茶与马的比值，则依供求关系和民族关系等因素而随时调整，增减不定。北宋神宗以后，熙河地区为宋朝管辖，居住在今甘肃、青海境内的吐蕃部族，乳饮肉食，嗜茶成性，马羊成群。特别是湟州故地，部族甚众，商贾通行，又当青唐一带蕃马来路。当时马源丰裕，故茶贵而马贱。熙、丰时期，一驮茶即一百斤茶，能换一匹马。到崇宁三年（1104），秦州买四岁至十岁，四赤（尺）四寸大马一匹，用名山茶一百一十二斤，每斤折价钱七百六十九文”。崇宁四年（1105）熙、河、兰（甘肃兰州）、岷、巩（甘肃陇西）等州买马一匹，仍为茶一驮，其中买良马一匹，亦只需茶二驮。南宋时期，马路阻绝，茶与马的比值就变成马贵茶贱了。淳熙四年（1177）吏部侍郎阎苍舒就说：“祖宗时，一驮茶易一上驷。陕西诸州岁市马二万匹，故于名山岁运二万驮。今陕西未归版图，西和一郡，岁市马二千匹尔，而并用陕西诸郡二万驮之茶，其价已十倍”。“今岩昌四尺四寸下驷一匹，其价十驮茶”。用钱计算，北宋时期陕西马价由每匹三四十贯涨至七八十贯，南宋乾道时期（1165—1173）岩昌寨、峰贴峡的马价已是每匹二百余贯。为了解决买马经费来源，除秦州茶马司买马用茶外，四川买马已是茶、锦、银、绢兼用。
茶马贸易的另一特点，是用茶博易四川地区的羁縻马。既满足马的来源，又通过经济手段实现对少数民族的政治控制。宋朝在四川的有效统治，主要在四川盆地的汉族地区。盆地四周众多的少数民族聚集地，实际权力掌握在当地少数民族统治者手中。宋朝在这些地区只行使对各族首领封官、赐爵、赐地等政治权力。为了维持这种封建的从属关系，加强经济联系就显得十分必要。在经济联系中，四川境内少数民族多马缺茶，汉族人民多茶缺马，互通有无的茶马贸易就成了宋朝搞好民族关系、维系羁縻统治的纽带。所以，“盖南渡前，市马分而为二：其一曰战马，生于西邮，良健可备行阵，今岩昌、峰贴峡、文州（甘肃文县）所产是也；其二曰羁縻马，产西南诸蛮，短小不及格，今黎（四川汉源）、叙（四川宜宾）等五州所产是也”。
宋朝用茶博买羁縻马，不求马之为用和马价之廉，但求通过茶马贸易，从经济利益上安抚少数民族，保持边境安宁。南宋陈弥作就说：“祖宗设互市之法，本以羁縻远人，不籍马之为用，故驽骀下乘，一切许之入中。”泸州知州何悫在谈到叙州设置市马场的原因时也说：“西南夷每岁之秋，夷人以马请互市，则开场博易，厚以金缯，盖饵之以利，庸示羁縻之术，意宏远矣。”孝宗时期朝廷下令禁止买黎州不堪作战的驽马，成都府路转运使袁抗上奏：“朝廷与蛮夷互市，非所以取利也。今山前后五部落仰此为衣食，一旦失利侵侮，不知费值几马也。臣念蜀久安，不敢奉诏。寻如旧制。”在这种政策指导下，宋朝用茶博易羁縻马，给了少数民族多方优待。例如，北宋崇宁年间在黎州买羁縻马，“四岁至十三岁四赤四寸大马，每匹用名山茶三百五十斤，每斤折价钱三十文；银六两，每两止折一贯二百五十文；绢六匹，每匹止折一贯二百文；絮六张，每张止折五十文；青布一匹，止折五百文。约本处价例，仅是半价支折与卖马蕃部”。而“秦州买四岁至十岁四赤四寸大马，一匹用名山茶一百一十二斤，每斤折价钱七百六十九文，比黎州减得茶二百三十八斤，又减省银绢等不少，衮比马价钱止四分之一”。又如北宋政和六年（1116）以后，泸南少数民族运马来泸州，按照当时一匹马值钱二十千的市价，宋朝州、县官付给的官价，每匹却高达九十余千，即超过马值的四倍。而且“黎、叙、南平军（四川綦江）等州，每买纲马五十匹内，良细马不过三四匹，中等马不上二十匹，余皆下下，不可服乘，发以充数，则必倒毙”。然而博买羁縻马在经济上的优待安抚，并不能完全杜绝边境地区的武装冲突，反而“蕃蛮久持圣朝宽大，一拂其意，必起纷争，官吏亦惧生事，无敢谁何”。在这种情况下，宋朝在用茶转买羁縻马的同时，对少数民族的茶禁极严，对愿意臣属并保持友好关系的兄弟民族就赠茶、卖茶和买马，否则就不赠茶，不卖茶，不买马。“使蕃夷仰我之心重”，以迫使其接受羁縻统治。
茶马贸易所买之马，北宋时期，川马或支拨川峡四路诸军，或部送陕西四路总管司，熙、秦吐蕃等族的战马，或支拨陕西诸军，或转送京师。南渡以后，川秦所市之马，皆由陆路经兴元府、襄阳府至汉阳发配东南沿江诸军。由于山路崎岖险阻，马行峻岭乱石之间，伤其蹄，道毙者多。乾道初，吴璘为宣抚使，乃造舟水运，经嘉陵江、长江至鄂州。然而峡江湍险，军士素不谙习，一遇滩碛，人马覆溺。于是驱沿途之民，为之操舟，所赏衣粮，皆遭劫夺，所过鸡犬为之一空。未几璘死，乃罢水运，复遵陆运。利、夔两路沿江州郡被害三载，至此得免。
当然，茶马司的建立，茶马贸易的兴起，并不意味着茶马司的职责全是卖茶买马和四川茶叶全归买马之用。相反，“四川产茶，内以给公上，外以羁诸戎，国用所资，民恃为命”。“川茶，熙河二路经费所仰”。茶马司的职责除卖茶买马之外，还要为国家提供部分财政、军事费用。熙宁七年四川榷茶，熙秦买马，每年发运至熙秦地区的四五万驮川茶中的将近二分之一的杂卖茶，就是供熙河地区籴买粮草和其他经费开支。南宋时期，四川茶司收入除买马之外，也要负担关外军费。绍兴年间朝廷规定茶司“岁拨共一百十三万缗隶总领所赡军”，“至淳熙十一年，遂以五十万缗为准”。此外，地方官员侵占、挪用、贪污茶利收入以作他用，更常有发生，在所难免。尽管如此，但自建立茶马司经管茶马贸易后，川茶必须在满足博马需要的基础上，才能移作他用，则是宋朝坚定不移的既定政策。至于官吏挪用、贪污茶利以肥私，更是受到朝廷的严厉禁止。南宋初期，统兵一方，镇守川陕，权势显赫，威高任重的吴玠、吴璘用博马川茶易珠玉、红发之物，就曾受到高宗的多次规劝、禁止和约束。
茶马贸易的作用和意义
两宋王朝所提倡和经营的茶马贸易，对宋朝军事上保证战马的需要，政治上保持同西南吐蕃等族的友好关系和边境安宁，经济上促进汉族和兄弟民族相互之间的生产发展，都起了积极的作用。
